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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铃兰

铃兰的《韩非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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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9 22:56: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周《难一》
一、查字正音
难:nan4 辩难。辩驳之义。
使:在本文中有“假使”的意思
甽:quǎn  田间小水沟。
窳 :yǔ(事物)恶劣;坏。
靡mi 2笄jī:古代山名。
樛jiū留:人名,生平不详。
仲虺huī:人名,商汤的左相。

二、翻译
1
晋文公将要与楚人作战,召来舅犯询问道:“我军将要与楚人作战,楚军力量比我军强大,应该如何对付?”舅犯说:“我听说过,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多施忠诚和信用;两军对阵的中间,不嫌多用欺诈和伪装。您用欺诈敌人的办法就可以了。”晋文公辞退舅犯,于是召来雍季询问道:“我军将要与楚人作战,楚军力量比我军强大,应该如何对付?”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暂时能够多捕获野兽,而以后却肯定不再有野兽;用欺诈的办法对待民众,能够得到一时的利益,而以后民众肯定不会第二次上当。”晋文公说:“你说得好。”于是辞退雍季,用舅犯的计谋与楚人作战,最后打败了楚人。凯旋而归后晋文公施行赏赐,先奖赏了雍季而后才奖赏舅犯。群臣都说:“城濮之战,是采用了舅犯先主动退却然后选择合适时机猛攻楚军力量薄弱的两翼而取胜的。采用了他的计谋却在后面赏赐他,合适吗?”晋文公说:“这不是你们所能懂得的。舅犯的话,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雍季的话,则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晋文公能成为霸主,是完全合适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不切合晋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所问问题的大小缓急相应地给予回答。所问问题高深远大,而回答却低下狭隘,那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现在晋文公问的是“以少数如何战胜多数”,雍季却回答“以后肯定不会有第二次”,这不是应该用来回答的话。况且晋文公既不懂得一时的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的利益。战争并取得胜利,那就会使国家安定君主地位稳固,兵力强盛而威望树立,即使以后出现同样的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了,怕什么长远的利益不能来呢?战而不胜,那就令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今日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闲暇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等待长远利益,就在于今天的胜利;今天的胜利,就在于欺骗敌人;欺骗敌人,就是为了长远利益。因此说:雍季的回答,不切合晋文公的问题。况且晋文公又不懂得舅犯的话。舅犯所谓“不嫌多用欺诈伪装”,不是指欺诈他的民众,而是指欺诈他的敌人。而敌人,是他所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没有第二次,那又有什么损害呢?晋文公之所以先奖赏雍季,是因为他的功劳吗?而所以战胜楚国攻破楚军的,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的话正确吗?那他说的只是“以后没有第二次”,这不能叫正确的话。舅犯则既有功劳,说的话也正确。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是不嫌多施忠诚和信用的”:忠诚,是用来关爱他的下属;信用,是用来不欺骗他的民众。既然谈到关爱下属不欺骗民众,哪还有比这更正确的话?然而一定要说“出于诈伪”,这是军事斗争的计谋。舅犯在前面说了正确的话,在后面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所以舅犯有二项功劳而在后面赏赐,雍季没有一项功劳却在前面赏赐。孔子说:“晋文公能成为霸主,是完全合适的”,其实是不懂得赏赐的道理。

2
历山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去耕作,过了一年,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在黄河边打鱼的争抢水中的高地,舜到那里去打鱼,过了一年,大家都把水中的高地让给年长的人。东方部落中制陶器的制出的陶器粗劣,舜到那里去制陶器,过了一年,大家制造的陶器都很坚固。孔子感叹道:“耕田、打鱼和制陶,并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到那里做这些事,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是真正的仁厚啊!如此亲身操劳吃苦而民众都服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够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在舜做那些事的时候,尧在哪里呢?”儒者回答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又为什么说尧是圣人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奸滑之事。如果耕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制作的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那就是尧有过失。赞扬舜的贤德,就会否定尧的明察;赞扬尧的圣明,就会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两者都得到肯定。楚国有一个卖盾与矛的人,夸耀自己的盾说:‘我卖的盾非常坚固,什么样的东西都刺不穿它。’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卖的矛特别锋利,无论什么样的东西都能被它刺穿。’有人问这个楚国人:‘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这个楚国人没有办法回答。不能被刺穿的盾与什么东西都能刺穿的矛,不可能同时存在。现在尧和舜不可以同时被称颂,就像上面说的不能被刺穿的盾与什么东西都能刺穿的矛不能同时存在一样。况且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也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不断地发生;用少数贤明人的有限生命去对付不断发生的过错,所能纠正的一定很少了。只有实行赏罚才能使天下人非遵行不可,如果发布命令说:‘符合法令规定的赏赐,不符合法令规定的杀头。’命令早晨发出,过错到晚上就能纠正;命令晚上发出,过错到第二天早晨就能纠正;十天之内天下的过错就都纠正了,哪里还用等待一年?舜还不能用这些道理劝说尧使天下人顺从自己,却去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办法吗?况且那种用自身受苦来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而踞有地位握有权势的人来纠正下属的做法,平庸的君主也能轻易做到。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平庸的君主都容易成功的办法,而执行连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的。”

3
管仲有病,齐桓公去看望,问道:“仲父病了,如果不幸不能救活,你打算向我说些什么呢?”管仲说:“就是国君不问我,我本来也打算向国君报告的。希望国君离开竖刁,除去易牙,疏远卫公子开方。易牙负责为国君主管饮食,国君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便把自己儿子的头蒸熟了献给国君。人的自然感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的儿子,怎么可能真正爱国君?国君忌妒而喜好内宫女色,竖刁自己割了睾丸来管理宫内的事。人的自然情感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怎么可能真正爱国君?卫公子开方侍奉国君十五年,齐国与卫国之间不过几天的路程,开方抛弃了他的母亲,长期在外做官不回家看看,连他的母亲都不爱,怎么可能真正爱国君?我听说:‘夸饰伪装不会长久,掩盖虚假不能持续。’希望国君能离开这三个人。”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按管仲的希望去做。等到齐桓公因三人作乱被饿死时,三个月不能入葬,尸体腐烂长出蛆虫爬到了室外。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齐桓公的话,并不是懂得法度的人所说的话。所以去除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管自己的身体或感情,以迎合和满足君主的欲望。说什么“不爱自身的人怎么可能爱国君?”如果这样,那么臣下有尽死力来为主人效力的,管仲就不会举用了。说什么“不爱惜自己而拼死效力怎么可能爱国君?”是要国君去掉自己的忠臣。况且用不爱惜自身而推断他不爱自己的君主,是想用管仲不能追随公子纠推断他不能追随齐桓公,这样管仲也在被君主摒弃的范围了。英明君主的治国方略就不是这样,他设置臣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来让他们为君主立功,所以用官爵俸禄来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定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励赏赐一定要遵守信用,用刑处罚一定要坚决果断,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佞的人就不会被任用,虽有像竖刁一类的人,又能对君主怎么样呢?何况臣下拼死效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拼死效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计算利害得失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方略,那么臣下就会尽力为君主效力而不产生奸邪;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方略,那么臣下就会对上闭塞君主的英明而对下谋取自己的私利。管仲没有对齐桓公阐明这种治国方略,却要齐桓公去除竖刁,那另一个竖刁又会来,这不是杜绝奸邪的办法。况且齐桓公之所以死后蛆虫爬出户外尸体得不到安葬,是臣下的权力太大的原因。臣下权力太大的结果,就会挟持君主。有挟持君主的臣下,那么君主的命令就不能下达,臣下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够隔开君主与臣下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和坏,了解不到祸与福,所以就有了像齐桓公这样死而不能安葬的祸患。英明君主的治国方略应该是,一个人不能兼任几种官职,一种官职不兼管几样事务;地位低的不必等待地位高的推荐进用,大臣不必依靠君主身边的亲信而得到信任,百官能够有秩序地沟通,群臣能够像车轮的辐条聚集到中心一样听命于君主,给予赏赐的人君主知道他的功劳,给予处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过错。君主事前对群臣的功罪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施行赏罚,怎么可能出现像齐桓公那样死后不能安葬的祸患呢?管仲对桓公不是讲清楚这个道理,只是叫他除掉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得法度。

4
赵襄子被围困于晋阳城中,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五个人,第一个受赏赐的是高赫。张孟谈说:“晋阳城解围的事,高赫没有大功,现在第一个赏他,为什么?”赵襄子回答说:“晋阳被围的时候,我的国家十分危急。我的群臣们对我都有骄傲轻侮之意,只有高赫没有失去君臣应有的礼节,所以先赏赐他。”孔子听到后说:“这是善于赏赐啊!赵襄子奖赏一个人而使天下做臣子的都不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赏赐。懂得赏赐的,百官不敢超越自己的职权侵犯他人职守,群臣不敢失去君臣的礼节。主上设置了有关法令,而臣下没有奸诈的想法。如果这样,就可以叫做懂得赏罚了。假使赵襄子在晋阳,命令行不通,禁令不起约束作用,那就等于赵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赵襄子在晋阳,智伯瑶用晋水灌城,城内石臼和锅灶被水淹没成了乌龟出没的地方,而民众没有反叛之心,这是君臣亲密无间的反映。赵襄子有君臣亲密的恩泽,执行着令行禁止的法令,如果还有骄傲侮慢的臣下,这是赵襄子失去了处罚的原则。做臣下的,参议政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因为不骄傲侮慢,赵襄子就赏赐他,这就赏赐错了。英明君主的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处罚不施予无罪的人。现在赵襄子不责罚骄傲侮慢的臣下,而赏赐没有功劳的高赫,赵襄子的善于赏赐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善于奖赏的道理。

5
晋平公与群臣饮酒,酒喝得很畅快,晋平公感叹地说:“没有比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是没有人敢违背的。”乐师师旷陪坐在晋平公前面,拿起琴来撞击晋平公。晋平公拉开衣襟起身躲避,琴撞到了墙壁上。晋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今天有小人在我旁边讲话,所以撞他。”晋平公说:“刚才说话的人是我。”师旷说:“哑!这不是当君主的人应该讲的话。”晋平公左右的人请求处罚师旷,晋平公说:“免了吧,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晋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不赞成他的行为而处罚他,这是君主对于臣子的权力;不赞成他的行为而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婉言劝告仍然不听就远远离开他,这是臣子对于君主的义务。现在师旷不赞成晋平公的言论,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处罚办法,拿起琴来撞击晋平公,是颠倒了君臣上下的位置,而失去了臣子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辞去官职放弃俸禄,等待君主的省悟,这就是臣下应有的礼节。现在师旷否定晋平公的过失,拿琴去撞击他,即使是父亲也不这样对待儿子,而师旷却用这种办法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子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晋平公高兴地听任他这样做,这是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晋平公的事是不可以宣扬的,因为它使君主在听臣下的话时犯了错误而又不知错在哪儿;师旷的行为也是不可以宣扬的,因为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他们谋害君主的行径。这不能说是两方英明,而应该说是两方都有过错。所以说,晋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

6
齐桓公的时候,有处士名叫小臣稷,桓公想见他,去了三次没见着。齐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不能轻视大国的君主;大国的君主不爱好仁义,也不会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了小臣稷。
有人说:齐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国家的患难,不躲避卑下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这就叫做仁义。所以伊尹因中原出现动乱,通过做厨师向汤王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因秦国出现动乱,通过做奴隶进入秦国求得秦穆公任用。这都是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国家的患难,不躲避卑下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齐桓公以大国国君的权势,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读书人,为的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可见小臣稷忘记了民众。忘记了民众不能够叫做仁义。仁义的人,不失去做臣子的礼节,不败坏君臣的尊卑秩序。因此在一个国家里,拿着不同的鸟兽作为礼物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掌管理事务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还只是没有职事的萌众一类,却违抗君主的意志,所以不能叫做仁义。仁义已经不在小臣稷那儿,齐桓公却按照仁义之士礼遇他。如果小臣稷确有智慧才能而躲避齐桓公,是想隐匿起来不为君主办事,应该施以处罚;如果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弄虚作假,骄傲自满,在齐桓公面前妄自尊大,这是故意欺骗,应该杀头。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齐桓公不能摆正君臣之间的关系去敬重一个该罚该杀的人,这是用轻视侮慢君主的坏风气来教化齐国臣民,并不是可以用来作为治国的道理的。所以说:齐桓公不懂得仁义。

7
在靡笄山的战役中,韩厥掌管军法,打算杀一个人。郤克听说后坐了车子去救这个人。等他刚刚赶到,这个人已被斩首。郤克于是说:“怎么不把这个人的尸体巡行示众?”郤克的仆从说:“早前您不是打算救这个人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献子分担非议呢?”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可不作分析,它不是分担非议。韩厥所斩首的,如果是罪人,就不应该救他,救助罪人,法令就会因此败坏,法令败坏,国家就乱了;如果不是有罪的人,郤克就不应该劝说韩厥把被斩首者的尸体巡行示众,劝说巡行示众,是双重委屈无辜,双重委屈无辜,民众会因此产生怨恨,民众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郤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可不作分析。况且韩厥所杀的如果是有罪的人,郤克要分担什么非议呢?所杀的如果不是有罪的人,那么这个人已经被斩首了,而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形成而郤克来晚了。郤克说“将尸首巡行示众”,并不足以分担韩厥杀人的非议,反而会产生巡行示众的非议。这是郤克所说的分担非议吗?从前商纣王设立炮烙的酷刑,崇侯虎、恶来又唆使纣王砍下冬天涉水渡河的人的小腿,他们二人怎么可能分担人们对纣王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上司依法办事的期望很强烈,韩厥不能满足民众的期望,人们希望郤克能满足;现在郤克也不能满足,那么民众对于上司就绝望了。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人们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况且郤克去救助这个罪人,以为韩厥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向韩厥讲清他的决定错误的原因,反而劝他“将尸体巡行示众”,这是让韩厥不明白自己的过错。使下面的民众绝望于上面的统治者,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明白郤克所说的可以分担非议的原因。

8
齐桓公亲自替管仲松绑后拜他为相。管仲说:“我虽然已经得宠了,但我的地位还很低。”齐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氏和国氏两个贵族之上。”管仲说:“我虽然已经高贵了,但我还是贫穷。”齐桓公说:“让你得到‘三归’的收入。”管仲说:“我虽然富裕了,但我与君主还是疏远。”于是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霄略说:“管仲以为地位低下的人不可以治理地位高贵的人,所以请求地位在高氏、国氏两大贵族之上;以为贫穷的人不可以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拥有‘三归’俸禄的家业;以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可以治理与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要齐桓公立他为仲父。管仲并不是贪婪,而是为了便于治理国家。”
有人说:现在如果让奴仆奉君主之命去告知卿相,没有人敢不听从,这不是卿相卑贱而奴仆尊贵,而是由于君主下达了命令,没有人敢不听从。假如管仲治理国家不遵循齐桓公的旨意,就等于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齐桓公的威信,下达齐桓公的命令,就是奴仆也可以取信于人,何必非要等待有了高氏、国氏、仲父这样尊贵的地位才能行事呢?当代的行事、都丞之类的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也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办事遵照法令,即使像宦官这样卑贱的人,也可使卿相信从;办事不遵照法令,虽然是大官,在普通民众面前也会理屈。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去干增加自己的宠信和爵禄之事,如果不是管仲贪心富贵,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治国的法术。所以说:管仲有不得体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夸奖。

9
韩宣王问樛留说:“我想同时任用公仲、公叔,这样做行吗?”樛留回答说:“从前魏王同时任用楼廙、翟强而失陷了西河地区,楚王同时任用昭、景两姓而失陷了鄢城、郢城。现在国君同时任用公仲、公叔,必将导致内争权势外通敌国,这样国家就一定有忧患了。”
有人说:从前齐桓公同时任用管仲、鲍叔牙,成汤同时任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任用两个臣子是国家的忧患,那么齐桓公就不能称霸诸侯,成汤也就不能称王了。齐湣王只用了一个淖齿,却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用了一个李兑,却被围困活活饿死。君主有法术,同时任用两人不是祸患;君主没有法术,同时任用两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外通敌国,用一人就会独断专行挟持国君或杀害国君。现在樛留没有法术来规劝君主,让他的君主不同时任用两人而只任用一人,这不是造成失陷西河、鄢、郢的忧患,就一定有杀身饿死的忧患,这是樛留没有好的见解向君主进言啊。

三、心得
《难一》我感觉到韩非子的独立判断(辩驳、辨析)的精神。我看故事本身的第一反应,心里是默认的,对对,顺着故事的脉络,谁说什么我都听不出毛病。我从表面上看不出毛病囝。
      故事1“晋文公与楚国交战,采纳了舅的计策,但先奖赏雍季,理由是一个是一时之权,一个是万世之利”---晋文公的奖赏,违背了基于“事与功”的奖赏原则。显然雍季的计策之功还没有显现,不能奖。舅犯符合“功与事当则赏”,应首赏。
      故事2“舜用亲身做事,以德化民争,一年化一个争端”。辨析:缺点是时间长效率低;对领导者要求高,难以复制。大领导干了官吏具体事儿,可能耽误了大领导位置上的职责。---概括缺点:无术。解决之道:用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优点:高效。对庸主易行。
     故事3“管仲给齐桓公的建议是远离除掉三个奸臣”。辨析:这种方法不能解决根本,远离张三,还会有李三。解决之道:应明法度,并提出策略:一人不兼官心,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大臣不因左右而见,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蔽于后。
     故事4“晋阳解围,赵襄子首赏一个无大功但不失君臣之礼的人”。辨析:赵襄子没有按法度赏罚:应该遵循这个原则:对有功者赏(赏的顺序要正确,按功劳大小),如果该人又同时有过,则罚。对于不失君臣之礼,但没在战斗中建立功勋者,可以小赏后赏。
     故事5“师旷举琴撞‘言有过’的晋平公”。辨析:表面看来、当下看来,师旷的做法,效果还不错,君主以此为鉴,起到了进誎的效果。但是不值得推广。原因是:师旷违背了君臣的位置和权利,臣不能撞打君。应用进言,说清事理。
    故事6“齐桓公五往得见小臣稷”。辨析:我感觉韩非子的观点是对的(有智能但遁隐则罚,无智而虚骄应戮),但是可以灵活处理,可以先礼后兵,对方做得过分再罚。
    故事7“郤献子救人不成,反而变成附和讨好国卿杀人”。辨析:这种情境下的处理原则是:所斩若罪人则不可救(否则败法),若非罪人,则不可劝之以徇(尸体巡行示众),这是二次冤枉无辜者(民怨)
    故事8“管仲给齐桓公要地位(贵)、财富、亲近”。辨析:管仲行为有失,霄略谬赞了。韩非子认为原因是:主令所加,莫敢不从也,和臣子的地位没关系。我感觉不是吧,很有关系,地位、亲近都是势啊。
    故事9“樛留回答韩宣王,同时两用大臣会内争权势,外通敌国”。辨析:同时重用两臣或一臣,都有使国家危亡的先例。关键在于:主有术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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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16 21:24: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铃兰 于 2022-4-16 21:46 编辑

第十四周《四十一  问辩》
查字正音
的:di3射箭用的靶
彀:gou4拉满的弓驽
砥砺:磨刀石。引申磨
文学:在古代,文学是指文治教化、文化学术。民以文学非之
翻译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韩非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话的人说:“君主不明智就产生辩说,为什么呢?”
     韩非回答说:“在明君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而法律是处理政事的最高准则。除命令外,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没有第二种行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动不合乎法令的必须禁止。如果言论没有法令作依据,但可以对付诡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君主必须采纳这种言论并进而责求它的效果。言论和实效相符,就给重赏;言论和实效不符,就给重罚。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就是没有辩说存在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学术主张加以反对;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为加以违反。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这就是世上有那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磨快猎箭,用来无目的地乱射,箭头不曾不射中细小的东西,但是不能称为善于射箭的人,因为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立直径五寸的箭靶,拉开十步的距离,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艺高的;没有固定的靶子,胡乱发射而射中微小的东西,仍然算是技艺差的。现在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不把功用作为它的目的,言论虽然很明察、行为虽然很刚直,不过是些胡发乱射的言论。因此在乱世里,听取言论时把隐微难辨作为明察,把博学多文作为雄辩;观察行为时把远离社会作为贤能,把违抗君主作为刚直。做君主的喜欢这种明察,雄辩的言论,尊重这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定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游侠多了,耕战的人就少了;‘坚白’‘无厚’的诡辩风行起来,宪章法令就会遭到破坏而消亡。所以说君主不明察,辩说就产生了。”
心得
   1《问辩》是对辩说成风的辨析回答。辩说是妄言。症结在于“不以功用为的彀”。根源在君主,君主不明,所以不能主导舆论风向。
   2辩说的现象:
以难知(不知所云)为察,
以博文(博学多文)为辩,
以离群(远离社会问题)为贤,
以犯上为抗(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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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16 21:25: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铃兰 于 2022-4-16 22:58 编辑

第十四周《四十二   问田》
查字正音
而措于屯伯。。。不试于屯伯,不关乎州部:措、试、关---在这里是“安置在。。。岗位上”的意思
逢遇不可必也:必,在这里是事先、预定的意思
民萌:普通民众
先生有幸臣之意:幸,爱护
鸠:jiu1
亶:dan3
翻译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用历任低级职务就能被君主赏识,圣人不用显示出成绩就能被君主接纳。现在的陽城义渠是个英明的将领,可他曾被安排做个小官;公孙亶回是个杰出的相国,也安排做过地方官,为什么呢?”田鸣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君主掌握了法和术。况且,难道您没听说楚国用宋舰为将而败坏了政事,魏国用冯离为相而断送了国家?两国的君主为花言巧语所驱使,被诡辩利说所迷惑,没通过低级职务的考验,不具备基层工作的经历,结果有败坏政事和断送国家的祸患。由此看来,那种不经低级职务和基层工作考验的办法,哪里该是明君采取的措施啊!”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达到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我私下认为会给您生命带来危险。用什么加以验证呢?听说您曾讲道:‘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的祸患。’遭遇如何是不能肯定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干冒险的事,替您设想,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韩非说:“我明白您的话了。整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但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抱定了这样的主张,即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
心得
《问田》讲的是选拔官吏必须经过基层工作锻炼和考验(试于屯伯、关乎州部)。这就是术。不能纯靠举荐。其二立法术、设度数,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让自己遂心顺意,而是为了民众有好处,看到中国人的精神。仁智之行和贪鄙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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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16 21:25: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铃兰 于 2022-4-16 22:57 编辑

第十四周《四十三  定法》
查字正音
程:禾+呈。称量收成的谷物并向上呈报。量也。衡量 估量 估计 评估 。法也式也,物之准也。程度。衡量评估后得出的数值。
宪令著于官府:著,制定。
譎:jue2.用诡诈语言刺探 套取情报
医者齐药也:齐:通“剂”。调治。
翻译
有人问:“申不害、商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一家对治理国家更急需?”
回答说:“这是不能比较的。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在极寒冷天气下,不穿衣服也会冻死。若问衣和食哪一种对人更急需,则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条件。现在申不害提倡运用术而商鞅主张实行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这是臣下应该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所以术和法缺一不可,都是称王天下必须具备的东西。”
有人问:“只用术而不用法,或只用法而不用术,这样都不行,情形究竟如何呢?”
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二个国家。晋国的 旧法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已公布;晋君 的旧法令没有收回,而韩君的新法令又已下达。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奸邪的事就增多了。所以奸人认为旧法令对自 已有利,就依照旧法令行事;认为新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新法令行事;他们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对立中取利,那么申不害即使频繁地让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雄厚的强韩,经过十七年的努力还没有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但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结果带来了害处。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同受罪责,该厚赏就一定厚赏,该重罚就一定重罚。因此秦国人民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追击敌人,再危险也不退却,结果使秦国国富民强,但是没用术来识别奸臣,那不过是用秦国的富强帮助群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继位,美国的变法措施没有废除,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逼迫韩、魏的事件上。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甘茂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打仗上。武王死,秦昭襄王继位,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而穰侯却增加了陶邑的封地。应侯范服攻打韩国达八年之久,给他自己增加了汝南的封地。打那时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扩大地盘,就建立了私人的封地。这是君主不能用术去了解奸邪的缘故。商鞅纵然频繁地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霸业,就是因为官府虽然不断地整顿法令,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结果带来了害处。”
有人问:“君主使用申不害的术,而官府实行商鞅的法,这样可以吗?”
回答说:“申不害的术不够完善,商鞅的法也不够完善。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越权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办事不超越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知道了不说,这是不告发罪过。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清楚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令规定:‘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如果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房屋也盖不成,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是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适应。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
心得
《定法》定义了术与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术是主之所执。法是臣之所师。主无术则被蒙蔽、失势,臣无法则乱于下。有术无法,难治官,建功难,国不强。有法无术,法会被重臣所用。术和法对应在家庭里,术是原则(比如父母不能“释已而教”、应“正已而化”),法是具体的家庭规则。




第十四周《四十四 说疑》
查字正音
扈:hu4
讙:huan1
要领不属:指身首异处。要,同腰。领,头颅。属,连接。
萃:通瘁
颉:jie2
翻译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赏无功的人,罚无罪的人,不能称作明察。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且全无遗漏,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现在世上的人都说“给君主带来尊崇,国家带来安定的,必然要靠仁义智能”,却不知道导致君主卑下、国家危乱的,必定因为仁义智能。所以掌握法术的君主,据弃仁义,废除智能,用法来使人服从。因此声誉远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国家安定,在于君主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一般而论,术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法是官吏应该遵循的。既然这样,那么派遣侍从官员每天把法治的道理传达到宫门之外,直到境内的民众每天都看到法令,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从前有扈氏有个臣子叫失度, 兜氏有个臣子叫孤男,三苗有个臣子叫成驹,夏桀有个臣子侯侈,商封有个臣子叫崇侯虎,晋国有个臣子叫优施,这六个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臣子。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陰险毒辣,外表小心谨慎,用以表明自己善良;称颂远古,使好事变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以投合君主的爱好来扰乱君主:这些都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一类的人。以往的君主,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安国存,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危国亡。得到大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利弊相差极大,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近臣不能不加倍小心。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臣子说的话,那么区别贤与不贤的人就像区别黑白一样清楚了。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陽、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一旦遇到劳苦和屈辱,就不愿要官府的俸禄。见利不动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赏,也不能勉励他;临危不惧的人,即使君主重罚,也不能镇服他:这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而死在山洞里,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有的在深山里饿死,有的投水自尽。有了这样的人,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做臣,当今之世,又用他们派何用场?
至于夏桀时的关龙逢,商纣时的五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凭激烈争辩或强行劝谏来压服君主。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就会出现如同师徒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君主对他们如果有一句话语不听从,一件事情不照力、,他们就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豁出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做来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用他们呢?
至于齐国的田常、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如意、晋国的孙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胜、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结党营私来侍奉君主,不走正道而大搞谋私的勾当,对上威逼君主,对下破坏国家安定,勾结外国势力来扰乱国内政事,拉拢下属来对付君主,做来毫无顾忌,像这样的臣子,只有圣王明主才能予以控制,至于昏君乱主,能看得出来吗?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蠢、文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早起晚睡,自谦自卑,恭敬地表白自己的心意;严明地执行刑法、优异地干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进献好的建议、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立了功成了事也不敢自表劳苦;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家庭残破,为了君主安全,不惜献出生命;把君主看成上天和泰山一样尊贵,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君主在全国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君乱主仍可建立功业,何况遇到贤明君主呢?这就叫做霸王的助手啊。
至于西周的滑之、郑国的公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陽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进则埋没贤良去蒙蔽君主,退则扰乱百官而兴祸作乱;都辅佐他们的君主,迎合君主的欲望,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也不难办到。像这样的臣子,即使是圣明君王也伯被夺权,何况昏君乱主,能不失去权柄吗?有这些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威王被杀,国家分成两半;郑君子陽被杀,国家一分为三。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楚灵玉死在乾溪之上,随国被楚国所灭,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陽城下,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殓。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君主才能识别,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因而落到身死国亡的地步。
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选拔臣子时,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正确的,就据以任用;错误的,就据以处罚。因此,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在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尧时有儿子丹朱,舜时有儿子商均,夏启时有儿子太康等五人,商场时有孙子太甲,武玉时有弟弟管叔、蔡叔。这五个帝王惩罚的,都是自己的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为什么要使他们家破人亡受到惩罚呢?因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法治。请看圣王选拔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然而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据此选拔他们,君主地位得以巩固,声望得以提高。
昏君乱主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行为,却把国家大权委任给他们,所以轻者君主名望下降、国土丧失,重者国家灭亡、君主身死,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任用臣子。不能用法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判断他们的好坏。众人称赞,就跟着喜爱;众人诽谤,就跟着憎恶。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费财,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盟约来加强勾结,用口头上封官许愿来给予鼓励。说什么“顺从我的就能得到好处,不顺从我的只能得到祸害”。众人贪图奸臣给的利益,又迫于他的威势,从而认为:“他真能对我高兴,就会让我得到好处;对我猜忌恼怒,就会伤害我。”众人都归附他,民众也靠拢他,把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上达到君主那里。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奸臣又会派出诡诈的人,在外充当别国宠信的使者,把马车借给他,给他瑞节使人相信,教他外交辞令使他庄重,用贵重的礼物资助他,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暗中夹带为奸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为谁做使者呢,是为别国的君主;为谁讲话呢,是为君主左右的奸臣。君主喜欢使者的话,认为他讲得头头是道,从而认为他称赞的奸臣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暗示君主: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身让位而居其下,轻者赏赐高爵厚禄使奸臣得利。奸臣位高禄厚,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授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奸臣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党羽就说:“舜逼迫尧,禹逼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这四个王,都是作为臣子而杀了自己的君主,天下却都称赞他们。考察四个王的思想,是出于贪得天下的野心;衡量他们的行为,是使用了暴乱的武力。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管扩充势力,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自管显耀名声,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高明。这样,威势足以凌驾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一世,天下人都顺从他们。”又说;“根据现在知道的,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荼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奸臣听到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再说,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背离正道,心怀陰谋,对上钳制君主,对下扰乱法治,这样的奸臣,是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史书记载说:“周宣王以来,亡国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那么祸乱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还都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改变法令,君臣易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拱手交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耻辱。
做君主的,假如真能洞察臣子的言论,那么即使打猎骑马,沉溺女乐,国家还是可保全的;不能洞察臣子的言论,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仍是要灭亡的。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不修德行,而喜欢尽情享乐,满足于身体安适,耳目快乐,冬天射箭打猎,夏天泛舟游玩,不分昼夜地饮酒,一连几天都不放下酒杯,不会喝酒的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在席前杀死。请看,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内部没有群臣百官闹事,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这些都是因为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几十万士兵。他,不沉洒于女色,不听妙音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君位被子之篡夺,自身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的道理。
所以说,臣子中有五种奸邪行为,而君主却不曾识别。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来骗取声誉的,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有凭借免除赋役、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奇装异服、漂亮称号来惑乱人们视听的。这五种人,是明君所疑虑、圣君所禁止的;去掉这五种人,那么诡辩和奸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乱说乱动了。而好话说得多、实事做得少,行为不合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因此,群臣闲居时就会加强自身修养,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乱说乱动,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办法。那些圣明的君主,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子。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弄清真相的,是天下少见的。所以说:庶子中有和嫡子行事一样的人,配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臣子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根源。所以说:内廷的宠妃与王后并列,外朝宠臣和君主争权,庶子和嫡子匹敌,大臣和君主相似,都是通向祸乱的必由之路。所以《周记》上说:“不要抬高妄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子的地位而抬高庶出者的身份,不要推重宠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上述四种混淆上下关系的做法一旦被摧毁,君主就没有顾忌,臣下就没有邪行;这四种做法要是不被摧毁,便会以君主身死、国家灭亡而告终。
心得
《说疑》解答君主的疑惑。关于识奸、防奸邪言行的办法。
1-禁奸之法,第一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三禁其事。
2-识奸:1郎中左右的奸行(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心险恶外在谨慎小心,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乱国以投君主所好)。2不令之民(有才不能用)。3疾争强谏、以胜其君之臣。4结党侵君弑君之臣。5谄谀之臣(思小利而忘法义、悦主、蔽贤、扰乱百官之臣)
3-识“霸王之佐臣”(事君(天)、进善言、通道法,成功立事,不贪功)
4-明君怎么用人:不羞其卑贱,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
5-乱主不明于用人:1不知或读不懂臣之意行、实情。2无术衡量臣子,靠众人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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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16 21:25: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铃兰 于 2022-4-16 22:53 编辑

第十四周《四十五诡使》
查字正音
悫:que4诚恳
陂:bi4陂智-狡猾奸诈
窞:dan4坑穴
路:通露。野外。
翻译
《诡使》
圣人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措施有三种:第一是利禄,第二是威权,第三是名份。利禄是用来赢得民众的,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名称是君臣共同遵行的准则。除了这三种,即使还有别的措施,也不是急需的了。现在利禄不是没有,民众却不受君主感化;威权不是不存在,民众却不去服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但办事时却没有严格按照明文规定。这三种措施不是不存在,但社会有时安定,有时混乱,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推崇的东西和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措施相违背。
设立名位称号,本是用来表示尊贵的,而现在有人轻视名位和实权,世俗却称赞他们高尚。设立爵位等级,本是用来作为区别贵贱基本标准的,但是对君主傲慢而不愿求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贤明。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而对于那些无视利禄和轻视权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庄重。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但对于那些不遵从法令而为私门效劳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忠诚。官爵是用来勉励民众的,但对于那些追求声誉而不肯做官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是有气节的人。刑罚是用来独揽威严的,但对于那些无视法令、不怕刑杀的亡命之徒,世俗却称赞他们是勇士。民众急于追求名声,超过了追求实利;这样,一些沦落到饥饿贫困境地的士人,哪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以便在天下挣得名声呢?所以,社会得不到安宁的原因,不是下面的罪过,而是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君主常常尊重那些造成祸乱的行为,而轻视那些能使社会安定的措施,因此下层人士向往的,就经常和君主应该用来治国的措施背道而驰。
臣子听从君主,是君主的当务之急。但对于忠厚老实、纯朴诚信、做事专心、说话谨慎的行为,却被说成是贫陋无礼。严格遵守法度,认真听从政令,却被说成是愚笨。尊敬君主,害怕犯罪,却被说成是胆小。言论适合时宜而有分寸,行为符合法治而恰如其分,却被说成是没有出息。对君主没有二心而不从事私学,听从官吏而遵循教化,却被说成是浅薄。
不接受君主的召唤,却被称为正直。不接受君主的赏赐,却被称为清廉。不接受君主的制约,却被称为平等。有令不听从,却被称为勇敢。对君主毫无益处,却被称为厚道。缺乏上进精神,为人与世无争,善于行德施惠,却被称为仁义。为人持重而妄自尊大,却被称为长者。私立学派,结帮成群,却被称为师徒道统。沉默寡言,安于现状,无所事事,却被称为善于思考问题。损害道义,追逐私利,却被称为机灵。凶险浮躁,反复无常,却被称为聪明。主张先人后己,对官爵高低同等看待,宣扬泛爱天下的,却被称为圣人。鼓吹一般原则、根本规律,理论站得住而实际不可用,干起事来悖于社会常法的,却被称为是伟人。轻视爵位俸禄,不服从君主统治的,却被称为俊杰。臣下习染这种风气到如此地步,在内就会扰乱民众,出外就会不利于祖国。君主本该禁止他们的欲望,废除他们的非法活动,这样尚且阻挡不住,还要去推波助澜尊重他们,这是教导臣下犯上作乱,还想达到天下大治。
总的说来,君主用来治理国家是靠的刑罚,而现在自行其是的人却得到尊重。国家得以维系是靠的社会安定,而现在浮躁凶险、搬弄是非、阿谈奉承的人却受到任用。全国民众服从君主而令行禁止,靠的是信义和德行,但现在那些狡猾奸诈而惯于诬馅倾轧的人却得到使用。法令得以实行,威严得以树立,靠的是臣下恭敬虔诚地听从君主,但现在那些隐居深山、攻击现实的人却声名显赫。粮仓得以充实,靠的是把农耕作为本业,但现在那些从事纺织、刺绣、雕刻之类末业的人反而富裕。名望得以树立,地域得以扩大,靠的是打仗的士兵;现在阵亡战士的孤儿却饥饿不堪,到处流浪乞讨,而那些优伶酒徒却高车大马穿锦衣绣。赏赐俸禄是用来换取民众为君主卖命的,现在有战功的人劳而无赏,而那些在君主跟前占卜、看手相、弄神作鬼、巧言奉承的人却经常得到赏赐。君主掌握法律条令是为了控制生杀大权,但现在奉公守法的人想用逆耳的忠言向君主进谏却得不到接见,而那些花言巧语、内外行奸、在社会上侥幸投机的人却经常得到晋见。根据法令直言不讳,名实相符,遵循有关规定,铲除奸邪的人,为的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但君主却越发要加以疏远;而那些逢迎取媚、顺从君主的意愿和欲望而危害国家的人却成了亲信。征收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国难、充实仓库,而士兵逃避耕战,躲藏起来,依附于权门贵族来偷免得役赋税,结果使君主失去了劳力,这样的人竞数以万计。拿出好的田地房屋作为赏赐,是为了鼓励士兵奋勇作战的,而一方面,那些身首异处、尸骨抛散在荒野上的战士,活着没有房子容身,死后田地还要被夺去;另一方面,有姿色的少女、没有功劳的大臣和亲信们,却挑选好的房屋和田地尽情享受。赏赐一律由君主颁发,是为了便于驾驭臣下的,但披甲野战的士兵得不到赏赐和职位,游手好闲的所谓学者却得以显贵。君主拿了这些反常现象作为教化,名声怎能不卑下,权位怎能不危险?使君主名声卑下、权位危险的人,一定就是那些不服从法令,怀有二心而专搞私学,反叛现实社会的人。假如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解散他们的群党,还要去尊重他们,那就是当权者的过错了。君主树立廉耻标准,是用来劝勉臣下的。现在士大夫却不以肮脏卑鄙的勾当为耻而做官,有裙带关系和私人交情的人不按官阶次第而升官。赏赐是用来使人尊贵的,但现在英勇作战的有功之士却贫贱不堪,而那些谄媚逢迎的人和优伶酒徒却得以越级做官。名号和功业相符合关系到君主的威势和尊严,然而现实是君主受到蒙蔽,近臣宫女同时弄权,各个部门都能给人定爵和提升官吏。这些反常现象表明当权者措施已经严重失当了。大臣任人为官,先与亲信密谋策划,植党营私,尽管他们不按法律行事,但赏罚大权已被臣下操纵了,结果君主地位就变得卑贱而大臣权势就变重了。
确立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废止私行。法令得以贯彻,私行就必被废止。私行是扰乱法令的罪魁。现在那些怀有二心专搞私学、隐居山林、老谋深算的士人,重则诽谤现实,轻则造谣惑众。君主不加以禁止,还要进一步用美名抬高他们,用实利提拔他们,结果就是使无功者显贵,无劳者富有。这样一来,怀有二心专搞私学的士人怎能不挖空心思、玩弄智巧和诽谤法令,去拼命追求那些和当代政治背道而驰的东西呢?大凡危害君主统治、反对现实社会的,常常就是那些身怀异心大搞私学的人。所以《本言》说:"国家安定靠的是法,国家混乱棍子在私。法立起来的话,就没有人再行私了。"所以说:倾向于私行的,社会必然混乱;倾向于法的,社会一定大治。君主不用法治,聪明的人就有违法言论,贤能的人就有违法企图。君主有法外的恩惠,下面就有非法的欲望,圣人和智者就会成群结队地制造谣言和诡辩,用非法手段对付君主。君主不严加禁止,反而对这些人大加尊崇,那就是教育下属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结果就造成了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的现象。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正因如此,君主便再也控制不住臣下了
《诡使》心得
  诡使,对法治原则的违反。本章指出:国家乱的根本原因是“君主所推崇的、实践的”,与“正确的治国原则是相反的”。并列举了多种社会治与乱(名与实)的对比,主流价值观被颠覆。强调治者法也,乱者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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