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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dmin

老梦的《管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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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8-23 21:25:3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时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势第四十二

查字正音和翻译


水地第三十九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官、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地,是万物的本原,是一切生命的植根之处,美与丑,贤与不肖,愚蠢无知与才华出众都是由它产生的。水,则是地的血气,它象人身的筋脉一样,在大地里流通着。所以说,水是具备一切的东西。
  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nào)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
  怎样了解水是这样的呢?回答说:水柔弱而且清白,善于洗涤人的秽恶,这是它的仁。看水的颜色虽黑,但本质则是白的,这是它的诚实。计量水不必使用平斗斜的概,满了就自动停止,这是它的正。不拘什么地方都可以流去,一直到流布平衡而止,这是它的义。人皆攀高,水独就下,这是它的谦卑。谦卑是“道”的所在,是帝王的气度,而水就是以“卑”作为聚积的地方。
  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乌鲁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
  如果说,准是五种量器的根据,素是五种颜色的基础,淡是五种味道的中心,那么,水便是万物的“根据”,一切生命的“中心”,一切是非得失的基础。所以,水是没有不可以被它充满的东西,也没有不可以让它停留的地方。它可以聚集在天空和地上,包藏在万物的内部,产生于金石中间,又集合在一切生命的身上。所以说,水比于神。水集合在草木上,根子就能长到相当的深度,花朵就能开出相当的数目,果实就能收得相当的数量。鸟兽得到水,形体就能肥大,羽毛就能丰满,毛色花纹鲜明而显著。万物没有不充分发展生机并回到它的常态的,这是因为它们内部所含藏的水都有相当份量的缘故。
  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室,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玉所以贵重,是因为它表现有九种品德。温润而有光泽,是它的仁。清澈而有纹理,是它的“智”。坚硬而不屈缩,是它的义。清正而不伤人,是它的品节。鲜明而不垢污,是它的纯洁。可折而不可屈,是它的勇。缺点与优点都可以表现在外面,是它的诚实。华美与光泽相互渗透而不互相侵犯,是它的宽容。敲击起来,其声音清扬远闻,纯而不乱,是它的有条理。所以君主总是把玉看得很贵重,收藏它作为宝贝,制造它成为符瑞,玉的九种品德全都表现出来了。玉所以贵重,是因为它表现有九种品德。温润而有光泽,是它的仁。清澈而有纹理,是它的“智”。坚硬而不屈缩,是它的义。清正而不伤人,是它的品节。鲜明而不垢污,是它的纯洁。可折而不可屈,是它的勇。缺点与优点都可以表现在外面,是它的诚实。华美与光泽相互渗透而不互相侵犯,是它的宽容。敲击起来,其声音清扬远闻,纯而不乱,是它的有条理。所以君主总是把玉看得很贵重,收藏它作为宝贝,制造它成为符瑞,玉的九种品德全都表现出来了。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昧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内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虑。目之所以视,非特山陵之见也,察于荒忽。耳之所听,非特雷鼓之闻也,察干淑湫。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
  人,也是水生成的。男女精气相合,而由“水”流布成人的形体胚胎。胎儿满三个月就能够含味。什么是含味呢?含味就是含收五味。什么是五味呢?五味是生成五脏的。酸管脾脏,咸管肺脏,辣管肾脏,苦管肝脏,甜管心脏。五脏都已具备,然后才生出五种内部组织。脾生膈膜,肺生骨路,肾生脑,肝生革,心则生肉,五种内部组织都已具备,然后发生为九窍,从脾发生鼻,从肝发生目,从肾发生耳,从肺发生其它孔窍。满五个月,形体完成;满十个月。婴孩就生出来了。生出来后,目就能看,耳就能听,心就能思虑。目所能看到的,不仅是山岳丘陵,也能看到荒忽的东西,耳所能听到的,不仅是雷鸣鼓响,也能听到细小的声音、所能想到的,不仅是大的事物,也能想到细微的情况。
  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此乃其精也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所以,水聚集在玉中就生出玉的九种品德。水凝聚留滞而成为人,就生出九窍和五虑。这就是水的精、粗凝聚,能存而不能亡的例子。
  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干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千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暗能存而能亡者也。
  有隐伏在幽暗中,既能存而又能亡的,老龟和龙便是。龟生在水里,占卜时用火烤灼龟甲,便成为万物的先知,祸福的征验。龙生在水里,它能够身披五色而泛游,所以成为神。它要变小,就变得象蚕和蠾;变大,就包涵着天和地;他要向上,就升入云气之中;向下,就潜入深泉之内。变化没有固定的日期,上下不拘规定的时限,这就叫作神。龟和龙是隐伏在幽暗之处,既能存而又能亡的。
  或世见,或世不见者,牛蟡与庆忌。故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也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于蟡。蟡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
  或者在某个时代有所出现,或者在某个时代不出现的,是蟡的和庆忌的产生。所以,数百年的涸泽,而山谷没有移位,水源没有断绝的地方,就要产生庆忌。庆忌的形状象人,他的身长只有四寸,穿着黄衣,戴着黄帽,打着黄色的华盖,骑着小马,喜欢快跑,要是叫着它的名字,可以使它跑千里之外而一天往返。这是涸泽之中的精怪。至于涸川中的精怪,则是从购产生的。蟡是一头两身,它的形状象蛇,身长八尺,要是叫着它的名字,可以使它捉取鱼鳖,这是涸川里面的一种水精。
  是以水之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与玉。伏暗能存而亡者,蓍龟与龙。或世见或不见者、蟡与庆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
  所以,水的精、粗凝聚,只能存在不能隐没的,是人和玉的产生。隐伏在幽暗中,能存又能隐没的,则是老龟和龙。或者某个时代出现。或者某个时代不出现的,就是蟡和庆忌。所以人人都习惯了水,只有管子能从法则上去了解它;人人都占有了水,只有管子能够掌握利用它。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因此,什么可以叫作具备一切的呢?水就是具备一切的。万物没有不靠水生存的,只要了解万物的真正寄托就能证实这个道理。具备一切的,就是水。所以说:水是什么?水是万物的本原,是一切生命的植根之处,美和丑、贤和不肖、愚蠢无知和才华出众都是由它产生的。怎样了解水是这样的呢?试看齐国的水迫急而流盛,所以齐国人就贪婪,粗暴而好勇。楚国的水柔弱而清白,所以楚国人就轻捷、果断而敢为。越国的水浊重而浸蚀土壤,所以越国人就愚蠢、妒忌而污秽。秦国的水浓聚而迟滞,淤浊而混杂,所以秦国人就贪婪、残暴、狡猾而好杀伐。晋国的水苦涩而浑浊,淤滞而混杂,所以晋国人就谄谀而包藏伪诈,巧佞而好财利。燕国的水深聚而柔弱,沉滞而混杂,所以燕国人就愚憨而好讲坚贞,轻急而不怕死。宋国的水轻强而清明,所以宋国人就纯朴平易喜欢公正。因此圣人改造世俗,了解情况看水。水若纯洁则人心正,水若清明则人心平易。人心正就没有污浊的欲望,人心平易就没有邪恶的行为。所以,圣人治世,不去告诫每个人,不去劝说每一户,关键只在于掌握着水的性质。



四时第四十

  管子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圣,四时曰正。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之。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信明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祸。是故上见成事而贵功,则民事接劳而不谋。上见功而贱,则为人下者直,为人上者骄。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
  管仲说:发布政令要有四时特点。没有四时特点,人们就必然消极地观望、顺从天时的到来,处在混乱昏蒙的状态。谁能够有所了解呢?只有圣人才了解四时。不了解四时,就将失掉立国的根本。因为不了解五谷生长的规律,国家就是要败亡的。所以圣人对于天道是真正聪明的,对于地道是真正圣智的,因而他所认识的四时也是正确的。只要君主是真正聪明和圣智的,他的臣下也就行事正确了。如何了解其君主的真正聪明和圣智呢?回答说:就在于慎重使用能臣和善于听取真实情况。使用能臣叫作聪明,听取实情叫作圣智,真正是聪明圣智的人君皆受天赏。使用无能之臣就是昏庸,昏庸而虚妄的人君皆受天祸。因此,人君看到成就即想起尊重臣民的功绩,臣民就承担其烦劳事务,勤而无悔。人君对待臣民的功绩抱着轻视态度,臣民就将懒惰,人君也将进一步骄傲起来。因此,阴阳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四时运行是阴阳的根本规则,刑政和德政适应四时的措施。刑德适合四时则生福,违背四时则生祸。
  然则春夏秋冬将何行?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其事:号令修除神位,谨祷弊梗,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芋。五政苟时,春雨乃来。
  那么,春夏秋冬四时都应做些什么呢?东方是星,它的时节称为春,它的气是风,风产生木和骨。它的德性是喜欢生长而万物按时节出生。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修理和清洁神位,祈祷免除破败与不顺,以正阳作宗主。修治堤坊,耕芸树艺,修整桥梁,修通沟渠,用砖瓦修治屋顶以便行水,解仇怨,赦罪人,通好于四方。这样,和风甘雨便会到来,人民长寿,动物繁殖,这就叫作星德。星掌管发生,发生属于风。所以,春天若实行冬天的政令,则将草木凋落;若实行秋天的政令,则将出现霜杀;若实行夏天的政令,则人们疲倦困乏,因此,春季三个月,用甲,乙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照顾幼弧,赦免罪人。第二项政令是:赋予官爵,授予禄位。第三项政令是:解冻时修治沟渠,添修坟墓。第四项政令是:修平险阻难行的道路,修整田地的边界,清理田间的界限。第五项政令是:不准捕杀幼鹿,不准折花断尊。五项政令若是都按时节颁行,春雨就会到来。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其事:号令赏赐赋爵,受禄顺乡,谨修神祀,量功赏贤,以动阳气。九暑乃至,时雨乃降,五谷百果乃登,此谓日德。日掌赏,赏为暑,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一政曰:求有功发劳力者而举之;二政曰:开久坟,发故屋,辟故卵以假贷;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庐;四政曰:求有德赐布施于民者而赏之;五政曰:令禁罝设禽兽,毋杀飞鸟。五政苟时,夏雨乃至也。
  南方是日,它的时令称夏,它的气是阳,阳产生火和气。它的德性是施惠与修乐。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进行赏赐、授爵、授禄,巡视各乡劝农,做好祭神之事,量功赏贤,以帮助阳气发展。于是大暑就将到来,时雨就将下降,五谷百果也将丰收,这就叫作日德。日掌管赏赐,赏赐就是“暑”。如夏天实行春天的政令,则起大风;实行秋天政令,则多水;实行冬天政令,则草木凋落。所以,夏季三个月用丙、丁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调查有功和为国出力的人们,把他们提拔起来。第二项政令是:开用长期储备,打开老仓、老窖,把粮食贷给人民。第三项政令是:禁止敞门不关,不准举衽免冠,清除地沟与田舍。第四项政令是:访求曾经布德施惠于民者,对他们进行奖赏。第五项政令是:下令禁止设网捕捉禽兽,不准杀害飞鸟。这五项政令如果按时节颁行,夏雨就会到来。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极,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谓岁德。岁掌和,和为雨。
  中央是土,土的德性是辅佐四时运行,以使风雨适时,地力增长。土生长皮肤肌肉。它的德性表现为和平而均匀,中正而无私,实实在在辅助着四时:春天生育,夏天长养,秋天聚集收成,冬天积储闭藏。最后大寒来到,国家昌盛,四方顺从。这叫作“岁德”。岁掌管阴阳调和,阴阳调和就是雨。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居不敢淫佚。其事:号令毋使民淫暴,顺旅聚收,量民资以畜聚。赏彼群干,聚彼群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恶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则克。此谓辰德。辰掌收,收为阴。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圉小辩,斗译跽。二政曰:毋见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农,趣聚收;四政曰:补缺塞坼;五政曰:修墙垣,周门闾。五政苟时,五谷皆入。
  西方是辰,它的时节称为秋,它的气是阴,阻产生金和甲。它的德性是忧虑哀伤平静公正而严肃谨慎—,居处不许做淫佚之事。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人民不准有淫暴行为,勤慎督促旅居田野的农民进行秋收,计量民财以进行征集,砍伐树木,收聚木材,百物皆收,使人民不敢怠惰。所厌恶之事应当考察,所要求之事必须做到,保持义信则诸事可成。这叫作辰德。辰主管收敛,收敛就是阴。秋天如实行春天当行的政令‘则草木反而发荣;如实行夏天当行的政令,则将多水;如实行冬天当行的政令,则国家有损伤。所以,秋季三个月用庚、辛的日子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禁赌博,防止小事之争,排解私恨和私斗。第二项政令是:不得功用兵器。第三项政令:重视安排旅居在野的农民,督促秋收。第四项政令是:修补仓房的缺漏。第五项政令是:修理墙垣,还要使门户周严。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进行,五谷就会丰收。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地乃不泄,断刑致罚,无赦有罪,以符阴气。大寒乃至,甲兵乃强,五谷乃熟,国家乃昌,四方乃备,此谓月德。月掌罚,罚为寒。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孤独,恤长老;二政曰:善顺阴,修神祀,赋爵禄,授备位;三政曰:效肢计,毋发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奸遁,得盗贼者有赏;五政曰: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五政苟时,冬事不过,所求必得,所恶必伏。
  北方是月,它的时令称冬,它的气是寒,寒产生水和血。它的德性是淳厚清扬。宽恕和周密。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禁止迁居,尽量让人们安静稳定,地气才不会流泄。判刑定罚,不要宽赦罪人,以适应阴气要求。于是大寒来到,甲兵强劲,五谷成熟,国家昌盛,四方臣服。这叫作月德。月掌管刑罚,刑罚就是寒。冬天如实行春天政令,则地气流泄;如实行夏天政令,则天空有雷;如实行秋天政令,则发生干旱。所以,冬季三个月用壬、癸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评定孤寡,抚恤老人。第二项政令是:小心适应阴气,做好祭神之事,颁赐爵禄,授予并配备官位。第三项政令是:考核会计收支,不要开发山川的宝藏。第四项政令是:拘捕逃犯,得盗贼者有赏。第五项政令是:禁止迁移,防止流民,限制分居。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而行,冬天应做的事情就没有失误,那么,所要求的一定可以得到,所厌恶的一定可以制伏。
  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遬至;贼气遬至,则国多灾殃。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风与日争明,则失生之国恶之。是故,圣王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刑,彗星见则修和,风与日争明则修生。此四者,圣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诛也。信能行之,五谷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治积则昌,暴虐积则亡。
  所以,春日草木凋零,秋日草木发荣,冬日有雷,夏日有霜有雪,这都是天气的贼害。刑罚和德政变易了常规,失去了次序,“贼气”就迅速来到;“贼气”速来,国家就多灾多祸。所以,圣王总是按照时节来推行政令,制作教令来推行武事,设置祭记来显示德行。这三项都是圣王为着配合天地的运行而采取的。日主阳,月主阴,岁主和调。阳是德惠,阴是刑罚,和调是政事。所以,遇到日食,德惠失修的国家就厌恶它;遇到月食,刑罚失当的国家就厌恶它;遇到彗星出现,失和的国家就厌恶它;风与日争明,失政的国家就厌恶它。所以,圣明君主遇到日食,就注意施德;遇到月食,就改进刑罚;彗星出现,就注重和调;遇到风与日争明的现象,就整顿政事。这四者,都是圣明君主为着避免天地的诛罚而采取的。真正能够实行这些,五谷就将繁茂,六畜就将繁殖,而军备也能增强。治绩积累多了,国家就能昌盛;正如暴虐积累多了,国家就会灭亡一样。
  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为久长。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国有四时,固执王事,四守有所,三政执辅。
  “道”产生大地,“德”生出贤人。道产生德,德产生政令,政令产生事功。所以,圣明君主治天下,凡事走到极端就反过头来,走到终了就重新开始。施德开始在春天,增长在夏天;刑罚开始在秋天,发展在冬天。只要刑罚没有失误,四时就始终如一地正常运行。若是刑与德偏离正确的方向,四时便要逆行,行事不成,并且必遭大祸。国家每月都有三种政事,按时节推行政令,制教令推行武事,设祭祀显示德行,国家必须遵照它来治理,这才可以久长。不适应就会死灭,不治理就会败亡。国家既然有四时的不同政令,坚决执行着圣王的政事,那么,春夏秋冬四时应做的事情就要安排得各得其所,还要同时以上述“三政”作为必要的辅助。



五行第四十一

  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终者九也,十者然后具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也。
第一是农事,第二是器用,第三是人力与生产相称,治理则属于第四,教化为第五,管理为第六,建立事业为第七,进行修剪整治为第八,终止结束为第九。到了九,然后就可以配备五官于六府之中,就象配五声于六律之中—样。
  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为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堇;反五藏,以视不亲;治祀之下,以观地位;货曋神庐,合于精气。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经。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人情已得,万物有极,然后有德。
  每年经六个月为冬、夏至,因此,人的卦象有六爻,六爻是可以通乎天地的。天道以九数为制,地道以八数为制,人道以六数为制。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借此以开发万物,总于一统。能通晓九功、六府、三事者,就可以成为明哲的天子。要修平水土,以防备凶年饥谨;平价发放粮食,以救济不赈之民。治祭袍于土地,以观察土地财利;修养内心,以合于精气要求。已经符合精气要求就应当经常保持,经常保持也就有了规范。要审合音声,研究十二钟的音律,使之反映人情。人情已经悟透,万物已经尽知,然后就可以称为有德之君了。
  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则神筮不灵,神龟不卜,黄帝泽参,治之至也。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
  所以,通晓阳气,是为从事于天,即掌握日月运行规律,以用于人民;通晓阴气,是为了从事于地,即掌握星历节气,以明确其运行次序。通晓这些学问然后付诸实践,那么,就是神筑不显灵,神龟不卜卦,也是可以治理得最好的。从前,黄帝得蚩尤为相而明察天道,得大常为相而明察地利,得苍龙为相而明察东方,得祝融为相而明察南方,得大封为相而明察西方,得后土为相而明察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得治,可以说神明到极点了。蚩尤通晓天道,所以黄帝用他当“掌时’’的官;大常通晓地利,所以黄帝用他当“凛者”的官;苍龙明察于东方,所以黄帝用他当“下师”的官;祝融明察于南方,所以黄帝用他“司徒”的官;大封明察西方,所以黄帝用他当“司马”的官;后土明察北方,所以黄帝用他当“李”官。因此,春是工师,夏是司徒,秋是司马,冬天的性质则相当于理狱的官职。
  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从前,黄帝根据缓急差别开始制定五声,用五声来规正五钟的音调。命定这五钟音调的名称,第一叫作青钟大音,第二叫作赤钟重心,第三叫作黄钟洒光,第四叫作景钟昧其明,第五叫作黑钟隐其常。五声调整好了,然后开始确定五行来规正天时季节,开始确定五官来规正人们地位。人事与天道协调了,天地的美好事物也就产生出来了。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然则冰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赎蛰虫卵菱。春辟勿时,苗足本。不疠雏鷇,不夭麑□,毋傅速。亡伤襁褓。时则不调。七十二日而毕。
  冬至后从遇到甲子日开始,要按照木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左右士师内侍治事。统一分别各级官爵,评定贤与不肖的官吏;发放秘藏之物,赏赐于全国各地。按农家种田之数,把国家的陈粮发放给他们。走出城市,让国家官吏巡视山林,禁止砍伐树木,这是为爱护草木而要求的。接着是水解冻化,草木萌生。要消灭土中蛰虫,要促进菱的生长,春耕不可拖延,春苗的根部要培土充足,不杀雏鸟,不害幼糜幼鹿。不可束包太紧,免伤襁褓的婴儿。按时这样做则草木繁茂而不雕。这些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令掘沟浍,津旧涂。发藏,任君赐赏。君子修游驰,以发地气。出皮币,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则天无疾风,草木发奋,郁气息,民不疾而荣华蕃。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丙子之日开始,要按照火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行人”之官内侍治事。下令挖掘田间排水的沟渠,修筑津梁于旧道之上,发放国家积藏,作为国君赏赐之用。贵者游乐驰马,以发泄地气。拿出皮币,命使臣奉行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好于各国,让所接触的国家都能和睦。这样,天无暴风,草木生长奋发,郁蒸之气停息,人无疾病而富贵多子。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不诛不贞,农事为敬。大扬惠言,宽刑死,缓罪人。出国,司徒令,命顺民之功力,以养五谷。君子之静居,而农夫修其功力极。然则天为粤宛,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民足财,国富,上下亲,诸侯和。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戊子之日开始,要按照土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左右司徒内侍治事。此时节不诛不赏,敬慎于农事。大讲仁惠的言论,宽判刑死,缓处罪人。走出城外,由司徒下令巡视农民种田用工、出力的情况,以蓄育五谷。贵者宜于静居,而农民则需极力讲求农业的用工与出力。这样,天好象成为深遽的园林,草木蕃育生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之物也都齐备,百姓足财,国家富有,君臣上下相亲,各国诸侯也都和睦。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五谷之先熟者,而荐之祖庙与五祀,鬼神享其气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则凉风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马(衍)组甲厉兵,合什为伍,以修于四境之内,谀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杀敛也。然则昼炙阳,夕下露,地竞环,五谷邻熟,草木茂实,岁农丰年大茂。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庚子之日开始,要按照金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要求司祝之官选择圈养中合用的禽兽和秋日里先熟的五谷,敬献于祖庙及五祀之神,让鬼神享用它的气,让君子宴食它的味。这时,凉风已至,白露已下,天子还要出令,命左右司马筹措销甲兵器,组织军人队伍,在全国各地加强备战,非常警惕地如临战争,这乃是为了准备天地秋时所行的杀戮。这时,白天太阳甚热,夜间凉露已降,大地环绕,五谷逐次成熟,草木丰实,不仅农业增产,各业都同庆丰年。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王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御其气足,则发而止;其气不足,则发撊渎盗贼。数劋竹箭,伐檀柘,令民出猎,禽兽不释巨少而杀之,所以贵天地之所闭藏也。然则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贕,孕妇不销弃,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壬子之日开始,要按照水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左右“李官”内侍治事。此时冬寒之气若足,则发奸捕盗之事可以停止;冬寒之气不足,则发捕贪污分子与盗贼。还要多多砍削竹类以制造箭支,伐取檀朽之木以制弓,令百姓出猎野生禽兽,不放过任何大小一律捕杀,这正是贵在适应天地闭藏的要求。这样,卵生的鸟类没有孵化不成的,胎生的兽类没有中途流产的,怀孕的妇女没有胎儿夭死的,草木的根本也都是闭藏完好的。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赐赏,而大斩伐伤,君危,不杀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厉。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宫室,筑台榭,君危;外筑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击石,有兵作战而败,士死,丧执政。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决塞,动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则羽卵者段,毛胎者贕,孕妇销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甲子之日开始,须按照木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若无所赋与,不行赏赐,而进行大斩伐伤,国君就会危险,不然,则太子危险,或者是家人、夫人死亡,不然,则长子死亡。这种灾祸将延长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丙子之日开始,须按照火的德性应时行事,天子若屡行急政,则有“旱札”之灾,禾苗枯死,人遭瘟疫。这种灾祸将延长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戊子之日开始,须按照土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如修筑宫室台榭,国君危险;如在外修筑城郭,大臣死亡。此灾祸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庚子之日开始,须按照金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如果开山动石,则战争失败,战士死,而执政者丧亡。此灾祸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壬子之日开始,须按照水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无论是决开或堵塞大河,动了大的治水工程,王后夫人就会死亡,不然,则国中卵生的鸟类孵化不成,胎生的兽类中途流产,怀孕的妇女胎儿天死,草木的根本也不完好。这种灾祸也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


势第四十二

  战而惧水,此谓澹(dàn)灭。小事不从,大事不吉。战而惧险,此谓迷中。分其师众,人既迷芒,必其将亡之道。
  作战而惧怕涉水,这叫作没有胆量。这种人小事不顺,大事不吉。作战而怕行险路,这叫作心中无数。这种人只能使军队混乱,全军陷入迷茫,注定要走向灭亡的道路。
动静者比于死,动作者比于丑,动信者比于距,动诎()者比于避。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其此之谓矣。
  用兵在强调静止的时侯,应当象死尸一样不动;在强调运动的时侯,应当象鬼神一样出没;在强调扩展的时侯,应当象鸡距一样伸张有力;在强调收缩的时侯,应当象瘸腿者一样屈曲退避。静止或者运动,有时被放在主位,有时被放在客位,这贵在得其法则。懂得静止时所应遵循的法则,驻兵自然有利;懂得运动时所应服从的法则,一动兵就会成功。所以说,能作到无为而治的可成帝业,就是这个道理。
  逆节萌生,天地未形,先为之政,其事乃不成,缪受其刑。天因人,圣人因天。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慕和其众,以修天地之从。人先生之,天地刑之,圣人成之,则与天同极。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未得天极,则隐于德;已得天极,则致其力。既成其功,顺守其从,人不能代。
  敌方的悖逆之事才刚刚开始发生,天地都没有什么表现,就提早对他征讨,事情不会成功,反而将不断地受到惩罚。天根据人的善恶予以祸福,圣人根据天的征象而进行征伐。敌方没有天时之灾,不可轻易进攻,没有人事之祸,也不可开始宣战。慕和自己军众,以等待天时地利的到来。首先是人们在那里生事,然后天地表现出惩罚的征兆,最后由圣人通过征伐来完成,这就与天的准则一致。当然,若保持正静而不事争夺,行动没有差错,本质上无杀戮之心,也可以与地的准则相同。不合于天的准则,就应当隐而修德;已合于天的准则,则发挥自己实力。一旦得到成功,就顺守其成功的业绩,任何人都不能取而代之。
  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毋亡天极,究数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静民观时,待令而起。故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缩缩,因而为当;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圣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
  成功之道,贵在能伸能屈。不可忘天的准则,尽天数就应停止。举事如果不成,既不必改变常态,也无须毁弃最初的基础,休息民力,观测时机,待天命起事就是了。所以说,要遵循阴阳运行的轨道,而履行天地的常规。伸伸屈屈,要并用而掌握适当;隐隐显显,要根据天地的征象行事。天地显示征象,圣人完成征伐之事,这样就谋取小事有小利,谋取大事有大利,全面谋取者则据有天下。
  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静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先德后刑,顺于天,微度人。
  所以,贤者对人总是诚信而仁,慈惠而爱,决策广求民意,而不敢先自为定。内心安静,不主张杀伐,道德饶裕,不愿意求索,闲适的形色象女子一样。他的平时自处,总是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与人争,用这种情态等待天下动乱的到来。所以,贤者都安详平静,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镇定,行事立足于不敢,建功立足于不能,奉守谦弱的品格而始终坚持着。所以,他能做到不违背天时,不打乱民功,行时政顺养国人,先用德后用刑杀,既顺于天道,又揣度人心行事。
  善周者,明不能见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胜大周,则民无大周也;大周胜大明,则民无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奋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摇之下。
善于保密的,明察也不能发现;善于明察的,保密也不能隐蔽。我方高度明察胜过对方的高度保密,则对方之人无高度保密可言;我方高度保密胜过对方的高度明察,则对方之人无高度明察可言。创造高度保密的,可以使进军迅速,创造高度明察的,可代替天的启示:在下面查索不得,那就最大限度地向上探索好了。
  兽厌走,而有伏网罟()。一偃一侧,不然不得。大文三曾,而贵义与德;大武三曾,而偃武与力。
  野兽极力奔跑,可能碰上暗伏的网罟。为政也必须有起有伏,否则不行。大规模的文治实行三年,天下就能重视义与德;大规模的武事实行三年,天下才能平息刀兵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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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3 09:57: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11周 正第第43,九变第44,任法第45,明法第46.正世第47

查字正音和翻译正第第四十三,九变第四十四,任法第四十五,明法第四十六

正第第四十三

  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貣,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
  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终其欲,明之毋径。遏之以绝其志意,毋使民幸。养之以化其恶,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听;致德其民,和平以静;致道其民,付而不争。
  罪人当名曰刑,出令时当曰政,当故不改曰法,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静,能守慎乎?废私立公,能举人乎?临政官民。能后其身乎?能服信政,此谓正纪。能服日新,此谓行理。守慎正名,伪轴自止。举人无私,臣德咸道。能后其身,上佐天子。

  制定五种刑律以断事,与因事而聚之众人不同的名相吻合,犯罪的人不怨恨,合善的人不惊恐,这是“刑”。匡正那些不正的,折服那些不正的,强制那些不正的,整饬那些不正的,一定严格命令,让民众作为准则,这是“政”。象四时变化一样没有差错,象星辰那样不会发生变化,象昼夜,象阴阳,象日月的光明,这是“法”。爱护众人,生长众人,养育众人,成就众人,民众得利而不以为是恩德,天下众人都亲近他,这是“德”。没有恩德没有仇怨,没有偏好没有偏恶,各种事物都以整体为尊贵,处于阴位的为下者与处于阳位的为上者都依照整体来确定他们各自的度,这是“道”。
  “刑”用以裁断众人,“政”用以操控众人之命,“法”用以遏制众人不逾其分,“德”用以养育众人,“道”用以章明众人之分。用“刑”裁断众人,是为了不失去民众的生活资料;以政令把众人的命衔接为一个整体,以长久地满足众人的生存需要,是为了让人明白不能走邪径。遏制众人以断绝逾越其分的意志,是为了民众不侥幸偷生。不侥幸偷生而养育众人、改变他们的恶行,必定从每一个人自身开始。章明众人之分、审察生存的根由,一定要按照别交正分的“理”来修正自身。“刑”施于民众,要遮蔽其自用之心;“政”施于民众,要以去恶立德之仁而行其政;“德”施于民众,要慈和、均等而守静;“道”施于民众,要亲附民众而不争。
  判罪于名相当叫“刑”,发出命令与时相吻合叫“政”,罪与名恰当、令与时吻合所以不改变叫“法”,爱护民众没有偏私叫德,用事与德会聚民众叫“道”。确立恒常的东西以推行政,能去恶立德吗?中正平和谨慎敬重,能够日新其德吗?衡量的标准符合“正”、众人形成的整体不被扰动,能坚持小心谨慎吗?废私立公,能荐举人才吗?执政治理民众,能把自身利益放在后面吗?能推行去恶立德的政,这是因事而聚的众人各自都做到“正”的根本途径;能够日新其德,这就是循理而行;小心谨慎的正因事所聚之众的名分,虚伪和奸诈自然禁止;举荐人才能废私立公,为人臣之德就会合乎道;能把自身利益放在后面,就可以辅佐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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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材料:刑、政、法、德、道者正世之必具也,舍刑不足以有政,舍政则法无以行于世,舍法则德不立,舍德则道不存。刑者非徒为刑也,故当以德辅刑;政者,求时之宜也,故当以义辅政;法者,自为治也,故当以礼为辅;德者,众生养也,无法则乱,故以法辅德;道者时化,故当以权为辅。五正五辅,相辅相成,此诚不易之言也。
  致刑其民,能无自用之心;致政其民,能立德去恶;致德其民,能慈和、均等、守静;致道其民,能亲附民众,以此推刑、政、法、德、道,道、世之相合不远矣。后世舍刑、政而欲行大道于人世,误人甚矣!


九变第四十四
  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不然,则赏明而足劝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不然,则有厚功干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凡人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这是有必然原因的。可以说,最大的一条是因为父母的坟墓在这个地方,而且土地房屋富裕可以使人们安居乐业。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州县乡里与宗族的情谊可令人感怀亲慕。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君主在教训、习俗方面,爱民深厚,无处可寻。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山林泽谷的财源可使人维持生计。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本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刑罚严厉而令人畏惧。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赏赐明正而令人鼓舞。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对敌人有深仇大恨。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对君主有重大功劳。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能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的缘故。
  现今,依靠不可信的人,而要求了解敌情;使用不能守的人,而想要巩固防地;指挥不能战的军队,而想要侥幸取胜。这是用兵上三种昏庸的表现。


任法第四十五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合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处佚乐,驰骋弋猎,钟鼓竽瑟,宫中之乐,无禁圉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敌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百官无奸邪,奇术技艺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过其情、以遇其主矣。
  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失国之君就不是如此,弃法度而依靠智谋,所以百姓也就丢开生产而追逐虚名;弃政策而依靠议论,所以百姓也就丢开实际而好说空话;弃公而依靠私,所以百姓也就背离法度而胡作妄为;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劳烦忙乱,人民迷惑不清,而国家不得安定。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只掌握国家的主要原则,而过着安闲快乐的生活,跑马打猎,鸣钟击鼓,吹竿奏瑟,宫中的娱乐没有什么拘束。他不思不虑,不忧不谋,利其身体,适其形躯,保养其寿命,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太平。所以,君主能够运用这个原则的,就不操心,不劳神,不费力,而土地自然开辟了,仓廪自然充实了,积蓄自然丰富了,兵力自然强大了,群臣没有诈伪的,百官没有奸邪的,有特殊技艺的人也都不敢用浮夸的语言、粗莽的行为来夸大个人,欺骗君主了。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从前尧治理天下,人民象是粘土在模具里一样,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又象金属在炼炉里一样,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那人民真是招之就来,推之即去,使役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尧的治理方法,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该怎么办和不要怎么办的法令罢了。黄帝的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来,不用推动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黄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变,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
  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
  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法废弛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国家擅改已立的法度来管理人民,不祥;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不祥。”所以说:法是不可不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古之法也,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间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古时的法治,社会上没有私自请托保举的人,没有那种多识、博学和善辩的人,没有特异的服饰,没有奇怪的行动,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范围里为君主服务。所以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这两条是君主应当永远坚持的。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使用属下的;私,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所以,圣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坚定地执行着它,这样,那么所谓能干的人、懂法的人、多识博学的人们,就不可能扰乱法度了;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亲信、近臣、亲属和宠爱的人们,就不可能违背法度了;珍奇宝物就不可能惑乱君主执法之心了;对任何事物的处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圣明君主的法宝。
  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本来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坚持。因此,所谓能干的、懂法律的和多识博学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乱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侵害君主;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废置太子,任用辅相;国内大臣能够运用他们的行私来拉拢百姓,并克扣公财豢养私党。象这样的情况,要求法度通行,国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
  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不允许国家卿相克扣公财豢养私党,不允许群臣任用自己亲呢的人为官,君主自身也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这样,群臣协力同心,围绕着君主来为他服务;百姓也团结和睦,听令守法,做他们应作的事情。所以说,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故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故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威德皆失,则主危也。
  所以,君主有三种不同的做法:喜爱某人却不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却不进行私罚,确立仪法制度,以法断事的,是上等的君主。喜爱某人就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就进行私罚,既不听大臣忠言,又脱离左右属下,专凭个人之心断事的,是中等的君主。大臣喜爱某人,就替他进行私赏;大臣憎恶某人,就替他进行私罚;违背公法,丧失正心,一味听大臣摆布的,是危产的君主。所以作君主的,不可注重私爱于人,也不可注重私恶于人。注重私爱,叫作错用恩德,注重私恶,叫作错用刑威。刑威和恩德都用错,君主就危险了。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贵不能威,富不能禄,贱不能事,近不能亲,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产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因此,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的有六项: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贫,使人贵,使人贱,这六种权柄,是君主所要掌握住的。君主所要占据的也有四方面:一是文治,二是武事,三是刑威,四是施德。这四个领域,是君主所要占据住的。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别人,叫作“失权”,把自己占据的领域交给别人,叫作“失位”。处在失权失位的状态,还希望法令能够推行,是办不到的。法度不公平,政令不完备,也是导致“失权”、“失位”的原因。所以,有时歪曲法度,有时毁弃政令的事情,从来是圣明君主自己禁止自己去做的。因此,贵臣不能威胁他,富人不能贿赂他,贱者本能讨好他,近臣不能亲呢他,美色不能迷惑他。执法之心坚定而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惧,乖异邪僻的人们都有了改变,法令一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了。所以,圣明君主设立制度仪法,象天地那样的坚定,象列星那样的稳固,象日月那样的光明,象四时运行那样的准确,这样,那么法令一出人民就会听从。失国之君就不是这样,法度立下以后又废除了,命令发出以后又收回了,歪曲公法而使之迁就私意,毁坏政令而使之残缺不全。于是权贵就能威胁他了,富人就能贿赂他了,贱者就能讨好他了,近臣就能亲呢他了,美色也就能迷惑他了。这五方面,君主不能自己禁止自己,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怀着私意来讨好君主。他们讨好达到了目的,君主的权力就天天受到侵害;他们讨好达不到目的,就天天产生着怨恨。天天被侵害,又产生着怨恨,这就是失国之君所走的道路。
  凡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适其意,顾臣而行,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诉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也。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能运用自己的法度,也不能适应自己的意愿,只是看着贵臣的颜色,离开法度而听从贵臣摆布,这就叫作贵臣能够威胁他。富人用金珠宝玉事奉君主而提出要求,君主就背离法度而听从这些要求,这就叫作富人能够贿赂他。贱者作出一副驯顺屈服、卑敬、可怜的样子哀告了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哀告,这就叫作贱者能够讨好他。近臣利用他和君主亲密的关系恳求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恳求,这就叫作近臣能够亲呢他。美人用花言巧语和诣媚之态请托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她的请托,这就叫作美色能够迷惑他。
  治世则不然,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冶,从此产矣。
  治世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分亲疏、远近、贵贱和美丑,一切都用法度来判断。他定罪杀人,人不怨恨;按功行赏,人也不必感激。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所以官吏没有私人的政见,士人没有私人的议论,民间没有私人的主张,大家都虚心听从君主。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现在的昏君就不是如此,用私心来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听情况,所以就有听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考虑问题,所以就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这私心正是遭受蒙蔽、造成失位原因。君主离开了公法而去听信私说,那么,群臣和百姓都将创立自己的一套学说和主张,在国内到处宣扬;还将勾结徒党,来建立私人势力;还将请托保举,来扰乱国家公法;还将用尽心机,来骗取君主的宠信。君主若没有法度来禁止这些现象,于是私说一天比一天增多,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国家的不安定,就将从此产生了。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  
  君和臣好比天和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万物并列的样子,各自按其职务听候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谋取私利呢?所以,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虽遭到挫折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虽然取得功利,也要处死罪。这样,那么下对上,就象回响反应声音一样;臣事君,就象影子跟着形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下面就贯彻;君主行事,臣民就遵从,这是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取得了功利便进行赏赐,这等于教导人妄自行事;按照君主命令行事,遭到了挫折失败,就加以处罚,这等于使人们考虑利害背离法度。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法制也就归于毁灭,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



明法第四十六

  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识,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故夫灭、侵、塞、拥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强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下的“私术”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百官尽职,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所以,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国家就要混乱;把国权专授于人,君主就会失园。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作“灭”;发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灭、侵、塞、壅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所以先王治国。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所谓任何行动都不离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木矣。比周以相为慝,是忘主私佼,以进其誉。故交众者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因此,有了法度的裁断,人们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搞欺骗;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不能利用长短搞差错。君主若放弃法度,按照虚名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人民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因此,官吏的治理不好,正是君主按照虚名行赏,根据诽谤行罚的结果。而这样下去,那些喜赏恶罚的人们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也就是朋比为奸共同做伪。于是他们忘记君主,拼命结交,而进用同党;所以交人多同党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虽有大的奸恶,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过去的。因此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由于无罪遭死和无功发迹,那么,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一次不谋国事。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种情况就叫作国中无人。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这是说私家之间力求互相帮助,不力求尊奉国君;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任事;小臣拿着奉禄搞拉拢交结,也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就没有作用了。因此,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材,自己并不推荐;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所以贤能不可能被掩蔽,败类也不可能伪装;夸誉者不能进用人,诽谤者也不可能罢免人。这样,君臣的界限就分明了,分明就容易治理,因为君主虽不自身下去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行了。



正世第四十七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大概人民不团结,国家不安定,过失不在君主,就在下边。假如君主不讲求治国原则而倒行逆施,刑杀不坚持依理行事,重收赋税,枯竭民财,急征徭役,疲困民力,那么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情轻慢。人民已经到了侵夺、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罚,那就是刑罚越重,祸乱越起。人民陷入劳苦和穷困,就无视禁令和刑罪了,这就叫作过失在于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不改,万民就无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如果君主对人民轻刑,宽政,薄税而缓征徭役,人民却放纵行私而不听从节制,取巧行诈,以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边了。过在下边,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纠正,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乱之事就不会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乱不停息,则统治人民的君主,其势力将受到损害,而权威日见下降。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所以,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个“胜”字。所谓胜,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贯彻,就叫做“胜”。由于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贯彻,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总是不利于恶人滋长的”,万民会由此敦厚诚朴,安心农业而节俭勤劳。这样,赏与罚就一定能够起到推动与克制的作用,然后下面就能服从统治了。
  
  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古时之所谓英明君主,并非仅只一人。他们立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依据人们风气而行动的。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立赏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算作过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赏薄则人们不以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轻赏,想要役使人们做事,则不肯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禁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会平息。于是,颁布法令,人民也不会听从了。所以,赏不足以令人激励,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轻于违法犯禁。人民,畏于刑杀然后才能服从,得到好处然后才能听用,被治理然后才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如果盗贼不能镇压,邪乱不能禁止,强者劫持弱者,多数欺侮少数,这是天下所最忧虑、百姓所最害怕的。忧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
  国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动乱。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正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人民是贪利而性行急躁的,如果刑罚太轻,罪过不得举发,这就是助长淫乱而有利于邪僻的行为。看起来有爱民之心,实际上正好是伤害人民。这两者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

  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盗贼不能镇压,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恶人就大量出现。所以行事最要紧的是解决当前急务,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管理过急则人民困迫,困迫则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则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过缓则人民放纵,放纵则淫邪,淫邪则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使用了。所以,一个国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适中”。不得适中,措施就很难推行。所以治民的“适中”政策,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深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于人民就完了。所以他确立这个“适中”政策的时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于今天,而是随着时势和国人风气的发展而变化的。
  统治人民的方法,莫贵于“胜”。只有保持这种“胜”,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确立;君主制度确立了,然后下面才可以服从;下面服从,教化才能够开展而有成效。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动都服从,就不可能用礼义的各种规则来教化他们。这一点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认真体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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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5 08:40:0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11周 治国第四十八 内业第四十九 封禅第五十


治国第四十八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徒建成“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  


内业第四十九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杲(gǎo)乎如登于天,杳(yǎo)乎如入于渊,淖(nào)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
  物的精气,结合起来就有生机。在下就产生地上的五谷,在上就是天体的群星。流动在大地之间的叫作鬼神,藏在人的心里就成为圣人。因此,这种气有时光亮得好象升在天上,有时幽暗得好象藏入深渊,有时柔润得好象浸在海里,有时高峻得好象立在山上。这种气,不可以用强力留住它,却可以用德性来安顿它;不可以用声音去呼唤它,却可以用心意去迎接它。恭敬地守住它而不失掉,这就叫作“成德”。德有成就就会产生出智慧,对万事万物全都能掌握理解了。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德
  心的形体,它本身就能自然充实,自然生成。它之所以有所损伤,必然是由于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能除掉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心又可以回到完满的状态。心的特性,最需要安定和宁静,保持不烦不乱,心的和谐就可以自然形成。这些道理,有时清楚地好象就在身边,有时恍惚地好象寻找不到,又有时好象渺茫地追寻不到尽头,实际上考察它并不很远,因为人们天天都在享用着它的德惠。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道,是用来充实心的形体的,但人们往往不能固守。它走开就不再来,来了又不肯安家常住。模糊得没有人听出它的声音,却又高大地显现在人的心里;昏暗得看不到它的形状,却又滋滋润润地与我们共同生长。看不到形体,听不到声音,却是有步骤地使万物成长着,它就是道。凡是道都没有固定的停留场所,碰到善心就藏居下来。心静而气不乱,道就可以留住在这里。道并不在远方,人们就是靠它生长的;道并不离开人们,人们就是靠它得到知识的。所以道是高大的,似乎可以寻找得到;又是细微的,似乎追寻不出它一定的所在。道的本性,讨厌声音语言,只有修心静意,才能得道。道这个东西,是口不能言传,目不能察看,耳朵也听不到的;它是用来修养内心和端正形貌的;人们失掉了它就会死亡,得到了它就能生长;事业失掉了它就将失败,得到了它就能成功。凡是道,没有根也没有茎,没有叶子也没有花朵。但万物由于得到它才产生,由于得到它才成长,所以把它叫作“道”。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天在于正,地在于平,人在于安静。春秋冬夏是天的时令,山陵川谷是地的物材,喜怒取予是人的谋虑。所以圣人总是允许时世变化而自己却不变化,听任事物变迁而自己却不转移。能正能静,然后才能够安定。有一个安定的心在里面,那就能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就可以作为“精”的留住场所。所谓“精”,就是气中最精的东西。气,通达开来就产生生命,有生命就有思想,有了思想就有知识,有知识就应及时停止了。凡心的形体,求知过多,则失其生机。
  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唯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
  以一于物而能化物叫“神”,以一于事而能变叫“智”。化物而自己的气一,世变而自己的智不变,这只有坚持执一的君子才能做到吧!执一而不失,就能够统率万物了。君子使用万物,不被万物御使,就是因为掌握了一(道)的原则。内里有一个治理好的心,口里说的就会是治理好的话,加于民众的就将是治理好的事,这样,天下也就会治理好了。所谓“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就是这个道理。
  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
  外形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虚静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外形,修伤内德,如天之仁,如地之义,那就将渐渐到达神明的最高境界,明彻地认识万物。内心守静而不生差错,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内心,这就叫作“中有所得”。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奠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
  本来有“神”存在心内,不过一往一来,难得猜测。但心内失去了神就纷乱,得到了神就安定。严肃地把心里的杂念打扫干净,“精”就会自然到来。纯洁思想记住它,宁息杂念疏理它,抱着严肃而畏敬的态度,“精”就会极为安定。得到“精”而不舍弃,耳目等器官就不会迷惑了。
  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何谓解之?在于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别无所图,只一个平正的心在里面,对待万物就会有正确标准。道布满在天下,并且普遍地存在人们的身边,人们自己却不能认识。只要有一个字的了解,就能够上通于天,下至于地,而且布满在九州。怎样才能了解呢?在于心能平定。我的心能平定,五官就会平定;我的心能安静,五官就会安静。平定要由心,安静也要由心。
  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乱,乱乃死。
  心中包藏着心,心里面又有个心。那个心里面的心,先生意识,再说出话来。有了意识,然后表达出来,表达然后作用于外,作用与外然后治事。外不能理事,就会造成纷乱;纷乱了,就会造成灭亡。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破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
  精存在心就自然生长,表现在人体外面就仪态安闲而颜色光鲜,藏在内部则是一个不竭的泉源,浩大而和平,形成气的渊源。渊源没有枯竭,四肢才能坚强;泉源没有淤塞,九窍才能通达。这样就能全面认识天地,普察四海。心中没有迷惑不明的东西,体外就没有邪恶的灾祸。心在内部保持健全,形体在外部保持健全,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这样的人就叫作圣人。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谓内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人如能达到正和静的境界,形体上就表现为皮肤丰满,耳目聪明,筋骨舒展而强健。他进而能够顶天立地,目视如同清水,观察如同日月。严肃谨慎地保持正静而没有差失,德行将与日俱新,并且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这样恭敬地发展其内部的精气,就叫作内心有得。然而有些人不能返回到这样的境界,那是生活上的差失造成的。
  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见于肤色。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
  道,一定是周到而细密、宽大而舒放、坚实而且强固的,能作到守善而不舍,驱逐淫邪,去掉浮薄,充分领会守善的最高准则,就可以返回到道德上来了。健全的心在内部,外面是不能隐蔽的,自然表现在形体容貌上面,也表现在肌肤颜色上面。善气迎人,相亲如同兄弟;恶气迎人,相害如同刀兵。这种不说出来的声音,比打雷击鼓还传得快。这心和气的形体,比太阳和月亮还更光明,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赏赐不一定能够劝善,刑罚不一定能够惩过。而气的意向对头,天下就可以顺服;心的意向安定,天下就可以听从。
  搏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搏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能够如神一般在气上,就会象神明一样,可以把万物完全收存在心中。问题是人们能么?能一么?能做到不用占卜而预知凶吉么?能够要止就止么?能够要完就完么?能做到不外求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么?思考吧!思考吧!再重复思考下去吧!思考不通,鬼神将帮你想通。其实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气的最高作用。
  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搏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早为图,生将巽舍。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彼将自至。
  四体都能端正,血气都能平静,一意专心,耳目不受外物的迷惑,这样,对于遥远事物的了解就象对于近旁的事物一样。思索产生智慧,懈怠疏忽产生忧患,残暴骄傲产生怨恨,忧郁产生疾病,疾病因迫乃导致死亡。一个人思虑过度而不休息,就会内生困窘,外受胁迫,如不早想办法,生命就离开他的躯体。吃东西最好不要吃饱,心思最好不要用尽,调节得当,生命自会到来。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
  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相结合而成为人。两者调和则有生命,不和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来源。忿怒过度了,应该设法消除。节制那五种情欲:耳、目、口、鼻、心、除去那两种凶事:喜、怒,不喜不怒,平和中正就可以占据胸怀了。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生命有失,一定是因为喜怒忧患。可以说,制止忿怒什么都比不上歌,消除忧闷什么都比不上音乐,控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遵守礼仪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保持敬慎什么都比不上虚静。内心虚静,外表敬慎,就能恢复精气,精气也将大大地得到稳定。
  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沍()。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饱则疾动,饥则广思,老则长虑。饱不疾动,气不通于四末;饥不广思,饱而不废;老不长虑,困乃速竭。大心而敢,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俱,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
  关于食的规律:吃得太多,就伤胃而身体不好;营养过度,就骨枯而血液停滞。充摄之间的平衡,叫做和与成,和成而精气有所寄托,智慧便能够生长,如果是饥饱失度,那就要设法解决。太饱了就要赶快活动,太饿了就要停止思考,老年人就更要珍惜动脑筋思考。吃饱而不赶快活动,血气就不能通达于四肢;饥饿而不停止思考,饱食也不能消除饿意;老人而不珍惜思虑,衰老的躯体就加快死亡。心胸宽广而敞亮,意气宽舒而开阔,形体安定而不游移,能保持心意专一而摆脱各种骚扰,见利不被引诱,见害不生畏惧,心情宽舒而仁慈,自身能独得其乐,这些就叫作“运气”的功夫,而且意念的运行也好象升行在天空一样。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藉与谋,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人的生活,一定要欢畅。忧愁与恼怒—就会失去生命的正常秩序。心里有忧悲喜怒,“道”就无地可容。有了爱欲的杂念就应当平息它,有了愚乱的思想就应当改正它,不用人为地引来推去,幸福将自然地降临。道是自然到来的,人可以借助道的到来而予以谋虑,虚静就能得到道,急躁就会失掉道。灵气在人的心里,有时来有时消逝,它的小可以说其小无内,它的大可以说其大无外。人所以失掉灵气是由于急躁为害。要是心能够平静,道自然会安定下来。得道的人,邪气能从肌理毛孔中蒸发排泄出去,胸中没有郁积败坏的东西。能实行节欲之道,就可以不受万事万物危害了。




封禅第五十

  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
  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
  于是桓公乃止。
  桓公既成霸业,在葵丘大会诸侯,自己想要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
  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祭天,禅梁父山祭地的有七十二家,而我所能记得的不过只有十二家。这就是古代的无怀氏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伏羲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神农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炎帝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黄帝封泰山祭天,禅亭亭祭地;颇项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帝倍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尧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舜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禹封泰山祭天,禅会稽山祭地;汤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周成王封泰山祭天,弹社首山祭地。他们都是承受天命然后才举行封禅大典的。”
  桓公说:“我北伐山戎,远过孤竹国;西伐大夏,涉渡流沙河,束战马,悬兵车,攀登卑耳山,南伐到了召陵,登熊耳山以望长江汉水。与各诸侯国兵车之会有三次,乘车之会有六次,做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各国诸侯没有敢违抗我的。这同古时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有什么不同呢?”
  管仲看到不能用道理说服桓公,因而只好举出事实来,说:“古时举行封禅大典的国家,盛在祭器里的是郁山上的黍和北里长的禾;铺在地上作为垫席的是江淮之间特产的三脊茅草。东海送来比目的鱼,西海送来比翼的鸟,然后,不召而自至的东西还有十五种之多。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凤凰麒麟不来,象征祥瑞的嘉谷不生,然而蓬篙蔡莠等杂草却很繁茂,鸱枭之类的凶禽恶鸟却不断来临,还想要举行封禅的大典,岂不是不应该么?”
  于是,桓公便把封禅的事情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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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12 08:39:1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13周

小问第五十一
  桓公问管子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若何?”
  管子对曰:“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明而不蔽矣。”
  公曰:“请问富国奈何?”
  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公又问曰:“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
  管子对曰:“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则仁广而义大矣。”
  公曰:“吾闻之也,夫诛暴禁非,而赦无罪者,必有战胜之器、攻取之数,而后能诛暴禁非,而赦无罪。”公曰:“请问战胜之器?”
  管子对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
  公曰:“攻取之数何如?”
  管子对曰:“毁其备,散其积,夺之食,则无固城矣。”
  公曰:“然则取之若何?”
  管子对曰:“假而礼之,厚而无欺,则天下之士至矣。”
  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
  管子对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
  公曰:“来工若何?”
  管子对曰:“三倍,不远千里。”
  桓公曰:“吾已知战胜之器、攻取之数矣。请问行军袭邑,举错而知先后,不失地利若何?”
  管子对曰:“用货,察图。”
  公曰:“野战必胜若何?”
  管子对曰:“以奇。”
  公曰:“吾欲遍知天下若何?”
  管子对曰:“小以吾不识,则天下不足识也。”
  公曰:“守战,远见,有患。夫民不必死,则不可与出乎守战之难;不必信,则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战,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暗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
  管子对曰:“明三本。”
  公曰:“何谓三本?”
  管子对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质。”
  公曰:“何谓也?”
  管子对曰:“故国父母坟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禄,尊也;妻子,质也。三者备,然后大其威,厉其意,则民必死而不我欺也。”
  桓公问管仲说:“怎样才能做到治而不乱,明察是非而不受蒙蔽呢?”
  管仲回答说:“分清责任来安排官职,就可以做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了。”
  桓公说:“请问怎样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
  管仲回答说:“努力耕种土地而合于农时,就一定能使国家富裕了。”
  桓公又问说:“我要行大仁大义,以利于天下,怎样办才好?”
  管仲回答说:“惩罚暴国,禁止恶行,使覆亡之国复存,斩绝之嗣得续,并赦免无辜的罪人,那就是大仁大义了。”
  桓公说:“我听说过,惩罚暴国,禁止恶行,赦免无罪的人,一定要有战胜敌人的武器,攻取敌人的策略,而后才能做到惩暴禁恶,而赦免无罪。请问关于胜敌的武器问题?”
  管仲说:“选取天下的豪杰,收集天下的精材,招请天下的良工巧匠,就有胜敌的武器了。”
  桓公说:“攻取敌人的策略如何?”
  管仲回答说:“摧毁他们的设备,消散他们的积蓄,夺取他们的粮食,就没有什么坚固城池可守的了。”
  桓公说:“那么如何选取豪杰之士呢?”
  管仲回答说:“嘉美而敬礼之,优待而不相欺,天下的豪杰之士就来了。”
  桓公说:“收集天下的精材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价值五的给六,价值九的给十,不可在价钱上限其定数。”
  桓公说:“招请良工巧匠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出三倍的工钱,他们就不远千里而来。”
  桓公说:“我已经听明白关于胜敌的武器和攻取敌人的策略了,请问出兵袭击城邑时,举措预知先后,不失地利,该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要花钱收买耳目,要了解放国地图。”
  桓公说:“怎样才能保持野战必胜呢?”
  管仲回答说:“运用奇兵。”
  桓公说:“我想普遍掌握天下的情报,该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小的方面如不认真了解,就不能了解天下的情况。”
  桓公说:“一守,一战,一侦查,这三者都有可忧之处。人民若没有必死的决心,就不能同他们共赴守战的危难,人民若不肯坚守信用,就不能靠他们进行对外侦查。依靠不肯死难的人民而求其能守和能战,依靠不肯守信的人民而求其向外侦查,这是兵家三种愚昧的表现。要使人民有必死精神和坚决守信,该怎么办呢?”
  管仲回答说:“要明确三个根本条件。”
  桓公说:“什么是三个根本条件?”
  管仲回答说:“所谓三个根本,一是固,二是尊,三是质。”
  桓公说:“这怎么讲?”
  管仲回答说:“故国、父母和祖坟都在这里,是固定他们的条件;田地、房产和爵禄,是尊显他们的条件;妻子儿女,则是人质的条件。有此三者,然后再张大其声威,激励其意志,人民就能有必死精神而不会欺骗我们了。”
  桓公问治民于管子。管子对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为其寡也?”
  管仲对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该焉,何为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故圣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
  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
  管仲对曰:“质信极忠,严以有礼,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
  桓公曰:“请闻其说。”
  管仲对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语曰,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
  管子对曰:“(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飘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道,年谷熟,籴贷贱,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时也,民富且骄。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此谓)先之以事,随之以刑,敬之以礼乐以振其淫。此谓先之以政。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籴贷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谓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
  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如何治理百姓,管仲回答说:“凡治理人民,一必须知其疾苦,二是要厚施德惠,三是不用刑罚恐吓,四是不用强力禁制。注意这四点,就可以治理好了。”
  桓公说:“我知道这四条很好,但是人民少,该怎么办呢?”
  管仲回答说:“人民少,并不可怕。从前天子立在中央,地方千里,只要具备上述四条,怎么怕人民少呢?治理人民,不知其疾苦则人民憎恨,不厚施德惠则人民多怨,用刑罚恐吓则人民多行欺诈,用强力禁制则是去者不肯再回,来者也裹足不前了。所以,圣王治理人民,不在乎人口的多少。”
  桓公说:“好,既然如此,又该怎样具体实行呢?”
  管仲回答说:“诚信而极仁,严肃而有礼,认真注意这四者,就可以实行。”
  桓公说:“请详细加以说明。”
  管仲问答说:“守信用,人民就相信;行仁政,人民就怀德;严肃,人民就敬畏;有礼,人民就赞美。常语说,舍掉性命而不肯食言,就是信;非其所欲不强加于人,就是仁;内心坚定而仪表端正,就是严;诚信而谦让,就是礼。”
  桓公说:“好呵:那么治民应当以何事为先?”
  管仲问答说;“有时先施以政,有时先施以德。在没有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在没有干旱天灾的时候,百河通畅,年谷丰熟,粮价低,禽兽与人同吃粮食,人们也没有疾病和瘟疫。这时,人民是富有而且骄傲的。治民者应该大量收购丰年的产品,以充实国家仓凛,禁制薮泽的采伐捕获,先抓好政事,随之以刑法,并结合礼乐来劝戒人们以消除淫邪风气。这个就叫作先施以‘政’。如果遇上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同时也存在于旱之灾,年谷不丰熟,荒年粮价高,人民又有了疾病和瘟疫。这时,人民是穷困而且疲惫的。治民者就应该开放仓凛、山林和薮泽,以供应人民财物,不先讲政事,而先讲宽厚,以消除人民的疲困。这个就叫作先施以‘德’。丰年收聚人民的产品,不夺民财;荒年施予人民以财物,又不失有德;富裕了君主而且满足了人民,这是圣王所行的最好的事情。”
  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
  管仲对曰:“公当召叔牙而问焉。”
  鲍叔至,公又问焉。鲍叔对曰:“公当召宾胥无而问焉。”
  宾胥无趋而进,公又问焉。宾胥无对曰:“古之王者,其君丰,其臣教。今君之臣丰。”
  公遵遁,缪然远二。三子遂徐行而进。公曰:“昔者大王贤,王季贤,文王贤,武王贤;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仅能制于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观之,则吾不王必矣。”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成霸业,依靠众大臣之功,已经实现了。现在我又想完成王业,还可以么?”
  管仲回答说:“您可以召见鲍叔牙来问一问。”
  鲍叔到,桓公又问了这个问题。鲍叔回答说:“您可以召见宾胥无来问一问。”
  宾胥无快步而进,桓公又问了这个问题。宾胥无回答说:“古代成就王业的,都是君主的德高,大臣的德比较低,现在是您的大臣德望高。”
  桓公逡巡后退,肃然离开座位。三人遂慢慢走上前去。恒公说:“从前,周的大王贤明,王季贤明,文王贤明,武王也贤明;武王伐殷取胜,七年而死,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这才仅仅能控制四海之内。现在我的儿子不如我,我又不知诸位。由此看来,我不能成就王业,是注定的了。”
  桓公曰:“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仲对曰:“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夫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胜民,则使有司疏狱,而谒有罪者偿,数省而严诛,若此,则民胜矣。虽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及于身,虽能不久,则人待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国岌乎。”
  桓公说:“我想制服人民,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这不是人君所当说的话。制服人民是容易的。但制服人民这个办法,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您想要制服人民,就使官吏分条写好刑律,再确定揭发有罪者有赏,不断审查而严于诛杀。这样,人民就被制服了。然而制服人民这个办法,终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使人民怕您而不亲近您,灾祸很快就会来到自身。虽然人们可能不归咎于您,就是观望不前,不肯出力,也是很危险的。您的国家就将很不安全了。”
  桓公观于厩,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桓公视察马厩,问管马厩的官吏说:“马厩里什么工作最难?”管马厩的官吏未及回答,管仲回答说:“我也曾当过养马的官,最困难的事就是并排立木材构筑马栏。如首先立曲的木材,曲木又要与曲木相配,曲木并排立好,直木就无法使用了。如果先用直木,直木又要与直木相配,直木已并排立好,曲木也就无法挤进去了。”
  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伐大国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对曰:“先爱四封之内,然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后可以危邻之敌国。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后有废也;必有利也,然后有害也。”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征伐不服从命令的大国,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先爱国内,然后才可以憎恶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之“家”,然后才可以加害相邻的敌国。因此,先代明王一定要先有所立,然后才有所废;一定是先做兴利的事,然后才去做除害的事。”
桓公践位,令衅社塞祷。祝凫巳疪献胙,祝曰:“除君苛疾与若之多虚而少实。”桓公不说,瞑目而视祝凫巳疪。祝凫巳疪授酒而祭之曰:“又与君之若贤。”桓公怒,将诛之,而未也。以复管仲,管仲于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登位为君,命令血祭社神进行祈祷。祝史凫已疵献上祭肉之后,祈祷说:“请除掉国君烦苛的毛病和国君多虚少实的作风。”桓公很不高兴,怒目而视祝史凫已庇。祝史凫已庇又再斟酒祭袍说:“还请除掉国君似贤非贤毛病。”桓公发怒,将杀祝史,但却做到了容忍而未杀。把此事告知管仲。管仲于是看到桓公是可以成其霸业的。
  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桓公问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驳马而洀桓,迎日而驰乎?”公曰:“然。”管仲对曰:“此驳象也。驳食虎豹,故虎疑焉。”
  桓公骑马,虎看见而躲藏起来,桓公问管仲说:“今我骑马,虎看见都不敢来,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您是骑着杂毛色的马在路上盘旋,并且迎着太阳奔跑的吧?”桓公说:“是。”管仲回答说:“这是兽的形象,兽是吃虎豹的,所以虎就疑心了。”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将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对曰:“臣与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颜色不变。臣使官无满其礼,三强其使者,争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楚国伐莒国,莒国国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桓公要去援救,管仲说:“您不要去救他。”桓公说:“为什么?”管仲回答说:“我同莒国的使臣谈话,三次侮辱他的国君,他都不变色。我叫官员把送给他的赠礼扣减三串钱,这使臣便以死相争。有这样使臣的莒国之君,看来是个小人。您不要去救他。”桓公果然没有出救而莒国就灭亡了
  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对曰:“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春游,三月天在田野观赏。桓公说:“什么东西可以与君子之德相比呢?”隰朋回答说:“粟粒,身在甲胄之内,中层有圈城维护,外有尖锐的兵刃。它还不敢自恃其强大,谦虚地自称为栗。这也许可以与君子之德相比了吧!”管仲说:“禾苗,开始在年少的时候,柔顺得象个孺子;到它壮年,庄重得象一个士人;到它成熟的时候,和悦地愈来愈俯首向根,多么象个君子。天下有了它就安定,没有它就危险,所以叫作禾。这可以同君子之德相比了。”桓公说:“好。”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闟然止,瞠然视,援弓将射,引而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是前人乎?”左右对曰,“不见也。”公曰:“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马前疾。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岂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对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神见。且走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曰:“从左方涉,其深及冠;从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济。”桓公立拜管仲于马前曰:“仲父之圣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对曰:“夷吾闻之,圣人先知无形。今已有形,而后知之,臣非圣也,善承教也。”
  桓公北伐孤竹国时,在离卑耳溪十里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惊视前方,挽弓将射,但引而未发。对左右从者说:“见到前面的人了么?”左右回答说:“没有。”桓公说:“事情怕要不成么?我太迷惑不解了。现在我看见一个人,身高一尺而人的品貌齐全:戴冠,右手撩衣,跑在马前很快。事情伯要不成么?我太迷惑不解了。怎么会有象这样子的人呢?”管仲回答说:“我听说登山之神有叫俞儿的,身高一尺而人的品貌齐全。当成就霸王之业的君主兴起时,这种登山之神就出现。他跑在马前很快,表示前有道路;撩衣,表示前面有水;右手撩衣,表示可以从右边渡过。到了卑耳溪,有引人渡水的向导说:“从左边渡河,其深没顶;从右边过河,其深至膝。若从右过,是最好的。”桓公立刻拜管仲于马前说:“不知道仲父有这么高的圣人才智,我实在是久当有罪了。”管仲回答说:“我听说过,圣人是先知事物于无形之前的。现在是事物已经有形,然后我才知道,我还不算圣人,不过是善于接受圣人的教导而已。”
  桓公使管仲求宁戚,宁戚应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虑之。婢子曰:“公何虑?”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贱贱。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人军门。国子擿其齿,遂入,为干国多。百里徯,秦国之饭牛者也,穆公举而相之,遂霸诸侯。由是观之,贱岂可贱,少岂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宁戚,宁戚应我曰:‘浩浩乎。’吾不识。”婢子曰:“诗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宁子其欲室乎?”
  桓公派管仲征求宁戚意见,宁戚答复说:“浩浩乎。”管仲不明其意,到吃中饭的时候还在思考。婢女说:“您有什么心事?”管仲说:“不是你所能懂得的。”婢女说:“您不要小看少年人,也不要贱视卑贱者,从前吴国同干国打仗,规定没有脱退乳齿的少年不得进军门作战,国子这孩子拔掉他的牙齿,便进入军门,为干国立很多功。百里莫本是秦国养牛的,秦穆公提拔而为宰相,便称霸诸侯。由此观之,贱者岂可贱视。少年岂可小看呢!”管仲说:“好。桓公派我去征求宁戚意见,宁戚答复说:‘浩浩乎’,我不理解。”婢女说:“里有这样一首:‘浩浩然的大水,游着育育然的白鱼;没有室家,何处招我安居?’宁戚是想要娶妻成家吧。”
  桓公与管仲阖门而谋伐莒,未发也,而已闻于国矣。桓公怒谓管仲曰:“寡人与仲父阖门而谋伐莒,未发也,而已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执席食以视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复役,毋复相代。少焉,东郭邮至。桓公令傧者延而上,与之分级而上,问焉,曰:“子言伐莒者乎?”东郭邮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东郭邮对曰:“臣闻之,君子善谋,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东郭邮曰:“夫欣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夫渊然清静者,缞绖之色也;漻然丰满,而手足拇动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谓乎!子其坐,寡人与子同之。”
  桓公与管仲闭门而计划伐莒,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传闻于外了。桓公怒对管仲说:“我同仲父闭门而谋伐莒,没有行动,就已经传闻于外,是什么原因呢?”管仲说:“国中必有圣人。”桓公说:“是的。服役人员有一个执席而食并同时往上看的,一定是他了吧?”于是便让他继续服役。不得轮换。不久,那个东郭邮来了。桓公让礼宾的官吏请他上来,同他分级而立,询问他说: “你是说出伐莒的人么?”东郭邮说:“是!是我。”桓公说:“我未曾说出伐莒而你说伐莒,是什么原因?”东郭邮回答说:“我听说过,君子善于谋划,而小人善于推测,这是我推测出来的。”桓公说:“您是怎样推测的?”东郭邮说:“欣然喜乐。是鸣钟击鼓奏乐的颜色;深沉清静。是居丧带孝的颜色;形貌清澈丰满而手足拇指都有动作。是发动战争的颜色。那天,我看你们两位在台上的情况:口开而不合,是说的“莒”字;举手指划,方向对着莒国。而且我观察小国诸侯不肯服从的,唯有莒国。由此我所以说是伐莒。”桓公说:“好呵!从细微动作里判断大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您请坐下来,让我来同您共同谋事。”
  客或欲见齐桓公,请仕上官,授禄千钟。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闻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对曰:“臣闻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有一个人要求见齐桓公.请求给他大官,授禄千钟。桓公告诉管仲。管仲说:“可以给他。”这人听到之后说:“我不干了。”桓公说:“为什么?”回答说:“我听说依靠他人意见用人,不用的时候,也还是听信他人。所以,我不想干了。”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或以平虚请论七主之过,得六过一是,以还自镜,以知得失。以绳七臣,得六过一是。呼呜美哉,成事疾。
  有的国君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评论七类君主的为君之道。归纳为“六过一是”,以作为自我鉴戒,总结得失。又依此衡量七种类型的大臣,也有“六过一是”。这种做法真好呵,可说是—件盛事了。
  申主:任势守数以为常,周听近远以续明。皆要审则法令固,赏罚必则下服度。不备待而得和,则民反素也。故主虞而安,吏肃而严,民朴而亲,官无邪吏,朝无奸臣,下无侵争,世无刑民。
  申主:顺应大势遵循事理以建立常规常法,普遍了解远近情况以加深明察国事。国计收支明审。法令也随着稳定。赏罚坚决,臣民便遵守法度。不采用戒备手段而以德亲和百姓,人民也就朴实了。这样.君主欢娱而安定。官吏敬肃而严谨,人民敦厚亲睦,百官没有邪吏。朝廷没有奸臣。民间无侵夺之事。社会上也没有受刑的罪人。
  惠主:丰赏厚赐以竭藏,赦奸纵过以伤法。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闿。故曰:泰则反败矣。
  惠主:赏赐过多以致使国库枯竭,赦奸纵过以致损害国法。国库枯竭则君权衰弱。损害国法则奸门大开。所以说:“凡事做过头了反而归于失败。”
  侵主:好恶反法以自伤,喜决难知以塞明。从狙而好小察,事无常而法令申曳。不伍,则国失势。
  侵主:专好行恶违法以至于自食其果,妄决难知之事以至于闭目塞听。好从事对人窥伺而暗地观察,行事没有常规而法令疲咨无效。如不觉悟,则国家权势皆失。
  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声,四邻不计,司声不听,则臣下恣行而国权大倾。不?,则所恶及身。
  荒主:眼迷恋五色,耳不离五声,不考虑四大辅臣的意见,不听取谏官的诤言,臣下也就恣意妄行而国权旁落。如不觉悟,其恶果及于自身。
  劳主:不明分职,上下相干,臣主同则。刑振以丰,丰振以刻。去之而乱,临之而殆,则后世何得?
  劳主:职务分工不明,君臣互相干扰,国君与官吏甚至按一样的职务规则行事。用严刑罚的办法加重赋敛,加重了赋敛又更使刑罚严刻起来。改变现状则将陷于混乱,维持统治也将陷于衰败,后代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振主:喜怒无度,严诛无赦,臣下振怒,不知所措,则人反其故。不?,则法数日衰而国失固。
  振主:喜怒无常,严行诛罚而不讲宽赦,臣下震恐,不知所措,人们就只好回到巧谋虚伪的状态。如不觉悟。法令政策就将日益无力而国家不稳。
  芒主:不通人情以质疑,故臣下无信。尽自治其事则事多,多则昏,昏则缓急俱植。不悟,则见所不善,余力自失而罚。
  亡主:不近人情地怀疑臣下,所以对臣下不敢信任。事事部自己处理则事务繁多。事多则昏愦,昏愦则无论事之缓急都置而不行了。如不觉悟,则余力将全部消耗,见到不善之事,只有滥施刑罚而已。
  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缁,工技力于无用,而欲土地之毛,仓库满实,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则人不足,人不足则逆气生,逆气生则令不行。然强敌发而起,虽善者不能存。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纣是也。诛贤忠,近谗贼之士而贵妇人,好杀而不勇,好富而忘贫。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哺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百姓罢乏,君子无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为周氏之禽。此营于物而失其情者也,愉于淫乐而忘后患者也。故设用无度国家踣,举事不时,必受其灾。夫仓库非虚空也,商宦非虚坏也,法令非虚乱也,国家非虚亡也。彼时有春秋,岁有败凶,政有急缓。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国踣家者,非无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岁雷旱,非无雨露也,其燥湿非其时也。乱世烦政,非无法令也,其所诛赏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无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术也。故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一曰节用,二曰贤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诛,五曰天时,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谷。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螣蟆,山多虫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故曰:台榭相望者,亡国之庑也;驰车充国者,追寇之马也;羽剑珠饰者,斩生之斧也;文采纂组者,燔功之窑也。明王知其然,故远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则人主道备矣。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夫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上多喜善赏,不随其功,则士不为用;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为止。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有百姓无怨于上亦。
  就个人说,治乱决定于心;就一国来说,存亡决定于君主。天下得失,都是从君主起的。君主重农业,人民就开垦荒地;君主好财货,人们多去做买卖;君主好宫室,工匠就追求巧妙;君主好装饰,女事就讲求靡丽;楚王爱细腰美人,美。人就减食;吴王好击剑比武、国士就轻死。死命和不吃饭,是天下人所共同厌恶的,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干呢?是因为服从君主的爱好。又何况其他音乐娱乐的风气呢?男不耕田,女不织布,工匠技术致力于无用之处,想要土地生长禾苗,仓库堆满粮食,是根本办不到的。土地无禾苗则人民穷困,人民穷困则有反抗情绪,有反抗情绪法令就行不通了。一旦强敌动兵起事,虽有能干的人也难得保全。如何证明这种历史的必然结局呢?回答说:从前的约王就是如此。他诛杀忠良,近谗奸而宠女人,好杀而不求真勇,好富而不恤穷人,他无休止地游猎与鼓奏音乐,豪华的楼台庭院不够他住,上千辆游车不够他坐,女乐有三千人。钟石丝竹之声不绝。他那里百姓疲敝,官员不理政事,最终无人拥护,人人都有反心。遇到周武王便成为周朝的俘虏。这是迷惑于物质享受而失去人情,苟图淫乐而忘后患的结果。所以,耗费无度国家必然覆亡,举事不合时宜,必然受害。国家仓库并不是无缘无故用空的,商贾官宦并不是无缘无故败坏的,法度政令并不是无缘无故混乱的,国家也不是无缘无故覆亡的。那是因为时节有春秋,年景有丰歉,政令也有急有缓。政令有缓急所以物价有高低,年景有丰歉所以人们有余或不足,时节有春秋所以谷价有贵贱。而国家不注意调剂贵贱的过分现象,游商就可以得到十、百倍的高利。百姓的无法务农,贫富的相差悬殊,都是由此而来的。城郭的不能固守。战士的不肯听命,也是由此开始的。大凡亡国败家的,并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农业并无功效。大凡凶年的水旱天灾,并不是没有雨露,而是干旱与降雨不合时节。乱世的烦苛政治。并不是没有法令,而是赏功与罚罪不当其人。暴主与昏君。并不是没有心腹之臣,而是他对人的取舍,不合其道。所以,明君有“六务”和“四务”。什么是六务呢?—曰节约用财,二曰任用贤佐,三曰重视法度,四曰刑罚坚决,五曰注重天时,六曰注重地利。什么是四禁呢?春天不要杀伐,不开掘大丘陵,不焚烧大沼泽,不伐大树,不开大山,不放大火,不杀大臣。不征收谷赋。夏天不要拦塞河水入大川,不填塞大山谷。不大兴土木,不射鸟兽。秋天不要赦过、免罪和缓刑。冬天不要封官赐禄,伤害五谷的埋藏。所以春天不行禁政,各种生物就不能生长;夏天不行禁政,五谷就不能成熟;秋天不行禁政,奸邪就不能被制止;冬天不行禁政,地气就不能保藏。四者都违反了,那就阴阳不和,风雨不顺,大水淹没州邑,大风飘屋折树,大火焚地焦草;天上冬天打雷,地上冬天震动,草木夏枯而秋茂;蜇虫不藏在土里,应当死亡的活起来,应当蛰伏的鸣叫起来;草泽多有蛇和蛤蟆,山林多有虫子和蚊子;六畜不繁育,人民多天死,国贫法乱,一派反抗之气从下而起。所以说;楼台亭榭相望,等于是亡国的廊房;驰马游车充斥,等于是引寇的车马;用宝珠装饰的箭和剑,等于是杀身的兵刃;华丽衣饰与彩色绦带,等于是焚烧功业的灶窑。明君懂得这些道理,所以远远离开它们而不愿接近。能够舍此取彼,人君之道就完备了。所谓法,是用来提倡立功威慑行暴的;律,是用来明定本分制止争端的;令,是用来命令人们管理事务的。法律政令,是治理人们的规矩绳墨。矩不正,不能求方;绳不伸,不能求直。法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权势才是君主独揽的。君主失其所守则国家危险,官吏失其所守则国家混乱。刑罚由官吏裁决则国家得治,权势由君主控制则国家威严,法令得人民拥护则人民对国家亲近。因此。明君总是明于法,慎于权,使上下各有其本分。大凡私弊的兴起,一定从君主开始。君主好道德,品德端正的人就在眼前;君主好私利,诽谤吹捧的人就在左右;君主多宠爱而多行赏,但不看功绩,士人就不肯效力;君主多用苛重刑法,但不审核罪行,恶人就不能制止。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颁布坚定不移的政令,确立坚决镇压的刑罚。因此,人们知道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哪些是一定要避免去做的,推之则去,招之则来,就象在高处下投重物,又象在地上开渠引水一样。所以法令不烦琐,官吏不劳顿,人民没有违犯禁令的,故旧和百姓也都不会抱怨君主了。
  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名断言泽。
  法臣:依法度断事,按刑名判案,没有诽谤和夸誉。所以君主守法则君位安定,大臣守法则贿赂停止而人民不搞奸邪之事。这样做是太好了!按刑名断案,讼狱也自会消释。
  饰臣:克亲贵以为名,恬爵禄以为高。好名则无实,为高则不御。《故记》曰:“无实则无势,失辔则马焉制?”
  饰臣:利用克制亲贵来猎取虚名,摆出漠视爵禄的姿态来显示清高。好名则无实,显示清高则不服驾御。正如《故记》上所说:“大臣好名无实,君主就丧失威势;大臣不服从驾御,有如马失辔头,那还怎么控制呢?”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请。故私道行则法度侵,刑法繁则奸不禁。主严诛则失民心。
  侵臣:从事暗地窥察来毁坏国家法令,好结交朋友来发展私人情谊。所以私道通行法度受到侵害,刑律再繁坏人也不得制止。君主由此而严行诛杀则失去民心。
  乱臣:多造钟鼓、众饰妇女以惽上。故上惽则隟不计,而司声直禄。是以谄臣贵而法臣贱,此之谓微孤。
  乱臣:多造钟鼓并多饰美女来迷惑君主。所以君主受迷惑而不肯听信四大辅臣,谏官也空拿俸禄不肯说话。于是谄臣得志而法臣不受重视,这就是把君主暗中孤立起来了。
  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
  愚臣:自以为对百姓重罪厚罚是有成绩的,自以为加重赋税多多聚财都是为了君主,结果是自身见恶于人而君主也受人诽谤。《故记》上说:“愚忠实际上等于谗贼”,就是这个意思。
  奸臣:痛言人情以惊主,开罪党以为雠除。雠则罪不辜,罪不辜则与雠居。故善言可恶以自信,而主失亲。
  奸臣:痛切陈述人情来打动君主,妄开罪党之狱来为同党开路。为同党开路就加罪于好人,加罪于好人又可保证与同党安然相处。所以,这种人善于对君主言人之恶来发展自身,从而使君主失掉亲近的臣民。
  乱臣:自为辞功禄,明为下请厚赏。居为非母,动为善栋。以非买名,以是伤上,而众人不知。之谓微攻。
  乱臣:自己虚伪地推辞功禄,却公开为下面请求厚赏。私下是诽议朝政的祸首,表面上是歌功颂德的干将。用诽议猎取声名,用附和错误伤害君主,而众人不能察觉。此之谓暗地里对君主进攻。


禁藏第五十三
  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滥,非爱冰也;夏日之不炀,非爱火也,为不适于身便于体也。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
  把“禁”字深记在心,可以避祸于万里之外。能做到以“禁”防“祸”,只有能以自身苦乐理解别人的苦乐才行。冬天不洗冰水,并不是吝惜冰;夏天不烤火,也不是舍不得火。而是因为这样做对身体不适宜。明主不建造华丽的宫殿,不是因为他喜欢简陋的房屋;不听钟鼓之音,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而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农业生产,妨碍教化推行。所以,君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官吏也才能首先管好内部,然后管好外部;百姓也才能专心于农业生产而放弃不正当的工商业。
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夫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物尽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于以养老长弱,完活万民,莫明焉。
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奖励他们所赞成的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百姓的余财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使百姓不受刑罚,是坚持有罪必罚的结果;百姓有受刑现象,才是没有坚持有罪必罚造成的。从有刑到无刑,能做到法律简易而人民得到保全;从无刑到有刑,法律就将烦琐而恶人反会增多。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事都是如此。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该罚的绝不赦免,该赏的绝不拖延,这不是因为君主喜欢赏赐和乐于杀人,而是要为百姓兴利除害的缘故。对于养老扶幼,保全万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
  夫不法法则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钧,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错不当,众民不能成;不攻不备,当今为愚人。
不废法才能管好国家。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所以明君对于法非常慎重,绝不为亲故权贵而改变法律,他的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长官权威破坏法令,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宝贿赂触犯禁律。这样。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官吏就把行令看得比敬师还严肃,百姓也就把接受政教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这样,法虽然建立起来,实际上并不需要动用;刑罚虽然确立,实际上并不需要执行。如果赏功制度不公平,赏给的官位再高,肯效力的人也会很少;赦罪尺度不一致,施予的恩德再大,不赞成的人也会很多;举事不合时令,即使把力量用尽,效果也不会好;判刑不合法度,即使人再多,暴乱也制止不住。按公法行事,刑罚重,下边的人也没有怨气;按私意行事,赏赐多,战士也不会受到鼓励。执行法令不合理,民众就不会顺从;措施不得当,民众就不能成事。不研习法度,不完善法度,就应当叫作愚人。
  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通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谷、衣食足;耳目谷、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故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是故君于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故曰: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此之谓也。能以所闻瞻察,则事必明矣。
因此,圣明君主的行事,能够俭治宫室,撙节车驾来充实国家贮备,则国必富而位必尊;能够撙节衣服、抛弃玩好之物来加强农业生产,则财用必足而地位必然巩固;能够摆脱无益的活动、无益的开支,来进行通币行礼的外交活动,则盟国必多而关系必然亲睦。至于一般的君主,多半迷恋于物质享受,并为此费力操心,所以弄得困顿不堪而国用不足,大者可致亡国,小者也危害自身。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之事就忧愁,这是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如此的。对接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人情也莫不如此。然而每个人的好恶不同,各行所好,结局的安危则不一样,这里就区别出贤、不肖来了。物产有多有少,而人的要求却不能和它吻合;事情有成有败,而人的意愿却不能和它一致;行动有进有退,而人的力量却不能和它适应。所以为人行事要保持适中,生活享受要有节制:宫室足以避燥湿,饮食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御寒热,礼仪足以别贵贱,游乐足以发欢情,棺椁足以碱朽骨,葬服足以裹尸体,坟墓足以作标记就行了。不要搞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这样就意气安定,思想感情不受迷惑。思想感情不受迷惑则耳目聪明、衣食丰足;耳聪目明、衣食丰足,就不会彼此争夺,不会互相怨怒,上下可以相亲,用不着动用武力了。所以,克制自身,遵行仪法,再加上节约谨慎,即使不会得福,也不至于灾祸临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违反常理,即使没有祸害,幸福也不会来临。因此。君子一方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身上记取教训,警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从努力不足的人身上取得借鉴,而自行反省。所以说,荣誉不凭空出现,忧患不无故发生,幸福不挑选人家,灾祸不自动找到人的头上,就是这个意思。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探察反省,事情就清楚了。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一切治乱的根源,都从上面开始。所以,善治国者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掌握人们利害者,则财富增加而过错减少。凡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出来,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干仍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考,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来;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富。这就象鸟孵卵一样,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小鸟就破巢而出了。
  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鑐,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衣事习则功战巧矣。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糵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
  治国的根本,掌握天时叫作“经”,收得民心叫作“纪”,法令好比网罟的大纲,官吏好比网和罟,居民的什伍编制好比军队的行列,赏罚好比进退的金鼓。。应当整治农具以当武器,利用耕作以当攻战,锄好比剑戟,披蓑好比铠甲,斗笠好比盾牌。所以农具完备则如武器完备,农事熟习攻战也精巧了。在春季三月时节,要点燃灶火熏烤房间,更换钻隧取火的木料,淘井换水,为的是消除其中毒气。举行春祭,祈祷不生疾病,用鱼做成供品,用曲做成米酒,互相宴请,为的是密切亲戚关系。不屠杀禽兽,不打剥禽卵,不砍伐树木,不采摘花朵,不损伤竹笋之芽,为的是保养万物生长。帮助鳏寡,赈济孤独,贷放种籽给无种籽的农户,救助无力纳税的人家,为的是劝勉贫弱人民。颁发各种政令,赦免罪轻的人,放出拘押的人,调解纠纷,为的是及时完成农事致力于粮食生产。在夏季时节,奖赏各种有德的行为,加爵禄,提官职,礼敬孝悌卓著的人,为艰苦劳动者免除谣役,为的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在秋天,行使各种刑罚,处杀罪大恶极的人,为的是禁淫邪而止盗贼。在冬天,做好五谷收藏,收聚各类产品,为的是收纳农民贡税。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齐备,人民的劳动就能有百倍的功效。这样,春天仁慈,夏天忠厚,秋天严峻,冬天收闭,顺天时,管地宜,再合乎人和,就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繁茂,六畜兴旺,国富兵强,人民富裕而法令通行,国内没有烦民扰民的政治,外部也没有强敌的祸患了。
  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夫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故国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贫。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举措得宜国事才能协调,不误农时国家才能富裕,不失法度国家才能治好。所以国家没有无缘无故富起来的,人民没有无缘无故治理好的。没有治理而国家昌盛,没有动乱而国家灭亡的事情,自古及今是不存在的。所以,国家勇于私斗的人多,其兵力削弱;官吏表现个人智慧的人多,其法度混乱;人民图谋私利的人多,国家陷于贫穷。因此。施德必须博厚,使人民能够以死报效;赏罚必须情实坚决,使人民能够坚信不疑。
    夫菩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夫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
    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内城外郭。而是依靠什、伍的居民组织来管理。使伍中没有非本伍的人,人们没有不住在本里的。里内没有非本里的人家。这样,逃亡者无处隐藏,迁徒者无处容身,不用强求人们就受到约束,不用召唤人们也会前来。这样,人民无逃亡之意,官吏无戒备追捕之忧。这样,君主政令可以贯彻于民间,民心也可以和君主联系起来了。用法制管理人民,应当象制陶了解粘土的特性,冶金了解金属的特点一样。只要判明利害的所在,人民去就的方向,就象火的避湿就干,水的避高就低一样明白了。人民赖以生活的,不外衣食;食物赖以生产的,不外水土。所以使人民富裕是有要领的,满足民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有三十亩地就可以生活一年。按好坏年景平均计算,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糠{麦夫}瘪谷与畜产相当十石粮食,则每人共五十石,而布帛麻丝和其他副业杂项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国家有积蓄,人民也有余粮。就像 和钩用来算定多少、权和衡用来计量轻重一样,户籍和田册正是用来了解贫富差别的。所以,善治国者,一定要先知道地的情况,然后再知道人的情况。土地够用,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起来。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谋有功者五,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阴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以广其心,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典之同生。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内人他国,使倍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士斗。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谋,谨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功之道也。

  凡是据有天下的,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业,靠事业取天下者成王业。靠征战取天下者成霸业。至于谋攻敌国的手段则有五条。第一,查明敌国君主的爱臣。设法削减他的权力。他若怀有二心,对君主的亲近程度必然衰退。大臣不为君主效力,其国家就宝宝可危。第二,查明敌国君主暗个憎恶的大臣,设法加强贿赂。这可以深刻了解敌情。有人身居国内。情通国外,其国家实况就能掌握。第三,了解放国君主淫乐,就设法消磨他的意志。送给他乐队美人,在内蒙蔽他;送给的诌媚的侍臣和美丽的乘马,在外蒙蔽他。内外蒙蔽,可以促成其国败。第四,尽量同敌国表示亲密。形同兄弟。暗中派智辩之士帮助他图谋别国,派勇力之士投奔他使之骄傲。又派人到别国去,唆使别国同他背约、断交、反目,由此战争必起。两国相敌,就必能利用其失败的局面。第五,深入了解敌国君主的谋划。敬事其忠臣,挑拨其属下,使他们内部互不信任。离心离德。离不能合,一定自相残杀。忠臣死掉。就可以夺取他的政权。这五者便是谋攻敌国的办法。


入国第五十四
  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入国才四十天,就五次督行九种惠民的政教。第一叫作老老。第二叫作慈幼,第三叫作恤弧,第四叫作养疾,第五叫作合独,第六叫作问病,第七叫作通穷,第八叫赈困,第九叫作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所谓老老,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老”的官,规定年在七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有官家所送的馈肉;八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有酒、肉的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停。还要劝勉他们的子弟:细做饮食,询问老人要求,了解老人的嗜好。这些就叫作“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慈幼,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幼”的官,凡士民有幼弱子女,无力供养成为拖累的,规定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征”,养四个全家免除“妇征”。养五个还配备保姆。官家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幼儿能生活自理为止。这就叫作“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恤孤。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孤”的官,规定士民死后。子女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己生活的,就归同乡、熟人或故旧抚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一子免除征役;代养两个,两子免除;三个,全家免除。“掌孤”的官要经常了解情况,一定要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瘦弱情况而进行救助。这就叫作“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养疾,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养疾”的官,聋、盲、喑、哑、瘸腿、半身不遂、两手相拱而不能伸开的人们,不能生活自理的,官家就养在“疾馆”而供给饮食。直到身死为止。这就叫作“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所谓合独,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媒”的官,丈夫没有妻室叫作鳏,妇人没有丈夫叫作寡,取鳏寡而加以配合。予田宅而使之安家,三年后给国家提供职役。这就叫作合独。
  所谓问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问病,就是在城市、国都要设有“掌病”的官,士民有病的,“掌病”以君主旨意慰问: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以上的,两天一问;七十以上,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病重者,向上报告,君主亲身慰问。“掌病”的官要巡行国内,以慰问病人为专职。这就叫作“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通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所谓通穷,就是在城市、国都要设有“通穷”的官,若有贫穷夫妇没有居处。贫穷宾客没有粮食,其所在乡里及时报告的,给予赏赐;不报告的,给予惩罚。这就叫作“通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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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19 07:30:3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四周查字正音和翻译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安徐而静,柔节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须。
  安定沉着而保持静默,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镇定,虚心平意地准备着和等待着。
  主明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矣。
  目贵在明,耳贵在聪,心贵在智。利用天下人的眼睛看,没有看不到的事物;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听,没有听不到的消息;利用天下人的心思考虑,就没有理解不了的问题。集中大家的力量共同行事,聪明就不会被蒙蔽了。
  主听
  听之术,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许。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也。
  听取情况的方法是:不要一下子就拒绝,也不要一下子就肯定。肯定则可能失误,拒绝则可能闭塞。要象高山一样,仰视看不到顶;象深渊一样,计量摸不到底。象神明的德性一样,端正、冷静到极点。
  主赏
  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诚,畅乎天地,通于神明,见奸伪也?
  行赏贵在信实。处刑贵在坚决。刑赏信实坚决,对于亲身耳闻目见的人兑现了,那么,没有亲身见到的,也无不潜移默化了。“信实”这一点,有着畅行天地、通于神明的力量,何况对于奸邪的人们呢?
  主问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后,荧惑其处安在?
  一是天上的,二是地上的,三是人间的。四方上下,左有前后。不清楚之处都在哪里呢?
  主因
  心不为九窍,九窍治;君不为五官,五官治。为善者,君予之赏;为非者,君予之罚。君因其所以来,因而予之,则不劳矣。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长久。
  心不包办九窍的事,九窍会治理得好;君主不包办大臣的事,大臣会治理得好。做好了的,君主给予赏赐;犯错误的,君主给予刑罚。君主只需利用人们提供的成果,因而给予赏罚就不至政务烦劳了。圣人就是能做到“因势利导”,所以就能管理。因势利导能够合理,所以国运长久。
  主周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下乱。寂乎其无端也。外内不通,安知所怨?关闬(hàn)不开,善否无原。
  人君不可不注意保密,不保密则群臣在下面会发生混乱。静默地不露出任何倾向,使内外不串通消息,人们怎么能产生不满呢?传话的门户不开,好坏的传闻也就没有发源地了。
  主参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曰动奸。奸动则变更矣。
  第一是看得远,第二是听得远,第三是做到明察。明察到了解千里之外和隐微之中的情况,便可以洞察奸恶。奸恶被洞察,变乱就被阻止了
  督名
  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   
  依照名称考察实际,根据实际确定名称。名、实互相促进,反过来又互为说明。名实相当则治,不相当则乱。名产生于实,实产生于德,德产生于理,理产生于智,智则产生于“当”。




  桓公问第五十六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能办到么?”
  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回答说:“不急于创始,不急于作新,等到条件成熟再随之行事。不可以个人好恶损害公正原则。要调查了解人民之所恶,以便自身为戒。黄帝建立明台的咨议制度,就是为了从上面搜集贤士的意见;尧实行衢室的询问制度,也是为了从下面听取人们的呼声;舜有号召进谏的旌旗,君主就不受蒙蔽;禹把谏鼓立在朝堂上,可以准备人们上告;汤有总街的厅堂,可以搜集人们的非议;周武王有灵台的报告制度,贤者都得以进用。这就是古代圣帝明王能够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的原因。”
  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
  桓公说;“我也想效法他们实行这项制度,应当叫什么名字呢?”
  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
  回答说:“名称可叫作‘喷室的咨议制度’。就是说:国家法度要简而易行,刑罚要审慎而无人犯罪,政事要简而易从,征税要少而容易交足。老百姓有在这些方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就称之为‘正士’,其意见都纳入‘喷室’的咨议制度来处理。负责办事的人员,都要把受理此事作为本职工作,而不许有所遗忘。这项‘喷室’的大事,请派东郭牙主管。此人是能够为正事在君主面前力争的。”
  桓公曰:“善。
  桓公说:“好”。


度地第五十七

  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乃别制断之,州者谓之术,不满术者谓之里。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不如霸国者,国也。以奉天子,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福及孙子,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臣服之以尽忠于君,君体有之以临天下,故能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则臣之义也。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
从前,桓公曾问管仲说:“请问勘察地势建立都城的工作,应如何进行为好?”管仲回答说:“就我所知,能成王霸之业的,都是天下的圣人。圣人建设都城,一定选在平稳可靠的地方,又是肥饶的土地,靠着山,左右有河流或湖泽,城内修砌完备的沟渠排水,随地流入大河。这样就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既供养国人,又繁育六畜。天下的人们,都可以受到他的德惠。如果加以区划,不够‘州’的叫作‘术,,不够‘术’的叫作‘里’。所以,百家为里,十里为术,十术为州,十州为都,十都为霸国。不到霸国规模的,是一般诸侯国。就拥戴天子的情况来说,天子可以有上万个诸侯国,其中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是居于中央的,因为这可以利用全国的自然资源,征收全国的土地财利。都城建设应当是内修‘城’,外修‘郭’,郭外筑护城壕:地势高则挖沟,地势低则筑堤。这才配称作牢不可破的城池。城墙上种植荆棘,使之交错纠结,用来加固城墙。每年都不断地增修,每季也不断增修,使之造福于子孙后代,这关系着人民生命万世无穷的利益,也是对人君的保障。大臣管好都城效忠于国君,国君凭借都城以统治天下,所以能成为天下百姓的根本。这项建设都城的工作,既是宰相的职责,也是所有大臣的义务。善治国者,还必须先除去五害,人们才可以终身免除祸患而做到父慈子孝。”
  桓公曰:“愿闻五害之说。”管仲对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桓公曰,“愿闻水害。”管仲对曰:“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桓公曰:“水可扼而使东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对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𣿖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伤人则困,困则轻法,轻法则难治,难治则不孝,不孝则不臣矣。故五害之属,伤杀之类,祸福同矣。知备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桓公说;“我想听听五害的内容。”管仲回答说:“水是一害,旱是一害,风雾雹霜是一害,瘟疫是一害,虫是一害。这叫作五害。五害之中,以水害为最大。清除五害,人民就可以治理好。”
  桓公说:“那我就先听水害的内容。”管仲回答说:“水有大小,又有远近。从山里发源,流入大海的,叫作‘经水’;从其它河流中分出来,’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作‘枝水’;在山间沟谷,时有时无的,叫作‘谷水’;从地下发源,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作‘川水’;由地下涌出而不外流的,叫作‘渊水’。这五种水,都可以顺着它的流势来引导,也可以对它拦截控制,但隔不多久,常常会发生灾害。”
  桓公说:“水,可以拦截控制而使它流往东西南北,以至流往高处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水的性质,如从高处往下流就快,以至于把石头冲走;而从下面往上走,就停而不行。所以,把上游水位提高,用瓦器引导下来,瓦器每尺有十分之三向下倾斜,水就可以急行满四十九里。然后使水迂回流到更远的地方,顺应其流势往高处。水的性质,走到曲折的地方,就停而后退,满了,后面就推向前进,地低则走得平稳,地高就发生激荡,地势曲折就将冲毁土地。如地势过于曲折,水流就会跳跃,跳跃则偏流,偏流则打旋,打旋则集中,集中则泥沙沉淀,泥沙沉淀则水道淤塞,水道淤塞则河流改道,河流改道则水流激荡,水流激荡则河水妄行,妄行则伤人,人伤则贫困,贫困则轻慢法度,轻慢法度则难于治理,难于治理则行为不善,行为不善就不服从统治了。所以,五害之类,与杀人伤人一样,其祸患是相同的。懂得防备五害,人就可以主宰天地了。”
  桓公曰:“请问备五害之道?”管子对曰:“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都以临下,视有余不足之处,辄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当被兵之数,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因父母案行。阅具备水之器,以冬无事之时。笼、臿、板、筑,各什六,土车什一,雨輂什二。食器两具,人有之,铜藏里中,以给丧器。后常令水官吏与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长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阅之,取完坚,补弊久,去苦恶。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积之水旁。州大夫将之,唯毋后时。其积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事未起。天地和调,日有长久,以此观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败。此谓素有备而豫具者也。”
  桓公说:“请问防备五害的办法。”管仲回答说:“消除五害,以水害为先。请设置水官,委派熟悉治水的人负责;任命大夫和大夫佐各一人,统率校长、官佐和各类徒隶。然后挑选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用为水工头领。派他们巡视水道、城郭、堤坝、河川、官府、官署和州中,凡应当修缮的地方,就拨给士卒、徒隶修缮。还发布命令说:每当秋后,要对民间普查,检查户口和土地,核实人口的数量,并分别统计男女老幼的人数。不能从事治水劳动的,免役;久病不能服役的,按病人处理;只能少做的,按半劳力处理。经过普遍调查来选定各地的甲士,作为服兵役的总人数,上报于‘都水官’。都水官就依此下去视察,如看到人数有余或人数不足,就通知下级的水官。下级的水官也把选定的甲士作为征兵的人数,会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里中具体调查,最后还要与被征者的父母协同查定。至于查看治水的工具,要在冬闲时进行准备。土筐、锹、夹板、木夯,每什准备六件,土车每什准备一辆,防雨车篷每什两部,食器要求每人两套,保存在里内,以备损坏遗失。以后要经常命令治水官吏与工匠头领依靠三老、里有司、伍长等技规定检查。经常于每月初一日开始,去查看所准备的工具,留取完好坚实的,修补残破老旧的,淘汰质量粗劣的。经常在冬闲时,派甲士轮流采集木柴,积放在水旁。州大夫率领完成此事,千万不可耽误。积累木柴,在农事完结以后;修筑堤坝,在春耕开始以前。此时天气睛和,白天又比较长,就这些条件看,好处极大。所以经常在没有水害时备好器材,有事及时使用,水可以常被控制,并使之没有危害。这就叫作平素有准备而防患于未然了。”
  桓公曰:“当何时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令下贫守之,往往而为界,可以毋败。当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杀草薉,使令不欲扰,命曰不长。不利作土功之事,放农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当秋三月,山川百泉踊,下雨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属,天地凑汐。利以疾作,收敛毋留,一日把,百日哺。民毋男女,皆行于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湿日生,土弱难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郄,缮边城,涂郭术,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廥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毕矣,举有功,赏贤,罚有罪,迁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刚不立。昼日益短,而夜日益长,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时以得,四害皆服。”
  桓公说;“应当在什么时候动工呢?”管仲说:“在春季三月份里,天气干燥,是水少流细的时节。此时山河干涸水少,天气渐暖,寒气渐消,万物开始活动。旧年的农事已经做完,新年农事尚未开始,草木的幼芽已经可以食用。天气的寒热逐渐调和,昼夜的长短也开始均分。均分后,夜间一天比一天短,白天一天比一天长。这时有利于做土工上事,因为堤土会日益坚实。可以派可以甲士在河边修筑堤坝,堤的基础要宽,上面要窄。使长堤沿河而行。在附近的不毛之地。一定要挖出水库。大水库修堤,小水库修防,使堤防围绕水库四周,以防止伤害庄稼。大堤要年年进行修补,堤身上要种植荆棘灌木,以便加固堤土。还要间种柏、杨等高大树木,防止洪水冲决。人民在这里还可以得到好处,简直象一潭流动的脂膏。守堤工作派贫户去做,依次给他们划好地段,以保持河堤不坏。至予在夏季三个月里,自然界变化强烈,大暑来到,万物茂盛。应做好农田除草。政令不要干扰农事,征发劳役也不可时间过长。这时不利于做土工工事,因为它妨害农事,徒花费一半工费,土工也无成就。在秋季三月,山川百泉涌水,大雨降,山洪发,入海路远水难疏泄,秋雨连绵,天地呈凝合状态。此时应抓紧秋收,使之颗粒归仓。所谓“收割一天,食用百日”。人民无分男女,都要到田间劳动。此时不利作土工工事,因潮湿之气日生,土质松软难成。徒花费十分之六的工费,十工之事也无成就。在冬季三个月里,天地收闭。暑雨止。太冷到,万物实熟。此时应补修屋舍,修缮边防城寨,修理城墙道路,调正度量衡,处理狱中罪犯,蓄积草料粮食,以及君主举行娱乐活动和祭神。由于一年之事全告完成.还应当表彰有功,赏贤惩罪,升迁官吏而提高他们的等级。此时不利做土工工事,徒花费十分之七的工费,而土冻难成。此时昼愈短而夜愈长,天寒利在室内劳动,甚至在外堂都不适宜。把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得当,其它四害也都可以制服了。”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对曰:“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烟,噎下百草,人采食之伤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顺之,令之家起火为温,其田及宫中皆盖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将饮伤人。有下虫伤禾稼。凡天灾害之下也,君子谨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其至不时者,此谓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伤人。故吏者所以教顺也,三老、里有司、伍长者,所以为率也。五者已具,民无愿者,愿其毕也:故常以冬日顺三老、里有司、伍长,以冬赏罚,使各应其赏而服其罚。五者不可害,则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见,故民不比也。”
  桓公说:“寡人愚笨,还不知道制服其它四害应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冬天若动土工,散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天也霖雨不止。春天若不把枯骨朽尸掩埋好,不把枯木砍伐掉。则夏旱就会来临。夏天有大露和大瘴.凝聚在植物上,吃了就会伤人。民多疾病而不止,就会恐慌不安。国君要派出各部门的官吏偕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各里训话,命令百姓各家生火蒸煮食物;地里、院里都要盖井。并不使毒气沾污食器,防止饮水伤人。还要注意发生虫灾毁伤庄稼的事情。大凡发生天灾,治国者谨慎组织预防,十之八九不会死人。至于太冷、大热、大风、大雨,凡是不合节令发生的,叫作‘四刑’。有的遇上就死,有的则幸存。治国者即使谨慎组织预防,也难免伤人。所以,官吏是应当做好教训工作的,三老、里有司;伍长等人是要做好示范工作的。做好了防止五害的工作,人民就没有更多要求了,因为要求已经满足。所以要经常利用冬天训练三老、里有司和伍长们,并最后定出赏罚,使他们有功者必得其赏,有过者也受其罚。五害不能为祸,国君的法令就无人违犯了。因为这项政绩显而易见,百姓就不在下面结党营私了。”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时则为之,非其时而败,将何以待之?”管仲对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堤有毁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隶给。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冲水,可据者据之。终岁以毋败为固。此谓备之常时,祸何从来?所以然者,独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谓也。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入之不能为败。”桓公曰:“善。仲父之语寡人毕矣,然则寡人何事乎哉?亟为寡人教侧臣。”
  桓公说:“在一年的十二个月,施工动土,只有合乎季节才能做,不合季节则不成,应怎样常年进行准备呢?”管仲回答说;“要经常派治水官吏在冬天就视查堤防,发现需要修治的问题即时具文向都水官报告。都水官一般是定在春季事少的时节修堤的。但河堤做成以后,则经常进行检验。河堤若发生毁坏时,如遇到大雨,就派人分段保护,需要修补之处就抓紧修补,拨给徒隶充役完成其事。大雨中,堤防需要覆盖就及时覆盖;冲水时,堤防需要屯堵就组织力量屯堵。一年到头以保持堤防不坏为治水工作的成效。这也是所谓‘平时有备,祸从何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浊水经常夹带着泥土,自身运行就经常淤塞河道,江、河都是这样的。还要常年加高堤坝,以便不被淹没。春冬两季在河内取土加高,秋夏在河外取土加高,浊水来临也就不会毁坏了。”桓公说:“好啊!仲父给我讲的是够全面了,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替我快把这些道理教给左有大臣们。”




地员第五十八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管仲治理天下,规定地深七尺为一施。
  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其木宜蚖、菕与杜、松,其草宜楚棘。见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于泉。呼音中角。其水仓,其民强。
  河川沃土,五谷无不相宜。这里谷粒肥厚而谷穗充实。这里种树宜于[木元]、苍、杜梨和松树,种草宜于壮荆和商棘。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五施之土,即土深五七三十五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角”声。这里水呈青色,居民强壮。
  赤垆,历强肥,五种无不宜。其麻白,其布黄,其草宜白茅与雚,其木宜赤棠。见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寿。
  赤垆土,干疏、坚硬而肥沃,种五谷无不相宜。这里种麻则麻色洁白,织出布则布色润黄。这里种草适于白茅与灌,种树适于赤棠。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四施之土,即土深四七二十八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商”声。这里水白而甜。人民长寿。
  黄唐,无宜也,唯宜黍秫也。宜县泽。行廧落,地润数毁,难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与茅,其木宜櫄桑。见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流徙。
  黄唐土,不适合种植什么作物,只好种黍和高粱。还应当枯竭水泽排水。修造围墙时,地湿易毁,难以筑城砌墙。这里种草适于山蓟和白茅,种树适于椿、{木意}、桑树。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三施之土,即土深三七二十一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宫”声。这里泉水黄而有臭味,易于流失。
  斥埴,宜大菽与麦。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见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一十四尺而至于泉。呼音中羽。其泉咸,水流徙。
  斥埴土,适于种植大豆和麦。这里种草适于负和灌,种树适于杞柳。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两施之土,即土深二七一十四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羽”声。这里泉水味咸,易于流失。
  黑埴,宜稻麦。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见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黑埴土,适于种植稻、麦。这里种草适于赖篙和莜。种树适于白棠。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一施之土,即地深七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徵”声。这里水黑而味苦。
  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凡是听“微”声,就好象听到小猪被背走而大猪惊叫的声音。凡是听“羽”声,就好象荒野的马叫。凡是听“宫”声。就好象地窖里的牛鸣。凡是听“商”声,就好象失群的羊叫。凡是听“角”声,就好像出鸡在树上鸣唱,声音又快又清。凡是要起奏五音风调,先确立一弦而三等分之,经过四次三等分的推演以合九九八十一之数,由此产生黄钟小素的音调,便成为宫声。三除八十一而将其一份加在八十一上,使得一百零八,就是微声。不可不再用三除而在一百零八上减去三分之一,正足其数七十二,由此而产生商声。再用三除七十二,并加在它的原数上,由此产生羽声九十六。再用三除并在九十六上减去三分之一,正足其数六十四,由此而产生角声。
  坟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于泉。陕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于泉。祀陕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于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于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于泉。环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于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于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于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于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于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于泉,青龙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磝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于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于泉,其下骈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于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于泉。
  地势较高的坡地,土深六施,即六七四十二尺而见到地下泉水。狭谷旁侧的土地,土深七施,即七七四十九尺而见到地下泉水。狭谷的土地,土深八施,即七八五十六尺而见到地下泉水。土陵,九施。即七九六十三尺而见到地下泉水。丘陵的延伸地带,十施,即七十尺见到地下泉水。丘陵的周围地带,十一施,即土深七十七尺而见到地下泉水。山岗的延伸地带。十二施。即八十四尺见到地下泉水。山岗的附属地带,十三施,即九十一尺见到地下泉水。山岗附属带的白土区,十四施,即九十八尺见到地下泉水。丘陵正中地区。十五施,即一百零五尺见到地下泉水。青山,十六施,即一百一十二尺见到地下泉水,但在青龙的居处,其硬泥部分则没有泉水。红土而多小石的山,十七施,即一百一十九尺见到地下泉水。但卜面清商的居处没有泉水。多石山的白土区,十八施,即一百二十六尺见到地下泉水,下面坚石并列的部分没有泉水。陡山,十九施,即一百三十三尺见到地下泉水,下面灰土的部分没有泉水。高陵土山,二十施。即一百四十尺见到地下泉水。
  山之上,命之曰悬泉,其地不干,其草如茅与走,其木乃樠,凿之二尺,乃至于泉。山之上,命曰复吕,其草鱼肠与莸,其木乃柳,凿之三尺而至于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蕲、白昌,其木乃杨,凿之五尺而至于泉。山之材,其草兢与蔷,其木乃格,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山之侧,其草葍与蒌,其木乃品榆,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
  山顶上,有一种名为“悬泉”的地方,土不干燥,所生的草是苗草和蘑草,树是樠树,凿地二尺即可见到泉水。山顶上,有一种名为“复吕’’的地方,所生的草是鱼肠竹和莸草,树是柳树,凿地三尺就可以见到泉水。山顶上,有一种名为“泉英”的地方,所生的草是当归和菖蒲,树是杨树,凿地五尺可以见到泉水。山侧面。所生的草是稀签和蔷藤,树是{木贾}树,凿地二七一十四尺可以见到泉水。山侧面,所生的草是菖草和蒌蒿,树是刺榆,凿地三七二十一尺才可以见到泉水。
  凡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叶下于,下于苋,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
  大凡草类与土地的结合,各自都有其最好的归趋。或高或低,各有不同的草类和土壤。只有叶的海生植物比菱的生长地域低,菱比水葱的生长地域低,水葱比蒲的生长地域低,蒲比芦苇的生长地域低,芦苇比颧的生长地域低,灌比蒌蒿的生长地域低,蒌蒿比马帚的生长地域低,马帚比艾蒿的生长地域低,艾蒿比薛荔的生长地域低,薜荔比益母草的生长地域低,益母草比白茅的生长地域低。那些草类,一共有十二个等次,它们都是各有所归的。
  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九州的土壤,有九十种。每一种土壤都有它固定的特征,而土的种类是有等次的。
  群土之长,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黄,五粟五章。五粟之状,淖而不肕,刚而不觳,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其种,大重细重,白茎白秀,无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数大,条直以长。其泽则多鱼,牧则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龟、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芜、椒、连。五臭所校,寡疾难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干而不格,湛而不泽,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粟土
  各类土壤中最上等的,是五种粟上。五种粟土的颜色,是红、青、白、黑、黄。即五种粟土有五种标记。五种粟土的性状,湿而不黏,干燥而不瘠薄,不泥阻车轮,也不污浊手脚。它种植谷物,宜于大重和细重,白茎白穗,无不适合。五种粟土,无论在丘陵或在山地,在水边或在平原,在阴面或在阳面都可种桐树和柞树,而无不长得秀美和长大。这里的榆、柳、桑、柘、栎、槐、杨等等,各种树木的生长,快而且大,其枝条直而且长。这里的池泽多鱼,这里的牧场适于牛羊。这里的土地,这里的山边,都适合生长竹、箭、枣、获、憎木和檀木。这里还生长五种有香味的植物;薛荔、白正、芜、椒树和兰花。五香植物所产生的效用,使人少病而推迟衰老,士女都生得美,民众都心灵手巧。那地方泉水呈黄白色,人的容颜润嫩。五粟土,干燥而不坚硬,湿润而不散脱,无论高地低地,都经常保持水分。这就是所谓粟土。
  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黄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异则。五沃之状,剽怷橐土,虫易全处,怷剽不白,下乃以泽。其种,大苗细苗,赨茎黑秀箭长。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杨,其榆其桑,其札其枋,群木数大,条直以长。其阴则生之楂蔾,其阳则安树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择畴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苇,大长以美;其细者,如雚如蒸。欲有与各,大者不类,小者则治,揣而藏之,若众练丝,五臭畴生,莲、与、?芜,藁本、白芷。其泽则多鱼,牧则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坚劲,寡有疥骚,终无痟酲。五沃之土,干而不斥,湛而不泽,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沃土
  粟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沃土。五种沃土的颜色,是红、青、黄、白、黑。也就是五种土有五种色,各有区别。五沃土的性状,疏松而带有孔窍,容易藏居虫类,坚实而不干白,底下保持湿润。它种植谷物,宜于大苗和细苗,红茎黑穗而禾秆长大。五种沃土,无论在丘在山,在陵在冈,无论在边角之地,或在丘陵阳面,左右两侧,都适宜于下列树木:桐、柞、扶{木多}和椿树,此外还有白梓。至于这里的梅、杏、桃、李,也是树花滋长、枝干挺拔的。这里的棘、棠、槐、杨、榆、桑、柏树和檀树,都长得快而且大,枝条直而且长。这地方的阴处生长山楂和梨树,阳面则可以种各种麻,不管高处和低处,不择地区。这地方所产的麻,大的象箭竹或芦苇,又大又长又美;细的象小芦苇或细薪,又顺又多又行列分明。大的麻没有疵节,小的麻条理易治,团聚而加以贮藏,就象漂练好的白丝一样。这里还生有五种带香味的植物:兰花、揭车、芜、藁本和白芷。这里的池泽多鱼,牧场则宜于牛羊。这里的泉水白而青,人民坚劲有力,既少疥疾,又无头痛眩晕之病。五沃土,干燥而不旱裂,湿润而不脱散,无论高地低地,都经常保持水分。这就是所谓“沃土”。
  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杂英,各有异章。五位之状,不塥不灰,青怷以菭。及其种:大苇无、细苇无,赨茎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冈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黾、楢、檀。其山之浅,有茏与斥。群木安逐,条长数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种木胥容,榆、桃、柳、楝。群药安生,姜与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枭,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及彼白昌,山藜、苇、芒。群药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谷,群木安逐,鸟兽安施。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轻直,省事少食。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位土
  沃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位土。五种位土的颜色,也是五色相杂,各有不同标志。五种位土的性状,既不坚硬成块,也不散软如灰,色青疏松而有青苔。至于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苇无和细苇无,赤茎白穗。五种位土,在土岗或在丘陵,在水边或在平原,在小丘或在高山,都适合生长竹、箭、藻、获、格树和檀树。在山的低处,还有水红和芥菜。多种树木生长旺盛,枝条长而发育又快又大:例如桑、松、把树和{木茸}树。各种树都可容纳在这种土地,例如,榆、桃、柳树和桐树。各种药材也生长起来,例如 和桔梗,细辛和大蒙。这里的山顶,多产桔梗、鬼目草和地榆;这里的山下,产有竹箭和紫苑;这里的山旁,产有黄 、白昌、山藜、苇和芒。各种药材丛生,使人们免于疾病。这里的山林和山麓,这里的槐树林和苦楝林,这里的柞林和楮桑林,群树茂盛,鸟兽也种类繁多。既有麇麋,而且又多产鹿。这里的泉水青黑,这里的人性爽直,省事而少食。无论高地或低地的土壤,都经常保持着水分。这就是所谓“位土”。
  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荫之状,黑土黑菭,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种櫑葛,赨茎黄秀恚目,其叶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谓荫土
  位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隐土。五种土的性状,黑土上长有黑苔,青色疏松而肥沃,偻解的样子有如草木灰一般。它种植谷物,适于 葛,赤茎黄穗而谷实怒开,叶子有如紫苑。就畜牧、农业、果树、林产的收获来说,比前三类土壤相差十分之二,这就是所谓“隐土”。
  荫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状,芬然若泽、若屯土。其种,大水肠、细水肠,赨茎黄秀以慈。忍水旱,无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谓壤土
  隐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壤土。五种壤土的性状,粉解的样子有如草木脱落的皮叶,又如堆积的粪土。它种植谷物,适于叫做大水肠和细水肠的稻,赤茎黄穗而多产。性耐水旱,所种无不适合。畜牧、农业、果树、林业的收获,比起前三类土壤要差十分之二。这就是所谓“壤土”。
  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状,捍然如米以葆泽,不离不坼。其种,忍荫。忍叶如雚叶,以长狐茸。黄茎黑茎黑秀,其粟大,无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上以十分之二。
  壤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浮土。五种浮土的性状,坚硬得土粒如米。由于保有水分。不脱散也不干裂。它种植谷物,适合忍隐。忍隐的叶子象翟叶,因为它长着狐毛一样的茸毛。黄茎、黑茎、黑穗,其粟粒都长得大,种植无不适合。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起前三类土壤要差十分之二。
  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
  总之,上等土壤三十种,可种植十二类谷物。
  中土曰五怷(shù)。五怷之状,廪焉如壏,润湿以处。其种,大稷、细稷,赨茎黄秀以慈。忍水旱,细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中等土壤首先是五种怷士。五种怷土的性状,凛然有如盐粒,保有润湿状态。它种植谷物,可种大稷、细稷,赤茎黄穗多产。性耐水旱,细粟繁美如麻。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相差十分之三。
  怷土之次,曰五纑()。五纑之状,强力刚坚。其种,大邯郸、细邯郸,茎叶如枎櫄,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怷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泸土。五种绅士的性状,强而坚硬。它种植谷物,适于大邯郸和细邯郸,茎叶如扶树、树,其粟粒较大。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三。
  纑土之次,曰五壏(xiàn)。五壏之状,芬焉若糠以肥。其种,大荔、细荔,青茎黄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纑士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壏土。五种壏土的性状,粉解的样子有如米糠而比较肥沃。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荔和细荔,青茎黄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三。
  壏土之次,曰五剽(piāo)。五剽之状,华然如芬以脆。其种,大秬、细秬,黑茎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壏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剽土。五种剽土的性状,白白如粉而且土质较脆。它种植谷物,适于大柜和细柜,—黑茎青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
  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状,粟焉如屑尘厉。其种,大萯、细萯,白茎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
  剽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沙土。五种沙土的性状,细碎得有如粉尘飞动。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负和细负,白茎青穗而生有枝蔓。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
  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状,累然如仆累,不忍水旱。其种,大樛杞、细樛杞,黑茎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沙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塥上。五种塥土的性状,团粒堆积得象是蜗牛,不耐水旱。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记和细,黑茎黑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起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
  凡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
  总之,中等土壤三十种,可种十二类谷物。
  下土曰五犹。五犹之状如粪。其种,大华、细华、白茎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下等土壤首先是五种犹土。五种犹土的性状象粪一样。它种植谷物,适于大华、细华,白茎黑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五。
  犹土之次,曰五壮。五壮之状如鼠肝。其种,青梁,黑茎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犹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壮土。五种壮土的性状,有如鼠肝。它种植谷物,适于青粱,黑茎黑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五。
  壮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状,甚泽以疏,离坼以臞塉。其种,雁膳黑实,朱跗黄实。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壮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殖土。五种殖土的性状,非常散落而疏松,有裂隙而且贫瘠。它种植谷物,适于黑粒的“籼”和黄粒的朱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上壤差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状娄娄然,不忍水旱。其种,大菽、细菽,多白实。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五种殖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觳土。五种觳土的性状,是十分空疏的,不耐水旱。它种植谷物,宜于大菽和细菽,豆粒多为白色。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六。
  觳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状,坚而不骼。其种,陵稻、黑鹅、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觳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舄土。五种舄土的性状,坚实而不过硬。它种植谷物,适于陵稻:黑鹅、马夫。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七。
  凫土之次,曰五桀(jié),五桀之状,甚咸以苦,其物为下。其种,白稻长狭。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舄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桀土。五种桀土的性状,味极咸而苦。它是最下等的土壤。它种植谷物。适于白稻,其米粒细长。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七。
  凡下土三十物,其种十二物。
  总之,下土共三十种,可以种十二种作物。
  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
  总之,全部土壤类别为九十,可以种二十六种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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