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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哑谜

哑谜的《韩非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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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 21:53:4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四、外储说右下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经一
君主和大臣共同掌握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用什么来说明这个道理呢?用造父驾车的马被突然窜出的猪所惊吓而失去控制的故事来说明,用王良驾车的马被圃池中的水草所吸引而失去控制的故事来说明。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田恒就像圃池中的水草,宋君和齐简公的权势被他们所分,因此不免被他们杀害。祸患表现在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而无法指挥马,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而不能成曲调。
说一
公造父驾驭拉车的四匹马,时而向前奔驰,时而绕圈打转,得心应手地驾驭着马。能得心应手地驾驭马的原因,在于他有独掌马缰绳和马鞭的权力。然而,马突然被窜出来的猪所惊吓使造父不能控制的原因,并不是马缰绳和马鞭的威力不足,而是被窜出来的猪分散了这种威力。王良驾驭副车,不用马缰绳和马鞭而是根据马的喜好,专门用草料和水去控制它。可是马经过草圃和水池时驾车却失败了,不是草料和水的好处不够,而是因为这种好处被草圃和池水分散了。所以王良、造父都是天下善于驾驭车马的人,可是让王良掌握着马笼头的左边大声吆喝,让造父掌握着马笼头的右边用鞭子抽打,马连十里也走不到,因为二人共驾一车的缘故。田连、成窍都是天下善于弹琴的人,然而让田连在琴首弹拨,让成窍在琴尾按捺,却不能构成曲调,也是由于两人共弹一张琴的缘故。凭着王良、造父高超的驾车技能,共同掌握马缰绳来驾驭,却驱使不了马,君主怎么能把与他的臣子共掌权柄作为治国之道呢?凭着田连、成窍巧妙的弹琴技法,共弹一张琴却弹不成曲调,君主又怎么能同他的臣子共掌权势来成就功业呢?
另一种说法:造父是齐王副车的御者,他用控制饮水的方法把马训练成功。在园圃中试车,口渴的马看见园圃中的水池,就离开车子跑向水池,试车因此失败。王良驾车替赵简主争夺长途赛程的锦标,车子刚出发时,有头猪伏在沟里,当王良快马加鞭前进时,猪突然从沟里窜出来,马受到惊吓,驾车失败。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赏恩赐,是百姓所喜爱的,您自己执行;杀戮惩罚,是民众所厌恶的,请让我来担当。”宋君说:“好。”于是发布威慑民众的命令、诛杀大臣之类的事,宋君都说“问子罕”。这样,大臣们畏惧子罕,小民们归附子罕。过了一年,子罕杀死宋君夺取了政权。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一样夺取了他的君主的国家。
齐简公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刑罚很重诛杀严酷,赋税繁重且常常杀戮百姓。田恒对民众布施慈爱,显示宽厚。齐简公把齐国的民众当作渴马,不对他们施加恩惠,田恒就用仁厚作为圃池来争取他们。另一种说法:造父是齐王副车的御者,用控制饮水的办法训练马,一百天后训练成功。训练成功后,他请求为齐王试车,齐王说:“在园圃中试车。”造父驾车进入园圃,马看见园圃中的水池就跑过去,造父没法制止。造父用控制饮水的办法训练马已经很久了,现在马看见水池就凶悍地跑去,即使是造父也没法制止。现在齐简公用法令禁锢百姓很久了,而田恒却给予他们好处,这样做就好比田恒倾倒出圃池中的水而给饥渴的百姓看。
另一种说法:王良替宋君进行长途赛车的角逐。车子已经套好,他摩拳擦掌(准备开始)。比赛将要开始了,王良赶车向前,轮子完全符合车辙;拉着马让它后退,马的前蹄正好掩盖后蹄的足迹。策马出发,却从洞中跑出一头猪。马受惊后退停下来,鞭打也不能使它前进;马凶悍地奔跑,拉紧缰绳也不能矫正它。
另一种说法: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赏恩赐是民众所喜好的,请您自己执行;惩罚杀戮是民众所厌恶的,请让我来担当。”于是杀戮小民、诛杀大臣一类的事,宋君都说:“和子罕商议去。”过了一年,民众知道发布让人死或让人活这一命令的大权掌握在子罕手中,所以全国的民众都归附于他。所以子罕挟持宋君并夺取了他的政权,法令也不能阻止此事。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田恒就像圃池中的水草。”让王良、造父共同驾驭一辆车,每人各握一边的马缰绳从里巷的门出去,驾车必定失败而不能回到正道上。让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每人各按一根弦来弹奏,那么弹奏必定失败而弹不成曲调。
经二
国家的安定和强大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不按法办事,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公正地实行赏罚而不对臣民讲仁爱。爵位和俸禄来自所立的功劳,杀戮和惩罚来自所犯的罪行,臣民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卖命出力而不讲对君主个人效忠。君主明白不讲仁爱的道理,臣下明白不讲私忠的道理,就可以统治天下了。秦昭襄王懂得做君主的道理,所以不散发五苑的瓜果蔬菜去救济民众;田鲔懂得做臣民的道理,所以教育儿子田章一切要从利害出发;公仪休虽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
说二
秦昭襄王生病,每个里的民众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公孙述从王宫出来看见了,回宫祝贺秦昭襄王说:“竟然整个国家的民众都买牛祭神为您祈祷。”秦昭襄王派人查问此事,果然确有其事。秦昭襄王说:“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甲。没有命令却擅自祈祷,这是爱我。他们爱我,我也将改变法令而以同样的心去爱他们,这样法制就不能建立;法制不建立,则是乱国亡身的途径。不如每人罚两副甲来重新和他们搞好国家的治理。”
另一种说法:秦昭襄王生病,民众为他祈祷;秦昭襄王病好了,民众又杀牛向神还愿。郎中阁遏、公孙衍出宫看见了,说:“现在不是祭土地神和腊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杀牛祭祀呢?”两人感到奇怪而询问此事。民众说:“君主生病时,我们为他祈祷;现在病好了,我们杀牛还愿谢神。”阎遏、公孙衍很高兴,去拜见秦昭襄王,祝贺说:“您胜过了尧、舜。”秦昭襄王吃惊地问:“为什么这样说?”二人回答说:“尧、舜,他们的臣民还没有达到为他们祈祷的地步。现在您生病民众却用牛来祈祷,病好后,民众杀牛向神还愿,所以我们私下以为您胜过了尧、舜。”秦昭襄王于是派人查问此事,哪个居民区这样做的,罚它的乡官和伍长都出两副甲。阎遏、公孙衍惭愧得不敢再说话。过了几个月,秦昭襄王喝酒喝得很痛快情绪很好,阎遏、公孙衍趁此时机对秦昭襄王说:“先前我们私下以为您胜过尧、舜,不是故意要奉承您。尧、舜生病,他们的臣民还没有达到为他们祈祷的地步;现在您生病了,民众却用牛来祈祷,您病好了,他们就杀牛向神还愿。现在您却罚他们的乡官和伍长都出两副甲,我们私下感到不解。”秦昭襄王说:“你们为什么不懂这一点?那些民众为我所用的原因,并不在于我爱他们就为我所用,而在于我有权势就为我所用。如果我放弃了权势而同他们彼此结交,像这样,我偶然不爱他们,他们就不为我所用了,所以最终要摒弃仁爱的做法。”秦国发生了严重饥荒,应侯范雎请求说:“五苑中著地而生的草木:蔬菜、橡果、枣栗,足够用来养活百姓,请您把它们发放给百姓。”秦昭襄王说:“我们秦国的法律,让有功的民众接受赏赐,让有罪的民众受到诛杀。现在发放五苑的蔬果草木的做法,是让有功的民众和无功的民众都接受赏赐。让有功的民众和无功的民众都接受赏赐的做法,这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发放五苑中的东西使国家混乱,不如不给枣蔬而让国家安定。”另一种说法:秦昭襄王说:“命令发放五苑中的瓜果蔬菜,能够用来养活民众,这是让有功的百姓和无功的百姓去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应侯您放弃您的主张吧。”田鲔教导他的儿子田章说:“你要想自己得到利益,先要让你的君主得到利益;你要想家庭富有,先要让你的国家富有。”
另一种说法:田鲔教导他的儿子田章说:“君主出售爵位给臣子,臣子出售智力给君主,所以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
公仪休任鲁国的相,他喜欢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着买鱼来献给他,他不接受。他的弟弟劝他说:“您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为什么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假如接受了鱼,一定会有迁就送鱼者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将违背法令;违背法令,就会被罢免相位。即使我爱吃鱼,这样也就不一定会再给我鱼,我也不能自己弄到鱼。如果我不接受鱼,那就不会被罢免相位,尽管爱吃鱼,我能够经常自己弄到鱼。”这是懂得那种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的道理,懂得别人为自己不如自己为自己的道理。
经三
明智的君主,借鉴国外的经验,然而对国外的事情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成功,因此苏代批评齐王不信任大臣,燕王以此为鉴而让权落到子之手里。君主借鉴上古的事情,然而听隐士的话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显耀自己,因此潘寿谈夏禹传位给伯益的事,燕王以此为借鉴把国位让给了子之。君主对这些还无所觉悟,方吾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提到古礼上说不和穿同一服装的人共坐一辆车,不和同一家族的人住在一起,何况把君主的大权转让给别人呢!吴章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劝说君主连假的爱憎都不要表露,何况把真情流露给别人呢!赵王厌恶老虎的眼睛,身边近侍说权臣的眼睛比老虎的眼睛更可怕,赵王却不觉悟而受到蒙蔽。明智的君主的治国方法,就像周王朝主管接待的官员阻挡卫侯那样维护君主的尊严。
说三
子之任燕国的相,地位尊贵并且专权。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他说:“齐王是怎样的一个君主?”苏代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了。”燕王说:“为什么呢?”苏代回答说:“从前齐桓公称霸,朝廷内的事托付给鲍叔牙,外交活动托付给管仲,齐桓公自己披头散发玩弄女人,每天在宫内的市场上游玩。而现在齐王不信任他的大臣。”从此燕王更加信任子之。子之听说了此事,派人送给苏代百镒黄金,并听从苏代的使唤。另一种说法: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看到不使子之获得好处,就一定会办不成事而回,燕国给齐国的贡物和燕王给他的赏赐也拿不到手,于是见到燕王,就称赞齐王。燕王说:“齐王怎么会如此贤明?那不是一定要统治天下了吗?”苏代说:“挽救危亡都来不及,怎么能称王呢?”燕王说:“为什么呢?”苏代说:“他对亲信的人任用不当。”燕王说:“那怎么会危亡呢?”苏代说:“从前齐桓公敬爱管仲,立他为仲父,内政由他处理,外交由他决断,全国的事都由他掌握,所以能够一举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现在的齐王对他亲信的人任用不当,因此知道齐国要灭亡了。”燕王说:“现在我任用子之,难道天下的人没有听说吗?”于是第二天盛设朝会一切听凭子之处理。
潘寿对燕王说:“您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人们之所以说尧贤明,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许由又必定不接受,那么这就使尧有了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现在您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接受,那么这就使您有了让国给子之的名声而与尧有了同样的高行。”于是燕王就把整个国家交托给子之,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另一种说法:潘寿,是隐士。燕国派人聘请他。潘寿见到燕王说:“我担心子之会像伯益一样。”燕王说:“怎么会像伯益一样呢?”潘寿回答说:“古代禹死的时候,要把天下传给伯益,启的亲信就相互勾结攻打伯益并立启为王。现在您信任宠爱子之,准备把君位传给他,可是太子的党徒全部控制着大权,支持子之的人没有一个在朝廷内。如果您不幸去世,子之就会像伯益一样了。”燕王就把官吏的印都收上来,凡是领取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印都交给子之处理,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君主用来作为借鉴的人,是诸侯手下的士人们,而现在诸侯手下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党羽。君主用来作为自卫的人,是隐居山林的士人们,而现在隐居山林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门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剥夺的权力掌握在子之手里。所以吴章说:“君主不要假装恨人,也不要假装爱人。假装爱人,就不能再恨他;假装恨人,就不能再爱他。”
另一种说法:燕王想把君位传给子之,就此事询问潘寿,潘寿回答说:“禹爱重伯益而把天下托付给伯益,不久又让启手下的人做官吏。等到年老的时候,禹认为不能把天下托付给启,所以把天下传给了伯益,但权势都掌握在启的手中。过后不久,启同他的朋友、同党就攻打伯益并把天下从伯益手中夺了过来,这样禹虽然名义上把天下传给了伯益,实际上却是让启自己夺取天下。这表明禹不如尧、舜贤明。现在您想把君位传给子之,可是官吏们无不是太子手下的人,这是名义上传位给子之实际上却是让太子自己夺取君位。”燕王于是收回官印,凡是领取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印都交给子之处理,子之的地位于是尊贵了。5方吾子说:“我听说古礼上讲:出外不和穿同样服装的人同坐一辆车,住家不和同一家族的人聚居在一起,何况做君主的还把自己的权势外借呢!”
吴章对韩宣王说:“君主不能假装爱人,一旦假装爱了某人,他日就不能再恨他了;君主不能假装恨人,一旦假装恨某人,他日就不能再爱他了。所以假装爱、假装憎的感情稍有表现,阿谀奉承的人就会根据这个去诋毁或称赞他人。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再把它收回来,更何况把真实的情感表露给别人呢?”
赵王到花园中游玩,身边的侍从拿一只兔子逗老虎,给它吃又收回来,老虎发怒地圆瞪着双眼。赵王说:“老虎的眼睛真让人厌恶!”侍从说:“平阳君的眼睛比这老虎的眼睛更可恶。看到老虎的眼睛这样还没有危险,见到平阳君的眼睛像这样子就一定要死了。”第二天,平阳君听说了这件事,派人杀了说这话的人,赵王却不责备平阳君。
卫侯去朝见周天子,周王朝主管接待的官员问卫侯的名字,卫侯回答说:“诸侯辟疆。”这官员拒绝让他进去并说:“诸侯不能和天子用相同的名号。”卫侯于是自己改名说:“诸侯燬。”然后主管接待的官员才让他进去。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禁止冒犯君主,意义是多么深远啊!虚名都不能拿来假借于人,何况是实际的权力呢?”
经四
君主是依靠严守法治原则、责令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过在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按法办事的官吏,所以明智的君主致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这种说法表现在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纲的故事里。所以失火时负责救火的啬夫的行为,不能不加以讨论。救火时,啬夫自己提水跑去灭火,只能起到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派人灭火,就能差遣上万的人。所以对待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着马推着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他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驭,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所以这种说法表现在椎锻是用来敲打不平使之平,榜菜是用来矫正不直使之直的故事里。反之,它的失败则表现在淖齿在齐国掌权杀死了齐湣王,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死了赵武灵王的故事里。
说四
摇树的人一一掀动每片树叶,虽很劳累也不能把叶子掀遍;如果左右敲打树干,那么所有的树叶都会晃动了。在深潭边摇树,鸟会受惊而高飞,鱼会被吓而深游。善于张网捕鱼的人牵引鱼网的纲绳,如果一个一个地拨弄网眼而后取得,那就不但劳苦而且也难捕到鱼;牵引网上的纲绳,鱼就自然被网住了。所以官吏是民众的本和纲,因此圣明的君主管理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
救火时,让啬夫提着壶和瓮跑去救火,就只能起到一个人的作用;让啬夫拿着鞭子、短棍督促人们去救火,就能役使万人。所以圣人不亲自治理民众,明君不亲自处理小事。
造父正在锄草,这时有父子乘车经过,马受了惊不肯向前走,一个儿子下车去牵马,父子几人推车,又请造父帮忙推车。造父于是收拾好农具,停止锄草而把农具寄放到车上,拽住那个儿子牵着的马,然后才拿起缰绳和鞭子,还没有用上它们,马已一齐向前奔跑了。假使造父不会驾驭,即使用尽力气辛辛苦苦帮他们推车,马还是不会往前走。现在自身操作轻松,而且把农具寄放在车上,又有恩德施于人家,是因为有技术能驾驭惊马的缘故。所以国家好比是君主的车子,权势是君主的马。君主没有术来驾驭它,自己即使很劳苦,国家还是不免于乱;有术来驾驭它,自己不但能处在安逸快乐的地位,还能取得帝王的功业。椎锻,是用来使不平变得平整的;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的。圣人制定法律,是用来平整不平、矫正不直的。王不淖齿在齐国掌权,抽掉了齐湣王的筋;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死了赵武灵王。这两个君主,都不能运用他的椎锻和榜菜,所以自己被杀死并被天下人耻笑。
另一种说法:到了齐国,只听说淖齿而没听说齐湣王;到了赵国,只听说李兑而没听说赵武灵王。所以说:君主不掌握权术,威势就会减弱而使大臣垄断名望。  
另一种说法: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临朝亲政,李兑为相,赵武灵王因为不亲自掌握生杀大权,所以被李兑劫杀。另一种说法:田婴任齐国的相,有人游说齐宣王说:“一年的财政结算,您如果不用几天时间逐一亲自听取报告,就无法知道官吏的营私舞弊和政事得失。”齐宣王说:“对。”田婴听说了此事,立即请宣王听取财政结算报告。宣王将要听取报告了,田婴让官吏准备好全年财政收入的账目和凭据。齐宣王亲自过问财政结算,但听不胜听,吃完饭,又坐下来,累得不能再吃晚饭了。田婴又对齐宣王说:“群臣一年到头日日夜夜不敢马虎和懈怠的事情,您再用一个晚上亲自听取报告,那么群臣就由此得到鼓励了。”齐宣王说:“好吧。”不一会儿齐宣王睡着了,官吏们抽刀削掉凭证上的结算。君主亲自听取财政结算,于是国家的混乱由此开始出现。
经五
遵循事物的法则办事,不费劳苦就会成功。所以兹郑用坐在车辕上唱歌的方法吸引行人帮助他把车子推上高桥。祸患表现在赵简主派谴官吏收税,而不定出明确的标准,致使官吏从中作弊;薄疑说“国中饱”,赵简主误以为是国家富强而高兴,实际上却是府库空虚,百姓挨饿而奸吏富足。所以齐桓公视察民情发现有家贫无妻的,就同意管仲削减积财和怨女。不遵循事物的法则,就如延陵卓子用自相矛盾的方法驾车,马无法前进,使造父见了为之哭泣一样。希王宣味的
说五
兹郑拉着车上高桥但拉不上去。他就坐在车辕上唱歌,前面的行人止步,后面的行人赶上来,于是就帮兹郑推车上了桥。假如兹郑没有办法招人来,那么即使他用尽力气以至于累死,车子还是上不了桥。现在兹郑没有经过劳苦车子却上了桥,是因为他有办法招来人的缘故。
赵简主派出收税的官吏,官吏请示收税标准的高低。赵简主说:“不要轻了也不要重了。重了,利就归于君主和国家了;轻了,那么利就归于民众了。官吏从中捞不到私利,轻重就恰到好处了。”
薄疑对赵简主说:“您的国中饱。”赵简主高兴地说:“怎样了呢?”薄疑回答说:“上面国家府库空虚,下面民众贫穷挨饿,可是上下之间的奸吏却很富足。”
点齐桓公穿着普通民众的服装去视察民情,有一人年纪很大却自己料理生活,齐桓公问他原因。老人回答说:“我有三个儿子,家里穷,无法为他们娶妻,他们出去当雇工还没有回来。”齐桓公回宫,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说:“朝廷的积蓄中有腐败的财物,民众就得挨饿;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民众就娶不到妻子。”齐桓公说:“对。”就考查宫中年长的未婚女子把她们嫁出去。向民众下令说:“男子二十岁要娶妻,女子十五岁应出嫁。”另一种说法:齐桓公穿着普通民众的服装在民间视察,有个叫鹿门稷的人,已有七十岁了却没有娶妻。齐桓公问管仲说:“有百姓年老却没有娶妻的吗?”管仲说:“有个叫鹿门稷的,已经七十岁了却还没有娶妻。”齐桓公说:“怎样才能让他娶上妻子?”管仲说:“我听说:君主和官府有积蓄的财富,那么下面的百姓一定会穷尽困绝;宫中有年长而未出嫁的女子,民间就会有年老而没有娶妻的人。”齐桓公说:“说得对。”在宫中发布命令:“把君主没有亲幸过的女子嫁出去。”于是让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就出嫁。于是宫中没有年长而未及时出嫁的女子,民间没有无妻的成年男子。延陵卓子乘坐高大且毛色鲜艳的青马拉的车,钩、勒等用具在马前面,马鞭在马后面。马要往前走,钩、勒就会阻止它,想后退马鞭子又会抽打它,马于是往斜里跑。造父路过而为马哭泣,说:“古代管理民众也是这样的。奖赏是用来勉励立功的,但毁谤也夹杂在里面;刑罚是用来禁止犯罪的,但又给予它赞美。人们纺徨不知所措,这也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另一种说法:延陵卓子乘坐由高大青马所拉的色彩鲜艳的车子,马前面有交错的钩、勒等物,马后面有锋利的马鞭上的针,马向前走钩、勒等物就扯住它,向后退就会遭到鞭打。马向前不能前进,向后不能后退,于是避开前后而乱跑,延陵卓子于是下车抽出刀割断了马脚。造父看见后哭了,整天吃不下饭。于是仰天叹息说:“鞭打,是让马前进的,但却用钩、勒等物在前面阻止它;拉扯,是让马后退的,却用有锋利尖针的鞭子在后面抽打它。现在君主因为他廉洁而加以任用,又因为他不去迎合身边的亲信而予以辞退;因为他公正而加以赞赏,又因为他不盲从旨意而予以废黜。人们因此感到害怕,彷徨不知所措,这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三)心得
父母也要把持自己的“势”,将势于子女,则子女骄横不受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不是封建糟粕。另一方面父母给孩子制定规则,要不能像延陵卓子乘马,钩饰在前,错錣在后,让孩子左右为难,前后无措。同样但我的规章制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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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4 18:49:3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五、难一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晋文公将要与楚人作战,召来舅犯询问道:“我军将要与楚人作战,楚军力量比我军强大,应该如何对付?”舅犯说:“我听说过,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多施忠诚和信用;两军对阵的中间,不嫌多用欺诈和伪装。您用欺诈敌人的办法就可以了。”晋文公辞退舅犯,于是召来雍季询问道:“我军将要与楚人作战,楚军力量比我军强大,应该如何对付?”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暂时能够多捕获野兽,而以后却肯定不再有野兽;用欺诈的办法对待民众,暂时能够得到一时的利益,而以后民众肯定不会第二次上当。”晋文公说:“你说得好。”于是辞退雍季,用舅犯的计谋与楚人作战,最后打败了楚人。凯旋而归后晋文公施行赏赐,先奖赏了雍季而后才奖赏舅犯。群臣都说:“城濮之战,是采用了舅犯先主动退却然后选择合适时机猛攻楚军力量薄弱的两翼而取胜的。采用了他的计谋却在后面赏赐他,合适吗?”晋文公说:“这不是你们所能懂得的。舅犯的话,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雍季的话,则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晋文公能成为霸主,是完全合适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有人说,雍季的回答,不切合晋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所问问题的大小缓急相应地给予回答。所问问题高深远大,而回答却低下狭隘,那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现在晋文公问的是“以少数如何战胜多数”,雍季却回答“以后肯定不会有第二次”,这不是应该用来回答的话。况且晋文公既不懂得一时的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的利益。战争并取得胜利,那就会使国家安定君主地位稳固,兵力强盛而威望树立,即使以后出现同样的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了,怕什么长远的利益不能来呢?战而不胜,那就令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今日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闲暇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等待长远利益,就在于今天的胜利;今天的胜利,就在于欺骗敌人;欺骗敌人,就是为了长远利益。因此说:雍季的回答,不切合晋文公的问题。况且晋文公又不懂得舅犯的话。舅犯所谓“不嫌多用欺诈伪装”,不是指欺诈他的民众,而是指欺诈他的敌人。而敌人,是他所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没有第二次,那又有什么损害呢?晋文公之所以先奖赏雍季,是因为他的功劳吗?而所以战胜楚国攻破楚军的,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的话正确吗?那他说的只是“以后没有第二次”,这不能叫正确的话。舅犯则既有功劳,说的话也正确。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是不嫌多施忠诚和信用的”:忠诚,是用来关爱他的下属;信用,是用来不欺骗他的民众。既然谈到关爱下属不欺骗民众,哪还有比这更正确的话?然而一定要说“出于诈伪”,这是军事斗争的计谋。舅犯在前面说了正确的话,在后面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所以舅犯有二项功劳而在后面赏赐,雍季没有一项功劳却在前面赏赐。孔子说:“晋文公能成为霸主,是完全合适的”,其实是不懂得赏赐的道理。历山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去耕作,过了一年,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在黄河边打鱼的争抢水中的高地,舜到那里去打鱼,过了一年,大家都把水中的高地让给年长的人。东方部落中制陶器的制出的陶器粗劣,舜到那里去制陶器,过了一年,大家制造的陶器都很坚固。孔子感叹道:“耕田、打鱼和制陶,并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到那里做这些事,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是真正的仁厚啊!如此亲身操劳吃苦而民众都服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够感化人啊!”有人问儒者说:“在舜做那些事的时候,尧在哪里呢?”儒者回答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又为什么说尧是圣人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奸滑之事。如果耕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制作的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那就是尧有过失。赞扬舜的贤德,就会否定尧的明察;赞扬尧的圣明,就会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两者都得到肯定。楚国有一个卖盾与矛的人,夸耀自己的盾说:‘我卖的盾非常坚固,什么样的东西都刺不穿它。’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卖的矛特别锋利,无论什么样的东西都能被它刺穿。’有人问这个楚国人:‘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这个楚国人没有办法回答。不能被刺穿的盾与什么东西都能刺穿的矛,不可能同时存在。现在尧和舜不可以同时被称颂,就像上面说的不能被刺穿的盾与什么东西都能刺穿的矛不能同时存在一样。况且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也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不断地发生;用少数贤明人的有限生命去对付不断发生的过错,所能纠正的一定很少了。只有实行赏罚才能使天下人非遵行不可,如果发布命令说:‘符合法令规定的赏赐,不符合法令规定的杀头。’命令早晨发出,过错到晚上就能纠正;命令晚上发出,过错到第二天早晨就能纠正;十天之内天下的过错就都纠正了,哪里还用等待一年?舜还不能用这些道理劝说尧使天下人顺从自己,却去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办法吗?况且那种用自身受苦来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而踞有地位握有权势的人来纠正下属的做法,平庸的君主也能轻易做到。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平庸的君主都容易成功的办法,而执行连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的。”管仲有病,齐桓公去看望,问道:“仲父病了,如果不幸不能救活,你打算向我说些什么呢?”管仲说:“就是国君不问我,我本来也打算向国君报告的。希望国君离开竖刁,除去易牙,疏远卫公子开方。易牙负责为国君主管饮食,国君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便把自己儿子的头蒸熟了献给国君。人的自然感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的儿子,怎么可能真正爱国君?国君忌妒而喜好内宫女色,竖刁自己割了睾丸来管理宫内的事。人的自然情感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怎么可能真正爱国君?卫公子开方侍奉国君十五年,齐国与卫国之间不过几天的路程,开方抛弃了他的母亲,长期在外做官不回家看看,连他的母亲都不爱,怎么可能真正爱国君?我听说:‘夸饰伪装不会长久,掩盖虚假不能持续。’希望国君能离开这三个人。”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按管仲的希望去做。等到齐桓公因三人作乱被饿死时,三个月不能入葬,尸体腐烂长出蛆虫爬到了室外。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齐桓公的话,并不是懂得法度的人所说的话。所以去除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管自己的身体或感情,以迎合和满足君主的欲望。说什么“不爱自身的人怎么可能爱国君?”如果这样,那么臣下有尽死力来为主人效力的,管仲就不会举用了。说什么“不爱惜自己而拼死效力怎么可能爱国君?”是要国君去掉自己的忠臣。况且用不爱惜自身而推断他不爱自己的君主,是想用管仲不能追随公子纠去死推断他不能追随齐桓公去死,这样管仲也在被君主摒弃的范围了。英明君主的治国方略就不是这样,他设置臣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来让他们为君主立功,所以用官爵俸禄来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定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励赏赐一定要遵守信用,用刑处罚一定要坚决果断,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佞的人就不会被任用,虽有像竖刁一类的人,又能对君主怎么样呢?何况臣下拼死效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拼死效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计算利害得失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方略,那么臣下就会尽力为君主效力而不产生奸邪;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方略,那么臣下就会对上闭塞君主的英明而对下谋取自己的私利。管仲没有对齐桓公阐明这种治国方略,却要齐桓公去除竖刁,那另一个竖刁又会来,这不是杜绝奸邪的办法。况且齐桓公之所以死后蛆虫爬出户外尸体得不到安葬,是臣下的权力太大的原因。臣下权力太大的结果,就会挟持君主。有挟持君主的臣下,那么君主的命令就不能下达,臣下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够隔开君主与臣下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和坏,了解不到祸与福,所以就有了像齐桓公这样死而不能安葬的祸患。英明君主的治国方略应该是,一个人不能兼任几种官职,一种官职不兼管几样事务;地位低的不必等待地位高的推荐进用,大臣不必依靠君主身边的亲信而得到信任,百官能够有秩序地沟通,群臣能够像车轮的辐条聚集到中心一样听命于君主,给予赏赐的人君主知道他的功劳,给予处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过错。君主事前对群臣的功罪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施行赏罚,怎么可能出现像齐桓公那样死后不能安葬的祸患呢?管仲对桓公不是讲清楚这个道理,只是叫他除掉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得法度。赵襄子被围困于晋阳城中,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五个人,第一个受赏赐的是高赫。张孟谈说:“晋阳城解围的事,高赫没有大功,现在第一个赏他,为什么?”赵襄子回答说:“晋阳被围的时候,我的国家十分危急。我的群臣们对我都有骄傲轻侮之意,只有高赫没有失去君臣应有的礼节,所以先赏赐他。”孔子听到后说:“这是善于赏赐啊!赵襄子奖赏一个人而使天下做臣子的都不敢失礼了。”有人说:孔子不懂得赏赐。懂得赏赐的,百官不敢超越自己的职权侵犯他人职守,群臣不敢失去君臣的礼节。主上设置了有关法令,而臣下没有奸诈的想法。如果这样,就可以叫做懂得赏罚了。假使赵襄子在晋阳,命令行不通,禁令不起约束作用,那就等于赵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赵襄子在晋阳,智伯瑶用晋水灌城,城内石白和锅灶被水淹没成了乌龟出没的地方,而民众没有反叛之心,这是君臣亲密无间的反映。赵襄子有君臣亲密的恩泽,执行着令行禁止的法令,如果还有骄傲侮慢的臣下,这是赵襄子失去了处罚的原则。做臣下的,参议政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因为不骄傲侮慢,赵襄子就赏赐他,这就赏赐错了。英明君主的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处罚不施予无罪的人。现在赵襄子不责罚骄傲侮慢的臣下,而赏赐没有功劳的高赫,赵襄子的善于赏赐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善于奖赏的道理。晋平公与群臣饮酒,酒喝得很畅快,晋平公感叹地说:“没有比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是没有人敢违背的。”乐师师旷陪坐在晋平公前面,拿起琴来撞击晋平公。晋平公拉开衣襟起身躲避,琴撞到了墙壁上。晋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今天有小人在我旁边讲话,所以撞他。”晋平公说:“刚才说话的人是我。”师旷说:“哑!这不是当君主的人应该讲的话。”晋平公左右的人请求处罚师旷,晋平公说:“免了吧,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晋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不赞成他的行为而处罚他,这是君主对于臣子的权力;不赞成他的行为而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婉言劝告仍然不听就远远离开他,这是臣子对于君主的义务。现在师旷不赞成晋平公的言论,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处罚办法,拿起琴来撞击晋平公,是颠倒了君臣上下的位置,而失去了臣子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辞去官职放弃俸禄,等待君主的省悟,这就是臣下应有的礼节。现在师旷否定晋平公的过失,拿琴去撞击他,即使是父亲也不这样对待儿子,而师旷却用这种办法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子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晋平公高兴地听任他这样做,这是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晋平公的事是不可以宣扬的,因为它使君主在听臣下的话时犯了错误而又不知错在哪儿;师旷的行为也是不可以宣扬的,因为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他们谋害君主的行径。这不能说是两方英明,而应该说是两方都有过错。所以说,晋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齐桓公的时候,有处士名叫小臣稷,桓公想见他,去了三次没见着。齐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不能轻视大国的君主;大国的君主不爱好仁义,也不会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了小臣稷。
有人说:齐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国家的患难,不躲避卑下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这就叫做仁义。所以伊尹因中原出现动乱,通过做厨师向汤王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因秦国出现动乱,通过做奴隶进入秦国求得秦穆公任用。这都是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国家的患难,不躲避卑下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齐桓公以大国国君的权势,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读书人,为的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可见小臣稷忘记了民众。忘记了民众不能够叫做仁义。仁义的人,不失去做臣子的礼节,不败坏君臣的尊卑秩序。因此在一个国家里,拿着不同的鸟兽作为礼物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掌管理事务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还只是没有职事的萌众一类,却违抗君主的意志,所以不能叫做仁义。仁义已经不在小臣稷那儿,齐桓公却按照仁义之士礼遇他。如果小臣稷确有智慧才能而躲避齐桓公,是想隐匿起来不为君主办事,应该施以处罚;如果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弄虚作假,骄傲自满,在齐桓公面前妄自尊大,这是故意欺骗,应该杀头。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齐桓公不能摆正君臣之间的关系去敬重一个该罚该杀的人,这是用轻视侮慢君主的坏风气来教化齐国臣民,并不是可以用来作为治国的道理的。所以说:齐桓公不懂得仁义。在靡笄山的战役中,韩厥掌管军法,打算杀一个人。邻克听说后坐了车子去救这个人。等他刚刚赶到,这个人已被斩首。卻克于是说:“怎么不把这个人的尸体巡行示众?”邵克的仆从说:“早前您不是打算救这个人吗?”邵克说:“我怎敢不为韩献子分担非议呢?”
有人说:邵克的话,不可不作分析,它不是分担非议。韩厥所斩首的,如果是罪人,就不应该救他,救助罪人,法令就会因此败坏,法令败坏,国家就乱了;如果不是有罪的人,邻克就不应该劝说韩厥把被斩首者的尸体巡行示众,劝说巡行示众,是双重委屈无辜,双重委屈无辜,民众会因此产生怨恨,民众怨恨,国家就危险了。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可不作分析。况且韩厥所杀的如果是有罪的人,邵克要分担什么非议呢?所杀的如果不是有罪的人,那么这个人已经被斩首了,而卻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形成而卻克来晚了。邵克说“将尸首巡行示众”,并不足以分担韩厥杀人的非议,反而会产生巡行示众的非议。这是邵克所说的分担非议吗?从前商纣王设立炮烙的酷刑,崇侯虎、恶来又唆使纣王砍下冬天涉水渡河的人的小腿,他们二人怎么可能分担人们对纣王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上司依法办事的期望很强烈,韩厥不能满足民众的期望,人们希望卻克能满足;现在邵克也不能满足,那么民众对于上司就绝望了。所以说:邵克的话不是分担人们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况且邵克去救助这个罪人,以为韩厥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向韩厥讲清他的决定错误的原因,反而劝他“将尸体巡行示众”,这是让韩厥不明白自己的过错。使下面的民众绝望于上面的统治者,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明白邵克所说的可以分担非议的原因。齐桓公亲自替管仲松绑后拜他为相。管仲说:“我虽然已经得宠了,但我的地位还很低。”齐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氏和国氏两个贵族之上。”管仲说:“我虽然已经高贵了,但我还是贫穷。”齐桓公说:“让你得到‘三归’的收入。”管仲说:“我虽然富裕了,但我与君主还是疏远。”于是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霄略说:“管仲以为地位低下的人不可以治理地位高贵的人,所以请求地位在高氏、国氏两大贵族之上;以为贫穷的人不可以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拥有‘三归’体禄的家业;以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可以治理与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要齐桓公立他为仲父。管仲并不是贪婪,而是为了便于治理国家。”
有人说:现在如果让奴仆奉君主之命去告知卿相,没有人敢不听从,这不是卿相卑贱而奴仆尊贵,而是由于君主下达了命令,没有人敢不听从。假如管仲治理国家不遵循齐桓公的旨意,就等于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齐桓公的威信,下达齐桓公的命令,就是奴仆也可以取信于人,何必非要等待有了高氏、国氏、仲父这样尊贵的地位才能行事呢?当代的行事、都丞之类的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也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办事遵照法令,即使像宦官这样卑贱的人,也可使卿相信从;办事不遵照法令,虽然是大官,在普通民众面前也会理屈。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去干增加自己的宠信和爵禄之事,如果不是管仲贪心富贵,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治国的法术。所以说:管仲有不得体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夸奖。韩宣王问穋留说:“我想同时任用公仲、公叔,这样做行吗?”穋留回答说:“从前魏王同时任用楼、翟强而失陷了西河地区,楚王同时任用昭、景两姓而失陷了鄢城、郢城。现在国君同时任用公仲、公叔,必将导致内争权势外通敌国,这样国家就一定有忧患了。”
有人说:从前齐桓公同时任用管仲、鲍叔牙,成汤同时任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任用两个臣子是国家的忧患,那么齐桓公就不能称霸诸侯,成汤也就不能称王了。齐湣王只用了一个淖齿,却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用了一个李兑,却被围困活活饿死。君主有法术,同时任用两人不是祸患;君主没有法术,同时任用两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外通敌国,用一人就会独断专行挟持国君或杀害国君。现在穋留没有法术来规劝君主,让他的君主不同时任用两人而只任用一人,这不是造成失陷西河、鄢、郢的忧患,就一定有杀身饿死的忧患,这是樛留没有好的见解向君主进言啊。

(三)心得
还是要好好学习逻辑,就不会被冠冕堂皇的语言或者行为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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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5 20:40:1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六、难二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齐景公探望晏婴,说:“您的住宅太小,又靠近市场,我请您把家搬到豫章景区去。”晏婴反复拜谢并推辞说:“晏婴家里贫穷,依赖到市场买来东西生活,早晚要到市场去,不能住得离市场远了。”齐景公笑着说:“您家熟悉市场,懂得贵贱吗?”这时齐景公正在施行繁酷的刑罚,受刖刑(砍掉脚)的人很多。晏婴回答说:“被刖了脚的人所穿的鞋子价格昂贵,平常人穿的鞋子价格低廉。”齐景公问:“是什么原因啊?”晏婴回答说:“刑罚用得太多了。”齐景公显出吃惊而惨痛的样子说:“我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婴说刖足的人穿的鞋子贵,并不是真实的情况,是想借此来劝说齐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明白治理国家所造成的问题。刑罚恰当不嫌其多,刑罚不当少也无益。晏婴不把刑罚不当告知齐景公,而以用刑太多来劝说他,这是不懂得法术的错误。打了败仗的军队被处罚或杀头的人虽然以千万计数,还是败逃不止;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而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婴不去考察用刑是否恰当,而以刑罚太多劝说齐景公,这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就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就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惠,这是有利于奸邪而伤害好人的,这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齐桓公喝酒喝醉了,丢失了帽子,感到羞耻,三天不上朝理事。管仲说:“这是国君的耻辱,您为什么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齐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打开粮仓将粮食分赐给贫穷的人,审查狱中的囚犯放掉罪轻的人。这样办了三天以后,民众就唱着说:“齐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啊!”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齐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生了齐桓公的耻辱。假使齐桓公打开粮仓把粮食分赐给贫穷的人,审查狱中囚犯而放出罪轻的人,是不合乎义的,就不能够洗刷齐桓公的耻辱;假使这样做就是义,齐桓公不及时行义,要等到丢失帽子以后才去做,那么齐桓公行义不就是因为丢失了帽子的缘故吗?这虽然在小人中洗刷了耻辱,却在君子中滋生了耻辱。况且打开粮仓把粮食分赐给贫穷的人,是赏赐没有功劳的人;审查狱中囚犯而放出罪轻的人,是没有惩罚有过错的人。赏赐没有功劳的人,民众就存在侥幸心理而希望在君主那里得到意外赏赐;不惩罚有罪的人,民众犯了罪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么可以用来洗刷耻辱呢?从前文王侵占盂、攻克莒、夺取酆,做了这三件事商纣王很憎恨他。文王感到害怕,请求进献洛水以西、赤壤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刑罚。天下的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在乎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的刑罚。文王真聪明啊!献出千里的土地而得到了天下人的心。”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聪明,不也是错误的吗?那些聪明的人,是知道祸难的所在而能够避开它的人,所以自身不至于遭受祸难。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文王不得人心,那么文王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对他的憎恨是可以的。纣王因为文王大得人心而憎恶他,他自己又轻易地放弃土地来收买人心,这就更加重了纣王的怀疑,这就是他被戴上脚镣手铐囚禁在美里的原因。郑长者曾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因为这样做可以不让人怀疑他。孔子以为文王聪明,还赶不上郑长者的这种看法。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走上正道,不知道是靠臣子的力量,还是靠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装饰衣边。衣服做好了,君主拿起来穿在身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俯在琴上笑了。晋平公说:“太师为何发笑呢?”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对您问题的回答。凡是做臣子的,好比厨师将五味调和好了送给君主吃。君主如果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让我打个比喻: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美,然后草木才茂盛。这是君主的力量啊,臣子有什么力量可言呢?”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使天下走上了正道,多次会合诸侯,这样美好的大事业,不单单是君主的力量,也不单单是臣子的力量。从前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这两个臣子很智慧,说的话都合乎事实,行动都合乎功利,而虞国、曹国都灭亡了,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虽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啊。况且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称霸诸侯,这并不是虞叔在虞国时笨,到了秦国就聪明了,而是决定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是臣子的力量”,其实不是这样的。从前齐桓公的宫中有两个市场,妇女的住地有二百处,他披散着头发玩弄女人。得到管仲,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君主;失去管仲、得到竖刁后生命不保,死后蛆虫爬出室外,三月不得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不能说因为用了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不能说因为用了竖刁而产生祸乱。从前晋文公爱恋齐女姜氏而不想回晋国,咎犯尽力劝谏,终于让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为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为咎犯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是君主的力量”,事实也不是这样。所有五霸之所以能够在天下成功扬名,一定是君主和臣子都出了力。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齐桓公的时候,晋国的客人到了,主管官请示如何接待。齐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去。”优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只要说几声仲父就行了。”齐桓公说:“我听说君主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才就安闲了。我得到仲父已是很难的了,得到了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有人说:齐桓公回答优的话,不像是做君主的人说的话。齐桓公以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自己通过做厨师求见商汤得到任用,百里奚自己通过做家奴陪嫁到秦国求得秦穆公的任用。家奴,是人们感到屈辱的;厨师,是人们感到羞耻的。蒙受羞耻屈辱而接近君主,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忧虑天下是很急迫的。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就可以了,寻求贤能的人才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赏赐有功劳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有才能的人自然会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使用人才也不是安闲的。君主虽然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名实来验证他们;事情符合法度就实行,不符合法度就禁止;功绩和他陈述的一致就赏,不一致就罚。用名实是否一致来选用臣子,用法度为标准来衡量臣下,这是不可以放弃的原则,君主哪里是安闲的呢?
寻求人才不辛劳,使用人才不轻松,而齐桓公却说“寻求人才费力,使用人才安闲”,这是不对的。况且齐桓公得到管仲并不困难。管仲没有跟他的主人公子纠一同赴死而归顺了齐桓公,鲍叔牙不在乎自己的官职而把重要的职位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齐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白的了。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容易了呢?管仲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理天子的职务七年,成王长大成人后,把政权交还给成王,这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是为了尽自己的职责。能够不篡夺幼小的君主权力去治理天下的人,一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而侍奉他的仇敌;背叛已死的君主而侍奉他的仇敌的人,一定不难于篡夺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于篡夺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难于篡夺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齐桓公没有成功,他的君主死了他却做了齐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那样,是很明白的。假如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将成为商汤王、周武王。商汤王、周武王,原来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的政治混乱,商汤和周武王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齐桓公悠闲安逸地处在管仲之上,就像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一样,齐桓公很危险啊。假如管仲是个德行不好的人,他将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而杀死了齐简公。现在齐桓公安逸地处在管仲之上,这是和齐简公安逸地处在田常之上一样,齐桓公又是很危险的。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他准备做汤、武还是做田常,还不知道哩。如果管仲做汤、武,齐桓公就有桀、纣的危险;如果管仲做田常,齐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得到管仲之后,齐桓公哪里就容易呢?假如齐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就是说齐桓公知道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然而,虽说齐桓公知道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齐桓公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尸体生虫爬到门外还不能下葬,齐桓公不知道臣子是欺骗君主还是不欺骗君主已经很清楚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齐桓公是一个昏庸糊涂的君主。李克治理中山,苦令年终上报的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话说得好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义,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岭森林湖泽峡谷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接受窕货。暂且免除你的苦径令吧。”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观点是:“话说得好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义,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义,不是指听话的人,一定是指所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义,一定不能用义来度量它;君子用义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窕言。说“话说得好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义”,一定不是诚实的话。收入多叫做窕货,是不能够通行无阻的。李克对于这种不好的行为不及早禁止,让它到年终上报,这是造成过错的原因。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粮食丰收,即使有成倍的收入,又能怎么样呢?耕作顺从自然的变化,种植按照四时季节进行适宜的安排,没有种早种晚的失误,没有太冷太热灾害,收入就多。不因小的收益防害大的农事,不因私人欲望而损害耕织,成年男子尽力耕作,妇女尽力纺织,收入就多。致力于牲畜饲养的道理,仔细考究土地的情况,六畜兴旺,五谷蕃盛,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考察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少,获得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于通行,能够用自己剩余的东西换取缺少的东西,客商聚拢起来,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都合于实用,不贪恋珍宝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岭森林湖泽峡谷给予的利益。没有山岭森林湖泽峡谷给予利益却收入多,因此称它为窕货的,是没有法术的话。赵简子包围了卫国都的外城,用犀盾和犀橹防护,站立在箭石所达不到的地方,击打战鼓指挥攻击,而战士们没有行动。赵简子丢下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惫了。”行人烛过脱去头盔回答说:“我听说:仅仅是君主不能使用战士罢了,战士没有疲惫的。从前我们的先君献公并吞了十七国,征服了三十八国,打了十二次胜仗,就是用的这些民众。献公逝世后,惠公即位,荒淫无度,残暴昏乱,贪恋美女,秦人肆意入侵,打到离国都绛城仅十七里的地方,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后,文公接替君位,围困卫国,攻下邺城,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成为天下霸主,用的也是这些民众。仅仅是君主不能使用战士罢了,战士没有疲惫的。”赵简子于是丢掉盾、橹,站在箭石可以达到的地方,击打战鼓指挥作战,士兵趁着鼓声进攻,战斗取得全胜。赵简子说:“与其让我得到战车一千辆,不如听行人烛过的一句话。”
有人说:行人并没有说出有理论价值的话,只是说惠公失败用的是这些人,文公称霸用的是这些人,却没有发现他们是如何用人招致失败或称霸的。赵简子不应该这么快就丢掉防身用的盾和橹。父亲在包围之中,儿子不怕冒着箭和滚石去援救,这是孝子热爱父亲的缘故。孝子热爱父亲,一百里面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兵士还可以战斗,就是认为从各家各户来的兵士对于君主都能像孝子热爱父亲一样去拼命,这是行人的欺骗。喜好利益嫌恶祸患,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有的感情。赏赐多而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任何人都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所为,数百人里没有一个;喜欢利赏害怕犯罪,没有人不是这样。统率兵士的人不采用必然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无一人能做到的行为行事,行人烛过其实不懂如何使用兵士的道理。
(三)心得:现在录取干部需要考试,领导是怎么选择的?有的是考试,有的是人际关系,党选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是身边就见过无德无才,还身居高位的。组织选干部有要求,但是未见得都得到落实,这样的人当上领导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继续往上爬,索人也失度,检查也经常是形式主义,要么没有敢说真话的,要么选来谈心谈话的都是领导的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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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9 14:00:2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七、难三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说:“我听说庞氏的儿子不孝,他的行为到底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以尊重贤人来崇尚道德,以提倡好事来给民众做示范。至于那些不好的行为,是小人所牢记不忘的,我不知道。”子思走了出去。子服厉伯进来见鲁穆公,鲁穆公又问庞糊的儿子不孝的事,子服厉伯回答说:“他有三条过错。”子服厉伯所说的庞糊氏儿子的过错都是鲁穆公所未曾听说过的。从这以后,鲁穆公尊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了。
有人说:鲁国的政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所控制,不是应该的吗?英明的君主发现有人做好事就给予赏赐,发现有人干坏事就给予惩罚,赏与罚所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因为他喜欢好事的心情和君主是一样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因为他厌恶坏事的心情和君主是一样的:这正是应该给予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向君主报告,就是和君主两条心而和坏人狼狈为奸,这正是应该给予贬斥和处罚的。现在子思不把庞涧氏儿子的过错报告鲁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子服厉伯把庞涧氏儿子的过错报告鲁穆公,穆公反而轻视他。常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尊重而厌恶轻视,所以季孙氏作乱的事已经发生而没有人向君主报告,这正是鲁国君主所以被季孙氏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习俗,是聊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鲁穆公偏偏尊崇它,不也是搞颠倒了吗?公子重耳外逃,晋献公命令寺人披攻打到蒲城,寺人披追到重耳身边,斩断了他的衣袖,重耳逃到翟。晋献公死,惠公即位,又命令寺人披攻打重耳到惠窦,没能捉到重耳。等到重耳回国做了国君,寺人披求见。晋文公说:“蒲城一战,献公限令你第二天赶到蒲城,你当天就赶到了;我在惠窦蒙难,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只过一夜就赶到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寺人披回答说:“君主的命令是说一不二的。要除掉君主所憎恨的人,我只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我心里哪有什么蒲人、翟人的念头呢?现在您即位做了国君,难道就没有像蒲人、翟人那样的敌人了吗?况且还有齐桓公不记管仲射中他的带钩的仇恨而任命管仲为相的事呢。”晋文公于是召见了寺人披。
有人说:齐国和晋国灭亡,不是也很应该吗?齐桓公能够任用管仲的事功而忘记射中带钩的仇怨,晋文公能够听从寺人披的话而放弃对他斩断衣袖的罪行的处罚,这是齐桓公、晋文公能够宽容他们两个人。后世的君主,英明不及齐桓公、晋文公;后世的臣子,贤良不如管仲、寺人披。不忠的臣子侍奉不明智的君主,君主不觉察,就会出现燕将公孙操杀死燕惠文王、子罕杀死宋桓侯、田常杀死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觉察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寺人披的事例来自我解脱。君主如果不惩办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这是用仇人为臣子而对他们的阴谋不能洞察,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条件,自以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丢掉了政权,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照寺人披所说,只要遵守君主的命令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做臣子的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晋惠公刚刚死去就马上侍奉晋文公,寺人披的忠贞不二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出隐语让齐桓公猜的人说:“一个困难,两个困难,三个困难,是什么?”齐桓公不能回答,便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治国的第一个困难是君主亲近优人疏远文士。第二个困难是君主离开国都经常到海上去游玩。第三个困难是君主年岁大了很迟才立太子。”齐桓公说:“你说得好。”于是没有选择日期就在宗庙里举行了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的被任用不在乎离君主是远还是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治国的困难。君主处在有权势的地位而不能运用他的权势,反而迷迷糊糊不敢离开国都,这是要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个国家。能用一个人的力量控制一个国家的人,很少有人能胜过他。君主的明智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而发现隐蔽的危机,他的命令一定能够执行,虽然到遥远的海上游玩,国内一定不会有变乱。既然这样,那么离开国都到海上游玩而不被劫持或杀害,也不是困难的事。楚成王先立商臣为太子,后又想立公子职,商臣发动叛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威公的太子,公子根得到了威公的宠爱,威公死后,公子根以东州为根据地反叛,于是分成东周、西周两个小国。这都不是很晚立太子所带来的祸患。如果分给继位者的权势不分散,妃妾生的儿子地位低下,受到宠爱也无所凭借,即使做了大臣,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妃妾生的儿子不生变乱,又不是困难的了。事情当中称得上是困难的,一定是给予人家权力形成威势而又不让他危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妃妾又不让她和王后的地位匹敌,这可说是第二件困难的事。喜欢庶出的儿子又不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意见又让他不敢与君主抗衡,这可说是第三件困难的事。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近者喜欢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挑选贤能的人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节省财政开支。”三个人离开后,子贡问孔子说:“三个人询问先生关于治国的方法是一样的,先生回答却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在叶公的封地内,城市大而国都小,民众有背叛之心,所以我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近者喜欢远者归顺’。鲁哀公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执政大臣,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培植私党来愚弄他们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打扫清洁,土地神谷神享受不到牺牲祭祀,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说‘治国的方法在于挑选贤能的人才’。齐景公建豪华的雍门,造高大的路寝台,一个早上就把三百套马车的户口数赏赐给三个人,所以我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节省财政开支’。”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说的是亡国的话。叶地民众有背叛之心,却劝说叶公让“近者喜欢远者归顺”,这是教导民众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的方法,没有功劳的人受到奖赏,而有罪行的人免除刑罚,这是国家的法制所以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混乱的政治去治理风气败坏的民众,没有见过是行得通的。况且民众有背叛之心,是君上的英明还有不能达到的地方。不让叶公继续发展他的英明,而让他使近者喜欢远者归顺,这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势所能够发挥的制约作用而和手下的一起用施行恩赐的方法来争取民众,这不是能够掌握权势的方法。尧是六王中开头的贤君,舜是他的臣子却很得人心,他每到一地百姓就跟到一地,这个地方就成了新的城邑,尧就没有天下了。人不能用法术来控制臣下,指望效仿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方法吗?英明的君主能够发现小的奸邪于萌芽状态,所以民众没有背叛君主的大的阴谋;能够对细小的过错进行细致的处罚,所以民众没有大的动乱。这就叫“做困难的事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做大事要从细小的地方开始”。现在有功劳的一定奖赏,受到奖赏的人并不感谢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他出力得来的;有罪过的一定处罚,受处罚的人也不抱怨君上,因为这是他的罪过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自己的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就是了。”这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哪里寄希望于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与害,劝说君主让“近者喜欢远者归顺”,也是可以舍弃的。鲁哀公有臣子对外阻碍士人到鲁国来,对内培植党羽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挑选贤能的人才,这不是主张根据功劳来选贤授能,是选择君主心目中的所谓贤能的人才。假如鲁哀公知道孟孙、叔孙、季孙这三个臣子对外阻碍士人到鲁国来,对内培植党羽愚弄君主,那么这三个臣子一天也呆不下去了。鲁哀公不懂得如何挑选贤才,只选择他心目中的所谓贤才,所以这三个人才能够执掌大权。燕王哙以子之为贤能而否定孙卿,所以自己被杀而遭到羞辱;夫差认为太宰聪明、伍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国灭掉了。鲁君不一定知道谁是贤才,而孔子劝说他挑选贤才,这是让哀公有吴王夫差、燕王哙的祸患发生。英明的君主不主观地提拔大臣,大臣自然会争相进取;不自以为谁是贤才,立功的人自然涌现出来。从办事的能力上鉴别臣子,用实际工作检验臣子,按工作业绩的大小考核臣子,所以所有的臣子都公正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德才不好的人。这样,君主为什么还要为挑选贤才劳神费力呢?齐景公用百套马车的户口赏赐臣下,而孔子劝说节省财政开支,这是让齐景公没有办法了解富人的奢侈,却单独地自己节俭,是不能免除贫困的。君主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自己吃穿,那么即使是桀、也比不上他那样奢侈;然而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是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的地方。做国君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是约束自己叫做“劫”,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乱”,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英明的君主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那些靠诈骗吃饭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要了解,了解了一定要赏赐;对于用肮脏手段谋私的人一定要知道,知道了一定要惩罚。这样,所以忠臣为公家尽忠,民众为家庭尽力,百官在朝廷上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再奢侈几倍,也不是国家的祸患。既然这样,孔子劝说齐景公节省开支,并不是急着要办的事。
对于叶公、哀公、景公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没有祸患,这就要“知下”,即了解下情。了解下情很清楚,就能把坏事禁止在萌芽状态;能够把坏事禁止在萌芽状态,那么奸邪之事就不可能累积;奸邪不能累积就没有结党营私愚弄君主的事;不结党营私愚弄君主,那么公与私就能分清;公私分清了,朋党就会解散;朋党解散了,就不会有对外阻碍士人对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的祸患。了解下情清楚,看问题就会明白;看问题明白,赏罚就会准确;赏罚准确,国家也就不会贫困。所以说,孔子的一句回答能够让三公没有祸患,其实是叫他们了解下情。郑国子产早上出行,经过东匠闾,听到一个妇女的哭声,他按住驾车人的手示意停车倾听。一会儿,子产派遣手下人捕捉这名妇女审问,结果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女人。另一天,子产的驾车人问子产:“您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恐惧。所有人对于他们亲爱的人,刚病时会忧虑,快死时会恐惧,死以后会悲哀。现在这个妇女是哭已死的亲人,不悲哀却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的治国,岂不是太多事了吗?奸邪一定要等到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才能知道,那么郑国获得的奸情就很少了。不使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明确法度,只是依赖竭尽聪明劳心费神来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的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智力有限,有限不能胜过众多,智力难于普遍了解事物,所以应该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数敌不过多数,也就是说君主难于普遍地了解群臣,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这样君主不需事必躬亲而国家大事得到处理,不需劳心费神而奸邪隐情得以了解。所以宋人的话说:“任何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旁,界一定把它射下,这是羿的欺骗。把天下作为捕获麻雀的罗网,麻雀就会一只也逃不掉。”了解奸邪也有大的罗网,能够不放过任何一种奸邪。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这是子产的欺骗。老子说:“靠聪明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的祸害。”这话指的就是子产这样的人。秦昭王向他身边的人问道:“现在的韩国与魏国和它们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更强大?”身边的人回答说:“现在的韩魏赶不上建国初期。”秦昭王又问:“现在的如耳、魏齐与从前的孟尝君、芒卯相比怎么样?”身边的人回答:“赶不上。”秦昭王说:“孟尝、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呢。”身边的人回答:“完全是这样。”乐师中期放下琴回答说:“您对天下的推测错了。晋国六卿主政的时候,智襄子最强,他灭掉了范昭子、荀文子,又统率韩简子、魏襄子的军队去讨伐赵襄子,用晋水去灌赵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被淹。智襄子的儿子智伯瑶出兵,魏襄子的儿子魏宣子驾车,韩简子的儿子韩康子在旁边保护。智伯瑶说:‘开始我不知道水还可以灭亡一个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灌安邑城,蜂水可以灌平阳城。’听了智伯瑶的话,魏宣子用胳膊肘暗击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宣子的脚,胳膊肘击打和脚踩脚发生在车上,而智氏的领地就被瓜分在晋阳城下了。现在您虽然强大,还没有强到有智氏的力量;韩、魏虽然弱小,还没有弱小到他们当时在晋阳城下的程度。这正是天下用胳膊肘和脚进行阴谋勾结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
有人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他身边的人和琴师中期的回答也有错误。大凡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是依靠他们的权势。权势不可受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何况是孟尝、芒卵、韩国、魏国,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受到侵害,那么像无能的如耳、魏齐及韩国、魏国也能够成为祸患。既然如此,那么受不受侵害,就在自己把握而已,哪里还用问旁人呢?依靠自己的把握不受侵害,那又何必去管谁强谁弱呢?如果过错在于不能把握好自己,而询问敌人会把我怎么样,那他不受到侵害也只是侥幸而已。申不害说:“丢掉法术而要求别人忠信,那就糊涂了。”这说的就是秦昭王一类的人。智伯瑶狂妄没有节制,统率韩康子、魏宣子却图谋用水来灌灭他们的封邑,这是智伯瑶国家灭亡性命不保,死后头盖骨被人做成酒杯的原因。现在秦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开国之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智氏引晋水攻赵氏而遭到身死国灭那样的祸患吗?虽然有身边的人,却不是韩康子和魏宣子,哪里会有胳膊肘暗击和脚踩脚的阴谋之事呢?而琴师中期说“不要轻视”,这是不切实际的话。况且中期的职守是琴瑟。弦调得不准,曲调演奏不清,这是中期的责任,是中期所用来侍奉秦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责任,不能使秦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唐吗?秦昭王身边的人回答说:“现在的韩、魏赶不上建国之初”和“现在的大臣不如从前的大臣”是可以的,而说“完全是这样”就是阿谀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情不要超越自己的职责,职责外的事情虽然知道也不要去说。”现在中期并不知道却还要去说。所以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他身边的人和中期的回答也都有错误。管仲说:“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给予奖赏;看到不合法的事,厌恶它要给予处罚。君主察见到的事,赏罚都兑了现,虽有察见不到的事,还有谁敢做违法的事呢?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不给予奖赏;看到不合法的事,厌恶它不给予处罚。君主亲自察见的事,赏罚都不能兑现,而要查出君主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在大庭广众严肃的场合,大家都能表现出肃敬的态度;而独自呆在私室里,即使是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也会随意放纵。观察人们在严肃场合的表现,并不是他的行为的真实情况。况且在君主面前,臣下总是要掩饰自己的。只根据自己看到的确定喜欢不喜欢,臣下要掩饰自己的奸邪言行来愚弄君主也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离君主身边的坏人和发现隐蔽着的坏事,而根据观察经过粉饰的行为去对待臣下,确定赏罚,不也是一种弊病吗?管仲说:“在室内讲话,满室都能听到;在堂上讲话,满堂都能听到:这就叫做天下的王。”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在室内讲话满室能听到、在堂上讲话满堂能听到,不仅是说平时游戏饮食的家常话,一定是说君主的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而颁布于百姓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汇合验证各方面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而术就不要显露出来。所以英明的君主谈论法,整个国内包括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是满堂的人知道;而使用术,就连君主宠爱亲近的亲信都没人能知道,不能让满室的人知道。然而管仲还说“在室内讲话满室人知道,在堂上讲话满堂人知道”,这不属于法术的言论。
(三)心得:看到合法的事情,喜欢就给予奖赏。看到不合法的事,厌恶就给予处罚。这难道不对吗?这本身就是法度啊。如果因为担心有些人是在掩饰,而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政治岂不是更加混乱?人之间有掩饰、诈伪,是无法避免的,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一种可能性而放弃管理的法度。否则就会让人陷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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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9 16:58:0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八、难四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卫国的孙文子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襄公登上东边的第一级台阶,他也登上西边的第一级台阶。叔孙穆子快步赶上对孙文子说:“各国诸侯聚会,敝国君主从来没有列在卫国君主的后面。现在您不在敝国君主后一步登上台阶,敝国君主不知道有什么过错。请您稍慢一点。”孙文子无言以对,也没有歉疚悔过的神色。叔孙穆子在结束会见后告诉别人说:“孙文子一定会败亡。忘记了自己是臣子的身份而不走在君主的后面,有了过错而没有悔过的表示,这是败亡的根源。”有人说:天子失去了准则,诸侯就会讨伐他,所以有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的事。诸侯失去了准则,大夫就会讨伐他,所以有齐国田氏取代吕氏掌权和赵、魏、韩三家分晋的事。如果臣子讨伐君主的必然灭亡,那么商汤、周武王就不能称王于天下,赵、魏、韩和田齐也不能立国了。孙文子已经在卫国有了君主的权势,而后不以使臣的身份对待鲁君,臣子事实上成了君主。卫国君主失去准则,所以臣子取得了君主的权势。不说国家亡于失去准则的君主,而说国家亡于取得了权势的臣子,这是很糊涂的。鲁国不能够处罚卫国的大夫,而卫国君主的明察也不能了解孙文子是一个不悔过的大臣。孙文子虽然有“不臣”和“不悛”这两种表现,怎么可能败亡?他正是忘记了自己的过失,所以才得到君主的权势的。
有人说:臣子和君主的设立,是等级名分制度规定的。臣子之所以能够夺取君主的位置,是他比君主更能得民心。所以违反名分而取得君位的,是众人帮他夺取的;背离名分而取得君位的,是民众给予的。因为这样,所以夏桀贪求岷山的女子,纣王取出比干的心脏,而天下人与他们离心;商汤改换名字,武王遭受责骂,而海内民众都臣服他们;赵宣子逃到山里避难,田成子装扮成奴仆逃出齐国,而齐国和晋国的人后来都跟从了他们。那么,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天下称王,田齐、三晋中的赵之所以立国,原因并不在他们原来的君主身上,而是他们得到民众拥护而后才当上君主的。现在还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像君主那样去做,是违背义和德的。违背义,是事情失败的原因;违背德,是怨恨聚集的原因。连败亡都不了解,那是为什么呢?鲁国的阳虎打算攻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失败后逃到齐国,齐景公待他很客气。鲍文子规劝齐景公说:“不能这样。阳虎得宠于季孙而想攻打季孙,是为了贪图季孙的财富。现在您比季孙还富,而齐国又比鲁国大,这是阳虎尽力欺诈的原因。”齐景公于是将阳虎囚禁起来。有人说:有千金财富的家庭,儿子们不和睦友爱,是因为他们追求利益的心情太过迫切。齐桓公,在五霸中居于首位,为争夺国君的位置杀了他的哥哥,因为国君的利益太大了。臣子和君主之间,不是兄弟之间的亲情。劫杀的结果,能统治大国而享有大利,那么群臣有哪一个不是阳虎呢?事情因隐蔽巧妙而成功,因疏忽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作乱,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条件。群臣都有阳虎的叛乱之心,而君主却不知晓,这是隐蔽而巧妙的。阳虎贪婪,天下人都知道,他用贪欲攻击季孙氏,这是疏忽而笨拙的。不让齐景公去处罚齐国的狡猾的臣子,而让他去处罚笨拙的阳虎,这是鲍文子把意见说反了。臣子的忠诚或奸诈,决定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英明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就会欺诈。能够知道隐微的阴谋叫做明,不赦免奸诈的罪行叫做严。不知道齐国隐蔽的奸臣而去处罚已造成鲁国混乱的阳虎,不是很荒谬吗?
有人说:仁厚的人和贪婪的人心地不同。所以有公子目夷不接受宋太子兹父让给他的宋国君之位,而楚国太子商臣杀死了准备把君位传给商臣弟弟的他们的父亲;郑公子去疾要把君位让给他的弟弟,而鲁桓公却杀了他的哥哥鲁隐公,自己做了国君。五霸都是施行兼并的,而用齐桓公的标准来衡量人,那就没有忠贞廉洁的人了。况且君主英明而严厉,群臣就会忠诚。阳虎在鲁国制造动乱,失败了就逃跑,逃到齐国而不受处罚,是让他在齐国接着作乱。君主英明就给以处罚,是知道阳虎可以助长齐国的动乱,这是发现隐蔽的苗头。常言道:“诸侯要和别的国家亲善友好。”君主严厉,那么阳虎的罪行就不能放过,没有救免其罪行的理由,那么处罚阳虎,就是要使群臣忠诚于君主。不知道齐国的狡猾的臣子而废除对公开作乱者的处罚,追究还没有发生的过错而不处罚明摆着的罪行,这是很荒谬的。现在如果处罚在鲁国作乱的罪犯阳虎用来威慑群臣中有奸邪之心的人,而又可以博得鲁国季孙、孟孙、叔孙氏的亲善,鲍文子的意见,为什么说是错的呢?郑庄公打算用高渠弥为卿,郑昭公厌恶高渠弥,反复谏阻但庄公不听。等到郑昭公即位,高渠弥害怕郑昭公要杀害自己,在辛卯这一天,高渠弥杀死昭公而立公子亶为国君。君子说:“郑昭公知道自己所厌恶的人。”公子圉说:“高渠弥应该被杀吧,报复人家对他的厌恶太过分了。”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是说反了吗?郑昭公之所以遇难,是因为他惩罚所厌恶的人太晚了。既然这样,高渠弥比郑昭公死得晚,正由于他对郑昭公进行了过份的报复。英明的君主不把愤怒挂在脸上而不采取行动,如果只是发怒而不采取行动,那么有罪的臣子就会轻率地行使计谋,君主就危险了。所以在灵台宴饮,卫出公发怒而不处罚褚师,褚师作乱赶走了卫出公;子公用手指尝大鳖的汤汁,郑灵公发怒而不处罚子公,子公后来杀了郑灵公。君子所提出的郑昭公“知所恶”,并非说得过份了,他是说,郑昭公既然对高渠弥了解得那样清楚,而又不把他杀掉,以致自己被杀了。所以君子说郑昭公“知所恶”,是说明他不懂得权衡利害得失。君主不但不能充分地看到祸乱,有时又不能及时地作出决断加以制裁,现在昭公表露了对高渠弥的厌恶,察明了他的罪过又不予以惩罚,使高渠弥含恨怕死而施行侥幸得逞的阴谋,所以昭公不免于被杀,这是昭公对待自己厌恶的人报复得不过份造成的。
有人说:报复厌恶的人最厉害的,是用大的杀戮报复小的罪过。用大的杀戮报复小的罪过,是最严酷的刑狱。刑狱的危害,本来并不在于已经被处罚了的人,而是在于诛戮不当引起更多人的仇恨。所以晋厉公杀掉邵氏三卿而引起栾书、中行偃二卿作乱,郑子都杀死伯咱而食鼎起祸,吴王夫差杀害伍子胥而使越王勾践成就霸业。那么卫灵公被驱逐、郑灵公被杀,并不是因为卫出公没有把褚师杀掉和郑灵公没有对子公进行处罚,而是因为君主本不该发怒而有了发怒的表现,对不该杀戮的人有了杀戮的想法。君主发怒符合臣下的罪过,杀了这样的臣下不违背人心,即使表现出愤怒而不进行处罚又有什么害处呢?君主未立之前臣子有了罪,即位之后,臣子害怕旧罪重提而把君主杀掉,这就是齐胡公被灭掉的原因。君主对臣子这样做,尚且会留下后患,何况作为臣子而对君主这样做呢?杀戮既然不对,而且还想全部杀掉,这是把天下人当做自己的敌人了。那么公子圉说高渠弥该杀,不也是可以的吗?卫灵公的时候,弥子暇很受宠爱,独揽卫国大权。有个侏儒见灵公说:“我的梦应验了。”灵公问:“什么梦?”侏儒回答:“我梦见了灶,预示将要见到您。”灵公生气地说:“我听说过见到君主的人总是先梦见太阳,为什么你要见到我而先梦见灶呢?”侏儒说:“太阳普照天下,一个物体是不能挡住它的光芒的。君主惠及一个国家,一个人是不能蒙蔽他的。所以要见君主就先梦见太阳。灶就不一样了,一个人烤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见火了。是不是有一个人像在灶前烤火那样蒙蔽了您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臣虽然梦见灶,不也是可以的吗?”灵公说:“你说得好。”于是便辞退了雍钮、弥子瑕,而起用司空狗。
有人说:侏儒善于假借梦来阐明君主治国的道理,然而灵公并不明白侏儒所说的话。辞退雍钮、弥子瑕,而起用司空狗,这是去掉自己所喜爱的人而用自己认为贤能的人。郑子都以为庆建贤能而受到蒙蔽,燕王哙以为子之贤能而受到蒙蔽。去掉自己喜爱的人而用自己认为贤能的人,未免会让一个人在自己身边烤火。德行不好的人蒙蔽君主,还不足以危害君主的明察;如果君主不加以了解而使所谓的贤能的人蒙蔽自己,就一定危险了。
有人说:楚国的屈到喜欢吃菱角,周文王喜欢吃菖蒲做的腌菜,这都不是正道的美味,而他们两个贤人喜爱它,人们喜欢的味道不一定是美味。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王哙认为子之是贤人,他们都不是正派的人,而这两个君主都尊重他们,君主认为贤能的人不一定是贤人。不是贤人而作为贤人来使用,和由于宠爱来使用是一样的。君主认为是贤人又确实是贤人而提拔他,和君主使用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楚庄王提拔了孙叔敖而称霸,商纣王任用了费仲而灭亡,这些都是用了自己所认为的贤人而事情的结果却相反的例子。燕王哙虽然提拔了他认为贤能的人,而与使用他所喜欢的人是一样的,卫灵公难道是这样的吗?这是侏儒所认识不到的。君主被蒙蔽而不知道受了蒙蔽,听到侏儒的话以后知道受了蒙蔽,因此辞退蒙蔽他的臣子,这就是对蒙蔽他的臣子有了了解。说什么“不加以了解而使贤能的人蒙蔽自己一定很危险”,而现在了解到这是真正的贤人,这样即使他蒙蔽君主,也一定不会有危险了。
(三)心得:不仅是君王,普通人轻易地暴露出自己的好恶也是危险的,尤其是厌恶小人,很有可能招来祸事或者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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