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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丹

刘丹的《韩非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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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22 10:38:5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周  外储说左上  外储说左下


一、外储说左上

1、查字正音

单shàn父:春秋时鲁国地名,位于今山东单县。
臞qú:消瘦。
媵yìng:陪嫁的妾。
鸢yuān:一种鹰。
輗ní:连接车辕和车衡的一个部件。
擿zhì:同掷,引申为戳捣。
瓠hù:葫芦。
霁jì:雨后转晴。
縠gòu:张弓。
髹xiū:给器物涂漆。
檠qíng:校正弓弩的工具。
胾zì:大块肉。
手足胼胝pián zhī:手脚因劳累被磨硬变粗。
㩷qiān:通褰,揭起衣裙等。
曩nǎng:从前,以前。
酹jiào:把杯中的酒喝光。
裷yuān:通㠾,头巾。
郢yíng:楚国的国都,位于今湖北荆州城北。  
谩mán:欺骗,蒙蔽。

2、翻译
  经一
  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像有若回答宓子贱时所说的那样。群主听取言论,欣赏说话人的口才;君主观察行为,赞赏行为人远离实际的作风。所以群臣和民众讲话都迂远阔大,行为都远离现实世界。这种观点的解说在田鸠回答楚王这则故事中。所以墨子做成木鸢,讴癸用唱歌鼓舞建筑武宫。忠言犹如药酒,只有英明的君主独自知道。

  说一
  宓子贱做单父的地方长官。有若见到他后说:“你怎么这样瘦?”宓子贱说:“君主不知道我没有才德,派我治理单父,公务紧迫,我心里忧愁,所以人就瘦了。”有若说:“从前舜手弹五弦琴、口中唱着《南风》诗就把天下治理好了。现在单父这么小一个地方,你治理它还忧愁,让你治理天下将怎么样呢?所以掌握了术来统治国家,身体坐在朝堂上面,有少女的红润气色,对治理国家没有妨害;没有掌握术而统治国家,虽然身体劳累消瘦,也还是没有什么益处。”
  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现在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身实践是不错的,他的话讲得多但没有文采,这是什么原因?”田鸠说:“从前秦伯把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让晋国为他的女儿修饰打扮,跟着陪嫁出去的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的妾而看不起秦伯的女儿。这可以说是善于嫁妾,而不能叫做善于嫁女儿。楚国有个人在郑国卖宝珠,为宝珠做了个木兰树质的匣子,用肉桂和花椒两种香料熏过,用珠子和宝玉点缀,用红色的玉装饰,聚集起绿色的玉。郑国人买下了他的匣子而把宝珠还给了他。这个楚国人可以说叫做关于卖匣子,不能叫做善于卖宝珠。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说一些漂亮动听的言词,君主只看到了它们表面的文采而忘记了它们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播先王之道,论述圣人的言词,把它们宣传给人们。如果把他的文词修饰得很华丽,就怕人们会记住它的文词的华丽而忘记了它的内在价值,因为文词而损害了实用。这样就和楚国人卖宝珠、秦伯嫁女儿成了同类了,所以他的言词大多不漂亮动听。”

  墨子制作木鸢,三年才做成,飞行一天就坏了。弟子说:“先生真是巧手,以至于能使木头的鸢飞起来。”墨子说:“我赶不上做车輗的人手巧。他用八寸长的小木头,不费一早晨的功夫,就能做出承担三十石重量的车,能行至远方且力量很大,还可以用许多年。现在我做木鸢,三年才做成,飞行了一天就坏了。”惠子听到这番话后说:“墨子真是太聪明了,知道做车輗是巧的,做木鸢是笨拙的。”
  宋国的君主跟齐王作对,修筑练习武艺的场所。一位名叫癸的歌手带头唱歌,走路的人停下脚步来看,筑土的人不感到疲倦。宋国的君主听说后,召进宫去奖赏了他。癸回答宋国君主的问话说:“我的老师射稽的歌唱得比我好。”宋国国君召来射稽让他歌唱,走路的人不停下来,筑土的人感到疲倦。宋国的君主说:“射稽歌唱时走路的人不停下,筑土的人感到疲倦,他的歌唱得不如你好,这是什么原因?”癸回答说:“大王您设法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功效”结果发现癸唱歌时筑土的人只筑了四板,射稽唱歌时筑土的人筑了八板;戳捣筑成土墙的坚固度,癸唱歌时筑的土能戳进去五寸,射稽歌唱时筑的土只能戳进去二寸。
  好的药入口很苦,但聪明的人却鼓励人喝下去,知道喝下去能治好自己的病。忠言是不顺耳的,而英明的君主愿听取它,知道忠言能够收得好的功效。

  君主听取言论,不以功用为目的,那么进说的人大多会说“棘刺”“白马”一类的话;不以客观的标准为准则,那么射箭的人就个个都像后羿那样成了射箭高手。君主对于臣下的进说,如果都像燕子学长生不死之道那样;那么擅长辨说的人,就都会像郑国人争论年龄长短一样没完没了。因此言论有些是细致明察微妙难知但不是迫切需要的,所以季良、惠施、宋钘、墨翟之言都像画竹筒一样微妙而无用;议论有些是深远阔大,但不切实用的,所以魏牟、长卢子、詹何、陈骈、庄周的学说,都是些画鬼怪的活儿;行动有些是违反常理、一般人难以做到而坚定固执的,所以务光、卞随、鲍焦、介之推、田仲的行为都和实心葫芦一样没有用处。况且虞庆把匠人驳得无话可说但按他的意见造出的屋子却坏了,范且把工匠说得无言以对但依他的话做出的弓却折断了。因此要想确实填饱肚子,不回去吃饭就不行。

  宋国有人请求替燕王用棘刺的尖端刻出猕猴,但一定要沐浴斋戒三个月之后才能看。燕王因此以三乘土地的俸禄来供养这个宋国人。右御属下的冶铁工匠对燕王说:“我听说君主没有十天不设宴取乐的斋戒。现在他知道大王不可能长时间斋戒来观看这个没有用处的东西,所以要以三个月为期限。大凡刻削物品,用来刻削的东西一定会比被刻削的物品更小。现在我是个冶铁的工匠,没有办法做出他的刻刀来,这个刻刀是不可能有的东西,大王一定要明察。”燕子便囚禁了这个宋国人审问他,果然是假的,就杀了他。冶铁的工匠对燕王说:“计谋没有一定的标准,进献计谋的人所说的就多半是宋人为燕王在棘刺的尖端刻猕猴的把戏。”
  另一种说法:燕王喜欢小巧玲珑的东西。有个卫国人说:“我能用棘刺的尖端雕刻猕猴。”燕王听了很高兴,用五乘土地的俸禄来供养他。燕王说:“我想试着看看客人雕刻的猕猴。”客人说:“君主想要看它,一定要半年不进宫,不饮酒吃肉。等雨停云散太阳出来的时候,在晴阴交错之际观看,棘刺尖端的猕猴才能看到。”燕王因而供养这个卫国人,而不能看他雕刻的猕猴。郑国台下有个冶铁工匠对燕王说:“我是做刻刀的人。各种微小的东西一定要用刻刀来削它,而所用来刻削的刻刀一定要比被刻削的东西大。现在棘刺的尖端容纳不下刻刀的刀锋,难以来刻削棘刺的尖端。大王您试看他的刻刀,能不能在棘刺的尖端刻猕猴就知道了。”燕王说:“好。”就对这个卫国人说:“你在棘刺的尖端雕刻猕猴,用什么来刻削?”卫国人说:“用刻刀。”燕王说:“我想看看你的刻刀。”卫国人说:“我请到住处去取刻刀。”便趁机逃跑了。

  兒说是宋国人,是个善于辩说的人,持“白马非马论”说服了齐国稷下的众多辩论者。但骑白马通过关口,还是要交白马的税。所以借助浮虚的言辞,可以胜过一国的辩者; 考察实际而对照具体事物,连一个人也不能欺骗。
  刚刚磨好的利箭,张满弓弩而射,即使闭着眼睛乱射,箭的尖端没有不射中秋天毫毛那样的细小东西的,然而不能再次射中同样的地方,这不能说是关于射箭,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目标。设置一个直径五寸的箭靶,后退十步的距离,不是后羿和逄蒙就不一定能全都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有固定的目标射起来难而没有目标乱射就容易。有固定的箭靶,那么后羿和逄蒙就以射中直径五寸的靶心为灵巧;没有固定的箭靶,乱射而射中了秋天鸟兽细毛那样的小东西也被视为拙劣。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来衡量,能言善辨的人就会不断进说; 设立标准而加以衡量,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害怕说话有失,而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别人进说,不用客观标准来衡量而喜欢他的动听的言辞;不用功效来检验它,却赞美他们的行为而不问是否合乎准则。这就是君主长期被欺骗,而游说者被长期供养的原因。
  有位客人教燕王求长生不死的道术,燕王派人去学习这种道术,派去学习的人还没有学会客人就死了。燕王大怒,把这个去学习的人杀掉了。燕王不知道客人是在欺骗自己,而杀掉了去学习的人因为他学得太晚了。相信没有根据的东西而杀掉了根本没有罪的臣子,这是不明察的危害。况且人所看重的无过于自己的生命,那个客人不能使自己不死,又怎么能使燕王长生不死呢?
  郑国有两个相互争论年龄大小的人。其中一个人说:“我和尧同年生。”另一个人说:“我和黄帝的哥哥同年生。”争辨这个问题而没有决断,只好以最后停止争辨的人为胜者。

  有位为周国的君主画竹筒的人,画了三年才画成。周国君主观看竹筒,和用漆漆过的竹筒形状一样。周国君主非常愤怒。画竹筒的人说:“筑一座十板的墙,在墙上凿一个八尺的窗户,等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将竹筒放在上面观看。”周国的君主这样做了,望见竹筒的形状,都是龙蛇禽兽车马之类,万物的形状都具备了。周国君主非常高兴。这个画过的竹筒上面的功夫并非不微妙难能,但是它的功用却和没有画过、没有漆过的竹筒一样。
  有位给齐王画画的客人,齐王问他说:“画什么最难?”客人说:“画狗和马最难。”“画什么最容易?”客人说:“画鬼魅最容易。”狗和马是人们都知道的东西,一天到晚都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不可能画得很想你,所以难画。鬼魅是无形之物,从没有显现在人的面前,所以容易画。
  齐国有个隐士叫田仲,齐国人屈谷见到他,说:“我听说先生的高义,不依赖别人而生活。现在我有一只巨大的葫芦,像石头一样坚硬,很厚实却没有一点空隙,我要把它献给你。”田仲说:“葫芦这东西可贵的地方,是因为可以用来装东西。现在这个葫芦厚实而没有空隙,就不能剖开了来盛东西;而它里面包藏的东西如石头一样坚硬,就不能剖开了来斟酒。我没有办法对你的这个大葫芦派上用场。”屈谷说:“的确是这样,我把它扔掉。”现在田仲不依赖别人而生活,也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也是和坚硬的实心葫芦一类的东西。

  虞庆建造房子,对匠人说:“屋顶的坡度太陡了。”匠人回答说:“这是刚建的房子,泥是湿的而橼木也没有干透。”虞庆说:“不对。湿泥巴重而没干透的橼木是弯曲的,用弯曲的橼木承担很重的湿泥,屋顶应当建得低。经过长时间之后,泥就干了而橼木也干燥了。泥巴干了就会轻,树木干了就会直,用直橼木承受变轻了的泥巴,房顶应该日渐变陡。”匠人无话可说,照他说的去建造结果房子坏了。
  另一种说法:虞庆准备做房子,匠人说:“木材没有干透而泥巴是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是湿的就重,用弯曲的木材承受很重的泥巴,现在虽然做成了,过久了一定会坏。”虞庆说:“木材干了会变直,泥巴干了会变轻。如果它们确实能变干,就会一天天变直变轻,即使时间很久,也一定不会坏”。匠人无言以对,建成了房子,过了不久,房子果然坏了。
  范且说:“弓被折断,一定是在它制作快结束的阶段,不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工匠张弓的时候,先把弓弩放在校弩工具中调节三十天之后才装上弦,一天之内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弓怎么会不折断?我这张弓不是这样:用校正弩的工具校正一天就装上弓弦,上弦三十天后才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急促而最后有节制。”张弓的工匠无言以对,照范且说的去做,弓折断了。
  范且,虞庆的言论,都是漂亮动听而违反实际情况的。君主喜欢听而不加禁止,这是他们事情败坏的原因。不谋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而羡慕华丽动听的诡辩,这是赶跑有法术的人士而任用“坏屋”“折弓”这类巧说的原因。所以君主对于国事,都不通晓工匠造房子和张弓的道理。然而有术之士被范且、虞庆所困窘的原因:讲虚浮动听的话,没有用却能取得君主的信用;办切合实际的事,虽属不可改变却受到窘迫。君主赞美没有用处的动听言辞,而轻视说明必然结果的言论,这就是他们国家混乱的原因。现在社会上像范且、虞庆那样的人不断出现,而君主对他们欣赏不已,这是尊重“败屋”“折弓”之类的言论而把智术之士看成了造屋张弓的工匠。工匠不能施展他们的技巧,所以屋子坏了弓折断了;懂得治国方略的人不能实行他们的治国方略,所以国家混乱而君主处境危险。
  小孩子在一起玩耍,用尘土做饭,用泥巴做汤汗,用木块做肉,但等到天黑一定会回家去吃饭,用尘土泥巴做的饭菜可以用来玩但不能拿来吃。称说上古称颂的东西,虽然动听却不真实,称道先王的仁义而不能使国家走上正途,是因为这些东西只可以用来游戏而不能用来治国。羡慕仁义而使国家衰弱混乱的,是赵、魏、韩这三个国家;不追求仁义而使国家治理好军队强盛的,是秦国这样的国家,但是秦国还没有在天下称帝,是因为它的治理还不完善。

  经三
  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就会责备和埋怨,自己依赖自己事情就能办成。所以父子之间有时也会埋怨和责备,而给雇工准备丰盛的饭菜。这种论点的解说在文公伐宋之前先宣布宋国的罪状与勾践宣布吴王筑如皇台的罪状这两则故事之中。所以齐桓公隐藏起对蔡国的恼怒而进攻楚国,吴起心怀士兵伤愈而拼命八点的念头为他们吮吸伤口。况且先王所作的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上的铭文,都是和播吾山上赵主父的大脚印,华山上秦昭襄王刻的大棋局同样的东西。然而先王所期待的是利益,所使用的是气力。修筑社坛的谚语,是晋文公辩解和争取他人为自己出力的说辞。允许学者瞎说而实行渺茫广远的先王之道,恐怕不适宜于现在吧?像这样,又不能改变它。郑县人得到车轭,卫国掌管射飞禽的小官帮倒忙,卜子的妻子仿照旧裤子的样子做新裤子,以及年轻人侍候年纪大的人喝酒,这就都是这样的行为。先王的言论,有的针对的事情小而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很大,有的针对的事情大而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很小,这是不一定能知道的。这种论点的解说有宋人误解所读之书的意义和梁国人读书变呆这两则故事中。所以先王的话有如郢都人写信,而后世的理解则大多像燕国人读信那样胡乱猜测。不管是否适合自己国家的政事而谋求先王之道,都和郑国人买鞋不相信自己的脚而回家取尺码一样。

  说三
  人在小孩的时候,父母挂着他很马虎,孩子长大以后要埋怨父母;孩子壮年时期,供养父母微薄,父母就恼怒责备他。儿子和父母是血肉至亲,但有时责骂有时埋怨,都是因为各自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而认为对方不能周到地照顾自己。雇用雇工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财准备好的饮食,挑选布币交换钱币来付报酬,不是喜欢雇工,而是说:像这样做,雇工耕地将会深耕,锄草才会精细。雇工尽力而快速地耕田耕地,使尽技巧整理畦埂,不是因为喜爱主人,而是说:像这样做,饭菜才会丰盛,钱币将会容易得到。主人这样供养雇工而爱惜功力,有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惠泽,而雇工专心一意地为主人工作,都是怀着自己打算的心理。所以人们办事和给人好处,如果从对自己有利着想,那么关系疏远的人也容易和好;从对自己有害处着想,那么父子之间也要分离而且埋怨。
  文公攻打宋国,便先发表言论说:“我听说宋国的君主昏庸无道,蔑视侮辱年老有德之人,分配财物不公平,发布法令不守信用,我来为守国的百姓除掉他。”
  越国攻打吴国,便先发表言论说:“我听说吴王夫差修筑了一座如皇台,挖掘了很深的护城河,使老百姓疲劳困苦,榨干了老百姓的钱财,而且耗尽老百姓的力量,我来替老百姓惩罚他。”
  蔡侯的女儿嫁给齐桓公做妻子,齐桓公同她一块儿乘船,这位夫人晃动着船,齐桓公非常害怕,命令她停下来她却不听,齐桓公愤怒地休了她。随后又想召回她,蔡国已把她改嫁了。齐桓公非常恼怒,将要讨伐蔡国。管仲劝谏说:“因为夫妻之间的游戏,不值得去讨伐别人的国家,不能希望通过这个来建功立业,请不要计较这件事。”齐桓公不听从管仲的劝谏。管仲说:“一定不能打消这个念头,楚国给天子上贡的苞茅草已经三年不交了,你不如发兵为周天子讨伐楚国。楚国臣服了,趁机回兵袭击蔡国,说:‘我为周天子讨伐楚国,而蔡国却不派兵来听从调遣’,于是消灭它。这样做在名义上是正义的而实际上是有利的。所以一定要有替天子讨伐的名义,而后有报仇的实利。”
  吴起担任魏国的将领去攻打中山国。军人中有个人生了毒疮,吴起跪下亲自吮吸这个士兵伤口的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立即哭起来,有人问她说:“将军对你儿子这般爱护,你为什么还要哭呢?”这位母亲回答说:“吴起为我儿子的父亲吮吸伤口他的父亲战死了,现在这个儿子又将要战死,因此我要哭泣。”

  赵武灵王命令工匠安放钩梯攀上播吾山,在上面刻上脚印,宽三尺,长五尺,刻上字:“赵武灵王曾到此游玩。”
  秦昭襄王命令工匠安装钩梯攀上华山,用松柏的树心做棋,骰子长八尺,棋子长八寸,刻上字:“秦昭襄王曾在这里与天神下棋。”
  晋公文返回晋国,来到黄河边,命令把笾豆扔掉,把席子和草垫子也扔掉,手足粗糙脸色黑的人都退到后面去。子犯听到这个消息夜里哭了。晋文公说:“我出来流亡二十年了,而今才得以回国。舅父你听说了不高兴反而哭,你心里不想我回国吗?”子犯回答说:“笾豆是用来吃饭的,席子垫子是用来睡觉的,而您把它们扔了;手脚磨出老茧,脸色黑的人,都是些辛劳有功的人,而你却让他们到后面去。现在我有理由被安排在后面,心中有说不完的哀伤,所以我哭。况且我替君主您做的使用欺诈手段以便返回晋国的事太多了,我尚且讨厌自己,而何况是您呢?”连拜了两次向晋文公告辞。晋文公制止住他说:“俗话说:‘修筑土地神坛的人,撩起衣服树立社神,穿好衣帽祭祀它。’现在你和我取得了国家,而不和我一起治理它;好比和我一起树立了社神,而不和我一起祭祀它一样,怎么能行呢?”便解开左边的骖马沉入黄河发誓,表示不会背叛子犯。

  郑县人卜子让他的妻子做裤子,他的妻子问道:“现在这条裤子做成什么样子?”卜子说:“像我的旧裤子那样。”他的妻子便把新裤子毁坏,让它和旧裤子一样。
  郑县有个人得到了一副车轭,但不知道它的名称,问别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别人回答说:“这是车轭。”过了一会儿又得一副,问别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别人回答说:“这是车轭。”这个发问的人十分恼怒地说:“从前那个叫车轭,现在这个又叫车轭,哪来这么多车轭?这是你欺骗我!”结果跟别人打起来了。
  卫国有个掌管射飞禽的小官,鸟落下来,便先向鸟挥动头巾,鸟惊吓飞走而无法射到。
  郑县人卜子的妻子到集市去,买了一只鳖回家。经过颖河时,认为这只鳖渴了,就把它放到河里去喝水,结果丢失了她的鳖。
  年轻轻的人侍侯年纪大的人喝酒,年纪大的人喝,他自己也喝。
  另一种说法:鲁国有个自以为高明的人,看到年纪大的人不能把杯里的酒喝完就呕吐,他也摹仿呕吐。
  另一种说法:宋国有个年轻人也想摹仿高明的样子,看到年纪大的人喝酒没有剩余,不能喝酒也想一饮而尽。

  古书上说:“反复约束自己。”宋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用带子把自己重重叠叠地绑起来。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这个人回答说:“书上这么说,当然应该这样做。”
  古书上说:“又雕又琢,还原它的本来原则上。”魏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处处都学习这句话,办事样样都讲求文饰,说:“真是困难呀。”有人问他说:“这是为什么?”这个人回答说:“书上是这么说的,当然应该这样。”
  郢都有个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书信,夜晚书写,灯火不明亮,因而对拿蜡烛的人说:“举烛。”主过后在信上错写上“举烛”二字。“举烛”,不是信的原意。燕国的相国收到了信后解释说:“‘举烛’的意思,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要选拔有德才的人加以任用。”燕国的相国把这个意思告诉燕王,燕王非常高兴,燕国因此治理好了。国家是治理好了,但这不是书信里的原意。现在社会上提拔的学者大多类似这样。
  郑国有个人要去买鞋,先量好了自己的脚码放在座位上,到了集市忘了带上尺码。已经拿到鞋子了,才想起来说:“我忘了带尺码了。”返回去取尺码。等到他返回,集市已经收市,结果他没买到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你的脚试试?”这个人说:“我宁肯相信量下的尺码,不相信自己的脚。”

  经四
  利益所在的地方,民众就归向它;名声可以彰显的事情,士人就会拼死去争取。因此对法制规定之外的功劳给予奖赏,那么君主就不能从臣下得到利益;对法制规定之外的名声加以赞誉,那么士人就会受这种名声的鼓励而不会受君主所蓄养了。所以中章、胥己做了官,而中牟地方的百姓抛弃耕种田地追随文饰虚浮之学的人占了该地的一半;晋平公小腿痛脚麻木了还不敢不端坐,晋国辞去官职和对贵族的依附而仿效叔向的人占了国家的一半。中章、胥己和叔向这三个人,如果言论遵循法制,那么也只是照官府的法典讲话;行为符合事宜,那么就是遵从法令的人:赵襄主和晋平公对他们的礼遇太过分了。如果他们言论背离法制行为没有功效,那就都是些法度之外的人,赵襄主和晋平公又有什么必要礼遇他们?礼遇这种人国家应当灭亡。况且隐居讲学的这些人,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不用力农耕,国家有难时不披甲打仗。礼敬这种人,就会使那些致力于耕战的民众懒惰;不敬重他们,他们又会危害君主的法制。国家平安时他们就尊贵显赫,国家有危难时他们就像屈公一样畏惧,君主能从隐居讲学的士人那里得到什么?所以英明的君主肯定李疵看待中山国的观点。

  说四
  王登担任中牟县令,给赵襄主上书说:“中牟地方有士人叫中章、胥己的,他们的品行很好,他们的学问很渊博,君主您怎么不提拔选用他们?”赵襄主说:“你让他们来见我,我将任用他们为中大夫。”赵襄主的家臣头目说:“中大夫,是晋国重要的官职,现在他们没有功劳而接受这个官位,不符合晋国选拔大臣的原意。您大概只是耳闻其名而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的实际情况吧!”赵襄主说:“我选取王登,是既耳闻又亲眼见过的;王登所选取的人,又是既耳闻又亲眼见过的。这样亲自耳闻目见去考察人就永远没有个完了。”王登很快就让这两个人见了赵襄主,这两个人被任用为中大夫,赵襄主授给了他们土地房屋。中牟的民众放弃了耕种田地、卖掉土地园圃去追随搞私学的人,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半。
叔向侍陪晋平公坐,晋平公和他商量事情,晋平公的小腿痛脚麻以至于抽筋还不敢不坐端正。晋国人听说后,都说:“叔向是有德才的人,晋平公礼敬他,以至于脚抽筋还不敢不坐端正。”晋国人辞去官职依附仿效叔向的,占了全国的一半。
  郑县有个叫屈公的人,听说敌人来了,害怕,吓得死过去;害怕的情绪过后,又活过来。
  赵武灵王让李疵去察看是否可以攻打中山国。李疵回来报告说:“中山国可以攻打。您不攻打,齐国、燕国将抢先攻打了。”赵武灵王说:“什么原因说可以攻打中山国?”李疵回答说:“中山国君主表现出很喜欢隐居士人的模样,亲自驱车去拜访穷困狭窄街巷里的读书人就有十几次,以平等礼节相待的平民书生要用百来计算了。”赵武灵王说:“根据你的话来判断,这是位有德才的君主,怎么能去攻打他?”李疵说:“不对。君主喜爱隐居之士让他们入朝,那么战士就会懒于作战;君主尊宠学者,敬重的文人居于朝廷,那么农夫就会懒于耕作。战士懒于作战,军队就会弱;农夫懒于耕作,国家就会贫穷。军队比敌人弱,国内又贫穷,这样的国家不灭亡的,还从未有过。攻打它不也是可以的吗?”赵武灵王说:“好。”出兵攻打中山国,于是灭掉了它。

  经五
《诗经》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齐王的师傅用“君主自己不穿紫衣”来说明这个道理,也可引用郑简公、宋襄公的故事,用尊重耕战的观点来指责这句诗。如果不明确君臣的名分,不要求臣下真心实意地效力,反而亲自做臣下该做的事,而且还做出“下走”、“睡卧”,以及“掩蔽”、“微服”一类蠢事。孔子不明智,所以称君如盂民如水;邹君很愚蠢,所以先割断了自己的长缨。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要像叔向分配猎物和韩昭侯懂得如何听取意见一样。

  说五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全国人都穿紫色的衣服。在这个时候,五匹没染色的布抵不上一匹紫色的布。齐桓公对此感到忧虑,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布就特别贵,全国的老百姓都没有止境地喜欢穿紫色衣服,我该怎么办?”管仲说:“您想要制止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试着自己不穿紫色衣服呢?您对身边的近侍说:‘我很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如果在这个时候有近侍穿紫色衣服进见,您一定要说:‘稍微往后退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齐桓公说:“好吧。”在当天,郎中就没有一个人穿紫色衣服了;第二天,国都中就没有一个人穿紫色衣服了;第三天,整个国家内没有一个人穿紫色衣服了。
  另一种说法:齐王喜欢穿紫色衣服,齐国人都喜欢上了穿紫色衣服。在齐国五匹没有染色的布抵不上一匹紫色的布。齐王对紫色的布太贵感到忧虑。齐王的师傅劝说道:“《诗经》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如果现在大王您想要老百姓没有人穿紫色衣服,请大王自己脱下紫色衣服上朝。群臣有穿紫色衣服进见的,您就说:‘离我再远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当天,齐国郎中就没有穿紫色衣服的了;当月,齐国都城之内就没有穿紫色衣服的了;当年,齐国全境都没有穿紫色衣服的了。

  郑简公对子产说:“郑国小,又在楚国和晋国之间受逼迫。现在我国城郭不完整,武器装备不完备,不能应付意外事变。”子产说:“我严守国境已经很久了,而防守国内也很牢固了,国家虽然很小,但并没有危险。国君您不要担心。”因此直到郑简公去世时郑国都没有危险。
另一种说法:子产担任郑国的相,郑简公对子产说:“我喝酒都不高兴。我们郑国祭品不丰盛,礼乐不兴,我的事务太繁多,国家不太平,老百姓没有治理好,耕战之士不能和睦相处,这也是你的过失。你有你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我们各人恪守自己的职责。”子产退下来掌管政事五年,国内没有偷盗行为,路上掉了东西也没人捡,桃和枣的枝条遮蔽了大路都没有人伸手去摘,锥子和刀掉在路上三天以后还可找回。三年国家没有变故,老百姓没有饥荒。

  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涿谷交战。宋国人已摆好阵势,楚国人还没有完全过河。宋国的右司马购强小步紧跑过来劝谏说:“楚国人多而宋国人少,请求让军人在楚国人渡河过半还没有排好队列时向他们攻击,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宋襄公说:“我听君子说:‘不重复伤害伤兵,不捉须发斑白的老人,不把人推向危险的地方,不逼迫人到困苦的地步,不击鼓向没有排好阵列的敌军进攻。’现在楚军还未渡过河而攻击他们,妨害了道义。请让楚国人完全渡过了河排好阵势然后击鼓向他们进攻。”右司马说:“您不爱惜宋国的民众,不保全国家的根本,只不过要表现自己的仁义罢了。”宋襄公说:“不回到你的队列里去,我将按军法处置你。”右司马回到队列里,楚国人已排好队列构成了阵势,宋襄公这才击鼓进攻。宋国人被打得大败,宋襄公被射伤了大腿,过了三天就死了。这就是追求亲自实行仁义的祸害。一定要依靠君主亲自去做而后民众才能听从,这样就要让君主耕种田地为自己谋食、排在队伍的行列里行军打仗民众才肯耕战,那么君主不是太危险了吗?而臣子不是太安全了吗?
  齐景公在渤海游玩,驿使从宫中来拜见说:“晏婴病得很重,将死,恐怕您赶不上见晏婴了。”齐景公立刻起身,驿使又来了。齐景公说:“赶快驾起烦且拉的马车,让韩枢驾驭它。”马车跑了几百步远,齐景公认为韩枢赶车还不够快,夺过他手中的马缰绳代他驾车;大约又过了几百步远,认为马没有奔跑,就将车马全部舍弃了下车奔跑。凭烦且这样的好马和车马手韩枢这样高超的本领,齐景公还认为不如自己下车跑得快。
韩昭侯想亲自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对孟尝君说:“我想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孟尝君说:“大王想管理国家事务,那为什么不试着读些官府的法令呢?”韩昭侯读了十多支简的法令文书就躺下睡着了。韩昭侯说:“我读不了这些法令。”君主不亲自掌握权势,而想要做臣下所应当做的事,打瞌睡不是很应该的吗?

  孔子说:“做君主的人好像盂,民众就像水。盂是方的,民众就是方的;盂是圆的,民众就是圆的。”
邹国的君主喜欢佩带帽子下面的长帽带,邹国君主身边的近侍也都佩带这种长帽带,一时间长帽带非常贵。邹国的国君对此感到忧虑,问身边的近侍,身边的近侍说:“君主喜欢佩带,老百姓也大多跟着佩带,因此就贵了。”邹国的君主因此首先割断长帽带出巡,国都中的人也就不再佩带了。君主不能下达命令为老百姓制订佩带的标准来禁止佩带长帽带,竟至于割断自己的长帽带出巡以表示走在民众前面,这是先侮辱自己而去指导民众。
叔向分配猎物,功劳多的人分配得多,功劳少的分配得少。
  韩昭侯对申不害说:“法令制度很不容易实行。”申不害说:“所谓法,就是做出了功劳要给予奖赏,根据才能而授予官职。现在君主设立了法令制度而又听从身边近侍的请托,这就是法制难以实行的原因。”韩昭侯说:“我从今天开始知道如何施行法令了,知道该如何来听取意见了。”有一天,申不害请求委任他的堂兄做官。韩昭侯说:“这不是我从你那里学来的做法。我是听从你的请求,败坏了你的原则呢,还是不采用你的请求呢?”申不害不敢住正屋而请求给予处罚。

  经六
  小事上讲信用则能在大事上建立信用,所以明智的君主要在信用上积累声誉。赏罚不坚决落实那么禁令就不能实行,这种论点的解说在晋文公攻打原和箕郑回答晋文公如何救济饥荒两则故事中。因此吴起必须等老朋友回来才吃饭,魏文侯一定要会同主管山泽的官员去打猎。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表明信用,就像曾子一定要杀猪给孩子吃一样。不守信用的祸患表现在楚厉王误击报警的鼓和李悝欺骗左右两军这两个故事中。

  说六
  晋文公进攻原国,让军队准备十天的粮食,于是与士大夫约定了十天的期限。到了原国攻打了十天而没能攻下,就敲钟退下,收兵离开了。士人有从原国中出来的,说:“原国再有三天就能攻下了。”群臣和身边的近侍都劝谏说:“原国已弹尽粮竭了,君主姑且等几天。”晋文公说:“我和士人约定十天为期,如果到期不走,这是要失掉我的信用。得到原国而失掉了信用,我不做这样的事。”便收兵撤走了。原国人听到这个消息说:“君主有像这样守信用的,能不归附他吗?”便向晋文公投降了。孔子听说后记下这件事说:“晋文公攻下原国获得卫国土地的原因,是因为他守信用。”
晋文公问箕郑说:“救济饥荒该怎么做?”箕郑说:“守信。”晋文公说:“怎么个守信法?”箕郑说:“在名位、政事、道义上守信。在名位守信,就能使群臣忠于职守,政绩的好坏界线清晰,不超越名分,各种事务都不会怠慢;在事情上守信用,就能不违背自然的规律,百姓不会僭越;在道义上守信用,就能使亲近的人勉力工作而远方的人归顺你。”
  吴起出门,遇见了老朋友于是留老朋友吃饭。老朋友说:“好吧,我立即回来和你一块儿进餐。”吴起说:“我等你来吃饭。”老朋友到天黑也没来,吴起就不吃饭等候他。第二天早上,让人去找老朋友。老朋友来了,才和他一起吃饭。
魏文侯和掌管山泽的官员约定去打猎。第二天,正巧碰到刮大风,魏文侯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去,魏文侯不听,说:“不能因为刮大风的原故而失掉信用,这样的事我不做。”于是自己赶着车前去,冒着风告诉主管山泽的官员打猎的事作罢。
  曾参的妻子到集市去,他的儿子跟在后面哭。曾参的妻子对孩子说:“你回去,我回来杀猪给你吃。”他的妻子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参就要去抓猪杀。他的妻子制止他说:“只不过是与孩子开玩笑。”曾参说:“小孩子不是开玩笑的对象。小孩子没有判断力,等着向父母学习,听从父母的教育。现在你欺骗他,这是教育孩子去欺骗。母亲欺骗了孩子,孩子因此就不相信母亲了,这不是用来教育孩子的方法。”于是烹杀了那头猪。

  楚厉王约定有一种警报,设置了鼓遇到紧急情况就击鼓让民众一起防守。楚厉王喝醉了酒,错误地击起了鼓,民众非常吃惊。楚厉王派人阻止民众说:“我喝醉了酒和身边的人戏闹,错误地击了鼓。”民众都疲惫地散去了。过了几个月,真有警报,击了鼓民众却不来救援。于是重新下令明确信号后民众才相信。
  李悝警告左右壁垒的军队说:“小心警惕敌人,他们早晚会来袭击你们。”像这样反复警告了多次而敌人没有来。左右壁垒的军队都懈怠了,不再相信李悝的话。过了几个月,秦国人来袭击,几乎消灭了李悝的守备军队。这是不讲求信用的祸患。
另一种说法:李悝与秦人交战,对左边壁垒的军队说:“快冲上去!右边壁垒的战士已冲上去了。”又跑去对右边壁垒的军队说:“左边壁垒的战士已冲上去了。”左右壁垒的军队都说:“别人已在前面冲上去了。”因此争着往上冲。到了第二年,与秦国人交战。秦国人袭击魏军,几乎消灭了守备的魏军。这就是不讲信用的祸患。

3、心得
  讲话迂远阔大,行为远离现实世界。还是审名实,说的与做的不一致,言行一致性的审查。漂亮动听的话,只听表面的文饰而不看是否有没有用,过多的文饰,买犊还珠,三年一木鸢,在法家看来过多过余,余食赘行而淫。
  有用。听言论,以功用为目的,对说者来说,要审查听者听到什么对于客观事实有用,射箭要以标靶为准,射中标靶即是有用。内做功外成事,外事成而内功显,实心葫芦内实而无用,虚心实腹,弱志强骨。做人与做自然的物一样,有用为唯一标靶,把有用设为标准标靶而做功,做人就有了标准衡量。
  依赖责怪埋怨与自己依赖自己。不怨天不尤人,自得为功,自胜者强。责怪埋怨陷入创伤里,自得自胜转入有用而有功,射箭的标靶进程里,两个不同的频道。想起之前老师课上说,父母把人生下来就应该叩头谢生之恩了,养的怎么样怨不得,就是扔在土里自己就应该会在土里刨东西吃。
  只是称道先王的仁义,而不能让国家走上正途。宋襄公打仗,居于仁义等楚国过河摆好阵而自伤,两军对垒,对敌人仁义就是对自己与自己的军队的战士残忍。
  信。上守信下信之,大信不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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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储说左下
1、查字、正音
zuò:通“侳”,安,引申为保全。
悫què:诚实。
涿zhuō:指水滴、水流; 古水名, 相传源出河北省古涿鹿山;〔~州、~鹿〕地名,大体于今河北中部,北京西南部。
枳棘zhǐ jí:枳木与棘木。因其多刺而称恶木。常用以比喻恶人或小人。
髀bì:大腿的上部。
屫juē:草鞋。
憱cù:蹙。

2、翻译
  经一
  由于犯罪而受惩罚,受惩罚的人对上没有怨恨,被砍脚的人保全了子皋;因功劳受奖赏,臣下不用感激君主,翟璜拿着还贷的凭证而乘坐尊贵的轩车。魏襄王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昭卯有享受五乘的食封犹如赚了很多钱的人穿草鞋之叹。君主不错误地任用臣子,臣子不隐瞒有能力的人,那么臣子将会成为少室周那样诚实的人。

  说一
  孔子任卫国的相,弟子子皋任卫国的刑狱官,砍掉了犯罪人的脚,被砍掉脚的人看守大门。有人向卫国的君主中伤孔子,说:“孔子想发动叛乱。”卫国的君主准备捉拿孔子。孔子逃跑了,他的弟子也都逃跑了。子皋从大门里出来,被砍掉脚的人引导他逃到大门边自己的屋子里,官吏追捕不到。半夜的时候,子皋问被砍脚的人说:“我不能破坏君主的法令而亲手砍掉了你的脚,现在正是你报仇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肯引导我逃走?我凭什么能得到你的帮助?”被砍脚的人说:“我被砍脚的时候,本来是我罪有应得,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当您给我依法定罪时,您反复推敲法令,先后为我说话,很想免除我的罪,这我是知道的。等案子判下来给我定了罪,您紧皱眉头局促不安,表现在脸色上,这又是我所知道的。这并不是您偏袒我才这样做,而是您天生的仁爱本心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您而对您感恩的原因。”
  孔子说:“会做官的人树立恩德,不会做官的人树立仇怨。概,是用来量平斗斛的;官吏,是用来使法制公平的。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失掉了公平。”

  田子方从齐国来到魏国,望见翟黄乘坐尊贵的轩车骑队护卫出行,田子方还以为是魏文侯,把车子赶到另一条路上给他让路,但却只是翟黄。田子方问道:“你怎么乘坐这么高贵的车?”翟黄说:“君主计划攻打中山国,我推荐翟角而谋划得很好;将要出兵攻打中山国,我推荐乐羊而攻占了中山国;占领了中山国,君主忧虑如何把它治理好,我推荐李克而中山国治理得很好:因此魏国的君主赐给了我这辆轩车。”田子方说:“这样的宠爱和你的功绩比较起来还嫌薄了。”
  秦国、韩国进攻魏国,昭卯到西边去游说结果秦国、韩国罢了兵;齐国、楚国进攻魏国,昭卯到东边去游说结果齐国、楚国收兵退回。魏襄王用五乘食邑的俸禄供养昭卯。昭卯说:“伯夷死后被按将军的礼仪埋葬在首阳山下,而天下的人说:‘凭伯夷的贤德和他相称的仁爱,而只用将军的葬礼埋葬他,这就像连他的手脚都没有掩埋好。’现在我给您劝退了四个国家的军队,但大王就给了我五乘食邑的俸禄,这和我的功劳比起来,就好像赚了很多钱的人却穿草鞋一样。”

  少室周是古代正直诚实的人,担任赵襄主的力士。他和中牟徐子比力气,不如中牟徐子,进去告诉了赵襄主并请让中牟徐子代替自己。赵襄主说:“你的职位,是人们所希望得到的,为什么说要让徐子代替你呢?”少室周说:“我是凭力气来侍奉您的。现在徐子的力气比我大,我如果不请求让他来代替我,恐怕别人说到这件事而您怪罪我。”
  另一种说法:少室周担任站在赵襄主驾车人右侧的卫士,来到晋阳。有一位力士牛子耕,与少室周比力气而少室周没能取胜。少室周对赵襄主说:“您之所以让我担任站在驾车人右侧的卫士,是因为我的力气大。现在有人比我的力气更大,愿把他举荐给您。”

  经二
  君主依赖权势而不信赖臣下的诚实,所以东郭牙议论管仲;依赖权术而不依赖臣下诚信,所以浑轩非议晋文公的做法。所以有权术的君主,一定兑现奖赏以使臣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坚决落实惩罚以禁止奸邪发生,即使臣下有杂乱行为,一定有可以利用的地方。赵简主任用阳虎为相,鲁哀公问孔子“一足”如何理解,这两则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说二
  齐桓公将立管仲为仲父,下令群臣说:“我将立管仲为仲父。赞成的人进门以后往左站,不赞成的人进门以后往右站。”东郭牙站在门中间。齐桓公说:“我立管仲为仲父,下令说:‘赞成的往左站,不赞成的往右站。’现在你为什么站在门中间?”东郭牙说:“凭管仲的智慧,您以为能谋取天下吗?”齐桓公说:“能。”“凭他的决断,您以为他敢做大事吗?”齐桓公说:“敢。”东郭牙说:“他的智慧能谋取天下,决断敢做大事,君主您因此把国家的权柄全都交给他一个人。凭管仲的才能,借助您的权势来治理齐国,能没有危险吗?”齐桓公说:“说得好。”于是命令隰朋治理朝廷内部事务,管仲治理朝廷外部事务,使两人互相牵制。
  晋文公外出逃亡,箕郑带着食物跟随在后,迷路而与晋文公失散了,饿了在路边哭,慢慢饿得很厉害也不敢吃所带的食物。等到晋文公返回晋国,发兵攻打原国,攻克并占领了它。晋文公说:“箕郑能忍受饥饿的痛苦而保全食物,这样的人将不会凭借原国的土地背叛我。”就提拔箕郑做了原国地方的行政长官。大夫浑轩听说后反对这一安排,说:“因为不动食物的缘故,信赖他不会依据原国的土地背叛,不也是没有术的表现吗?”所以英明的君主,不依靠别人不背叛我,而依赖我的不可背叛;不依靠别人不欺骗我,而依赖我的不可欺骗。
  阳虎发表议论说:“君主贤明,就尽心侍奉他;君主不贤,就掩饰起邪念去试探他。”阳虎在鲁国被赶跑,在齐国受怀疑,逃跑到赵国,赵简子迎接他并让他为相室。赵简子身边的近侍说:“阳虎很会窃取别人的国家政权,为什么还用他做相室?”赵简子说:“阳虎用尽心思夺取政权,我用心来守护政权。”于是便掌握权术来使用他。阳虎不敢做坏事,很好地侍奉赵简子,使赵简子强盛起来,几乎成了霸主。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古代有个名叫夔的一条腿,果真是一条腿吗?”孔子回答说:“不是的,夔不是一条腿。夔这个东西狠心残暴,人多不喜欢它。虽然这样,它所以能够避免人的伤害,因为它还守信用。人们都说:‘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夔不是一条腿,而是只要有守信用这一点也就足够了。”鲁哀公说:“如果确实是这样,当然是足够了。”
  另一种说法: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夔一条腿,确实是这样吗?”孔子说:“夔是人,为什么只有一条腿?这个人没有别的特异之处,只是他独能精通声律。尧说:‘夔有这一点就足够了。’让他担任主管音乐的官。所以君子说:‘夔有这一点就足够了。’而不是说他只有一条腿。”

  经三
  不顾君臣上下的关系,周文王就亲自系鞋带而且以此自夸。不改变朝堂与闲居时的装束,季孙一生庄重却在偶尔的一次疏忽中遇害。

  说三
  周文王攻打崇国,到达凤黄虚,袜子的带子散开了,便自己系好。太公吕望说:“这是为什么?”周文王说:“上等的人,君主与他们相处时把他们看作自己的老师;中等的人,君主把他们看成自己的朋友;下等的人,都看作自己使唤的人。现在和我在一起的都是先父的旧臣,所以没有可以使唤的。”
另一种说法:晋文公和楚国交战,到达黄凤陵,鞋带子散开了,便自己去系紧。晋文公身边的近侍说:“不能让别人来干吗?”晋文公说:“我听说:上等的人,君主和他们相处,都是君主所敬畏的;中等的人,君主和他们相处,都是君主所喜爱的;下等的人,君主和他们相处,都是君主所侮弄的。我虽然不贤德,但先父的旧臣都在,所以难以使唤他们。”
  季孙喜欢文士,一生很庄重,平常生活中穿着都像在朝廷上一样。而季孙偶然有疏忽,出了差错,不能一直这样做。门下的老门客认为季孙已厌恶轻视自己了,相互怨恨他,于是杀掉了季孙。所以君子要去掉过分和走极端。
  另一种说法:南宫敬子问颜涿聚说:“季孙供养孔子的学生,穿着朝服和他坐在一起的达十几人而被人杀害,这是为什么?”颜涿聚说:“从前周成王亲近侏儒来放纵心意,而和君子决断事情,因此能在天下实现他的愿望。现在季孙供养着孔子的门徒,穿着朝服和他同坐的以十为单位来计数,而和侏儒这样的玩乐对象来决断事情,所以就遇害了。所以说:不在于平时和什么人相处,而在于和什么人谋划大事。”

  孔子为鲁哀公侍坐,鲁哀公赐给他桃子和黍子。鲁哀公说:“请吃。”孔子先吃了黍子然后再吃桃子,鲁哀公身边的侍从都捂着嘴笑孔子。鲁哀公说:“黍子,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拭桃子的。”孔子回答说:“我知道。但是黍是五谷中的上等品,祭祀先王时是上等的祭品。瓜果之类共有六种,而桃子是下等品,祭祀先王的时候都不能摆到宗庙里去。我听说,君子用地位低贱的东西擦拭地位高的东西,没听说用地位高的东西来擦拭地位低贱的东西。现在用五谷中的最上等品来擦拭瓜果中的下等品,这是用地位高的东西来擦拭地位低贱的东西。我认为这样做妨害了道义,所以不敢把桃子放在宗庙祭品的前面吃。”
  赵简子对身边的近侍说:“车上铺的席子太美了。帽子虽然低贱,一定戴在头上;鞋子虽然贵重,一定踩在脚下。现在车上的席子也是这样,太美了,我将用什么脚来踩在上面?美化了下面而损耗了上面,就伤害了道义的根本。”
  费仲对商纣王说:“周文王很贤德,老百姓喜欢他,诸侯都归附他,不能不杀掉他;不杀掉他,一定会成为商朝的祸害。”商纣王说:“从你说的来看,他是好君主,怎么能杀掉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一定戴在头上;鞋子虽然色彩华丽,一定踏在地上。现在周文王是您的臣子,修行仁义而人民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的祸患,他一定会强盛么?人臣不用他的贤能为他的君主效劳,不能不杀掉。况且君主杀掉臣子,有什么过错?”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主用来勉励臣民的。现在周文王爱好仁义,杀掉他不行。”费仲劝说了多次而不被采用,所以商朝灭亡了。
  齐宣王问匡倩说:“儒家的人玩博吗?”匡倩说:“不玩。”齐宣王说:“为什么不玩?”匡倩回答说:“博戏以枭棋为贵,获胜的人一定会杀掉对方的枭棋。杀枭棋,是杀掉尊贵的东西。儒家的人认为这伤害礼义,所以不玩博戏。”齐宣王又问道:“儒家的人射鸟吗?”匡倩说:“不射。射鸟,是从下面伤害上面的事物,这如同臣子从下面伤害君主。儒家的人认为这样伤害礼义,所以不射鸟。”又问:“儒家的人弹奏瑟吗?”匡倩说:“不弹奏。瑟是弹小弦发出大的声音,弹大弦发出小的声音,这是大小颠倒了次序,贵贱改变了位置。儒家的人认为这是伤害礼义的,所以不弹奏瑟。”齐宣王说:“说得对。”孔子说:“与其让人讨好下级,还不如使人讨好上级。”

  经四
  让所禁止的得利,让有利的被禁止,即使神也办不好;称赞应受惩罚的,诋毁应受奖赏的,就是尧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做好门而不让人进去,堆积了财利在那里又不让人前去取得,这是祸乱产生的原因。如果齐侯不听身边亲信的谗言,魏王不听捧场人的话,而能明察臣下的用心,那么钜就不用花金钱,孱就不用费玉璧去找官做了。西门豹请求再次治理邺县,这件事就足以知道这个道理。就好比狗盗的儿子夸耀他父亲的皮衣有尾巴和砍脚人的儿子以他的父亲不费裤子为荣。子绰说人不能同时左手画方右手画圆,用肉驱赶蚂蚁用鱼驱赶苍蝇。怎么能不发生齐桓公为臣下纷纷索求官职而担忧和韩宣子为马的消瘦而发愁这一类的事情呢?

  说四
  钜,是齐国的隐士;孱,是魏国的隐士。齐国、魏国的君主不清醒,不能亲自洞察国内的情况而听信身边近侍的话,所以钜和孱两人花费金钱宝玉而求官做。
  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清正廉洁而严明,丝毫不谋私利,但很轻慢君主身边的近侍。君主身边的近侍就相互勾结在君主那里中伤西门豹。过了一周年,君主考核政绩,要收回他的官印。西门豹自己请求说:“我从前不懂得怎样治理邺县,现在我懂了,希望发还官印给我,让我再次去治理邺县。如果治理不当,愿接受腰斩的刑罚。”魏文侯不忍心拒绝又把印给了他。西门豹便加重搜刮老百姓,极力奉承君主身边的近侍。过了一周年,君主考核政绩,魏文侯迎接他向他下拜。西门豹回答说:“以前的年份我替君主把邺县治理得很好,但君主夺去了我的官印;现在我为您身边的近侍治理邺县,而您拜谢我。我不能治理邺县了。”于是上缴了官印离去。魏文侯不接受,说:“我以前不了解你,现在知道了。希望你尽力帮我治理邺县。”于是没有接受他的交印辞官。
  齐国有个狗盗的儿子和砍了脚的人的儿子互相夸耀。狗盗的儿子说:“只有我父亲的皮衣上有尾巴。”砍了脚的人的儿子说:“唯独我父亲冬天不耗费裤子。”

  子绰说:“没有人能同时左手画方而右手画圆。拿肉驱除蚂蚁,蚂蚁更多;用鱼驱散苍蝇,苍蝇更要来。”
  齐桓公对管仲说:“官职少而求官的人多,我为此担忧。”管仲说:“君主您不要听从身边近侍的请求,根据人的才能而授予俸禄,根据记录的功劳而给予官职,那么就没有人敢求官了。您还担忧什么呢?”
  韩宣子说:“我的马饲料很多,但很瘦,这是为什么?我对此很忧虑。”周市回答说:“让养马的人把你的饲料全都用在喂马上,即使要马不肥,也不可能。名义上多给马吃,实际上却给得很少,即使不要马瘦,也是不可能的。主人不细致考察真实情况,坐在这里担忧,马还是不会肥。”
  齐桓公问管仲怎样安置官吏,管仲说:“对诉讼双方的言辞能分辨清楚,廉洁不贪财物,熟悉人情世故,我不如弦商,请求安排他任大理之职。恭敬谦让地登阶下堂,用恰当的礼仪接待宾客,我不如隰朋,请求安排他任大行之职。开荒充实粮仓,垦田多产粮食,我不如宁戚,请求安排他任大田之职。三军已经摆开阵势,使战士视死如归,我不如公子成父,请求安排他任大司马之职。即使君主脸色已变仍极力劝谏,我不如东郭牙,请求安排他任谏臣之职。治理好齐国,这五个人就够了;如果想要成为霸王,我管仲在这里。”

  经五
  臣下的行为如果谦恭节俭,那么爵位就不足以鼓励他们;君主的尊宠和表扬如果没有节制,那么臣下就会侵害、威胁君主。这种论点的解说在苗贲皇非难盂献伯,孔子议论晏婴这两则故事中。所以孔子要议论管仲和孙叔敖的行为。而在职和出逃的时候态度完全改变,阳虎的这番话说的是他举荐的那些臣子。而赵简子答复阳虎的谈话就失去了君主应该掌握的权术。结成朋党而互相唱和,臣下得以实现他们的私欲,君主就会孤立;群臣出以公心而推荐人才,下面不互相拉拢,君主就能明察。阳虎将要做到赵武那样贤良、解狐那样公正,而赵简子却以为是栽了多刺的枳棘,这不是用来教化国人的道理。

  说五
  盂献伯任晋国的相,院子里长出了藿香和蒺藜,门外生出了荆棘,吃饭时没有两样菜,坐下时不垫双层席,室内没有穿丝织品的妾,在家不用谷子喂马,出门没有副车随从。叔向听说这件事,把它告诉了苗贲皇。苗贲皇非难盂献伯说:“这是抛弃君主的爵禄而讨好下人。”
  另一种说法:盂献伯被授予了晋国的上卿,叔向前往祝贺,盂献伯的门前停着车马,马吃的是带秸杆的谷物。叔向说:“你只有一辆车子一匹马,这是为什么?”盂献伯说:“我看国人还有饥饿的气色,所以不用粮食喂马;头发斑白的老人大多数还步行,所以不用两辆车子。”叔向说:“我开始的时候是祝贺你封为上卿,现在要祝贺你的节俭了。”叔向出来,对苗贲皇说:“你帮我去贺盂献伯的节俭。”苗贲皇说:“这有什么可贺的?爵禄和旗帜,是用来标明功劳的大小和区别贤与不贤的。所以晋国的法制规定,上大夫两辆车两辆副车,中大夫两辆车一辆副车,下大夫只有一套车马,这是用来标明等级的。况且卿一定掌管军事,因而要修整车马,训练步兵和战车,以防备战事发生。国家有难的时候就可以防备发生意外,太平时候可以供应上朝议事。现在盂献伯扰乱晋国的政事,缺乏防备意外的手段,而来成就他的节俭,以便光耀他私人的名声,盂献伯的节俭可以吗?又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管仲任齐国的相,说:“我尊贵了,但是我还贫穷。”齐桓公说:“我让你家里拥有齐国十分之三的市租。”管仲说:“我富了,但是我地位还卑下。”齐桓公让管仲的位子放在高氏和国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是我和您还不够亲近。”齐桓公便立他为“仲父”。孔子听说后反对说:“太过分了会威胁到君主。”
  另一种说法:管仲出行,坐的车是朱红的车盖青色的车衣,回来时敲锣打鼓,院子里陈列大鼎,家里拥有国家十分之三的市租收入。孔子说:“他是个良大夫,但他过分的奢侈威胁到君主。”
  孙叔敖在楚国任令尹,乘的是母马拉的简陋的车子,吃的是粗粮米饼野菜汤汁,干鱼膳食,冬天穿羊皮袄子,夏天穿粗布衣裳,脸上有饥色,他的确是一位好大夫。但他的节俭威胁到居下位的人。

  阳虎离开齐国逃到赵国,赵简子问他说:“我听说你善于培植人。”阳虎说:“我住在鲁国的时候,栽培了三个人,都做了县令;等到我在鲁国获罪,他们都到处寻找抓我。我住在齐国的时候,推荐了三个人,一个人得以亲近齐王,一个人做了县令,一个人任防守边疆的官员;等到我在齐国获罪,亲近齐王的人不肯见我,做县令的捉拿捆绑我,防守边疆的一直把我追到边境上,没有追上才作罢。我不会栽培人。”赵简子低下头笑着说:“栽柑桔树的人,吃起来甜,闻起来香;栽枳棘树的人,等树长大了反而刺人。所以君子栽培人要慎重。”
  中牟县还没有县令。晋平公问赵武说:“中牟,是我国的大腿和胳膊,邯郸的肩膀和髀骨。我希望中牟得到一个好县令,谁可以去担任此职?”赵武说:“邢伯子可以。”晋平公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赵武说:“私家的仇怨不带到公事中来。”晋平公又问:“中府令这个职位,谁可以来担任?”赵武说:“我的儿子可以。”所以说:“对外举荐不避开仇人,对内举荐不避开儿子。”赵武所推荐的四十六个人,到他死后,都坐在吊唁的客位上,他就是这样不培植私人的恩德。
  晋平公问叔向说:“群臣中哪个最贤德?”叔向说:“赵武。”晋平公说:“赵武是你的老上级,你和他结党了。”叔向说:“赵武站着好像连衣服都负担不了,讲话时木讷得好像说不出话来,但他所推荐的士人有好几十个,都合乎他的本意,而国家很信赖这些人。当赵武活着的时候不利用他们为赵家谋利,死去的时候不将孤儿委托他们照顾,我敢认为他贤德。”
  解狐向赵简子推荐他的仇人去做相室。他的仇人认为这可能是他幸好消除了对自己的仇怨,便趁机前去拜谢解狐。解狐于是拉开弓迎头向仇人射去,说:“我推荐你,是为了公事,因为你能担当这个职务。我对你有仇,这是我的私怨,不因为与你有私怨的原因而堵塞君主任用你的道路。”所以说私怨不带到公事中来。
  另一种说法:解狐推荐邢伯柳担任上党守,邢伯柳前去感谢,说:“你消解了我的罪,敢不对你拜了又拜?”解狐说:“推荐你,是为了公;仇恨你,是为了私。你走吧,我和原先一样怨恨你。”
  郑县人卖猪,有人问他价钱。这个人说:“路远天又晚了,我哪有空闲告诉你。”

  经六
  公室衰弱就忌讳直言,谋私的行为盛行就没有人为国立功。这种论点的解说在范文子直言,范武子用手杖打他;子产忠心进谏,他的父亲子国怒责他;梁车依法处罚了自己的姐姐而赵成侯收走了他的官印;管仲以公心坦率答言而守边的官吏却因此怨恨,这几则故事之中。

  说六
  范文子喜欢直言,范武子用手杖打他:“说直话的人不被别人所容纳,没有人容纳就会危及你自身。不只是危及你自身,还将危及你的父亲。”
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子产忠于郑国的君主,子国怒责他说:“你独特地不同于一般的臣子,而唯独忠于君主。君主贤明,还能听从你的劝谏;如果不贤明,将不会听从你的劝谏。听不听从你的劝谏,还不一定能知道,而你已经远离了群臣。远离了群臣,一定会危及你自身。不只是危及你自己,而且会危及你的父亲。”
  梁车刚刚担任邺县县令,他的姐姐来看望他,天黑来迟,城门关上了,她便翻过外城进入城中。梁车于是处罚她砍掉了她的脚。赵成侯认为梁车太不仁慈,夺了梁车的官印免除了他的职务。
  管仲被捆绑起来,从鲁国送到齐国,路上又饥又渴,经过绮乌守卫边界的官吏那里向他讨饭吃。绮乌守卫边界的官吏跪着给管仲饭吃,很恭敬。守卫边界的官吏私下对管仲说:“如果偶尔幸运,你到齐国不死而掌了权,你将用什么来报答我?”管仲说:“如果能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将任用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评定有功劳的人。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守卫边界的官吏因而怨恨管仲。

3、心得
  被砍脚而心怀感激之情,仁爱之情流露于外,执义之行行之于内,情义皆具,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虽然这木桃是砍脚之刑。
  英明的君主,不依靠别人不背叛我,而依赖于我的不可背叛,不依靠别人不欺骗我,而依赖我的不可欺骗。君主依靠的不只是臣子忠诚的表现,依靠的是君主自身的的权威,刑德二柄在手,君威威慑。
  上下尊卑。上黍下桃,上帽下鞋,君臣尊卑,君王独尊而有序。
  以名份功劳爵禄相配,赏赐得以张显,过俭,不及,过侈,太过,不得以相配。
  公不藏私,私限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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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 23:56:1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二周  外储说右上  外储说右下



一、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1、查字、正音
狂矞[yù]:人名,生平不详。
郈[hòu]:古地名。在今山东。
轺[yáo]:轺车, 古代 一匹马驾驶的轻便小车。
卮zhī:古代盛酒的器皿。
樗[chū里疾:秦惠文王异母弟,受重用,后任秦武王的相。
媪[ǎo]:年老的妇女。
甕[wèng]:一种口小腹大,用来盛东西的陶器。同「瓮」。
迓[yà]:迎接。
龁[hé]:咬。
酤[gū]:买(酒)。
輈[zhōu]:车辕。
窕[tiǎo:过剩的,多余的。
陴[pí]:女墙。
2、翻译
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办法有三种:
经一
权势不能使其驯化的臣下就要除掉他。师旷的回答、晏婴的议论,都舍弃了利用权势这种易行的办法,而控制臣下的办法实行起来很难,这如同和野兽赛跑一样,不知道除掉祸患。祸患可以除掉,子夏在解说《春秋》时就说过:“善于掌握权势的君主,及早杜绝臣下作奸的苗头。”所以,季康子因孔子的门徒滥用了和他对等的权势而指责孔子,何况把这样的事移用于君主呢?因此,吕尚杀掉不为君主所用的狂矞,就像奴婢不乘不听使唤的良马一样。卫嗣公懂得除掉祸患这个道理,所以用鹿不能驾车来说明不能任如耳为相;孟尝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和一对双胞胎兄弟赌博时用权势来收服他们。这些都是懂得君臣之间利害相反的表现。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控制臣下,这一论点的说明在驯养乌鸦的故事中。

说一
奖赏、称赞不能使他受到鼓励,惩罚、谴责不能使他感到畏惧,赏、誉、罚、毁加到身上他都无动于衷,这样的臣子就应当除掉。
齐景公到晋国去,同晋平公一起宴饮,师旷陪坐一旁。齐景公向师旷请教如何治理国事,说:“太师要用什么来教导我呢?”师旷说:“君主一定要给民众施恩惠罢了。”饮酒中途,酒兴已浓,将要离开之际,景公又再次向师旷请教如何治理国事,说:“您用什么来训导我呢?”师旷说:“君主一定要给民众施恩惠罢了。”景公离开宴席到馆舍去,师旷送他,他又向师旷请教如何治理国事。师旷说:“君主一定要给民众施恩惠罢了。”景公回到馆舍,思考着这个问题,酒还没醒,就懂得了师旷所说的意思—公子尾、公子夏是景公的两个弟弟,很得齐国民众的心,他们的私家富贵民众很喜欢,可以和公室相比,这是危害我的君位的事情。现在要我向民众施恩惠,是不是让我和两个弟弟争夺民众呢?—于是返回齐国,发放粮仓中的粮食给那些贫困的民众,将贮藏的财物赐给那些无依无靠的人,粮仓中没有陈年的粮食,府库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君主没有亲幸过的宫女就嫁出去,七十岁以上的人,分给他粮食。给民众布施仁德恩惠,用来和公子尾、公子夏这两个弟弟争夺民众。过了两年,两个弟弟从国内逃跑,公子夏逃到了楚国,公子尾逃到了晋国。
齐景公同晏婴出游到了渤海,景公登上柏寝台向四面眺望自己的国家,说:“美啊!恢弘盛大啊!雄伟壮观啊!后世谁会拥有这个国家呢?”晏婴回答说:“恐怕是田成子吧!”景公说:“我拥有这个国家,而你却说田成子将拥有它,为什么?”晏婴回答说:“田成子很得齐国民众的心。他对待民众,对上向君主请求爵禄赐给大臣,对下私自扩大量器借出,而缩小量器收回。杀一头牛,自己只取一豆肉,剩下的都给士人吃。一年的布帛,自己只取二制,剩下的都给士人穿。所以集市上木头的价格不比山上的更贵,湖泊里的鱼、盐、龟、鳖、螺、蚌的价格不比海边的贵。君主重视征集财物,田成子却看重布施恩惠。齐国曾经出现严重饥荒,饿死在路边的人不计其数,父子拉扯着投奔田成子的,没有听说不能活下去的。所以齐国都城的民众都在为他歌唱:‘呜乎,算了吧!盛大啊,归向田成子吧!’《诗经》上说:‘虽然没有恩德施给你们,你们却为我载歌载舞。’现在田成子向民众布施恩惠而民众为他又歌又舞,民众因恩德而归向他了,所以说:‘恐怕是田成子吧!’”齐景公眼泪夺眶而出,哭着说:“这不是叫人太悲痛了吗!我享有的这个国家将被田成子占有。现在该怎么办呢?”晏婴回答说:“您何必担忧呢?如果您想夺回它,就亲近有德才的人而疏远德才不好的人,整顿混乱的局面,放宽刑罚,救济贫穷,抚恤孤寡,施行恩惠,资助不富足的人,民众就会归心于您,那么即使有十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么样呢?”
有人说:齐景公不懂得利用权势,而师旷、晏婴不懂得除掉祸患。打猎的人凭借车子的安稳,依靠六匹马的脚力,让王良帮忙驾车,那么自身毫不费力就可轻易地追上动作敏捷的野兽了。现在放弃车子的便利,舍弃六匹马的足力和王良的驾驭,却下车跑步追逐野兽,那么即使有楼季的足力也不会有追赶上野兽的时候。依靠好马和稳固的车子,就是奴婢驾车追赶野兽,力量也会有余。国家好比君主的车,权势好比君主的马。不运用权势来限制和处罚那些擅自施行私恩的臣子,而一定要用深厚的恩惠来和一般人用同样的做法去争取民众,这样的做法都像是不利用君主的车子,不依仗马的便利,丢掉车子而下车跑路一样。所以说:齐景公是不懂得运用权势的君主,而师旷、晏婴是不懂得除掉祸患的臣子。
子夏说:“《春秋》记载的臣下杀君主、儿子杀父亲的事,数以十计。这都不是一天的积累,而是逐渐积累达到这样结果的。”凡是奸人,阴谋活动的时间长了,他们的势力就有所积累;积累多了,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能够谋杀君主,所以英明的君主应该及早消灭他们。现在田成子作乱,已有苗头逐渐显露,君主却不诛杀他。晏婴不让他的君主除掉有越轨犯上行为的臣下,却让他们的君主施行恩惠,所以致使齐简公遭受祸害。所以子夏说:“善于掌握权势的人,要及早杜绝奸邪的苗头。”

季康子为鲁国的相,子路为郈县令。鲁国用五个月时间发动民众开挖长沟,在工役进行的过程中,子路用他自己的俸禄所得的粮食做成稀饭,邀请开挖长沟的人到五父之衢来吃。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让子贡去倒掉他的饭,砸烂盛饭的器皿,说:“这些民众是属于鲁国君主的,你为什么给他们饭吃?”子路勃然大怒,卷起衣衫露出胳膊闯入孔子居住的地方,问道:“您憎恨我施行仁义么?我从您那里学到的就是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与天下的人共同享有自己所有的东西,共同享受自己的利益。现在拿我俸禄所得的粮食给民众吃,您却不允许,为什么?”孔子说:“仲由这样粗野啊!我以为你已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却不懂得。你原来是这样不懂礼!你给他们饭吃,是爱他们。所谓礼,是指天子爱全天下的人,诸侯爱国境内的人,大夫爱官职所辖范围内的人,士爱他的家人,逾越了界限去爱就是侵犯。现在是鲁国君主统治下的民众,而你擅自去爱他们,这样你就冒犯了君主,不也是胆大妄为吗!”话没说完,季康子派来的人就到了,责备孔子说:“我发动民众驱使他们,先生让弟子给徒役饭吃,是想夺取我的民众吗?”孔子驾车离开了鲁国。以孔子的贤明,而季康子又不是鲁国的君主,以臣子的身份,凭借君主的权术,在危害还没有形成之前及早杜绝,于是子路不能施行个人的恩惠,而危害也不致发生,何况君主呢!用齐景公的权势去禁止田成子争取民众的越轨行为,就一定不会出现被劫杀的祸患了。

吕尚受封于东边的齐国,齐国东部的渤海边有隐居的士人,名叫狂矞、华士的兄弟二人确定宗旨,声称:“我们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吃自己耕种出来的粮食,喝自己挖出的井水,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助于他人的。不要君主给的名位,不要君主给的俸禄,不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吕尚到了营丘,就把他们当成首先惩办的对象派官吏捉拿并杀掉了。周公从鲁国听说了这件事,派出传递紧急公文的信使去询问说:“狂矞、华士二人,是有德才的人,现在您享有封国杀掉他们,为什么?”吕尚说:“这兄弟二人确定宗旨声称:‘我们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吃自己耕种出来的粮食,喝自己挖出的井水,我们没有什么要有求于人。不要君主给的名位,不要君主给的俸禄,不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不臣服于天子,这样我就不可能让他们臣服;不结交诸侯,这样我就不能驱使他们;吃自己耕种出来的粮食,喝自己挖出的井水,没有什么有求于人,这样我就不能用奖赏、惩罚来勉励和约束他们。而且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聪慧,也不能为我所用;不仰仗君主授予的俸禄,即使贤明,也不能为我立功。不愿意做官,就无法管教;不接受任用,就对上不忠。况且古代君王用来驱使臣民的,不是爵禄就是刑罚。现在爵、禄、刑、罚都不能用来驱使他们,那么我将做谁的主子呢?不打仗立功而显贵,不耕田种地而出名,也不是用来教化国人的办法。现在这里有一匹马,样子像匹好马,像天下最好的马。然而赶它不前进,拉它又不停止,让它向左它不往左,让它向右它不往右,那么奴婢虽然卑贱,也不会依托它的足力。奴婢希望把足力寄托于良马的原因在于借助良马可以趋利避害。现在它不听人使唤,奴婢虽然卑贱,也不会依托它的足力。这样,狂矞、华士自以为是世上的贤人却不愿为君主所用,自以为行为好到了极点,却不肯为君主效劳,这不是英明的君主可以用来作臣子的人,也就如同良马不听使唤一样,因此要杀掉他们。”
又一种说法:吕尚受封于东边的齐国。渤海边上有位贤人名叫狂矞,吕尚听说了他就登门求见,多次上门拜访但狂矞都不答应见面,吕尚就把他杀掉。此时,周公在鲁国,一路奔驰前来阻止这件事,周公刚到,吕尚已把狂矞杀掉了。周公说:“狂矞是天下知名的贤人,您为什么把他杀掉?”吕尚说:“狂矞主张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我担心他会扰乱法令,改易教令,所以把他作为首先要诛杀的人。现在有马在这里,样子很像良马,然而赶它不走动,拉它不前进,即使是奴婢也不会把脚力寄托于它拉的车子。”

如耳游说卫嗣公,卫嗣公感到高兴但深为叹息。嗣公身边的侍从说:“您为什么不任用如耳为相呢?”嗣公说:“一匹像鹿一样的马可以标价千金,然而有价值千金的马却没有价值千金的鹿,因为马能为人所用而鹿却不能为人所用。现在如耳是做大国之相的人才,有到外面大国谋职的心意,他的心不在卫国,即使有辩才和智谋,也不能为我所用,我因此不任他为相。”
孟尝君做魏昭王的相时,昭王身边的侍从中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叫阳胡、潘其,很受魏王的爱重,但不肯替孟尝君效力。孟尝君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召他们来赌博,给他们每人一百金,让他们兄弟二人赌;一会儿又给每人增加二百金。刚赌一会儿,负责通报工作的人说门客张季的儿子在门口,孟尝君勃然大怒,拿出兵器给报信的人说:“杀掉他!我听说张季不肯为我效力。”过了一会儿,当时身边的人中有张季的党羽,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张季为您很出力,只是他暗中出力您没有听说过罢了。”孟尝君于是不杀来客,并给予他非常隆重的礼遇,说:“以前听说张季不肯为我效力,所以打算杀掉他;现在得知他确实在替我效力,我哪能忘记他!”并吩咐管理粮仓的人送给他千石粮食,吩咐管理财物仓库的人送给他五百金,吩咐养马的人从自己的马棚里献出好马和坚固的车子共二乘,还命令宦官把宫中的美女二十人一并送给张季。阳胡、潘其兄弟于是彼此说:“肯为薛公效力的人必定获利,而不肯为薛公效力的必将有祸害,我们顾惜什么而不为薛公效力呢?”因此私下争相劝勉而终于肯替孟尝君效力了。孟尝君凭着人臣的势位,假借君主的权术,使祸害不能发生,何况移用于君主呢?
驯养乌鸦的人剪断它的翅膀和尾巴下边的羽毛。剪断了它翅膀和尾巴下边的羽毛,乌鸦就必须靠人给它东西吃,怎能不驯服呢?英明的君主蓄养臣子也是这样的,使臣子不得不贪图君主给他的俸禄,不能不服役于君主给他的名位。贪图君主所给的俸禄,服役于君主所给的名位,怎么能不驯服呢?

经二
君主,就像是利害积聚的车毂,众人追求利益的欲望都像辐条射向车毂一样投向他,所以君主成了群臣共同对准的目标。因此,君主如果表现出爱憎,就会被臣下利用而投其所好,这样君主就受迷惑了;君主如果把听到的话泄露出去,臣下就难以向君主进言,君主就不会神明了。上述论点的说明表现在申不害讲君主应该在六个方面谨慎小心,以及唐易鞠谈论射飞禽必须谨慎两则故事中。祸患体现于国羊用表示悔改来试探君主对他的态度,以及韩宣王的侍者从宣王的叹息中窥探到他的态度两则故事中。靖郭君用献十个玉珥的办法测试齐威王爱哪个妾,甘茂派人从小洞偷听到秦惠王的话因而陷害公孙衍,通过这两个事例就表明了这种观点。堂谿公懂得术,所以通过问韩昭侯没有底的玉杯是否可用来说明君主不能把臣下的话泄露出去;韩昭侯能用术,所以才听取堂谿公的话而单独睡觉。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中。

说二
申不害说:“君主的明察显露出来,人们就会防备他;君主的糊涂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迷惑他。君主的智慧显露出来,人们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显露出来,人们就会隐瞒他。君主没有什么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会窥探他;君主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要引诱他。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知道它,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它。”
又一种说法:申不害说:“你的言论谨慎,人们将会探测你;你的行为谨慎,人们将会跟从你。你的智慧显露出来,人们将躲开你;你的愚蠢显露出来,人们将算计你。你有智慧,人们将躲避你;你没有智慧,人们将对你采取行动。所以说: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它。”

田子方问唐易鞠说:“射鸟的人要谨慎对待的是什么?”唐易鞠回答说:“鸟用几百只眼睛看着你,你用两只眼睛防备它们,你要谨慎地严密封闭你的谷仓。”田子方说:“好。你把这个道理用在射鸟上,我把它用在治理国家上。”郑长者听说了这件事后说:“田子方知道要守护谷仓,却不知道守护谷仓的办法。虚静无为不显露自己的欲望,才能守护谷仓。”
又一种说法:齐宣王向唐易鞠询问射鸟的事说:“对射鸟的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唐易鞠说:“重要的是谨慎地守护粮仓。”齐宣王问:“什么叫谨慎地守护粮仓?”唐易鞠回答说:“鸟用几十只眼睛看人,人用两只眼睛看鸟,怎么能不谨慎地守护粮仓呢?所以说:‘重要的是守护粮仓。’”齐宣王说:“那么用什么方法像守护粮仓那样来守护国家呢?现在君主用两只眼睛看全国,而全国的人用上万只眼睛看着君主,将用什么方法像守护粮仓那样自去守护国家呢?”唐易鞠回答说:“郑长者有句话是:‘虚静无为不显露自己的欲望。’这就差不多可以防卫国家这一粮仓了吧!”

国羊被郑君所重用,听说郑君讨厌自己,于是陪郑君饮酒,主动对郑君说:“我如果不幸有了过错,希望您能告诉我错在哪里。让我改过,那么我就可以免除死罪了。”
有说客游说韩宣王,韩宣王很满意却深深地叹气。韩宣王身边的近侍将王对说客表示满意的态度争先告诉说客以做人情。

靖郭君任齐国的相,王后死了,他不知道国君想立谁为王后,于是就用献玉珥的办法来了解内情。
另一种说法:薛公任齐国的相,齐威王的夫人死了,宫内有十个姬妾都被齐威王宠爱,薛公想知道齐威王想立哪一位为夫人以便请求立此人为夫人。齐威王听从了,那就是建议取得成功,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会被齐威王看重;齐威王不听,那就是建议失败,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会被齐威王看轻。薛公想先知道齐威王所想立的人再去劝王立她,于是制作了十个玉珥并把其中一个制作得特别精美献给威王。齐威王把十个玉珥授给十个姬妾。第二天侍坐时,看那只精美的玉珥由谁佩带,就劝齐威王立谁为夫人。

甘茂做秦惠王的相,秦惠王喜爱公孙衍,和公孙衍私下里谈话,说:“我想立你为相。”甘茂手下的小官吏从孔洞里偷听到这句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甘茂。甘茂进宫拜见惠王,说:“您得了贤相,我冒昧地拜两拜向您表示祝贺。”秦惠王说:“我把国家交托给你,怎么会另得贤相呢?”甘茂说:“您将任公孙衍为相。”秦惠王问:“你是怎么知道此事的?”甘茂说:“公孙衍告诉我的。”秦惠王对公孙衍的泄密很生气,于是把他赶跑了。
又一种说法:犀首是天下知名的良将,梁王的臣子。秦惠王想得到他和他一起治理国家,犀首说:“我这做人臣子的,不敢离开魏国。”过了一年,犀首因犯罪受到梁王的处罚,逃到秦国,秦惠王对他很好。樗里疾,秦国的大将,担心犀首将会取代自己成为秦国的将,于是在秦惠王经常说秘密话的地方凿了一个小洞。不久,秦惠王果然同犀首商议,说:“我想要攻打韩国,你看怎么样?”犀首说:“秋天可以。”秦惠王说:“我想用国家大事劳累你,你一定不要泄露。”犀首倒退几步拜了两拜说:“遵命。”樗里疾也从小洞中听到了此事。秦惠王的掌管通报和警卫工作的侍从官员们都说:“军队秋天一到就攻打韩国,犀首为大将。”在这一天,那些侍从官员们都知道了这件事;在这一月,国境内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秦惠王召见樗里疾问:“为什么议论纷纷,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樗里疾说:“好像是从犀首那里。”秦惠王说:“我没有同犀首讲过,为什么说是犀首讲的呢?”樗里疾说:“犀首寄居在秦国,又刚受过处罚,心里感到孤单,说这些话是想取悦于众人。”秦惠王说:“对。”于是派人召见犀首,犀首已逃往其他诸侯国了。

堂谿公对韩昭侯说:“现在有价值千金的玉杯,贯通却没有底,可以用它来装水吗?”昭侯说:“不可以。”“有瓦器却不漏,可以用它装酒吗?”韩昭侯说:“可以。”堂谿公说:“瓦器,最不值钱,因为它不漏,就可以用它装酒。即使玉杯价值千金,最贵重却没有底,因为漏,不能用来装水,那么还有什么人往里面倒饮料呢?现在作为人们的君主却泄露群臣的言论,这就好比没有底的玉杯一样。臣下虽有极高的智慧,也不肯充分献出自己的谋略,因为担心它会被泄露出去。”韩昭侯说:“对。”韩昭侯听了堂谿公的话,从这以后,想对天下采取大的行动,没有不是单独睡觉的,唯恐讲梦话而让别人知道了他的计谋。
又一种说法:堂谿公参见韩昭侯说:“现在有白玉做的酒杯没有底,有瓦做的酒杯却有底。您渴了,将用哪一个来喝酒?”韩昭侯说:“用瓦杯。”堂谿公说:“白玉杯很美但您不用它喝酒,是因为它没有底吗?”韩昭侯说:“是的。”堂谿公说:“作为人们的君主而泄露群臣的言论,就好比玉杯没有底一样。”堂谿公每次参见韩昭侯出来,韩昭侯必定要单独睡觉,唯恐讲梦话把他们的谋略泄露给妻妾。
申不害说:“能独自观察问题叫明,能独自听取意见叫聪。能独自决断的,就可以做天下的君主。”

经三
术的不能推行,总是有缘故的。卖酒人不杀掉他的恶狗,人家就不敢进门买酒,酒就卖不出去而变酸。国家也有恶狗,况且君主左右的侍从都像是躲在社坛里的老鼠。一般的君主都不能像尧那样,因决定传位给舜而一再杀掉反对这决定的人;不能像楚庄王答复太子时那样,把坚决执法的臣子看作是最好的臣子;而都像薄媪那样,自家的决定却要取决于蔡巫婆。要区分贤能的人和无能的人,就要用教歌那样的方法先对他们进行测试。吴起因为妻子织的带子不合规定而把她休掉,晋文公因爱臣颠颉不遵守法令而把他杀掉,都是违反他们的感情的。所以能让人给自己治疗毒疮的人,一定是能忍痛的人。

说三
宋国有个卖酒的人,量酒很公平,对待顾客很殷勤,酒酿得也很好,酒旗悬挂得又高又显眼,但是酒却卖不出去,变酸了。卖酒的人感到奇怪,想知道原因,于是就问他熟悉的人。问到长者杨倩,杨倩说:“你的狗凶猛吗?”卖酒的人问:“狗凶猛为什么酒就卖不出去呢?”杨倩说:“人们害怕它。有人让小孩揣着钱拿着壶去买酒,猛狗却迎上去咬他,这就是酒酸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猛狗,法术之士怀有治国的策略而想使大国的君主明察起来,大臣却像猛狗那样迎上去咬他们,这就是君主被蒙蔽和挟持而法术之士不受重用的原因。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治理国家最忧患什么?”管仲回答说:“最忧患社坛上的老鼠。”齐桓公问:“为什么忧患社坛上的老鼠呢?”管仲回答说:“您也看见过建社坛吧?把木头树起来并涂上泥土,老鼠咬穿木头,在里面挖洞藏身。用烟火熏它,就会担心烧毁木头;用水灌它,又担心涂上的泥会剥落:这就是社鼠捉不到的原因。现在君主身边的近侍,在朝廷外依仗权势从民众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紧密勾结在君主面前隐瞒罪恶。在宫内刺探君主的情况告诉朝外的同党,内外勾结相互助长权势,群臣百官以此获得富贵。官吏不诛杀他们,国法就要受到扰乱;诛杀他们,君主就不得安宁,他们控制着君主,这也就是国家的社鼠。”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大臣像猛狗咬人一样迫害法术之士,身边近侍又像社鼠一样刺探君主内情,而君主却没有察觉。这样,君主怎么能不受蒙骗,国家怎么能不衰亡呢?
又一种说法:宋国有个卖酒的叫庄氏,他的酒一直很好。有人让仆人去买庄氏的酒,庄氏的狗咬人,仆人不敢前往,于是买了别人家的酒。主人问:“为什么不买庄氏的酒?”仆人回答说:“今天庄氏的酒是酸的。”所以说:不杀掉他的狗酒就会变酸。齐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家忧患什么?”管仲回答说:“最令人苦恼的是社鼠。社坛,树起木头涂上泥,老鼠依靠它而藏身。用烟火熏它木头就会烧毁,用水灌它泥巴就会剥落,这就是社鼠最让人苦恼的原因。现在君主身边的近侍,在朝廷外依仗权势从民众那里榨取利益,而在朝廷内就紧密勾结隐瞒罪恶来欺瞒君主,不诛杀他们,国法就会受到扰乱,诛杀他们君主就有危险,他们控制着君主,这也是国家的社鼠。”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一定会得到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定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所以左右近侍像社鼠,掌权的大臣像猛狗,治国的法术就必然行不通了。

尧想把天下传给舜。鲧进谏说:“不吉利呀!谁把天下传给一个普通民众呢?”尧不听,发动军队攻打鲧并在羽山野外诛杀了鲧。共工又进谏说:“谁把天下传给一个普通民众呢?”尧不听,发动军队攻打共工并在幽州都城诛杀了共工。于是天下没有人敢说不要把天下传给舜了。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尧知道舜的贤明,这不难。至于诛杀进谏的人而一定要传位给舜,才是困难的。”另一种说法:“不因为进谏的人提出疑问而败坏自己明察的事情才是困难的。”
楚庄王关于外朝的规定是:“群臣大夫及公子们进入朝廷,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地方的人,执法官要砍断他的车辕,杀死车夫。”在这时太子进入朝廷,马蹄踏到了屋檐下滴水的地方,执法官砍断了他的车辕,杀死了他的车夫。太子很生气,进去向荆庄王哭诉说:“请替我杀了执法官。”楚庄王说:“法令,是用来敬守宗庙、尊敬国家的。所以能够制定法令、遵守法令、尊敬国家的人,是国家的重臣,怎么能杀掉呢?违犯法令,废弃法令、不尊敬国家,这些都是臣下对君主的侵犯。臣下侵犯君主,君主就会失去威严;臣下侵犯君主,君位就受到危及。威严丧失君位受到危及,国家就守不住,我将拿什么留给子孙?”于是太子回头就跑,离开居住的房屋露宿了三天,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请求给予死罪。
另一种说法:楚庄王紧急召见太子。楚国的法令规定,车子不能到达茅门。那天下雨,庭院中有积水,太子于是驾车到了茅门。执法官说:“车子不能到茅门。到达茅门,是违犯法令的。”太子说:“父王召见很急,不能等到没有积水的时候。”于是驱赶车马向前。执法官拿起殳击打太子的马,摧毁了他的车,太子进去对楚庄王哭诉说:“庭院中有很多积水,我驾车到了茅门,执法官说‘是违法的’,还拿起殳击打我的马,摧毁了我的车。您一定要杀掉他。”楚庄王说:“前面有年老的君主,他不肯越轨办事,后面有接位的太子,他也不去依附,贤明啊!这真是我守法的臣子。”于是给执法官升官两级,并打开后门让太子出去。(楚庄王告诫太子说)“不要再犯违反茅门之法的错误”。

卫嗣君对薄疑说:“你瞧不起我的国家,认为不值得做官,但我有能力满足你做官的要求,让你晋升爵位,任命你为上卿。”于是赐给他良田万顷。薄疑说:“我的母亲爱我,认为我是有能力的人,做大国的相仍有余力。但是我家巫师中有一个姓蔡的老妇人,我的母亲非常爱重信任她,把家事交托给她。我的智慧足以使人相信我会办好家事,我的母亲也完全听信我,但是已经和我商量过的事,也一定会再次和蔡巫婆商量决定。所以论我的智慧能力,认为我能胜任大国的相还有余力;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则是母子关系;可是还不能避免和蔡巫婆再次商量。现在我和君主,没有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君主身边都有类似蔡巫婆的人。君主的蔡巫婆,一定是那些握有权势的人。握有权势的人,是能行私的人。那些行私的人做的是非法的事;而我讲的,是依法办事。非法与合法是敌对的,不能相容。”
另一种说法:卫君到魏国去,对薄疑说:“我想让你同我一起走。”薄疑说:“我母亲在家中,请允许我回去同母亲商量一下。”卫君亲自请问老太太。薄老太太说:“薄疑是您的臣子,您有意让他随从您,很好。”卫君说:“我已经就此事请问过老太太,老太太答应我了。”薄疑回家,同母亲谈论这件事,说:“卫君对我的爱同您对我的爱相比怎么样?”老太太说:“不及我爱你。”“卫君赏识我同您赏识我相比怎么样?”老太太说:“不及我赏识你。”“您同我商计家事,已经决定了,还要请蔡巫婆最终决定。现在卫君让我跟他一起走,虽然和我决定计策,必定会有和蔡巫婆一样的人去败坏它。这样,我就不能长久做臣子了。”

教歌的人先让学唱的人放声呼唱,然后转变音调,能在转音之后回复到清越的徵音,这才教他。
另一种说法:教歌的人,先用方法测试,要求学唱的人急呼合于宫调,慢呼合乎徵调。急呼不合宫调,慢呼不合徵调,就不能受教。
吴起是卫国的左氏乡中的人,让他的妻子织丝带,可织出来的丝带比他要求的宽度窄。吴起让她更改,他的妻子说:“好。”等到织成了,再量丝带,结果还是不符合要求的尺度,吴起很生气。他的妻子回答说:“我开头就把经线确定好了,不可以更改了。”吴起休掉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请自己的哥哥出面要求同吴起复婚。她的哥哥说:“吴起,是制定法令的人。他制定法令,是想用来为大国建立功业,必须首先实行于自己的妻妾,这之后才能推行,你不要希望回去了。”吴起妻子的弟弟被卫君重用,于是凭着被卫君重用的身份去请求吴起。吴起不听从,就离开卫国到楚国去了。
另一种说法:吴起拿一条丝带给他的妻子看,说:“你给我织条丝带,让它和这条一样。”丝带织成后献给吴起,这条丝带织得特别美。吴起说:“要你织丝带,让它和这条一样,现在却特别美,为什么?”他的妻子说:“用的材料和原来的一样,只是特别用了功夫使它更美。”吴起说:“这不是我的吩咐。”让她穿戴好把她休了。她妻子的父亲前来请求让他女儿复婚,吴起说:“我家没有空话。”

晋文公向狐偃问政,说道:“我把美味的东西遍赐给朝廷里的人,只有少量的酒肉放在宫内,酒酿成后不等澄清就给大家饮,鲜肉不存放就煮给大家吃,杀一头牛也遍分给国人,一年织成的布都给士兵做衣服穿,这样做能够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说:“不能。”晋文公说:“我放松城关和集市的税收并且放宽刑罚,这样做能够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说:“不能。”晋文公说:“我的民众有丧失财产的,我亲自派郎中去察看处理,对有罪的人免除刑罚,对贫穷不富足的人布施恩惠,这样做能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回答说:“不能。这些都是适合民众生存要求的做法;而使他们打仗,等于是要杀死他们。民众追随您,是为了顺顺当当地活着,您却违反他们的要求杀掉他们,这样就失去了民众跟从您的理由。”晋文公问:“既然这样,那么怎么做才能让民众为我打仗呢?”狐偃回答说:“使他们不得不去打仗。”晋文公问:“怎样做才能让他们不得不去打仗?”狐偃回答说:“有功必加奖赏,有罪必加惩罚,这样就能使他们为您打仗了。”晋文公问:“刑罚的最高原则怎样实现呢?”狐偃回答说:“刑罚不避开亲近和显贵的人,法治实施到您所宠幸的人。”晋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在圃陆围猎,约定以中午为期限,迟到的人按军法处置。当时晋文公所爱重的一个叫颠颉的人迟到了,官吏请君主定他的罪,晋文公伤心得落下眼泪。官吏说:“请用刑吧。”于是砍断颠颉的脊梁,以此来昭示民众,来表明实行法令的信用。这之后民众都害怕地说:“君主对颠颉的爱重是那么深切,还对他施加了刑罚,何况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值得留情的呢?”晋文公见民众肯为他打仗了,于是就发动军队攻打原国,原国被攻破。攻打卫国,将卫国原来的田亩阡陌方向改为东西向,又攻取了五鹿。攻取阳樊。战胜虢国。进攻曹国。往南围攻郑国,破坏了郑国的城垛。解除了宋国的围兵。回头和楚军在城濮交战,大败楚军,回国时订立了践土之盟,于是又结成了衡雍之盟。一下子就建立了八项功业。之所以能够这样,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听从了狐偃的主张,利用砍断颠颉脊梁的事彰明了法令。
痈疽的疼痛,不用针刺入骨髓,心里的烦苦就支持不了;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会让人用半寸长的石针去刺它。现在君主治理国家也是这样:不是不知道经过痛苦才能平安;要想治理好国家,不是这样就不会听信智慧极高的人而镇压作乱的奸臣。作乱的奸臣,一定是握有重权的人;握有重权的人,一定是君主非常爱重的人。君主和他非常爱重的人,就像石头的“坚”和“白”两属性一样密不可分。凭普通人的条件,想要君主和他亲近爱重的人分开,这等于是劝说右腿同意割掉左腿一样,这样自己一定会被杀害,意见却是不会被采纳的。

3、心得
法势术控制臣下的道理。早绝奸之萌,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君主对事态的态势发展了然于胸,治国需要法势术。守礼,不逾越,守位,君者以礼制,来杜绝危害的苗头,治已病不如治末病。



二、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1、查字、正音
擑[jiē]:古同“接”。
田鲔[wěi]:人名,生平不详。
訾:通“赀”[zī],小罚,用财物赎罪。
浅[jiǎn]娋[shāo]:防御侵犯,奋起自卫。
褫[chǐ]:剥夺。
盻[xì]:仇视;怒视。
揄[yú]:牵引;提起。
錣[zhuì]:古代一种顶上带铁刺的马鞭。
2、翻译
经一
君主和大臣共同掌握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用什么来说明这个道理呢?用造父驾车的马被突然窜出的猪所惊吓而失去控制的故事来说明,用王良驾车的马被圃池中的水草所吸引而失去控制的故事来说明。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田恒就像圃池中的水草,宋君和齐简公的权势被他们所分,因此不免被他们杀害。祸患表现在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而无法指挥马,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而不能成曲调。

说一
造父驾驭拉车的四匹马,时而向前奔驰,时而绕圈打转,得心应手地驾驭着马。能得心应手地驾驭马的原因,在于他有独掌马缰绳和马鞭的权力。然而,马突然被窜出来的猪所惊吓使造父不能控制的原因,并不是马缰绳和马鞭的威力不足,而是被窜出来的猪分散了这种威力。王良驾驭副车,不用马缰绳和马鞭而是根据马的喜好,专门用草料和水去控制它。可是马经过草圃和水池时驾车却失败了,不是草料和水的好处不够,而是因为这种好处被草圃和池水分散了。所以王良、造父都是天下善于驾驭车马的人,可是让王良掌握着马笼头的左边大声吆喝,让造父掌握着马笼头的右边用鞭子抽打,马连十里也走不到,因为二人共驾一车的缘故。田连、成窍都是天下善于弹琴的人,然而让田连在琴首弹拨,让成窍在琴尾按捺,却不能构成曲调,也是由于两人共弹一张琴的缘故。凭着王良、造父高超的驾车技能,共同掌握马缰绳来驾驭,却驱使不了马,君主怎么能把与他的臣子共掌权柄作为治国之道呢?凭着田连、成窍巧妙的弹琴技法,共弹一张琴却弹不成曲调,君主又怎么能同他的臣子共掌权势来成就功业呢?
另一种说法:造父是齐王副车的御者,他用控制饮水的方法把马训练成功。在园圃中试车,口渴的马看见园圃中的水池,就离开车子跑向水池,试车因此失败。王良驾车替赵简主争夺长途赛程的锦标,车子刚出发时,有头猪伏在沟里,当王良快马加鞭前进时,猪突然从沟里窜出来,马受到惊吓,驾车失败。

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赏恩赐,是百姓所喜爱的,您自己执行;杀戮惩罚,是民众所厌恶的,请让我来担当。”宋君说:“好。”于是发布威慑民众的命令、诛杀大臣之类的事,宋君都说“问子罕”。这样,大臣们畏惧子罕,小民们归附子罕。过了一年,子罕杀死宋君夺取了政权。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一样夺取了他的君主的国家。
齐简公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刑罚很重诛杀严酷,赋税繁重且常常杀戮百姓。田恒对民众布施慈爱,显示宽厚。齐简公把齐国的民众当作渴马,不对他们施加恩惠,田恒就用仁厚作为圃池来争取他们。
另一种说法:造父是齐王副车的御者,用控制饮水的办法训练马,一百天后训练成功。训练成功后,他请求为齐王试车,齐王说:“在园圃中试车。”造父驾车进入园圃,马看见园圃中的水池就跑过去,造父没法制止。造父用控制饮水的办法训练马已经很久了,现在马看见水池就凶悍地跑去,即使是造父也没法制止。现在齐简公用法令禁锢百姓很久了,而田恒却给予他们好处,这样做就好比田恒倾倒出圃池中的水给饥渴的百姓看。
另一种说法:王良替宋君进行长途赛车的角逐。车子已经套好,他摩拳擦掌(准备开始)。比赛将要开始了,王良赶车向前,轮子完全符合车辙;拉着马让它后退,马的前蹄正好掩盖后蹄的足迹。策马出发,却从洞中跑出一头猪。马受惊后退停下来,鞭打也不能使它前进;马凶悍地奔跑,拉紧缰绳也不能矫正它。
另一种说法: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赏恩赐是民众所喜好的,请您自己执行;惩罚杀戮是民众所厌恶的,请让我来担当。”于是杀戮小民、诛杀大臣一类的事,宋君都说:“和子罕商议去。”过了一年,民众知道发布让人死或让人活这一命令的大权掌握在子罕手中,所以全国的民众都归附于他。所以子罕挟持宋君并夺取了他的政权,法令也不能阻止此事。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田恒就像圃池中的水草。”让王良、造父共同驾驭一辆车,每人各握一边的马缰绳从里巷的门出去,驾车必定失败而不能回到正道上。让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每人各按一根弦来弹奏,那么弹奏必定失败而弹不成曲调。

经二
国家的安定和强大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不按法办事,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公正地实行赏罚而不对臣民讲仁爱。爵位和俸禄来自所立的功劳,杀戮和惩罚来自所犯的罪行,臣民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卖命出力而不讲对君主个人效忠。君主明白不讲仁爱的道理,臣下明白不讲私忠的道理,就可以统治天下了。秦昭襄王懂得做君主的道理,所以不散发五苑的瓜果蔬菜去救济民众;田鲔懂得做臣民的道理,所以教育儿子田章一切要从利害出发;公仪休虽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

说二
秦昭襄王生病,每个里的民众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公孙述从王宫出来看见了,回宫祝贺秦昭襄王说:“竟然整个国家的民众都买牛祭神为您祈祷。”秦昭襄王派人查问此事,果然确有其事。秦昭襄王说:“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甲。没有命令却擅自祈祷,这是爱我。他们爱我,我也将改变法令而以同样的心去爱他们,这样法制就不能建立;法制不建立,则是乱国亡身的途径。不如每人罚两副甲来重新和他们搞好国家的治理。”
另一种说法:秦昭襄王生病,民众为他祈祷;秦昭襄王病好了,民众又杀牛向神还愿。郎中阎遏、公孙衍出宫看见了,说:“现在不是祭土地神和腊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杀牛祭祀呢?”两人感到奇怪而询问此事。民众说:“君主生病时,我们为他祈祷;现在病好了,我们杀牛还愿谢神。”阎遏、公孙衍很高兴,去拜见秦昭襄王,祝贺说:“您胜过了尧、舜。”秦昭襄王吃惊地问:“为什么这样说?”二人回答说:“尧、舜,他们的臣民还没有达到为他们祈祷的地步。现在您生病民众却用牛来祈祷,病好后,民众杀牛向神还愿,所以我们私下以为您胜过了尧、舜。”秦昭襄王于是派人查问此事,哪个居民区这样做的,罚它的乡官和伍长都出两副甲。阎遏、公孙衍惭愧得不敢再说话。过了几个月,秦昭襄王喝酒喝得很痛快情绪很好,阎遏、公孙衍趁此时机对秦昭襄王说:“先前我们私下以为您胜过尧、舜,不是故意要奉承您。尧、舜生病,他们的臣民还没有达到为他们祈祷的地步;现在您生病了,民众却用牛来祈祷,您病好了,他们就杀牛向神还愿。现在您却罚他们的乡官和伍长都出两副甲,我们私下感到不解。”秦昭襄王说:“你们为什么不懂这一点?那些民众为我所用的原因,并不在于我爱他们就为我所用,而在于我有权势就为我所用。如果我放弃了权势而同他们彼此结交,像这样,我偶然不爱他们,他们就不为我所用了,所以最终要摒弃仁爱的做法。”

秦国发生了严重饥荒,应侯范雎请求说:“五苑中著地而生的草木:蔬菜、橡果、枣栗,足够用来养活百姓,请您把它们发放给百姓。”秦昭襄王说:“我们秦国的法律,让有功的民众接受赏赐,让有罪的民众受到诛杀。现在发放五苑的蔬果草木的做法,是让有功的民众和无功的民众都接受赏赐。让有功的民众和无功的民众都接受赏赐的做法,这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发放五苑中的东西使国家混乱,不如不给枣蔬而让国家安定。”另一种说法:秦昭襄王说:“命令发放五苑中的瓜果蔬菜,能够用来养活民众,这是让有功的百姓和无功的百姓去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应侯您放弃您的主张吧。”

田鲔教导他的儿子田章说:“你要想自己得到利益,先要让你的君主得到利益;你要想家庭富有,先要让你的国家富有。”
另一种说法:田鲔教导他的儿子田章说:“君主出售爵位给臣子,臣子出售智力给君主,所以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
公仪休任鲁国的相,他喜欢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着买鱼来献给他,他不接受。他的弟弟劝他说:“您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为什么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假如接受了鱼,一定会有迁就送鱼者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将违背法令;违背法令,就会被罢免相位。即使我爱吃鱼,这样也就不一定会再给我鱼,我也不能自己弄到鱼。如果我不接受鱼,那就不会被罢免相位,尽管爱吃鱼,我能够经常自己弄到鱼。”这是懂得那种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的道理,懂得别人为自己不如自己为自己的道理。

经三
明智的君主,借鉴国外的经验,然而对国外的事情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成功,因此苏代批评齐王不信任大臣,燕王以此为鉴而让权落到子之手里。君主借鉴上古的事情,然而听隐士的话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显耀自己,因此潘寿谈夏禹传位给伯益的事,燕王以此为借鉴把国位让给了子之。君主对这些还无所觉悟,方吾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提到古礼上说不和穿同一服装的人共坐一辆车,不和同一家族的人住在一起,何况把君主的大权转让给别人呢!吴章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劝说君主连假的爱憎都不要表露,何况把真情流露给别人呢!赵王厌恶老虎的眼睛,身边近侍说权臣的眼睛比老虎的眼睛更可怕,赵王却不觉悟而受到蒙蔽。明智的君主的治国方法,就像周王朝主管接待的官员阻挡卫侯那样维护君主的尊严。

说三
子之任燕国的相,地位尊贵并且专权。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他说:“齐王是怎样的一个君主?”苏代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了。”燕王说:“为什么呢?”苏代回答说:“从前齐桓公称霸,朝廷内的事托付给鲍叔牙,外交活动托付给管仲,齐桓公自己披头散发玩弄女人,每天在宫内的市场上游玩。而现在齐王不信任他的大臣。”从此燕王更加信任子之。子之听说了此事,派人送给苏代百镒黄金,并听从苏代的使唤。
另一种说法: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看到不使子之获得好处,就一定会办不成事而回,燕国给齐国的贡物和燕王给他的赏赐也拿不到手,于是见到燕王,就称赞齐王。燕王说:“齐王怎么会如此贤明?那不是一定要统治天下了吗?”苏代说:“挽救危亡都来不及,怎么能称王呢?”燕王说:“为什么呢?”苏代说:“他对亲信的人任用不当。”燕王说:“那怎么会危亡呢?”苏代说:“从前齐桓公敬爱管仲,立他为仲父,内政由他处理,外交由他决断,全国的事都由他掌握,所以能够一举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现在的齐王对他亲信的人任用不当,因此知道齐国要灭亡了。”燕王说:“现在我任用子之,难道天下的人没有听说吗?”于是第二天盛设朝会一切听凭子之处理。

潘寿对燕王说:“您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人们之所以说尧贤明,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许由又必定不接受,那么这就使尧有了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现在您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接受,那么这就使您有了让国给子之的名声而与尧有了同样的高行。”于是燕王就把整个国家交托给子之,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
另一种说法:潘寿,是隐士。燕国派人聘请他。潘寿见到燕王说:“我担心子之会像伯益一样。”燕王说:“怎么会像伯益一样呢?”潘寿回答说:“古代禹死的时候,要把天下传给伯益,启的亲信就相互勾结攻打伯益并立启为王。现在您信任宠爱子之,准备把君位传给他,可是太子的党徒全部控制着大权,支持子之的人没有一个在朝廷内。如果您不幸去世,子之就会像伯益一样了。”燕王就把官吏的印都收上来,凡是领取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印都交给子之处理,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君主用来作为借鉴的人,是诸侯手下的士人们,而现在诸侯手下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党羽。君主用来作为自卫的人,是隐居山林的士人们,而现在隐居山林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门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剥夺的权力掌握在子之手里。所以吴章说:“君主不要假装恨人,也不要假装爱人。假装爱人,就不能再恨他;假装恨人,就不能再爱他。”
另一种说法:燕王想把君位传给子之,就此事询问潘寿,潘寿回答说:“禹爱重伯益而把天下托付给伯益,不久又让启手下的人做官吏。等到年老的时候,禹认为不能把天下托付给启,所以把天下传给了伯益,但权势都掌握在启的手中。过后不久,启同他的朋友、同党就攻打伯益并把天下从伯益手中夺了过来,这样禹虽然名义上把天下传给了伯益,实际上却是让启自己夺取天下。这表明禹不如尧、舜贤明。现在您想把君位传给子之,可是官吏们无不是太子手下的人,这是名义上传位给子之实际上却是让太子自己夺取君位。”燕王于是收回官印,凡是领取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印都交给子之处理,子之的地位于是尊贵了。

方吾子说:“我听说古礼上讲:出外不和穿同样服装的人同坐一辆车,住家不和同一家族的人聚居在一起,何况做君主的还把自己的权势外借呢!”
吴章对韩宣王说:“君主不能假装爱人,一旦假装爱了某人,他日就不能再恨他了;君主不能假装恨人,一旦假装恨某人,他日就不能再爱他了。所以假装爱、假装憎的感情稍有表现,阿谀奉承的人就会根据这个去诋毁或称赞他人。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再把它收回来,更何况把真实的情感表露给别人呢?”
赵王到花园中游玩,身边的侍从拿一只兔子逗老虎,给它吃又收回来,老虎发怒地圆瞪着双眼。赵王说:“老虎的眼睛真让人厌恶!”侍从说:“平阳君的眼睛比这老虎的眼睛更可恶。看到老虎的眼睛这样还没有危险,见到平阳君的眼睛像这样子就一定要死了。”第二天,平阳君听说了这件事,派人杀了说这话的人,赵王却不责备平阳君。
卫侯去朝见周天子,周王朝主管接待的官员问卫侯的名字,卫侯回答说:“诸侯辟疆。”这官员拒绝让他进去并说:“诸侯不能和天子用相同的名号。”卫侯于是自己改名说:“诸侯燬。”然后主管接待的官员才让他进去。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禁止冒犯君主,意义是多么深远啊!虚名都不能拿来假借于人,何况是实际的权力呢?”

经四
君主是依靠严守法治原则、责令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过在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按法办事的官吏,所以明智的君主致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这种说法表现在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纲的故事里。所以失火时负责救火的啬夫的行为,不能不加以讨论。救火时,啬夫自己提水跑去灭火,只能起到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派人灭火,就能差遣上万的人。所以对待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着马推着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他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驭,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所以这种说法表现在椎锻是用来敲打不平使之平,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使之直的故事里。反之,它的失败则表现在淖齿在齐国掌权杀死了齐湣王,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死了赵武灵王的故事里。

说四
摇树的人一一掀动每片树叶,虽很劳累也不能把叶子掀遍;如果左右敲打树干,那么所有的树叶都会晃动了。在深潭边摇树,鸟会受惊而高飞,鱼会被吓而深游。善于张网捕鱼的人牵引鱼网的纲绳,如果一个一个地拨弄网眼而后取得,那就不但劳苦而且也难捕到鱼;牵引网上的纲绳,鱼就自然被网住了。所以官吏是民众的本和纲,因此圣明的君主管理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
救火时,让啬夫提着壶和瓮跑去救火,就只能起到一个人的作用;让啬夫拿着鞭子、短棍督促人们去救火,就能役使万人。所以圣人不亲自治理民众,明君不亲自处理小事。
造父正在锄草,这时有父子乘车经过,马受了惊不肯向前走,一个儿子下车去牵马,父子几人推车,又请造父帮忙推车。造父于是收拾好农具,停止锄草而把农具寄放到车上,拽住那个儿子牵着的马,然后才拿起缰绳和鞭子,还没有用上它们,马已一齐向前奔跑了。假使造父不会驾驭,即使用尽力气辛辛苦苦帮他们推车,马还是不会往前走。现在自身操作轻松,而且把农具寄放在车上,又有恩德施于人家,是因为有技术能驾驭惊马的缘故。所以国家好比是君主的车子,权势是君主的马。君主没有术来驾驭它,自己即使很劳苦,国家还是不免于乱;有术来驾驭它,自己不但能处在安逸快乐的地位,还能取得帝王的功业。

椎锻,是用来使不平变得平整的;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的。圣人制定法律,是用来平整不平、矫正不直的。
淖齿在齐国掌权,抽掉了齐湣王的筋;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死了赵武灵王。这两个君主,都不能运用他的椎锻和榜檠,所以自己被杀死并被天下人耻笑。
另一种说法:到了齐国,只听说淖齿而没听说齐湣王;到了赵国,只听说李兑而没听说赵武灵王。所以说:君主不掌握权术,威势就会减弱而使大臣垄断名望。
另一种说法: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临朝亲政,李兑为相,赵武灵王因为不亲自掌握生杀大权,所以被李兑劫杀。
另一种说法:田婴任齐国的相,有人游说齐宣王说:“一年的财政结算,您如果不用几天时间逐一亲自听取报告,就无法知道官吏的营私舞弊和政事得失。”齐宣王说:“对。”田婴听说了此事,立即请宣王听取财政结算报告。宣王将要听取报告了,田婴让官吏准备好全年财政收入的账目和凭据。齐宣王亲自过问财政结算,但听不胜听,吃完饭,又坐下来,累得不能再吃晚饭了。田婴又对齐宣王说:“群臣一年到头日日夜夜不敢马虎和懈怠的事情,您再用一个晚上亲自听取报告,那么群臣就由此得到鼓励了。”齐宣王说:“好吧。”不一会儿齐宣王睡着了,官吏们抽刀削掉凭证上的结算。君主亲自听取财政结算,于是国家的混乱由此开始出现。

经五
遵循事物的法则办事,不费劳苦就会成功。所以兹郑用坐在车辕上唱歌的方法吸引行人帮助他把车子推上高桥。祸患表现在赵简主派谴官吏收税,而不定出明确的标准,致使官吏从中作弊;薄疑说“国中饱”,赵简主误以为是国家富强而高兴,实际上却是府库空虚,百姓挨饿而奸吏富足。所以齐桓公视察民情发现有家贫无妻的,就同意管仲削减积财和怨女。不遵循事物的法则,就如延陵卓子用自相矛盾的方法驾车,马无法前进,使造父见了为之哭泣一样。

说五
兹郑拉着车上高桥但拉不上去。他就坐在车辕上唱歌,前面的行人止步,后面的行人赶上来,于是就帮兹郑推车上了桥。假如兹郑没有办法招人来,那么即使他用尽力气以至于累死,车子还是上不了桥。现在兹郑没有经过劳苦车子却上了桥,是因为他有办法招来人的缘故。
赵简主派出收税的官吏,官吏请示收税标准的高低。赵简主说:“不要轻了也不要重了。重了,利就归于君主和国家了;轻了,那么利就归于民众了。官吏从中捞不到私利,轻重就恰到好处了。”
薄疑对赵简主说:“您的国中饱。”赵简主高兴地说:“怎样了呢?”薄疑回答说:“上面国家府库空虚,下面民众贫穷挨饿,可是上下之间的奸吏却很富足。”

齐桓公穿着普通民众的服装去视察民情,有一人年纪很大却自己料理生活,齐桓公问他原因。老人回答说:“我有三个儿子,家里穷,无法为他们娶妻,他们出去当雇工还没有回来。”齐桓公回宫,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说:“朝廷的积蓄中有腐败的财物,民众就得挨饿;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民众就娶不到妻子。”齐桓公说:“对。”就考查宫中年长的未婚女子把她们嫁出去。向民众下令说:“男子二十岁要娶妻,女子十五岁应出嫁。”
另一种说法:齐桓公穿着普通民众的服装在民间视察,有个叫鹿门稷的人,已有七十岁了却没有娶妻。齐桓公问管仲说:“有百姓年老却没有娶妻的吗?”管仲说:“有个叫鹿门稷的,已经七十岁了却还没有娶妻。”齐桓公说:“怎样才能让他娶上妻子?”管仲说:“我听说:君主和官府有积蓄的财富,那么下面的百姓一定会穷尽困绝;宫中有年长而未出嫁的女子,民间就会有年老而没有娶妻的人。”齐桓公说:“说得对。”在宫中发布命令:“把君主没有亲幸过的女子嫁出去。”于是让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就出嫁。于是宫中没有年长而未及时出嫁的女子,民间没有无妻的成年男子。

延陵卓子乘坐高大且毛色鲜艳的青马拉的车,钩、勒等用具在马前面,马鞭在马后面。马要往前走,钩、勒就会阻止它,想后退马鞭子又会抽打它,马于是往斜里跑。造父路过而为马哭泣,说:“古代管理民众也是这样的。奖赏是用来勉励立功的,但毁谤也夹杂在里面;刑罚是用来禁止犯罪的,但又给予它赞美。人们彷徨不知所措,这也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另一种说法:延陵卓子乘坐由高大青马所拉的色彩鲜艳的车子,马前面有交错的钩、勒等物,马后面有锋利的马鞭上的针,马向前走钩、勒等物就扯住它,向后退就会遭到鞭打。马向前不能前进,向后不能后退,于是避开前后而乱跑,延陵卓子于是下车抽出刀割断了马脚。造父看见后哭了,整天吃不下饭。于是仰天叹息说:“鞭打,是让马前进的,但却用钩、勒等物在前面阻止它;拉扯,是让马后退的,却用有锋利尖针的鞭子在后面抽打它。现在君主因为他廉洁而加以任用,又因为他不去迎合身边的亲信而予以辞退;因为他公正而加以赞赏,又因为他不盲从旨意而予以废黜。人们因此感到害怕,彷徨不知所措,这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3、心得

君臣不能共同掌握赏罚大权,君威不能分于臣下,否则会有身死国亡的危险。严明赏罚,实行法治而不讲私爱。君主应用法术治国,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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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7 12:29:5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周  难一 难二、难三、难四、难势


一、难一

1、查字正音
期jī:一周年
甽quǎn:同畎,田边水沟
让长zhǎng:谦让年纪大的人。
苦窳yǔ:粗劣,不坚固
中zhòng程者赏:符合法令规定的给予赏赐。中,符合、合适。程,准则、法令。
喟kuì然:感慨的样子。
徇xún:将尸体巡行示众。
曩nǎng:先前,早前。
臧获:奴婢。奴为臧,婢为获。
仲虺huǐ:人名,商汤的左相。
淖zhuó齿:人名,楚将。


2、翻译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还是使用欺诈手段罢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以后必定再猎不到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摆在后面,行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称霸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汁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当此之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说尧是圣人又该如何解释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 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又证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就是否定尧的明察;认为尧圣,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对。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最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最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说:‘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卖矛和盾的人就无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没有什么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称赞,是同上面讲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时存在有着同样道理的。再说舜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没有休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没有休止的错误,能纠正的就很少了。赏罚能使天下人必须遵行,命令说:‘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下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过错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舜还不据此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要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统治办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说他懂得治国之道的。”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探望,询问说:“您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死去,有什么话准备告诉我?”管仲说:“您就是不问我,我本来也要告诉您的。希望您赶走竖刁,除去易牙,远离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主管伙食,您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儿子,又怎么能爱您呢?您本性好妒而喜欢女色,竖刁就自己施行宫刑,以便管理宫女。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卫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要不了几天的行程,开方丢下自己母亲,做官很久也不回家,他连自己母亲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我听说:‘弄虚作假的不会长久,掩盖虚假的不能持久。’希望您能远离这三个人。”管仲已死,桓公不按他的话去做。等到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埋葬。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桓公的话,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说的话。要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又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有拼死出力来为君主的人,管仲就不会任用了。他会说“不爱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么能爱君主”。这是要君主去掉忠臣啊。况且用不爱自身来推断他不爱君主,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也在应当除去的范围之内了。明君的原则不是这样,他会设置臣民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得他们立功,所以制定爵禄而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建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守信而刑罚坚决,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一类的人,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尽死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死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属关系,而是从计算利害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对上蒙蔽君主而在下谋取私利。管仲对桓公没有阐明这种法术。他让桓公赶走竖刁,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方法。再说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的原因,是臣下的权力过大。臣下权力过大的结果,就是挟持君主。有了挟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隔断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祸福,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地位低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的人来推荐,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近侍来引见;百官都能逐级上通,群臣好象车幅聚集到中心一样归附君主;受赏的人君主能了解他的功劳,受罚的人君主能知道他的罪过。君主事先对群臣的功过了解得清楚,然后进行赏罚,就不会受蒙蔽,怎么会有死后不葬的祸患呢?管仲不对桓公讲明这个道理,只是让他赶走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赵襄子被围在晋陽城中,晋陽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陽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陽的战事,我的国家危急,宗庙快完了。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对我表现出骄傲轻慢样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一个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置法令,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假使襄子被围晋陽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这就等于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陽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襄子在晋陽被围,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锅灶进水,成了乌龟出没场所,而百姓没有背叛,证明君臣关系密切。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也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证明襄子失于惩罚。做臣子的,谋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襄子却赏他,这是失于奖赏。明君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哪里看得出襄子是善于奖赏的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


晋平公和群臣一起喝酒。喝得痛快了,于是感概地说:“没有谁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于违背。”师旷在前面陪坐,拿,起琴撞了过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在墙上撞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边上有个小人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呀。”师旷说:“呀!这不是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近侍要求处罚师旷,平公说:“免了,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给予惩罚,这是君主对臣下应有的做法;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善意劝告仍然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下对君主应取的态度。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惩罚,拿琴去撞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君臣的位置,因而失掉了臣下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放弃爵禄,来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下应有的礼义。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就拿琴去撞平公身体,即使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但师旷却用来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下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反而高兴地听从,这是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平公的言行是不能张扬的,它会使君主在听劝上犯错误而觉察不到错误;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张扬,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杀君的行径。这两种做法都是不能张扬的,也就是双方都犯了错误。所以说:平公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掉了当臣子的礼节。


齐桓公时,有个没做官的读书人名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也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没有轻视大国君主的资本;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就没有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的肚量。”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为了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而不顾及个人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才叫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国家混乱,通过做厨师向成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莫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他们都是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因而不顾及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桓公以大国君主的势位,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打算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足见小臣程忘记了民众。忘记民众不能叫做仁义。所谓仁义,是不失掉当臣子的礼节,不颠倒君臣之间的位置。因此国境之内,拿着鸟兽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务掌理政事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在民萌之列,又违背国君的愿望,因而不能叫做仁义;仁义不在小臣程处,桓公却又跟着礼遇他。假使小臣稷有智慧才能而躲避桓公,则是躲避,应当对他用刑;假使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平白无故地在桓公面前倨傲逞强,则是欺骗,应当把他杀掉。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桓公不能整治君臣关系而去礼遇该罚该杀的人,这是桓公用轻视和侮慢君主的风气来教化齐国,是不能用来作为治国之道的。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晋齐靡笄之战,晋中军司马韩厥将斩人。主帅郤克听说后,驾车前去救人。等他赶到,人却已给斩了。郤克就说:“为什么不用他巡行示众?”郤克的侍仆说:“先前您不是要救他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厥分担别人的非议呢?”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能不加考察,它不是分担非议的。韩厥要斩的如果是罪人,就不能去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败坏的原因;法令败坏,国家就混乱了。如果不是罪人,郤克就不能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这就便无辜的人更加冤枉;双重冤枉,正是民众产生怨恨的原因;民众有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部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能不明察。况且韩厥要斩的若是罪人,谷阝克要分招什么非议呢?要斩的如果不是罪人,那么已经斩杀了,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构成而郤克后来方才赶到。郤克说把尸体巡行示众,不足以分担斩人的非议,而又产生巡尸的非议,这就是郤克所谓的分担非议。过去商约造出炮格之刑,崇侯、恶来又说斩涉水者的小腿,哪里就分担了对纣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亡面按法办事的希望是很强烈的,假使韩质没能做到,民众就会希望郤克做到;现在郤克一样没有做到,那么民众对上面就绝望了。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别人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再说部克前去救人,是认为韩厥错了;不讲清他做错的原因,而劝他拿尸体巡行示众,这是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使下而的民众对上面绝望,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知道郤克是怎样来分担非议的。


齐桓公解了管仲的捆绑而任他为相。管仲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大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我还贫穷。”桓公说:“让你享有俸禄丰厚的家业。”管仲说:“我富裕了,但我和您的关系还疏远。”于是桓公把他立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治理地位尊贵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国两大贵族之上;认为贫穷的人不能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有俸禄丰厚的家业;认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治理和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得到了仲父的称号。管仲并非贪心不足,而是为了便于治理。” 有人说:假使让奴仆奉君命去告知卿相,没谁敢于不听,这不是因为卿相地位低下而奴仆地位尊贵,而是因为君命下达,没有人敢于不从。假使管仲治理国家而不遵循桓公的旨意,即是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可以取信于人的条件,何必要等待像高、国、仲父之类的高贵地位,然后才能行事呢?当今行事、都巫这些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如果依法办事,即使宦官也可使卿相信从;不依法办事的话,即使大官也会在民众面前感到理亏。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干着增加宠信和爵禄的事情,这要不是管仲贪心富贵,就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法术。所以说:管仲有错误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赞美。


韩宣王向樛留询问:“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过去魏国同时重用楼鼻、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领土,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姓而丧失了鄢、郢两地。现在您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将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国家就一定要有忧患了。”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是国家的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齐湣王只重用一个淖齿,结果自己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重用一个李兑,结果自己被李兑围困饿死。君主有术,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构成忧患;君主无术,同时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导致大臣专权而劫杀君主。现在樛留不能用术去劝说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种做法,若没有丧失西河、鄢、郢的忧患,就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即是说,樛留没有好见解向君主恰当进言。


3、心得
  想免除今日的灾难都来不及,没有闲暇时间等待长远利益。是呀,大敌当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解决了当下的困难是最重要的,不然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未来的长远利益,未来的长远利益也是以当下的困难解决为基础。
  对待同志如同春天般温暖(关爱下属,不欺骗民众),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诈伪,军事斗争计谋),打仗还分什么诈不诈伪,用的是计谋,对敌人不诈不伪,对自己的同志就残酷。
  尧舜时代,圣人的亲自操劳,道德感化,真的有用,那个时候社会上还没有流行在心上蒙猪油,现在的社会,圣人累死了最多流两滴鳄鱼的眼睛水。刑德二柄,赏罚的度量,是治理天下最容易成功的办法。
  君臣之间不是父子亲缘关系,是从利害得失出发,认为这样说到了君臣关系的本质上。竖刁自宫,易牙蒸子,公子开方弃母,用不爱儿子,母亲,自身的人怎么可能爱国君来说的话,用亲缘关系说君臣关系有一定道理,但君主治国不是用亲情围系君臣关系,而是以信赏官爵鼓励,以刑罚果断禁奸实现,趋吉避凶,趋利避害,以此治国。管子的开解是站在君主本身上,爱不爱君,韩子的批判是站在君主国家治理上。
  赵襄子解晋阳围,第一个赏高赫,除了韩子所说的,我会想,没有失去君臣礼节就首赏,那真正打仗流血做出实质事情的将士,排在后面,这功赏是有问题的。  
  师旷狂妄,晋平公慈爱,君不君,臣不臣。家庭中也有这样的失道,子女指责父母,父母因为各种原因也是受了。极谏的美名不是狂妄,规劝等待。
  齐桓公三次见处士,三次不得见,君神现而不得,有损君威。处士轻视侮慢君主,该罚。齐桓公三次去见已忘了自己的身份,处士三次不见亦忘了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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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难二

1、查字正音
踊yǒng:被刖足的人所穿的鞋子。
仓囷qūn:一种圆形的粮仓。
囹圄líng yǔ:监狱。
纯zhǔn缘:装饰衣边。纯,装饰衣领袂口。
苦陉xíng:地名。
穰rǎng:丰收。
郛fú郭:外城。
投枹 fú:丢下鼓槌。枹,同桴,鼓槌。
绛jiàng:晋国的都城,位于今山西翼城东南。


2、翻译

齐景公探坊晏子,说:“您的住宅太小,又靠近集市,请把您家搬到豫章的园地去。”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我家穷,靠上集市买东西吃,早晚都要赶集,不能离得远。”景公笑着说:“您家人熟悉市场行情,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吗?”这时景公刑罚繁多。晏子回答说:“断脚人穿的踊贵,常人穿的鞋便宜。”景公说:“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刑罚太多。”景公惊讶得脸色大变,说:“我大概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子说踊贵,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借此来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懂治国之道的过错。刑罚恰当不嫌多,刑罚不当不在少。晏子不以刑罚不当告诉景公,而以用刑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法术的过错。打败仗的军队被杀掉的人虽以千百计算,还是败逃不止;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是否用得恰当,却拿刑罚太多劝说景公,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便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便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惠,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

齐桓公喝酒喝醉后,丢了帽子,他觉得丢人,三天不去上朝。管仲说:“这是做国君的耻辱,您何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开仓贩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过了三天,民众就唱道:“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长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开仓赈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不合乎义的话,就不能洗刷耻辱;假使这样做是合乎义的,桓公不及时去做,而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去做,那么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的丢了帽子?这样说来,即使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帽的耻辱,却又在君子中滋长了失义的耻辱。况且开仓赈济穷人,这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这不是惩罚有罪的人。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赏赐;不惩罚有罪的人,民众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地、攻克莒地、夺取酆地,办过三件事后,引起了纣王的厌恶。文王于是很害怕,要求进献给纣王洛水西边、赤壤地方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聪明,不也是错的么?聪明的人,是能够知道祸难所在从而避开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因为文王不得人心吧,那么文王虽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的憎恶也是可以的。纣王因文王大得人心而厌恶他,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而争取人心,这就更使纣王怀疑。正因如此,他才被戴上刑具监禁在羑里。郑长者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了,这样做就可以不使人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聪明,还没有达到郑长者论点的水平。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不知靠的是臣子的力量,还是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镶边,衣服做成了,君主拿起来穿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趴在琴上笑起来。平公说:“大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大凡做臣子的,好比厨师调好了五味送给君主吃。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让我打个比方: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好,然后草木才茂盛。这是君主的力量,臣子出了什么力呢?”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是美好事业中最大的了,不独是君主的力量,也不独是臣子的力量。过去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两位臣子才智之高,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行动都合于功利,虞、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到秦国就聪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妇女住所有二百处,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失去管仲,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狐偃极力劝谏,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狐堰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所有春秋五霸能在天下成功扬名的原因,一定是君臣都出力了。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齐桓公时,晋国客人到了,负责接待的官吏请问用什么礼仪。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管仲去”。优人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一声仲父,二声仲父的。”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要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时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费力过了,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人的话,不像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桓公认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自己去做厨师向商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自己去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做俘虏是耻辱的事,做厨师是羞耻的事。蒙受羞辱来接近君主,因为贤人忧虑天下的心情非常急切。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足够了,寻求贤人并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人才自会到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使用人也不是安逸的事。君主虽然是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名实是否相符来检验他们;事情合于法就实行,不合于法就禁止;功劳同主张相符就赏,不符就罚。用名实相符来选用臣子,用法度来衡量臣下,这是不可以放弃的,做君主的哪能安逸呢?
寻求人才不费力,使用人才不安逸,桓公说“寻求人才费力,使用人才安逸”,这话不对。况且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管仲不为他的主人公子纠殉身而顺帧桓公,鲍叔不看重自己的职位而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白了。已经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啊?管仲并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行天子之事七年,成王长大后,他便把政权交给成王,周公旦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为了尽他的职责。不篡夺幼君的君位而去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去侍奉先君的仇敌;背叛先君而去侍奉先君仇敌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于夺取幼君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桓公而没有得逞,他的主人死了,又去做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是可得而知的。假使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将成为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武王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政治混乱,商汤和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恒公是很危险的。假使管仲德行不好,他将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结果杀死了君主简公。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简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田常之上,桓公又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清楚了,但是他将做汤、武还是做田常,不得而知。如果做汤、武,桓公就有桀、纣的危险;如果做田常,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已经得到管仲之后,桓公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呢?假使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证明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但是虽说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他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桓公不能识别臣子欺主还是不欺主,已是很明白的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桓公是昏庸糊涂的君主。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县令年终上报时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你就此免除职务吧。”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论点说:“言语动听,听了使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不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常理,不是指听话的人,必定指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常理,一定不能用常理去度量它;君子用常理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究言的。所谓“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一定是不可靠的话。收入多叫做窕货,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道理。李克对于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一直等到年终上报,这是李克造成了过错。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道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庄稼丰收,即使有加倍的收入,又怎么样呢?农耕顺应自然的变化,种植根据四季作合理的安排,没有种早、种迟的失误和天寒、天热的灾祸,收入就多。不用小事妨害要务,不用私欲妨害耕织,男子尽力于农耕,女子致力于纺织,收入就多。注意饲养牲畜的道理,按照土地的情况合理种植,六畜兴旺,五谷善殖,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了解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少,得到的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利于通行,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换取没有的东西,客商闻风而至,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合于实用,不贪图珍贵的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界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不因为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而收入多,却硬把它们叫做窕货,是不懂法术的言论。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击鼓奋进,然而战士却不响应。简子扔了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是这些民众。献公死了,惠公即位,他荒淫无度,残暴昏乱,喜欢美女,秦人肆意入侵,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得到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击鼓奋进,战士闻声响应,打了个大胜仗。简子说:“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
有人说:外交官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晋惠公用这些人而失败,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没有指出用人的办法。简子不该这么快就丢掉大小盾牌。父亲被包围,儿子不怕箭和滚石的危险去救的,是因为孝子爱父。孝子爱父,百人中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而战士尚可打仗,就是认为分属于各个宗族的战士对于君主,都像孝子爱父一样,这是外交官的谎言。好利恶害,是人固有的本性。赏赐多而严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人们就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统率士兵的人不采用必要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行为行事,行人烛过其实不懂如何使用兵士的道理。

三、心得
1、刑罚多而犯罪的人也多,确实值得考察用刑是否恰当。
2、赏赐与刑罚有度,不能赏赐没有功劳的人,有过错的人就应当得到相当的惩罚。做错事有耻辱,就直接面对耻辱,而不能利用权力利用刑德,在错上涂蜡。内心里有法度的人看到这样的行为,对君主的刑德产生怀疑。
3、请求废除炮烙这种刑罚,就是在说纣王残暴,天下人高兴了,得了天下人的人心。纣王之所以称为纣王,不是贤王,侵占他的土地,又说他残暴,得天下人的心,文王把自己居于祸难之处。
4、治国成功,君主与臣子都出了力,君用臣,臣侍君。
5、这样说齐桓公任用臣子,看起来象押宝一样,押对了管仲称霸,押到了竖刁易牙,死后尸体生蛆而不能下葬。寻人才不费力,有道德才能的人忧虑天下,主动受辱蒙羞来辅佐君主,设置官职,有才能的人自然会来。使用人才才费力,审名实,用法度为标准来衡量臣下。
6、 收入增多,是人为的结果。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
7、只看用人的结果,而不看用人的过程是不智的。赵简子冒然丢掉防身用的盾和撸,将自身居于危险之中,如果暴亡,更是将一国将陷入动乱之中。兵士的勇猛在于赏赐多而守信用,刑罚重而一定实行,而不是将作战勇猛置于兵士的良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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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难三

1、查字正音
庞糮xiàn氏:人名。
取zhōu:通郰,鲁邑名。
祛 qū:衣袖。
翟dí:通狄,少数民族。
俳paí优:即优。
庶孽niè:妃妾所生的儿子。
太宰嚭pǐ:即伯嚭,吴国太宰。
绛jiàng水:一名白水,源出山西绛县北。
僈màn:通慢,轻慢,放纵。

2、翻译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说:“我听说庞(米间)氏的儿子不孝,他的行为到底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以尊重贤人来崇尚道德,以提倡好事来给民众做示范。至于那些不好的行为,是小人所牢记不忘的,我不知道。”子思走了出去。子服厉伯进来见鲁穆公,鲁穆公又问庞(米间)的儿子不孝的事,子服厉伯回答说:“他有三条过错。”子服厉伯所说的庞(米间)氏儿子的过错都是鲁穆公所未曾听说过的。从这以后,鲁穆公尊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了。
有人说:鲁国的政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所控制,不是应该的吗?英明的君主发现有人做好事就给予赏赐,发现有人干坏事就给予惩罚,赏与罚所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因为他喜欢好事的心情和君主是一样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因为他厌恶坏事的心情和君主是一样的:这正是应该给予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向君主报告,就是和君主两条心而和坏人狼狈为奸,这正是应该给予贬斥和处罚的。现在子思不把庞(米间)氏儿子的过错报告鲁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子服厉伯把庞(米间)氏儿子的过错报告鲁穆公,穆公反而轻视他。常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尊重而厌恶轻视,所以季孙氏作乱的事已经发生而没有人向君主报告,这正是鲁国君主所以被季孙氏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习俗,是郰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鲁穆公偏偏尊崇它,不也是搞颠倒了吗?

公子重耳外逃,晋献公命令寺人披攻打到蒲城,寺人披追到重耳身边,斩断了他的衣袖,重耳逃到翟。晋献公死,惠公即位,又命令寺人披攻打重耳到惠窦,没能捉到重耳。等到重耳回国做了国君,寺人披求见。晋文公说:“蒲城一战,献公限令你第二天赶到蒲城,你当天就赶到了;我在惠窦蒙难,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只过一夜就赶到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寺人披回答说:“君主的命令是说一不二的。要除掉君主所憎恨的人,我只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我心里哪有什么蒲人、翟人的念头呢?现在您即位做了国君,难道就没有像蒲人、翟人那样的敌人了吗?况且还有齐桓公不记管仲射中他的带钩的仇恨而任命管仲为相的事呢。”晋文公于是召见了寺人披。
有人说:齐国和晋国灭亡,不是也很应该吗?齐桓公能够任用管仲的事功而忘记射中带钩的仇怨,晋文公能够听从寺人披的话而放弃对他斩断衣袖的罪行的处罚,这是齐桓公、晋文公能够宽容他们两个人。后世的君主,英明不及齐桓公、晋文公;后世的臣子,贤良不如管仲、寺人披。不忠的臣子侍奉不明智的君主,君主不觉察,就会出现燕将公孙操杀死燕惠文王、子罕杀死宋桓侯、田常杀死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觉察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寺人披的事例来自我解脱。君主如果不惩办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这是用仇人为臣子而对他们的阴谋不能洞察,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条件,自以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丢掉了政权,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照寺人披所说,只要遵守君主的命令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做臣子的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晋惠公刚刚死去就马上侍奉晋文公,寺人披的忠贞不二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个出隐语让齐桓公猜的人说:“一个困难,两个困难,三个困难,是什么?”齐桓公不能回答,便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治国的第一个困难是君主亲近优人疏远文士。第二个困难是君主离开国都经常到海上去游玩。第三个困难是君主年岁大了很迟才立太子。”齐桓公说:“你说得好。”于是没有选择日期就在宗庙里举行了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的被任用不在乎离君主是远还是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治国的困难。君主处在有权势的地位而不能运用他的权势,反而迷迷糊糊不敢离开国都,这是要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个国家。能用一个人的力量控制一个国家的人,很少有人能胜过他。君主的明智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而发现隐蔽的危机,他的命令一定能够执行,虽然到遥远的海上游玩,国内一定不会有变乱。既然这样,那么离开国都到海上游玩而不被劫持或杀害,也不是困难的事。楚成王先立商臣为太子,后又想立公子职,商臣发动叛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威公的太子,公子根得到了威公的宠爱,威公死后,公子根以东州为根据地反叛,于是分成东周、西周两个小国。这都不是很晚立太子所带来的祸患。如果分给继位者的权势不分散,妃妾生的儿子地位低下,受到宠爱也无所凭借,即使做了大臣,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妃妾生的儿子不生变乱,又不是困难的了。事情当中称得上是困难的,一定是给予人家权力形成威势而又不让他危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妃妾又不让她和王后的地位匹敌,这可说是第二件困难的事。喜欢庶出的儿子又不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意见又让他不敢与君主抗衡,这可说是第三件困难的事。

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近者喜欢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挑选贤能的人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节省财政开支。”三个人离开后,子贡问孔子说:“三个人询问先生关于治国的方法是一样的,先生回答却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在叶公的封地内,城市大而国都小,民众有背叛之心,所以我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近者喜欢远者归顺’。鲁哀公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执政大臣,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培植私党来愚弄他们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打扫清洁,土地神谷神享受不到牺牲祭祀,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说‘治国的方法在于挑选贤能的人才’。齐景公建豪华的雍门,造高大的路寝台,一个早上就把三百套马车的户口数赏赐给三个人,所以我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节省财政开支’。”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说的是亡国的话。叶地民众有背叛之心,却劝说叶公让“近者喜欢远者归顺”,这是教导民众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的方法,没有功劳的人受到奖赏,而有罪行的人免除刑罚,这是国家的法制所以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混乱的政治去治理风气败坏的民众,没有见过是行得通的。况且民众有背叛之心,是君上的英明还有不能达到的地方。不让叶公继续发展他的英明,而让他使近者喜欢远者归顺,这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势所能够发挥的制约作用而和手下的一起用施行恩赐的方法来争取民众,这不是能够掌握权势的方法。尧是六王中开头的贤君,舜是他的臣子却很得人心,他每到一地百姓就跟到一地,这个地方就成了新的城邑,尧就没有天下了。人不能用法术来控制臣下,指望效仿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方法吗?英明的君主能够发现小的奸邪于萌芽状态,所以民众没有背叛君主的大的阴谋;能够对细小的过错进行细致的处罚,所以民众没有大的动乱。这就叫“做困难的事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做大事要从细小的地方开始”。现在有功劳的一定奖赏,受到奖赏的人并不感谢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他出力得来的;有罪过的一定处罚,受处罚的人也不抱怨君上,因为这是他的罪过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自己的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就是了。”这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哪里寄希望于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与害,劝说君主让“近者喜欢远者归顺”,也是可以舍弃的。

鲁哀公有臣子对外阻碍士人到鲁国来,对内培植党羽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挑选贤能的人才,这不是主张根据功劳来选贤授能,是选择君主心目中的所谓贤能的人才。假如鲁哀公知道孟孙、叔孙、季孙这三个臣子对外阻碍士人到鲁国来,对内培植党羽愚弄君主,那么这三个臣子一天也呆不下去了。鲁哀公不懂得如何挑选贤才,只选择他心目中的所谓贤才,所以这三个人才能够执掌大权。燕王哙以子之为贤能而否定孙卿,所以自己被杀而遭到羞辱;夫差认为太宰嚭聪明、伍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国灭掉了。鲁君不一定知道谁是贤才,而孔子劝说他挑选贤才,这是让哀公有吴王夫差、燕王哙的祸患发生。英明的君主不主观地提拔大臣,大臣自然会争相进取;不自以为谁是贤才,立功的人自然涌现出来。从办事的能力上鉴别臣子,用实际工作检验臣子,按工作业绩的大小考核臣子,所以所有的臣子都公正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德才不好的人。这样,君主为什么还要为挑选贤才劳神费力呢?
齐景公用百套马车的户口赏赐臣下,而孔子劝说节省财政开支,这是让齐景公没有办法了解富人的奢侈,却单独地自己节俭,是不能免除贫困的。君主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自己吃穿,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比不上他那样奢侈;然而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是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的地方。做国君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是约束自己叫做“劫”,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乱”,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英明的君主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那些靠诈骗吃饭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要了解,了解了一定要赏赐;对于用肮脏手段谋私的人一定要知道,知道了一定要惩罚。这样,所以忠臣为公家尽忠,民众为家庭尽力,百官在朝廷上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再奢侈几倍,也不是国家的祸患。既然这样,孔子劝说齐景公节省开支,并不是急着要办的事。
对于叶公、哀公、景公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没有祸患,这就要“知下”,即了解下情。了解下情很清楚,就能把坏事禁止在萌芽状态;能够把坏事禁止在萌芽状态,那么奸邪之事就不可能累积;奸邪不能累积,就没有结党营私愚弄君主的事;不结党营私愚弄君主,那么公与私就能分清;公私分清了,朋党就会解散;朋党解散了,就不会有对外阻碍士人对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的祸患。了解下情清楚,看问题就会明白;看问题明白,赏罚就会准确;赏罚准确,国家也就不会贫困。所以说,孔子的一句回答能够让三公没有祸患,其实是叫他们了解下情。

郑国子产早上出行,经过东匠闾,听到一个妇女的哭声,他按住驾车人的手示意停车倾听。一会儿,子产派遣手下人捕捉这名妇女审问,结果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女人。另一天,子产的驾车人问子产:“您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恐惧。所有人对于他们亲爱的人,刚病时会忧虑,快死时会恐惧,死以后会悲哀。现在这个妇女是哭已死的亲人,不悲哀却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的治国,岂不是太多事了吗?奸邪一定要等到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才能知道,那么郑国获得的奸情就很少了。不使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明确法度,只是依赖竭尽聪明劳心费神来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的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智力有限,有限不能胜过众多,智力难于普遍了解事物,所以应该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数敌不过多数,也就是说君主难于普遍地了解群臣,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这样君主不需事必躬亲而国家大事得到处理,不需劳心费神而奸邪隐情得以了解。所以宋人的话说:“任何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旁,羿一定把它射下,这是羿的欺骗。把天下作为捕获麻雀的罗网,麻雀就会一只也逃不掉。”了解奸邪也有大的罗网,能够不放过任何一种奸邪。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这是子产的欺骗。老子说:“靠聪明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的祸害。”这话指的就是子产这样的人。

秦昭王向他身边的人问道:“现在的韩国与魏国和它们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更强大?”身边的人回答说:“现在的韩魏赶不上建国初期。”秦昭王又问:“现在的如耳、魏齐与从前的孟尝君、芒卯相比怎么样?”身边的人回答:“赶不上。”秦昭王说:“孟尝、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呢。”身边的人回答:“完全是这样。”乐师中期放下琴回答说:“您对天下的推测错了。晋国六卿主政的时候,智襄子最强,他灭掉了范昭子、荀文子,又统率韩简子、魏襄子的军队去讨伐赵襄子,用晋水去灌赵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被淹。智襄子的儿子智伯瑶出兵,魏襄子的儿子魏宣子驾车,韩简子的儿子韩康子在旁边保护。智伯瑶说:‘开始我不知道水还可以灭亡一个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灌安邑城,绛水可以灌平阳城。’听了智伯瑶的话,魏宣子用胳膊肘暗击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宣子的脚,胳膊肘击打和脚踩脚发生在车上,而智氏的领地就被瓜分在晋阳城下了。现在您虽然强大,还没有强到有智氏的力量;韩、魏虽然弱小,还没有弱小到他们当时在晋阳城下的程度。这正是天下用胳膊肘和脚进行阴谋勾结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
有人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他身边的人和琴师中期的回答也有错误。大凡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是依靠他们的权势。权势不可受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何况是孟尝、芒卯、韩国、魏国,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受到侵害,那么像无能的如耳、魏齐及韩国、魏国也能够成为祸患。既然如此,那么受不受侵害,就在自己把握而已,哪里还用问旁人呢?依靠自己的把握不受侵害,那又何必去管谁强谁弱呢?如果过错在于不能把握好自己,而询问敌人会把我怎么样,那他不受到侵害也只是侥幸而已。申不害说:“丢掉法术而要求别人忠信,那就糊涂了。”这说的就是秦昭王一类的人。智伯瑶狂妄没有节制,统率韩康子、魏宣子却图谋用水来灌灭他们的封邑,这是智伯瑶国家灭亡性命不保,死后头盖骨被人做成酒杯的原因。现在秦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开国之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智氏引晋水攻赵氏而遭到身死国灭那样的祸患吗?虽然有身边的人,却不是韩康子和魏宣子,哪里会有胳膊肘暗击和脚踩脚的阴谋之事呢?而琴师中期说“不要轻视”,这是不切实际的话。况且中期的职守是琴瑟。弦调得不准,曲调演奏不清,这是中期的责任,是中期所用来侍奉秦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责任,不能使秦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唐吗?秦昭王身边的人回答说:“现在的韩、魏赶不上建国之初”和“现在的大臣不如从前的大臣”是可以的,而说“完全是这样”就是阿谀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情不要超越自己的职责,职责外的事情虽然知道也不要去说。”现在中期并不知道却还要去说。所以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他身边的人和中期的回答也都有错误。

管仲说:“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给予奖赏;看到不合法的事,厌恶它要给予处罚。君主察见到的事,赏罚都兑了现,虽有察见不到的事,还有谁敢做违法的事呢?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不给予奖赏;看到不合法的事,厌恶它不给予处罚。君主亲自察见的事,赏罚都不能兑现,而要查出君主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在大庭广众严肃的场合,大家都能表现出肃敬的态度;而独自呆在私室里,即使是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也会随意放纵。观察人们在严肃场合的表现,并不是他的行为的真实情况。况且在君主面前,臣下总是要掩饰自己的。只根据自己看到的确定喜欢不喜欢,臣下要掩饰自己的奸邪言行来愚弄君主也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离君主身边的坏人和发现隐蔽着的坏事,而根据观察经过粉饰的行为去对待臣下,确定赏罚,不也是一种弊病吗?

管仲说:“在室内讲话,满室都能听到;在堂上讲话,满堂都能听到:这就叫做天下的王。”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在室内讲话满室能听到、在堂上讲话满堂能听到,不仅是说平时游戏饮食的家常话,一定是说君主的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而颁布于百姓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汇合验证各方面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而术就不要显露出来。所以英明的君主谈论法,整个国内包括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是满堂的人知道;而使用术,就连君主宠爱亲近的亲信都没人能知道,不能让满室的人知道。然而管仲还说“在室内讲话满室人知道,在堂上讲话满堂人知道”,这不属于法术的言论。

3、心得
(1)好事坏事君主都应该知道,加以赏赐与刑罚。只知一面而不全。好事坏事都应该向君主报告,与君主一条心。
(2)同样的事例不能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审名实。
(3)隐语不同的人猜,有不同的答案,问的人心里也许早就有答案,隐语是针对答的人的,或许正是答的人的问题。管仲的解答隐语,正好可能解决了他认为未立太子的问题
(4)近者喜欢远者归顺,治人,而治人在于使民众知道赏赐刑罚的原因都在于自己的作为;举贤能,君主不知怎么举贤能怎么办?审名实;君主一人节俭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以法制度量,臣为公则赏,为私则罚,赏罚准确国家不会贫困。
(5)奸邪也不是一定要亲眼看到才能知道,子产的知道也是实情。只是在治国国家当中,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也是需要的,主观与客观是一体的。
(6)秦昭王的问话里有害怕,有失君主的底气,中期的回答里不合身份。君主的底气在于权势在手,赏罚得道,知道的多,能够依靠自己的把握不受侵害。臣使的身份在于承担自己职位的责任,不懂的事不去做。
(7)合法不合法不在于君主个人的喜好,赏罚的兑现在于行为的真实情况,显现出来与隐藏掩饰的全部。
(8)法术的阴阳两面,法公开,术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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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难四
1、查字正音
悛quān容:悔改的神色。
受詈lì:遭受责骂。
子亶dǎn:公子亶。
鼋yuán:大鳖。
炀yàng:烤火。
芰jì:菱角。

2、翻译
卫国的孙文子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襄公登上东边的第一级台阶,他也登上西边的第一级台阶。叔孙穆子快步赶上对孙文子说:“各国诸侯聚会,敝国君主从来没有列在卫国君主的后面。现在您不在敝国君主后一步登上台阶,敝国君主不知道有什么过错。请您稍慢一点。”孙文子无言以对,也没有歉疚悔过的神色。叔孙穆子在结束会见后告诉别人说:“孙文子一定会败亡。忘记了自己是臣子的身份而不走在君主的后面,有了过错而没有悔过的表示,这是败亡的根源。”
有人说:天子失去了准则,诸侯就会讨伐他,所以有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的事。诸侯失去了准则,大夫就会讨伐他,所以有齐国田氏取代吕氏掌权和赵、魏、韩三家分晋的事。如果臣子讨伐君主的必然灭亡,那么商汤、周武王就不能称王于天下,赵、魏、韩和田齐也不能立国了。孙文子已经在卫国有了君主的权势,而后不以使臣的身份对待鲁君,臣子事实上成了君主。卫国君主失去准则,所以臣子取得了君主的权势。不说国家亡于失去准则的君主,而说国家亡于取得了权势的臣子,这是很糊涂的。鲁国不能够处罚卫国的大夫,而卫国君主的明察也不能了解孙文子是一个不悔过的大臣。孙文子虽然有“不臣”和“不悛”这两种表现,怎么可能败亡?他正是忘记了自己的过失,所以才得到君主的权势的。
有人说:臣子和君主的设立,是等级名分制度规定的。臣子之所以能够夺取君主的位置,是他比君主更能得民心。所以违反名分而取得君位的,是众人帮他夺取的;背离名分而取得君位的,是民众给予的。因为这样,所以夏桀贪求岷山的女子,纣王取出比干的心脏,而天下人与他们离心;商汤改换名字,武王遭受责骂,而海内民众都臣服他们;赵宣子逃到山里避难,田成子装扮成奴仆逃出齐国,而齐国和晋国的人后来都跟从了他们。那么,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天下称王,田齐、三晋中的赵之所以立国,原因并不在他们原来的君主身上,而是他们得到民众拥护而后才当上君主的。现在还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像君主那样去做,是违背义和德的。违背义,是事情失败的原因;违背德,是怨恨聚集的原因。连败亡都不了解,那是为什么呢?

鲁国的阳虎打算攻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失败后逃到齐国,齐景公待他很客气。鲍文子规劝齐景公说:“不能这样。阳虎得宠于季孙而想攻打季孙,是为了贪图季孙的财富。现在您比季孙还富,而齐国又比鲁国大,这是阳虎尽力欺诈的原因。”齐景公于是将阳虎囚禁起来。
有人说:有千金财富的家庭,儿子们不和睦友爱,是因为他们追求利益的心情太过迫切。齐桓公,在五霸中居于首位,为争夺国君的位置杀了他的哥哥,因为国君的利益太大了。臣子和君主之间,不是兄弟之间的亲情。劫杀的结果,能统治大国而享有大利,那么群臣有哪一个不是阳虎呢?事情因隐蔽巧妙而成功,因疏忽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作乱,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条件。群臣都有阳虎的叛乱之心,而君主却不知晓,这是隐蔽而巧妙的。阳虎贪婪,天下人都知道,他用贪欲攻击季孙氏,这是疏忽而笨拙的。不让齐景公去处罚齐国的狡猾的臣子,而让他去处罚笨拙的阳虎,这是鲍文子把意见说反了。臣子的忠诚或奸诈,决定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英明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就会欺诈。能够知道隐微的阴谋叫做明,不赦免奸诈的罪行叫做严。不知道齐国隐蔽的奸臣而去处罚已造成鲁国混乱的阳虎,不是很荒谬吗?
有人说:仁厚的人和贪婪的人心地不同。所以有公子目夷不接受宋太子兹父让给他的宋国君之位,而楚国太子商臣杀死了准备把君位传给商臣弟弟的他们的父亲;郑公子去疾要把君位让给他的弟弟,而鲁桓公却杀了他的哥哥鲁隐公,自己做了国君。五霸都是施行兼并的,而用齐桓公的标准来衡量人,那就没有忠贞廉洁的人了。况且君主英明而严厉,群臣就会忠诚。阳虎在鲁国制造动乱,失败了就逃跑,逃到齐国而不受处罚,是让他在齐国接着作乱。君主英明就给以处罚,是知道阳虎可以助长齐国的动乱,这是发现隐蔽的苗头。常言道:“诸侯要和别的国家亲善友好。”君主严厉,那么阳虎的罪行就不能放过,没有赦免其罪行的理由,那么处罚阳虎,就是要使群臣忠诚于君主。不知道齐国的狡猾的臣子而废除对公开作乱者的处罚,追究还没有发生的过错而不处罚明摆着的罪行,这是很荒谬的。现在如果处罚在鲁国作乱的罪犯阳虎用来威慑群臣中有奸邪之心的人,而又可以博得鲁国季孙、孟孙、叔孙氏的亲善,鲍文子的意见,为什么说是错的呢?

郑庄公打算用高渠弥为卿,郑昭公厌恶高渠弥,反复谏阻但庄公不听。等到郑昭公即位,高渠弥害怕郑昭公要杀害自己,在辛卯这一天,高渠弥杀死昭公而立公子亶为国君。君子说:“郑昭公知道自己所厌恶的人。”公子圉说:“高渠弥应该被杀吧,报复人家对他的厌恶太过分了。”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是说反了吗?郑昭公之所以遇难,是因为他惩罚所厌恶的人太晚了。既然这样,高渠弥比郑昭公死得晚,正由于他对郑昭公进行了过份的报复。英明的君主不把愤怒挂在脸上而不采取行动,如果只是发怒而不采取行动,那么有罪的臣子就会轻率地行使计谋,君主就危险了。所以在灵台宴饮,卫出公发怒而不处罚褚师,褚师作乱赶走了卫出公;子公用手指尝大鳖的汤汁,郑灵公发怒而不处罚子公,子公后来杀了郑灵公。君子所提出的郑昭公“知所恶”,并非说得过份了,他是说,郑昭公既然对高渠弥了解得那样清楚,而又不把他杀掉,以致自己被杀了。所以君子说郑昭公“知所恶”,是说明他不懂得权衡利害得失。君主不但不能充分地看到祸乱,有时又不能及时地作出决断加以制裁,现在昭公表露了对高渠弥的厌恶,察明了他的罪过又不予以惩罚,使高渠弥含恨怕死而施行侥幸得逞的阴谋,所以昭公不免于被杀,这是昭公对待自己厌恶的人报复得不过份造成的。
有人说:报复厌恶的人最厉害的,是用大的杀戮报复小的罪过。用大的杀戮报复小的罪过,是最严酷的刑狱。刑狱的危害,本来并不在于已经被处罚了的人,而是在于诛戮不当引起更多人的仇恨。所以晋厉公杀掉郤氏三卿而引起栾书、中行偃二卿作乱,郑子都杀死伯咺而食鼎起祸,吴王夫差杀害伍子胥而使越王勾践成就霸业。那么卫灵公被驱逐、郑灵公被杀,并不是因为卫出公没有把褚师杀掉和郑灵公没有对子公进行处罚,而是因为君主本不该发怒而有了发怒的表现,对不该杀戮的人有了杀戮的想法。君主发怒符合臣下的罪过,杀了这样的臣下不违背人心,即使表现出愤怒而不进行处罚又有什么害处呢?君主未立之前臣子有了罪,即位之后,臣子害怕旧罪重提而把君主杀掉,这就是齐胡公被灭掉的原因。君主对臣子这样做,尚且会留下后患,何况作为臣子而对君主这样做呢?杀戮既然不对,而且还想全部杀掉,这是把天下人当做自己的敌人了。那么公子圉说高渠弥该杀,不也是可以的吗?

卫灵公的时候,弥子瑕很受宠爱,独揽卫国大权。有个侏儒见灵公说:“我的梦应验了。”灵公问:“什么梦?”侏儒回答:“我梦见了灶,预示将要见到您。”灵公生气地说:“我听说过见到君主的人总是先梦见太阳,为什么你要见到我而先梦见灶呢?”侏儒说:“太阳普照天下,一个物体是不能挡住它的光芒的。君主惠及一个国家,一个人是不能蒙蔽他的。所以要见君主就先梦见太阳。灶就不一样了,一个人烤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见火了。是不是有一个人像在灶前烤火那样蒙蔽了您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臣虽然梦见灶,不也是可以的吗?”灵公说:“你说得好。”于是便辞退了雍鉏、弥子瑕,而起用司空狗。
有人说:侏儒善于假借梦来阐明君主治国的道理,然而灵公并不明白侏儒所说的话。辞退雍鉏、弥子瑕,而起用司空狗,这是去掉自己所喜爱的人而用自己认为贤能的人。郑子都以为庆建贤能而受到蒙蔽,燕王哙以为子之贤能而受到蒙蔽。去掉自己喜爱的人而用自己认为贤能的人,未免会让一个人在自己身边烤火。德行不好的人蒙蔽君主,还不足以危害君主的明察;如果君主不加以了解而使所谓的贤能的人蒙蔽自己,就一定危险了。
有人说:楚国的屈到喜欢吃菱角,周文王喜欢吃菖蒲做的腌菜,这都不是正道的美味,而他们两个贤人喜爱它,人们喜欢的味道不一定是美味。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王哙认为子之是贤人,他们都不是正派的人,而这两个君主都尊重他们,君主认为贤能的人不一定是贤人。不是贤人而作为贤人来使用,和由于宠爱来使用是一样的。君主认为是贤人又确实是贤人而提拔他,和君主使用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楚庄王提拔了孙叔敖而称霸,商纣王任用了费仲而灭亡,这些都是用了自己所认为的贤人而事情的结果却相反的例子。燕王哙虽然提拔了他认为贤能的人,而与使用他所喜欢的人是一样的,卫灵公难道是这样的吗?这是侏儒所认识不到的。君主被蒙蔽而不知道受了蒙蔽,听到侏儒的话以后知道受了蒙蔽,因此辞退蒙蔽他的臣子,这就是对蒙蔽他的臣子有了了解。说什么“不加以了解而使贤能的人蒙蔽自己一定很危险”,而现在了解到这是真正的贤人,这样即使他蒙蔽君主,也一定不会有危险了。

3、心得
(1)君失权势,臣自代之,上下失序,君主负有主要责任。君失道,臣伐之,民心所向,违背义事情失败的原因,违背德,怨恨聚集的原因。
(2)笨拙的阳虎失败逃至齐,齐就应该把隐藏的苗头要制止,以免在齐国作乱,不能说笨拙显露了奸邪就让他在齐呆着,没有赦免的理由,追究还没有发生的过错,是因为有发生的苗头,非要等发生才处罚吗?治于萌。处罚阳虎还能以威慑群臣中有奸邪之心的人,不藏奸。
(3)君主制怒,发怒就要采取行动,发怒符合臣下的罪过,杀了这样的臣下不违背人心,发怒而不进行处罚反而自害。
(4)卫灵公去掉自己所喜欢的人而用自己认为贤能的人,侏儒的话使卫灵公知道了自己的蒙蔽,而君主认为贤能的人不一定是贤人,不是贤人而作为贤人来使用,和由于宠爱来使用是一样的。真正的贤人即使蒙蔽君主,君主也不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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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难势
1、查字正音
云罢雾霁jì:云消雾散。霁,雨停止,这里引申为雾消散。
臧zāng获:奴婢,奴仆。奴为臧,婢为仆。
骥jì:千里马。
駬ěr:即騄駬,古代名马。
隐栝kuò:矫正曲木的工具。
饴yí:糖稀。

2、翻译
慎到说:飞龙、腾蛇在云雾中飞行,云消雾散,它们就同蚯蚓、蚂蚁一样了,这是因为它们失去了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利小地位低;不肖的人能被贤人制服,是由于贤人权力大地位高。假如尧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连三个人也治理不了;而桀做了天子,能搞乱天下:我由此知道权势和地位是足以依靠的,而贤能和智慧是不值得羡慕的。一张不强劲的弩能把箭射得很高,那是风力推动的缘故;自己的品德不好,而命令却能推行,那是得力于众人帮助的缘故。如果尧以普通人身份在奴隶中施教,民众就不会听他的;而当他南面称王时,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能和才智不足以让众人服从,而权势地位却足以使贤人屈服。

有人反驳慎到说:飞龙、腾蛇在云雾中飞行,我不认为龙蛇的飞行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然如此,如果放弃贤能而专门依靠势,难道能足以治理国家吗?这是我没有见到的。有那种云雾之势而能依托它飞行的,这是龙蛇的资质好的缘故;现在云气浩盛而蚯蚓不能乘云,雾气浓烈而蚂蚁不能游雾,这种有盛云浓雾却不能依托它们飞行,是蚯蚓、蚂蚁的资质薄劣的缘故。现在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把天子的权威当作云雾,而天下还是免不了大乱,这是因为夏桀、商纣的资质薄劣的缘故。
况且这个人以为用尧的势可以治理天下,尧的势与桀的势有什么差别呢,这是扰乱天下的说法。所谓势,并不是一定能够让贤能的人利用,而不肖的人不能利用。贤能的人利用势天下就能治,不肖的人利用势天下就会乱。从人的本性来说,贤能的人少而不肖的人多,而用威势的好处来帮助扰乱天下的不肖之人,那么这是用势来扰乱天下的多,而用势来治理天下的少了。势这个东西,是便于统治却有利于祸乱的。所以《周书》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它将飞入城市,逢人便吃。”如果让不肖的人凭借权势,就是给老虎添上翅膀。夏桀、商纣筑高台掘深池耗尽了民力,用炮烙的酷刑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纣能够这样放肆地干坏事,是因为有天子的威势作为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不等他们干一件坏事就被处死了。势是滋生虎狼之心、成就暴乱之事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天下的大祸害。势对于治和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而那种专讲势可以治天下的人,他的智力所达到的程度是多么浅薄啊。
如果有良好的马匹和坚固的车辆,让奴仆来驾驶就会被人笑话,让王良驾驶就会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不同,有的人驾驶可以到达千里,有的人驾驶遭人嘲笑,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现在把国君的位置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发号施令当作马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子,让尧、舜来驾驶就会天下大治,让桀、纣驾驶就会天下大乱,那么贤君和暴君相差就太远了。想赶上快速奔驰的车马到达远方,不晓得任用王良;想增进利益免除祸害,不晓得任用贤能的人:这是不知道类比带来的危害。那个尧、舜也是治理百姓的王良啊。

又有人反驳这个反驳的人说:慎到认为完全可以依靠势来处理官职范围内的事;而您说“一定要等待贤人出现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不对的。势的名称虽然只有一个,但它有无数不同的含义。势如果一定出于自然,那就不必讨论势了。我所要说的势,是人为设立的。尧、舜降生于世而处在君主的位置,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那是由于势治的缘故;桀、纣也降生于世而处在君主的位置,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那是由于势乱的缘故。所以说:“势治了的就不可能再乱,势乱了的就不可能再治。”这是自然之势,不是人为设立的势。像我说的势,只是说人所设立的势罢了,贤人能做什么事呢?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卖矛和盾的人,称赞他的盾十分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穿它’,过了一会儿又称赞它的矛说:‘我的矛十分锋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有人责难他说:‘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不能回答了。”因为不能被刺穿的盾和什么都能刺穿的矛,按照判断是不能同时成立的。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而按照势治的原则,无论什么人都要受约束,“不要约束”的贤治和“什么都要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的说法。这样贤治与势治不能相容也就明明白白了。
况且像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年出现一个,就算是一个接一个降生了。而世上治理国家的君主不断出现的是中才,我所要讲的势,就是针对这些中才。中才的君主,与上比较不及尧、舜,与下比较也不会做桀、纣。这样的君主守住法度、据有势位就能治理国家,背弃法度、抛弃势位就会扰乱国家。现在废弃势位、背离法度而等待尧、舜,尧、舜来了国家才能治理,这是千世乱而一时治。如果守住法度、握有势位而等待桀、纣,桀、纣来了国家才出现混乱,这是千世治而一时乱。况且治千世而乱一时,与治一时而乱千世,就好比骑着好马分道而驰,二者相距会越来越远。如果放弃了矫正曲木的工具,丢掉了测量长短的尺度,让奚仲来造车,连一个轮子也做不成。没有庆功赏赐的鼓励,放弃势位和法度,即使尧、舜挨家挨户劝说,逢人就宣传辨析,连三家也治理不好。势足以利用来治理国家是明明白白的,却说“一定要等待贤人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不对的。
况且要一百天不吃饭的人等待吃一餐美食,这个饥饿的人是活不了的;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君来治理当今世上的民众,这好比要人们等待美食来解救饥饿的说法。反驳慎到的人说“好的马匹和坚固的车,奴仆驾驶就会被人笑话,王良驾驶就可以日行千里”,我认为不是这样。等待越地会在海中游泳的人来救中原落水的人,越地的人虽然会游泳,而中原落水的人已经不行了。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今天的马匹,也像等待越地的人来救中原落水的人一样,行不通也是明明白白的。好的马和坚固的车,五十里有一个驿站,让一个中等水平的人来驾驶,用较快的速度驰向远方,是可以达到的,就是一千里也能在一定时间到达,何必要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不是让王良来驾,就一定让奴仆来败坏它;治国,不是让尧、舜来治,就一定让桀、纣来扰乱它。这种味道不是糖蜜一样甘甜,就一定是苦莱、亭历一样苦涩。这都是在制造说辞,背离常理,趋于极端的议论,怎么可以用来责难那些有道理的言论呢?您的贤治的议论赶不上势治的理论啊。

3、心得
难一说管仲要求高氏国氏的贵族地位,三归的收入,仲父的亲密,是不得体,不懂得治国的法术,这一章里说势,权势和地位是足以依靠的,这样管仲的要求的权势地位,是为了依靠此治理好国家。普通人的身份民众不会听,何况是贵族,权势地位足以使众人屈服。势大亦不能完全乘势,不是贤能的人,有才能的人,为国家利益而奋斗的人,获得了势就象蚯蚓的质资也不能依托做正确的事,不肖的人利用势天下就会乱。势分自然之势与人为之势,自然之势天时运转到这个点了,人为之势,造势,以势约束(以法术约束),乱势要造势,势治。法,明天下,术,隐内部,势,法术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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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12 13:32:1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四周   问辩  问田  定法  说疑  诡使  六反


一、问辩

1、查字正音
縠gòu:拉满了的弓弩。
逄páng蒙:传为羿的学生,善射

2、翻译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韩非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话的人说:“君主不明智就产生辩说,为什么呢?”
 韩非回答说:“在明君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而法律是处理政事的最高准则。除命令外,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没有第二种行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动不合乎法令的必须禁止。如果言论没有法令作依据,但可以对付诡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君主必须采纳这种言论并进而责求它的效果。言论和实效相符,就给重赏;言论和实效不符,就给重罚。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就是没有辩说存在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学术主张加以反对;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为加以违反。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这就是世上有那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磨快猎箭,用来无目的地乱射,箭头不曾不射中细小的东西,但是不能称为善于射箭的.人,因为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立直径五寸的箭靶,拉开十步的距离,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艺高的;没有固定的靶子,胡乱发射而射中微小的东西也是拙射。现在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不把功用作为它的目的,言论虽然很明察、行为虽然很刚直,不过是些胡发乱射的言论。因此在乱世里,听取言论时把隐微难辨作为明察,把博学多文作为雄辩;观察行为时把远离社会作为贤能,把违抗君主作为刚直。这种明察,雄辩的言论,尊重这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定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游侠多了,耕战的人就少了;“坚白”“无厚”的诡辩风行起来,国家的制度,法令就消亡了。所以说君主不明察,辩说就产生了。”

3、心得
  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国家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国家没有第二种处理政事的准则,言行不轨行法令者必禁。言行是要以功用为它的目标。乱世言论,以不知所云为明察,行为虽然非常坚定,就像胡乱放箭一样。乱世听取言论,以不知所云为明察,以博学多文为雄辩,观察行为,以远离社会为贤能,以违抗君主为刚直。君主喜欢雄辩明察的言论,尊重贤能刚直的行为,辩说产生。想想言论自由,存在即合理,在言行不轨行法令者必禁下,应禁未禁,大家都在胡乱放箭,有的有目标,有的没有目标,都不能叫善射。出于君主的法令规尺赏罚执行不明确,命令也不尊贵,政事的准绳多,下乱于上,所以说辩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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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田

1、查字正音
宋觚gū: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2、翻译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用从低级职务逐级上升就能被君主赏识,圣人不用表现出成绩就能被君主重用。现在阳城义渠是英明的将领,却被安置在一个屯长的位置;公孙亶回是杰出的相国,却被安置在州部的岗位,这又是为什么呢?”田鸠说:“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君主有驾驭群臣的法度和手段。难道您没有听说过楚国因为任用宋觚为将而使政事败坏,魏国因为任用冯离为相而使国家危亡吗?两国的君主被好听的言词所驱使,被花言巧语的辩说所迷惑,不在屯长这种低级职务和州部这样的基层机构工作考验,所以才有政事败坏和国家危亡的祸患。从这里看来,那种不经屯长这种低级职务和州部这样的基层工作考验而任用将军和相国的办法,难道是英明的君主应该采用的吗!”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使自己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定立法术,设立度数,我以为会危及您的生命。用什么来证明它呢?我曾经听您讲过:‘楚国因为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因为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两人的理论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他们没有碰上好的世道和未遇到英明的君主所发生的祸患。’人的遭遇是不能事先设定的,祸患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生活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干危害自己性命的事,我替先生设想是不可取的。”韩非说:“我明白了先生所说的话。治理天下的权柄,整齐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做好的。然而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遗教,实行我选择的主张,是因为设立法术度数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所以不怕遇到昏乱糊涂的君主所带来的祸患,而一定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好处,是因为这是仁慈智慧的行为。害怕遇到昏乱糊涂的君主所带来的祸患,而避免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不考虑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怕死的卑鄙行为。我不愿意选择贪生怕死的卑鄙行为,不敢伤害仁慈智慧的行为。先生有爱护我的好意,然而实际上又大大地伤害了我。”

3、心得
  有低级职业和基层工作经验,基层的工作与底层的人民联系很紧密,长期与老百姓在一起打交道,对民情了解,对什么对民众是好的,什么对民众是坏的十分清楚,人民就是土壤,干部在土壤里成长。不经低级职业基层工作经验而任用将军相国,不是华夏民族的用人之道。倒是西方,川普可以从地产商人直接成为一国总统,乌克兰喜剧演员可以直接成为一国总统,直接破层到顶层,是不是为民众服务就真不知道了。
  堂谿公劝说韩子,保全自己的性命,莫象商殃吴起一般发生祸患,堂谿公对韩子仁义惠爱,韩子并不接受,心中的志向不同,韩子走的是法道之路,心中与商殃吴起是一样的,以生殉道。贪生怕死的劝解是对韩子政章洁癖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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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法
1、查字正音
穰ráng侯:即魏冉,封于穰(今河南邓县)
石dàn: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是当于一百二十市斤。
齐:通剂,调治。


2、翻译
  有人问:“申不害、商鞅,这两家的言论哪一家对治理国家最为急需?”
   
  回答说:“这是不好比较评价的。如果一个人不吃东西,十天就会饿死;如果天气寒冷到了极点,不穿衣服就会冻死。如果问衣服与食物哪一样是人的急需,应该说这两样都是不能缺少的,它们都是维持生命必须具备的东西。现在申不害主张的是术而商鞅主张的是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去责求实绩,操控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所要掌握的。所谓‘法’,就是法令由官府明确制定,刑罚在民众心中扎根,奖赏那些严格守法的人,惩罚那些触犯禁令的人。这是臣下所要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子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闯乱子。术和法是一样也不能少的,都是帝王治理国家必须具备的东西。”
        
  有人问:“只有术而没有法,或者只有法而没有术,这为什么不可以呢?”
        
  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相。韩国是从晋国分离出来的。晋国以前的旧法还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产生了;晋国君主的命令还没有收回,而韩国君主的命令又颁布了。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奸邪的事情就多起来了。所以奸人看到旧法前令对自己有利就照旧法前令办事,看到新法后令对自己有利就照新法后令办事,他们利用了新法、旧法和前令、后令的矛盾从中渔利,那么申不害即使多次让韩昭侯用术,奸臣仍然有办法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虽然依托军力强大的韩国,经过十七年的努力仍然没有成就霸王之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却没有免除由于在官吏中不用法进行整顿所带来的祸患。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落实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互相监视、同受责罚,该厚赏的一定厚赏,该重罚的一定重罚。因此秦国的民众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战时追赶敌人,冒着危险也不退却,所以国富兵强;但是,君主没有术了解奸邪,只不过是用国家的富强帮助奸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即位,秦国的法治还未败坏,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韩国和魏国来谋取他的私利。秦惠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甘茂出兵打到周而消耗了秦国的实力。秦武王死后,秦昭襄王即位,魏冉越过韩国、魏国而攻打东边的齐国,打了五年秦国没有增加尺寸土地,他却在定陶的封地上筑起了城墙。范雎攻打韩国八年,成就了他在汝南的封地。从此以后,所有在秦国受到重用的,都是魏冉、范雎一类人物。所以战争胜利了,大臣得到尊宠;扩大的版图,则成了他们私人的封地:君主没有术来知道大臣的奸情。商鞅虽然多次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努力了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的事业,是因为法令虽然不断地在下面整顿,却仍然消弭不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所带来的祸患。
        
   有人问:“君主采用申不害的术,百官执行商鞅的法,可以吗?”
        
   回答说:“申不害的术还不完善,商鞅的法也不完善。申不害说:‘官吏处理政务不能超越职权,职权外的事虽然知道也不要插嘴。’如果说官吏处理政务不超越职权,说它是恪尽职守还说得通;而职权外的事知道了也不说,就是要大家不告发别人的罪过了。君主用一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更明察的;用一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更聪明的。假如臣下知道别人有过错而不向君主告发,那么君主还凭借谁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规定:‘斩获一个甲首的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职;斩获两个甲首的升爵二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职。’官爵的升迁与斩获甲首的军功是相称的。如果有法令规定:‘斩获甲首的让他做医生或工匠。’那就会建不成房子看不好病。工匠是会做手艺的,医生是会调配药物的,如果用斩首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他们的能力是不适合的。担任官职,是要有智慧和才能的;而斩获甲首靠的是勇敢加力气。依靠勇敢和力气得功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去胜任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斩首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所以说: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都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

3、心得
  君术臣法,君主用术治理大臣,禁奸犯私;臣子用法治理民众,赏罚分明。看到申不害这一段,术还不完善,官吏不能超越职权,职权外的事虽然知道也不要插嘴,守职不废。有点犯晕,和前几章的琴师朝堂发表政见混在一起了,琴师确实是越职了,而这里说的不插嘴,是知道了不好的事,有罪过的人不向君主告发,守职不废,已经偏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守职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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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疑

1、查字正音
有扈hù氏:夏朝一个部落的名称。
讙huān兜氏:尧时一个部落的名称。
萃cù:通瘁,劳累。
要领不属zhǔ:身首异处。要通腰,领,头颅,属,连接。
緤绁xiè xiè:绳索。
邵公奭shì:周武王的弟弟,封于燕。
耒lěi耨nòu:农业生产工具。耒,古代耕地的工具,耨,古代除草的工具。
畎quǎn亩:田地。
嬖bì臣:君主亲近宠幸的臣子。

2、翻译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它的赏罚得当。赏没有功的人,罚没有罪的人,不能叫做明。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而又没有搞错对象,其作用仅仅在受赏受罚的个别人身上,并不能产生新的功劳和禁止其他犯罪行为。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禁止奸邪的念头,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现在世人都说:“尊重君主安定国家,一定要用仁义智能”,但人们不知道卑微的君主和危险的国家也一定是在用仁义智能。所以有道的君主,疏远仁义,抛弃智能,用法使奸邪的人服从。这样,君主的声誉远播而名声大噪,民众得到治理而国家得到安定,君主懂得了驱使民众的方法。术是君主要掌握的,法是官吏要遵循的。这样,君主派侍从官员每天在廊门外传达法治的办法,甚至让国境之内的每个地方当天都知道国家新颁布的法令,也不是很困难的。
        
   从前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有优施,这六个人都是亡国的臣子。把对的说成好像是错的,把错的说成好像是对的,内心险恶狠毒,外表谨慎小心,以此证明自己的善良;称引远古的事情,让好事办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扰乱国家来投合君主的爱好:这就是那种侍候君主在君主身边的一类人。以前的君主,有得到这些人而身体安逸国家存续的,有得到这些人生命危殆国家灭亡的。得到这些人在名义上是一样的,但利害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君主对身边的臣子是不能不谨慎的。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近臣所说的话,那么辨别贤人和小人就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了。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到利益不动心,碰到危难不害怕,或把君位让给他他不要,有了负重忍辱的名声,却不愿接受官府的俸禄。见到利益不动心,君主虽然厚赏,也没有办法感动他;遇到危难不害怕,君主虽然有严厉的刑罚,却没有办法威慑他:这些就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匿生活而死在崖洞里,有的形容枯槁而死在草丛树林里,有的在山谷中忍受饥饿,有的葬身在水中。像这样的人,连古代帝王都不能让他为臣,处在现在的时代,又怎么能用他们呢?
   至于关龙逄、王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是用激烈的争辩和极力的规劝来说服君主。如果君主不接受他的意见,按他的意见办事,那么君臣之间就如师徒一般;如果君主不接受他的意见,不按他的意见办事,那么他们就用强硬的语言来侵侮君主,豁出性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身首分开,手足异处,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连古代圣王都不能容忍,处在现在的时代,又怎么能用他们呢?
        
   至于齐国的田恒、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意如、晋国的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却是拉帮结党营私舞弊来蒙蔽他们的君主,隐匿治国的正道而走谋私的邪路,对上逼迫君主,对下扰乱法治,援引其他诸侯的力量来扰乱内部秩序,给手下的小恩小惠来阴谋推翻君主,他们也不害怕。像这样的臣子,只有圣王和聪明的君主能够禁止他们,如果是昏庸糊涂的君主,能够看得出他们的阴谋吗?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姬旦、太公吕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大夫种、逄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都是早起晚睡,从不爱惜身体,恭敬地表达意见;修明刑法、整顿吏治来侍奉君主,向君主提出好的建议、作出处理事情的正确安排,也不敢夸耀自己的好处,办成功了事情也不敢张扬自己的功劳;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怕损害家庭利益,为了君主的安全不怕牺牲生命,把自己的君主当作高高在上的天和巍巍耸立的泰山一样尊崇,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像山沟和河水一样卑贱。像这样的臣子,虽然身逢昏庸糊涂的君主也还能够建功立业,何况遇到豁达英明的君主呢?这些人叫做霸王的辅佐。
        
   至于周国的滑之、郑国的王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頟 、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只记得小利而忘掉法义,他们在内就掩盖遮蔽贤良的人,让君主得不到光明,他们在外就扰乱百官而发动祸难;他们都引诱君主满足私欲,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儿欢心,即使国家残破杀人如麻,他们也不害怕去做。有这样的臣子,虽然处在圣王之世尚且害怕他们夺取君位,何况遇上昏庸糊涂的君主,能够没有失误吗?有这样的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笑谈。所以周威公死后,周国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小国;郑子阳被杀,郑国分成三片;陈灵公死在夏征舒之手;楚灵王自缢在申亥家中;随被楚灭亡;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瑶被消灭在晋阳城下;齐桓公被饿死后七天不能收尸安葬。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的君王了解,而昏乱的君主亲近他们,所以得到身死国灭的下场。
        
  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们选拔人才对内回避亲属,对外不排除仇敌。是正确的,就任用他;有错误,就处罚他。因此,德才好的人得到进用,而奸邪的人都被摒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据史书记载: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夏启的五个儿子,商汤的孙子太甲,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都受到了处罚。以上五王所处罚的,都是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而之所以要杀戮处罚他们使家庭残破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祸害国家损伤民众败坏法律的行为。观察这些君主所任用的人,或者在山林沼泽岩穴之间,或者在监狱囚禁捆绑之中,或者在做烹饪放牧喂牛的事。然而,英明的君主不嫌弃他们的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治,有利于国家民众,从而任用他们,因而君主的地位巩固、声望提高。
   昏聩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和行为,而让他们来管理国家,所以轻则损害名声损失国土,重则国家灭亡性命不保,这是不能正确任用臣子造成的。不能用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他周围一伙人的话来判断他。众人都说他好,于是就喜欢他;众人都说他不好,于是就讨厌他。因此,做臣子的不惜破费家产,在朝廷内组织朋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密约来加强勾结,用封官许愿来鼓励营私。并且说:“紧跟我的我会给他好处,不跟我的要叫他尝尝利害。”众人贪图他的利益,迫于他的威势,知道:“他真的高兴了就能给自己好处,真的忌恨就会迫害自己。”众人都归附于他,民众也靠拢他,把对他的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一直上达到君主的耳边。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他又让那些奸诈的人在外充作别国诸侯宠信的使者,借给车马,拿着取信的瑞节,学会庄重的外交辞令,带上贵重的礼物,利用诸侯使臣的身份来游说他的君主,暗中夹带私心来议论公事。这个作为使臣的,是别国君主派来的;而他所谈论的,却是这个国家君主身边的人。这个国家的君主听了很高兴,以为使臣讲得很有道理,以为使臣所称誉的那个人就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身边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君主大则甘愿卑身让位而居他之下,小则赏赐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得利。奸人位高禄重,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奸臣就会迎合他的心意而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承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组织党羽、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利益的。”他会说:“你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劝进的人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这四个王就是以臣子身份杀害君主的,天下的人都称赞他们。体察四王的心情,他们有贪婪的野心;推测四王的行为,他们有暴乱的兵力。然而四王自己积极扩充势力,天下都说他们强大;自己显耀声名,天下都说他们英明。只要威势足以统治天下,利益足以压倒天下,天下就会服从他。”又说:“现在我们所听到的,田成子取代了齐,司城子罕取代了宋,太宰欣取代了郑,单氏取代了周,易牙取代了齐,韩、魏、赵三家瓜分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害君主自立的。”奸臣听了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所以奸臣便组织朝廷党羽、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起事,一举夺取国家政权。况且在国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在国外利用其他诸侯的权势来颠覆自己的国家,隐蔽治国的正道,搞个人阴谋诡计,对上钳制君主,对下阻挠治理的奸臣,是数也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史书记载说:“自周宣王以来,被灭亡的国家有几十个,臣子杀害他的君主夺取国家的有很多。”那么祸乱从内部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还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转过身子让出君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拱手让人,这才是最大的耻辱。
        
   做君主的,如确实能洞察臣子所说的一切,那么即使打猎骑马、耽于女乐,国家还是可以存在的;不能洞察臣子所说的一切,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还是会灭亡。赵国前代的君主敬侯,不修德行,喜欢纵欲,尽量满足身体的安逸,享受耳目的快乐,冬日打猎,夏天游玩,不分白天黑夜地饮酒,几天不放下酒杯,不能饮酒的用竹筒把酒往他嘴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在酒席前杀死。生活上这样没有节制,制刑杀人这样没有标准,然而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被敌国挫败,土地不被邻国侵占,国内没有群臣百官捣乱,国外没有诸侯邻国侵犯,是因为赵敬侯懂得如何任用臣子的缘故。燕王哙是邵公奭的后代,拥有方圆几千里土地,几十万士兵,他既不修建池馆台榭,又不外出打猎游玩,还亲自拿起农具去田里耕作。像燕王哙这样辛苦自己忧劳百姓,即使是古代的所谓圣王明君,他们的勤身忧世也没有如此突出。然而,燕王哙身死国亡,让子之夺了君位,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燕王哙不懂得任用臣子的道理。
        
   所以说,做臣子的有五种奸情,而做君主的不了解。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以骗取个人声誉的,有致力于奖励赏赐来拉拢众人的,有致力于交结朋党网罗智士以为非作歹的,有致力于减免赋税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拨弄是非、危言耸听、奇装异服、夸饰声誉来迷乱民众耳目的。这五种人,是英明的君主所怀疑的,是圣明的君主所禁止的。如果除去这五奸,那么浮躁奸诈的人就不敢站在臣子的位置随意讲话;那些说漂亮的话多、实际行动少而又不符合法令的,就不敢隐瞒实情来夸夸其谈了。这样,群臣居外时就提高自己的品德,行动时就全力以赴,不是君主的命令不敢擅自轻率地讲话和歪曲事实,这就是圣明君主用来役使臣下的办法。那些圣主明君,不仅仅在可疑的事情上观测考察臣下。看到可疑的事物而不反过来联系其他事物的,天下是少见的。所以说:庶子中有想和嫡子比拟的公子,配偶中有想和正妻同尊的妾,朝廷上有想和宰相同享权力的大臣,臣子中有想取代君主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入危机的根源。所以说:内廷宠爱的妃子与王后并列,外朝宠爱的重臣和正卿分权,庶子与嫡子匹敌,大臣与君主相似,都是国家祸乱的途径。所以《周记》说:“不要尊宠小妾而贬低正妻,不要轻视嫡子而抬高庶子,不要尊重嬖臣而让他与上卿同列,不要宠幸大臣而让他把自己当做君主。”这四种现象如果破除,那么君主就不用怀疑臣下,臣下也不会兴风作浪;这四种现象不破除,君主就会身死国灭。


3、心得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念头—言论—行为,用这样的禁奸标准来衡量社会,奸邪当道,法之不法。同样用此标准来衡量个人,在奸邪念头升起时就要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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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诡使
1、查字正音
悫què:诚恳
窭jù:拘谨,小气
窞dàn:坑穴。
陂bì知:狡猾巧诈。知,同智,智巧。

2、翻译
  圣人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利禄,二是威权,三是名份。利禄是用来获得民众的,威权是用来发号施令的,名份是用来协调上下关系统一行动的。除去这三种,虽然还有其他措施,却不是急需的了。现在利禄不是没有,而民众却不为君主所感化;威权不是不存在,而下边的人却不听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而用来治理时却名不副实。治国的三条原则不是不存在,而社会一会儿安定,一会儿混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所推崇的东西与他应该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相背离。
        
  设立官职的名位称号,是用来表示尊贵的;现在有人轻视名号实权,社会舆论称之为“高”。设立等级爵位,是用来作为区别贵贱的基础的;而那些轻慢君主不愿求见的,社会舆论称之为“贤”。威权利禄,是用来推行法令的,而无视利禄轻视威权的,社会舆论称之为“重”。国家法令,是用来治理社会的,而不遵守法令为私人做好事的,社会舆论称之为“忠”。设立官职爵位,是用来鼓励民众耕战的;而喜好名义不愿做官的,社会舆论称之为“烈士”。设立刑罚,是用来独揽威权的;而轻视法令不怕刑法处罚和杀头之罪的,社会舆论称之为“勇夫”。民众急于追求名声,超过追求实利;这样,一些沦落到饥饿贫困境地的士人,怎么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以便在天下争得名声呢?因此社会之所以得不到安宁,不是臣下的罪过,是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君主常常尊重那些造成社会祸乱的行为,而轻视那些能使社会安定的措施,所以臣下所向往的,常常与君主应该用来治国的原则相违背。
        
   臣下听从君主,是君主所迫切要求的。然而忠厚诚恳纯朴守信,做事用心,说话谨慎,却叫做“窭”。严格遵守法令,认真听从命令,却叫做“愚”。尊敬君主害怕犯罪,却叫做“怯”。言论合乎时宜而有分寸,行为合乎法令而又适当,却叫做“不肖”。没有和君主二心鼓吹私家学说,听从官吏教化,服从法治教育,却叫做“陋”。
        
   君主难以招致,叫做“正”。君主难以给予,叫做“廉”。君主难以禁止,叫做“齐”。有法令却不听从,叫做“勇”。对君主没有好处,叫做“愿”。个人欲望少,宽厚地施予恩惠,行为讲求道德,叫做“仁”。持重自尊,叫做“长者”。成群结队学习私学,叫做“师徒”。悠闲安静地生活,叫做“有思”。损害别人追逐利益,叫做“疾”。阴险浮躁轻薄反覆,叫做“智”。主张先人后己,看淡官职名号,主张泛爱天下的,叫做“圣”。鼓吹治理天下的根本,说的好听却不能实行,所做的事又背离现实的,叫做“大人”。鄙视爵位利禄,不屈服于君主,叫做“杰”。臣下习染这种风气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在国内就会扰乱民众,出国就会不利于国家。君主应该禁止他们的欲望,消灭他们的活动踪迹,这样尚且禁止不了,反而又去尊重他们,这是教下边的人犯上作乱而又把它当做治国的原则。
        
   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是刑罚,而有私德的人却受到君主的尊重。国家之所以设立,是为了减少社会冲突而让人们安静地生活;而浮躁阴险谗谀的人却被任用。国境之内的人们之所以服从统治,是因为统治者讲信用有赏赐;而狡猾巧诈倾轧陷害别人的却被使用。法令之所以施行,威权之所以树立,是大家恭敬谦卑地听君主的话;而隐居深山诽谤现实的人却声名显赫。粮仓之所以装满,是耕作的农民以农为本的结果;而那些经营纺织、刺绣、雕刻等的手艺人却富裕起来。为君主树立威望,扩大疆土的,是打仗的士兵;可现在阵亡战士的孤儿忍饥挨饿在路边乞讨,而那些陪君主吃喝玩乐的人,却乘着车子穿着丝绸过着悠闲的日子。君主赏赐利禄,是为了换取民众为君主死心塌地拼命效力;可现在为君主打了胜仗攻占了土地的战士虽有功劳却得不到一点赏赐,而那些为君主卜筮以预测吉凶、看手相以推断命运、在君主面前说些讨好奉承话的人却每天得到赏赐。君主掌握着国家法度,是用来专断生杀权柄的;现在奉公守法的人想用逆耳的忠言向君主进谏都得不到接见;而那些花言巧语、内外行奸、在社会上投机取巧的人却常常得到进用。依据法令直言不讳,名实相符,按法令办事,处罚奸人,是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君主却越来越疏远;而那些逢迎取媚、顺着君主的意愿和欲望说话办事而危害社会的,却被君主亲近宠幸。征收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危难充实仓库的,但兵士为了逃避战争而躲藏起来,依附权门势族以逃避徭役赋税,使君主得不到使用的人,数以万计。君主拿出好的田地和住宅,是用来鼓励士兵作战的,而真正拼死战斗、把尸骨抛散在战场上的,却没有住房容身,死后田地也被剥夺;但那些有姿色的少女、没有功劳的君主身边的大臣亲信,却可以挑选豪宅居住,挑选良田生活。赏赐利禄一律从君主那儿颁发,是为了便于控制臣下;而披甲的战士却得不到官职,那些闲居无事的读书人却尊贵荣显。君主以此为教,声名怎能不低下,君位怎能不危险?使君主声名低下、地位危险的,一定是下面那些不服从法令、有二心搞私学、反对现实社会的人;如果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破坏他们的组织来解散他们的朋党,却反而尊重他们,这是当权者的过错啊。君主之所以树立廉耻,是用来激励臣下的;现在士大夫利用卑鄙肮脏的手段去做官,靠女色和走后门越级做官。赏赐本来是用来使人贵重的;但有功的战士们贫贱不堪,而善于逢迎谄谀、陪君主玩乐的人却被越级提拔。给予臣下的名号确实与实际相符,是与君主的威望相通的;而君主被蒙蔽,左右宠幸的人和宫中的女谒同时弃权,所有的官员都能给人定爵和提职,这是当权者的过失。大臣们任用官吏,先和手下的党羽勾结串通策划,虽然不符合法令也照样执行,威势和利禄都在臣下那儿,君主就卑下而大臣则尊贵了。
   
  设立法令,是为了废除一切不符合法令要求的“私”。法令得到执行私道就被废除了。私是扰乱法治的根源。那些怀有二心搞私学、隐居山林僻野、老谋深算的士人,重则诽谤现实,轻则造谣惑众;君主不去禁止他们,反而用名声来尊显他们,用实利来提升他们,这是无功而尊重,无劳而富裕。像这样,那些怀有二心搞私学的士人,怎么会不挖空心思、玩弄智巧和诽谤法令,来追求和当代社会需要相反的东西呢?凡是危害君主统治反对现实社会的,通常是那些怀有二心搞私学的士人。所以《本言》说:“用来治理国家的是法,用来扰乱国家的是私。法立,就不能为私。”所以说:遵循私道治国国家就会动乱,遵循法制治国国家就能安定。如果君主没有治国的原则,那些聪明的人就有违法的言论,贤能的人就有违法的意图。君主有法外的恩惠,臣下就有非法的欲望,“圣人”和“智士”成群结党,制造谣言和诡辩,用非法的手段对付君主。君主不禁止这些人的言行,反而尊重他们,这是教下面的人不听命于君主、不服从法令啊。因此,所谓贤者就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就依靠君主的赏赐富裕起来。贤者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靠君主的赏赐富裕起来,这样,君主就不能制服下面的人了。

3、心得
应该做和实际做的反了,诡使,鬼使。这一篇读的很困难,读的想睡觉,坐着都要睡着了,鬼使看到这些文字知道在说他们,不想看,合伙干脆把人弄睡着了算数,不用上堂见君。另一方面有人坚决不准弄睡着,两方堵上,人发旷。着实很象堵在门口不能进门的场景,主卑而大臣重。说是社会现象,与内部的格局也很类似,君主的利威名蔽而不见。困顿中想着心与脑的通道,门口与君位的距离,干干净净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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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反

1、查字正音
牟nóu食之民:靠游说混饭吃的人。牟,贪取,侵夺。
暴憿jī之民:凶暴而冒险的人。憿通侥,侥幸。
磏lián:磨刀石,引申为有棱角,有锋芒。
饥馑jǐn:荒年。
踬zhì:绊倒。
垤dié:小土堆。

2、翻译
  贪生怕死、逃避危险,是投降败逃的人,而社会上还尊称他们为“珍惜生命的人”。钻研道理、建立学说,是违反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搞学术的人”。到处游说、俸养优厚,是靠耍嘴皮混饭吃的人,而社会上还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空谈诡辩、玩弄智巧,是虚伪诡诈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能说会道有智谋的人”。用剑行刺、攻杀别人,是凶暴而冒险的人,而社会上还尊称他们为“有锋芒而勇敢的人”。包庇强盗、隐藏坏人,是应当处死刑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讲名声有信誉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忠诚献身,是为节操而死的人,而社会上还贬低他们为“不会算计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是遵纪守法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浅薄愚昧的人”。努力耕作、自食其力,是创造利益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没有才能的人”。品性敦厚、单纯朴实,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从事,是尊敬君主的人,而社会上还贬低他们为“胆小怕事的人”。打击盗贼、制止坏人,是使君主明察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阿谀奉承、说人坏话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社会上又是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根据对个人有利而称赞前六种人,君主听信虚名而礼遇他们,礼遇他们,就必然给予奖赏。百姓根据对个人有害而诋毁后六种人,君主被世俗之见所蒙蔽而鄙薄他们,鄙薄他们,就必然给予惩罚。所以名誉赏赐就落到为私作恶应当治罪的人的头上,而诋毁惩罚却给了为公行善应当奖赏的人,这样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古代有句谚语说:“治理政事就像洗头发一样,虽然要掉落一些头发,也一定要洗头发。”爱惜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生长新发的好处,这是不懂得权衡利害得失。用石针割刺痈疮是很疼的,喝药是很苦的,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刺痈喝药,那么就活不成了,疾病也不会治愈了。现在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没有父母和儿女那样深的恩泽,而君主却想用品德来约束臣下,君臣之间就必然会有裂痕了。况且父母对于儿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溺死。儿女都是从父母的怀抱中出来的,然而男孩受贺,女孩被杀,是因为父母考虑他们以后的好处,计算长远的利益。所以父母对于子女,还用算计的心理相对待,何况没有父子般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心,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对恩泽问题的无知,是奸诈和欺骗,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要详细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清楚,那么官吏就会依法治理;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而不偏私,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而官吏依法治理,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军队就会强大,那么就能成就天下霸王的事业。成为天下霸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获取大利的愿望去治理国家,所以他任用做官的人就要有相称的能力,他的赏罚没有偏私。要使士人民众懂得这一点,尽心尽力,拼命战斗,那么就可以建立功劳,获得爵位和俸禄,爵位和俸禄一旦获得就可以成就富贵的家业。获得富贵,是臣下最大的利益,臣下怀着获取大利的愿望去从事,所以他就肯冒险牺牲,竭尽全力而无怨无悔。这就是说,君主对臣下不一定行仁爱(而应以能授官,赏罚无私),臣下对君主不一定讲忠心(而应以力致富,以功得赏),就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了。
        
   奸人一定会被察觉,他才会戒惧;一定会受到惩罚,他才不敢活动;不会被察觉,他就会放肆;不会受惩罚,他就会横行。假如把便于携带的物品放在僻静无人的地方,即使像曾参、史䲡那样有道德修养的人是否会偷也值得怀疑;而把百金放在人多的闹市上,即使是大盗也不敢去窃取。不被察觉,在僻静无人的地方曾参、史䲡是否偷东西也值得怀疑;必定会被察觉,在人多的闹市上大盗也不敢窃取放置的百金。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要多设监守以察奸,重罚罪犯,使民众由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自爱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对儿子的爱加倍于父亲,但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到施行却是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慈爱,但他们的命令在民众那里得以施行却是万倍于父亲。母亲厚爱子女,而命令却行不通,官吏使用威严,而民众却能听从,因此是采用威严还是采用仁爱的策略,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对于子女所希望的,是要求他们一举一动都能安全有利,要求他们立身做人能够远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国家有难就让他们拼死战斗,国家太平就让他们竭力生产。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置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下,但子女却不听从;君主不用爱和利,要求民众为他出死力,命令却能通行。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的权势。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大多变坏,这是因为溺爱;父亲怀着比较淡薄的爱,用竹板子抽打管教,子女大多变好,这是使用威严的结果。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饥受寒来相互强制,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这样的人家,即使遭受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也能穿暖吃饱;用丰衣美食来相互怜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这样的人家,遇到天灾荒年,就得卖妻卖子。所以按照法的原则,开始艰苦但能得到长远的利益;按照仁的原则,暂时快乐但终究会处于困境。圣人权衡利益的轻重,选择其中最大的利益,所以采用法制的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很多学者都主张“轻刑”,这是乱世亡国的办法。大凡赏罚坚决,都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厚,希望获得的东西就会迅速取得;惩罚重,令人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利益的反面。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希望安定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他的赏赐一定丰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他的惩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他们厌恶动乱的态度不急切,他们希望安定的心情也不急切。这不仅是没有治国的手段,也是没有治国的理论。因此判断德才的好或不好、愚昧或明智的方法,就在于赏罚的轻重。采用重刑,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贤明君主的法,是衡量所有人行为的准则。惩办坏人,并不仅仅是惩办这个所惩办的人;如果只惩办所惩办的人,那就只是惩办一个死人。处罚小偷,也不仅仅是处罚这个所处罚的人;如果只处罚所处罚的人,那就只是处罚一个囚犯。所以说:对一个坏人的罪行施加重罚来制止全国的奸邪,这才是惩办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良民。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对于重刑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至于说到厚赏,也不仅是奖励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勉励全国的人。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利,没有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报了一个人的功劳而勉励了全国的民众,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对于厚赏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用重刑会伤害民众,用轻刑可以制止邪恶,何必一定要用重刑呢?”这是没有认真考察治国的道理。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也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立重刑,所有的邪恶都能被制止,所有的邪恶被制止了,对于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用重刑,必定是坏人所得的利益小,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大。民众不会因贪图小利而被大罚,所以坏人就一定能被制止。所谓轻刑,必然是坏人所得利益大,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小。民众羡慕做坏事的好处而轻视做坏事应得的惩罚,所以坏人就不能被制止。因此先前的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而会被小土堆绊倒。”高山很大,所以人们谨慎小心地对待它;土堆微小,所以人们忽视它。现在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就等于为民众设立陷阱。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乱国,就是为民众设下陷阱,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伤民啊!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了解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一直很重,民众就会因日用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这种看法认为君主满足了民众的财用并对他们施加仁爱,即使采用轻刑,也可以治理好国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凡是受到重罚的人,本来就是在他的财用富足以后犯罪的;即使财用富足以后君主加以厚爱,然后用轻刑,还是会乱的。当家人厚爱子女,子女的财物足够使用,财物足够使用就随便滥用,随便滥用就奢侈无度。亲子之爱就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产生骄横放纵。奢侈无度家里就要变穷,骄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充足仁爱深厚,采用轻刑的恶果啊。大凡人的本性,都是财用充足后懒惰不出力,统治者管治不严就会出现胡作非为。财用充足仍能努力耕作的,是神农这样的人;统治者管治不严仍能行为美好的,是曾参、史这样的人。普通民众赶不上神农、曾参、史也是不言而喻的。老子有这样的话:“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屈辱的缘故,在已经满足之后不再需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以为使民众财用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看得都如同老子。夏桀贵为天子还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尊贵,富有天下还不满足于他的珍宝。君主纵然能满足民众的财用,但不能满足到使他们当上天子,而夏桀未必以当上天子为满足,那么即使满足民众的财用,又怎么能以此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适时应事以获取财物,评定赋税使贫富平均负担,用丰厚的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让民众靠自己的气力得到富裕,因对国家办事有功而获得尊贵,因犯罪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获得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才是成就帝王大业的治国之道。
        
   人都睡着了,就分不清谁是瞎子;人都不说话,就分不清谁是哑巴。睡醒了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要他们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们讲话,就不知道谁是无术的人;不任用他们做事,就不知道谁是无才的人。听他们讲话而要求他们言行相符,任用他们做事而责求他们办事的功效,那么无术和无才的人也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而只听他们自我吹嘘,即使是庸人和乌获那样的大力士也无法分辨;如果把鼎和俎这样的重器让他们举一举,那么谁疲弱无力谁勇健有力就可以分辨了。所以官职就相当于有才能之士的鼎和俎,委任事情让他们做,愚蠢和聪明就可以区分了。所以无术的人因为没有检验他们言行是否相符而滥竽充数,无才的人因为没有考察他们办事是否称职而鱼目混珠。言论不被采纳就自我粉饰,以为自己有口才;自身不被任用就自我吹嘘,以为自己很高明。君主迷惑于他们的口才,盲目地器重他们的高明,而使他们尊贵,这就像不等待观看就确定他们的视力好,不等待回答就确定他们的口才好,因此谁是哑巴谁是瞎子就分辨不出来了。英明的君主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它的实际作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它的功效,这样,那些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谈了,自大虚妄的行为也就不能再得到掩饰了。

3、心得
  长莫长于博谋,父母要为子女长远计,而不是只在乎当下的快乐安逸,害怕子女不守规矩,严令责罚留下创伤,放大创伤,害怕子女创伤而只是爱,这不是真正的仁爱,父母之爱。仁者则长博谋,只是爱,爱多了,溺水之爱,内无规矩,外不成方圆,以失养育子女功能。古人到了一定年纪就要束发,外加发冠,不似垂绦小儿,头发随意飞舞,也是蕴义人长大些了,要守规矩,头上之束发,发之外冠,行为要与身份相符了,受拘束,不再是自由散漫,随意满足欲望了。父母怀刑,安莫安于忍辱,小人怀惠,只想要自己想要的利益,刑罚遭到反抗,仁守能住吗?忍辱负重行使父母职责。刑罚必中,赏罚坚决,鼓励立功,禁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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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1 11:00:4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五周   八说  八经  五蠧


一、八说
1、查字正音
有行xìng:品行好。
惛hūn:认识糊涂,不明事理。
搢jìn:插。
笏hù:古时臣下朝见君主时手中所拿的狭长的板,用来指划和记事。
铦xiān:古代插一类的短兵器。
趋cù发:激射。
堙yīn穴:用水淹敌方地道。堙,通湮,水淹。穴,地道,这里指战国时期开始采用的一种攻城战术,挖掘地道迫近敌方,然后用火破坏城墙。
珧铫yáo yáo:古代用蚌壳做的原始农具。珧,蚌壳。铫,耘苗用的农具。
瞽gǔ工:奏乐的盲人。古代常用盲人做乐工。

2、翻译
  为老朋友枉法徇私叫做“够交情”,用公家财物散发施舍叫做“仁人”,轻视俸禄看重自身叫做“君子”,违反法制袒护亲人叫做“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叫做“讲义气”,逃避现实避开君主叫做“清高傲世”,相互争斗违抗禁令叫做“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叫做“得民心”。所谓够交情者,官吏就会有奸邪的行为;所谓做仁人,公家财富就会有损失;所谓做君子,民众就难以驱使;所谓品行好,法制就会败坏;所谓讲义气,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所谓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会侍奉君主;所谓刚直好汉,法令就不会推行;所谓得民心,君主就会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害。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这些对国家有利害关系的情形,而听任个人的私誉,要想求得国家避免危险的动乱,是不可能的。

  任用什么样的人办理政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如果没有什么方法来任用人,则无论任用什么人都会失败。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的人,就是修养好、品行好的人。任用人,就是使他有权势。智士不一定诚实,因为欣赏这种人的智谋,就错误地认为他们诚实可靠。以智士所具有的计谋,加之有权势作凭借,而去干他们的私事急务,君主就一定会被欺骗。由于智士不可信,所以就任用有修养的人,叫他们处理政事。有修养的人不一定有智谋,因为觉得这种人品德纯洁,就错误地认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蠢人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行事,那么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在用人上没有什么方法,任用了智士,国君就会被欺骗;任用了有修养的人,国君的事情就会被搞乱,这都是用人缺少方法的祸患。英明君主的用人原则是,地位低的人可以议论地位高的人;上级有罪,下级不告发则牵连受罪;用检验的办法去判明事情的真相;听取意见没有门户之见;因此智士就不能欺骗君主。计算功劳而给予赏赐,衡量才能而授予职事,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观察官吏的过失,对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对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担任政事了。智士不敢欺骗,愚蠢的人不敢独断专行,政事就不会出现失误。

  只有明察之士才能知晓的事务,是不能作为制订法令的依据,因为民众不都是能够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是不能作为制订法律的依据,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的明察之士,想整顿社会的混乱但终究找不到办法,他们的学说虽然是明察的,但不能作为官府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的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杀,他们虽然有贤才,但不能成为替国家种地打仗的人。所以,君主所明察的东西,有智慧的人就会在这方面去尽力施展他的辩才;君主所推崇的东西,有才能的人就会在这方面竭尽全力地干。当今的君主把没有实际用处的辩论当作明察,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贵,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像孔丘、墨翟那样知识广博而又善于辩论,但他们不会种田,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䲡那样讲究孝道而又少私寡欲,但他们不会打仗,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利益呢?百姓有个人的私利,君主有国家的公利。不从事劳作而生活供给却很充足,不担任官职而名声却很显赫,这是个人的私利;停止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个人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君主的公利。设置法令是用来引导民众,但又以仁爱之学为尊贵,那么民众对遵守法令就产生怀疑;奖赏功劳是为了鼓励民众,但又以修身养性为尊贵,那么民众就懒于生产获利。推崇仁爱之学就会使法律受到怀疑,尊奉修身养性而不专心论功行赏,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手持笏板的朝臣与手拿干戚的武士,都敌不过长矛、短枪;讲究宾主相见礼仪的人士,也不敌善于训练士卒的人才;一面演奏《狸首》乐章一面打靶射箭,也不敌直接用强弩急射箭;捍卫城邑、抗拒冲车的老战术,比不上用水或烟火来破坏敌方地道进攻的新战术。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代的人在力量上较量。古代的事情少而设备简陋,器物质朴而不精致,所以有用蚌壳做的原始农具以及用手推的简陋车子。古时候人少而互相亲爱,东西多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人拱手让出天下,推崇慈善恩惠,称道仁爱宽厚,都是像推车一样简单的治理方法。处在多事的时代,而用少事的古代的简陋器具,不是聪明人的办法;身处大争的年代,而遵循拱手相让的老规矩,不是圣人的治国方略。所以聪明人不乘坐推车,圣人不推行推车式的政治。

  法律是用来管制事情的,事情是用来显示功效的。法制的设立如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能办成事情,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如果包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不遇到困难的法制,没有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占领千丈的都城,打败十万的兵众,自己死伤的将士占全军的三分之一,铠甲兵器被折损,士兵有伤亡,但还是庆贺战斗的胜利并取得土地,这是忽略它的小害处而考虑它的大好处。洗头发的人有掉落下来的头发,医治创伤要伤及好的血肉。如果有人见到这些害处而放弃他的事业,就是没有见识和办法的人士。先前的圣人说过:“圆规用久了就有误差,水面再平也有波纹,我要想改变它们,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懂得权衡得失的说法。所以理论有言之成理然而脱离实际的,言论有词句笨拙然而能立即付之实用的。因此圣人不去追求没有毛病的空话,而是致力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人们所以不求助于衡器量器,并不是由于正直廉洁,远离财利,而是由于量器不能为人们增多或减少,衡器不能为人们加重或减轻,对它们有所要求是不能得到的,所以人们就不去求助它们了。英明君主的国家,官吏不敢违反法禁,不敢谋取私利,人们不用进行贿赂,这样全国的事情就像衡器量器那样公正无私了。这样,大臣中如有奸邪行为的,就必然被察觉,察觉了就必然会受到惩罚。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是致力于掌握一定能察知臣下奸邪行为的方法。

  慈母对于幼子的宠爱,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的。然而孩子有了不正当的行为,就得让他跟从老师学习;有了严重的疾病,就得让他请求医生看病。不跟从老师学习,就会犯法受刑;不请求医生看病,就会接近死亡。慈祥的母亲虽然慈爱,但对于拯救孩子摆脱受刑和死亡都没有什么益处,所以保护自己孩子的标准不是爱。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所考虑的,是互相算计。母亲不能用她的爱保存家庭,君主怎么能用爱来维持国家呢?英明的君主通晓使国家富强的办法,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谨慎地处理政事,是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要使法律禁令显明,要使智谋计划得到考察。法令显明就使国内不会有发生事变动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就使国外不会有外来侵略的祸患。所以保存国家的办法,并不在于仁义。仁爱的人,是慈祥宽厚而轻视钱财的人;残暴的人,是内心残忍而轻易处罚别人的人。慈祥宽厚,就下不了狠心;轻视钱财,就喜欢施舍。内心残忍,憎恶别人的心思就会暴露在下属面前;轻易处罚,就会胡乱杀人。不狠心,就会赦免许多该处罚的人;好施舍,就使赏赐大都给了没有功劳的人。憎恶别人的心思表露出来,臣下就会怨恨君主;胡乱杀人,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爱的人处在君位上,臣民就会放肆而轻易违法犯禁,以侥幸的心情希望得到君主的赏赐;残暴的人处在君位上,就会滥用法令随意处罚人,臣下和君主就会离心离德,民众怨恨而产生叛乱的想法。所以说:仁爱的人和残暴的人,都是使国家灭亡的人。

  不能提供美味佳肴而只是劝饥饿的人吃饭,这不能算是能救活饥饿者的人;不能开荒生产粮食而只是劝君主施舍赏赐,这不能算作使民众富裕的人。现在学者的言论,不致力于农业生产而好谈论施舍赏赐,只晓得称引虚假的圣人来取悦于民众,这就像是没有准备好饭却劝饿人吃饭一样的空话。这种口头上鼓励人们吃饭的空话,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
  书写得太简略,弟子们就会发生争论,法律条文太省略,民众的诉讼就会轻慢法律,所以圣人写的书一定论点鲜明,英明君主的法律一定详尽规定所要裁断的事情。用尽心思,估量得失,聪明的人也感到困难;不动脑筋,根据已制定的法令来责求办事的实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英明的君主选择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办法,不采用聪明人感到为难的办法,所以不用费心操劳,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咸淡,君主不亲自品尝而让管理君主膳食的官员来决断,那么厨师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宰尹了。音调的高低,音质的清浊,君主不亲自用耳朵来判断而让乐官来决断,那么乐工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乐正了。治理国家的是非,不用法术来决断而让受宠幸的人来决断,臣下就轻视君主而尊重君主的亲信了。君主不亲自观察听取政事,而是让臣下来决断一切,自己就像是寄食在国内的客人一样。
  假使人们不穿衣、不吃饭而不感到饥饿、寒冷,又不怕死,就不会有侍奉君主的想法。人们的想法和欲望不受君主控制,君主也就不能使唤他们。现在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大臣手里,而君主的命令仍然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虎豹不用它的爪牙,那就和小家鼠的威风一样;有万金家财的人如果不运用他的财富,那就和看门人的资产一样。拥有国土的君主,喜欢某人却不能给他利益,憎恶某人却不能给他处罚,要想让人畏惧和敬重自己,是不可能。

  臣下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欲望,被说成是“侠”,君主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欲望,却被说成是“乱”;臣下轻视君上,被说成是“骄”,君主轻视臣下,却被说成是“暴”。这两种行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臣下因此受到称誉,君主却因此遭到诽谤。人臣得到了大好处,君主则受到大损失。
  英明君主的国家,只有尊贵的大臣,而没有重权在手的大臣。尊贵的大臣,是指爵位高、官职大;重权在手的大臣,是指君主听信他的话而他的势力又很大。英明君主的国家,升官晋级,赐予爵位,都是根据功劳的大小,所以有尊贵的大臣。对发表言论不考虑如何实行而弄虚作假的大臣,一定严惩,所以就没有权势很大的重臣。

3、心得
  设置法令是用来引导民众,推崇仁爱就会使法律受到怀疑;奖赏功劳是为了鼓励民众,但又尊奉修身养性民众就懒于生产获利,这一段看的脑壳有点乒乓,一边法,一边仁,有了法就失了仁,有了仁就失了法,二了,分了,跳来跳去,卡的脑壳疼。从分了中回去,仁了才有法,法是为了仁。仁的本来意思扭曲了之后,假仁和法分了。
  慈母有慈爱,但不能拯救孩子摆脱受刑和死亡,保护孩子的标准不是爱。这里对慈的辩析也二了,道德经说,慈能守能战,守则仁,战则义(法),偏于一方都不是慈。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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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经
1、查字正音
渎dú:轻慢,不敬。
壑hè:山沟。
饕tāo:贪婪。
帑tǎng:钱财。
踦qī:偏重。
酖zhèn毒:用毒酒害人。
黩dú泄:侮慢不恭。
饜yàn:饱,引申为盛。

2、翻译
一、因情
大凡要治理好天下,必须依据人情。人情有喜好和厌恶,所以奖赏和刑罚就可以使用;奖赏和刑罚能够使用,法令就可以建立起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因而就完备了。君主掌握了权柄并据有势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权柄,是决定生杀的职责;权势,是制服众人的资本。废除和建立法制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君主的权柄就会受到轻慢;和臣下共同掌握赏罚大权,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怀着个人的喜爱去听取意见,不带着自己的喜好去谋划事情。因此君主听取意见而不去多方验证,权力就会分散到奸人手中;处理政事而不去多用智慧,君主就会陷入臣下设置的困窘。英明的君主行使法定的职责要像上天一样公正无私,用人要像鬼神一样神秘莫测。公正无私,就不会遭到非议;神秘莫测,就不会陷入困境。君主运用权势,管教严厉,臣民虽有抵触情绪,也不敢违背;贬斥和赞美一律依法实施,臣民就不会议论纷纷。所以奖赏贤人,惩罚暴行,是鼓励做好事的最好办法;奖赏暴行,惩罚贤人,是鼓励做坏事的最坏办法:这就叫做奖赏相同的东西,惩罚不相同的东西。奖赏不如优厚一些,让民众觉得有利;赞誉不如美好一些,让民众感到荣幸;惩罚不如加重一些,让民众感到畏惧;贬斥不如严厉一些,让民众感到羞耻。然后坚定明确地执行法制,禁止臣下私行惩罚,不让他们破坏赏功罚罪的制度。奖赏谁,惩罚谁,君主一定要知道,知道这些,治国之道就完备了。

二、主道
一个人的力量不能胜过众人的力量,一个人的智慧不能认识万事万物。君主与其靠一人的智慧和力量,不如用一国人的智慧和力量,所以就能敌得过众人的智慧和力量而胜过万物了。君主遇事只靠自己揣度,对了,则花费了自己的精力;错了,却要自己承担责任。智慧低下的君主只是用尽自己的能力,中等智慧的君主会尽量发挥别人的力量,上等智慧的君主则能充分发挥别人的智慧。所以遇到事情就应集中众人的智慧,一一听取意见,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讨论。君主如果不首先一一听取意见,就集合众人议论,臣下后来发表的意见就可能参照别人的观点,而改变自己原先的看法,这样前后不一,君主就会分不清臣下的愚智;君主如果只是一一听取意见而不集合众人的议论,那就会犹豫而不能决断,不能决断,事情也就解决不了。君主听取了众人意见后,应有主见地选择其中一种,那么就不会有掉入臣下所设陷阱的危险。所以君主先让臣下发表意见,然后威严地责令他完成。所以群臣发表意见时,一定要有记录。对出谋划策的人,等事情发生后,来验证他们的计谋正确与否;对贡献能力的人,等功效出来后,再来判断他们所办事情的成败。验证了成败,随之进行奖赏或惩罚。事情办成了,君主收取功劳;计划失败了,臣下承担责任。君主对合符这样容易做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对用力的事呢?君主对用智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对那些难以推测的事呢?君主使用人时,不取彼此意见相同的人,意见相同,君主就要严厉地斥责。使臣下意见有别相互为君所用,那么君主就神秘莫测,臣下也就会竭尽所能。臣下竭尽所能,就不会向上钻君主的空子,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也就完备了。

三、起乱
君主懂得君臣之间的利益是不同的,才能称王于天下;认为利益是相同的,就要被臣下所挟制;和臣下共同执政的,就会被臣下所杀害。因此,英明的君主详察公私的不同和各自利害之所在,奸臣就没有可乘之机。产生祸乱的根源有六种:太后、妻妾、子孙、兄弟、大臣、名贤。依法任用官吏,按律督责臣下,太后就不敢放肆;区分不同的礼仪等级,妻和妾就不会混淆界限;权势不平分给后代,庶子就不会与嫡子争夺;权位不丧失,君主的兄弟就不会来侵害;臣民不为权臣私门所控制,权臣就不能蒙蔽君主;禁令和奖赏要坚定地实施,名贤就不敢暗中作乱。臣子有两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这就是国内的和国外的。国外的诸侯是君主所害怕的,国内的亲信是君主所宠爱的。对所害怕的人的要求总是给予满足,对所宠幸的人的意见总是言听计从,这就是奸臣所依据的力量。由外国暗中安插的各个官吏,君主要追查和惩办跟外国关系密切并接受贿赂的人,这样臣子就不敢借助外国的力量作乱了;爵位俸禄要根据功劳授予,对于无功而请求爵禄的人,连同替他求情的人一起办罪,这样左右亲信也就不会成为臣子作乱的凭借了。国外的诸侯不能借助,国内的亲信不能利用,那么内奸和外奸作乱的途径就都被堵塞了。官吏逐级提拔,一直到担任重大的职务,这才是明智的用人方法。对于官位很高并担任重大职务的人,要用三种办法来控制他们:一是质押,二是安抚,三是稳固。厚待他们的亲戚妻子而暗中加以软禁,叫做“抵押”;爵位俸禄优厚并坚决兑现,叫做“安抚”;多方检验他们的言论,威严地责求它的功效,叫做“稳固”。贤能的人由于“质押”而不敢有任何活动,贪婪的人由于“安抚”而消除野心,奸邪的人由于“稳固”而无计可施。容忍而不制裁,臣下就会侵犯君上;小的奸邪不除掉,势必导致大的诛罚;罪名和罪行相符,就直接除掉他。有些人留着会坏事,杀掉又会败坏名声,就通过饮食毒死他;不这样干,就交给他的仇敌杀掉他:这叫做“除阴奸”。蒙蔽君主,就是诡诈;所谓诡诈,就是变化无常。君主能够按功行赏,见罪行罚,奸臣就不敢欺诈。君主不泄露自己对是非的判断,不透露臣下的进谏和劝说,奸臣随机应变的诡诈手段也就不敢使用。君主的父兄和有才能的人逃亡到其他诸侯国去叫做“游祸”,它的害处是邻近的敌国得到许多资助。君主与受过刑罚的人亲昵叫做“狎贼”,它的祸患是这种人的忿恨和凝结在心头的耻辱会产生。君主隐藏自己的愤怒而不发作,掌握了臣下的罪行而不揭露,叫做“增乱”,它的危险是怀着侥幸心理而轻举妄动的人就会发动叛乱。君主同时重用两个大臣,二者权势相当,叫做“卷祸”,它的祸害是私家势力强大,劫杀君主的灾难会出现。君主马虎随便而不使自己神秘莫测,叫做“弹威”,它的危害是妻子贼杀丈夫、后妃毒死君主的灾难发生。这五种祸患,君主如果不了解,就会有遭到劫杀的事变。官吏的任免大事,由国君自己决定,天下就太平,由国外的力量所控制,天下就大乱。因此,英明的君主在国内讲求事功,而从国外取得利益,所以本国安定而敌国混乱。导致国家发生祸乱的途径在于:臣下被君主憎恨,就会借助国外诸侯国的力量做坏事,使君主晕头转向;臣下被君主宠爱,就会倚仗君主的左右亲信胡作非为,使君主像吃了暗中下的毒药一样危及生命。

四、立道
综合检验考察的方法是:运用多方面的情况来谋求更多的功效,运用多方面的情况来追究过失。多方面地检验,必须对臣下的言行细细分析;多方面地衡量,必须对臣下的过错严加斥责。不分析臣下的言行,臣下就会轻慢君上;不怒责臣下的过失,臣下就会狼狈为奸。分析臣下的言行所得到的证明,是以看出臣下事功的多少;君主在责罚之前,不把意图泄露给众人。观察臣下行为和听取臣下意见的一般情况是:臣下有紧密勾结的迹象,君主就奖赏那些不跟他们合作的人;臣下知道罪恶情况而不告发,君主就将他和坏人同罪惩治。对于臣下言论,要会合各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根据地利加以衡量,参照天时加以思考,运用物理加以验证,根据人情加以分析。这四方面的验证都符合了,就可以观察人的言行是非。用事实验证臣下的言论,就可以知晓他对君主是否忠诚;从不同角度考察臣下,了解他各方面的表现,掌握已经了解的情况,得知臣下反常的行为。君主要用专一任用的办法,使近臣专心尽职;君主要反复强调禁令,使出使远方的臣子感到畏惧。列举臣下过去的事情来详尽了解他们以往的情况,接近臣下以便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安排臣下到远处工作以便了解他们的在外表现。掌握已经明了的情况来探问还不清楚的事情,用诡诈使用的方法来杜绝侮慢不恭的行为。用说反话来试探自己所疑惑的事,从反面考察来发现隐蔽的奸邪活动。设置谏官来纠正大臣的专权独断,举出错误来观察奸臣的动静。公开宣传法制,引导臣下避免过错;谦卑地对待臣下,观察他们是正直还是奉承。宣布已了解的事情,以便通晓没有发现的事情;促使坏人相互争斗,以便让他们自行瓦解。深入探究一件事情的真相,使众人心中有所警戒;故意泄露不同的意见,使坏人改变他们的企图。遇到类似的事情,要用检验的方法去比照分析;列举臣下的过失,要指明他的根本毛病。知道臣下的罪过,就要对他的罪过用刑,以便禁止他的威权;暗中派使者时时巡查各地官吏,来了解地方官员是否忠诚。逐步更换官吏,来离散勾结在一起的奸党。君主和臣下约定,要他们告发上司:要告发丞相,就和廷臣约定;要告发廷臣,就和他下属的官吏约定;要告发军吏,就和兵士约定;要告发派遣的使者,就和他的随从人员约定;要告发县令,就和他任命的属吏约定;要告发郎中,就和他的侍从约定;要告发后姬,就和宫女约定。这就叫做上通下达的办法。如果把臣下的告密和要办的事情泄露了出去,君主考察臣下的手段就行不通了。

五、类柄
英明的君主,最要紧的事情是严密周到。因此,君主对某人的喜爱表现出来,臣下就会利用这种喜爱而奖赏那个人,从而窃取君主的恩德;君主对某人的愤怒表现出来,臣下就会利用这种愤怒而惩罚那个人,从而分散君主的权威。所以英明君主的言论是隔绝封闭而不泄露,严密周到而不随便外露。所以用一人察得十人的阴谋活动,是揭露下面阴谋活动的办法;用十人察得一人的阴谋活动,是揭露上面阴谋活动的办法。英明的君主兼用上、下两种办法,所以坏人不会有所遗漏。伍、闾、连、县各层组织的人像邻居一样,互相监督,告发坏人就奖赏,放过坏人就惩罚。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也是这样。所以上司和下属,尊贵者和卑贱者,都互相畏惧,不敢违法;都互相教诲,立功受奖。人民的本性,既要求获得厚赏的实惠,又希望有美好的名声。做君主的既要有贤能智慧的名声,又要有奖赏和惩罚的实权。名和实都得到满足,所以“福善”之名必定传闻于天下后世。

六、参言
君主听到言论不检验,就不能责求臣下;不考察言论是否实用,奸邪的说法就会迎合君主。言语这种东西,说的人多了,就以为可信;对不真实的东西,听十个人说,就会半信半疑;听一百个人说,就以为可能真实;听一千个人说,就不能不相信了。言辞笨拙的人说的话使人怀疑,善于辩说的人说的话使人相信。奸臣危害君主,靠的是人多,凭借能言善辩而取得信任,用类似的事情来掩饰自己的私心。君主对此不盛怒斥责,而要等待考验,在这种形势之下,就等于帮助了臣下。通晓治国方略的君主听取臣下的言论,要察看它的用处,考核它的功效,功效考核之后,赏罚的依据就产生了,所以无用的辩说不能留于朝廷之内。担任官职的人,智慧不能胜任工作的,就罢官,收回任命。对说大话而浮夸的人,要追根究底,所以奸邪的人就能被察觉并受到严厉斥责。没有什么原因而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就是欺骗;欺骗,就要治臣下的罪。对臣下的言论必须核实,督察它的效用,所以朋党之间相互勾结的话就不敢对君主说。凡是听取言论的方法在于,通过臣下忠诚的言论来了解奸邪的情况,让臣下广泛地议论,君主可以从中采纳一种意见,君主如果不明智,奸邪的人就有机可乘。英明君主的听言方法,对于使自己高兴的话,要探求它的虚实;对于使自己发怒的话,要明察它的是非;等情绪已经转变之后再下结论,这样就可以得出诋毁还是赞誉,为公还是为私的验证。众人用多种说法向君主进说,臣下就会玩弄智巧,要君主自己从中选择一种意见,以逃避罪责,所以同时提出几种说法是行不通的。君主所采取的,是不让臣下在一种意见之外又附加另一种意见,而又说这种附加意见也有实现的可能性,要使进言与以后的事实相符,以此来判断进言是欺人之谈,还是诚实的话。英明君主的方法是,臣下不能有两种不同的进说,一定只能用一种说法;不许他们擅自行动,进说必须符合检验的结果,这样奸臣就没有办法钻空子了。

七、听法
官吏权力大,是因为没有法制;法制不起作用,是因为君主昏庸。君主昏庸没有法度,官吏就胡作非为;官吏胡作非为,俸禄之多也就没有限制;俸禄无限制地增加,征收的租税就增多;租税征收多了,官吏就更富有。官吏富有,权力又大,是由政事混乱所造成的。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选用能办事情的人,赞扬忠于职守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大臣进言推荐的人才合乎标准,君主就喜欢,大家都必定得到好处;推荐的人不合标准,君主就恼怒,大家都必定受到惩罚;这样进言的人就不敢偏袒自己的父兄而愿意推荐自己的仇人。君主给臣下的权威足以使他们执行法令,俸禄足以保证他们办好公事,因而营私舞弊就无从发生,所以民众虽然劳苦,但并不感到官家的赋税重。委任政事的人权力不能太大,使他们得到的宠幸只表现在爵位上;当官的人不能谋取私利,使他们的利益只表现在俸禄上;所以臣民尊重爵位而看重俸禄。爵位俸禄是君主用来奖赏臣民的,臣民重视君主所用来奖赏的爵位俸禄,国家就能治理好了。刑罚烦乱,名声错误,奖赏和赞誉不当,就会使臣民怀疑,因为臣民对赞誉和奖赏同样重视。对受奖赏的人加以非议,就不能鼓励立功;对受惩罚的人加以赞誉,就不能禁止奸邪。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受奖赏的一定是对国家有功的人,受赞誉的一定是为君主效劳的人。奖赏和赞誉一致,贬斥和惩罚并行。这样的话,民众虽然受到奖赏也不感到荣耀。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必定有坏名声,所以民众害怕。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臣民害怕刑罚,国家就治理好了。

八、主威
个人的品德如果得到表彰,君主的威势就会分散;仁慈的说教如果被听信,法律制度就会被破坏。民众因为有法制而畏惧君主,君主却压低自己的权势谦卑地对待臣下,所以臣下敢于放肆地触犯法令,以轻视君主的习俗为荣,君主的威势就会被分散。民众因为法制而难以侵犯君主,君主却听任仁慈的说教去扰乱法治的推行,所以臣下就会公开追求施舍而热衷于行贿受贿的腐败政治,因此法令就遭到毁坏。尊崇臣民私人的行为而分散君主的威势,施行贿赂而怀疑法制,君主听之任之就要扰乱国家的治理,加以制止就要受到诽谤,因而君主的地位被人看轻,法制被官吏所破坏,这就叫做没有法度的国家。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臣民不能因个人的品德而得到荣耀,不能以私家的利益获取功名,功名的获取,必须来自国家的法制。在法制的规定之外,虽有难能特异的行为也不表彰,所以臣民就没有因私利而得到名声的。设立法度来统一臣民的言行,靠奖赏惩罚有信用来发挥臣民的才能,明确赞誉和贬斥的标准来鼓励好事和禁止坏事。名号、赏罚、法令三者相结合。所以大臣有作为就尊敬君主、民众有功劳就有利于君主,这就叫做有法度的国家。

3、心得
  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看到这一句,第一反应是,凭什么?臣一下就翻到君的上面去了。反回去再看这一段,还是名实,出谋划策,验证所办事情的成败,臣的头上是君,臣只要仁赏而不想规于法罚,不想规于名实的束缚,罚一来就翻到君的头上。所以韩子说君主执法要像天一样公正无么术,用术要像鬼一样神妙莫测,威势显露,臣不敢不服。个人内部的君对于臣的越规,要明察,不可糊涂,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
  跟外国关系密切并接受贿赂,害自己人,当带路党,现在很多呀,法而不制,制而不绝。
  有些人留着会坏事,杀掉又会败坏名声,就通过饮食毒死他,不这样干,就交给他的仇敌杀掉他,这叫做“除阴奸”。这一段,心里觉得这样干好狠啊,又觉得这样除奸好带劲,千方百计的除奸,奸不除则乱。这种狠,不留情面,拼命的守。
  立道这一篇里的术,像鬼一样神妙莫测,有勾结的迹象,就奖赏那些不跟他们合作的人,安排臣下到远处工作以了解他们的外在表现,促使坏人相互争斗,以便让他们自行瓦解.......在这里法明,术阴有了更加明确的感觉。君内法明坚定,术通,外显分威。
  类柄,君好恶节于内,言论不显于外,臣无法揣测到君的心意以附好恶利用。君严密固守全面察名实,赏罚,悚惧恐惶般尊君。做父母的,特别是父亲真不能和孩子做朋友,层次一拉平,君主的位置下沉至民,无以树威。
  参言,还是审名实,臣下不能有两种不同的进说,只能用一种说法,不许擅自行动,进说必须符合检验的结果。对言论的核实,督察效用,赏罚。嘴上有把门的,舌贯于心,心有畏惧,说的话的后效标准明确摆着的,要有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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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蠧
1、查字正音
果蓏luǒ:瓜果的总称。蓏,瓜类植物的果实。
采橼chuán:栎木做的橼子。
䔧lí:通藜。
臿chā:锹。
仞rèn:古代高度的计算单位,八尺为一仞。
矰缴zēng zhuó之说:比喻用来猎取功名富贵的花言巧言。矰缴,用来射鸟的带细绳的箭,射出后,箭能收回。

2、翻译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起来,用树枝搭成像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号称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的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有很多疾病。有位圣人起来,钻木取火,烧熟食物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号称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出现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征讨。假如在夏朝时还有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的人,一定会被鲧和禹所嘲笑;假如在殷商和周代还有像鲧和禹那样疏通河道的人,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嘲笑。然而,假如当今之世有人赞美尧、舜、汤、武、禹那一套办法,也一定会被新时代的圣人所嘲笑。因此,新时代的圣人不羡慕远古时代,不效法永恒不变的常规,而是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里有一个树桩,有一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农民因此就放下农具而守候在树桩旁,希望再次得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受到宋国人嘲笑。现在还想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也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

  古时侯男人不耕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充足够吃;妇女不纺织,是因为禽兽的毛皮充足够穿。不用费力劳动而生活给养就很充足,人民数量少而财物有多余的,所以人民不争夺。因此不必施行厚赏,也不用进行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的人一个人有五个孩子不算多,每个孩子分别又有五个孩子,祖父还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数量增多而财物缺少,费力劳动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相互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多次地惩罚,也难免祸乱。
尧统治天下时,茅草屋顶不用修剪,栎木椽子不用砍削;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的是质量很差的兽皮衣,夏天穿的是用葛纤维做的粗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的人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时,自己拿着农具走在民众的前面,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上汗毛也磨掉了,现在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比这更苦。就此而言,古人让出天子王位,不过是去掉看门人那样的供养,离开奴隶般的劳苦而已,所以古代人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值得赞扬。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接连几代都会有马车坐,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位置。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很容易辞掉古代的天子,却很难辞去现在的县令,这是因为利益待遇的大小实在很不相同啊。住在山上要到深谷去打水的人,遇到节日,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却要雇人去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幼小的弟弟也没有食物供给;丰年的秋天,对来往很少的远方客人也一定招待吃喝。这不是疏远自己的亲人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收成的多少实在很不相同啊。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讲仁慈,而是财物很多;今人争夺财物,并不是太贪吝,而是财物太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的权势很小;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今天的权势很大。所以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然后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所以惩罚轻不是仁慈,诛杀严不是凶暴,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因此,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措施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事。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方圆百里,他推行仁义怀柔西戎,于是就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居于汉水以东,土地方圆五百里,他推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就起兵讨伐徐国,于是把它灭掉了。周文王推行仁义而统治天下,徐偃王推行仁义而丧失国家,这说明仁义可以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今天。因此说:时代不同了,事情就会随之变化。当舜统治天下时,苗族人不服,禹准备去讨伐他们。舜说:“不行。我们崇尚道德还不够深厚而动用武力,这不是正确的治国原则。”于是连续三年进行德教和精神感化,人们拿着兵器跳舞,苗族人就降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被敌人击中,铠甲不坚固的身体受到伤害。说明拿着兵器跳舞来教化的方法,只适用于古代,不适用于现代。所以说:事情变了,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在道德上竞争,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说的那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作为边界。所以徐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善于辩说而鲁国丧失土地。由此说来,仁义、辩智都是不能用来保全国家的。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假如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去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鞭子而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墨两家都称颂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看待民众就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拿什么来证明它是这样的呢?人们说:“司寇行刑时,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死刑的判决,君主为此流泪。”这就是他们所列举的先王的例证。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天下就一定能治理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推论,天下就应该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一种爱能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尽管子女都受到父母的爱护,但家庭未必和睦,即使爱得深厚,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关爱子女,但子女未必不会叛逆,那么民众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好呢?况且按法令执行刑罚,君主却为之流泪,用这个表示仁爱,是不可以用来治国的。流着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慈;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制。先王把以法办事放在首位,而不听从仁慈的心肠办事,那么不能用仁慈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清楚了。
况且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的。孔丘,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德行,宣传儒学,周游海内,天下的人都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而愿为他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大概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所以以天下之广大,而能听从他指使的人只有七十人,而行仁义的只有孔丘自己一个人。鲁哀公是一个不高明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国家,国内的老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老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的,权势也的确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丘做了臣子,而哀公反而做了国君。孔丘并不是胸怀哀公的义,而是服从他的权势。所以根据义,孔丘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权势,哀公就可以让孔丘臣服。现在的学者劝说君主,不是让君主依仗必胜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就可以称王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像孔丘那样,而把世上的普通民众都当成孔丘的门徒,这是必定行不通的办法。

  现在有一个不成器的孩子,父母训斥他,他不悔改;老乡责备他,他无动于衷;老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老乡的品德、老师的智慧这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施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兵器,执行国家的法令,到处搜捕坏人的时候,他才感到恐惧,改变了坏品行,纠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等待官吏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横,见到权威就服从。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是善于攀登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险峻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跛脚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的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王总是严峻地制订国法并严格地执行刑罚。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成百上千两黄金正在熔化,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是一定会受害时,很小的东西也不愿放弃;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大量的金子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必须要坚定地执行刑罚。因此奖赏不妨优厚而坚决兑现,使民众党派有利可图;惩罚不妨严厉且坚决执行,使民众感到畏惧;法令不妨统一而固定,使民众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而不随意改变,执行惩罚不会有赦免,给予奖赏的同时辅以荣誉,实施惩罚的同时加以恶名,这样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都会尽力去干事。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而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而给他奖赏,却轻视他创立家业;因为他不愿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功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气。施加给臣下的毁誉、赏罚,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被破坏,民众就越发混乱。现在如果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他反击,这被叫做方正;知道自己的朋友受到侮辱,就跟随他一起报仇,这被叫作忠贞。方正、忠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被破坏。君主尊重这种忠贞、方正的品行,而忘记他们违反法禁的罪过,因此民众就会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劳动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才能;不打仗立功就受到尊重,却说他是贤人。“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土地就会荒芜。君主喜欢所谓“贤”、“能”的品行,而忘记兵力削弱、土地荒芜的祸害,那么谋求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国家利益就会不存在。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依靠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就是造成国家祸乱的原因。触犯法制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却因懂得文学得到录用;违反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因不守法令仗剑行凶得到供养。因此,法令所反对的,君主却加以任用;官吏要处罚的,君主却加以供养。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君主所供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没有确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对推行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很正直的人名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对父亲却是大逆不道,因而判他有罪。由此看来,君主的直臣却是父亲的逆子。有个鲁国人跟随君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孔丘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我上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有人供养他。”孔丘认为他是孝子,就提拔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向上报告了;孔丘奖励了逃兵,鲁国人就容易投降敌人,临阵脱逃了。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是如此不同,君主既推崇个人的私利行为又谋求国家的利益,一定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古代苍颉创造文字,把为自己盘算叫做“私”,和“私”相反的叫做“公”。公私的相互对立,那是苍颉本来就知道的了。现在认为公私的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的失误。那么为个人打算,不如去修养品德、研习文学。品德修养好了就会受到信任重用,受到信任重用就能接受官职;文学研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美满的事。然而没有功劳却能接受官职,没有爵位却能显贵荣耀,如此处理政事,国家就必然混乱,君主就必然有危难。因此互不相容的事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同时又推行仁慈厚道的品行;攻克城池的受爵禄,同时又信奉清廉慈爱的学说;加强戒备以预防战乱,同时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抗敌靠士卒,同时又尊崇文学之士;不用尊君守法的臣民,却供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像这样做,要想把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养儒、侠,战争发生时用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因此农民和士兵就会荒废他们的职业,游侠和儒生却一天天多起来,这就是社会之所以发生祸乱的原因。

  况且社会上所谓的贤人,是指他们有忠贞诚实的行为;所谓智者,是指他们善于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把智慧极高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微妙之言,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民众就无从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衣服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是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的事情,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缓慢的事情就不要急着去办。现在所治理的国家的政事以及民间的常事,那些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不被运用,却去羡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论,这就违反了治国的原则。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至于看重忠贞诚实的行为,就必然会尊重不搞欺骗的人;其实不搞欺骗的人,也没有让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相互结交,没有丰厚的财物互相利用,也没有什么权势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不搞欺骗的人。现在君主有着控制人的权势,拥有一国的财富,掌握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很好地处理用术所洞察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了,为什么要等待忠诚不欺的人呢?今天忠贞诚信的人太少了,而国内所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能做官的人就不够官职所需的人数。人数不够官职所需,那么能够把政事办好的人就很少,而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很多。因此,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就不会败坏,群臣也就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的君主对于言谈,只喜欢它的巧言善辩而不管它的内容是否适当;用人做事,只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办事的功效。因此天下的民众,那些擅长辞令的人都致力于巧言善辩而不考虑是否实用,所以导致称引先王、大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国家的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那些注重道德修养的人都竞相标榜清高,而不符合国家的事功,所以有智慧的人都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给他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造成这种局面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尊重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办法。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治理国家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法家著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很多,而实际种地的人很少;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军事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软弱,这是因为空谈战争的人很多,而实际上战场的人很少。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民众的气力,而不听他们空谈;奖励民众的功劳,而坚决禁止无用的行为。所以民众就会竭尽全力来服从君主。耕地用力是很辛苦的劳作,而老百姓还愿意去干,说:“可以由此富裕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而老百姓仍然愿意去打仗,说:“可以由此显贵。”现在讲求文学从事言谈的人,没有农耕的劳苦而享有财富的实惠,没有打仗的危险却能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谁不愿意这样做呢?所以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为国出力。从事智辩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为国出力的人少了,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不用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暴举止而鼓励杀敌立功的勇敢行为。这样国内的民众,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守法律,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回归到农业生产,表现勇敢的人叫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役。因此,太平时国家富有,发生战争则兵力强大,这就叫做称王天下的资本。已经积累了成就王业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得靠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士民在国内违法乱纪,言谈者在国外造就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要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也很危险吗!所以那些议论外交大事的群臣,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内的力量进行报复。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当今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到强敌就会受到祸害。”事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好处,必须先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家的印章来求得军事上援助。献出地图,国家的土地就会缩小;献上印章,君主的名声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君主名声降低政治就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土地,搞乱了政治。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了,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实际的好处,且要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不一定能保存小国,对抗大国不一定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强国所制服。出兵打仗军队就会失败,退兵防守城池就会被攻占。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打了败仗。因此,事奉强国,就让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借助国外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让那些主张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取得好处。国家的利益没有确立,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降低了,而臣子的地位却尊贵起来;国家的土地被削弱了,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纵横家凭借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他们就靠获得的财富隐居起来。君主听取了那些搞合纵连横的臣下的意见,事情还没有办成就给予他们很高的爵位与俸禄;事情失败了也不责罚他们,那么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功名富贵的花言巧语来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侥幸地免除祸害呢?所以国家破灭、君主死亡都是因为听信了那些纵横家的夸夸其谈。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与私的利益,没有考察正确与错误的言论,事败之后又不坚决惩罚他们。都说:“搞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可以保持安全。”所谓称王天下,就是能攻打别人;所谓保持安全,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强大,就是能进攻别人;安定,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国家的安定强大不能救助于外交活动,只有从搞好内政中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而专门在外交上动脑筋,那是达不到使国家安定强大的目的的。

  民间的谚语说:“袖子长便可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好的事情容易成功。所以国家安定强大,就容易谋划;国家贫弱混乱,就难以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变化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变化一次也很少成功。不是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秦国安定强大,燕国贫弱混乱,两国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去搞合纵,只一年的时间就被秦攻陷了;卫背离魏国搞连横,只半年的功夫就被魏灭亡了。这就是说周因合纵而被消灭,卫因连横而被覆亡。假使周、卫放缓参加合纵连横的计划,加强国内的治理,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增加物质积累,劝导百姓竭尽全力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取它们的土地所得利益也很少,攻打它们则会伤亡惨重,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利用这种疲惫来进行攻击,这才是使国家一定不会灭亡的办法。放弃一定不会亡国的办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国者的过失。外交上无计可施,内政上又陷入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不可挽救了。
民众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今天让他们去打仗,前进就会被敌人打死,后退又要被军法处死,那他可就危险了。抛弃私人的家事而坚定地去承受战争的劳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就穷困了。处在穷困和危险的境地,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就事奉私家贵族而替他们修缮房屋,替贵族服劳役就能避开战争,避开战争就能得到安全。用财物进行贿赂而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就能使自身得到安全;自身得到安全,利益就明显地摆在那里,怎能不去追求呢?因此为国家出力的人少而为私家贵族出力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商人、手工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商业、手工业的人太多。现在社会上向亲近君主的人请托的事情很风行,这样官职爵位就可以买到;官职爵位可以买到,那么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就不卑贱了。用非法钱财做买卖的通行于市场,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括所得成倍地超过农民的收入,而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那么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经营工商业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扰乱国家的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凭借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注意言语修辞,用以扰乱当代的法治,动摇君主依法治国的决心。那些言谈者,制造谎言,借助外国的力量,谋求他们的私利,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剑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触犯国家的禁令。那些害怕服兵役的人,聚集在豪门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战争的劳苦。那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制造粗劣的器物,积聚奢侈的财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去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供养光明正直的人,那么四海之内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3、心得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世道不同了,治国的方法也不同了,八说里说,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代的人在力量上较量,简略的直觉的把这三阶段分为,帝道,王道,霸道。韩子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是帝道,不是王道,都是霸道的时代,强横不讲理,没理讲,凭武力,权势说话。在这样的时代,不能用宽缓之政,急世,剧烈变革的时代,常听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居于这样的一个时代,急世时代。内忧五蠹,外患霸权,攘外必先安内,除五蠹。

4、朗读已上传企业微信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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