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周 立政九败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巨乘马第六十八
一、立正九败第六十五
1、查字正音
佼（jiāo）：通交。交往，交际。
从，同纵。放纵。
反：同返。返回。
2、翻译
君主如果听从停止攻战的主张，那么群臣宾客就没有敢谈论攻战的了。这样对内不知道国家是太平还是动乱，对外不知道诸侯国是强大还是衰弱，如果是这样，那么城墙毁坏了没有人去修补，铠甲兵器损坏了没有人去修理。如果是这样，那么用来守卫国防的各种设备也将全部废弃，守卫辽远边境地区的人就会疑虑，戍边的将士也因而会畏缩，普通老百姓也会缺乏御敌决心。因此说：“如果停止攻战的主张占据上风，那么险要的阵地也会守不住。”
君主如果听从彼此相互关爱的主张，就会把天下的人民等同于自己的人民，把其他国家等同于自己的国家。如果这样就不会产生兼并侵夺他国的想法，也没有覆灭敌军击败敌将的事情。那么善于骑射、勇猛奋力的将士就得不到丰厚的俸禄，能够覆灭敌军、杀死敌将的臣子就得不到尊贵的爵位，那么善于骑射、勇猛奋力的将士就要离开到外国去了。我可以不进攻敌人，但是不能命令敌人不进攻我。敌人要求土地就给他，这不是我所愿意的，不给敌人而同敌人交战，一定不能取胜。敌人指挥着训练有素的将士，我只能驱赶着乌合之众；敌军的将领用的都是能征善战的良将，我军的将领用的却是无能之辈，这样结果一定是我军覆灭，将帅身亡。因此说：“彼此互相关爱的主张占据上风，那么将士就不会打仗了。”
君主如果听从保全生命的主张，那么群臣也就都保全自己的生命，进而从保全生命到追求养生。什么是养生呢？就是说：滋味、声色，得到这些就是养生。然而放纵情欲、胡作非为，男女不分，这就是回到了禽兽世界。那么礼义廉耻就无法树立，君主不能约束自己。因此说：“如果保全生命的主张占据上风，那么礼义廉耻就无法树立。”
君主如果听任私自议论、自命不凡流行，那么人民就会不思进取，隐居在山上的洞穴中，就会非议当世，批评君主，就会鄙视爵位和俸禄，轻视国家官员。这样君主的法令得不到推行，该禁止的也得不到禁止。因此说：“私自议论、自命不凡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君主的政令就会得不到推行。”
君主如果喜爱金玉财宝，一定希望得到它，那么就一定会拿东西来交换。用来交换金玉财宝的是什么呢？是重要的官职、尊崇的地位，不然就是尊贵的爵位、优厚的俸禄。这样的话没有才德的人就会占据高位。这样一来，那么贤能的人不会甘心居于下位，智慧的人不会为君主出谋划策，守信的人不会坚守约定，勇猛的人也不会为君主死战。这样就是在驱使国家走向毁灭。因此说：“贪图金玉财宝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就会出现卖官鬻爵的行为。”
君主如果听任众人结党营私，那么群臣都将结成朋党，掩饰美善，宣扬丑恶。那么国家的真实情况就不会被君主所了解。这样结党营私的小人居于高位，没有朋党的人就退居在后。结党营私的小人居于高位，贤良和不肖就会难于区分，那么相互争权夺利的动乱就会发生，君主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说：“众人结党营私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贤良和不肖就会难于区分。”
君主如果听从玩乐享受的主张就会失败。凡是用来玩乐享受的，无非是宫殿、台池、珠玉、声乐，这些享乐都是耗费财力、伤及国体的方式。而用这些来侍奉君主的，都是奸佞之臣。如果君主听信他们，怎么能不失败呢？因此府库空虚、积蓄耗尽，而且奸佞之臣居于上位，就会阴遏贤人使他们得不到提拔晋升。那么如果国家恰逢祸患，这些下层小人就会群起议论国事，这样就是在驱使国家走向毁灭。因此说：“追求玩乐享受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奸佞小人就会占据高位。”
君主如果听任请托保举的行为，群臣就会都来互相结党请托。那么请托之人就能获得高位，朋党也会在下层社会形成。这样贿赂行为就会在国内到处发生，法规制度也就会在官场遭到破坏，群臣都努力发展私交而不求为国效力。那么没有爵位也可以获得尊贵地位，没有俸禄也可以发财致富。因此说：“请托保举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规矩就不能实行。”
君主如果听从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言论就会失败。怎么知道会这样呢？那么谄谀之臣，是经常使君主不追悔自己的过错、不改正自己失误的人，故而君主被迷惑自己却不知道，这样忠谏之臣就会被处死，而谄谀之臣就会得到尊宠。因此说：“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奸佞小人就会被任用。”
3、心得
毋听寝兵：兵都在睡大觉了，戎事不起，绝不能保卫家国。一听寝兵，就容易想起印度国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找我要钱，我不给，我也不反抗，我不吃喝，把自己搞死。非暴力（寝兵），不想战斗的大肥猪是人都要来割一刀。
兼爱之说：天下之民如其民，天下的人民等同于自己的人民，诈一看挺有爱的，包容嘛，水沟里的苍蝇蚊子，吃人的妖怪都一样爱，有容乃大呢。抗日战争时期，有日本兵闯进老百姓家里，老百姓以客相待，临了几刀灭了家。小时候就常唱，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等待他的有猎枪。天下的人民不能等同自己的人民，别人家的孩子不是自己家的孩子。孔子都说华夷之辩，辩的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盲目不长眼睛的爱换来的可能就是农夫与蛇。
全生：保全生命到追求养生。自己就是个宝贝疙瘩了，容不得一点的损伤，精心护养，不能有啥子创伤，伤不起。精致利已主义，闪闪发光的全生主义。
私议自贵：言论自由，想说啥说啥，嘴上不把门，皇帝也说，英雄也说，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群下外议者沦。
好金玉货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为好财之人给出的托辞。地有财，自己去刨来才是自己的，不义之财不可取。
群徒比周：结党营私，结盟，排挤其他人，家庭中的结盟类似。
观乐玩好：玩乐享受，娱乐至上，谁能让人玩乐得到享受就会得到拥戴，网红打赏？
请谒任誉：请托保举，关系网网宽就可以办大事，努力发展私交而不致力于本职工作了。
谄谀饰过之言：枉士无正友而迷而不返者惑。
二、版法解第六十六
1、查字正音
崩阤（zhì）堵坏：摧毁破坏。阤，崩塌。
僇（lù）：通戮。杀戮。
费：通拂。违背，反抗。
牙：通芽。出现萌芽。
2、翻译
公布在板上的法，效法天地方位，模拟四时运行，以此来治理天下。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之，因此治道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之，以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生长的事，是文；收藏的事，则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效法这些，以实行法令，以为判断政事的道理。凡涉及法度之事，执行不可不公正，不公正则判断不公平，判断不公平则治事就不能完全合理，办事也就不能完全得当。治事不完全合理，那么疏远微贱的人，就无法申诉冤情，民间就会扰乱。因此说：“凡是将要成事的，一定要摆正‘天植’。”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近亲，也不会加害外人。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外人，就不会有被遗漏的功利事业，民间就没有冤案。没有被遗漏的功利事业，民间没有冤案，那么事业没有不成功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通过风雨的情况来判明。因此说：“不要违背风雨的情况，远近高下，各得其所。”
万物都尊天并以风雨为贵。之所以尊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上天的意旨的；之所以以风雨为贵，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是靠风吹雨润的。假如万物能离开天而改变接受意旨的对象，离开风而变更其仰赖吹动的对象，离开雨而变更其仰赖滋润的对象，那么也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如今君主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能树立威势并能推行政令。君主之所以能树立威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威势和财利两者都掌握在君主手里。若使威势和财利不全部掌握在君主之手，而是有所分散的话，那么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其威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走向侵夺暴乱的道路。因此说：“这三个根本问题得到解决，君主才能掌控国家。”
趁夏天是长养的季节，要审理刑赏大事，必须明确纲纪，陈述义理设立法规。要根据情理判断事情，心平气和，排除个人喜怒的影响。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因此说：“不能因为个人喜爱而进行奖赏，也不能因为个人愤怒而进行杀伐。以个人喜爱来进行奖赏，以个人愤怒来进行杀伐，怨恨就会出现，政令就会废驰。屡次下命令而不能实行，民心就会外叛，有外心的人结为党徒，祸患就会开始出现萌芽。众人的愤怒，少数人是难以控制的。”
冬天万物封闭收藏，所有的事情都停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趁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审视察看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事情是先容易后困难，有的事情是开始不被注意而最终不可比拟；这常常是利处不能开发，事情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事情，人们就轻易对待它，人们轻易对待它，就一定受阻于难成的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事情，人们就轻易放弃它，人们轻易放弃它，就一定丧失不可比拟的功绩。屡次受困于难办的事，经常丧失不可比拟的功绩，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审视察看事情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能否成功，成功了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弊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能否成功，成功了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弊后果，就是所谓的轻举妄动。轻举妄动的人，他的事业不能成功，他的功绩不能树立。因此说：“推举所喜爱的一定要观察它所终结的，废除所厌恶的一定要考虑它所穷尽的。”
凡是君主，都想要让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没有礼义，那么社会等级秩序就会混乱，不同地位的人就会互相争夺。因此说：“要用赏赐嘉勉敦厚恭敬的人来进行表扬，要用俸禄富裕有功的人来进行鼓励，要用爵位提升有名望的贤人来进行美誉。”
凡是做君主的，都希望百姓亲近而顺从已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能够胜任。就民众而言，不爱护民众就不会亲近君主，不亲近民众就不会信服君主，不教化引导民众就不会顺从君意。因此英明的君主会广泛爱护亲近民众，宣明教化引导民众，顺应他们的力量，促进其富足，爱惜其劳力，而不会去侵夺其农时，由此为他们提供便利。这样，民众就会亲近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而能够胜任了。因此说：“要广泛爱护而没有遗弃，才是君主的心胸。一定要先明顺教化，万民才趋向好的风化。经常给予利益，民众才能胜利完成已任。”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是治人，二是治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成功。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成功。事情不成功就意味着有所损伤，人不肯效力就意味着有怨恨。因此说：“取用于人要用自己做比对，办事要根据实际情况。”
所谓办事要根据实际情况，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来行事。所谓取用于人要用自己做比对，就是要考虑按恕道来行事。考虑恕道，就是与自己做对比，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因此说：“要详细斟酌国家的用财，慎重处理施予和报酬，明察事物的分量与限度。因此用财于民不可以吝啬，使用民力不可以过分。用财吝啬则民众反抗，过分使用民力则民众疲劳。”
为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分事情就不会成功，不成功而多次反复地去做，就叫作“劳”。用财于民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就会造成怨恨。用财而造怨，就叫作“费”。民众怨起而得不到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因此说：“人民贫困，政令就繁复无效；人民苦于劳役之灾，政令就无法贯彻。施予酬报不得当，祸乱就开始发展；祸乱发展而君主尚不觉悟，民众就要自己图谋造反了。”
凡是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该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准则。有法律但不公正，有制度但不明确，那么治政就会偏颇。治政偏颇国家就会混乱。因此说：“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言出必行，民众就会畏惧。权威只要明确，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
凡是民众，没有不厌恶刑罚而害怕犯罪的。因此君主要严加管教来警示他们，申明刑罚来惩戒他们。因此说：“对怠惰的人，要通过训斥来羞辱他们；对有过错的人，要通过处罚来惩戒他们；对犯罪的人，要通过杀戮来震慑他们。”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贤明的君主能克制六攻而设立三器，那么国家就治理得好；昏庸的君主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立三器，因此国家就治理不好。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百姓。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即使不听法令仍可以安然存在，即使违犯禁律仍可以得到赦免，即使没有立功仍可以获得财富。国家有不听法令仍安然存在的情况，那么号令就不能使役臣下；有违犯禁律仍能得到赦免的情况，那么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没有立功仍获得财富的情况，那么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使役臣下，刑铅色素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那么君主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的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的君主不因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因为这六者废弃刑杀，也不因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因此说：“君主以法治国之心坚定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们就自然会内心恐惧。乖异邪僻的行为都有了改进和变化，法令颁布下去，民众就会遵照执行、顺令而动了。”
凡是君主，都保护着万民并拥有他们，管辖着众多部族并役使他们。因此把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盖万物而没有例外，其德行无所不在；地承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因此万物没有不生长繁育的。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因此民众没有不得到生计的。得到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因此说：“君主应该效法上天，对万物普施德泽；模仿后土，对万物没有偏心。”
日月的光明无所偏私，因而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圣人效法它们，来管辖万民，因此能够审慎明察，善行就没有遗漏，恶事也无所隐蔽。没有遗漏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赏罚准确，那么善行就得到鼓励，恶行就得到禁止。因此说：“以日月做检验。”
四时的运行，守信而且显著。圣人效法它，以役使万民，因而事功不失时机。因此说：“用四时作为辅助。”
对于民众，爱护他们，他们就亲近；给他们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贤明的君主谋划福利来招引他们，宣明爱护之意以使他们亲近。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虽归附却不亲近；只爱护而不给予利益，民众只亲近而不归附。爱护与施利兼行，就可做到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是使敌国四方边境都不能固守。因此说：“欲使众人喜悦，君主须爱护与施利同时施行。”
凡是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如果有所改变，民众利益如果被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众了。因此说：“获得民众拥护在于废除私心。”
虽然行使爱民和施利的德行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如果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就不能使远方君主来朝见。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父子兄弟夫妻间的名分，整饬男女间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主有德大臣尽忠，父亲慈爱孩子孝顺，兄弟之间相敬相爱，礼义彰明显著。这样就会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因此说：“招徕远方的民众在于修治国内的德行。”
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不是说有了怨恨才去消除，而是要使管理的地区一般没有怨恨出现。凡是祸乱的发生，是因为出现埋怨；出现埋怨，是因为不依理行事。因此贤明的君主管理民众一定要遵循原则，役使他们一定要遵循道理，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积怨之心，也就没有怨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致陷于危险。因此说：“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
大凡君主之所以能地位尊崇安定，是因为有贤臣辅佐。有贤臣辅佐，就能君主地位尊崇，国家安定，人民得治；没有贤臣辅佐，就会君主地位卑微，国家危亡，人民叛乱。因此说：“准备长远大计在于任用贤人。”
大凡民众，没有不想要得到利益而厌恶危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共享利益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会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崇也没有危险。因此说：“巩固尊崇地位在于与民同利。”
能说得上以自己所不利而惠泽他人的，是舜。舜在历山耕种，在黄河滨制陶，在雷泽打鱼，自己不获其利，反而把技艺教给百姓，百姓全都因此获利。这就是所谓能以已所不利惠泽他人。有所谓能以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伐商纣王，参战的士卒，每人都获得一个书社。攻入殷都之时，打开钜桥粮库，散发鹿台上的金钱，殷商老百姓高兴极了。这就是所谓能用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
桓公对管子说：“您教寡人取法上天，与天同德，与天同德长久，就可以包容涵盖万物，如此则万物接受大命；教寡人取法大地的无私，无私即安稳牢固，大地无偏私，托载所有生灵，于是所有生灵都能生存繁殖；再教寡人参照日月，永远无私，永有光芒，无私地普照万物，这样世上的好坏也就无所隐蔽了。如此君子修身，做到无所喜好，无所嫌恶，就可以了吗？”管子回答：“不是。学习修身的人是为了自我改善，自我安顿。因而，真正的君子厌恶说人的不是，厌恶不忠诚而又妬恨，厌恶不能公正持论而有结党之称，厌恶不甘谦处下位却总是居高临下，厌恶不与他人亲和内心又放纵。这五条，真正的君子害怕自己出现相同的情况，而那些小人正因此而自我毁灭，又何况君主呢？”
3、心得
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文事在左，武事在右：一左一右，双手执文武，文者生，武者杀，生杀法天地之位。
天植者，心也：人心长在天心上，植根于天心上才是真正的人心的样子，不私亲，不孽疏远，心正。
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君主位尊身安，在于能树立威势并能推行政令，君主之所以能树立威势推行政令，因为威势和财利两者都掌握在君主手里。家庭里父位无威势身不安，威被灭了又不能自立，财利为物质基础，父亲在社会上开创的事业成果。精神上的威无以立，物质上的财不能创，父位危矣。
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恕道，心上有如，如有女口，女，顺也，如，包容顺随，心上有顺，心随顺，接物者顺。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治人治事，治人要求一定效力，治事要求一定成功。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不肯效力因为有怨恨。和大怨，必有余怨，抱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怨是因为积不善而来，报怨以德，以为可以用善来抵消之前所积的不善，认为这是善，更加不善，刻意为善，其非德，刻意为善，其非善。
三、明法解第六十七
1、查字正音
县：通悬。
鬲（gé）：通隔。阻隔。
悫（què）愿：谨慎老实。悫，恭谨，朴实。
景：同影，影子。
2、翻译
明智的君主，掌握权术谋略而不可欺瞒，详明法度禁令而不可侵犯，明察上下职责而不容错乱。因此群臣不敢徇私舞弊，贵臣不能遮蔽贱者，近臣不能阻碍疏远者，孤寡老弱不会丧失日常生计，国内尊卑分明而无互相僭越。这就叫治理得当的国家。因此《明法》篇说：“所谓治理得当的国家，就是君道强明。”
明确法度，是君主用来统一民众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扰朝廷君主的。因此法度废弃而私术盛行，君主就陷于孤立而无依靠，臣下就会勾结而形成朋党。这会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就叫混乱的国家。因此《明法》篇说：“所谓乱国，就是臣术占上风。”
明君在尊崇的地位，有绝对统治的权势，群臣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瞒君主，并不是爱戴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威势；百姓之所以争相为君主所役使，也不是因为爱戴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必须要服从役使的民众；处在绝对尊崇的地位，来控制必须要服从的臣子。故而令行禁止，形成君主尊崇臣下卑弱的局面。因此《明法》篇说：“尊君卑臣，不是靠亲情关系，是靠权势来取胜。”
明君治国，确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从君主处得到利益，因此君主能役使他们；立刑罚来震慑人民，人民就对君主有所畏惧，因此君主能统治他们。因此没有爵禄君主就不能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不能震慑人民。故而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因为爱戴君主，只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遵守法度不行恶事，也不是出于爱戴君主，是想爱惜爵禄而躲避刑罚。因此《明法》篇说：“百官遵守职责，不是因为恩惠，是刑罚的威慑。”
所谓君主，能独操生杀大权，处于威势地位，掌控令行禁止的权柄从而驾驭群臣，这才是为君之道。所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职，做好分内之事，这就是为臣之道。因此君行臣道就会出现混乱，臣行君道就会出现危局。因此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源。因此《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就会发生混乱。”
人臣之所以惶恐畏惧而谨慎地侍奉君主，是因为要想要求生而厌恶死亡。假使人们都不想要求生，都不厌恶死亡，那就不能控制了。生杀的权柄把持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从来没有的。故而治理国家不依据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不掌握在君主手中而是旁落于群臣，这就是依附于人的君主。因此君主擅自把威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擅自把法令制度大权送给别人，就一定有动乱亡国的灾祸。这些情况都是亡国之君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擅自授权就会失国。”
凡是身为君主却不能使其政令得到执行，废弛法度而对群臣肆意放任，威严已经丧失，权势已被剥夺，政令不能发出，群臣不为其所用，百姓不为其所使，国内的民众不受其控制，那么国家就不是属于他的国家，民众也不是属于他的民众。这种情况是灭国之君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政令完全不能发出称为灭。”
明君的表现，是那些卑贱之士不用尊贵不臣引见就能见到君主，大臣提拔不依靠左右近臣进言，君主与百官联系顺畅，对群臣了解底细。受罚的人，君主明见其罪过所在；受赏的人，君主知道他的功绩如何。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君主有不受蒙蔽的办法，因此朝政没有阻碍不通的忧患。昏君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法令不能到达民众，被疏远隔绝而不能了解情况。这种情况是被蒙蔽的君主的局面。因此《明法》篇说：“政令发出而留滞称为壅。”
大臣之所以能侵上作恶，是因为揽夺了君权。大臣中有揽夺君权的，君主的命令就不能贯彻，下面的情况就不能上达。人臣的力量，就横隔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能显明，祸福的事情不被知晓，君主陷于迷惑而无法明悟朝政，这种情况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下情不能上通称为塞。”
明君，广泛地听取众人的建议并独自做决定，增多自己听取意见的途径。群臣之道，下级可以提醒上级，地位卑贱者可以评说地位尊贵者，因此奸臣不敢欺君瞒上。昏君则不然，没有权术了解情况，裁决事情又不能错综比较加以验证。故而无能之人获得高位，奸邪之臣把持国政，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想要设谋进谏的忠臣不得进用。这种情况，就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下情向上传达中途就被终止的称为侵。”
君主治国，没有不设立法令，赏罚具备的。因此君主的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那么君主的尊位显现而奸臣不出；君主的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那么群臣就行私而蒙蔽君主，结为朋党而劫杀君主。因此《明法》篇说：“灭、塞、侵、壅这些现象这所以出现，是由于法令没有确立。”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凭借它来统治海内而侍奉宗庙。私意，是借之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的，是借之蒙蔽君主、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故而法度能够施行则国治，私意得到畅行则国乱。英明的君主即使是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即使是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在意的。因此《明法》篇说：“先王治国，不在法令之外过度留意。”
明君治国，总是按照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的法令。因此对于应当奖赏的人，群臣不有推辞；对于应当惩罚的人，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是借此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是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奖赏无功的人，就是让人民苟且侥幸百谋求讨好君主；行私惠而奖赏无功的人，就是让人民苟且侥幸而谋求讨好君主；行私惠而奖赏无功的人，就是让人民苟且侥幸而谋求讨好君主；行私惠而赦免有罪的人，就是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做的。因此《明法》篇说：“不在法令的范围之内屈法施私惠。”
凡是君主没有不想要他的人民为他效力的。让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因此治理国家役使人民没有比法更好的，禁止放纵抑制暴行没有比用刑更好的。故而贫困的人并非不愿意夺取富人的财物，然而不敢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法令不允许；强大的人并非不能对弱者施暴，然而不敢这样做的原因，是畏惧法令的惩治。因此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那么奸邪就不会产生；残暴怠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那么祸乱就不会兴起；群臣一起行动，用权术来驾驭他们，私行就无法建立。因此《明法》篇说：“行支没有不合法令的，借此来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威势。因此威势旁落，那么君主就会受制于臣下；威势掌握在君主手中，那么臣下就受制于君主。被蒙蔽的君主，并没有堵塞和封守他的门户，然而君主的命令不能实行、禁令不能奏效、所要求的不能得到，就是因为丧失了威势。因此威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故而威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因此明君治理天下，威势独揽于君主而不与臣下共有，法度政令独定于君主而不许其出自臣下。因此《明法》篇说：“君主的威势不能由两家分占，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
明君，统一度量，建立法度，并且坚决地维护它们，因此命令下达而民众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的官吏，是决定着民众生命的。因此明君治国，对于遵守法令的人要赏，对于违背法令的人要罚。因此依法治罪，民众受死也没有怨恨；依法量功，民众受赏也不用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因此《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就是按法度来处理而已。”
明君，掌握着对法度的控制，因此群臣都由于规范的治理而不敢行奸佞之事。百姓也知道君主是依法办事的，因此官吏对民众的役使，合法的民众就服从，不合法的就拒绝，民众用法度和官吏相抗衡，下层凭法度为上层处理事务。因此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施用害人之心，谄谀之人不能施展其机巧。即使在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擅自为非作歹。因此《明法》篇说：“有了法度的制约，民众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
设立权衡，是用来明确轻重数量的。然而人们不去尊奉它，并非心里厌恶财利，而是因为权不能为人改变数量的多少，衡不能为人改变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尊奉权衡没有任何益处，因此不去尊奉它。同样，有明君处在上位，官员就不能枉法，小吏就不能行私。人们看到奉承官吏没有任何益处，因此就不去用钱财行贿官吏了。权衡公正地对待任何事物，因而奸诈之人就不能行私了。因此《明法》篇说：“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来欺骗。”
尺、寸、寻、丈这些计量单位，靠它们来得到长短的实际数据。因此用尺寸测量短长，就会测得万物的实际数据而万无一失。尺寸的测量结果，即使是对富贵有势力的人，也不为他们增长；即使是对贫贱地位低的人，也不为他们减短。它公平而没有偏私，因此奸诈的人不能借此制造错误。因此《明法》篇说：“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不能利用长短制造误差。”
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动乱，是因为官员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非议和称誉来任命。因此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人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官职来考验那被夸誉的人。言而不实的，责罚；试用而败坏官职的，责罚。这样没人敢进虚假不实之言，无能之辈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察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假的赞誉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昧贪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用美名吹捧，互相借用功劳，力求扩大结交而不为君主效力。因此《明法》篇说：“君主放弃法度按照赞誉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听信朋党举荐任官，民众就专务结交而不求为君主效力了。”
昏君不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审查臣下的实际罪过，诋毁的人多，就处罚。这样奸邪之臣没有功绩而获得赏赐，忠正之臣没有罪过而受到责罚。立功多而没有赏赐，那么臣下办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到惩罚，那么圣贤之人就无法竭尽所能；靠行贿赂而获得爵禄，那么恶浊的人就进入官府；委以重任的人无能而官位很高，那么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这样谨慎老实的人失去他的职守，廉洁的官吏不见治理成效。因此《明法》篇说：“官吏没有治理成效，是君主按照赞誉行赏而根据诋毁行罚的结果。”
公正的官吏为官，执行法令不循私情，那么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些人是奸臣务必要诬陷中伤的。君主不调查核实他的罪过，只是根据不实之词就责罚，那么奸臣就不得不侍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来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因此《明法》篇说：“那么喜赏恶罚的人，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啊。”
奸臣败坏他们的君主，是逐渐地从细微之处积累而成的，使君主迷惑而自己不知道。奸臣在朝廷一起对君主的意愿进行侦查，在民间从民众那里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尊用这些人，诽谤不阿谀他们的人让君主废黜这些人。对他们想要给予利益的、施加迫害的，君主都听从实行。这样群臣就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因此《明法》篇说：“朋比为奸共同作恶，因此他们忘记君主发展私交，来进用他们的同党。”
君主没有驾驭大臣的权术，群臣就容易欺骗他；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而奸邪之人如果掌握了国政，群臣就仰仗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即使有了大奸大恶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因此《明法》篇说：“结交的人多赞誉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即使有大的奸恶，也大多能把君主蒙蔽过去。”
凡所谓忠臣，都力求修明法度，日夜辅助君主明白掌握法度政令的道理，以治理好天下。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然得到治理，如此奸臣就会处于困境，那些坚持法度政策的人地位就会尊显。因此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阻止法度修明，不让君主觉悟，这样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正直之臣得到任用，奸臣就会困窘毁败，这就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同时进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忠臣，就必然窥伺君主，寻找时机日日夜夜进谗言危害忠臣。君主不明察而采纳他们的言论，那么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裕显贵。因此《明法》篇说：“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
富贵尊显，长久统治天下，没有君主不愿意如此。令行禁止，海内无敌，没有君主不愿意如此。对于蒙蔽、欺骗、侵权、僭越，没有君主不厌恶的。失去天下，毁灭宗庙，没有君主不厌恶的。忠臣想要修明法度以实现国君所愿，消除国君所恶，专权的奸臣，通过行私来危害他们，忠臣就无从进献其公正的策略了。因此《明法》篇说：“无罪遭死，无功发迹，那么作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
昏君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考查功劳，他处刑判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核罪过，而全是听从重臣的进言行事。因此重臣有想要赏赐的，君主就替他赏赐；重臣有想要责罚的，君主就替他责罚。废弃国家的法令，专听重臣的意见。这样群臣就都尽力与朝廷重臣结党而忘掉君主，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因此《明法》篇说：“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
明智的君主治理臣下，明确臣下的职务，并监督他们完成各自政事。胜任的留在官位，不胜任的废免其官职。因此群臣都竭尽能力完成自己的政务。昏君则不这样。因此群臣只想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没有尽力于治理国家的，他们只期望掌控重要部门而独享其利，统治搜刮民众而独富其家。因此《明法》篇说：“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不谋划国事一次。”
明君在上执政，国内民众都尽心竭力来尊奉君主，百官也分工治事来安定国家。昏君在位就不是这样。即使有勇力之士，也被大臣私家豢养，而不是让他们治理国家。因此君主统治下的人虽多，却不能进用；百官虽然都齐备，却不能支配。像这样就是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因此《明法》篇说：“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就是叫国中无人。”
明君，使臣下尽力工作而守法，故而群臣努力尊崇君主而不敢顾念自己的家庭；君臣之分明确，上下的地位确定，故而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相互抬举。昏君就不是这样，法度废弛不能实行，故而群臣都竭力经管自己的家庭；君臣上下没有分别，故而群臣竭力相互抬举。像这种情况，不是朝臣少，而是众人不为君主所用。因此《明法》篇说：“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而是私家之间竭力互相助益，不竭力尊奉国君；大臣之间竭力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办事。”
君主设置官吏，不只是推尊他们的地位厚予他们俸禄而已，而是让他们遵行君主的法度，执行君主的政令，来治理百姓诛灭盗贼的。因此担任官职大的，就爵位尊贵俸禄丰厚；担任官职小的，就爵位低微俸禄微薄。爵禄，是君主用来治理官吏的。昏君任命的官员，身处在尊贵的地位，拿着优厚的俸禄，养着自己结交的党羽，而不做本职工作。像这种情况，官吏就失去了作用职能。因此《明法》篇说：“小臣拿着俸禄结交党羽，不以公职为本务，故而官吏就没有作用了。”
明君选拔有才能的人，号称有勇力的就用行军作战考验他，号称有智谋的就用为官办事考验他。通过行军作战，有功的就提拔他，通过为官办事，干得好的就任用他。因此用战功的事实鉴定勇怯，用为官的治绩鉴定愚智，这样勇怯愚智的显现，就像黑白一样分明。昏君则不是这样，只听言论而不加考验，因此说假话的人也得以举用；任用人而不用为官政绩考察他，因此没有能力的也不会遇到困难。因此英明的君主用法度验证推举的言论要求他给出证据，用官职任命他来考察他的政绩，是专门靠法度取人而不是自己推荐。因此《明法》篇说：“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才，自己并不推荐。”
凡是所谓功劳，是指安定国君，利惠万民。击破敌军杀死敌将，战而胜攻而取，使国君没有危亡的忧虑，百姓没有死亡被俘的祸患，这是军士的功劳。奉行君主的法度，治理好境内的政事，使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势众的不凌暴人少势孤的，万民竭尽其力来侍奉君主，这是官吏的功劳。匡正君主的过错，挽救君主的失误，申明理义来引导君主，使君主没有乖谬的行为，也没有被欺蒙的忧患，这是大臣的功劳。因此明君治国，明确职务而考察功劳，有功的人赏，扰乱国治的人罚，赏罚所加，各得其所，而君主不用亲自干预。因此《明法》篇说：“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
明君治国，审查是非，考察实情，用法度来审核。合乎法度的就实行，不合法度的就废止。功绩符合所言的就给予赏赐；不能符合的就责罚。因此对所谓有智能的人，必须有明显的功绩之后才举用他；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必须有明显的罪过之后才废免他。这样贤能之人就可以向上晋升而无人能够嫉妒，无能之辈就困窘废退而无人能够举用。因此《明法》篇说：“贤能之人不能被掩蔽，无能之辈也不可能伪装。”
明君的治国之道，根据人民想要的来制定政策促使他们立功，因此设立爵禄来鼓励他们；根据人民厌恶的来制定政策禁止他们行恶，因此规定刑罚来震慑他们。因此考察他们的功劳而行赏，考察他们的罪过而行罚，这样群臣所举荐的无功的人，不敢进入朝廷，群臣所诽谤无罪的人，也不可能被废免。因此《明法》篇说：“夸誉不能进用人，诽谤也不能罢免人。”
控制群臣，专擅生杀，是君主的本分；维系君令接受君命，是臣子的本分。掌握威势地位尊显，是君主的本分；身处下位心怀敬畏，是臣子的本分。令行禁止，是君主的本分；奉法听命，是臣子的本分。因此君臣相处，高下地位，就好像天与地对比；其分画的差别，就好像白与黑对比。因此君臣的界限分明，那么君尊而臣卑。这样臣下服从君主，就像回响应和声音；臣下效法君主，就像影子跟随身体。故而上面发令而下面响应，君主行事而臣下听从；有令则执行，有禁则停止，有求则获得，这就是所谓容易治理。因此《明法》篇说：“君臣的界限分明就容易治理。”
明君掌握策略来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奉献他们的智能，奉献他们的专长。因此有智谋的便贡献他的计策，有才能的便献出他的功绩。用他们之前的建言考察之后的事功，所贡献奏进的得当就赏赐他，不得当的就责罚他。设备官吏治理民众，依据法度检查成果。君主守持法度而又依法治理，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因此《明法》篇说：“君主虽然不亲自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可以了。"
3、心得 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父为主，子为臣，上下没有分别，经常听到父亲和儿子互称兄弟，表示关系亲密，称女儿为姐，虽然只是一个称呼，但在内心里已经混道了，上下无分，乱之本。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生杀大权在君，左手生，右手死，威势财利在身，人臣不得不畏而得而制。生杀大柄不在君，而旁落群臣，父亲说了不算，母亲说了算，威严已失，权势被夺，父亲把威势送给母亲掌管，会被母子结盟劫杀。
四、巨乘马第六十八
1、查字正音杌（wù）稷:播种。杌，树。 櫎（kòu）：字与榷意思相近，政府规定的价值。
2、翻译 齐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齐桓公说：“为什么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数量是一百亩，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播种，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播种，因此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您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您到春天过完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二十五天春耕的时机，那么国内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服徭役，百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十人，千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百人，万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已失去了春耕的二十五日，而还要继续征发夏季的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没了收成，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徭役，这就叫粮食土地不断丧失。已经耽误了种粮食的农时，您掌管税收的官吏又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的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您收税已经收走了九成。官吏收税还要求用货币交纳，这些便是盗贼暴乱发生的缘由，刑罚罪责众多的原因。如果接着用暴力镇压，就要发生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要追求穷尽。那些成就帝王大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因此五谷能丰收。五谷丰收，士人就会轻视爵禄，民众也会轻视国家奖赏。那些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农民不论寒暑全年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使百姓心生怨恨，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国家控制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齐桓公说：“这要怎么做呢？”管仲说：“虞国真正懂得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齐桓公说：“什么是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田百亩的农民们，给他们下策令：‘这大约二十七天是你们自己进行春耕的时间，国家用钱来资助你们。’到了收获的季节五谷丰收，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资助你们的钱财都要折成粮食送交州、里的官府储藏。’国内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内粮食的价格就会提高十倍。再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足额的兵器和各种用具。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算成现钱来购买。’国内粮食价格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用粮食偿还当初国家发放的种粮的钱款，再用粮食折算货币购买以备公用的兵器用具，国家的器物都能得到供给，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赋税。这就是虞国经济运算筹划的做法。”
3、心得 农时：春天误了种地，夏天没有收成，秋天再征发徭役，粮食土地不断丧失，导致暴乱。天发令春耕，君不下政令，误天时，误天令，刑罚罪责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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