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梦的《管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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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法：泛读——查生僻字、正音、朗读通顺、翻译。
进度计划：原则上每周一卷（四章）共计2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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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生僻字、正音、朗读通顺、翻译


牧民第一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 ，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zhi一声，敬）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jiān）；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zhāng通彰）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右国颂
  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则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和宗亲故旧。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也将由此而惰怠；君主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不尊鬼神，小民就不能感悟；不祭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以上为“国颂”的内容。——财、地、仓、衣食、上服、四维。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 ，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右四维。
  国有四维（准绳），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人们不越出应守的规范，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以上是“四维”的内容。（礼义廉耻）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yì）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右四顺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 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以上是“四顺”的内容。（忧劳、贫贱、危坠、灭绝）
  错（通措）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於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於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於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於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就是要令顺民心。所谓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作到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上。
  以上是“十一经”的内容。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御民之辔（pèi），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於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於时而察於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後於事；吝於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右六亲五法。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乡，乡不能治好；按照治乡的要求治理国，国不能治好；按照治国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应该按照治家的要求治家，按照治乡的要求治乡，按照治国的要求治国，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不要因为不同姓，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不采纳外乡入的办法；诸候国不要因为不同国，而不听从别国人的主张。象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像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气度。
带领人民奔什么方向，看君主重视什么；引导人民走什么门路，看君主提倡什么；号召人民走什么途径，看君主的好恶是什么。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就想得到；君主爱吃的东西，臣下就想尝试；君主喜欢的事情，臣下就想实行；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就想规避。因此，不要掩蔽你的过错，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则，贤者将无法对你帮助。在室内讲话，要使全室的人知道；在堂上讲话，要使满堂的人知道。这样开诚布公，才称得上圣明的君主。单靠城郭沟渠，不一定能固守；仅有强大的武力和装备，不一定能御敌；地大物博，群众不一定就拥护。只有有道的君主，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才可避免灾祸的发生。
  天下不怕没有能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货，怕的是无人去管理它们。所以，通晓天时的，可以任用为官长；没有私心的，可以安排作官吏；通晓天时，善于用财，而又能任用官吏的，就可以奉为君主了。处事迟钝的人，总是落后于形势；吝啬财物的人，总是无人亲近；偏信小人的人，总是失掉贤能的人材。
  以上为“六亲五法”的内容。



形势第二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山高而不崩颓，就有人烹羊设祭；渊深而不枯竭，就有人投玉求神。天不改变它的常规，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春秋冬夏不改变它的节令，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蛟龙得水，才可以树立神灵；虎豹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以保持威力。风雨没有既定的方向，谁也不会埋怨它。位高的人发号施令，位低的人忘掉卑贱，长寿、短命、贫穷、富有等等，都不是无因而至的。
  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纣之失也。飞蓬之问，不在所宾；燕雀之集，道行不顾。牺牷圭璧，不足以享鬼神；主功有素，宝币奚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砍削也。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
  臣下能奉行命令，是由于君主地位的尊严；臣下能接受指示，是由于君臣名分的作用。君主不亲自过问，人民就会自己去做事；手执祭器不说话，朝政也会普遍地修明。天鹅发出动听的声音，人们会齐声赞美；西周人材济济，殷遗民也会被感化。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不必听从；对于燕雀聚集的小事，行道者不屑一顾。用牛羊玉器来供奉鬼神，不一定得到鬼神的保佑，只要君主的功业有根基，何必使用珍贵的祭品!后羿射箭的功夫，不在射箭的表面动作；造父驾车的技术，不在驾车的表面动作；奚仲的技巧，也不在木材的砍削上。召徕远方的人，单靠使者是没有用的；亲近国内的人，光说空话也无济于事。只有内心里认真行德的君主，才能够独得治国的功效。
  平原之隰（xí），奚有於高？大山之隈（wēi），奚有於深？訾讆（zī wèi）之人，勿与任大。譕（wú）臣者，可以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有无弃之言者，必参於天地也。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náo）饮焉。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不行其野，不违其马，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平原上的小坡，怎么能够算作高？大山上的小沟，怎么能够算作深？专挑好人毛病专说坏人好话的人，是不能委之以重任的。谋虑远大的人，可以同他共图大事；见识高超的人，可以同他共行治国之道。但是，对于那种贪图速效而只顾眼前利害的人，走开了就不要召他回来；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影响也就深远；材器伟大的人，会得到众人的依赖；要人们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可厌倦。不应得而求必得的事情，是靠不住的；不应承诺而完全承诺的语言，是信不得的。谨小慎微也不能成大事，就好比挑拣食物不能使身体胖起来一样。能够不放弃以上这些格言的，就能与天地媲美了。从三仞高的崖岸上跳下来，人是很难做到的，但猴子却毫不在乎地跳下来喝水。所以说，骄傲自大，独断专行，乃是行事的祸患。虽不到野外跑路，也不要把马丢掉。能够做到只给人们好处而不向人们索取报酬的，那就同天地一样伟大了。
  怠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神者在内，不及者在门。在内者将假，在门者将待。曙戒勿怠，後稚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气入内，正色乃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懒惰的人总是落后，不分心的人才能凝神聚气。凝神者精气聚于内，懒散者气散于耳目感官。内聚者自我成就，在门外不能自主。所以，黎明时玩忽怠惰，日暮时就要遭殃。早上忘掉了应作的事情，晚上就什么成果也没有。一个人邪气侵袭到体内，正色就要衰退。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推行。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的官吏就不会严肃。君主的举动不合乎仪式，政策法令就不容易贯彻。一方面关怀臣民，另方面再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君主不能使臣民安乐，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使臣民生长繁息，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牺牲生命。君主给予臣民的，不确实兑现；臣民对待君主，也是不会全力以赴的。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所说的“道”只有一个，但运用起来则各有不同。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家，他便是治家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乡，他便是一乡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国，他便是一国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天下，他便是天下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使万物各得其所，那便和天地一样伟大了。道要去者，人不得返；道要来者，人不得去。道之所在，自身就应该与之同化。凡是能始终保持强盛的，就因为顺从天道；凡是能安危存亡的，就因为顺从人心。违背天的法则，虽然暂时丰满，最终必然枯竭；上下不和，虽然暂时安定，最终也必然危亡。想要统一天下而违背天道，天下就不可能被他统一起来。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虽然成功也不能保持。已经得道的，往往不觉察自己是怎样做的；已经成功了，往往又不觉察道是怎样离开的。就好像隐藏起来而没有形体，这就是“天道”。但是，对当今有怀疑则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则可以查阅历史。万事的本性，内容虽有不同，但总是同归一理，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
  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chuí）。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於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
  用未长成的木材做屋柱而房子倒坍，谁也不怨恨木材；小孩子把屋瓦拆下来，慈母也会打棍子。顺天道去做，远者都会来亲近；事起于人为，近亲也要怨恨。万物之于人，是没有远近亲疏之分的。高明的人用起来就有余，愚笨的人用起来就不足。顺乎天道去做，天就帮助他；反乎天道去做，天就违背他。天之所助，弱小可以变得强大；天之所弃，成功可以变为失败。顺应天道的可以得其成效，违背天道的就要招致灾祸，且无可挽救。
  乌鸟之狡，虽善不亲；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见与之交，几於不亲；见哀之役，几於不结；见施之德，几於不报；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乌鸦般的交谊，看着友善，其实并不亲密；不重合的绳结，即使坚固，也一定松脱开解。所以，道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贵在慎重。不要交与不可靠的人，不要强给做不到的人，不要告知不明事理的人。交与不可靠的、强予做不到的、告知不明事理的人，就叫作劳而无功。表面上显示友好的朋友，也就接近于不亲密了；表面上显示亲爱的交谊，也就接近于不结好了；表面上显示慷慨的恩赐，也就接近于不得所报了。只有内心里认真行德，四面八方才会归附。独断专横的国家，必然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端；独断专横国家的君主，必然卑鄙而没有威望。这就好比独自议定婚姻的妇女，一定名声不好而没有信誉。但对于尚未见面就令人仰慕的君主，应该去投奔；对于久别而令人难忘的君主，应该来辅佐。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不会变；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不会变。说起话来，那种只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错话，人君就不应该说；做起事来，那种只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错事，人君就不应该做。凡是重复那些不可再说的言论和那些不可再做的事情，都是一国之君的最大禁忌。



权修第三

  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
  万辆兵车的大国，军队不可以没有统帅；领土广阔，农田不可以没有官吏；人口众多，官府不可无常法；掌握着人民命运，朝廷不可无政令。
  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
  地大而国家贫穷，是因为土地没有开辟；人多而兵力薄弱，是因为人民缺乏督促。所以，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土地就不得开辟；赏罚不信实，人民就缺乏督促。土地没有开辟，人民缺乏督促，对外就不能抵御敌人，对内就不能固守国土。所以说，空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虚名，而没有千辆兵车的实力，还想君主权力不被削弱，那是办不到的。
地辟而国贫者，舟车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土地开辟了，而国家仍然贫穷，那是君主的舟车过于豪华、楼台亭阁过多的原故。赏罚信实而兵力仍然薄弱，那是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的原故。舟车豪华，楼台亭阁过多，就会使赋税繁重；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就造成民力枯竭。赋税繁重则人民怨恨朝廷，民力枯竭则政令无法推行。人民怨恨，政令不行，而求敌国不来侵略，那是办不到的。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徵（zhēng）；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於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於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後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要想治好天下，必须珍惜本国国力；想要治好国家，必须珍惜国内人民；想要治好人民，必须珍惜民力之耗尽。没有办法养活人民，人们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没有办法治理人民，即使留下来也不能使用。远地的人们来而不走，是因为有效地养活了他们；人口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是因为有效地治理了他们。见到人们做好事，喜悦而要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厌恶而要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人们确实兑现了，那末，没有亲身经历的也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如果见到人们做好事，空自喜悦而没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空自厌恶而没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都没有兑现，要指望没有经历的人们为之感化，那是办不到的。君主能够付出厚爱和厚利，就可以亲近人民，申明知识相礼节，就可以教育人民。要以身作则来引导人民，审定规章制度来防范人民，设置乡的官吏来指导人民。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暴乱的行为便不会发生了。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於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土地生产财富，受时令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产生了。因此，对人民征收有度，耗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耗费没有节制的，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
  有土地而不开辟，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有人民而不治理，等于不是自己的人民。凡是治理人民，对于按劳绩给予禄赏的问题，不可不审慎从事。劳绩多的禄赏多，劳绩少的禄赏少，没有劳绩的就不给予禄赏。如果有劳绩而没有禄赏，人们就离心离德；劳绩多而禄赏少，人们就不努力工作；劳绩少而禄赏多，人们就弄虚作假；无劳绩而空得禄赏，人们就贪图侥幸。凡是离心离德、工作不力、弄虚作假、贪图侥幸的，举办大事不会成功，对敌作战也不会尽力。所以说，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劳绩差别赐予禄赏，这是用人的关键。
  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
  农田与市场往往争劳力，民家与官府往往争财货，货币与粮食往往争贵贱，地方与朝廷往往争治理权限。所以，让田野不积杂草，就应把农业放在首位；让官府不积财货，就应把财富藏于民间；让市场店铺不成行列，就需要做到家用自足；让朝廷不聚众议事，就需要做到分权到乡。田野无杂草，官府无积货，市场店铺不成行列，朝廷不聚众议事，这些都是治国的最高水平。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
  人的本性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人的思想性情是可以掌握的。了解他喜欢什么和厌恶什么，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观察他同什么样的人交往，就能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把握住这两点，就能够对人民进行管理了。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乡？有乡不治，奚待於国？有国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於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
  国土的保障在于城池，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而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因此，土地不开辟，就会造成城池不巩固。君主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理天下？而天下又是以国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又以治世之道为根本。所以，君主若不重视农业，就不肯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人们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而轻忽土地之利。在轻忽地利的情况下，还指望田野开辟、仓廪充实，那是办不到的。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淩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诈谋闲欺，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
  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妇人参与政事，赏功罚过就不能准确；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耻。在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献身死节，是办不到的。朝廷不整肃，贵贱无区别，长幼不分，制度不明，服制没有等级，君臣都超越应守的规范，这样，要求得百姓尊重君主的政令，是办不到的。君主好搞阴谋欺诈，官吏争收苛捐杂税，使役人民只偷取一时之快，以致百姓怨恨，这样，要求得人民亲近君主，是办不到的。拥有土地而不注重农业，统治国家而不能统一号令人民，这样，要求国家不发生危机，是办不到的。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卜，好用巫医，这样，鬼神反而会经常作起怪来。总之，功业不成，名声不显，将产生三种祸患：一是养成独断专横的君主；二是成为贫穷卑贱的君主；三是成为政务混乱、整日里疲于奔命的君主。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
  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材。种谷，是一种一收；种树，是一种十收；培育人材，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如果我们注重培养人材，其效用将是神奇的；而如此举事收得神效的，只有王者之门才能够做到。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於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於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於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凡是治理人民的，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使男人不行邪僻，要靠教育；使女人没有淫乱，要靠训诲。教训形成风气，刑罚就会减少，这是自然的道理。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小的邪恶。因为，小的邪恶是大的邪恶产生的根源。不禁止小的邪恶而想要大邪恶不危害国家，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礼”。要求有礼，就不可不重视小礼。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礼，而要求百姓能行大礼，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义”。要求有义，就不可不实行小义。因为，在国内不行小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廉”。要求有廉，就不可不重视小廉。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耻”。要求有耻，就不可不整顿小耻。因为，在国内不整顿小耻，而要求百姓能行大耻，是办不到的。凡治理人民，要求人民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禁止小的坏事，这都是训练人民的办法。而人民能够作到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并禁止小的坏事，又正是治国的根本。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於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闲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服从驱使。要人民服从驱使，就不可不重视“法”的作用。法，是用来建立朝廷权威的。要建立朝廷权威，就不可不重视爵位。如果把爵位授给“不义”的人，人民就轻视爵位；人民轻视爵位，君主就没有威信；君主没有威信，命令就不能推行了。法，是用来驱使人民出力的。驱使人民出力，就不可不重视禄赏。如果把禄赏授给“无功”的人，人民就轻视禄赏；人民轻视禄赏，君主就无法劝勉人民；君主无法劝勉人民，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发挥人民才能的。发挥人民才能，就不可不慎重地委派官职。如果委派官职不慎重，人民就背离其治理；人民背离治理，则下情不能上达；下情不能上达，人民就怨恨君主；人民怨恨君主，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决定人民生死的。决定人民生死；就不可不审慎地使用刑罚。如果刑罚不审慎，就会使坏人逃罪而好人蒙冤；坏人逃罪和好人蒙冤，就会出现杀无辜而赦有罪的事情；杀无辜而赦有罪，国家就难免被贼臣篡夺了。所以，爵位被鄙视，禄赏被轻视，人民背离统治，贼臣发动叛乱，这些都是败国的政教造成的。


立政第四

  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  国家之所以治或乱，取决于三个条件，只有杀戮刑罚是不够用的。国家之所以安或危，取决于四个条件，只靠城郭险阻是不能固守的。国家之所以贫或富，取决于五个条件，只用轻收租税、薄取赋敛的办法是靠不住的。这就是说，治理国家有“三本”，安定国家有“四固”，而富国则有“五事”——这五事乃是五项纲领性措施。
  三本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众”。
  君主需要审查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治乱的根源。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德义没有显著于朝廷的人，不可授予尊高的爵位；对于功业没有表现于全国的人，不可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主事没有取信于人民的人，就不能让他做大官。所以德行深厚而授爵低微，叫作“有过”；德行浅薄而授爵尊高，叫作“有失”。宁可有过于君子，而不可有失于小人。因为，有过于君子，带来的怨恨浅；有失于小人，带来的祸乱深。因此，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有德义不显于朝廷而身居高位的人，贤良的大臣就得不到进用；如果有功劳不著于全国而享有重禄的人，勤奋的大臣就得不到鼓励；如果有主事并未取信于人民而做了大官的人，有才能的大臣就不会出力。只有把这三个根本问题审查清楚了，臣下才不敢妄求官禄。如果对这三个根本问题不加审查，奸臣就会与君主接近，君侧小臣就会专权。这样，在上面君主耳目闭塞，在下面政令不通，正道被抛弃，坏事就要一天天地多起来。而若审查好这三个根本问题，君主左右那些受宠的小臣就不会专权，道路上看不到在押的犯人，与官方疏远的人们不受冤狱之害，孤寡无亲的人们，也都没有不白之冤了。这就叫作：刑罚减少，政务精简，甚至朝廷都无需召集群臣议事了。
  四固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
  五事君主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有四个：一是对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二是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不可以授予尊高爵位；三是对于掌握刑罚而躲避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轻易课取赋税的人，不可以让他做都邑的官。这四条巩固国家的原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应该说，卿相得不到众人拥护，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协力同心，是国家的危险；军中统帅不足以令人畏惧，是国家的危险；人民不怀恋自己的田产，是国家的危险。因此，只有提倡道德而能真正做到仁，才可以胜任国事而众人拥护；只有见到贤能就进行推让，才能使大臣们协力同心；只有掌握刑罚不避亲贵，才能够威震邻敌；只有重视农业、注重地利，而不轻易课税，才能使人民怀恋自己的田产。
  五事
  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故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鄣（zhāng）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hù）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国君主必须注意解决的问题有五个：一是山泽不能防止火灾，草木不能繁家就会贫穷；二是沟渠不能全线通畅，堤坝中的水漫溢成灾，国家就会贫穷，国家就会贫穷；是田野不发展桑麻，五谷种植没有因地制宜，国家就会贫穷；四是农家不养六畜，蔬菜瓜果不齐备，国家就会贫穷；’五是工匠追逐刻木楼金，女红也广求采花文饰，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说，山泽能够防止火灾，草木繁殖成长，国家就会富足；使沟渠全线通畅，堤坝中的水没有漫溢，国家就会富足；田野发展桑麻，五谷种植能因地制宜，国家就会富足；农家饲养六畜，蔬菜瓜果能齐备，国家就会富足；工匠不进行刻木楼金，女红也不求文采花饰，国家就会富足。
  首宪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
  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后可以布宪。
  把都城地区分为五个乡，乡设乡师。把乡分为五个州，州设州长。把州分成十个里，里设里尉。把里分为十个游，游设游宗。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什和伍都设什长和伍长。要修筑围墙，堵塞缺口，只定一条进出的道路，只设一个进出的门户。要细心看管里门，注意关锁，钥匙由里尉掌管。任命“间有司”，按时开闭里门。间有司要负责观察出入的人们，向里尉报告情况。凡是进出不遵守时间，穿戴不合时宜，家眷亲属及其他人中有行迹异常的，间有司发现，就随时上报。如果问题出在本里家长的子弟、臣妄、属役和宾客身上，那么，里尉要训斥游宗，游宗要训斥什、伍长，什、伍长要训斥家长。只给训斥和警告而不必上报，初犯、再犯可以宽恕，第三次就不赦免了。凡发现孝悌、忠信、贤良和优秀人材，如果出在本里家长的子弟、臣妄、仆役和宾客，那么，就要逐级由什、伍长上报游宗，游宗上报里尉，里尉上报州长，州长再汇总上报于乡师，乡师最后登记举报到士师那里去。凡责罚与犯罪有牵连的人，问题出在家属的，应连带及于家长；出在家长的，应连带及什、伍长；出在什、伍长的，连带游宗；出在游宗的，连带里尉；出在里尉的，连带州长；出在州长的，连带乡师；出在乡师的，也要连带于士师。每年三个月一上报，六个月一汇总，十二个月来一次登记举报。凡推举贤才都不可越级，使用能臣都不可兼职；惩罚有罪，不独罚犯罪者自身；赏赐有功，不专给立功者本人。

  正月初起，国君要亲自临朝听政，评定爵赏，考核官吏，一共用五天时间。腊月末尾，国君也要临朝听政，论定罚、罪、刑、杀，也用五天。正月初一日，百官在朝，国君向全国发布法令。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都在太史那里领受法令典籍。又当全体官吏会集在朝之日，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都要在国君面前学习法令。太史宣布法令后，底册存入太府，就在国君面前把法令和简册分发下去。五乡乡师出朝以后，就到乡办事处召集本乡所属官吏，直至游宗，同来领受法令。法令公布完毕，要及时回报，然后回到任处。法令没有公布，报告没有交回，不敢到住处休息。否则，叫作“留令”，那是死罪不赦的。五属大夫，都是乘车来朝的，但出朝也不能到任处休息，需要立即出发。到达都邑的当天，就在祖庙里召集所属官吏，同来领受法令。法令公布后，便派遣使者回报。遣使应在公布法令的当天，不论早晚。法令公布完，使者派出去，然后才敢到住所休息。法令没有公布，使者没有派出，不能到住所休息。否则，也叫“留令”，死罪不赦。法令公布后，有不执行的，叫做“不从今”，死罪不赦。检查法令文件，有与太府所存不符的，多了叫作“专制”，少了叫作“亏令”，也是死罪不赦。这个所谓“首宪”的法令公布以后，各地就可以执行了。

  首事
  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
省官
  凡将办事，法令一定先出。这叫作事情将办，其赏罚办法就必须明示于前。负责人总是要严守法令以掌握赏罚，检查工作并向君主上报的时候，也必须报告执行赏罚的情况。如果办事不合于法令的意旨，即使事有成效，也叫“专制”，那是死罪不赦的。这个所谓“首事”的命令一经发布，然后就可以遵照执行了。

  省官
  修火宪，敬山泽，林薮（sǒu）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liáo），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墝（qiāo），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lòu）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制定防火的法令，戒止山泽林薮之处堆积枯草；对自然资源的出产，要按时封禁和开放，以使人民有充足的房屋建筑用材的柴草贮备。这是“虞师”的职责。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的生长；明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对农民生产、服役的先后，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司田”的职责。巡行乡里，察看房屋，观察树木、庄稼的生长，视查六畜的状况，并能按时作全面安排，做到劝勉百姓，使他们努力耕作而不偷闲，留恋家室而不轻离乡里，这是“乡师”的职责。考核各种工匠，审定各个时节的作业项目，分辨产品质量的优劣，提倡产品完全和精致，统一管理五乡，按时作全面安排，使那种刻木、镂金、文采之类的奢侈品工艺，不敢在各乡作业。这是“工师”的职责。

  服制
  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guǒ）绞衾（qīn）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xiǎng）庙，将军大夫不敢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quán）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连乘车。
  按照爵位制定享用等级，根据俸禄规定花费标准。饮食有一定标准，衣服有一定制度，房屋有一定限度，六畜和奴仆有一定数目，车船和陈设也都有一定的限制。活着的时候，在乘车、戴帽、职位、俸禄、田宅等方面，有所分别；死了的时候，在棺木、衣被、坟墓等方面，也有所规定。虽然是身份高贵，没有那样的爵位也不敢穿那样的衣服；虽然是家富钱多，没有那样的俸禄也不敢作那样的花费。天子衣服的花纹样式有明文规定，夫人不能穿常服祭祀宗庙，将军大夫穿朝服，一般官吏穿命服，“士”只在衣带边缘上有所标志。平民不敢穿杂有文彩的衣服，工匠、商人不得穿羔皮和貂皮的衣服。受过刑和正在服刑的人不能穿丝料的衣服，也不敢备车和坐车。

  九败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chǎn）谀（yú）饰过之说胜，则巧佞（nìng）者用。
  废止军备的议论占优势，险阻就不能固守。泛爱人类的议论占优势，士卒就不肯作战。全‘生保命的议论占优势，廉耻之风就不能建立。私立异说、清高自贵的议论占优势，君主政令就无法推行。结交朋党的议论占优势，好人、坏人就不易分清。金玉财货的议论占优势，官爵服位就滥流到下边。观乐玩好的议论占优势，奸邪之辈就攀援到上位。托拜保举的议论占优势，用人标准就不会正确。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议论占优势，巧言而奸佞的人就会出来干事了。

  七观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为而无害，成而不议，得而莫之能争，天道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

  征召就立即来到，派遣就立即前往，老百姓舍弃自己而以君上之心为心，这是教化所期望的结果。起初还看不出迹象，最后则成效不可比拟，君主一人行事，臣民万人随从，这是训练所期望的结果。不加命令而主动办事，不加派遣而主动前往，不用上面劝勉，而人民自己就能够尽心竭力，这是树立风俗所期望的结果。君主的好恶才在心里形成，百姓就化为行动，刑未行而人民知道恐惧，奖赏未发而人民得到劝勉，这是实行诚信所期望的结果。做事不产生恶果，成事之后也没有失败，得到的成果没有人能够争夺，这是遵守天道所期望的结果。行事即成，有求即得，君主所要求的，大小事情都能实现，这是办事所期望的结果。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象四肢百骸服从内心一样，这是为政所期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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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马第五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右立国
  凡是营建都城，不把它建立在大山之下，也必须在大河的近旁。高不可近于干旱，以便保证水用的充足；低不可近于水潦，以节省沟堤的修筑。要依靠天然资源，要凭借地势之利。所以，城郭的构筑，不必拘泥于合乎方圆的规矩；道路的铺设，也不必拘泥于平直的准绳。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右大数。
  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可立帝业。为政而不为政务所累，显得无可操劳的，可成王业。为政而谦虚不自贵的，可成霸业。不自以为贵是作君主的准则，贵而不超越应守的规范，是作臣子的准则。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右地政
  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朝廷是仪法的体现，市场是商品供求的状况的标志，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个诸侯国拥有兵车千辆，是军备的制度。这五个方面，其道理是可以理解的，实行起来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调整政事。土地不公平折算而划一，政事活动就无法公正。没有公正的政事活动，生产就无法管理。
  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损益也。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正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是故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货多事治，则所求于天下者寡矣，为之有道。右阴阳
  春秋冬夏是阴阳的推移，农时长短是阴阳的作用，白天和黑夜的更替是阴阳的变化。阴阳的运动是正常的。即使有时失常，多的不能减少，少的也无法增加。天时，它是非人力所能损益的。可以用来调整政事的，只有土地。所以，对土地不可不加以整顿。整顿土地，其实际可耕的数字，一定要进行核正。长的要核正，短的要核正，大的要核正，小的要核正，长短大小都要核正准确。土地不核正准确，官府就无法治理；官府无法治理，农事就办不好；农事办不好物资就不会丰富。所以，怎样知道物资丰富呢？回答是，农事搞得好。怎样看出农事搞得好呢？回答是物资丰富。一旦物资丰富，农事搞好，就可以少求助于他人了。掌握起来，也是有规律的。
  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右爵位
  朝廷是仪法的体现。所以，朝廷爵位安排正确，人民才不会怨恨；人民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然后，仪法才可以体现。如果安排不公正，就不可能体现。看来，一国之人不可能都尊贵，都尊贵了，事情不好办，还对国家不利。正因为事情不好办对国家不利，若没有少数人尊贵，人们是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分清爵位排列的高低，人们才知道先后的次序和贵贱的仪法。管理起来也是有规可循的。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右务市事
  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高利；各种商业无高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努力，失败于骄傲轻心。不谋虑则不能产生，不努力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心则不致失败；所以说，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物资的多寡而已。掌握起来，也是有规律的。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黄金】
  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不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
  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有壹宿之行，道之远近有数矣。是知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轻重也；重而后损之，是不知任也；轻而后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为之有道。【诸侯之地千乘之国】
  天下各地，驾驭牛马，其负担轻重，都有一定的限度。有一宿(三十里)的实际行程，可行的里程远近，也就心中有数了。因此，知道一个诸候国可以出兵车千辆这个标准，就可以算出军备规模的大小，也可以算出负担的轻重。征收重了以后再来削减，那是不了解负担能力；征收轻了以后再来增加，那是不了解军备规模。不了解负担能力和军备规模都不行。而要掌握它们，也是有规律的。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sǒu），镰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泛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gǔ）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则所市之地，六灸一斗，命之曰中。
  岁有市无市，则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黄金百镒为一箧（qiè），其货一谷笼为十箧。其商茍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
  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十仞见水不大潦（lào），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于泽。
  距国门以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芸卒焉。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贾知贾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而不与分焉。不可使而为工，则视货离之实而出夫粟。
  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有珍车珍甲而莫之敢有。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士农工商】
  对于不生五谷的土地和没有树木的荒山，百亩折合成一亩可耕地。干枯的沼泽，也是百而当一。不生草木的土地，百而当一。荆棘丛杂无法进去人的土地，也是百而当一。芦荡草泽，但可以带上镰绳进去采伐的，九亩折合一亩。丘陵，其树木可以当材料，可以做车轴，而且人们带上刀斧可以进去采伐的，也是九而当一。高山，其树木可以做棺，可以做车，而且人们带上刀斧可以进得去的，十亩折成一亩。水流，可以下网捕鱼的，五亩折成一亩。森林，其树木可以做棺，可以做车，而且刀斧能进得去的，也是五而当一。湖泽，可以下网捕鱼的，也是五亩折成一亩。以上就叫作：以可耕面积的实数对土地进行折算。
  六里见方的区域命名为暴，五暴命名为部，五部命名为聚。聚要有集市，没有集市则人们缺乏日用品。五聚叫作某乡，四乡叫作方。这是行政组织制度。行政组织一经建立，就来建立地方居民组织。把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连，五连编成一暴，五暴编成一长，称它作某乡。四乡命名为都。这是居民组织制度。居民组织一经建立，就来组织生产。四聚算作一离，五离算作一制，五制算作一田，二田算作一夫，三夫算作一家。这是生产组织的制度。生产组织一经建立。就来组织军备。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乘。一乘四马，一马配备甲士七人，盾手五人。一乘则共有甲士二十八，盾手二十。还配备民夫三十人，负责兵车的后勤。这就是军备的制度。
  六里见方的土地出一辆兵车，每一平方里是九个农夫的田地。一锐黄金是供应百辆兵车一宿的费用。没有黄金可以用丝绢代替，细绢三十三制折为黄金一镒。没有绢可以用布，一百匹细白布折为黄金一镒，一镒的黄金即供百乘兵车食用一宿的费用。这样，征收布匹的地方，合六步土地征粮一斗，这是中等年成的税率。
  要有集市，没有集市则民用缺乏。六里见方的地域，称之为“社”；有居民的邑，名之为“央”。也要征收关税和市场税。按黄金百镒为一筐来算，货物一谷笼算作十筐；集市的商人如果达到三十人，从正月到十二月年收黄金一镒，这就叫作征税了。每年的春分公布税率；立夏则按月核实，秋天则统计总的征税情况；还要统计商民人数的增减。
  三年修整一次田埂，五年修整一次田界，十年进行一次重新划定。这些都应成为常例。一般一切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潦；五尺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旱。一仞见水的土地，要减轻租税十分之一，二仞则减收十分之二，三仍减十分之三，四仍减十分之四，五仍则减半，相当于山地。至于五尺见水的土地，也减税十分之一；四尺的减十分之二，三尺的减十分之三，二尺的减十分之四；而一尺见水的土地，就相当于沼泽了。
  从都城城门以外，到全国所有地区，成年男子按两犁的定数，未成年男子按一犁定数，都要为君主服役三天。正月就命令农民开始耕作，到公田服役；从雪化春耕时起，直到夏锄为止。对于见识广、学问博、断事精明的“士”，凡是没有成为君主臣吏的，也要服役而不分配收益。对于熟悉物价贵贱，并在集市上交易的商人，凡不是官商的，也要服劳役而不分配收益。对于讲求器物样式功能，参加集市交易的手工业者，凡不是官家工匠的，也要服劳役而不分配收益。至于不能使其直接出工的人们，就看他们所差的实际数字，交纳补偿力役的粮食。
  只有智者明白而愚人不明白的事，不可以要求一般人民。只有巧者能做到而笨人做不到的事，也不可要求一般人民。若不是命令一下，人人都能实行，就不能达到大治；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就不能建立大功。因此，非真正的商人，不得经商；非真正的工匠，不得为工；非真正的农夫，不得务农；不是名符其实的士人，不许在朝中做官。这样，即使官位有缺，也无人敢于冒请；即使君主有珍车、珍甲的待遇，也无人敢于妄求享有；国家举办大事，臣下也就不敢谎报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君主了解臣下，臣下也知道君主了解自己。所以，臣下就不敢不尽心竭力、老老实实地为君主服务了。
  事理告诉我们：把土地折算分租，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样，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人民就是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是不干活。实行了与民分货的制度，人民就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都会来关心生产的。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讬业于民。民之生也，辟则愚，闭则类，上为一。下为二。【圣人】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他善于分利于民。圣人不擅长分利于民，就同普通百姓一样了。自己总是贪而不足，怎么能算是圣人呢？所以，国家有事就取用于民，无事就藏富于民，只有圣人才善于把产业寄托于人民。人的本性，越是开导就越是通情达理，越是堵塞就越是悖逆。上面提供一个，下面就会回敬两个。
  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忘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失时】
  农时对于农事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不能把它收藏起来使之停止不前。所以说，今天不进行生产，明天就没有财物。过去的时光，一经消逝就不再回来了。
  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地里】
  八十里见方的上等土地，可以负担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和四座上千户人口的城镇。百里见方的中等土地，可以负担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和四座上千户人口的城镇。一百二十里见方的下等土地，可以负担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和四座上千户人口的城镇。因此，八十里见方的上等土地与一百二十里见方的下等土地，都相当于一百里见方的中等土地。


七法第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势器械未具，犹之不治也。形势器械具四者备，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犹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胜敌国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犹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
正确的主张不能用，错误的主张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罚；像这样而能治理好人民的，从来没有过。正确的坚决采用，错误的坚决废止，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就可以治理好了吗？还不能。为什么？因为，不具有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仍然不能治理好。有了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以后，再具备上述四项，那就可以治理好了。不能治理好人民而能强化其军队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能治其民而不懂用兵的策略，仍然不行。不能强化其军队而能必胜敌国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能够强化其军队而不明胜敌国之理，仍然不能打胜。兵力没有必胜敌国的把握而能够征服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兵力有了必胜的把握而不明征服天下的纲领，仍然是不行的。所以说：治民要有军备，用兵要有策略，战胜敌国要有理，匡正天下要有纲领。
  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
  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檐（yán应为摇）竿而欲定其末。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敺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倍招而必拘之。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故曰：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qū）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七法】
  关于规律、形象、规范、教化、决塞、心术和计数：探索天地的元气，寒暑的协调，水土的性质以及人类、鸟兽、草木的生长繁殖；事物虽多，但都有一个共同性，而且是不变的，这就叫做“规律”。事物的外形、名称、年代、相似、类属、依次、状态等等，叫作“象”。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斜、角量等等，叫做“规范”。渐进、驯服、磨炼、熏陶、适应、习惯等等，叫作“教化“。予与夺、险与易、利与害、难与易、开与闭、死与生等等，叫作“决塞”。老实、忠诚、宽厚、’施舍、度量、容让等等，叫做心术。刚柔、轻重、大小、虚实、远近、多少等等叫作“计数”。
  不明白规律，而想要立法定制，就好比把测时的标竿插在转动者的陶轮上，摇动竹竿而妄想稳定它的末端一样。不了解象，而想量才用人，就好比把长材短用，短材长用一样。不了解事物的规范，而想治理人民统一群众，就好比用左手写字，而闲着右手一样。不明白教化而想移风易俗，就好比早上刚制造车轮，晚上就要乘车一样。不了解决塞之术而想驱使和调遣人民，就好比使水倒流一样。不了解心术而想对人们发号施令，就好比背着靶子射箭而一定希图命中一样。不了解计数而想要举办大事，就好比没有舟辑想渡过水险一样。所以说：立法定制，不了解规律不行；量才用人，不了解象不行；治理人民统一群众，不了解规范不行；移风易俗，不了解教化不行；驱使和调遣人民，不了解决塞不行；发布命令保证必行，不了解心术不行；举办大事保证必成，不了解计数不行。

  百匿伤上威。奸吏伤官法。奸民伤俗教。贼盗伤国众。威伤，则重在下。法伤，则货上流。教伤，则从令者不辑。众伤，则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徒毁。从令者不辑，则百事无功。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审，则百匿胜；官爵不审，则奸吏胜；符籍不审，则奸民胜；刑法不审，则盗贼胜；国之四经败，人君泄见危，人君泄，则言实之士不进；言实之士不进，则国之情伪不竭于上。
  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亡君则不然，致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爵禄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反于无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故有罪者不怨上，爱赏者无贪心，则列陈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以要上事，本兵之极也。【四伤百匿】
  宫庭的各种坏人伤害君主的权威，奸邪的官吏伤害国家的法制，奸民伤害风俗和教化，贼盗伤害国内的民众。权威被伤害，君权就会往下移；法制被伤害，财货就会通过贿赂往上流；教化被伤害，臣民就不会和睦；民众被伤害，百姓就不得安居。君权下移，政令便无法推行；财货上流，官德就必然败坏；臣民不和，百事都无功效；百姓不得安居，就会造成为盗者留而务农者离散的局面。为盗者留、务农者散的结就是土地不得开辟，土地不开辟则六畜不能繁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财不足，国贫而财用不足则兵弱而士气不振，兵弱而士气不振，则战不能胜、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定了。所以说，国家大法不严明，国君左右的坏人就得逞；官爵制度不严明，奸邪的官吏就得逞；符籍制度不严明，奸民就得逞；刑法制度不严明，盗贼就得逞。一国的四经：大法、官爵、符籍、刑法败坏了，君主又不重视，危亡就会出现。这是因为人君不重视，说真话的人就不肯进言；说真话的人不进言，国家的真实情况君主就不能掌握了。
  当代一般的君主，所重视的是珍宝，所亲—近的是亲戚，所珍爱的是属民，所重惜的是爵禄。英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他最重视的不是珍宝，最亲近的不是亲戚，最珍惜的不是属民，最看重的不是爵禄。所以，他不会为重宝损害政令，就是说“令贵于宝”；不会为亲戚危害国家，就是说“社稷重于亲戚”；不会为爱其属民而违反法律，就是说“爱法高于爱人”；不会为重惜爵禄而削弱威信，就是说“威信重于爵禄”。君主如不懂得这四条，就会一无所得。所以说：治人如治水，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君主自身能按理办事，群臣就服从政令，百官就断事严明，谁也不敢彻私了。在评计功劳的时候，不能离开法令规定。宠臣、侍从、大族、权贵和大臣们，不得凭特权加功。关系远的、地位低的、不知名的，有功也不得埋没。这样，犯罪受刑的人不会抱怨君上，有功受赏的人也不会滋长贪心。于是，临阵的将士们都将不怕牺牲而赴难，以求为国立功了。这是治军的最重要原则。
  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  王道非废也，而天下莫敢窥者，王者之正也。衡库者，天子之礼也。是故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则独行而无敌矣。所爱之国，而独利之；所恶之国，而独害之；则令行禁止，是以圣王贵之。胜一而服百，则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yǔ）。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右为兵之数。
  用兵的方法，一在于积聚财富，而要使财富无敌；二在于考究军事工艺，而要使工艺无敌；三在于制造兵器，而要使兵器无敌；四在于选择战士，而要使战士无敌；五在于管理教育，而要使管教工作无敌；六在于军事训练，而要使训练工作无敌；七在于调查各国情况，而要使调查工作无敌；八在于明察战机和策略，而要使明察战机和策略无敌。这就是说，军队没有调出国境，就已经保证八个方面无可匹敌了。因此，要征服天下，财力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财力压倒天下，而工艺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工艺压倒天下，而兵器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兵器压倒天下，而战士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战士压倒天下，而管理教育工作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管教工作压倒天下，而军事训练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训练压倒天下，而不普遍了解天下的情况，不能征服；普遍了解天下情况，而不明察战机和策略，还是不能征服天下的。所以，明察战机和策略是用兵的关键。首要的是掌握作战时机，其次是作战计划。
　　王道之所以不废弃，天下人还没对王位存非分之心，是因为做王的人行为正确。武器的收藏掌握在天子手里，是天子尊贵的规制。所以，兵器制成，士兵选定，勇士就有了取胜的信心。普遍了解天下的情况，精心掌握战机与策略，那就可以所向无敌了。对于友好的国家，要给予特殊扶持；对于敌对国家，要给予特殊惩罚。这样就发令能行，言禁能止。因此，英明的君主很重视这种作法。战胜一国而威服百国，天下都会畏惧；持植少数而影响多数，天下都会怀德；惩罚有罪，赏赐有功，天下也都跟着服从了。因此，要聚集天下最好的物材，研究各种工匠的兵器；春秋两季进行比试，精锐的列为上等。制成的武器，不经检查不使用，不试验合格不入库。再聚集天下的豪杰，拥有天下的勇将。这样就可以做到举兵如飞鸟，动兵如雷电，发兵如风雨，无人能在前面阻挡，无人能从后面伤害，独出独入，无人敢于限制了。但是，成功立事，一定要合乎正理与正义。无理的战争不能取胜于天下，不义的战争不能战胜他人。贤明智慧的君主，总是站在必胜的立场，所以能征服天下而无人敢于抗拒。

  若夫曲制时举，不失天时，毋圹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是故张军而不能战。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敺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故事无备，兵无主，则不蚤知。野不辟，地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无政，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民幸生。故蚤知敌人如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功，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人不幸。人不幸，则勇士劝之。故兵也者。审于地图，谋十官。日量蓄积，齐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  故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有雷电之战，故能独行而无敌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国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庙，育男女矣。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风雨之行者，速也。飞鸟之举者，轻也。雷电之战者，士不齐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获也。金城之守者，用货财，设耳目也。一体之治者。去奇说。禁雕俗也。不远道里，故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国。独行无敌，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国救邑，不恃权与之国，故所指必听。定宗庙，育男女，天下莫之能伤，然后可以有国。制仪法，出号令，莫不向应，然后可以治民一众矣。右选陈
  关于部队作战的时机，应该不失天时，不废地利。军事上数字的多少，其主要项目一定要根据计划。所以，凡是攻战的原则，都要求计划必须先定于国内，然后再举兵出境。计划没有事前确定于国内而竟举兵出境，这是战之自败，攻之自毁的。因此，摆开阵势还没有确定打仗，包围城邑还不能确定攻取，得了土地还不能确定据守，三种情况有一种，就是要被毁灭的。所以，事前不明了敌人的政治，不能进行战争；不明了敌人的军情，不能约定战争；不明了敌人的将领，不先采取军事行动；不明了敌人的士兵，不先摆列阵势。只有保证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用兵的将帅击不能用兵的将帅，以经过教练的士卒打击临时征集的乌合之众，才可以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所以，战事没有准备，部队又没有主事的统帅，那就不可能预先掌握敌情；荒地没有开发，农业又没有专管的官吏，那就不可能积蓄粮草；官府没有常规，工匠抱怨上级；武器就不会精良；朝廷没有政令，赏罚很不分明，民众就侥幸偷生。因此，先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积蓄粮草，才能够久战而不贫困；武器精良，打起仗来才能顺利；赏罚严明，人们才不会侥幸偷生；而人们都不侥幸偷生，勇士也就努力了。所以，用兵这件事情，一定要详审地理情况，掌握天时，计算军需贮备，教练勇士，普遍掌握天下的情况，认真抓好战机和运用策略。而这些也正是统帅的本职。
  军队有像风雨一般的行进，就不怕路途遥远；有像飞鸟一般的举动，就不怕山河险阻；有像雷电一般的进攻，就所向无敌；有像水旱一般的摧毁效果就能够攻人之国，救人之城；有像金城一般的设防固守，就能够安定宗庙，繁育人口；再有浑为一体的统一政治，就能够发布号令，明定法制了。这是因为：风雨一般的行进，就是要作到快速；飞鸟一般的举动，就是要作到轻捷；雷电一般的进攻，就是使敌兵不及布阵；水旱一般的摧毁效果，就是使敌方土地无收、耕种无获；金城一般的据守，就是要收买敌人，派出间谍；浑为一体的政治，就是要禁止邪说和奢侈风俗。而军队不怕路途遥远，就能够威慑远地的臣民。不怕山河之阻，就能够征服依险固守的敌国。所向无故，就必然令行禁止。攻人之国，救人之邑，又不依靠盟国，就必然是军队指向哪里，哪里就得听从。安定宗庙，繁育儿女，无人敢于伤害，然后就可以巩固政权。立法定制，发号施令，无人不来响应，然后就可以治理人民和统一百姓行动了。


版法第七
  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经既饬，君乃有国。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置不能图。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凡人君临政视事，首先要端正他的心志，其次是不违背风来雨到的天时，第三是使远近高下的人们都得到很好的治理。这三个根本问题都解决了，国君便可以保有其国家。不可因个人喜悦而行赏，不可因个人恼怒而擅杀。如果是因喜而赏，因怒而杀，人民就会生怨，政令就会废弛。政令多次行不通，人民就有外心；有外心的结了党，祸乱就开始萌芽。引起了群众的忿怒，少数人是不能图谋应付的。举办所喜欢的事，一定要估计到事情的结局；废止所厌恶的事，一定要考虑到事情的后果。用赏赐嘉勉敦厚的人以进行表扬，用俸禄加富有功的人以进行鼓励，用爵位提升有名望的人以进行美誉，要兼爱而没有遗弃，才算得上君主的胸怀。一定要先给教训，万民才趋向好的风化。经常给予利益，民众就会胜利完成己任了。
  取人以己，成事以质。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不寤，民乃自图。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lù）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宥（yòu）过以惩之，杀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动，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无亲。参于日月，佐于四时。悦在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高安在乎同利。
  取用于人要比照一下自己，办事要根据实际力量。要详细斟酌国家的用财，慎重处理施予和报酬，明察事物的分量与限度。所以，君主用财于民不可以吝啬，征用民力不可以过头。用财吝啬则人民反抗，用力过头则人民疲劳。人民贫困，政令就繁复无效；人民苦于劳役之灾，政令就无法贯彻。施予酬报不得当，祸乱就开始发展；祸乱发展而人君尚不觉悟，民众就自图造反了。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对怠情的人，要通过训斥予以羞辱；对有过的人，要通过处罚予以惩戒；对犯罪的人，要通过杀戮予以震慑。君主执法之心坚定而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们就自然恐惧。乖异邪僻的行为都有了改革和变化，法令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了。君主应该效法天，对万物全体施德；模仿地，对万物没有私亲。要做到与日月同级，与四时并列。使众人喜悦决定于爱施俱行，得民众拥护决定于破除私心。要招袜远方的人们，决定于修好国内；要避免祸乱的发生，决定于消除人怨。准备长远大计，在于任用贤人；巩固尊高地位，在于与民同利。

幼官第八与幼官图第九
  若因处虚守静人物，人物则皇。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倮兽之火爨，藏温濡，行敺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常至命，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定生处死，谨贤修伍，则众。信赏审罚，爵材禄能，则强。计凡付终，务本饬末，则富。明法审数，立常备能，则治。同异分官，则安。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从，三举而地辟散成，四举而农佚粟十，五举而务轻金九，六举而絜知事变，七举而外内为用，八举而胜行威立，九举而帝事成形 。
  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职，卿相之守也。七官饰胜备威，将军之守也。六纪审密，贤人之守也。五纪不解，庶人之守也。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治乱之本三，尊卑之交四，富贫之经五，盛衰之纪六，安危之机七，强弱之应八，存亡之数九。练之以散群傰（péng）署。凡数财署，杀僇以聚财，劝勉以选众，使二分具本。发善必审于密，执威必明于中。此居图方中。
  遵守虚静原则，让人人物物自得其适，如此，可成皇业。循常道，从天命，尊重贤士，授官于有德之人，如此，可成帝业。以身作则，实行仁义忠信，如此，可成王业。审虑战争谋略，彰明攻伐之理，精选兵士，修利武器，如此，可成霸业。安定民生，安葬民死，敬重贤者，修睦百姓，可以赢得群众。赏功有信，罚过审明，把爵禄授给良材与能者，可以带来国强。注重筹算，致力于农业并管好工商末业，可以带来国富。修明法度，详审政策，建立常规，配备能臣，可以带来国治。按照不同职务，实行分官而治，可以带来国安。
　　用道理开导人们，用恩惠笼络人们，用仁爱团结人们，用道义培养人们，用施德对待人们，用信用交结人们，用礼节接待人们，用音乐和悦人们，从工作上考核人们，从言论上考察人们，用强力推动人们，用戒律威服人们，这样，第一年施政的结果，上下都取得好的政绩；第二年施政的结果，人民没有不服从的；第三年施政的结果，土地开发，五谷有了收成；第四年施政的结果，农民安乐而粮食富裕；第五年施政的结果，徭役减轻而国币充足；第六年施政的结果，作到了先知国事的变化；第七年施政的结果，作到了内外都为我所用；第八年施政的结果，胜局实现，国威确立；第九年施政的结果，帝业就算是初具规模了。　
　　有九项根本原则，内容宏博广大，是人君必须遵守的；使八个方面，各尽常规，是卿相必须做到的；有七条制胜之道，足以立威，是将军必须遵守的；有六条纲纪，详审严密，是贤人必须遵守的；有五条总则，不可懈怠，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决定国家治乱有三个根本，决定国家安危有四个关键，决定国家贫富有五条总则，决定国家盛衰有六条纲纪，决定国家地位高低的有七项有效因素，检查国家强弱的有八条验证，决定国家存亡的有九条规律。统用这些，使国人不立朋党而协力同心，风教也就显著了。杀戮罪人以聚集财物，奖励好人以移风易俗。要使两方面都有所本。行赏一定要细密地审查，行刑一定要申明于国内。
  必得文威武官习，胜之。务时因，胜之。终无方，胜之。几行义，胜之。理名实，胜之。急时分，胜之。事察伐，胜之。行备具，胜之，原无象，胜之。本定独威，胜。定计财，胜。定知闻，胜。定选士，胜。定制禄，胜。定方用，胜。定纶理，胜。定死生，胜。定成败，胜。定依奇，胜。定实虚，胜。定盛衰，胜。举机诚要，则敌不量。用利至诚，则敌不校。明名章实，则士死节。奇举发不意，则士欢用。交物因方，则械器备。因能利备，则求必得。执务明本，则士不偷。备具无常，无方应也。听于钞，故能闻无极。视于新，故能见未形。思于浚，故能知未始。发于惊，故能至无量。动于昌，故能得其宝。立于谋，故能实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则不远道里。号审教施，则不险山河。博一纯固，则独行而无敌。慎号审章，则其攻不待。权与明必胜，则慈者勇。器无方，则愚者智。攻不守，则拙者巧。数也。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官。谨修三官。必设常主。计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器成，角试否臧。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说行若风雨，发如雷电，此居于图方中。
  一定要文官有德，武官有威；为官者应熟习胜敌之务。因时而动，是制胜的总则；敌众无防，是制胜的时机；兵行正义，是制胜的正理；表彰将士名实，是胜敌的急务；确立等级名分，是制胜的大事；研讨征伐过程，是制胜的行动；战具完备，是制胜的起因；军行隐蔽，是制胜的根本。能确定统一权威的，可以制胜；能确定计算财用的，可以制胜；能审定敌军情报的，可以制胜；能确定选择将士的，可以制胜；能确定禄赏制度的，可以制胜；能审定军器制造方案的，可以制胜；能审定事物伦类次序的，可以制胜；能审定死生的，可以制胜；能审定成败的，可以制胜；能审定正兵与奇兵的，可以制胜；能审定虚实的，可以制胜；能审定盛衰形势的，可以制胜。所掌握的战机，确实是紧要的，敌人便无法估量；所运用的有利条件，完全是真实的，敌人便无法抗拒。显耀名声，表彰战绩，将士就计心死节；运用奇兵，出敌不意，将士就乐于为用。考核军备，研讨其制造方案，兵器就能完备；根据才能，用人在胜任之处，人材就有求必得。掌握将士职务，明定本分，将士就不会苟且敷衍；军备和战具无尚优越，敌人就无法应付了。听得细致，所以能听到还没有到来的声音；看在极早，所以能观察还没有形成的事物；想得深远，所以能想到还没有开始的事情；动得急骤，所以能出乎敌人的意料；干得冒险，所以能夺得敌国的宝器；立足于运筹谋划，所以能兵力坚实而不被敌国攻破了。武器完好又严守教令，就不伯远道行军；号令严明又经过训练，就不怕山河险阻。意志专一而纯实坚定，就可以所向无敌；微号严谨而旗帜分明，就可以—破敌而不靠外援了。指明必胜的道理，慈软的人也会变得勇猛；握有无法防御的武器，愚蠢的人也会变得精明；攻打没有守备的敌军，笨拙的人也会变得巧妙。这都是必然的道理。要勤慎对待十种号令，明确分辨九种旗章，监督操练十种兵器，充分演习“五教”，严格训练“三官”。兵中主帅一定要常设不缺，作战计划必须事前定好。要征集天下的精良器材，评审各种工匠的精锐武器；武器制成后要比试优劣。要招收天下的豪杰，拥有天下的能手。行军应该像风雨一般地迅速，发兵应该像雷电一般地猛烈。
  合内空周外，强国为圈，弱国为属。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举发以礼，时礼必得。和好不基，贵贱无司，事变日至，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则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经不知。教习不着，发不意。经不知，故莫之能圉（yǔ）。发不意，故莫之能应。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莫之能圉，故必胜而无敌。四机不明，不过九日，而游兵惊军。障塞不审，不过八日，外贼得间。由守不慎，不过七日，而内有谗谋。诡禁不修，不过六日，而窃盗者起。死亡不食，不过四日，而军财在敌，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天下各地，强国成为亲眷，弱国成为藩属。有所行动，他们无不从命；平时无事，他们也没有分歧。举事动兵要有理所据，处在有理地位则举事必有所得。要保持和好而不生嫌隙，贵贱都没有纷争，意外的事变就会堵塞住了。
  兵器完好，不如入境而敌军不知；教练再熟，不如动兵而出敌不意。入境而敌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我们；动兵能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我们。敌人无法应付，我军就全胜而没有伤害；敌人无法防御，我军就必胜而所向无敌。不了解四项机要，不过九天则军心游离惊恐；不注意防御工事，不过八天则外敌有隙可乘；戒备不谨慎，不过七天则内部出现谗谋；防范不加强，不过六天则出现窃盗之徒；不犒赏死战的将士，不过四天，我军财物就要落入敌军之手了。
  定府官，明名分，而婶责于群司有司，则下不乘上，贱不乘贵。法立数得，而无比周之民，则上尊而下卑，远近不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则烧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备，则以治击乱，以成击败。数战则士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危国。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大胜者积众，胜而无非义者，焉可以为大胜。大胜，无不胜也。此居于图南方方外。
  确定大小官阶，明确上下名分，而且对群臣有司都有所监督，这样就下不越上，贱不越贵了。法制确立，办法得当，而且没有结党营私的人们，这样就上尊下卑，远近都不会有越轨行为了。
  必须了解敌情，必须了解敌将，必须了解敌方政事，必须了解敌方士兵。掌握了这四个方面，就可能作到以治击乱，以成击败了。多次出战则战士疲劳，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骄傲的君主驱使疲劳的人民作战，国家就危险了。最高水平的用兵是不需作战而定胜局，次好的才是一战而定。所谓大胜，指的是积累多次胜利而没有非正义的战争，才能算得上大胜。能作到大胜，那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间男女之畜，修乡闾之什伍，量委积之多寡，定府官之计数。养老弱而勿通，信利周而无私。
  旗物尚白，兵尚剑，刑则绍昧断绝。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道也。卒乎无穷，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为诈不敢乡。两者备施，动静有功。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此居于图西方方外。
  要视察男女的生养情况，要修治乡间的什伍编制，要计算物资贮备的增减，要核定各级官职的数字，要养老恤弱而不可遗弃，要申明利害而不藏私心。
  战争起始要使人不知开端，战争结束要使人不知末尾。起始不见开端好比“道”，结束不见末尾好比“德”。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不可量度，所以敌军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不可测算，所以敌军伪诈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能取得有效的结果；养兵要合于道德。因为，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能使力量聚合，聚合就能协调。普遍地协调相聚，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
  器成于僇（lù），教行于钞。动静不记，行止无量。戒审四时以别息，异出入以两易，明养生以解固，审取予以总之。一会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师役 ”。再会诸侯，令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毋乏耕织之器。四会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薮泽以时禁发之。五会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时。六会诸侯，令曰：以尔壤生物共玄官，请四辅，将以礼上帝。七会诸侯，令曰：官处四体而无礼者。流之焉莠命。八会诸侯，令曰：立四义而毋议者，尚之于玄官，听于三公。九会诸侯，令曰：以尔封内之财物，国之所有为币。九会，大命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内。诸侯三年而朝习命。二年，三卿使四辅。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来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内，诸侯五年而会至习命。三年，名卿请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适入，正礼义。五年，大夫请受变。三千里之外，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于图北方方外。
  旗物尚黑，兵尚胁盾，刑则游仰灌流。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明谋而适胜，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庙，育男女，官四分，则可以立威行德，制法仪，出号令。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君也；立义而加之以胜，至威而实之以德，守之而后修，胜心焚海内。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立为六千里之侯，则大人从。使国君得其治，则人君从会。请命于天地，知气和，则生物从。计缓急之事，则危危而无难。明于器械之利，则涉难而不变。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通于出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审于动静之务，则功得而无害也。着于取与之分，则得地而不执。慎于号令之官，则举事而有功。此居于图北方方外。
  器物制做得好，在于工艺周到；教化实行得好，在于施教仔细。动与静失去纪律，行与止就没有规则。所以，要慎重根据四时来变化作息，分理财物出入来整饬交易，要明白休养生息以解除凶灾，审查财物取予来进行总算。第一次会集诸侯下令说：没有玄帝的命令，不许有一天战争。第二次会集诸侯下令说：要供养孤老，供养常病者并收养孤儿寡妇。第三次会集诸侯下令说：田租只收取百分之五，市场收税百分之二，关卡收税百分之一，不要使人民缺乏耕织的生产工具。第四次会集诸侯下令说：要修筑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重量计算；林薮湖泽要按规定时问封禁开放。第五次会集诸侯下令说：春秋冬夏的经常祭祀，天地山川的例行祭祀，都必须按时进行。第六次会集诸侯下令说：把你们地方的产品，贡进于玄宫，并且请四辅主持，礼祭上帝。第七次会集诸侯下令说：为官而在视、言、貌、听方面无礼的，以秽乱教命论处，流放之。第八次会集诸侯下令说：在视、言、貌、听方面可以立为表率而无邪僻行为的，在玄宫进行赏赐，由三公主持。第九次会集诸侯下令说：用你们封国之内的财物和国内特有的东西；作为币贡之物进献。九会的大令发布出去以后，诸侯是照章必到的。除此，一千里以外，二千里以内的诸侯，每三年来朝一次，学习命令；每二年则派遣三卿来朝，把情况报告给四辅；每年的正月初一日，还要派大夫前来修好，受命于三公即可。二干里以外，三干里以内的诸侯，每五年来朝一次，学习命令；每三年有特命之卿前来办事；每二年也要派大夫前来，通讯吉凶。三千里以外的诸侯，三十年来朝一次；十年，则有嫡子来朝，以正礼仪；五年又派大夫来朝，请求接受政策法令的学习。还要委派一个大夫作为常驻朝廷的官吏，负责纳入贡物和接受天子的命令
  考察治兵方法，可以了解治军水平；审查武器状况，可以认识战胜原因；懂得谋算，就可以制胜敌人；通晓行德，就可以安定天下。能作到安定宗庙，繁育儿女，四民分业治事，就可以确立权威、实行德政、制定仪法、颁行号令了。最高水平的用兵，不是为了占领别国的土地，也不是为了统治别国的人民。实行正义而以战胜为保证，给予威慑而以德政为内容；保持战果并扩展胜利果实，立意在控制天下。兴人民所利，除人民所害，则各国百姓服从。立作六千里的侯爵，则大臣服从。保证其治理内部的权限，别国的国君就会服从。祭天除病，水土合宜，那么，一切生物也都能够服从了。安排好事情的缓急，遇到极度危险也不会陷于灾难。重视武器的作用，遇到灾难也不会惊惶失措。通晓先发后发的道理，兵出国外也不会陷于困境。懂得出境入境的节度，深入敌境也不会陷于危局。审于动静的安排，成功而不会带来危害。明确取予的界限，得地也没有忧患。严肃号令的管理，举事就可以收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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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辅第十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士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人务】
  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取得盛名广誉，丰功伟业，显赫于天下，为后世所不忘，不是得到人们拥护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暴君之所以丧失国家，危及社稷，宗庙颠覆，湮没无闻，不是由于失掉人们拥护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现今拥有国土的君主，都希望生活安定，办事有威信，战争胜利，防务巩固，大的想统一天下，小的要称霸诸侯，却不重视争取人，所以，弄得小则兵败而地削，大则身死而国灭。所以说：“人”是不可不非常注重的，这是天下顶重要的问题。
  曰：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líng yǔ）空，贤人进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诸侯。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凶而官府乱。公法废而私曲行，仓廪虚而囹圄实，贤人退而奸民进，其君子上谄谀而下中正，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上弥残茍，而无解舍，下愈覆鸷而不听从，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战不胜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以此观之，则政不可不慎也。【政慎】
  我们说：得人的方法，莫如给人以利益；而给人以利益的方法，莫如用实际政绩来证明。所以，善于为政的，总是田地开垦而城邑殷实，朝廷安闲而官府清治，公法通行而邪道废止，仓库充实而监狱空虚，贤人得用而奸臣罢退。上层人士，总是祟尚公正而鄙视阿谀之风；士民，总是重视勇武而鄙视财利；平民，总是爱农而厌恶大吃大喝，从而财用充足而日常生活富裕。所以，君主要宽厚而有所减免，人民要从而无所怨恨，上下协调而有礼仪，这才会活安定而办事有威信，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而一战而征服诸侯。不善于为政的，总是田荒芜而城邑空虚，朝廷惊扰而官府混乱，公废弃而邪道风行，仓库空虚而监狱人满，贤臣退而奸臣得用。上层人士，总是阿谈成风鄙视公正；士民，总是重视财利而轻视勇武；民，总是喜好吃喝而厌恶耕作，于是财用缺而日常生活困难。君主非常残暴苛刻而无减免，人民特别固执凶顽而不肯服从，上下互相争利而不协调，所以生活不安定而办事无威信，战争不胜而防守不固，于是小则兵败而地削，大则身死而国灭。由此看来，为政就不可不谨慎对待这些问题了。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zhì）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yòu）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德六兴】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什么叫六兴呢？回答是：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这叫作改善人们生活。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给人们输送财货。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这叫作给人们提供便利。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作实施宽大的政治。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作救人之危急。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这叫作救人之穷困。这六个方面；都属于兴举德政。这六项能见之实行，人民所要求的，就没有得不到的了。人民的欲望必须得到满足，然后才能够听从上面；听从上面，然后政事才能办好。所以说：德政是不可不兴的。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后明行以导之义，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zǔn qū），以辟刑僇（lù）。纤啬（sè）省用，以备饥馑（jǐn）。敦懞（méng）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义七体】
  我们说：人民知道了“德”，而未必懂得“义”，然后就应该以身作则以教民行义。“义”有七体。什么叫七体呢？回答是：用孝悌慈惠来奉养亲属，用恭敬忠信来事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防止敌寇。这七个方面，都是义的实体。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正，中正然后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然后办事才有威信，有威信才可以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所以说：“义”是不可不行的。
  曰：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是故圣王饬（chì）此八礼，以导其民；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陵长，远不闲亲，新不闲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礼八经】
  我们说：人民知道“义”，而未必懂得“礼”。然后就应该整顿“八经”以教民行礼。什么是八经呢？回答是：上与下都有礼仪，贵与贱都有本分，长与幼都守次序，贫与富都守法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所以，上与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不守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而国家还不陷于混乱，是没有听说过的。因此，圣明君主总是整顿这八礼以教导人民。八方面都各得其宜，作君主的就公正而不偏私，作臣子的就忠信而不结党，作父母的以教育实现慈惠，作子女的以严肃实现孝悌，作兄长的以教诲实现宽厚，作人弟的以恭敬实现和顺，作丈夫的以专一实现敦厚；作人妻的以贞节进行劝勉。能这样，就可以做到：下不叛上，臣不杀君，贱不越贵，少不欺长，疏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越大，放荡不破毁正义。这八项是礼的常规。所以，人必知礼然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尊让，尊让然后才能做到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乱事就不会产生而祸患也不会发作了。因此说：“礼”是不可不重视的。
  曰：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务，五务者何？曰：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君择臣而任官，则事不烦乱。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措时。官长任事守职，则动作和。士修身功材，则贤良发。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务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故曰：力不可不务也。【力五务】
  我们说：人民知道礼，而未必懂得“务”，然后就该依法令安排人力。安排人力有“五务”。什么是五务呢？回答说：君主择臣任官，大夫任官治事，官长负责其事而严守职责，士人修养品德而攻治才艺，平民则从事农耕种植。君主能够择臣而任官，政事就不紊乱；大夫任官办事，措施就可以及时；官长分工任事而严守职责，行动就可以协调；士人能够修身学艺，贤良人材就可以出现；平民从事农耕种植，财用就可以充足了。所以说：这五方面，就是人力的各有专务。人民必须认识这些专务，然后才能思想统一，思想统一然后才能专心致志，思想统一而专心致志，然后功业就可观了。所以说：安排人力是不可不有所专务的。
  曰：民知务矣，而未知权，然后考三度以动之；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此三者之来也，政召之。曰：审时以举事，以事动民，以民动国，以国动天下。天下动，然后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权然后举错得。举错得则民和辑，民和辑则功名立矣，故曰：权不可不度也。【权三度】
  我们说：人民知道务，还未必懂得“权”，然后就该考究“三度”来行动。什么是三度呢？回答说：上考度天时，下考度地利，中考度人和，这就是所谓三度。所以说：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利不宜，则有饥荒；人道不和，则有祸患。三者的到来，都是政事不好招致的。所以说：要审度时机来举办大事，用举事发动人民，用人民发动国力，用一国发动天下。天下动员起来了，然后功业就可以有成。所以，人民必须懂得权衡轻重，然后才举措得当；举措得当，则人民和睦；人民和睦，则功业建立起来了。因此说：权衡轻重这一点，不可不善加考度。
  故曰五经既布，然后逐奸民，诘轴伪，屏谗慝（tè），而毋听淫辞，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树为淫辞，作为淫巧，以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国亏，社稷灭覆，身体危殆，非生于谄淫者未之尝闻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声谄耳，淫观谄目，耳目之所好谄心，心之所好伤民，民伤而身不危者，未之尝闻也。曰：实圹（kuàng）虚，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富。节饮食，撙（zǔn）衣服，则财用足。举贤良，务功劳，布德惠，则贤人进。逐奸人，诘轴伪，去谗慝（tè），则奸人止。修饥馑（jǐn），救灾害，振罢露，则国家定。【五经】
  所以说，五项纲领措施既已施行，然后就要驱逐奸民，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而且不准听淫乱言词，不准造淫奢物品。如果人们有淫行邪性，传播淫乱言词，制造淫奢物品，用以取悦君主，惑乱百姓，移国动众，以扰害人民务正业的，要处以死刑或流刑。所以说：凡人君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败而国土被削，名卑而国家受害，社程覆灭，自身危殆的，没有不是由于对淫乱的喜悦而引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是：淫乱的声音悦其耳，淫乱的观赏悦其目。耳目之所好，悦其心；放任内心之所好，就伤害人民。伤害了人民而自身不危亡的事，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们说：移民垦荒，开垦农田，修筑房屋，国家就能富裕；节约饮食，撙节衣服，财用就会充足；推举贤良，注重功绩，广布德惠，贤人就得到进用；驱逐奸人，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奸人就消声匿迹；防备饥荒，救助灾害，贩济破败人家，国家就会安定。
  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茍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方丈陈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是故博带梨，大袂（mèi）列，文绣染，刻镂削，雕琢采。关几而不征，市鄽（chán）而不税。是故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霸王三事】
  英明君主的急务，在于加强农业，废除无用之物的生产，然后人民可以富裕；选拔贤才，任用能臣，人民就可以得到治理；减轻赋税，不苛求于民，并以忠爱相待，就可以使人民亲近。这三项都是成就王、霸之业的大事。事物都有根本，而仁义是其关键。现在，工匠是够巧的了，然而人民需用的东西得不到满足，就是因为君主过于喜欢玩好的器物；农民是够劳苦的了，然而天下还无粮挨饿，就是因为君主过于喜欢珍奇的食品；妇女也是够巧妙的了，然而人们却在无衣挨冻，就是因为君主过份喜欢华丽的服饰。所以，这就需要把宽大的带子裁成窄小的，把肥大的袖子变成窄瘦的，把华丽的服饰染成单色，把刻楼的图案削掉，把雕琢的花纹磨平。关卡上只稽查而不征捐，市场上只存放货物而不收税。古代的优良工匠，不运用他的智巧来做玩好的东西。所以，无用之物，守法者从不生产。




宙合第十一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大贤之德长。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毋访于佞，毋蓄于谄，毋育于凶，毋监于谗，不正广其荒，不用其区区，鸟飞准绳，讂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可浅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视；定而履，深而□，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故君出令，正其国而无齐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臣任力，同其忠而无争其利，不失其事而无有其名，分敬而无妒，则夫妇和勉矣。君失音则风律必流，流则乱败。臣离味则百姓不养。百姓不养，则众散亡。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故名之曰不德。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讲的是君臣各自的本份。人君在上边发令，总是安逸的，故居于左；人臣在下边出力，总是劳顿的，故居于右。五音虽不同声而可以协调，这是比喻人君出令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顺，“顺”则法令通行无阻，政事赢得成就。五味虽不同物而可以调和，这是比喻人臣出力办事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得。“得”则劳力有所专务，财物有所增长。所以人君出令，专为正国而不为满足私欲，与民同爱而并非独行其是，如此施德而无私，则四海归服。人臣出力任事，同尽忠心而不争夺私利，不失本职而不猎取虚名，如此勤敬而无所忌妒，则天下男女都将和谐共勉。人君行事失去协调，则国家教化的成果必然流失，流失则国家混乱失败；人臣行事失去协调，则百姓的生活不能供养，不能供养则离散逃亡。君臣各自胜任其本职，国家就安宁了。所以，把这称之为“大德。”

  “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夫绳扶拨以为正，准坏险以为平，钩入枉而出直，此言圣君贤佐之制举也。博而不失，因以备能而无遗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乱亡，汤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此，汤武之功是也。多备规轴者，成轴也。夫成轴之多也，其处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犹□求履之宪也。夫焉有不适善﹖适善，备也，仙也是以无乏。故谕教者取辟焉。天淯阳，无计量，地化生，无法□。所谓是而无非，非而无是，是非有，必交来，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规之，必有不可识虑之，然将卒而不戒，故圣人博闻、多见、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对形，曲均存矣。减、尽也。溜，发也。言□环毕善，莫不备得，故曰减溜大成。成功之术，必有巨获。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
  关于“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绳，可以扶偏为正；准可以破险为平；钩，可以进入弯曲而取出直线。这是比喻圣君贤相关于法度的运用。法度详尽而无所遗失，因而其功能也将完备无缺。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些人民，桀纣因乱而败亡，汤武却因治而兴盛。彰明治国之道来教育人民，申明治国之法来对待人民，使人民从善成风，这就是汤武的功绩，所谓“多备规轴”，指的是“成轴”。成轴的品种繁多，放在大的地方不松动。放在小的地方不堵塞，就像按照各种足迹做成鞋楦子，怎么能够不合适呢？非常合适，在于非常完备，因为挑选着使用，所以不会缺乏。由此，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鉴。上天养育万物，多得无法计量；大地造化万物，多得没有边际。所谓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如果确认某一事物为正确，是因为早有一个错误事物先在那里被定下来了，而且必有一个错误事物已在那里被人识别考虑了。然而这些过程，都将是仓淬到来，令人无法准备的。所以，圣人总是要博闻多见，积累规律性的理论、原则等待新事物的到来。新事物一经出现，就与这些理论模式相参对，错误与正确的分别就在其中解决了。“减”的意思是完全，“溜”的意思是发展，说的是局部与全局全面完善，无不处理得宜。所以说：完全发展而达到完备无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规可循。必须极力修德，详审时机，时机与德望结合，便是成事的机会，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样。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时与德的结合要恰到好处。

  “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阳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辟罚，静默以侔免，辟之也犹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于寒暑之灾矣。非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为僇，而功泽不加，进伤为人君严之义，退害为人臣者之生，其为不利弥甚。故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先祖不灭，后世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
  “春采生，秋采苽；夏处阴，冬处阳。”这是说圣人的动静、开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时制宜。合于时宜则动、不合时宜则静。所以，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宣扬。他总是收敛其治世的言论，暗中收敛而注意隐藏自己。贤人处于乱世，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态度躲避刑罚，静默的方式求得免祸。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凉，冬天之就温暖，才可以沾不上寒热之害。他这并不是怕死而不忠。硬要强进谏言而带来杀身之祸，往上说，伤害了君主尊严的义理；往下说，伤害了人臣个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严重了。因此，他退身下野却不肯扔掉笏版，解职退休也不停止版书，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势。所以，微子并没有替纣王死难，而是受封于宋国，充当殷遗民的首领。这样，祖先不被湮灭，后世也不断绝。所以说：大贤人的德泽是长远的。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奋也，以琅汤凌轹人，人之败也常自此；是故圣人着之简策，传以告后进，曰：“奋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昧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称，不满其量，不依其乐，不致其度。爵尊则肃士，禄丰则务施，功大而不伐，业明而不矜。夫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故安而无忧。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这是说独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奋其能，而且以骄傲放荡的态势去欺凌他人，人之失败常从这里开始。为此，圣人写在书里，传给后学之士说：奋，是兴盛；苓，是衰落。只兴盛而不衰落的事，从来没有。所以，有道之人，总是不表现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现局量已满，不表现调子太高，不表现气度高傲至极。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贤士，俸禄厚就注意施放财物，功劳大而不夸耀，事业盛而并不骄傲。名与实的互相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并有。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两者兼备，于是只取其一，弃名取实。因此，安定而无忧。
  “毒而无怒”，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怨而无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故曰”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灾极。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
  “毒而无怒”，这是说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怨而无言”说的是不可不保持谨慎：发言不周到严密，反伤其身。“欲而无谋”，说的是谋事不可外泄，谋外泄则灾祸来临。若是用激发忿怒的办法速成其事，用连同处死的法律查获盗贼；而且还发言轻率，谋划外泄，灾祸一定累及于自身。所以说：有所厌恶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说出，有所企图也不可轻谋于他人。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言渊色以自诘也，静默以审虑，依贤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发蒙也。故曰，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说的是用深沉的态度自我反省，用静默的态度深思熟虑。此时要依靠贤才“的意见，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既然明通于可否利害的道理，就有如启发了蒙昧一样。所以说：要像睁着眼睛睡觉，要像在暗夜里明察，要象丹朱在尧当政时的戒惧。

  “毋访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则私多行。“毋蓄于谄”，言毋听谄。听谄则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则伤民“毋监于谗”，言毋听谗，听则失士。夫行私、欺上、伤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义失正也。夫为君上者，既失其义正，而倚以为名誉。为臣者不忠而邪，以趋爵禄，乱俗败世，以偷安怀乐，虽广其威，可损也。故曰不正广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着之简策，传以告后人曰：其为怨也深，是以威尽焉。
  “毋访于佞”，说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使用奸佞则将严重行私。“毋蓄于谄”，说的是不可保护诣媚行为，保护诣媚则将欺骗君上。“毋育于凶”，说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则将伤害民众。“毋监于谗”，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将脱离贤士。行私、欺上、伤害民众、脱离贤士，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仪法，丧失君主政绩的。作为君主，丧失了仪法与政绩，还想要靠它取得名誉；作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禄，乱风俗败世道，以便偷安享乐；即使国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损坏的。所以说：“治国不正，虽大亦将灭亡。”因此，古人阻止这四者通行的途径，堵塞它们的通道，并控制自身而不许循行此路。所以写在书上，传下来告诫后代人说：造怨深重者，国威将丧失净尽。
  “不用其区区”，者虚也，人而无良焉，故曰虚也。凡坚解而不动，陼堤而不行，其于时必失，失则废而不济。失植之正而不谬，不可贤也。植而无能，不可善也。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
  关于“不用其区区”，说的是“虚静”。人生没有长久不变的，所以说要虚静待物。凡是固结事物而不许其活动，堵塞事物而不使其运行，那必然失掉时机。失掉时机则事情废而不成。治国者只心正而无谬误，还不能称贤；正直而无才能，也不能称美。圣人之所以被誉为贤美，是因为允许和随任事物的发展变化。这种赐与，好比渊泉之水没有枯竭，微微细细而不断流施，因此，德的流布，其润泽普遍加于万物。所以说：圣人是与天地相配的。

  “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因，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故为上者之论其下也，不可以失此术也。
  关于“鸟飞准绳”，这是说伟大人物的生活义理。鸟的飞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在谷中。不飞回到山上则疲困，不集合到谷中则死亡。山与谷的地位，不一定平正笔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线，曲折固然曲折，总的则应该是正直的。因为鸟从北方起飞，意想到南方就飞到南方；从南方飞起，意想到北方就到达北方。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确的，不可以小的曲折为妨害。所以，圣人称美此事而写在书里说：长达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绳墨来拨直，大到万家的城市，不可能用准具来取平。这说的是伟大人物的行动，不必拘守先例与常规，能立义就可以称贤。所以，人君在考评臣下的时候，不可丢掉这个论人的方法。

  “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听，听必顺闻，闻审谓之聪。目司视，视必顺见。见察谓之明。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知。聪明以知，则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劝，劝则告。听不顺，不审不聪，不审不聪则缪。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虑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则□。缪过以□则忧，忧则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险政，政险民害，害乃怨。怨则凶，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胸充”，说的是心，心要求忠；“末衡”，说的是耳目，耳目要求正。忠与正，是治世之本。耳管听，听联带着所闻，所闻精审叫作聪；目管看，看联带着所见，所见精确叫作明；心管思虑，思虑联带着发言，发言得宜叫作智。聪明加上智则思想专一，专一而不昏乱，就带来安定的政治。政治安定，人民有利；有利则勤勉，勤勉则吉。听得不精审就谈不到聪，不审不聪则陷于荒谬。看得不准确就谈不到明，不准不明就陷于错误。思虑不得宜就谈不到智，不宜不智就陷于昏乱。荒谬错误加上昏乱则思想陷于困扰，困扰就带来嫉妒与苛刻，嫉妒苛刻就产生险恶的政治。政治险恶，人民受害；受害则怨恨，怨恨则凶。所以说：心地平实，耳目端正，讲的是政治安定，兴利于人民。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爱于粟米货财也。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远其忧”，言上之亡其国也。常迩其乐，立优美，而外淫于驰骋田腊，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夫上既主盛处贤，以操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犹自万仞之山播而入深渊，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也。
  “毋犯其凶”，说的是立身中正而必须保持谨慎。“毋迩其求”，说的是人君败亡常因贪恋于金玉马女，而不爱惜粮食、财物，重税于百姓则引起万民怨恨。“远其忧”，说的是人君的亡国，经常是因为接近于享乐。设置女乐，外则沉溺于驰骋田猎，内则放纵于美色淫声，臣下懈怠懒惰，百官皆失其正，那就陷于混乱而亡国了。“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这是说身居高位，自满自大，而好自我焙耀；自主其盛，自处其贤，而自封为英雄。这样，其“盛”必失，而其“雄”必败。人君若自主其盛，自处其贤，以此掌握士民，国家就混乱，万民就心怨，这是一定要亡国的。好比从万仍高山上跌入深渊，其死亡而不可再起成为必然。所以说：不可只顾眼前，而应当怀有远虑；一意攀高，到了危险的顶峰就无法挽救了。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谓也。”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着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瀷而不尽，薄承瀷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这是说选择最佳主意，求取最佳效果的意思。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人的活动，不只限一件事情。因此，事业不能不分为多种，名位不能不分为多样。高明之士深通事物这一特点，所以，不只专于一种具体事物，而联系研究事物的共同规律。所谓共同规律，就是通达到无上之高，概括无穷之多，并可运用于人间各种事物。因此，仅仅分清一句话，明白一个词，掌握一件事，那只可谈其片面，而不能广泛阐发。圣人由此看到，一言不可能兼容多种涵义，所以，广泛研究理论来选择需要的内容；一事不可能兼容多种成例，所以，大量创造学说来比较它们的效果。年有四季，月有三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而天上中星十二辰的运动次序，各有所主。所以说，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山陵岑岩，渊泉水流，泉水越过氵翼水水流不尽，泊水承接滔水水流不满；土地高下肥瘠，产品各有所宜。所以说，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乡有习俗，国有法度，饮食不同味，衣服不同色，常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数度，各事皆有成规。所以说，人的活动，不限于一件事情。这形形色色事物的仪法规律，其详细内容是说不尽的。

  “可正而视”言察美恶，审别良苦，不可以不审。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处其位，行其路，为其事，则民守其职而不乱，故葆统而好终。“深而□”，言明墨章书，道德有常，则后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声不息。
  “可正而视”，说的是分清美恶，区别优劣，此事不可不审慎对待。掌握与分析不混杂，政事的治理就不会出现灾祸。“定而履”，说的是在其位，行其路，做其事，这样，人民也就严守常业而不乱。所以能保持纲纪而赢得好的结果。“深而迹”，说的是光明磊落，道德修养有素，这样，后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陷于昏乱。故名声永传不息。
  
  “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
  “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挡则击”。说的是如有所唱，必有所和，所和不差，因为都合天地的规律。影子不可能替弯曲的物体表现为笔直，回响不可能替粗恶的音响表现为美声。由是圣人懂得过去的事物一定被参行于未来，所以君子必须戒惧地慎其所先行。

  “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闲。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其义不传。一典品之不极一薄，然而典品无治也。多内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关于“天地，万物之毫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包裹着万物，所以叫万物之橐。而“宙合”的意思，是上通于天空之上，下深于土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拢天地，成为一个包裹。把它散放开来，可以渗透到没有间隙的极小地方，简直都说不出名字。真是可以说，大到没有什么物体在其外，小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其内了。所以说：它又能包藏天地。宙合的义理并没有传开，若一旦整理起来，其内容还不到一版，可惜整理之事没有人去做。容纳广博就内容丰富，发表适时就用之得当。而圣人之道，丰富尤贵在用之得当。何谓用之得当呢？根据不背离法则的理论，运用在没有固定范围的各类事物上，应变而不失误就叫作用之得当。事物的变化虽然无所不至，但没有不处理得当的，治事的本末都不能离此中心，所以称它的名字为“宙合”。




枢言第十二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
  管子说：“道在天上，好比太阳；它在人体，就好比心了。”所以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命就是依靠气；有名分则治，无名分则乱，统治就是依靠名分的。

  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
  枢言指出：爱民、利民、益民、安民，四者都是从道产生的，帝王运用它们，天下便得治了。帝王，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

  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
  人君不可不慎重地对待“贵”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地对待“人民”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地对待“富”的问题。慎重对待“贵”，在于如何举用贤人；慎重对待人民，在于如何设置官吏；慎重对待“富”，在于如何注重农业。所以，人君的高低轻重决定在这三个方面，不可不慎。一个国家，都有宝、有器、有用。内城外郭、山川险地、粮食贮备，这些都是“宝”；圣明、智谋，算作“器”；珠玉，居末位，算作财用。先代圣王看重宝与器而看轻财用，所以能治天下。

  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恶也者、欲也者、天下之败也。而贤者宝之。
  生存而不至于死灭的事物有两种：气与名。亡国而不利于立国的因素则有四个：喜、怒、厌恶与嗜好，四者都可导致天下的败亡，但贤者却很少有这些毛病。

  为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故先王贵善。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
  伪善，不是善。善，是无法做假的。所以先代圣王注重“善”。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

  疾之疾之，万物之师也。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指也。
  要加快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众多的；要努力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随时流逝的；要加强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意旨精深的。

  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
  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一个国家有三种情况的控制：有控制别人的，有被别人控制的，有不能控制别人、别人也不能加以控制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德盛义高，而不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人众兵强，而不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天下有大的事变，而愿意使本国走在后面；这样的国家，必然是控制别人的。
  德不盛，义不高，而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人不多，兵不强，而好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依仗同盟，偷取名利；这样的国家，必然是被人控制的。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逸亦逸，进退劳逸，与人相从；这样的国家，不能控制他人，他人也是不加控制的。

  爱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贵当，贵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故先王不以一过二，先王不独举，不擅功。
  爱人过了头，反而不能有利于其人；恨人过了头，反而不能加害于其人。所以，先王总是注重分寸适当，也注重保持机密。机密，就是不可说出口，不可形于色，就象龙、蛇一天五变而无人察觉一样，才叫作保持机密。所以，先王总是不肯惊人地把一说成超过二，先王也不肯独自包办事业或独自居功。

  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先王不货交，不列地，以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棰使也。时也利也。出为之也。余目不明，余耳不聪。是以能继天子之容。官职亦然。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
  先王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既不“约束”，也不“结纽”。约结成束就必然解散，结成绳扣就必然折断。所以，国家亲善不在于“约束”和“结纽”。先王也不用“货交”和“裂地”的办法来治理天下。因为天下各国的既成关系不可轻易改变，只可以用威力统一驾御。合于天时，合于正义，都要去做。此外，虽有多余的视力也不看，多余的耳力也不听，这才能够保持天子圣智的颂声。官吏的职责也同样如此。合于天时则得到自然优势，合于正义则得到人的拥护。既占天时，又合正义，这就能把天与人的力量一并掌握起来了。先王不采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这样，边境就会安定；边境安定，则邻国亲善；邻国亲善，问题就可以处理得当了。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以卑为卑，卑不可得，以尊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
  人们本来是相互憎恶的，人心凶悍，所以要颁布法律。法出于礼，礼出于理论。理论与礼都是道。万物的关系都是根据理论和礼的出现而后才确定下来的。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两者相生而形成第三个事物，先王就是根据这三种现象而慎重掌握正反两方面。以卑下断定卑下，找不到卑下；用高尚断定高尚，得不到高尚。这就是先王最重视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无得之，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的东西是什么呢？唯有粮食。得到它，尧、舜、禹、汤、文、武和孝己，才赖以成功；天下人也必须靠它才可以生存。一天断了食，等于过歉年；三天断了食，等于过饥年；五天断了食，等于过荒年；七天断了食，国土就保不住；十天断了食，同类皆无，全部都将死掉了。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闲耳。
  先王最重视诚信，有了诚信，天下各国就结好了。贤大夫不依靠宗室门第，士不依靠别国同盟，取得平平的小利不视为功，面对平平小富不为所用。所以，存国家，定社程的大事就在暂短之间的谋划当中解决了。

  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遗遗乎若有从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愍，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卒来者必备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圣人在运用其心思，好像浑浑沌沌地博大而圆到，又隐隐地使人找不到门，纷纷然好象乱丝，又象有次序地可以梳理。就是说，人们想要求知的就让他求知，想要求利的就让他求利，想要求勇的就让他求勇，想要求地位的就让他求地位。他想求地位，我就许他求地位，人家会说我有礼；他想求勇，我就许他求勇，人家会说我恭；他想求利，我就许他求利，人家会说我仁；他想求知，我就许他求知，人家会说我聪敏。但是要注意戒备，隐微而庇翼自己，动作一定要深思，不要被人识透；对于突然到来的事件，必须有防备。对人有信叫作仁，不被欺瞒叫作智，既智且仁，就可以说是成熟的人了。

  贱固事贵，不肖固事贤。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而事贱也，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以其贤而事不肖也。恶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贱者贵之充也，故先王贵之。
  卑贱者固然应当事奉高贵者，不肖者固然应当事奉贤者。但高贵者之所以能成为高贵，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贵事贱；贤者之所以能成为贤，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贤事不肖。粗恶是精美的根本，卑下是尊高的根本，低贱是高贵的根本。所以先王很重视它们。

  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称之不以轻重，度之不以短长，不审此三者，不可举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隐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麦乎？春不生而夏无得乎，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贤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
  天，通过时令发挥作用，地，通过物材发挥作用；人，通过行德发挥作用；鬼神，通过赐福发挥作用；禽兽，通过力气发挥作用。所谓德，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所以，行德最好是走在前头，它不象应敌打仗那样以后发制人为好。先王举事，占有一个不利条件两个有利条件的，可成霸业；完全是有利条件的，可成王业；占有一个有利条件两个不利条件的，必然削弱；完全是不利条件的，必然败亡。计量以后，不讲求多少；称量以后，不讲求轻重；度量以后，不讲求短长，不讲求这三者，不可以举大事。能够保持戒惧么？能够保持谨慎么？能够保持隐伏而不锋芒外露么？能作到种谷得谷么？能作到种麦得麦么？能设想春日不生长，夏日也无所得么？先王用服务来聚合友谊，用行德来聚合国人。两者都无所聚合，那就没有成就，也没有亲近的人了。

  凡国之亡也，以其长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属于食，治属于事。无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
  凡国家的败亡，找原因往往在它的长处；人的自我失误，也往往因其所长。所以，善于游泳者死于梁地，善于射猎者常死在荒野之中。生命从属于粮食，言辞从属于实事。无好事而有好的言辞表达的，自古及今，不曾存在。

  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胜者贵众，用之终身者众矣。
  众胜寡，快胜慢，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个胜利条件贵在有其多数，而终身运用就将具备其多数了。

  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国者，殆。其德不足以怀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贱其士者，殆。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极已者，殆。身弥老不知敬其适子者，殆。蓄藏积，陈朽腐，不以与人者，殆。
  人君好放荡纵欲，忘其身而失其国者，必然失败；其德望不足以感怀其民众者，必然失败；盛其刑罚而残害其士人者，必然失败；诸侯给与权威，但时间长而不知急起直追者，必然失败；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必然失败；贮蓄积藏的物资，陈列腐朽的粮食，而不肯施与他人者，也必然失败。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
  人的名分有三：有治理的，有督促的，有服务的。事的名分有二；有纠正于事前的，有察明于事后的。五者完善，天下就得治了。名分正则天下治，名分不正则天下乱，没有名分则死灭。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

  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体礼者，所以取天下，远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际。
  先王谋取天下，对远的国家用“礼”，对近的国家用“亲”。所谓亲和礼，是用来谋取天下的手段；所谓远和近，是就区分天下各国边际而言的。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为人臣者之广道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家富而国贫，为人臣者之大罪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爵尊而主卑，为人臣者之大罪也。无功劳于国而贵富者，其唯尚贤乎？
  每天都有增长而唯恐太少的，是忠心；每天都有减少而唯恐太多的，是欲望。多忠少欲，是明智的表现，是作人臣的宽广道路。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家富国贫的局面，就是人臣的大罪；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也是人臣的大罪。对国家没有功劳尚可以赢得富贵，谁还去推祟贤人呢？

  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生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业，家室富足，则行衰矣。爵禄满，则忠衰矣，唯贤者不然，故先王不满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顺。
  普通人的心理活动，爱往往是憎的开始，恩德往往成为怨恨的出发点。他们事奉双亲，有了妻子孝行就衰退了；他们事奉国君，有了产业，家室富足，德行就衰退了；爵禄满足忠心就衰退了。只有少数贤人不这样而已。所以先王总是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了。釜鼓之类的量器装满了，人们就要用“概”来平；人满了，天就要来平。所以先王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人君执行“逆”的政策，人臣反而会顺着行事。

  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贵明。
  先王重视荣辱，荣辱决定于实际行动。天地没有私爱和私恨，实际行善者有福，实际行不善者有祸，祸福都在实际行动。故先王重视实际行动。公开行赏，节约费用；公开处刑，减少刑杀。赏罚公开是德政的最高体现，所以先王重视公开。

  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恶。爱恶天下可秘，爱恶重闭必固。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故先王不满也。
  天道伟大而帝王应当运用，爱天下之所爱，恶天下之所恶，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全面控制则必然巩固。釜鼓满，则人将之刮平，人满，则天刮平，故先王不满。

  先王之书，心之敬执也，而众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先王的书，我内心是敬爱的，不过一般人并不了解它。所以，有事的时候，要敬读它；无事的时候，也要敬读它。我是怕事的，所以不喜欢作事；我也是怕讲话的，所以不喜欢发言。原因是行年六十而且年老口吃的原故.



八观第十三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故形势不得力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内城的城墙不可不坚固完整，外城的四周不可有外通的空隙，里的边界不可以左右横通，闾门不可不注意关闭，院墙与门日不可不注意整修。因为，内城不完整，作乱为害的人就会图谋不轨；外城有空隙，奸遁越境的人就可以行事；里的边界随意横通，抢夺盗窃的就不会停止；闾门不关，内外随意交往，男女之间就没有界限；院墙不备，门门不牢，虽有宝贵的财货也是无法保管的。所以，客观形势使人们无法为非作歹，奸邪的人才能够老实守法；禁律与刑罚威严，无视法纪者才能够规规矩矩；法令严明，蛮夷之人就不敢触犯；奖赏信实坚定，有功者就得到鼓励；受教育、守习俗的确实众多了，人民才可以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因此，有英明的君主执政，刑罚总是很少，这并不是该用刑的不用刑，该治罪的不治罪；而是英明君主关闭了犯罪的门户，堵塞了犯罪的道路，消灭了犯罪的影响，使人民无由接触为非作歹的环境，因而人民走正道、做好事，就好像出自本性了。所以，罪罚很少而人民照样安定。
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曰：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耕地不深，锄草不勤；宜种的土地没有种，未开的土地很荒乱，已耕的土地不见得肥沃，荒芜的土地不见得贫瘠；按人口总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没有水旱天灾，这也是一个饥国的田野。像这样的国家，人口少则不能保其国土；人口多，则国贫民饥。再遇上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将离散而不肯回来。人民无力保卫国土，城防就不巩固；人民处于饥饿状态，就不能从事战争；人民离散而不回，国家就成为一片废墟了。所以说，拥有土地统治国家而不注重农业生产，便是寄生的国君。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蓄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山林湖泽广阔，草木就容易繁殖；土地肥沃，桑麻就容易生长；牧草繁茂，六畜就容易兴旺。如果山泽虽广，滥伐草木却没有禁令；土地虽肥，种植桑麻却不得其法；牧草虽多，饲养六畜却征收赋税；这就等于堵塞财货的门路。所以说，日常物产不充足，金玉虽多，也只能叫作贫国。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灸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城市大而农田小，农田就养活不了那些人民；城区大而居民少，居民就防守不了那个城市；院落大而房屋少，房屋就充实不了那个院落；房屋多而居民少，居民就住用不了那些房屋；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粮食贮备就供应不了那些糜费。所以说，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却很华丽，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却很讲究，乘车者打扮车子的外观，步行者穿着用艳丽的服色，农业产品少而奢侈物品多。这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产生奸恶思想，产生奸恶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所以，奸恶和邪巧的产生，由于贫困；贫困的产生，由于奢侈；奢侈的产生，由于没有制度。所以说，明确制度和标准，节约衣服，俭省财用，禁止奢侈，是治国的急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使他管理国家。所以说，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铉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损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矣；故曰：“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实虚之国可知也。”
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凡是拥有万户人口的农村，可食之地，有方五十里就够了。万户以下的，可以算进去山泽之地；一万户以上的，则要把山泽除外。那种土地均已开垦，而人民仍无积蓄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小而耕地少；土地只开垦半数，而民有余食、粟米丰富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大而耕地多。国土虽大而荒地没有开垦，是因为君主追求财货而臣民好利的缘故；土地开垦虽多而人民粮食不足，是因为朝廷赋税繁重，人民卖掉存粮的缘故。所以说，粮食运行远达三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四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五百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一个国家，庄稼歉收三分之一，叫作小凶年；三个小凶年等于一个大凶年。大凶年百姓就有饿死在路上的了。一国有十分之一的人从军，就要有十分之三的人脱离农业生产，庄稼也就要歉收三分之一。庄稼歉收三分之一，而没有旧年存粮，路上就会有弃置的死尸。十分之一的人从军，三年不解除兵役，如果没有余粮，人民也会有卖儿卖女的了。所以要问：山林虽近，草木虽好，兴建宫室还必须有限度，采伐与封禁山林还必须有定时，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因为大木材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采伐的，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搬举的，也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运输的；大木材也不能使用在小规模的建筑上。所以说，山林虽广，草木生长虽好，封禁开发必须有定时；国虽富裕，金玉虽多，宫室兴建必须有限度；江海虽宽，池泽虽大，鱼鳖虽多，捕鱼之业必须有官管理；船网之民不可只依靠单一财路来维持生活。这并不是对草木、鱼鳖有偏爱，而是怕人民荒废了粮食的生产。所以说，先王限制上山采伐下水捕鱼的活动，为的就是使人们专务粮食生产。人民不种粮食没有饭吃，粮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长，土地没有人民不能耕种，人民不卖力气就得不到财富。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着的身体。所以，君主用财无限度，就等于人民用力无休止。所以说，楼台亭阁远近相望的，那是君民之间彼此相恨的。人民没有储蓄的粮食，国家禁令就不能一定生效；百姓有饿死的，对外战争就不能一定取胜；道路上有弃置的死尸，防守就不能一定坚固。而法令不能“必行”，禁令不能“必止”，战不能“必胜”，守不能“必固”，危亡也就跟在后面了。所以说，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容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无会同，丧烝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故帐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州里之间没有隔墙，里门没有安设，出入没有定时，早晚不加管理；对于抢夺、盗窃、殴打、害人的分子，就无法加以管制了。吃同一条山谷里的水，在一个巷子里打井，场院菜圃相连，树木茂密，院墙破损，门户不闭，内外随便往来；男女之间的界限，也就无法规正了。乡没有官吏，里不设学堂，不按时集会，丧葬祭袍人们也不相聚，禁令刑罚又不严格，尊贤敬长的和睦风尚，也就无从产生了。所以，婚礼不严肃，人们就不注意廉耻；选贤不通过乡里，士人就不注重品行；贿赂财货风行于国内，法律政令就败坏于官府；请托办事之风通行在上面，结党营私之事就发展在下边；乡官不实行法制，百姓就不会服从命令。这些就是亡国弑君发生的原因。所以说，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彊弱之国可知也。功多为上，禄赏为下，则积劳之臣，不务尽力。治行为上，爵列为下，则豪桀材臣，不务竭能。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权重之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则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彼积劳之臣，不务尽力。则兵士不战矣。豪桀材人不务竭能，则内治不别矣。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则上毋以劝众矣。上令轻，法制毁，则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故曰：“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彊弱之国可知也。”
　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功劳多的，禄赏反而在下，多功之臣就不肯尽心竭力；政绩好的，官爵反而在下，豪杰能臣就不肯竭尽所能；君主的宠臣和侍从之类，不论功劳能力而享有爵禄，百姓就会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贩运金玉财货的商贾之流，不论道德品行而享有爵禄，君令就不受重视，而法制破毁；握有大权的人，不论才能而窃居高位，人们就要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去了。那些多功之臣不愿尽心竭力，士兵就不肯作战；豪杰能臣不竭尽所能，内政就不会清明；百姓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君主就无法劝勉民众；君令不受重视，法制破毁，君主就无法命令臣下，臣下也无法效忠君主；人民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国家的虚实就全被敌国掌握了。所以说，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的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也。法虚立而害疏远，令一布而不听者存，贱爵禄而毋功者富，然则众必轻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倍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战不胜，弱也。地四削，入诸侯，破也。离本国，徙都邑，亡也。有者异姓，灭也。故曰：“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而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可知也。”
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从政治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法律形同虚设，只加害疏远的人；命令虽已公布，不听者安然无恙；随便封爵赐禄，无功者因而致富；那么，人们一定轻视法令而君主地位也就危险了。所以说，良田不赏给战士，三年而兵力衰弱；赏罚不信实，五年而国家破败；君主卖官鬻爵，七年而国家危亡；背逆伦常道德，干禽兽的行为，十年国家就会覆灭。出战不胜，是衰弱；土地被瓜分，是破败；逃离本国，迁移国都，是危亡；政权由异姓人占有，是覆灭。所以说，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统治人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敌国彊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彊，豪杰不安其位，而积劳之人不怀其禄。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禄，则兵士不用。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囷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然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内者廷无良臣，兵士不用，囷仓空虚，而外有彊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还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敌国强大而盟国衰弱，直言之臣身死而阿谈之臣得宠，私人请托盛行而公法被毁；对这样的国家，盟国将不再依靠其盟好关系，敌国也不会畏惧其强大，豪杰将不安于位，多功之臣也不再留恋他的爵禄了。君主又喜欢商贩而不爱农业，人民就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了。豪杰不安于位，则良臣出走；多功之臣，不怀恋爵禄，则兵士不肯效力；人民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则粮仓空虚。这样，君主还不肯改革，那么，抢夺、盗窃、残害人民、谋取政权的人们就起来了。在国内，朝中无良臣，士兵不效力，粮仓空虚，再加上外有强敌之忧，这就只有坐而待亡了。所以说，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或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因此，从这八方面调查一个君主所治理的国家，这个君主就无法掩盖他的真实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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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禁第十四

  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彊而治矣。
  法制不容私议，人们就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容宽赦，人们就不敢忽视为善；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假送于人，臣下就不会作乱于人君。这三事掌握在官府，就是“法”；推行到全国民众，就成其为俗。其他事情不用费力就可以安定国家了。  
  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财厚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圣王既殁，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为国本，则大臣之赘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必众矣。
  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违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这样人人都行其私理，不行上面法制而宣传个人的主张。所以，百姓与官法对立，大臣与君主争权，国家的危险，一定从这里开始。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就不是这样，对于不执行君主公法的，一定给予惩处。这样做，用大量钱财和施惠来收揽人心的人，因整顿公法就自然纠正过来了。圣王既死，后继者就差多了。统治人民而不懂立君之道，并以此为立国的根本，大臣们拉拢下级而收买人心的，就一定多了；为君而不能审定立法的，并以此为下面的规范，百姓中自立私理而积极追求私利的，也一定多了。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茍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从前，圣王在考治人材的时候，不看重他的博学，但却希望他能与君主一致而听从君令。《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所以，纣王因亿万心而亡，武王因一心而存。因此，一国之君，如不能使人心归己，统一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使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规范，那末，虽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民，还不能算是安全的。君主失道的时候，大臣就联合权势在国中互相抬举，小臣们也必然为私利而趋从他们。所以，他们便举用国士作为私党，利用公法谋取私利；在君前互相推崇，在民间互相吹捧；各图己便，忘掉国家，以扩大势力范围，结聚徒党，上以蒙蔽国君，下以搜刮百姓。这都是削弱君主破坏国家的作法。所以是国家的危险。
  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圣王之禁也。其身毋任于上者，圣王之禁也。
  破坏国家正道，改变国家常法，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决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擅专国权以严重搜刮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不肯为朝廷任职作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进则受禄于君，退则藏禄于室，毋事治职，但力事属，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圣王之禁也。
  在朝廷领受俸禄于君主，回家来积藏俸禄于私室，不干自己应办的公事，只努力发展部属，私用国家官吏，私决君主大事，排除不该排除的人而私自行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修行则不以亲为本，治事则不以官为主，举毋能、进毋功者，圣王之禁也。
  修德不以事亲为根本，办事不以奉公为主旨，举用无能的人，荐引无功之辈，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者，圣王之禁也。
  为国家结交人材当作自己的恩赐，推荐人材当作自己的功劳，任用人材又从中分取俸禄，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交于利通而获于贫穷，轻取于其民而重致于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者，圣王之禁也。
  既结交权势，又收揽穷人；轻取于民而重求于君，削上就下，枉法收买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
  享用与本人身份不相称、家产超过爵位的等级，俸禄很少而资财很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
  干违背时代潮流的事情，靠非议君上来猎取名声，经常反对朝廷的法制，并以此结聚徒党于国内，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饰于贫穷，而发于勤劳，权于贫贱，身无职事，家无常姓，列上下之闲，议言为民者，圣王之禁也。
  打扮成贫穷的样子，而不肯辛勤劳动，暂时安于贫贱，自身没有常业，自家没有恒产，活动于社会上下之间，而声称是为了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壶士以为亡资，修田以为亡本，则生之养私不死然后失缫以深与上为市者。圣王之禁也。
  供养游士和修治武器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豢养贼臣和私藏敢死之徒，然后强直不让而严重地与君主讨价争权，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审饰小节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逾群，假爵以临朝者，圣王之禁也。
  注意修饰小节以显于人民，经常议论大事以打动国君，广泛结交以凌驾群僚，凭借自己的地位以控制朝政，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卑身杂处隐行辟倚，侧入迎远，遁上而遁民者，圣王之禁也。
  屈身于人群之中，暗行不正之事，潜入别国或接纳外奸，欺瞒君主又欺瞒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诡俗异礼，大言法行，难其所为，而高自错者，圣王之禁也。
  实行奇怪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语言夸大而行为骄傲，把自己所做过的事，说得非常难做，借此以抬高自己，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守委闲居，博分以致众。勤身遂行，说人以货财。济人以买誉，其身甚静，而使人求者，圣王之禁也。
  有积蓄而生活安逸，广施财物以收买民众，殷勤行事，顺从人意，用财货收买人心，用救济沽名钓誉，政治上稳坐不动而使人主动拥护，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
  行为邪僻而坚持不改，把奇谈怪论讲得头头是道，办法错误而数量很多，支持邪恶而善于辩解，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以朋党为友，以蔽恶为仁，以数变为智，以重敛为忠，以遂忿为勇者，圣王之禁也。
  以结纳朋党为友爱，以包庇罪恶为仁慈，以投机善变为有智，以横征暴敛为忠君，以发泄私忿为勇敢，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固国之本，其身务往于上，深附于诸侯者，圣王之禁也。
  闭塞国家根本，努力蒙蔽国君，又密切勾结其它诸侯国，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诡俗异礼，以自见于国，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故莫敢超等逾官，渔利苏功。以取顺其君。圣王之治民也，进则使无由得其所利，退则使无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乐其群，务其职，荣其名，而后止矣。故逾其官而离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

  作为圣王，处在治世的时候，讲德行必须立下正确标准，讲道义也必须有个明确准则。所以士人们不敢推行怪异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在国内自我表现；也不敢布施小惠，缓行公法和修好上下以收揽民心；也不敢越级僭职，谋取功利以讨好于国君。圣王的治理人民，向上爬的总是要使他无法得利，推卸责任的总是要使他无法逃避惩罚。必须使人们回到安其职位、乐其同人、努力于职务、珍惜其名声的轨道上来，才算达到目的。所以，对于超越职权而脱离同事的人，应当使之受害；对于不胜任而失职的，必须使之受辱。因此，圣王的教育人民，就是用仁爱来保护，用惩罚来驱使，并提高他们的能力使之有所成就而后止。所以说：坚决而镇定，稳定而图治，安国而尊君，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重令第十五
  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所以说：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所以说：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
  君主若昏庸不明，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的权限就落到下面了。凡是能违背君令以自揽权威的，就可以达到为个人而肆意妄为的目的，百官哪有不玩忽职守的呢？况且，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却取决于下面，这就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了。权威被下面的人们牵制，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法令发出，而扣压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不尊敬君主；法令发出，而不执行者无罪，执行的有罪，这就是让人不听从君主；法令发出，而论其是否可行之权在百官，这就是君权下分；擅自增删法令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们寻找邪路。照此下去，诡诈奸侯的人们将由此勾结营私；善于结党的人们，将由此党同伐异；贪利的人们，将由此收贿聚财；懦弱的人们，将由此逢迎富人贵者，并趋奉国君左右的小臣；骄矜自夸的人们，将由此沽名钓誉以成其虚名。所以，法令一出，就给人敞开五条邪路，而想要君主不危亡，臣下不作乱，是办不到的。
  菽（shū）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yè），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
  粮食不足，奢侈品生产不禁止，人们必定要挨饿，而工匠们还以雕木镂金相夸耀，这就叫作“逆”。布帛不足，衣服却没有节制，人民一定要受冻，而女人们还以衣着美丽、锦绣纂组相夸耀，这就叫作“逆”。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士卒不能野战应敌，国家一定有危亡之患，而武士们还以免服兵役相夸耀，这就叫作“逆”。不按才能授官，不按功劳授禄，武士们就不肯执行命令、为国牺牲，而大臣们还一定要交结外国、实行权术、趋奉君侧小臣，以升官发财为光荣来互相夸耀，这也叫作“逆”。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说，毋侈泰之养，毋逾等之服；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故曰：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和。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三者见一焉，则敌国制之矣。
  朝廷要有“经臣”，国家要有“经俗”，人民要有“经产”。什么叫作朝廷的“经臣”呢？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不欺骗君主；严肃执行法令治理国家，不袒护私党；竭尽能力办事，不追求私利；遇到国家患难，不贪生怕死；受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官位不超过自己的才能，不平白领受禄赏的，就是朝廷的经臣。什么叫作国家的“经俗”呢？人们的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君主的标准；重视和轻视的事情，不违背法令的规定；不做与君主意见相反的事，不说偏、袒下级的话，不过奢侈的生活，没有越级的服用；在乡里要有谨慎的行为，而不违背本朝政事的，就是国家的经俗。什么叫作人民的“经产”呢？饲养牲畜，搞好种植，注意农时，增产粮食，努力农事，开垦荒地，而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就是人民的经产。所以说，朝廷不重视经臣，则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国家不施行经俗，则臣下不顺，而君令难以推行。人民不注重经产，则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这就会造成大臣的不和。臣下不顺，君令难行，在国家应付危难的时候，就难得取胜。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国家就不能固守。三种情况出现一种，国家就将被敌国控制了。
  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阵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所以，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人民不是凭空就能服从使用的，法令不是凭空就能贯彻下去的。凡是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依靠军队能打胜仗，然后，国家才能强大。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凡是法令的贯彻，必须使君主所亲近的人遵守，然后，法令才能贯彻下去。所以，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只加害于疏远者，庆赏不肯给予出身低贱的人们，这样，还指望法令一定贯彻下去，是办不到的。有能力的人不使之进入官府，受禄赏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绩，所发号令违背民心，各项措施不合时代潮流，对有功的不坚决行赏，对有罪的不坚决惩办，出令不能必行，有禁不能必止，身在上位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还指望人民一定服从使用，是办不到的。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战，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对内固守不能保持国土完整，对外攻战不能征服对方，野战不能克制敌军，侵伐不能威震四邻，还指望国家强大，是办不到的。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还指望称霸诸侯，是办不到的。论国威，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论军事，有和自己抗争的敌军；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还指望称王天下，是办不到的。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自然是称霸、称王的根本。然而，至此也就与危亡接近了。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就天道的规律说，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就人心的变化说，富有了，则产生骄傲，骄傲则松懈怠惰。这里所说的“骄傲”，指的是对各国诸侯的骄傲。对各国诸侯骄傲，在国外就脱离了各诸侯国；而松懈怠惰的结果，又将在国内造成人民的叛乱。在国外脱离诸侯，在国内人民叛乱，这正是天道的体现，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时刻了。假使国土虽大而不进行兼并与掠夺，人口虽多而不松懈、怠情与傲视臣民，国家虽富而不奢侈纵欲，兵力虽强而不轻侮诸侯，即使有军事行动也都是为伸张天下的正理，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而可成为霸、王之业的君主。

  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yuè）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遇到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乱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什么？就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什么？就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的用途在哪里？回答是：没有号令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哪里？回答是：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来控制了。那么，先代君主对此是怎样处理的呢？回答是：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置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众寡同力了；众寡同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侵吞和掠夺别国，而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法法第十六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要失败；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要失败；见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信于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事而不团结，要失败；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败；已废黜人而再用，要失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家已富而不施，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败。人君行事不严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正言直行的人危险，君主就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人臣就结成朋党。使君主孤立无亲，人臣结成朋党的，责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人民没有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人民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君主赦小过，则人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所以说，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过失就日益增多。把恩惠和宽赦政策加于人民，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坏人也不能制止了。所以说，邪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因此，“赦”，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病的针炙治疗。对文人只有三宥，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所谓“惠”，就是多赦，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所谓“法”，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敌；“法”，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虽有过也不致严重。赦过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勉励人民的政策，就发挥作用了。所以说：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罚将受到轻视；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虽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对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来引导，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那种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应该杀。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pèi）；毋赦者，痤雎（jū）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yòu），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chóu）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大凡实行赦免，总是利小而害大，所以长期实行就祸害无穷。不行赦免，则害小而利大。长期实行则得福无穷。所以实行赦免，就好比驾驭奔马而失去缰绳，不实行赦免，好比诊治疽痤而是用砭石。君主悬赏的爵位不够尊贵，、俸禄不够厚重，就没有人会ken肯赴难冒险，因为君主的恩惠还不足以使人们这么做。所以先代君王指定车帽规格，以区分贵贱，而不是为了美观；设爵位俸禄高低差别，是用来规定待遇等级的，而不是追求排场好看。使得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君主有尊严而百姓顺从；小人食于力，则国家财物丰富给养充足，君主有尊严、民众顺从、财务丰厚和供给充足，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了，上下都能各得其所，君主抓住时机称王不难。文官犯错可以有三次宽容，而武官犯错一次赦免都不能有。所谓恩惠仁慈，就是多做宽恕，实行起来先易后难，日子久了不胜其祸；先难后易，实行久了不胜其福。所以恩惠仁慈者，百姓的仇敌，法度令行者，是民众父母。最上等的策略是先用法制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其次是又失败而补救，即使有过错也不至于很严重。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楼金，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这样，农夫不耽误农时，工匠能保证功效，商人没有失利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财货也没有积压的。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赏，那是君主的错误赏赐。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这是大乱的根源。法令没有正式公布，就给予惩罚，那是君主的错罚。君主进行错罚，则人民轻生，人民轻生，暴人就要兴起，帮派朋党就要出现，而乱贼就要造反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赏，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全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罚，这就是叫人民不服从法令。人民不服从法令，强人就要兴起；强人兴起，君主地位就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罚一定要信实坚决，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国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己用，怎么办？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为了爱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单用爱民的办法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善于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是因为明玉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刑罚不任意增加。这样，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业就随之而立了。人们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君令可以尽行，禁律可以尽止，召来使用，人民不敢转移力量；送去战争，人民不敢姑惜生命。不敢转移力量，然后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后可以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所以，对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因而地削而且国危。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成就，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成就。然后功立而且名成。既然如此，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得正道而引导之，得贤才而使用之，将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希望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而国君尤为重要。如事业受到损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人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杀。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下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大臣得势一整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万里还远了。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作“灭”；情况出而不进，叫作“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作“侵”；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叫作“壅”。有了灭、绝、侵、堕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所以说：政令重于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所以，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规矩，是矫正方圆的。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有一种说法：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贫富，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在太子手里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所以《春秋》记事，有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以说：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作“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瑕”。有了牵、瑕、蔽、壅问题的君主，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宝。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有一种说法：贤人不来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有了蔽、塞、障、逆问题的君主，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故。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爱什么，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而且更厉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乱了。所以。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评定人物都有要领：骄傲的人，没有伟大人物。骄傲，就是自满；自满，就是空虚。行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限制。骄傲，是渺小的。凡评价人物而违背古道的，没有高士。既不知古道而轻易作出论断的，没有智士。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背古道的，是卑人。事业无根底，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是愚人。猎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猎取货利的君主，没有成王业的君主。贤人立身行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业的君主行道，也不计较成败。贤人行事，成王业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停下来也不可能的。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忠臣以直道求进来表明他的才能。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爱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君主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够这样做的，虽不能大治，也合于规正人民的准则。当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这样而能完成功业的，从古至今都不会有。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舜有天下的时候，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治狱的官，后稷为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还仅只各精一事服务于君主。现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当官，都是身兼四贤的职责。由此看来，功业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受，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用这些为君主服务，就是所谓冒充有能、纂取财利的大臣。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士人；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从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劳民与伤财，莫过于用兵；危国与伤君，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这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都是一样。黄帝、唐尧、虞舜的盛世，资有天下，权操于一人，这时，兵备都没有废除，现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废除兵备，不是太难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防患什么。国治而人民注意积蓄，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动静失宜，这就是所要防患的。因此，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猛毅的君主轻于杀人，轻杀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行正道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国外。这些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为敌国谋取我们，外患就从此到来了。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杀，姑惜刑杀的错误，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结党营私；群臣结党营私，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隐善扬恶，内乱就从此发生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为重宝分让权力，看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不为爱民削弱法度，爱法更甚于爱民。




兵法第十七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
  通晓万物本质的，可成皇业；明察治世之道的，可成帝业；懂得实行德政的，可成王业；深谋远虑取得战争胜利的，可成霸业。所以，战争，虽不是什么完备高尚的道德，但可以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现代用兵的人却不明此理，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所以，一发动战争就使国内贫穷，打起仗来没有必胜的把握，打了胜仗则死亡甚多，得了土地而伤了国家元气。这四种情况，是用兵的祸害。四者害其国，没有不危亡的。
  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男女，官四分，则可以定威德；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
  大度的书上说：发动战争而保持国家不贫，打起仗来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没有死亡，得了土地而本国不伤元气，如何做到这四点呢？发动战争而国内不贫，是因为筹算得当。战而必胜，是因为法度严明。打了胜仗而没有死亡，是因为教练和武器都好，敌人不敢抗拒。得了土地而不伤本国元气，是因为顺应了被征服国的人民。顺应其人民，号令、制度就有成法可依。教练和武器都好，就有控制力量。法度严明，军队就有遵循。筹算得当，用兵就有明见。治兵众要有方法，胜敌国要有正理，审查治兵的方法就可以了解治军水平，审查武器的状况就可以了解战胜原因，明白举兵的正理就可以战胜敌人。安定宗庙，养育儿女，使四民分业治事，就可以立威立德；制定仪法，发布号令，然后就可以统一百姓行动和治理民众了。
  兵无主，则不蚤知敌。野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则下怨上，器械不巧。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故曰：蚤知敌，则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巧，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勇士劝也。
  军中没有主帅，就不能早知敌情。农业没有官吏，就不能充实粮食贮备。官府没有常法，下面就抱怨上级，而使武器不精。朝廷没有统一政令而赏罚不明，人民就看轻出产。应该说：早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有充实的粮食贮备，才能久战而不匮乏；武器精巧，才能征伐顺利；赏罚严明，才能使勇士得到鼓励。
  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纵强以制。三官：一曰鼓枣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枣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枣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韟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
  “三官”无误，“五教”不乱，“九章”著明，这样，虽处于极危之境也无害，处于极度困乏也不会遇难。所以有办法进行远征，有规则总领众强。三官：第—是鼓，鼓是为了作战，为了发动，为了进攻而用的；第二是金，金是为了防守，为了退兵，为了停战而用的；第三是旗，旗是为了出动军队，为了节制军队，为了抑止军队而用的。这就是三官。有此三令，兵法就起作用了。“五教”：一是教战士眼看各种形色的旗帜，二是教战士耳听各种号令的数目，三是教战士足走前进后退的步伐，四是教战士手使各种长短的武器，五是教战士心想赏罚制度的必行。五教熟练，战士就有勇气作战了。“九章”：一是举日章，白日行军；二是举月章，夜里行军；三是举龙章，水里行军；四是举虎章，林内行军；五是举乌章，丘陵行军；六是举蛇章，沼泽行军；七是举鹊章，陆上行军；八是举狼章，山上行军；九是举弓衣之章，表示要载上粮食驾车而行的意思。这九章确定之后，军队的行止就不会越轨了。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故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伪诈不敢向。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绝地不守，恃固不拔，中处而无敌，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无方，聚之不可计。教器备利，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匮。一气专定，则傍通而不疑；厉士利械，则涉难而不匮。进无所疑，退无所匮，敌乃为用。凌山坑，不待钩梯；历水谷，不须舟辑。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宝不独入，故莫之能止；宝不独见，故莫之能敛。无名之至，尽尽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用三官、五教和九章，要做到起始于没有开端，结束于没有穷尽。始于无端，好比“道”；终于无穷，好比“德”。因为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不可量度，所以敌众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不可测算，所以敌军诈伪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有成效。过境要使人不知，发兵要出敌不意。过境使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发兵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故能全胜而无所伤害。要根据进军方便而进行教练，要按照作战有利而指挥行动。教练不拘常规，行动也不拘常规。两者兼而施之，—动兵就有成效。
  兵器完好，教练有素，追逐逃兵遁卒就能像飘风一样迅速，击杀敌军就能像雷电一样猛烈。敌人虽有绝地也不能守卫，虽侍险固也不能支持。我军则保持主动而无敌，令行而无阻。兵器完好，教练有素，分兵则敌人不能防备，聚兵则敌人不能测度。在教练充分武器良好的条件下，兵的进退都会像雷电一样，而没有停滞和溃散。能做到一气专定，则四出无阻；能做到强兵利器，则遇危不乱。进军无阻碍，退军不溃乱，敌人就为我所用了。这样，过山谷不用钩梯，经水沟不用船只，可以通过绝险的地势，可以打下依险固守的敌人，独出独入谁也不能阻止。实际上“独入”并不是单人打入，所以不能阻止；“独出”并不是单人杀出，所以不能约束。这种战法不能用言语形容至尽，说尽反而不是原意了。所以，其伟大可与神灵相比拟。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定一至，行二要，纵三权，施四教，发五机，设六行，论七数，守八应，审九器，章十号。故能全胜大胜。
  无守也，故能守胜。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诈，一之实也。近则用实，远则施号；力不可量，强不可度，气不可极，德不可测，一之原也。众若时雨，寡若飘风，一之终也。
  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行动协调，协调就能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定于“一至”，实行“两要”，总揽“三权”，掌握“四机”，发“五教”，设“六行”，讲“七数”，守“八应”，审“九章”，明“十号”，这就能获得全胜和大胜了。
  要固守，所以能以守取胜。因为，频繁战斗则士兵疲惫，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以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士兵作战，国家怎能不危险？所以，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定。打破大国，战胜强敌，这是一战而定的典范。乱敌不用权变，乘敌不用诡计，胜敌不用诈谋，这是一战而定的实质。对近敌用实力征伐，对远国用号令威慑，力量不可估计，强盛不可测度，士气永不枯渴，心智无法捉摸，这是一战而定的力量源泉。增兵像时雨一样密集，减兵像飘风一样迅速，这是一战而定的最终表现。
  利适，器之至也；用敌，教之尽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适；不能尽教者，不能用敌。不能用敌者穷，不能致器者困。远用兵，则可以必胜。出入异涂，则伤其敌。深入危之，则士自修；士自修，则同心同力。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能控制敌人，是武器最精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最好的结果。不能使武器最精的，不能制敌；不能使教练最好的，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我将陷于被动；不能使武器最精，我将陷于困境。用兵神速，可以取得必胜。出入异途，可以劳伤敌军。深入敌境造成危险，战士自然警惕，警惕就同心同力了。善于用兵者指挥作战，总是使敌人像在虚空的地方，像在同影子搏斗。保持没有方位、没有形体的样子，因而没有不成功的；保持没有形体、没有作为的样子，因而没有不变化的。这些就叫作“道”。它好像无有而实则存在，好像在后而实则在前。用“威”字，都不足以形容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