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丽芳的《韩非子》读书笔记

吕丽芳

第十二周：
本周任务：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

第一部分：查字正音、翻译、朗读
一、外储说右上
1、查字：无

2、翻译：
　　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方法有三种：

　　经一

　　对权势不能加以驯化的臣下，君主就要把他除掉。师旷的回答，晏婴的议论，都丢掉了利用权势控制臣下这种易行的办法，而去称道实施恩惠争取民众这种困难的办法，这就如同，和野兽赛跑，不知道除掉祸害。祸害可以及早除掉。在子夏解释《春秋》时所说的话中已表达出来了；“善于掌握权势的君主，及早杜绝臣下作奸的苗头。”所以，季孙为孔子的门徒滥用权势而向他提出指责，何况把这样的事移于君主呢？因此，姜太公杀掉不为君主所用的狂禖，就像奴仆不乘貌似雄骏的劣马一样。卫嗣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拿鹿不能驾车来说明不能用如耳为相；薛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一对孪生子赌博时用权术吓唬他们。这些人都懂得君臣之间利害关系是相反的。所以明君豢养臣下的道理，在养乌鸦的故事中可以体现出来。

    说一

　　奖赏、称赞不能使他奋勉，惩罚、谴责不能使他畏惧，赏、誉、罚、责加到身上都无动于衷，就应当除掉他。

　　齐景公到晋国，随晋平公饮洒，师旷陪坐。齐景公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说：“您将用什么来教我呢？”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饮到一半的时候，酒兴正浓，又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您用什么来教我？”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景公出门去住处，师旷送行。景公又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景公回到住处，考虑着这句话，酒还没有醒，就明白了师旷说话的意思——公子尾、公子夏是齐景公的两个弟弟，很得齐国民众的心。他们的私家又富又贵，民众又喜欢他们，可以和公室相比，这是危及君位的事情。现在叫我施惠于民，大概就是让我和两个弟弟争夺民众吧？——于是景公回到齐国，发放米仓粮食给予贫困民众，散发财库多余钱财去赏给孤寡人家。米仓没有陈年的粮食，财库没有多余的钱财，君主没有临幸过的宫女嫁了出去，七十岁以上的人可以得到国家供给的粮食。这是把恩德布施给民众，用来和两个弟弟争夺民众。过了两年，两个弟弟出逃，公子夏逃到楚国，公子尾逃到晋国。

　　齐景公和晏子在渤海游玩，登上柏寝的台观，回头眺望自己的国都，说：“真美啊：广大弘阔，雄伟壮观！后代谁能拥有这样的国都？”曼子回答说：“大概是田成子吧！”景公说：“我拥有这个国都，却说田成子会拥有，为什么？”曼子回答说：“田成子很得齐国的民心。他对待民众，向上请求爵位俸禄赐给大臣，向下私自增大量器出贷粮食，缩小量器来回收。杀一头牛，自己只拿一盘肉，剩下的用来供养士人。一整年的布帛，自己只取七丈二尺，剩下的都给士人穿。所以集市上木头的价格不比山上的贵，湖泊里的鱼、盐、龟、鳖、螺、蚌的价格不比海里的贵。您加重搜刮，而田成子更多地施舍，齐国曾遇特大荒年，路边饿死的人不能数清，父子相携投奔田成子的，没有听说不能活下去的，所以全国民众都相聚歌唱道：‘哎呀，快要完了吧！成了，还是去投奔田成子！’《诗》上说：‘虽然没有什么恩德施给你们，你们却高兴得又歌又舞。’现在从田成子的恩德和民众的歌舞来看，民众都将情愿投奔他了。所以说：‘大概是囚成子吧。”’齐景公眼泪汪汪地说：“不是太悲哀了吗？我享有的国家却被田成子占去了。现在该怎么办呢？”曼子回答说：“您何必担忧呢？如果您想夺回它，就亲近贤人，疏远不贤的人，治理混乱的局面，放宽刑罚，救济贫困，抚恤，孤寡，施行恩惠，资助不富裕的人，民众就会归心于您。那么即使有十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么样呢？”

　　有人说：景公不懂得使用权势，师旷、晏子不懂得除去祸患。打猎的人凭借车厢的安稳，依靠六匹马的脚力，用王良帮助驾车，那么自身毫不费力就可以轻易地追上轻捷的野兽了。现在丢掉车厢的便利，舍弃六匹马的脚力和王良的驾驭，却下车跑着追逐野兽，那么即使是楼季那样的快腿也没有追上野兽的时候了。依靠良马坚车，就是奴仆驾车追赶野兽，力量也会有余。国家好比君主的车，权势好比君主的马。不运用权势来限制和处罚那些擅施仁爱的臣子，而一定要用丰厚的恩惠，和普通人同样做法去争取民众，这样的做法，都像是不利用君主的车子，不依仗马的便利，丢掉车子而下地跑路一样。所以说：齐景公是不懂得运用权势的君主，而师旷、晏子是不懂得除去祸患的臣子。

　　子夏说：“《春秋》上记载臣杀君、子杀父的事件，要以十为单位来计算。这不是一天就都积累起来的，而是逐渐积累以至于此的。”凡是奸人，阴谋活动的时间长了，势力就有所积累；积累多了，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能杀人，所以明君应该及早消灭他们。现在田成子作乱，有苗头露出来了，但君主不杀他。晏子不让他的君主禁止侵权犯法的臣子，却让他的君主施行恩惠，结果齐简公受到了祸害。所以子夏说：“善于掌握权势的人，要及早杜绝奸邪的苗头。”

　　季孙做鲁相，子路做邱邑的长官。鲁国在五月份发动民众开挖长沟，在开工期间，子路用自己的俸粮做成稀饭，邀请挖沟的人到五父路上来吃。孔子听说后，叫子贡去倒掉他的饭，砸烂盛饭的器皿，说：“这些民众是属于鲁君的，你干吗要给他们饭吃？”子路勃然大怒，握拳露臂走进来，质问说：“先生憎恨我施行仁义吗？从先生那里学到的，就是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与天下的人共同享有自己的东西，共同享受’自己的利益。现在用我自己的俸粮去供养民众，为什么不行？”孔子说：“子路好粗野啊!我以为你懂了，你竟还不懂。你原来是这样的不懂得礼，你供养民众，是爱他们。礼法规定，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国境以内，大夫爱官职所辖，士人爱自己的家人，越过应爱的范围就叫冒犯。现在对于鲁君统治下的民众；你却擅自去爱，这是你在侵权，不也属胆大妄为吗！”话没说完，季孙的使者就到了，责备说，“我发动民众而驱使他们，先生让弟子给徒役吃饭，是想夺取我的民众吗？”孔子驾车离开了鲁国。以孔子的贤明，而季孙又不是鲁君，对于以臣子的身分，借用君主的权术，能在危害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及早杜绝，使子路不能施行个人的恩惠，使危害不致发生，何况是君主呢？用齐景公的权势去禁止田常争取民众的越轨行为，那就必定不会出现被劫杀的祸患了。

　　姜太公受封于东方的齐国，齐国东海边上有兄弟二人，名叫狂禖、华士，是隐居的士人，他们确定为人宗旨说：“我们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我们无求于人。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我们不为做官忙碌而要从事体力劳动。”姜太公到了齐都营丘，派官吏捕杀了他们，作为最先问斩的对象。周公旦在鲁国听到这件事后，派出紧急的传信专车前往，向姜太公询问说；“这两位是贤士。现在您有了封国而杀了贤士，为什么？”姜太公说：“这兄弟两个确定为人宗旨说；‘我们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我们无求于人，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我们不为做官忙碌而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不臣服天子的话，那我就不可能把他们看作臣子了；他们不结交诸侯的话，那我就不可能派他们出使了；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不求助于别人的话，那我就不可能用赏罚来勉厉和约束他们。况且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聪明，也不能为我所用；他们不仰望君主授予的俸禄，即使贤明，也不能为我立功。他们不愿意做官就无法管教，不接受任用就对上不忠。再说先王之所以能驱使臣民，不是依靠爵禄，就是依靠刑罚。现在爵、禄、刑、罚都不足以驱使他们，那么我将做谁的主子呢？不打仗立功而显贵，不耕田种地而扬名，这又不是来教化国人的办法。假如有匹马在这儿，像良马的样子，是天下最好的马。但驱赶它，它不上前；制止它，它不停步；叫它左，它不左；叫它右，它不右；那么奴仆虽然低贱，也不依托它的脚力。奴仆之所以希望把脚力寄托在良马身上，是因为依托良马可以得到利益，避免危害。现在不受人的支配，奴仆虽然低贱，也不依托它的脚力了。这样，他们自以为是世上的贤士，而不愿为君主所用，自以为行为好到了极点，而不肯为君主卖力，这不是明君可以用作臣子的，也就像良马不可以使唤一样。因此，我要杀掉他们。”

　　另一种说法：姜太公被封在东方的齐国。东海边有个贤士叫狂禖，姜太公听说后，前去登门求见，三次在门前停下马车，狂禖都不答应见面。姜太公将处死他。当此之时，周公旦在鲁国，驾车前去制止。等赶到齐地，姜太公已杀了狂棋。周公旦说：“狂禖是天下的贤士，您为什么要杀他？”姜太公说：“狂禖主张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我伯他扰乱法度改变教令，所以拿他作第一个问斩的对象。假如有一匹马在这里，样子很像良马，但是赶了它不走动，拉了它不前进，即使是奴仆也不会把脚力寄托在它拉的车子。”

　　如耳游说卫嗣公，卫嗣公又高兴又叹息。近侍说；“您为什么不任命他为相国？”卫嗣公说：“一匹像鹿的马可以标价千金，然而有价值千金的马，没有价值千金的鹿，因为马能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现在如耳是做大国相国的材料，表现出要到大国谋职的意愿，他的心不在卫同，虽有辩才和智谋，也不能为我所用，我因此不任他为相。”

　　薛公做魏昭王的相国时，昭王近侍中有一对孪生子名叫阳胡、潘其，很受昭王的器重，但不肯替薛公效劳。薛公为此感到忧虑，于是就召他们来赌博。薛公给他们每人一百金，让他们兄弟二人赌博；一会儿又给每人增加二百金。刚赌了一会儿，传达官通报门客张季的儿子在门口。薛公悖然大怒，拿出兵器交给传达官说：“杀了他！我听说张季不肯为我效劳。”一会儿，刚好张季的党羽在边上，说：“不是这样的。我私下听说张季为您出力很多，只是他暗中出力，您没有听到罢了。”薛公就停了下来，不再杀门客张季的儿子，并厚礼相待，说：“过去我听说张季不为我效劳，所以想杀他；现在知道他确实为我出力，我怎么能忘了他呢!”于是通知管粮仓的人送给他千石粮食，通知管财库的人送给他五百金，通知养马的人从自己的马棚里拿出好马坚车二乘送给他，接着还命令宦官把宫中的二十个美女一并送给张季。孪生子就商量说：“既然为薛公效劳一定获利，不为薛公效劳一定受害，我们为什么不情愿为薛公效劳？”因而私下争相劝勉并行动起来替薛公效劳。薛公以臣子的势位，假借君王的权术，使祸害不能发生，何况把这种权术移用到君主身上呢？驯养乌鸦的人要剪断乌鸦的翅膀和尾巴下边的羽毛。剪断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后，乌鸦就必须靠人喂养，怎能不驯服呢？明君蓄养臣子也是这样，要使臣子不得不贪图君主给他的俸禄，不得不臣服君主给他的名位。贪图君主给的俸禄，臣服君主给的名位，怎么能不驯服呢？

　　经二

　　君主成了群臣共同对准的目标。因此，君主如果表现出爱憎，就会被臣下利用，这样君主就被迷惑了；君主把听到的话泄露出去，臣下就难以向君主进言，君主也就做不到神明了。有关的解说在“说二”中申不害讲君主应该在六个方面谨慎小心，以及唐易鞠谈论七射飞禽的道理。不这样做的祸患在国羊用表示悔改来试探君主对他的态度和韩宣王的近侍从宣王的叹息中窥探到他的态度。阐明上述观点的有靖郭君用十个玉珥测试齐威王爱哪个妾，以及甘茂派人从小洞里偷听到秦惠王的话，因而用计陷害犀首，堂{奚谷}公懂得术，所以问及玉杯无底来说明君主不能把群臣的话泄露出去；韩昭侯能用术，所以才能听取堂{奚谷}公的话而独自睡觉以免泄密。明君的治国原则，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

　　说二

　　申不害说：“君主的明察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防备他；君主的糊涂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迷惑他。君主的智慧显露出来，人们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蒙蔽他。君主没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会探测他；君主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要引诱他。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知道其中奥妙，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它的端倪。”

　　另下种说法：申不害说：“言行谨慎了，人们将会探测你；行动谨慎了，人们将会跟踪你。智慧显露出来了，人们将会躲开你；愚蠢显露出来了，人们将会算计你。有智慧，人们将躲避你；没有智慧，人们将对你采取行动。所以说，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其中奥妙。”田子方问唐易鞠说：“射飞禽的人要谨慎什么？”唐易鞠回答说；“鸟用几百只眼睛看着你，你只用两只眼睛防备它们，你要谨慎地密闭你的谷仓。”

　　田子方说；“好。你把这个道理用在射飞鸟上，我把这个道理用在治理国家上。”郑长者听到后说：“田子方知道要守护谷仓，却不知道守护谷仓的办法。那些虚静无为、不外露的人才能守护谷仓。”

　　另一种说法：齐宣王向唐易鞠求问射飞鸟的方法，说：“射飞鸟的人看重什么？”唐易鞠说：“在于谨慎地守护谷仓。”宣王说：“什么叫做谨慎地守护谷仓？”唐易鞠说：“鸟用几十只眼睛看着人，人用两只眼睛看着鸟，怎么能不谨慎地守护谷仓。”宣王说：“那么用什么方法像守护谷仓那样来守护国家呢？现在君主用两只眼睛看着全国，而一国的人用上万只眼睛看着君主，将用什么方法自己守护国家这个谷仓呢？”唐易鞠回答说：“郑长者说过这样的话：‘虚静无为，不要外露，’大概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防卫国家这个谷仓了。”

　　国羊受到郑君重用，听说郑君厌恶自己，就在侍奉饮酒时，趁机先对郑君说：“我如果不幸犯有错误，深望您能告诉我。请让我改正过错，那样我就可以免除死罪了。”

　　有个客人向韩宣王游说，宣王又高兴又叹息。君王近侍就把韩王对说客表示满意的态度争先告诉说客，以此做人情。

　　靖郭君田婴做齐相时，齐王的正纪死了，田婴不知道立谁为正纪，就进献珠玉耳饰来了解真情。

　　另一种说法：薛公田婴担任齐相，齐威王的夫人死了，宫中有十个姬妄都被王宠爱着，薛公想了解齐王打算立哪个姬妄为夫人，然后请求立这个人为夫人。齐王听从了，就是建议取得成功，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被齐王看重；齐王不听，就是建议失败，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被齐王看轻。田婴想先知道齐王想立的人，然后再去劝王立她，于是制作了十个珠玉耳饰，并把其中一个制作得特别精美，一起献给齐王。齐王把十个耳饰授给十个姬妄。第二天侍坐时，田婴就观察那只精美的耳饰由谁佩带，就劝齐玉立谁为夫人。甘茂做秦惠王的相。惠王喜爱公孙衍，和他私下有话说：“我准备立你为相。”甘茂手下的小官吏从孔洞里偷听到这件事，就去告诉了甘茂。

　　甘茂进见惠王，说：“大王得到贤相，我冒昧前来拜贺。”惠王说：“我把国家托付给你，怎会另外得到贤相？”甘茂回答说：“您准备立犀首将军公孙衍为相。”惠王说：“你怎么听说的？”甘茂回答说：“公孙衍告诉我的。”惠王对公孙衍泄露秘密很生气。就赶走了他。

　　另一种说法：犀首是天下的良将，是魏惠王的臣子。秦惠王想用犀首一起治理国家，犀首说：“我是做人臣子的。，不敢离开魏国。”过了一年，犀首因犯罪受到魏王的处罚，逃到秦国，秦王对他很好。樗里疾是秦国的将领，担心犀首会代他为将，在秦王经常说秘密话的地方挖了一个小洞。不久秦王果真和犀首商量，说：“我想攻打韩国，怎么样？”犀首说：“秋天可以。”素王说：“我想劳你负责国家大事，你一定不要外泄。”犀首倒退着拜两拜说：“接受命令。”这时候梧里疾也从小洞里听到他们的谈话了。秦王近侍都说：“秋天起兵攻打韩国，犀首担任将领。”就在这一天里侍从都知道了，就在这个月里，国境以内部知道了。秦王召见樗里疾说：“为什么这样喧哗？消息是从哪里出去的？’’樗里疾说：“好象是犀首。”秦王说：“我没有跟犀首讲过，为什么说是犀首讲的呢？”樗里疾说；“犀首在秦国寄居，由于刚受过处罚，心里感到孤单，想通过这样的话取悦于众人。”秦王说：“对。”派人召见犀百，犀首已逃往别国了。

　　堂{奚谷}公对韩昭侯说：“假如有个价值千金的玉杯，上下贯通没有底于，可以用来盛水吗？”昭侯说：“不可以。”“有陶器不漏水，可以用来盛酒吗？”昭侯说：“可以。”堂{奚谷}公说：“陶器是最不值钱的，如果不漏，就可用它盛酒。虽然有价值千金的玉杯，最值钱，但没有底，不能盛水，那么还有什么人往里面倒饮料呢？现在贵为人君而泄漏群臣言论，这就好象没有底的玉杯一样。臣下虽有极高的智慧，也不肯充分献出自己的谋略，因为伯它被泄露出去。”昭侯说：“对。”昭侯听了堂{奚谷}公的话，从这以后，想对天下采取大的行动，没有不是单独睡觉的，唯恐说梦话而让别人知道计谋。

　　另一种说法：堂{奚谷}公进见韩昭侯说；“假如有白玉杯而没底，有陶瓷杯而有底。你渴了，将用什么喝水？”昭侯说：“用陶瓷杯。”堂{奚谷}公说：“白玉杯很美，而您不用它喝水，是因为它没有底吧？”昭侯说：“是的。”堂{奚谷}公说：“做君主的泄露群臣的言论，就好比玉杯没有底。”堂{奚谷}公每次进见完出去后，昭侯必定单独睡觉，唯恐讲梦话泄密给妻妾。

　　申不害说：“能独自观察问题叫明，能独自听取意见叫聪；能独自决断的人，就可以做天下的王。”

　　经三

　　法术不能推行、总是有缘故的。卖酒人不杀掉他的恶狗，酒就会发酸。国家也有恶狗，况且君主的近侍都像是躲在社坛里的老鼠。一般的君主都不能像尧那样，一再杀掉反对自己决定的人；不能像楚庄王答复太子时那样，把坚决执法的臣子看作是最好的臣子；而都像薄媪那样，自家的主张却要取决于蔡巫婆。要区分贤能的人和无能的人，就用教歌之类的方法先予以测试。吴起因为爱妻织的布不合规定而把她休掉，晋文公因爱臣颠颉不遵从法令而把他杀掉，都是违反自身感情的。所以能让人治疗毒疮的人，一定是那些能忍痛的人。

　　说三

　　宋国有一个卖酒的人，量酒非常公平，待客非常殷勤，酿酒非常醇美，酒旗挂得又高又显眼，但却卖不出去，酒都变酸了。他对此感到诧异，不知原因何在，就去问他熟悉的地方长老杨倩，杨倩说：“你养的狗凶吗？”他说：“狗凶。可是酒为什么就卖不出去呢？”杨倩说：“人们怕狗呀。有人让小孩子揣着钱拿着壶瓮去买洒，猛狗却迎上来咬他。这就是酒变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猛狗。法术之士怀有治国的策略，想使大国的君主明察起来，大臣却像猛狗一样迎上去乱咬，这也就是君主被蒙蔽和挟持，而法术之士不能受到重用的原因所在。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治理国家最怕什么？”管仲回答说：“最怕社坛里的老鼠呀。”桓公说：“干吗要伯社坛里的老鼠呢？”管仲回答说：“您曾看见过那些做社坛的人吗？把木头树起来；涂上泥巴；老鼠咬穿了木头，挖洞藏身在里面，用火熏的话担心烧了这个木头，用水灌又怕里面涂炭，这就是捉不到社鼠的原因。现在君主身边的近侍，在朝廷外就卖弄权势，从民众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就紧密勾结，在君主面前隐瞒罪恶。在宫内刺探君主的情况告诉宫外的同党，内外勾结助长权势，群臣百官以此获得富贵。官吏不诛杀他们，国法就要受到扰乱；诛杀他们，君主就不得安宁。他们控制着君主，也就是国家的社鼠啊。”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大臣既像猛狗一样迫害法术之士，左右近侍又像社鼠一样刺探君主内情，而君主却不能察觉。这样，君主怎能不受蒙骗，国家怎能不衰亡呢？

　　另一种说法：宋国卖酒的人中有个叫庄氏的，他的酒一直很美。有人派仆人前去买庄氏的酒，庄家的狗乱咬，仆人不敢去，就买了别家的酒。有人问道：“为什么不买庄氏的酒？”仆人回答说：“今天庄氏的酒酸。”所以说，不杀掉庄氏的狗，酒就会变酸。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家害怕什么？”管仲回答说：“最怕社鼠。社坛，立了木头，涂上泥巴，老鼠趁势藏身在里面。用烟熏它，木头就会烧毁；用水灌它，涂上的泥巴就会掉下来。这就是人们苦于社鼠的原因。现在君主的左右近侍，在朝廷外就卖弄权势，从民众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就紧密勾结，欺瞒隐罪来蒙骗君主。不诛杀他们，就会扰乱国法；诛杀他们，君主就会不安。他们控制着君主，也就是社鼠了。”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所以左右近侍像社鼠，掌权的大臣像猛狗，治国的法术就行不通了。

　　尧想把天下传让给舜。鲧劝谏道：“不吉利啊！谁会把天下传让给平民呢？”尧不听，起兵在羽山郊外诛杀了鲧。共工又劝谏道：“谁会把天下传让给平民呢？”尧不听，又起兵在幽州都城杀了共工。于是天下没有人敢说不要把天下传让给舜。孔子听到后说：“尧知道舜的贤明，并不是困难的事。至于杀掉那些劝阻一定传位给舜的人，确实是困难的。”另一种说法是，孔子说：“不因为进谏的人提出疑问而败坏自己明察的事情才是困难的啊。”

　　楚庄王有外朝的法规是：“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有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处的，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掉他的车夫，”这期间太子入朝，马蹄踩到屋循下滴水的地方，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了他的车夫。太子发怒了，进去向庄王哭泣道：“替我报仇，杀了执法官。”庄王说：“法是用来敬宗庙，尊社稷的。所以能确定法制，遵从法令，尊敬社稷的，是国家的臣子，怎么可以诛杀呢？违犯法制，废除法令，不尊敬社程的，是臣下凌驾君主之上，臣下侵犯君主。臣下凌驾君主之上，君主就失去威势，臣。下侵犯君主，君主的地位就危险。威势失去，地位危险，国家不能保有，我将拿什么传给子孙？”于是太子就回头跑开，躲避到外面露宿了三天，面北一再拜请给予死罪。

　　另一种说法：楚王急召太子。——楚国法令规定，车子不准坐到第二道门。——天下着雨，院子里有积水，太子就把车子赶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车子不能到达第二道门。到达第二道门是不合法的。”太子说：“国王召唤得很急，我不能等到没有积水。”接着就赶马向前。执法官举起兵器刺向太子的马，摧毁太子的车。太子进去，对楚王哭诉道：“院子里积水、很多，我赶车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不合法，举起兵器刺我的马，毁我的车。父王一定要杀了他。”楚王说：“前有年老的君主，他不越规办事；后有接位的太子，他也不去依附，贤啊！这真是我守法的臣子。”于是就给执法官加了两级爵位，开了后门让太子出去，说；“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卫嗣君对薄疑说：“你嫌我国家小，以为不值得做官，我可是有能力满足你做官的要求，让你进爵做上卿。”就给了薄疑一万顷土地。薄疑说：“我的母亲爱我，认为我能做到大国的相并有余力。但我家有个姓蔡的老巫婆，我母亲非常喜爱并听信她，把家政都委托给她。我的智慧足以议论家事，我的母亲也完全听信我。然而母亲已经和我商量过的事，还要由蔡巫婆再来决定。所以要说我的智慧才能，母亲认为我能做大国的相而有余力；要说亲密关系，则是母子两人。即使这样，母亲还是不免要和蔡巫婆商量。现在我和君主，没有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君主身边却都是蔡巫婆之类的人物。君主身边的蔡巫婆，一定是握有权势的人。握有权势的人是能够行私的人。那些行私的人，是可以逍遥法外的；而我讲的，则是按法办事。非法与合法，是完全对立的，是不能相容的。”

　　另一种说法：卫君要去晋国，对薄疑说：“我想和你一起走。”薄疑说：“老太太在家里，请让我回去和她商量一下。”卫君亲自请问薄疑的老母亲。薄疑母亲说：“薄疑是您的臣子，您有意让他随从您，很好。”卫君对薄疑说：“我已经问过你母亲，她答应我了。”薄疑回家，向母亲谈起这件事，说：“卫君对我的爱和您对我的爱比起来，怎么样呢？”老太太说：“不如我爱你。”“卫君说我能干和母亲说我能干比起来，怎么样呢？”老太太说：“不如我说你能干。”“您和我商量家事，已经决定了的，还要和占卜的蔡老婆子商量后才决定。现在卫君想让我跟他一起走，虽已和我说定，日后必会和其他像蔡老婆子一样的人去败坏它，这样一来，我就不能长久做臣子了。”

　　教歌的人先叫学唱的人放声高呼，然后转变音调。对那些能在转音之后回复到清越微音的，才加以教授。

　　另一种说法：教歌的人先用音法测验，要求学唱的人急呼合于宫调，慢呼合于微调。急呼不合宫调，慢呼不合微调，就不能算是教歌。

　　吴起是卫国左氏邑中乡的人，让他妻子织丝带，结果幅宽比要求的尺度窄些。吴起让她改一下，他妻子说：“行。”等到织成，又量了量，结果还是不符合要求的尺度，吴起非常生气。他妻子回答说：“我开头就把经线确定好了。不可以更改了。”吴起休掉了她。吴起妻子请求哥哥去要求回去。她哥哥说：“吴起是制定法令的人，他制定法令，是想用来为大国建立功业。他必须首先在自己妻妄身上兑现，然后才能推行开去，你不要希望回去了。”吴起妻子的弟弟被卫君重用，就凭着被卫君器重的身份去请求吴起。吴起不听从，便离开卫国到楚国去了。

　　另一种说法：吴起把丝织的带拿给他妻子看过，说：“你为我织条丝带，织成这样。”丝带织成后一经比较，新织的那条特别好。吴起说：“让你织条丝带，要求像样品一样。现在织得特别好，为什么？”他妻子说；“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只是额外多用了工夫，所以更好。”吴起说：“这不是我的吩咐。”让她穿好衣服，把她休回娘家。她父亲前去求情，吴起说：“我在家从不说空话。”

　　晋文公向狐偃询问道：“我把美味甘食遍赐朝内臣子，只有少量的酒肉放在宫内。酒酿成后尚未澄清就给大家饮，鲜肉不经存放就煮给大家吃，杀一头牛也要普遍分给国人，一年织成的布都给士兵做衣服穿，这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说；“还不行。”文公说：“我的民众有丧失财产的，我亲自派遣郎中去查看；对有罪的人予以赦免，对贫穷不足的人布施恩惠。这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回答说：“还不行。这些都是满足民众生存要求的办法。而要他们打仗，等于要杀死他们。民众追随您，是为了顺顺当当地活着，您却违反他们的意愿而杀掉他们，也就失去了民众跟从您的理由了。”文公说：“那么，要怎样做才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呢？”狐偃说：“使他们不得不去打仗。”文公说：“不得不去打仗怎么说呢？”狐倡回答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大概足以使他们打仗了。”文公说：“怎样达到刑罚的最高境界？”狐倡回答说：“刑罚不避开亲近和显贵的人，法治实施到你宠爱的人。”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在圃陆打猎，约定以中午为期限，迟到的按军法处置。这时有个文公爱重、名叫颠颉的人迟到了，官吏请君主定他的罪，文公掉着眼泪，很是犯愁。官吏说：“请让我对他用刑。”于是腰斩了颠领，拿他向百姓巡示，用来表明有法必依。此后百姓都非常害怕，说：“国君对颠领的爱重是那么深切，尚且按法治罪，何况对于我们，有什么值得留情的呢。”文公见百姓可用以打仗了，于是就起兵攻打原国，战胜了对方。攻打卫国，让卫国的田亩吁陌方向改为东西向，占领了五鹿地区。攻取阳樊，战胜虢国，讨伐曹国。向南围困郑国，破坏了郑国的城垛，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回兵和楚军在城淄开战，大败楚军。班师北上，主持了在践土举行的盟会；接着又成就了衡雍的结盟。一下子就建立了八项功业。所以能够这样，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由于听从了狐倡的主张，借用了颠领的脊梁。

　　痈疽的疼痛，不用石针刺入骨髓，心里的烦苦就支持不了；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肯让人用半寸长的石针去刺它。现在君主治理国家也是这样，不是不知道只有经过苦痛才能平安。要想治理好国家，不是这样就不能听信圣人智士而镇压作乱的奸臣。作乱的奸臣，一定是握有权势的人；握有权势的人，一定是君主非常亲近宠信的人。君主非常亲近宠信的人，就像坚和白不能离开石头而独立存在一样，不能离开君主而存在。以普通人的身分，想要把君主和他所亲近的权臣分开，等于是劝说右腿同意割掉左腿一样，是不可能办到的。这样一来，自己一定会遭杀害，而主张仍然不会被采纳的。
3、朗读已传微盘

二、外储说右下
1、查字：无

2、翻译：
　　经一

　　君臣共同掌握赏罚大权，法令就无法推行。用什么来说明这个道理呢？用造父、王良驾马的事来说明。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田恒就像圃池中的水草，所以宋君和齐简公终于被他们杀掉了。祸害表现在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而无法指挥马，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而不能成曲调。

　　说一

　　造父驾驭拉车四马，时而向前奔驰，时而绕圈打转，驾驭马是那么的得心应手。之所以能如此得心应手地驭马，是因为他有独掌马缰和马鞭的权力。然而马被突然窜出来的猪所惊吓，造父不能控制的原因，并不是马缓和马鞭的威力不足，而是窜出来的猪把这种威力分散了。王良驾驭副车，不用马缰和马鞭，而是根据马的喜好，善用草料和水进行控制。然而马经过草圃水池而副车失去控制的原因，并不是草料和水不充足，而是草圃水池把马的注意力分散了。所以，王良、造父是天下驭车能手，然而使王良掌握马勒的左边大声呵斥，使造父掌握马勒的右边用鞭抽打，马连十里也走不上，这是由于两人共同驾驭、相互干扰的缘故。田连、成窍都是天下善于弹琴的人，然而让田连在琴首弹拨，让成窍在琴尾按捺，却不能构成曲谓，也是由于两人共用一物的缘故。以王良、造父技能的高超，共掌马缰驾驭，却不能驱使马，君主怎能跟他的臣子共掌权力而治理国家？

　　另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车夫，用控制饮水的方法把马训练成功，在园圃里试车。渴马见了圃中水池，就离开车子跑去，试车因此失败。王良驾车为赵简子争夺长途赛马的锦标。车子刚出发时，有头猪伏在沟里，当壬良快马加鞭前进时，猪突然从沟里窜出，马受到惊吓，驾车失败。

　　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励、赏赐是民众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民众所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宋君说：“行。”于是发布严令、诛杀大臣，宋君总说问子罕。于是大臣害怕子罕，平民归附子罕。过了一年，子罕杀了宋君，夺取政权。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来的猪一样夺取了宋君的国家。

　　齐简公处在君位，刑罚重而诛杀严厉，赋税重而杀戮百姓。田成子对百姓表示慈爱，显示宽厚。简公把齐国的民众当作渴马，不对他们施恩，而田成子用仁厚作为草圃水池来争取他们。

　　另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车夫，用控制饮水的方法训马，一百天后把马训成了。训成后，请求驾车给齐王看，齐王说：“在草圃中驾车给我看。”造父把车赶入草圃，马看见圃中水池就跑了过去，造父无法阻止。造父用控制饮水的方法训马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马一看见水池，就凶悍地跑去，即使造父也控制不住。现在齐简公用法令禁锢百姓很久了，而田成子却给百姓好处，这好比田成子倾倒出圃池里的水给陷于饥渴的百姓喝。

　　另一种说法：王良为宋君进行千里赛马。车已备好，马的情况也很正常。即将出发，王良赶车前进，轮子正好对着车辙；赶车后退，马的前蹄正好掩盖了后蹄的脚印。策马出发，猪突然从洞中跑了出来。马受惊而后退缩，鞭打也无法使它前进；马非常凶悍的胡乱奔跑，缰绳也无法将其拉住。

　　另一种说法；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励、赏赐是民众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民众所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于是屠戮百姓和诛杀大臣，宋君就说：“去和子罕商量吧。”过了一年，百姓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所以全国都依附了他。所以子罕挟持宋君，篡夺了政权，法令不能禁止。所以说：“子罕是窜出的猪，田成子是圃池中的水。”让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一人掌握一边的经缰从里巷门中出发，驾驭定会失败，目的地一定无法到达。让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一人按一根弦弹，弹奏就必定失败，曲子无法演完。

　　经二

　　国家的安定和强大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枉法办事，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公正地实行赏罚而不对下面讲仁爱。爵位和俸禄来自功劳，杀戮和惩罚来自罪行，臣子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卖命出力而不对君主效私忠。君主明白不讲仁爱的道理，臣子明白不讲私忠的道理，就可以称王天下了。秦昭王懂得做君主的道理，所以不散发五苑的瓜果蔬菜去救济民众；田鲔懂得做臣子的道理，所以教育田章一切要从利害出发；公仪休虽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唯恐因此失去相位。

　　说二

　　秦昭王生病，每个里的百姓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公孙述出门看见这种情形，入宫祝贺昭王说：“百姓都已在买牛为您祈祷。”昭王派人查问，果有这回事。昭王说：、“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甲。没有命令而擅自祈祷，这是爱我。他们爱我，我如果也改变法令，用同样的心去爱他们，这样法就立不起来；法立不起来，是乱国亡身之道。不如每人罚两副甲，重新跟他们搞好国家的治理。”

　　另一种说法：秦昭王生病，百姓为他祈祷；病好后，百姓杀牛向神还愿。侍从官阎遏、公孙衍出门看见了，说：“现在不是祭土地神和腊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杀牛祭袍呢？”他们感到奇怪，就问百姓。百姓说；“国君生病，我们为他祈祷；现在他病好了，我们杀牛向神还愿。”阎遏、公孙衍很高兴，晋见昭王拜贺道：“您胜过尧、舜了。”昭王吃惊地说：“此话怎说？”他们答说：“尧和舜，还没到百姓为他们祈祷的地步。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所以我们私下认为大王是胜过尧和舜了。”于是昭王派人查问，看是哪个里这样干的，要罚该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阎遏、公孙衍惭愧得不敢吭声。过了几个月，昭王饮酒正痛快时，阎遏、公孙衍对昭王说：“前段时间我们私下以为大王胜过尧和舜，并非胆敢故意讨好。尧和舜生病，百姓还不至于为他们祈祷；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现在竟然罚那个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我们私下深感奇怪。”昭王说：“你们为什么不懂这些？那些百姓为我所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爱他们，他们就为我所用，而是因为我有权势，他们才为我所用。我放弃了权势和他们相互交结，那样的话，我偶然不爱他们，他们马上就不为我所用了。所以，终归是应该摒弃仁爱的做法。”

　　秦国遇到严重饥荒，应侯请求说：“五苑的草木植物，蔬菜、栋树果、枣子、栗子，足以养活百姓，请您开放了。”秦昭王说：“我们秦国的法令，是让百姓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现在如果开放五苑的蔬菜瓜果，却是不论有功无功都要让百姓受到赏赐。不论有功无功都让百姓受到赏赐，那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开放五苑而使国家混乱，不如委弃瓜果蔬菜而使国家太平。”关于秦昭王回答的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命令开放五苑的瓜果蔬菜，倒也足以养活百姓，但却会使有功的人和无功的人相互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而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你们还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吧!”

　　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你要想自己得到好处，首先要使你的君主得到好处；你要想使家庭富有，首先要使你的国家富有。”

　　另一种说法：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君主售爵位给臣子，臣子出售智力给君主。所以说只能自己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

　　公仪休担任鲁相。他爱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进献给他。公仪休不收，他弟弟规劝说：“您爱吃鱼，却不收鱼，为什么？”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收。假如收了，一定会有迁就他们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将违背法令；违背法令就会罢免相位。这样一来，我即使爱吃鱼，他们也不一定再给我鱼，我也不能自己再搞到鱼。假使不收鱼，因而不被免相，尽管再爱吃鱼，我也能够经常自己搞到鱼。”这是懂得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懂得靠别人相助，不如自己帮助自己的道理。

　　经三

　　明君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然而对国外的事情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成功，于是就有苏代批评齐王不信大臣的故事。君主要借鉴上古的事情，然而听隐士的话而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显耀自己，于是就有潘寿谈论夏禹传位的故事。君主对这些一无所悟，方吾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提到古礼上说穿同一服装的人不坐同一辆车子，同一家族的人不住一起，何况把君权随便转让给别人呢！吴章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劝说君主连假的爱憎都不能表露出来，何况把真情流露给人呢！赵王厌恶老虎眼睛，结果却受到蒙蔽。明君的治国方法，就要像周王朝的外交官阻挡卫侯那样维护君主尊严。

　　说三

　　子之担任燕相，地位尊贵并专权独断。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他说：“齐宣王是怎样的一个君主？”苏代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天下了。”燕王说：“为什么？”苏代回答说：“过去齐桓公称霸的时候，朝廷内的事托付给鲍叔牙，朝廷外的事托付给管仲，桓公蓬头散发和宫女肠混，每天在宫中市场游玩。现在的齐王不相信他的大臣。”于是燕王就更加信赖子之。子之听说后，派人赠给苏代一百镒金，随便他派什么用场。

　　另一种说法：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看到不使子之获得好处，就一定不能办成事情回国，奉献和赏赐的东西也不会拿出来，于是见到燕王，就称赞齐王。燕王说：“齐王这样贤明，那不是一定要称王天下了吗？”苏代说：“挽救危亡都来不及，怎么能称王呢？”燕王说；“为什么？”苏代说：“他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燕王说：“齐国灭亡又是为什么呢？”苏代说：“过去齐桓公敬爱管仲，立为仲父，国内大事由他处理，国外大事由他决断、全国的事都由他掌握，所以能够彻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现在的齐王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所以知道齐国要灭亡。”燕王说：“现在我任用子之，天下的人还没有听说呐。”于是第二天大行朝会，全听子之。

　　潘寿对燕王说：“大王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人们所以说尧很贤明，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而许由又肯定不接受，那就是尧有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不失去天下。现在大王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肯定不接受，这样就是大王有让国家给子之的名声而和尧有同样的行为。”于是燕王就把国家整个地托付给了子之，子之异常尊贵。

　　另一种说法：潘寿是个隐士。燕王派人招请他。潘寿拜见燕王说：“我担心子之会像益一样。”燕王说：“怎么像益一样呢？”潘寿回答说：“古时禹死时，本打算把天下传给益，禹的儿子启的手下人就相互勾结攻益而立启。现在大王相信宠爱子之，准备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太子的手下人都怀有官印，子之的手下人却没有一个在朝廷做官的。大王如果不幸去世，那么子之也就要像益一样了。”燕王因而把官吏的印都收上来，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给子之处理，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君主用来作为借鉴的，是诸侯手下的士人们，而现在诸侯手下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党羽。君主用来作为荣誉的，是隐居山林的士人们，而现在隐居山林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门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剥夺的权力在于之手里。所以吴章说：“君主不假装恨人或爱人。因为假装爱某人之后，就不好再恨他；假装恨某人之后，就不好再爱他了。”

　　另一种说法：燕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向潘寿讨教，潘寿回答说：“禹宠爱益，要把天下托付给益，过后不久又把启手下的人任为官吏。禹到年老的时候，又认为启不足以担任天下大事，所以把天下传给益，但权势都在启手中。过后不久启和他的朋党向益进攻，夺了益的天下。这是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益，实际上是叫启自己夺取天下。这表明禹远远比不上尧和舜。现在大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官吏没有一个不是太子手下的人，这是名义上传子之而实际上让太子自己夺回。”燕王于是收回官印，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子之处理，子之地位就尊贵了。

　　方吾说：“我听说古礼上讲：出外不和穿同样服装的人坐同一辆车，居家不和同一家族的人聚居在一起，何况做君主的把权势外借呢？”

　　吴章对韩宣王说：“君主不可以假装爱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恨他了；也不可以假装恨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爱他了。所以假装恨、假装爱的感情稍有表现，阿谈奉承者就会根据这个去诋毁或称赞他人。即使是明君也不能再把爱憎收回来的，更何况是把真实的感情表露给人呢！”

　　赵王在花园里游玩，侍从拿兔子给老虎吃又收回来，老虎发怒地圆瞪着眼睛。赵王说：“老虎的眼睛真可恶啊！”侍从说：“平阳君的眼睛比老虎的眼睛还要可恶。看到老虎瞪眼还没有危险，看到平阳君瞪眼，别人就一定要死了。”第二天平阳君听说后，派人杀了进言的侍从，而赵王却不责备平阳君。

　　卫君去朝见周天子，周外交官问卫君的名号，卫君回答说：“诸侯辟疆。”周外交官拒绝他说：“诸侯不能和天子用相同的名号。”卫君于是自动改口说：“诸侯毁。”然后周外交官才接纳了他。孔子听到后说：“禁止冒犯君主，意义是多么深远啊！虚名都不能拿来借给别人，何况有关实权呢？”

　　经四

　　君主是依靠严守法令，责求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所以明君致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有关的解说在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纲的故事里。所以失火时主管官员的作用是不能不弄清的。救火时，主管官员自己提壶赴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指挥，就能驱使上万的人去救火。所以对待法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马推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他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奴，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因此这种说法可以借榔头、砧石用来整治不平，榜檠用来矫正不直的道理加以解释，不然的话，失败就会如同淖齿在齐国掌权而杀死齐闵王，李兑在齐国掌权而饿死主父。

　　说四

　　摇树的人如果逐一地掀动树叶，即使很劳累，也不能把叶子全部揭遍；如果左右拍打树干，那么所有的树叶就都会晃动了。在深潭的边上摇树，鸟惊而高飞，鱼恐而深游。善于张网捕鱼的人牵引鱼网的绳，如果逐一地拨弄网眼，然后捉鱼，那就不但劳苦，而且也难以捕到鱼了；牵引网上的纲绳，鱼就自然被网住了。所以官吏是民众的树干和纲绳，因此圣明的君主管理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

　　救火时，叫主管官员提着水壶水罐跑去救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拿了鞭子、短棍指挥，驱使人们，就能役使上万的人去救火。因此圣明的君主不亲自治理民众，不亲自处理小事。造父正在锄草，这时有父子坐车路过，马受惊不肯前行，一个儿子拉住马，父子几人推车，还请造父帮他们推。于是造父收拾好农具，停止操作而把它寄放在车上，拽住那个儿子拉的马，然后才拿起缰绳和鞭子，还没有使上绳、鞭，马就一起向前奔跑了。假使造父不会驾驭，即使全力帮忙推车，马还是不肯前行。现在他自身操作得很安逸，而且把农具寄放在车上，又有恩德施于人家，是因为有办法驾驭惊马啊。所以国家是君主的车，权势是君主的马。君主没有法术驾驭它，自己即使很劳苦，国家还是不免于乱；有法术来驾驭它，自己不但能处在安逸快乐的地位，还能取得帝王的功业。

　　榔头、砧石等是用来整治不平的；附在弓弩上的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的。圣人制定法令，就是用来整治不平、矫正不直的。淖齿在齐国掌权，抽了齐闵王的筋；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死了赵武灵王。这两个君主都不能运用如同榔头、砧石和榜檠一样的法令，终于自己被杀死，并为天下人所耻笑。

　　另一种说法：到了齐国，只会听说有淖齿，而不会听说有齐王；到了赵国，只会听说有李兑，而不会听说有赵王。所以说，君主不掌握法术，威势就会减弱而使大臣垄断名望。

　　另一种说法；赵武灵王让他儿子惠文王临政，李兑任国相，武灵王不自己亲手掌握生杀大权，所以被李兑劫杀。

　　另一种说法：田婴担任齐相。有人对齐王说：“一年的财政结算，大王如果不用几天时间逐一亲自听取报告，就无法知道官吏的营私舞弊和政事得失。”齐王说：“讲得好。”田婴听到后，就立即向齐王要求去听自己的财政结算。齐王准备去听了，田婴让官吏准备好全年的财政大小收入的帐目和凭证。齐王亲自听取财政结算，但听不胜听，吃完饭，又坐下来，累得不再吃晚饭了。田婴又对齐王说；“群臣一年到头日日夜夜不敢马虎和懈怠的事情，大王用一个晚上听取报告，群臣就由此得到鼓励了。”齐王说：“好吧。”—会儿齐王已睡着了，官吏抽刀削掉凭证上的结算。君主亲自听取结算，就是国家混乱的开始。

　　经五

　　遵循事物法则办事，不必劳苦就能成功。所以兹郑坐在车辕上唱歌来吸引行人帮他把车推上高桥。相应的祸害表现在赵简子的税官请求收税标准；薄疑说“国中饱”，赵简子误认为国家富强而高兴，实际上却是府库空虚，百姓挨饿而奸吏富足。所以齐桓公视察民间发现有人家贫无妻，因而同意管仲发放国家多余财物、嫁出宫中未用妇女。不遵循事物法则，就如同延陵卓子用自相矛盾的方法驾马，造父路过遇见后为之哭泣。

　　说五

　　兹郑拉车过高桥而上不去。他坐在车辕上唱歌，前面行人止步，后面的行人赶上来，大家帮着推，车才上了桥。假如兹郑没有办法招人来，那么即使他用尽力气以至于累死，车子还是上不了桥。现在兹郑不受劳苦而车却上了桥，是因为他有办法招人来的缘故。

　　赵简子派出收税的官吏，官吏请示收税标准的高低。赵简子说：“要不轻不重。税收重了，利就归于国家；轻了，利就归于民众。官吏从中捞不到私利，轻重就适中了。”薄疑对赵简子说：“您的国家中间富足。”简子高兴地说：“怎么呢？”薄疑回答说：“上面财库粮仓空虚匮乏，下面平民百姓贫穷饥饿，但是处在中间的奸吏富足了。”

　　齐桓公微服出访百姓家，有一个年老而自己料理生活的人，桓公问他什么缘故。老人回答说：“我有三个儿子，家里穷，无法为他们娶妻，出去当雇工还没有回来。”桓公回到宫里，把这件事告诉管仲。管仲说；“朝廷积蓄中有腐败的财物，民众就得挨饿；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民众就娶不到妻子。”桓公说：“对。”就考察宫中有未婚的女子让她们出嫁。对百姓下令道：“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嫁人。”

　　另一种说法：齐桓公微服出访民间，有一个叫鹿门稷的人，年已七十而没有妻子。桓公问管仲说：“有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吗？”管仲说；“有个叫鹿门稷的人，年已七十了，却没有妻子。”桓公说：“怎样才能让他有妻子？”管仲说：“我听说：君主有积蓄财物，臣民在下面就一定穷困匮乏；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就会有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桓公说：“对。”于是下令宫中，让君主没有临幸过的女子出嫁。然后下令，男子二十娶妻，女子十五出嫁。这样宫内就没有年长而不及时出嫁的女子，宫外也没有无妻的成年男子。

　　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挑文”的马拉，马身装饰华贵，前有钩、勒等物，后有上了针的鞭子。马想前进，就会碰到钩、勒禁止，马想后退就有鞭针戳刺，于是马就往斜里乱跑。造父路过时看到了，为马哭泣说：“古时治人也是这样。赏赐是用来勉励立功的，但毁谤也夹杂在里面；刑罚是用来禁止犯罪的，但赞美却也夹杂在里面。人们只好呆着不动，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另一种说法：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和“翟文”的马拉，马装扮得十分华贵，前面有交错的钩、勒等饰物，后面有锋利的鞭针。马前进时就向后紧拉，马后退就用鞭抽打。马前不能进，后不能退，于是就避开前后而乱跑，于是卓子就下车抽刀砍断了马的腿。造父看见了，流泪不止，整天不吃饭，仰天叹息说：“马鞭是用来让马前进的，钩勒却又在前；缰绳是用来让马后退的，鞭针却又在后。现在君主因为臣下廉洁而加以任用，却又因为他不迎合身边亲信而予以辞退；因为他公正而加以称赞，却又因为他不听从旨意而予以废黜。人们因此而害怕，站着不动，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3、朗读已传微盘

第二部分：简明心得
外储说右上：

外储说右下：

吕丽芳

心得：外储说右上：
关于侵权，其实在生活中到处都有，说到底还是不守礼。
位置越高的人，说话越要慎重，影响力太大。
治毒疮需忍痛！

外储说右下：
君臣共同掌握赏罚大权，法令就无法推行。家里父母共同掌权，家里也没有章法，孩子也长不好。
做君主的真情不流露于外，以防臣下以君主的好恶来行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遵循事物法则，想来就是顺势而为。
“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分清主次，才能事半功倍。

吕丽芳

第十三周：
本周任务：难一、难二、难三、难四、难势
第一部分，查字正音：无。
第二部分、翻译，朗读：
一、难一：
1、翻译：
难一译文 译文
　　一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应该怎么对付？”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用欺诈敌人的手段就可以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应该如何应对？”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但以后就无法再有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但民众不会上第二次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在后面赏赐他，这样合适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能够成为霸主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它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计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二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当此之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说尧是圣人又该如何解释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又证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就是否定尧的明察；认为尧圣，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对。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最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最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说：‘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卖矛和盾的人就无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没有什么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称赞，是同上面讲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时存在有着同样道理的。再说舜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没有休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没有休止的错误，能纠正的就很少了。赏罚能使天下人必须遵行，命令说：‘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下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过错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舜还不据此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要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统治办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说他懂得治国之道的。”

　　三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探望，询问说：“您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死去，有什么话准备告诉我？”管仲说：“您就是不问我，我本来也要告诉您的。希望您赶走竖刁，除去易牙，远离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主管伙食，您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儿子，又怎么能爱您呢？您本性好妒而喜欢女色，竖刁就自己施行宫刑，以便管理宫女。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卫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要不了几天的行程，开方丢下自己母亲，做官很久也不回家，他连自己母亲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我听说：‘弄虚作假的不会长久，掩盖虚假的不能持久。’希望您能远离这三个人。”管仲已死，桓公不按他的话去做。等到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埋葬。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桓公的话，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说的话。要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又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有拼死出力来为君主的人，管仲就不会任用了。他会说“不爱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么能爱君主”。这是要君主去掉忠臣啊。况且用不爱自身来推断他不爱君主，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也在应当除去的范围之内了。明君的原则不是这样，他会设置臣民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得他们立功，所以制定爵禄而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建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守信而刑罚坚决，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一类的人，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尽死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死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属关系，而是从计算利害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对上蒙蔽君主而在下谋取私利。管仲对桓公没有阐明这种法术。他让桓公赶走竖刁，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方法。再说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的原因，是臣下的权力过大。臣下权力过大的结果，就是挟持君主。有了挟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隔断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祸福，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地位低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的人来推荐，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近侍来引见；百官都能逐级上通，群臣好象车幅聚集到中心一样归附君主；受赏的人君主能了解他的功劳，受罚的人君主能知道他的罪过。君主事先对群臣的功过了解得清楚，然后进行赏罚，就不会受蒙蔽，怎么会有死后不葬的祸患呢？管仲不对桓公讲明这个道理，只是让他赶走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四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我的国家危急，宗庙快完了。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对我表现出骄傲轻慢样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一个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置法令，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假使襄子被围晋阳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这就等于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襄子在晋阳被围，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锅灶进水，成了乌龟出没场所，而百姓没有背叛，证明君臣关系密切。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也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证明襄子失于惩罚。做臣子的，谋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襄子却赏他，这是失于奖赏。明君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哪里看得出襄子是善于奖赏的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

　　五

　　晋平公和群臣一起喝酒。喝得痛快了，于是感概地说：“没有谁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于违背。”师旷在前面陪坐，拿，起琴撞了过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在墙上撞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边上有个小人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呀。”师旷说：“呀！这不是做君主的应该说的话。”近侍要求处罚师旷，平公说：“免了，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给予惩罚，这是君主对臣下应有的做法；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善意劝告仍然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下对君主应取的态度。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惩罚，拿琴去撞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君臣的位置，因而失掉了臣下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放弃爵禄，来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下应有的礼义。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就拿琴去撞平公身体，即使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但师旷却用来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下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反而高兴地听从，这是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平公的言行是不能张扬的，它会使君主在听劝上犯错误而觉察不到错误；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张扬，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杀君的行径。这两种做法都是不能张扬的，也就是双方都犯了错误。所以说：平公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掉了当臣子的礼节。

　　六

　　齐桓公时，有个没做官的读书人名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也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没有轻视大国君主的资本；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就没有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的肚量。”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为了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而不顾及个人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才叫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国家混乱，通过做厨师向成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莫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他们都是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因而不顾及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桓公以大国君主的势位，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打算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足见小臣程忘记了民众。忘记民众不能叫做仁义。所谓仁义，是不失掉当臣子的礼节，不颠倒君臣之间的位置。因此国境之内，拿着鸟兽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务掌理政事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在民萌之列，又违背国君的愿望，因而不能叫做仁义；仁义不在小臣程处，桓公却又跟着礼遇他。假使小臣稷有智慧才能而躲避桓公，则是躲避，应当对他用刑；假使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平白无故地在桓公面前倨傲逞强，则是欺骗，应当把他杀掉。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桓公不能整治君臣关系而去礼遇该罚该杀的人，这是桓公用轻视和侮慢君主的风气来教化齐国，是不能用来作为治国之道的。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七

　　晋齐靡笄之战，晋中军司马韩厥将斩人。主帅郤克听说后，驾车前去救人。等他赶到，人却已给斩了。郤克就说：“为什么不用他巡行示众？”郤克的侍仆说：“先前您不是要救他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厥分担别人的非议呢？”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能不加考察，它不是分担非议的。韩厥要斩的如果是罪人，就不能去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败坏的原因；法令败坏，国家就混乱了。如果不是罪人，郤克就不能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这就便无辜的人更加冤枉；双重冤枉，正是民众产生怨恨的原因；民众有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部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能不明察。况且韩厥要斩的若是罪人，谷阝克要分招什么非议呢？要斩的如果不是罪人，那么已经斩杀了，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构成而郤克后来方才赶到。郤克说把尸体巡行示众，不足以分担斩人的非议，而又产生巡尸的非议，这就是郤克所谓的分担非议。过去商约造出炮格之刑，崇侯、恶来又说斩涉水者的小腿，哪里就分担了对纣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亡面按法办事的希望是很强烈的，假使韩质没能做到，民众就会希望郤克做到；现在郤克一样没有做到，那么民众对上面就绝望了。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别人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再说部克前去救人，是认为韩厥错了；不讲清他做错的原因，而劝他拿尸体巡行示众，这是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使下而的民众对上面绝望，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知道郤克是怎样来分担非议的。

　　八

　　齐桓公解了管仲的捆绑而任他为相。管仲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大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我还贫穷。”桓公说：“让你享有俸禄丰厚的家业。”管仲说：“我富裕了，但我和您的关系还疏远。”于是桓公把他立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治理地位尊贵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国两大贵族之上；认为贫穷的人不能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有俸禄丰厚的家业；认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治理和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得到了仲父的称号。管仲并非贪心不足，而是为了便于治理。”

　　有人说：假使让奴仆奉君命去告知卿相，没谁敢于不听，这不是因为卿相地位低下而奴仆地位尊贵，而是因为君命下达，没有人敢于不从。假使管仲治理国家而不遵循桓公的旨意，即是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可以取信于人的条件，何必要等待像高、国、仲父之类的高贵地位，然后才能行事呢？当今行事、都巫这些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如果依法办事，即使宦官也可使卿相信从；不依法办事的话，即使大官也会在民众面前感到理亏。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干着增加宠信和爵禄的事情，这要不是管仲贪心富贵，就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法术。所以说：管仲有错误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赞美。

　　九

　　韩宣王向樛留询问：“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过去魏国同时重用楼鼻、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领土，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姓而丧失了鄢、郢两地。现在您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将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国家就一定要有忧患了。”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是国家的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齐湣王只重用一个淖齿，结果自己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重用一个李兑，结果自己被李兑围困饿死。君主有术，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构成忧患；君主无术，同时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导致大臣专权而劫杀君主。现在樛留不能用术去劝说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种做法，若没有丧失西河、鄢、郢的忧患，就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即是说，樛留没有好见解向君主恰当进言。

2、朗读已传微盘。
二、难二：
1、翻译：
　　一

　　齐景公走访晏子，说：“您的住宅太小，又靠近集市，请把您家搬到豫章的园地去。”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我家穷，靠上集市买东西吃，早晚都要赶集，不能离得远。”景公笑着说：“您家人熟悉市场行情，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吗?”这时景公刑罚繁多。晏子回答说：“断脚人穿的踊贵，常人穿的鞋便宜。”景公说：“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刑罚太多。”景公惊讶得脸色大变，说：“我大概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子说踊贵，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借此来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懂治国之道的过错。刑罚恰当不嫌多，刑罚不当不在少。晏子不以刑罚不当告诉景公，而以用刑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法术的过错。打败仗的军队被杀掉的人虽以千百计算，还是败逃不止；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是否用得恰当，却拿刑罚太多劝说景公，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便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便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惠，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

　　二

　　齐桓公喝酒喝醉后，丢了帽子，他觉得丢人，三天不去上朝。管仲说：“这是做国君的耻辱，您何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开仓贩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过了三天，民众就唱道：“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长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开仓赈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不合乎义的话，就不能洗刷耻辱；假使这样做是合乎义的，桓公不及时去做，而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去做，那么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的丢了帽子？这样说来，即使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帽的耻辱，却又在君子中滋长了失义的耻辱。况且开仓赈济穷人，这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这不是惩罚有罪的人。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赏赐；不惩罚有罪的人，民众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三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地、攻克莒地、夺取酆地，办过三件事后，引起了纣王的厌恶。文王于是很害怕，要求进献给纣王洛水西边、赤壤地方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聪明，不也是错的么？聪明的人，是能够知道祸难所在从而避开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因为文王不得人心吧，那么文王虽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的憎恶也是可以的。纣王因文王大得人心而厌恶他，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而争取人心，这就更使纣王怀疑。正因如此，他才被戴上刑具监禁在羑里。郑长者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了，这样做就可以不使人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聪明，还没有达到郑长者论点的水平。

　　四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不知靠的是臣子的力量，还是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镶边，衣服做成了，君主拿起来穿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趴在琴上笑起来。平公说：“大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大凡做臣子的，好比厨师调好了五味送给君主吃。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让我打个比方：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好，然后草木才茂盛。这是君主的力量，臣子出了什么力呢？”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是美好事业中最大的了，不独是君主的力量，也不独是臣子的力量。过去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两位臣子才智之高，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行动都合于功利，虞、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到秦国就聪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妇女住所有二百处，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失去管仲，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狐偃极力劝谏，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狐堰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所有春秋五霸能在天下成功扬名的原因，一定是君臣都出力了。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五

　　齐桓公时，晋国客人到了，负责接待的官吏请问用什么礼仪。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管仲去”。优人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一声仲父，二声仲父的。”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要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时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费力过了，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人的话，不像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桓公认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自己去做厨师向商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自己去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做俘虏是耻辱的事，做厨师是羞耻的事。蒙受羞辱来接近君主，因为贤人忧虑天下的心情非常急切。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足够了，寻求贤人并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人才自会到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使用人也不是安逸的事。君主虽然是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名实是否相符来检验他们；事情合于法就实行，不合于法就禁止；功劳同主张相符就赏，不符就罚。用名实相符来选用臣子，用法度来衡量臣下，这是不可以放弃的，做君主的哪能安逸呢？

　　寻求人才不费力，使用人才不安逸，桓公说“寻求人才费力，使用人才安逸”，这话不对。况且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管仲不为他的主人公子纠殉身而顺帧桓公，鲍叔不看重自己的职位而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白了。已经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啊？管仲并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行天子之事七年，成王长大后，他便把政权交给成王，周公旦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为了尽他的职责。不篡夺幼君的君位而去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去侍奉先君的仇敌；背叛先君而去侍奉先君仇敌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于夺取幼君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桓公而没有得逞，他的主人死了，又去做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是可得而知的。假使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将成为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武王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政治混乱，商汤和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恒公是很危险的。假使管仲德行不好，他将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结果杀死了君主简公。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简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田常之上，桓公又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清楚了，但是他将做汤、武还是做田常，不得而知。如果做汤、武，桓公就有桀、纣的危险；如果做田常，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已经得到管仲之后，桓公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呢？假使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证明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但是虽说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他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桓公不能识别臣子欺主还是不欺主，已是很明白的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桓公是昏庸糊涂的君主。

　　六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县令年终上报时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你就此免除职务吧。”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论点说：“言语动听，听了使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不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常理，不是指听话的人，必定指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常理，一定不能用常理去度量它；君子用常理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究言的。所谓“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一定是不可靠的话。收入多叫做窕货，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道理。李克对于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一直等到年终上报，这是李克造成了过错。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道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庄稼丰收，即使有加倍的收入，又怎么样呢？农耕顺应自然的变化，种植根据四季作合理的安排，没有种早、种迟的失误和天寒、天热的灾祸，收入就多。不用小事妨害要务，不用私欲妨害耕织，男子尽力于农耕，女子致力于纺织，收入就多。注意饲养牲畜的道理，按照土地的情况合理种植，六畜兴旺，五谷善殖，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了解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少，得到的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利于通行，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换取没有的东西，客商闻风而至，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合于实用，不贪图珍贵的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界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不因为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而收入多，却硬把它们叫做窕货，是不懂法术的言论。

　　七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击鼓奋进，然而战士却不响应。简子扔了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是这些民众。献公死了，惠公即位，他荒淫无度，残暴昏乱，喜欢美女，秦人肆意入侵，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得到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击鼓奋进，战士闻声响应，打了个大胜仗。简子说：“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

　　有人说：外交官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晋惠公用这些人而失败，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没有指出用人的办法。简子不该这么快就丢掉大小盾牌。父亲被包围，儿子不怕箭和滚石的危险去救的，是因为孝子爱父。孝子爱父，百人中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而战士尚可打仗，就是认为分属于各个宗族的战士对于君主，都像孝子爱父一样，这是外交官的谎言。好利恶害，是人固有的本性。赏赐多而严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人们就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统率士兵的人不采用必要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行为，说明外交官并不懂得使用战士的办法。

2、朗读已传微盘。


三、难三：
1、翻译：
　　一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我听说庞{米间}氏的孩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于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祟尚道德，提倡好事来给民众作出表率。至于错误行为，那是小人才会记住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厉伯进见，穆公问他庞{米间}氏孩子的劣行，子服厉伯回答说：“这孩子的过错有三条。”都是穆公不曾听说过的。从此以后，穆公看重子思而看轻子服厉伯。

　　有人说：鲁国的君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控制着，不是应该的吗？明君发现好事就给予赏赐，发觉坏事就给予惩罚，两者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喜欢好事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厌恶坏事的：都是应该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报告给君主，是和君主离心离德而和坏人紧密勾结的行为，这是应该贬斥相处罚的。现在于思不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厉伯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鄙视他。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的，所以季氏已酿成祸乱了，却没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君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是陬、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不是弄反了吗？

　　二

　　晋文公为公子时，出逃到蒲城，晋献公派宦官披前去进攻。披斩断了文公的衣袖，文公出逃到狄。晋惠公即位，又派披到惠窦攻杀文公，没有抓到。等到文公返回晋国，披求见文公。文公说：“蒲城的事，献公限令你过一夜赶到，而你当天就赶到了；惠窦的事，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过了一夜就赶到了，干吗那样快啊！”披回答说：“君命说一不二。除掉君主仇敌，唯恐不能完成，我管你什么蒲人、狄人呢？现在您即位了，难道就没有追到蒲、狄那样的仇人吗？再说齐桓公能不记管仲射中带钩的事，而任他为相。”文公于是接见了披。

　　有人说：齐、晋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业，却忘掉他射中钩带的仇恨；晋文公能听从宦官的说辞，却饶恕他斩断衣袖的罪责：桓公、文公是能容忍他们的人。后代的君主，明智比不上桓公、文公；后代的臣子，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君主不察觉，就会出现公孙操杀掉燕惠文王、子罕杀掉宋桓侯、田常杀掉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察觉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宦官披的事例来自我开脱。君主如果不处罚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就是用仇人为臣而不能洞察阴谋，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活动条件，自认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他们即使丧失了政权，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再说照宦官披的话；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臣子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惠公早上死去，披傍晚就侍奉文公，宦官披究竟是怎样的忠贞不贰啊！

　　三

　　有人出了个隐语让齐桓公猜，他说：“一难，二难，三难，是指什么？”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指君主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二难，是指君主离开了国都而屡次去海边游玩；三难，是指君主年迈而迟立太子。”桓公说：“好。”也不择定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设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困难。君主掌握权势而不能运用它，反而糊涂到不敢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很少能够制服他们的。君主的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祸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执行，即使远游海边，内部一定没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去海边游玩而不被劫杀，并不构成困难。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商臣作乱，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宠，于是凭借东州争夺君位，周分成东、西两个小国。这些都不是迟立太子的祸患。权力分配不并重，把庶子的地位压低，宠爱他们但不给他们资本，这样庶子即使做了大臣，迟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迟立太子，庶子不作乱，也不构成困难。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却又不想让对方侵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纪妄，却又不使她与正妻地位相等，这是第二件困难事。喜爱庶子，却不想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话，却又要他不敢与君主匹敌，这可以说就是第三件困难的事了。

　　四

　　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于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这三个人走了，子贡问道；“三个人间您同样问的是政事，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众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则帧。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洒扫，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马车的户数，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论调。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却劝说叶公“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手段，无功可以得赏，有罪可以免罚，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乱政治理乱民，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是由于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不使叶公在明察上有所长进，却让他取悦近者而招袜远者，这是舍弃自身权势的制约作用，却使他和臣下一样用施惠手段去争夺民众，这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办法。尧的贤明，列于尧、舜、禹、汤、文、武六王之首，然而舜搬徒一次，所到之处就形成新的城邑，结果尧失去了天下。有人不能用术来控制臣下，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明君能从细微处发现小的坏事，所以民众没有大阴谋；从小事上实行轻罚，所以民众没有大乱。这就是《老子》说的“处理难事要从易处着手，处理大事要从小处开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赏，受赏的人并不感激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犯罪的人一定受罚，受罚的人并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行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老子》这话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爱悦可言！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恩赐的民众呢？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害，劝君主取悦近者、招徕远者，也可以作罢了！

　　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哀公不知道选用贤人，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的贤人，所以这三个人能够执政。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况，结果自己被杀，遭人羞辱。吴王夫差认为太宰{喜否}聪明而伍子胥愚蠢，结果被越国所灭。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却用选择贤人去劝说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王哙一样的祸患。明君不凭个人心愿提拔臣子，臣子自会争相进用；不自以为谁是贤人，立功的人自会随之而来。从办事才能上鉴别他们，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从成绩大小上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公正而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不贤的人。既然这样，君主何必劳于选贤呢？

　　齐景公用可出百套马车的户数进行赏赐，而孔子却劝他节约财力，这是要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而独自在上面节俭，结果仍不免于贫穷。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没他那样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而桓公用一半收入来供养自己，这样就比桀、纣还要奢侈了。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约束自己的，叫做灾难；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混乱；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困。明君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以诈骗为生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给予赏赐；行为污秽而图谋私利的人，君主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惩罚。这样的话，忠臣必能为公家尽忠，民众必能为家庭卖力，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奢侈几倍，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财力劝说景公，并非当务之急。

　　用一句话来回答三个人，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那就是要了解下情。下情了解得清楚，坏事处于萌芽状态就能被禁止；坏事在萌芽状态就被禁止，奸邪就无从积累；奸邪无从积累，结党营私的事就不会发生；结党营私的事不会发生，公私就会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会离散；朋党离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下情了解得清楚，就心明眼亮；心明眼亮，赏罚就公正；赏罚公正，国家就不贫困。所以说，用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使三个人没有祸患，也就是说要了解下情。

　　五

　　郑相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闾时，听见有妇女在哭泣。子产按住车夫的手，示意停车，仔细听听。过了一会儿，子产派官吏把那个妇女抓来审问，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人。另外一天，车夫问他说：“您凭什么知道那妇女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显得恐惧。一般说来，大家对于亲爱的人，刚病时忧愁，临死时恐惧，既死后悲哀。现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治国，不也是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亲自听到和看到，然后才了解，那么郑国查到的奸情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个人智寡，寡不胜众，个人智力难以普遍地了解事物，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胜多是指君主难以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不劳累身体就办好事情，不使用脑力就得到奸情。所以宋人有句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都逃不脱了。”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那是子产在胡干。老子说：“凭个人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大概就是说子产这种做法了。

　　六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询问道：“现在的韩、魏和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强大？”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哪个更能干？”近侍回答说：“不如过去。”昭王说：“孟尝君和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哩。”近侍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乐师中期推开琴而回答说：“大王把天下形势估计错了。晋国六卿执政时期，智伯最强大，智伯灭掉范氏、中行氏，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用晋水灌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淹着。智伯出门，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掺乘。智伯说：‘开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来消灭别人的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用来灌魏城安邑，绛水可以用来灌韩邑平阳。’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这么一碰，终于联合反叛，智伯的土地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现在您虽然强大，却不如智伯；韩、魏虽然弱小，还不至于像它们在晋阳城下那般光景。现在正是诸侯各国碰肘踩脚合纵抗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了。”

　　有人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大凡明君治理国家，依靠他的权势。权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对我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君、芒卯以及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便害的话，那么像如耳、魏齐这样的无能之辈以及弱国韩、魏也能加以侵害。既然这样，那么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用问别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么又何必去管别人的强和弱呢？错在不依靠自己，却问敌人能把我怎样，那不受侵害也只是侥幸了。申不害说：“丢掉术而要别人忠实，就糊涂了。”恐怕就是说昭王这种情况了。智伯没有节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而企图用水灌城灭掉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智伯国亡身死、头盖骨被做成饮杯的缘故。现在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当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灭亡的祸患吗？虽有左右近侍在旁，可他们并不是韩康子、魏宣子，哪有碰肘踩脚的勾当呢？而中期却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一句。况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调和，曲不清楚，属于中期的责任，这才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任务，还不能使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谬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和“不如过去”还可以，说“确实如此”就是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不要越权，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讲。”如今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议论。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

　　七

　　管仲说：“君主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有所证明，给予奖赏；看到非法的事，厌恶它要有所显露，给予惩罚。对于亲眼目睹的事情，赏罚能够兑现，那么，即使有察见不到的，谁还敢胡作非为呢？看到合法的事，虽然喜欢却没有奖赏作为证明；看到非法的事，虽然厌恶却没有惩罚作出表示。对于亲眼目睹的事，赏罚都不守信用，却要求查出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大庭广众和严肃场合，大家都会表现得很肃敬；私室独居，即便曾参、史麃也会轻慢随便。仅注意人们肃敬的场合，就得不到行为的全部真情。再说作为君主，臣下在他面前总要掩饰自己的。只凭自己所见断定好恶，臣下掩饰自己的奸邪行为来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赏罚，不也是弊病吗？

　　八

　　管仲说：“屋里讲话，声音满屋；堂上讲话，声音满堂。此人即可称为天下之主。”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屋里说话声满屋，堂上讲话声满堂”，并不只说的饮食游戏方面的话，必定说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因此，明君谈法时，就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满堂的人知道；用术时，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更不该让满屋子的人都知道。而管仲却还说“在屋里讲话声满屋，在堂上讲话声满堂”，这就不是合乎法术的话了。

2、朗读已传微盘。

四、难四：
1、翻译：
　　一

　　卫国的孙文子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襄公登上台阶，他也同时登上台阶。鲁卿叔孙穆子快步上前对孙文子说：“各国诸侯聚会，敝国君主从来没有列在卫君后面。现在您不比敝国君主后一步，敝国君主不知道有什么过错。请您稍慢一点。”孙文子没有回答，也没有悔改的神色。叔孙穆子回来告诉别人说：“孙文子一定会灭亡。忘记臣子的身份而不走在君主后面，有了错误又不改悔，这是灭亡的根源。”

　　有人说；天子失去治国之道，诸侯起而讨伐，所以才有商汤、周武王出现。诸侯失去治国之道，大夫起而讨伐，所以才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事。如果做臣子却讨伐君主的人必定灭亡，那么商场、武王就不能称王天下，韩、赵、魏三家和田氏也不能立国了。孙文子在卫国掌握了君主的权势，后来又不以使臣的身份对待鲁君，他名义上是臣子而实际上成了君主。君主有失，所以臣子有得。不断定有失的君主灭亡，却断定有得的臣子灭亡，这是不明察。鲁国不能处罚卫国的大夫，而卫君的明察又识别不了不知悔改的臣子，孙文子虽然有忘记使臣身份和不知悔改这两种表现，又怎么会灭亡呢？他正是因为忘记了自己的这种过失，所以才能取得君主的权势。

　　有人说：君臣的设立是名分制度规定的。臣子能夺得君主的位置，是因为他比君主更得民心。所以不属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要夺回的；辞去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所给予的。因此夏桀索得珉山的琬、琰二女，商纣取出比干的心脏，结果天下人都离心离德；商汤自身改变姓名，武王自身受到责骂，结果海内的人都臣服了；赵盾进山避难，田氏出外当仆人，结果齐、晋两国民众都归附他们。那么成汤、武王之所以称王天下，田氏和三晋中的赵氏之所以立国，原因不一定在他们原来的君主身上，而是成汤他们得到民众拥护以后才当上君主的。现在孙文子还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却像君主一样去做，这是违反义和德的。违反义，是事情失败的原因；违反德，是怨恨聚集的原因。连失败和灭亡都不了解，为什么呢？

　　二

　　鲁国的阳虎想攻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失败后逃奔齐国，齐景公很敬重他。鲍文子劝谏说：“不行。阳虎得宠于季孙却想攻打季孙，是贪图季孙的财富。现在您比季孙还富，而齐国又比鲁国大，这是阳虎要全力欺诈的原因。”于是景公就拘禁了阳虎。

　　有人说：有千金财富的家庭，儿子们不和睦，因为人们追求利益的心情非常迫切。齐桓公是五霸之首，为了争当国君而杀掉哥哥公子纠。因为当国君利大。君臣之间没有兄弟之间的亲情。劫杀的结果，能统治大国而享有大利，那么群臣哪一个不是阳虎呢？事情因办得隐蔽巧妙而成功，因办得疏忽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作乱，是因为条件还不具备。群臣都怀着阳虎一样的心思，而君主不知道，可见群臣办得隐蔽而巧妙。阳虎贪心，天下的人都知道，可见他干得疏忽而笨拙。不叫齐景公去处罚齐国巧妙的奸臣，却叫他去处罚笨拙的阳虎，这是鲍文子的话说反了。臣子的忠顺或欺诈，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就会欺诈。能察觉隐情的叫明，不赦免罪行的叫严。不知道齐国隐蔽巧妙的奸臣而去处罚鲁国已经作乱的笨臣，不是很荒谬的吗？

　　有人说：仁者和贪者心地不同。所以公子目夷让出君位，而楚国商臣却逼死父王；郑公子去疾把君位让给弟弟，而鲁桓公杀掉哥哥自当国君。五霸都是从事兼并的，而以齐桓公为标准来衡量人，那就没有忠贞廉洁的人了。再说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阳虎在鲁国作乱，失败后逃跑，逃到齐国而不杀他的话，这是让他在齐国继续作乱。君主明察就会用刑，因为知道阳虎会助成叛乱，这是看到了隐微的阴谋。俗话说：“诸侯把别国作为亲戚。”君主严厉，就不能放过阳虎的罪行，这是不赦免罪行主张的实施。杀了阳虎，是为了让群臣忠顺。不知道齐国巧妙的奸臣而免掉对公开作乱者的惩罚，追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不惩罚明摆着的罪过，这是荒谬的。现在如能惩处在鲁国作乱的罪犯阳虎，用来警告臣子中那些心怀不良的人，从而又可以博得鲁国季孙、孟孙；叔孙的亲善，鲍文子的话，怎么就说反了呢？

　　三

　　郑庄公要用高渠弥为卿，而太子昭公很讨厌高渠弥，再三劝阻，庄公不听。到昭公即位，高渠弥怕他杀害自己，就在辛卯这天，杀了昭公而立公子亶为国君。君子说：“昭公知道自己讨厌的人。”公子圉说：“高渠弥该被杀戮吧！报复人家对他的厌恶也太过分了点。”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是说反了吗？昭公遭到死难，是因为他惩处讨厌的人太晚了；既然这样，高渠弥比昭公死得晚，恰恰因为他对昭公进行了过分的报复。明君不会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假使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不对罪臣及时予以处罚，罪臣就会轻率行动而行使计谋，这样君主就危险了。因此，在灵台饮酒时，卫出公对褚师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就发生了褚师作乱的事；吃大鳖的浓汁时，郑灵公对子公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子公就杀死了郑君。君子指出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并非说得太过分了，他的意思是：昭公既已了解得这样清楚，却不立即把高渠弥杀掉，以致自己被杀。所以说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意在表明他不懂得权衡得失。君主不只是不能充分地看到祸难，有时还会不能及时作出决断和加以制裁。现在昭公表露了对高渠弥的厌恶，又搁置他的罪过，迟迟不予惩处，结果使高渠弥怀恨在心，因为害怕被杀而想侥幸得免，所以昭公不能免于被杀，这是因为昭公惩处自己厌恶的人太软弱了。

　　有人说：报仇过分，就是用大的诛戮来报复小的罪过，是最严酷的刑狱。刑狱的危害，本来并不在于已经处罚了的人，而在于诛戮不当引起更多人的仇恨。因此晋厉公杀掉郤氏三卿，栾书、中行偃二卿就起而发难；郑子都杀掉伯限，食鼎就起而作祸；吴王夫差杀掉伍子胥，越王勾践就乘机灭吴称霸。那么卫出公被逐，郑灵公被杀，并不因为卫出公没有杀掉褚师和郑灵公没有惩罚子公，而是因为不该发怒却表现出发怒的脸色，不该杀戮却产生出杀戮的想法。如果君主发怒符合臣下的罪过，如果臣子杀君不违背人心，即使蕴而未发，又有什么害处呢？君主未即位之前臣子有了罪，即位之后却把臣子的旧罪重提加以论处，这就是齐君胡公靖灭亡的原因。君主对臣子这样做，还会留下后患，何况作为臣子而对君主这样做呢？处罚已属不当，还要起心斩尽杀绝，这便是与天下人为仇了。那么公子圉说高渠弥该杀，不也是可以的吗？

　　四

　　卫灵公时，弥子暇受到宠信，在卫国专权。有个谒见灵公的侏儒说：“我的梦应验了。”灵公问：“梦见了什么？”“梦了灶了，预示要见到您。”卫灵公发怒说：“我听说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为什么你要见我，会梦见灶呢？”侏儒说；“太阳普照天下，一件东西遮挡不了它；君主普照一国人，一个人蒙蔽不了他。所以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是灶的话，一人对着灶门烤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见火光了。或许就有一个人挡住君主了吧？那么即使我梦见灶，不也是可以的吗？”卫灵公说：“好。”于是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

　　有人说：“侏儒善于假借梦来阐明君主的治国原则，但是卫灵公不理解侏儒的话。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这是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郑子都认为庆建贤明，结果受到蒙蔽；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结果受到蒙蔽。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并不能免除使一个人遮蔽自己的祸患。不贤的人蒙蔽君主，不足以危害君主的明察；现在君主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了。

　　有人说：屈到喜欢吃菱角，周文王喜欢吃菖蒲做腌莱，这两样东西都没有什么好的味道，但这两位贤人却很喜爱，可知人们喜欢的味道并不一定美。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参无恤、子之都不是正直的人，但两个君主却尊宠他们，可见君主认为贤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人。不是贤人而作为贤人来用，和因为宠爱而使用他是一样的。君主认为贤的人确是真正的贤人而提拔他，和君主用自宠爱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楚庄玉提拔了孙叔敖而称霸，商纣任用了费仲而灭亡，这些都是任用自己认为贤的人而事情结果却相反的实例。燕王哙虽然用了他认为贤的人，其实与用他宠爱的人是一样的，卫灵公哪里是同样情形呢？这是侏儒认识不到的。君主被蒙蔽而不知道受到蒙蔽，听侏儒话后知道自己受了蒙蔽，因此辞退蒙蔽自己的臣子，证明他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说什么“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现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么即使蒙蔽自己，也一定没危险了。

2、朗读已传微盘。

五、难势：
1、翻译：
　　慎到说：飞龙乘云飞行，腾蛇乘雾游动，云雾一旦消散，它们就如同蚯蚓、蚂蚁—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腾空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贤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3不贤的人之所以能被贤人制服，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大、地位高。尧要是一个平民，他连三个人也管不住；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搞乱整个天下：我由此得知，势位是足以依赖的，而贤智是不足以羡慕的。弓弩力弱而箭头飞得很高，这是因为借助于风力的推动；自身不贤而命令得以推行，这是因为得到了众人的帮助。尧在平民百姓中施行教化，平民百姓不听他的；等他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时候，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智不足以制服民众，而势位是足以使贤人屈服的。

　　有人责难慎到说：飞龙乘云，腾蛇驾雾，我并不认为龙蛇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说这样，但舍弃贤才而专靠权势，难道就可以自理好国家了吗？那我客户从来没有见过。有了云雾的依托，就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龙蛇天生资质高；现在同是厚云，蚯蚓并不能腾云，同是浓雾，蚂蚁并不能驾雾。有了厚云浓雾的依托托，而不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蚯蚓、蚂蚁天生资质低。说到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情况，他们把天子的威势作为依托，而天下仍然不免于大乱的缘故，正说明夏桀、商纣的资质低。

　　再说慎到认为尧凭权势来治理天下，而尧的权势和桀的权势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桀把天下扰乱了。权势这东西，既不能一定让贤人用它，也不能让不贤的人不用它。贤人用它天下就太平，不贤的人用它天下就混乱。按人的本性说，贤的少而不贤的多，如果用权势的便利来帮助那些扰乱社会的不贤的人，这种情况之下，用权势来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权势来治理天下的人就少了。权势这东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将飞进城邑，任意吃人。”要是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这好比给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纣造高台、挖深池来耗尽民力，用炮格的酷刑来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纣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天子的威势成了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还没有开始干一件坏事，早就被处死了。可见权势是滋长虎狼之心、造成暴乱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祸害。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可是慎到的言论专讲权势能用来治理天下，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够浅薄的了。

　　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两样，有的达到日行千里，有的却被人讥笑，这是因为驾车的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假如把国家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号令当作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让尧、舜来驾驭天下就太平，让桀、纣来驾驭天下就混乱，可见贤和不贤相差太远了。要想跑得快走得远，不知道任用王良；要想兴利除害，不知道任用贤能；这是不懂得类比的毛病。尧、舜也就是治理民众方面的王良。

　　又有人驳斥那个责难慎到的人说：慎到认为权势是可以用来处理政事的，而你却说“一定要等到贤人，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不对的。所谓权势，名称只有一个，但含义却是变化无穷的。权势一定要出于自然，那就用不着讨论它了。我要谈的权势，是人为设立的。现在你说“尧、舜得了权势天下就太平，桀、纣得了权势天下就混乱。”我并不认为尧、舜不是这样。但是，权势不是一个人能够设立起来的。假如尧、舜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这就叫做“势治”；假如桀、纣同样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这就叫做“势乱”。所以说；“势治”就不可能扰乱，而“势乱”就不可能治理好。这都是自然之势，不是人能够设立的。像我说的，是说人能设立的权势罢了，何必用什么贤人呢？怎么证明我的话是对的呢？某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耀他的盾很坚固，就说“没有东西能刺穿它”，一会儿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驳斥他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他没法回答。因为不能刺穿的盾和没有东西刺不穿的矛，是无法同时存在的。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按照势治的原则，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不受约束的贤治和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贤治和势治的不能相容也就很清楚了。

　　再说，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世才能出现一次，这就算是紧接着降生的了。世上的君主不断以中等人才出现，我之所以要讲权势，是为了这些中等人才。中等才能的君主，上比不过尧、舜，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如果放弃矫正木材的工具，不用度量尺寸的技术，就是让奚仲造车，也不能造出一个轮子。没有奖赏的鼓励，刑罚的威严，放弃了权势，不实行法治，只凭尧、舜挨户劝说，逢人辩论，连三户人家也管不好。’权势的重要作用也够明显的了，而你说“一定要等待贤人”，那也就不对了。

　　况且一百天不吃去等待好饭菜，挨饿的人就活不成；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好比等将来的好饭菜来解救饥饿的说法一样。你说：“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我不认为是对的。等待越国的游泳能手来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车马，也好比等越人来救落水者的说法一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马坚车，再加上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车夫来驾驭，要想跑得快走得远，是可以办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达，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也就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而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你的议论赶不上势治理论啊。

2、朗读已传微盘

第三部分、简明心得：
难一：
权宜之计与长远利益，没有哪个更重要，不能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权宜之计。联想到了死读书。只为了所谓的长远目标，而不顾眼前状况的事情，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舜三年纠正三个错误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了养育孩子的事情。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是直接指出过错，勒令其改正，还是慢慢引导他自己去发现呢？似乎让孩子慢慢发现已经是目前社会的风气，还美其名曰：让他成为他自己。可如果遇到一个本就不善于思考的孩子呢，就会耽误他的成长，如果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哪怕是直接指出错误，他自己也会思考其原由。所以越想越感觉，现在很多养育孩子的方法，其实就是让孩子变笨的途径。岂不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齐桓公五见小臣稷的事，告诉人们，知道自己是谁很重要。
管仲要地位要财富的事情，私以为，是他知道势的重要性。

难二：
晏子说景公刑罚太多了，却没考虑到这么被刑罚的人是当罚不当罚。所谓刑当无多，不当无少。不该以多少论，该以当不当论。应透过表象看本质。
桓公丢了帽子感觉耻辱，却以让百姓称颂来掩盖。就像脚上长了疮，不去查其原由，而是剜肉补疮，岂不是舍本逐末。
五霸成功名是君之力还是臣之力？孩子有好的成绩，是孩子之力还是父母之力？五霸成名，君臣俱力；孩子成功，当然既离不开孩子的努力，也离不开家长的督促。
看到最后背发凉，没有哪个人能很轻松的就能做到趋利避害，很多时候都因自己小小的私欲而功亏一篑。

难三：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就联想到了，生活中养育孩子，是赏罚信于可见，还是赏善罚恶呢？
且故事中常讲到术，术之所信，在乎道。无道则无术。

难四：
一般伟大的人，优秀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都做得一丝不苟。但是普通人，都会觉得小事，没关系的。其实见微知著，一个人的未来能走多远，端看他平时生活中的做风就能知道。孙文子访鲁失礼，看起来是件小事，却是君臣都有过失造成的，这也是鲁国最后亡国的原因之一。

难势：
想到一个观点，一个人能做出什么样的成就，跟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有很大的关系。于是又想起李斯，李斯为什么会去秦国做大官呢。其实最开始，李斯是楚国的一个小掌管文书的小吏，有一次在仓库看到了一尺长的老鼠，看到人还不怕，还差点咬了李斯。李斯就想到了自己家厕所里的老鼠又小又丑，看见人就四散奔跑。于是李斯就犯嘀咕了，同样的老鼠，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于是李斯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李斯就拜名师、交高贵的朋友去游学。最后学成去了秦国，最后还做了宰相。
一个人贤还是不肖，取决于待在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起点，有什么样的平台。

吕丽芳

第十四周：
本周任务：问辩、问田、定法、说疑、诡使、六反
第一部分，查字
无
第二部分：翻译、朗读
一、问辩
1、翻译：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韩非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话的人说：“君主不明智就产生辩说，为什么呢？”
　　韩非回答说：“在明君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而法律是处理政事的最高准则。除命令外，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没有第二种行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动不合乎法令的必须禁止。如果言论没有法令作依据，但可以对付诡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君主必须采纳这种言论并进而责求它的效果。言论和实效相符，就给重赏；言论和实效不符，就给重罚。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就是没有辩说存在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学术主张加以反对；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为加以违反。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这就是世上有那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磨快猎箭，用来无目的地乱射，箭头不曾不射中细小的东西，但是不能称为善于射箭的人，因为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立直径五寸的箭靶，拉开十步的距离，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艺高的；没有固定的靶子，胡乱发射而射中微小的东西，仍然算是技艺差的。现在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不把功用作为它的目的，言论虽然很明察、行为虽然很刚直，不过是些胡发乱射的言论。因此在乱世里，听取言论时把隐微难辨作为明察，把博学多文作为雄辩；观察行为时把远离社会作为贤能，把违抗君主作为刚直。做君主的喜欢这种明察，雄辩的言论，尊重这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定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游侠多了，耕战的人就少了；‘坚白’‘无厚’的诡辩风行起来，宪章法令就会遭到破坏而消亡。所以说君主不明察，辩说就产生了。”
2、朗读已传微盘
二、问田
1、翻译：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用历任低级职务就能被君主赏识，圣人不用显示出成绩就能被君主接纳。现在的阳城义渠是个英明的将领，可他曾被安排做个小官；公孙亶回是个杰出的相国，也安排做过地方官，为什么呢？”田鸣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君主掌握了法和术。况且，难道您没听说楚国用宋舰为将而败坏了政事，魏国用冯离为相而断送了国家？两国的君主为花言巧语所驱使，被诡辩利说所迷惑，没通过低级职务的考验，不具备基层工作的经历，结果有败坏政事和断送国家的祸患。由此看来，那种不经低级职务和基层工作考验的办法，哪里该是明君采取的措施啊！”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达到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我私下认为会给您生命带来危险。用什么加以验证呢？听说您曾讲道：‘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的祸患。’遭遇如何是不能肯定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干冒险的事，替您设想，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韩非说：“我明白您的话了。整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但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抱定了这样的主张，即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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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法
1、翻译：
　　问话的人说：“申不害和商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一家对治理国家更急需？”
　　韩非回答他说：“这是不能比较的。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在极寒冷天气下，不穿衣服也会冻死。若问衣和食哪一种对人更急需，则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条件。现在申不害提倡运用术而商鞅主张实行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这是臣下应该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所以术和法缺一不可，都是称王天下必须具备的东西。”

　　问话的人说：“只用术而不用法，或只用法而不用术，这样都不行，情形究竟如何呢？”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二个国家。晋国的旧法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已公布；晋君的旧法令没有收回，而韩君的新法令又已下达。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奸邪的事就增多了。所以奸人认为旧法令对自已有利，就依照旧法令行事；认为新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新法令行事；他们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对立中取利，那么申不害即使频繁地让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雄厚的强韩，经过十七年的努力还没有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但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结果带来了害处。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同受罪责，该厚赏就一定厚赏，该重罚就一定重罚。因此秦国人民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追击敌人，再危险也不退却，结果使秦国国富民强，但是没用术来识别奸臣，那不过是用秦国的富强帮助群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继位，秦国的法律没有被荒废，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逼迫韩、魏的事件上。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甘茂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打仗上。武王死，秦昭襄王继位，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而穰侯却增加了陶邑的封地。应侯范雎攻打韩国达八年之久，给他自己增加了汝南的封地。打那时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扩大地盘，就建立了私人的封地。这是君主不能用术去了解奸邪的缘故。商鞅纵然频繁地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霸业，就是因为官府虽然不断地整顿法令，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结果带来了害处。”

　　问话的人说：“君主使用申不害的术，而官府实行商鞅的法，这样可以吗？”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的术不够完善，商鞅的法也不够完善。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越权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办事不超越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知道了不说，这是不告发罪过。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清楚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令规定：‘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如果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房屋也盖不成，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是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适应。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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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疑
1、翻译：
　　自己国家最重要的，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赏没有功的人，罚没有罪的人，不能称作明察。奖赏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且没有遗漏差错，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现在世人都说：“给君主带来尊崇，国家带来安定的，必然要靠仁义智能”，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导致君主卑下、国家危乱的，必定因为仁义智能。所以掌握法术的君主，据弃仁义，废除智能，用法来使人服从。因此声誉远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国家安定，在于君主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一般而论，术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法是官吏应该遵循的。既然这样，那么派遣侍从官员每天把法治的道理传达到宫门之外，直到境内的民众每天都看到法令，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过去有扈氏有个臣子叫失度，兜氏有个臣子叫孤男，三苗有个臣子叫成驹，夏桀有个臣子侯侈，商封有个臣子叫崇侯虎，晋国有个臣子叫优施，这六个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臣子。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阴险毒辣，外表小心谨慎，用以表明自己善良；称颂远古，使好事变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以投合君主的爱好来扰乱君主：这些都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一类的人。以往的君主，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安国存，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危国亡。得到大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利弊相差极大，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近臣不能不加倍小心。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臣子说的话，那么区别贤与不贤的人就像区别黑白那样清楚了。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一旦遇到劳苦和屈辱，就不愿要官府的俸禄。见利不动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赏，也不能勉励他；临危不惧的人，即使君主重罚，也不能镇服他：这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而死在山洞里，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有的在深山里饿死，有的投水自尽。有了这样的人，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做臣，当今之世，又用他们派何用场？

　　至于夏桀时的关龙逄，商纣时的五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是凭借激烈争辩和极力劝谏来说服君主。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君臣之间就如师徒一般；如果君主不接受他的意见，不按他们的意愿做事情，他们就会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豁出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用他们呢？

　　至于齐国的田常、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如意、晋国的孙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胜、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结党营私来蒙蔽君主，不走正道而大搞谋私的勾当，对上威逼君主，对下扰乱法治，破坏国家安定，勾结外国势力来扰乱国内政事，拉拢下属来对付君主，做来毫无顾忌。像这样的臣子，只有贤德和圣明的君主才能禁止他们，至于昏庸糊涂的君主，能看得出来吗？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蠢、文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都是早起晚睡，自谦自卑，恭敬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严明地执行刑法、优异地干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进献好的建议、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做成功了事情也不敢张扬自己的功劳；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损害家庭利益，为了君主安全，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把君主当作高高在上的天和泰山一样尊崇，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君主在全国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庸糊涂的君主仍可建立功业，何况遇到贤明的君主呢？这就叫做霸王的助手啊。

　　至于西周的滑之、郑国的公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在内埋没贤良去蒙蔽君主，在外扰乱百官而兴祸作乱；都辅佐他们的君主，迎合君主的欲望，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他们也不害怕去做。像这样的臣子，即使是圣明君王尚且害怕他们篡权夺位，何况是昏庸糊涂的君主，能不失去权柄吗？有这些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威王被杀，国家分成两半；郑君子阳被杀，国家一分为三。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楚灵玉死在乾溪之上，随国被楚国所灭，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阳城下，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殓。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识别，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所以得到身死国灭的下场。

　　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他们选拔臣子时，对内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正确的，就据以任用；错误的，就施以惩戒。因此，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据史书记载：尧时有儿子丹朱，舜时有儿子商均，夏启时有儿子太康等五人，商场时有孙子太甲，武玉时有弟弟管叔、蔡叔，都受到了处罚。以上五王所处罚的，都是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使他们家破人亡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法治。观察圣王选拔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然而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据此任用他们，君主地位得以巩固，声望得到了提高。

　　昏君乱主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行为，却把国家大权委任给他们，所以轻者君主名望下降、国土丧失，重者国家灭亡、君主姓名不保，根源就在于君主不懂得任用臣子。不能用法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判断他们的好坏。众人称赞，就跟着喜爱；众人诽谤，就跟着憎恶。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费财，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盟约来加强勾结，用口头上封官许愿来给予鼓励。说什么“顺从我的就能得到好处，不顺从我的只能得到祸害”。众人贪图奸臣给的利益，又迫于他的威势，从而认为：“他真能对我高兴，就会让我得到好处；对我猜忌恼怒，就会伤害我。”众人都归附他，民众也靠拢他，把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上达到君主那里。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奸臣又会派出诡诈的人，在外充当别国宠信的使者，把马车借给他，给他瑞节使人相信，教他外交辞令使他庄重，用贵重的礼物资助他，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暗中夹带为奸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为谁做使者呢，是为别国的君主；为谁讲话呢，是为君主左右的奸臣。君主喜欢使者的话，认为他讲得头头是道，从而认为他称赞的奸臣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暗示君主：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身让位而居其下，轻者赏赐高爵厚禄使奸臣得利。奸臣位高禄厚，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授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奸臣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党羽就说：“舜逼迫尧，禹逼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这四个王，都是作为臣子而杀了自己的君主，天下却都称赞他们。考察四个王的思想，是出于贪得天下的野心；衡量他们的行为，是使用了暴乱的武力。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管扩充势力，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自管显耀名声，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高明。这样，威势足以凌驾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一世，天下人都顺从他们。”又说；“根据现在知道的，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荼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奸臣听到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再说，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背离正道，心怀阴谋，对上钳制君主，对下扰乱法治，这样的奸臣，是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史书记载说：“周宣王以来，亡国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那么祸乱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也还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改变法令，君臣易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拱手交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做君主的，假如真能洞察臣子的言论，那么即使打猎骑马，沉溺女乐，国家还是可保全的；不能洞察臣子的言论，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还是会灭亡。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不修德行，而喜欢尽情享乐，满足于身体安适，耳目快乐，冬天射箭打猎，夏天泛舟游湖，不分昼夜地饮酒，有时一脸几天都不曾放下酒杯，不会喝酒的就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将其杀死在座前。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内部没有群臣百官闹事，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这些都是因为他懂得如何任用臣子。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士兵几十万。他，不沉溺于女色，不听妙音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君位被子之篡夺，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

　　所以说：臣子中有五种奸邪行为，而君主却不曾识别。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来骗取声誉的，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有凭借免除赋役、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奇装异服、漂亮称号来惑乱人们视听的。这五种人，是明君所疑虑、圣君所禁止的；去掉这五种人，那么诡辩和奸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乱说乱动了。而好话说得多、实事做得少，行为不合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因此，群臣闲居时就会加强自身修养，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乱说乱动，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办法。那些圣明的君主，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子。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弄清真相的，是天下少见的。所以说：庶子中有和嫡子行事一样的人，配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臣子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根源。所以说：内廷的宠妃与王后并列，外朝宠臣和君主争权，庶子和嫡子匹敌，大臣和君主相似，都是通向祸乱的必由之路。所以《周记》上说：“不要抬高妄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子的地位而抬高庶出者的身份，不要推重宠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上述四种混淆上下关系的做法一旦被摧毁，君主就没有顾忌，臣下就没有邪行；这四种做法要是不被摧毁，便会以君主身死、国家灭亡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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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诡使
1、翻译：
　　圣人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措施有三种：第一是利禄，第二是威权，第三是名望。利禄是用来赢得民众的，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名称是君臣共同遵行的准则。除了这三种，即使还有别的措施，也不是急需的了。现在利禄不是没有，民众却不受君主感化；威权不是不存在，民众却不去服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但办事时却没有严格按照明文规定。这三种措施不是不存在，但社会有时安定，有时混乱，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推崇的东西和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措施相违背。

　　设立名位称号，本是用来表示尊贵的，而现在有人轻视名位和实权，世俗却称赞他们高尚。设立爵位等级，本是用来作为区别贵贱基本标准的，但是对君主傲慢而不愿求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贤明。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而对于那些无视利禄和轻视权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庄重。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但对于那些不遵从法令而为私门效劳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忠诚。官爵是用来勉励民众的，但对于那些追求声誉而不肯做官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是有气节的人。刑罚是用来独揽威严的，但对于那些无视法令、不怕刑杀的亡命之徒，世俗却称赞他们是勇士。民众急于追求名声，超过了追求实利；这样，一些沦落到饥饿贫困境地的士人，哪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以便在天下挣得名声呢？所以，社会得不到安宁的原因，不是下面的罪过，而是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君主常常尊重那些造成祸乱的行为，而轻视那些能使社会安定的措施，因此下层人士向往的，就经常和君主应该用来治国的措施背道而驰。

　　现在让臣子听从君主，是君主的当务之急。但对于忠厚老实、纯朴诚信、做事专心、说话谨慎的行为，却被说成是贫陋无礼。严格遵守法度，认真听从政令，却被说成是愚笨。尊敬君主，害怕犯罪，却被说成是胆小。言论适合时宜而有分寸，行为符合法治而恰如其分，却被说成是没有出息。对君主没有二心而不从事私学，听从官吏而遵循教化，却被说成是浅薄。

　　不接受君主的召唤，却被称为正直。不接受君主的赏赐，却被称为清廉。不接受君主的制约，却被称为平等。有令不听从，却被称为勇敢。对君主毫无益处，却被称为厚道。缺乏上进精神，为人与世无争，善于行德施惠，却被称为仁义。为人持重而妄自尊大，却被称为长者。私立学派，结帮成群，却被称为师徒道统。沉默寡言，安于现状，无所事事，却被称为善于思考问题。损害道义，追逐私利，却被称为机灵。凶险浮躁，反复无常，却被称为聪明。主张先人后己，对官爵高低同等看待，宣扬泛爱天下的，却被称为圣人。鼓吹一般原则、根本规律，理论站得住而实际不可用，干起事来悖于社会常法的，却被称为是伟人。轻视爵位俸禄，不服从君主统治的，却被称为俊杰。臣下习染这种风气到如此地步，在内就会扰乱民众，出外就会不利于祖国。君主本该禁止他们的欲望，废除他们的非法活动，这样尚且阻挡不住，还要去推波助澜尊重他们，这是教导臣下犯上作乱，还想达到天下大治。

　　总的说来，君主用来治理国家是靠的刑罚，而现在自行其是的人却得到尊重。国家得以维系是靠的社会安定，而现在浮躁凶险、搬弄是非、阿谈奉承的人却受到任用。全国民众服从君主而令行禁止，靠的是信义和德行，但现在那些狡猾奸诈而惯于诬馅倾轧的人却得到使用。法令得以实行，威严得以树立，靠的是臣下恭敬虔诚地听从君主，但现在那些隐居深山、攻击现实的人却声名显赫。粮仓得以充实，靠的是把农耕作为本业，但现在那些从事纺织、刺绣、雕刻之类末业的人反而富裕。名望得以树立，地域得以扩大，靠的是打仗的士兵；现在阵亡战士的孤儿却饥饿不堪，到处流浪乞讨，而那些优伶酒徒却高车大马穿锦衣绣。赏赐俸禄是用来换取民众为君主卖命的，现在有战功的人劳而无赏，而那些在君主跟前占卜、看手相、弄神作鬼、巧言奉承的人却经常得到赏赐。君主掌握法律条令是为了控制生杀大权，但现在奉公守法的人想用逆耳的忠言向君主进谏却得不到接见，而那些花言巧语、内外行奸、在社会上侥幸投机的人却经常得到晋见。根据法令直言不讳，名实相符，遵循有关规定，铲除奸邪的人，为的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但君主却越发要加以疏远；而那些逢迎取媚、顺从君主的意愿和欲望而危害国家的人却成了亲信。征收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国难、充实仓库，而士兵逃避耕战，躲藏起来，依附于权门贵族来偷免得役赋税，结果使君主失去了劳力，这样的人竞数以万计。拿出好的田地房屋作为赏赐，是为了鼓励士兵奋勇作战的，而一方面，那些身首异处、尸骨抛散在荒野上的战士，活着没有房子容身，死后田地还要被夺去；另一方面，有姿色的少女、没有功劳的大臣和亲信们，却挑选好的房屋和田地尽情享受。赏赐一律由君主颁发，是为了便于驾驭臣下的，但披甲野战的士兵得不到赏赐和职位，游手好闲的所谓学者却得以显贵。君主拿了这些反常现象作为教化，名声怎能不卑下，权位怎能不危险？使君主名声卑下、权位危险的人，一定就是那些不服从法令，怀有二心而专搞私学，反叛现实社会的人。假如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解散他们的群党，还要去尊重他们，那就是当权者的过错了。君主树立廉耻标准，是用来劝勉臣下的。现在士大夫却不以肮脏卑鄙的勾当为耻而做官，有裙带关系和私人交情的人不按官阶次第而升官。赏赐是用来使人尊贵的，但现在英勇作战的有功之士却贫贱不堪，而那些谄媚逢迎的人和优伶酒徒却得以越级做官。名号和功业相符合关系到君主的威势和尊严，然而现实是君主受到蒙蔽，近臣宫女同时弄权，各个部门都能给人定爵和提升官吏。这些反常现象表明当权者措施已经严重失当了。大臣任人为官，先与亲信密谋策划，植党营私，尽管他们不按法律行事，但赏罚大权已被臣下操纵了，结果君主地位就变得卑贱而大臣权势就变重了。

　　确立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废止私行。法令得以贯彻，私行就必被废止。私行是扰乱法令的罪魁。现在那些怀有二心专搞私学、隐居山林、老谋深算的士人，重则诽谤现实，轻则造谣惑众。君主不加以禁止，还要进一步用美名抬高他们，用实利提拔他们，结果就是使无功者显贵，无劳者富有。这样一来，怀有二心专搞私学的士人怎能不挖空心思、玩弄智巧和诽谤法令，去拼命追求那些和当代政治背道而驰的东西呢？大凡危害君主统治、反对现实社会的，常常就是那些身怀异心大搞私学的人。所以《本言》说：“国家安定靠的是法，国家混乱棍子在私。法立起来的话，就没有人再行私了。”所以说：倾向于私行的，社会必然混乱；倾向于法的，社会一定大治。君主不用法治，聪明的人就有违法言论，贤能的人就有违法企图。君主有法外的恩惠，下面就有非法的欲望，圣人和智者就会成群结队地制造谣言和诡辩，用非法手段对付君主。君主不严加禁止，反而对这些人大加尊崇，那就是教育下属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结果就造成了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的现象。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正因如此，君主便再也控制不住臣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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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反
1、翻译：
　　害怕死亡，逃避危难，本是投降败逃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学做神仙，设立方术，本是违反法治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大有学问的文士。游手好闲，给养丰厚，本是社会的寄生虫；世俗却称誉他们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诡辩，玩弄智巧，本是虚伪巧诈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辩士智士。行侠舞剑，喜斗好杀，本是凶暴而冒险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刚强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盗，隐藏坏人，本是该判死刑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仗义舍身的名士。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献身君主，本是舍生取义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失多得少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浅薄愚昧的人。尽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创造财富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没有才能的人。品德优异，单纯朴实，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胆小伯事的人。打击贼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奉承讨好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而无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而有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却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听到虚名而尊重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会得到好处。百姓从私害出发话毁后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视他们，而受到鄙视的，一定会受到迫害。结果声誉和赏赐归于私下干坏事、应当判罪的人，而诋毁和迫害却给了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奖赏的人。这样还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事。

　　古代有句谚语说：“执政好比洗头一样，即使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仍是必须洗头的。”看重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针刺痈疮是痛的，吃药是苦的；因为苦痛的缘故就不刺痈和吃药，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现在君臣相交，没有父子间的恩泽，却想用施行仁义去控制臣下，那么君臣之间的交往必定会出现裂痕。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杀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怀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贺，是女孩就杀了的原因，是考虑到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利弊相对待，何况是对于没有父子间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要君主抛弃求利的打算，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于子女的亲情，也就属于不善于谈论恩泽问题的谎言和欺诈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一是能详细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了，官府事务就会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出偏差，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官府事务得到妥善处理，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兵力就强盛。结果，统一天下的大业也就随之完成了。统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统一天下的目的来治理国家，所以他根据能力任用官员，实行赏罚没有私心。要让士人民众明白，为国家尽力拼死，功劳就可建立，爵禄就可获得；获得爵禄，富贵的事业就完成了。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取得富贵的目的来办事，所以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力、事，竭尽全力。死而无怨。这叫做君主不讲仁爱，臣下不讲忠心，就可以因此统一天下了。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把廉价的东西放在冷僻之处，即使是曾参、史{鱼酋}这样有修养的人也有偷窃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闹市中，即使出名的盗贼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觉，曾参、史绍就可能在暗处于坏事；一定察觉；大盗就不敢在闹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多设耳目，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爱护子女要倍于父亲，然而父亲严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心，然而对于民众发号施令，其效果更要万倍于父亲。母亲过分宠爱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运用刑罚的威严，命令就能让人服从。采用威严的策略好，还是仁爱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寄希望于子女的，行动上是想让他们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们不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危难时就要他们拼死作战，安定时就要他们尽力耕作。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但子女却不听父母的话；君主在不用爱与利的条件下要求民众为自己出死力，命令却能行得通。明君懂得这些，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不好，是因为宠爱的结果；父亲不偏爱，常用体罚，子女多数，很好，是因为严厉的结果。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相互勉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仍然能吃饱穿暖的，一定是这种人家；用吃好穿好来相互爱怜，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遇到灾荒年月，卖妻卖儿的，一定是这种人家。所以把法作为治国原则，虽在开始时艰苦，日后定得长远益处；把仁作为治国原则，虽有一时的快乐，日后必定困苦交迫。圣人权衡法和仁的轻重，选择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来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学者的话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乱国亡身的方法。大凡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优厚，想要的东西就会迅速得到；刑罚重，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和利益相反的东西。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赏赐一定优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刑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不太厌恶动乱，也不太想治理好国家。这种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断一个人贤与不贤、笨与智的方法，在于他对赏罚轻重的看法。况且重刑，不单是为的惩罚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为的准则。惩治大盗，不只是惩治大盗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大盗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死囚。对小偷用刑，不只是惩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小偷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苦役犯。所以说：严惩一个坏人的罪行来禁止境内的奸邪，这才是惩治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重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至于优厚的赏赐，不只是奖赏功劳，还可以勉励全国民众。受到赏赐的乐于得利，未得赏赐的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一个人的功业而勉励了国内民众。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会伤害民众，如果轻刑已能制止奸邪了，何苦定要实行重刑呢？”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言论。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的条件下，奸邪全能得到制止；奸邪全能得到制止，这怎么会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给予的惩罚重。人们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被制止。所谓轻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给予的惩罚轻。人们向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所以先圣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大，所以人们会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们粗心大意。要是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等于给民众设置了陷阱。因此，轻刑正如会使民众不经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导致国家混乱，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叫伤害民众啊！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考察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总是很重，于是民众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百姓财用富足并施加仁受，即使减轻刑罚，国家也可以治理好。这话就不对了。大凡受到严惩的人，本来就是在财用富足后才犯罪的；即使财用富足后君主加以厚爱，并进而使用轻刑，还是会走向混乱的。母亲溺爱子女，提供的财货足够他们花用了；财货足够花用，他们就会滥用；一旦滥用，就会挥霍无度，溺爱子女，就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使他们骄横放纵。挥霍无度，家境就会贫困；骄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富足并加以厚爱、使用轻刑造成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财用富足了，就会懒于劳作；君主软弱了，就会放肆地干坏事。财用富足还努力劳作的，只有古代的神农；君主治国手段软弱而自己行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参、史{鱼酋}。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绍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在满足之后不再要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富有四海而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做君主的纵然使民众富足，但不能使他们富足得像天子一样，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为满足；那么纵然使民众富足，又怎么能用来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明君治理国家，顺应时务来获得财物，确定赋税来调节贫富；厚赏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依靠出力得到富裕，依靠功业获得尊贵。因犯罪受到惩罚，因立功获得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是通往帝王大业的政治措施。

　　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睡醒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来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言语，没有本领的人就不能发现；不让他任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能发现。听他说话而责求他有相应行动，让他任职而责求他能把事办成，那么没有本领、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却光凭自己介绍，普通人和乌获就无法加以区别。把巨鼎大案交给他们举，是疲弱还是勇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是试验人们才能的巨鼎大案，让他们办事，是愚蠢还是聪明就区别出来了。所以没有本领的人从君主不检查自己言论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从君主不任用自己办事中取利。君主不检查他的言论，他就自吹善辩；君主不任用他办事，他就自命高明。当代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辩，轻易相信他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是不等看东西就断定他眼明，不等说话就判定他口才好，这样，哑巴和瞎子就无从得知了。明君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实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功效，这样，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再谈了，虚妄自大的行为就掩饰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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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简明心得
问辨：“言行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这让我想起自己曾经的一些论调：虽然我XXX做错了，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还有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除了孩子还小，行为虽然没有好的结果，但他的初衷是好的，于是不仅没有惩罚，还有奖励。或许这就是价值观扭曲的根源。问田：联想到了我们的工作，软件开发工程，想要成为一个高级的工程师，不是看几本进阶书，或者发表几篇论文就行了，一个工程是一行行代码堆起来的，一个功能有很多解决方案，每个解决方案在不同级别的项目下，不同的运行情况下最优方案也不同。最近我也在急着提升自己的技术，一直在找技术栈去学习，但是真正碰到项目中具体的问题，依然不能回答。只能是在项目中趟出来的经验也是自身的过硬的技术。
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只有切身经历了，有经验以教训，才会有得，才能积德。
养孩子，更是这样，只教给她浮在上面的一些理论知识，远不如让她去经历，得来的真实。终于懂得了一个词：历练。在经历中去磨炼。
定法：学商君书的时候，我还在想，商君这么历害，为什么还会被行车裂之刑呢。今天知道了，‘徒法而无术’之过也。
说疑：“凡治之大者，非谓其赏罚之当也。”想到一句话：不只看结果，还要看后果。结果只在一时，后果长久矣。
诡使：‘法立，则莫得为私’；想到了《邹忌讽齐王纳谏》：“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私，不为外人所探，只为己。立法，就是为了让人不要只为自己。六反：“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养育孩子，也是这样；但现在的人过于重视‘弃发’了；对于孩子的教育，依然是有得有失。但还是要看后果，不只看结果。

吕丽芳

第十五周： 本周任务：八说、八经、五蠹
第一部分、查字：
无
第二部分：翻译、朗读
一、八说：
1、翻译：
　　为老朋友行私被称为不遗故旧，把公家财产分送给人被称为仁爱的人，轻视利禄看重自身被称为君子，违反法制偏袒亲属被称为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被称为侠义，逃避现实避开君主被认为清高傲世，私斗不休违抗禁令被称为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被称为得民心。不遗故旧，官吏就会行奸；做仁爱的人，国家财富就有损失；做君子，民众就不听使唤；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坏；讲侠义，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侍奉君主；做刚直好汉，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会遭到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对于国家的利害关系，而采纳个人的私誉，要想国家没有危乱，是不可能做到了。

　　任用什么人办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没有一次任用不是失败的。君主要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就是品行好。任用人，是使他有权有势。聪明人未必可靠，只因为赞赏他的智辩，就以为他们可靠而加以任用。凭聪明人具有的计谋，再加上处在有权有势的地位而去干私人急事，君主就一“定会受到欺骗。因为聪明人不可靠，所以君主可能去任用那些老好人，叫他们处理政事。老好人未必有智谋，仅由于觉得他们品德纯洁，就以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愚夫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处理问题，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任命聪明，人的话，君主就受欺骗；任用老好人的话，君主的政事就被搞乱。这就是没有政治手腕导致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是，地位低的能够议论地位高的；官吏有罪，下属不告发则同罪；用检验的方法判明事情的真相；不偏听偏信；所以聪明人无法弄诈行欺。按功行赏，量才授职，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考察官吏的过失，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担任政事了。聪明人不敢行骗，愚蠢的人不得决断，政事就没有失误了。

　　只有明察的人才能通晓的东西，不可用来作为法令，因为民众不都是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不可用来作为法律，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明察的人，但他们想整顿乱世，终究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学说虽属明察，却并不能作为官方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尽；他们虽属贤能，却并不能成为耕作打仗的人。所以，君主要加以明察的，智士就在这方面竭尽巧辩；君主要予以推崇的，能人就在这方面全力去干。当代君主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尊，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这是不可能的事。像孔子、墨子那样知识渊博、机智巧辩的人，但他们不从事耕作，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鲍那样讲究孝道、清心寡欲的人，但他们不参加打仗，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个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耕作而给养充足，不做官而声名显赫，这是私利；废除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公利。一方面设置法令来引导民众，另一方面却又推崇私学，民众就会对遵守法令产生怀疑；一方面奖赏功劳。来鼓励民众，另一方面却又祟尚修身养性，民众就会懒于耕战。推崇私学而使法令受到怀疑，崇尚修身养性而使论功行赏出现双重标准，要想求得到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朝用笏板和仪仗兵器，敌不过大刀长矛；讲究升降转身繁琐礼仪，其效用难以和日行百里的士卒训练相提并论；奏着《狸首》乐章而演习射靶的仪式，比不上硬弓劲射的真功夫；捍卫城邑、抗拒冲车的防御战术，比不上通过地道水灌烟熏的进攻战术。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在的人在力量上较量。古时候事少而设施简单，器具粗陋而不完善，所以有蚌壳做的除草农具和简陋的手推车。古时候人少而互相亲爱，物品丰富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拱手把天下让给别人的作法。既然如此，那么他们行礼谦让，推祟仁慈恩惠，称道仁义忠厚，就都属于原始的政治措施了。处在多事的时代，却仍用少事时代的简陋器具，这不是聪明人该奉行的路线；处在大争的社会，却仍遵循礼让不止的老规矩，这不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聪明人不坐古代的手推车，圣人不采用手推车式的原始政治。

　　法律是用来制约事务的，事务是用来显示功效的。设立法制如有困难，考虑到虽有困难但能成事，则应予设立；事务既成而有害处，考虑到虽有害处但功大干过，则应予实施。不遇到困难的法制，不伴随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攻克周长千丈的大都城，击败十万之众的敌军，尽管我方伤亡人数达到三分之一，武器装备严重受损，士卒伤亡惨重；但仍然要庆贺打了胜仗，获得疆土。其原因正在于考虑到了代价小而获利大。洗头总有脱发，开刀总会流血伤肉；要是有人看到这点难处，就放弃洗头治病，便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先圣说过这样的话：“圆规再精确也会存在误差，水面再平静也会存在波纹。我想改变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的！”这是通晓权衡利弊的说法。因此主张有言之成理但不切实际的，言论有词句笨拙但能立即付诸实施的。所以圣人不强求挑不出毛病的言论，而致力于那些无可更易的事务。人们不在衡器、量器上打主意，并不是因为他们正直廉洁，不追求财利，而是因为量器本身不能给人增多或减少财物，衡器本身不能给人加重或减轻财物，对它们有要求并不能得到什么；所以人们不去多打主意。明君的国家，官员不敢违反法禁，吏属不敢谋取私利，人们不用财物进行贿赂活动，这样，国内的事务就会都像衡器、量器一样公正无私了。这样，大臣中干坏事的就一定会被察觉，察觉了的就一定给予惩罚。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致力于一定能察觉臣下奸邪行为的方法。

　　慈母对于幼子的爱是任何其他的爱都无法超过的。但是孩子有不良行为，就得让他受老师管教；有了重病，就得让他就医治疗。不受老师管教，就会犯法受刑：不就医治疗，就会临近死亡。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虑的，是近利远害。母亲尚且不能用爱来保全家庭，君主怎能用爱来维护国家呢？明君通晓富国强兵的办法，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慎重地处理政事，就是富国强兵的方法。君主应该严明法令，明察计谋。法令严明，内部就没有动荡叛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对外就没有国破为虏的灾难。所以保全国家不是靠的仁义道德。讲究仁义道德，也就是要博爱慈惠并轻视财利；为人暴戾，也就是心地残忍并轻易杀伐。博爱慈惠，就不会下狠心；轻视财利，就乐善好施。心地残忍，憎恶态度就会在下属面前暴露；轻易杀伐，就会胡乱地屠戮无辜。不下狠心，就会赦免许多该受处罚的人；乐善好施，就会赏赐许多没有功劳的人。憎恶态度表露出来，就会使臣民怨恨君主；胡乱地屠戮无故，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臣下就会胡作非为而轻易犯法，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处在君位上，法令就会妄行，君臣就会离心离德，民众就会怨声载道而产生叛乱心理。所以说：仁爱和残暴，二者都能导致国家灭亡。

　　不能提供丰盛食品而去劝饿人吃饭，不算是能救活饿人的人；不能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而去劝君主施舍赏赐，不能算作造福民众的人。当今学者高谈阔论，其主张不是要致力于耕作而是要追求仁政，只知道称引虚假的圣人来取悦民众，这就等于是凭空劝人吃饭之类的说教了。凭空劝人吃饭的说教，明君是不接受的。

　　书的内容太简约，弟子就会发生争论；法律条文太省略，民众就会争论不休而轻慢不拘。因此圣人著书一定观点鲜明，明君立法一定详尽规定所要裁断的事情。竭尽思虑，估量得失，聪盼人也感到困难；不动脑筋，根据已有的法律条例来责求当前事务的功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明君采用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途径，不采用聪明人也感到困难的途径，所以不用费心费力，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咸淡究竟如何，如果不亲自用嘴品尝而取决于主管饭食的官员，厨师们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小官了。音乐的高低清浊，如果不亲自去听作出判断而取决于主管乐队的官吏，奏乐的盲人们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乐官了。治国的是非得失，如果不通过政治手段来判断而取决于宠臣，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宠臣了。君主不亲自了解政事，而让臣下来决断一切，自己就会变成寄食在国内的客人了。

　　假使人们不吃不穿而不饿不冷，又不怕死，就没有待奉君主的愿望了。意愿不受君主控制，君主就无法加以支使。如果让生杀大权落到大臣手里，而君命仍得贯彻执行的，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虎豹不用它的爪牙，就会和小家鼠的威风无异；拥有万贯家财的人不使用他雄厚的资产，就会跟看门人一样贫穷。拥有国土的君主，喜欢某人而不能给他好处，憎恶某人而不能给他处罚；要想求得别人畏惧并尊重自己，是不可能的。臣子随心所欲被说成是侠，君主随心所欲被说成是乱；臣下轻慢君主被说成是骄，君主轻视臣下被说成是暴。这两种行为实质是相同的，但臣下因此受到称誉，君主因此遭到诽谤。臣子得到很多好处，君主却要蒙受重大损失。

　　在明君的国家里，有贵臣而没有重臣。所谓贵臣，就是爵位尊贵而职务高的官员；所谓重臣，就是主张被君主采用、势力又大的臣子。在明君的国家里，升官晋级，赐予爵位，根据都在于他们的功劳，所以就有贵臣出现；而对于那些言行不一、弄虚作假的人，必然地给予重罚，所以就没有重臣存在。

2、朗读已传微盘

二、八经

1、翻译：
　　一、因情

　　凡要治理天下，必须依据人情。人之常情，有喜好和厌恶两种趋性，因而赏和罚可据以使用；赏和罚可据以使用，法令就可据以建立起来，治国政策也就进而完备了。君主掌握政柄并据有势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政柄是决定生杀的本权，势位是制服众人的基础。废除什么，建立什么，如果无章可循，政权就不神圣了；如果和臣下共掌赏罚大权，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因此，明君不带偏爱去听取意见，不抱成见去计谋事情。所以听取意见不加验证的话，权力就会被奸臣分割；不能使大家尽心竭力，君主就会受臣下困窘。所以明君行使权力时像天一样光明正大，任用臣下时像鬼一样神妙莫测。光明正大，就不会遭到反对；神妙莫测，就不会陷入困境。君主运用权势，管教严厉，臣民即使有抵触情绪，也不敢违背；毁誉褒贬的标准始终如一，不容有妄自非议的余地。所以奖赏贤人，惩罚暴行，是鼓励做好事的极致；奖赏暴行，惩罚贤人，是鼓励干坏事的极致：这就是奖赏和自己意见相同的，惩罚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赏赐最好是优厚一些，使民众觉得有利；赞扬最好是美好一些，使民众感到荣耀；惩罚最好是严重一些，使民众感到害怕；贬斥最好是残酷一些，使民众感到羞耻。然后坚决把法制贯彻下去，禁止臣下私行诛罚，不让他们破坏赏功罚罪的制度。该赏该罚，君主一定要清楚；清楚的话，治国方略就完备了。

　　二、主道

　　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胜过众人的；仅靠一个人的智慧，是不能尽知万物的。君主与其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如用一国人的智慧和力量，所以就能敌得过众人的智力而胜过万物。君主遇事只靠自己猜度的话，即使对了，也要花费自己精力；一旦错了，就要自己承担责任。下等的君主竭尽自己的才能，中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力量，上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智慧。因此遇到事情时，就要集中众人的智慧，一一听取大家的议论，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如果君主不一一听取大家的议论，臣下后来发表的意见就可能悖于原先的看法，这样君主就不能分清臣下的愚智。如果君主不把大家的意见都集中起来，自己就会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话，事情也就得不到及时处理。君主有主见地采取一种中肯意见，就不会有掉入臣下所设的陷阱里的危险。所以，要让臣下提出建议，然后威严地责令他完成。因此群臣发表言论时，一定要有记录。出谋划策的人，等事情发生后，君主要加以检验；贡献能力的人，等功效表现出来后，君主要对成败进行分析。成败经过核实，随之进行奖赏或惩罚。事情成功了，君主就收取他们的功劳；谋划失败了，臣下就承担其中的罪责。做君主的，对合符验身这样容易做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是要动手操劳的事呢？君主对用智费心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是要百般推测的事呢？所以君主用人时，不取彼此意见相同的人；意见相同，君主就要严厉地加以斥责。使臣下都相互制约而同为君主所用，那么君主就能神妙莫测，臣下也就会竭尽自己的智能；臣下竭尽智能，就不会向上钻君主的空子，而君主驾驭臣下的方略也就完备了。

　　三、起乱

　　君主懂得君臣之间利益不同的，才能称王于天下；认为利益相同，就要被臣下所挟制；与臣下共掌大权；就会被臣下所杀害。所以明君详察公私之分与各自利害之所在，奸臣就无机可乘。动乱产生于六种人：君主的母后、君主的妻妄、君主的子孙、君主的兄弟、大臣和有名的贤人。任用官吏，督责臣下，太后就不敢放肆；礼仪上区分不同的等级，妻和妾的界限就不会混淆；权势不分给庶子，庶子就不会与嫡子争夺；权位不丧失，君主的兄弟就不敢侵犯；臣民不被私门控制，权臣也就不敢蒙蔽君；禁令和赏赐坚决施行，有名的贤人就不敢暗中作乱。臣子有两种凭借，这就是国外势力和宫中亲信。国外势力是君主害怕的，宫中亲信是君主宠爱的。君主对国外的要求总是给予满足，对亲信的主张总是言听计从；这就是乱臣所要利用的。外国暗中安插官吏的情况一旦发生，君主就要追查和惩办与之关系密切并接受贿赂的人，臣子就不敢借助于外国势力了。君主按照功劳赏赐爵禄，对于无功而请求爵禄的人，连同替他请求的人一起办罪，左右侍从也就不会成为臣子作乱的凭借了。外国势力无从借助，宫中亲信无从利用，那么内奸和外奸作乱的途径就都被堵塞了。官吏逐级提拔，一直到担任重大的职务，才是明智的用人方法。对于职位很高并担任重大职务的人，要用三种不同办法来加以控制：一是质，一是镇，一是固。厚待他们的亲戚妻子而严加看管，叫做质；给予丰厚的爵禄而且一定实行，叫做镇；检验言论，督责实效，叫做固。贤者因有人质抵押而不敢妄自行动，贪婪的人因受奖赏抚慰而消除野心，奸邪的人因有种种约束而无计可施。宽容而不予制裁，臣下就会侵犯君主；小的奸邪不除掉，势必要导致大的诛罚。可见罪名和罪行相符时就该严加处置。留着这些人要坏事，杀掉又会败坏名声，就通过饮食毒死他，否则就交给他的仇敌杀掉他。这叫做除阴奸。蒙蔽也就是诡诈，诡诈也就是变化无常。君主能够见功行赏，见罪行罚，奸臣就不敢诡诈。君主不把对是非的判断泄露出去，也不将臣下的谏说互相透露，奸臣随机应变手段也就不敢使用。君主的父兄和有才能的人逃亡在外叫做游祸，它的危害在于给敌人增加了力量。君主与受过刑罚的人亲昵叫做狎贼，它的危害在于这种人的忿恨和凝结在心头的耻辱会发作。君主隐藏自己的愤怒而不发作，掌握了臣下的罪行而不揭露，叫做增乱；它的危害在于怀着侥幸心理而轻举妄动的人会起来活动。君主同时重用两个大臣，二者权势相当，叫做卷祸，它的危害在于私家势力强大，劫杀君主的灾难会发生。君主随随便便而不能表现出神妙莫测，叫做弹威，它的危害在于后妃用毒酒害死夫君的乱子会出现。这五种祸患，君主如果不能察觉，就有被劫杀的灾难。官吏的任免，由自己决定则治，由外国势力控制则乱。因此，明君在国内讲求事功，而从国外取得利益，所以本国安定而敌国混乱。导致危乱的途径是：臣下被君主憎恶，就借助外国势力，使君主像得了头晕病一样；臣下被君主宠爱，就借助君主的左右亲信，使君主像吃了暗中下的毒药一样。

　　四、立道

　　检验考察的途径是：通过严格核查来谋取功效，通过交互衡量来追究过失。严格检验，必须对臣下的言行进行解剖；交互衡量，必须对臣下的过错加以斥责。不进行解剖，坏人就会轻慢君主；不加以斥责，臣下就会朋党为奸。进行解剖的结论足以看出臣下事功的多少；严加责罚之前，不要把意图泄露给众人。观察臣下行为和听取臣下意见的一般情况是：臣下有紧密勾结的迹象，君主就奖赏那些与之离异的人；臣下知道奸情而不告发，君主就将他和坏人治同样的罪。对于言论，要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根据地利加以衡量，参照天时加以思考，运用物理加以验证，适应人情加以分析。这四方面的情况都符合了，就可以了解是非了。分析臣下的言论，用以了解他对君主是否忠诚；从不同角度观察臣下，从而了解他各方面的表现；掌握亲眼目睹的情况，以便了解臣下的反常行为。一人专职，使亲近宠幸的臣子有事可干；反复强调，让出使远方的使者感到畏惧。列举往事来了解臣下的旧况，留在身边来了解臣下的内情，派到远地来探知臣下的表现。掌握表面现象来探问暗中情况，运用诡使方法来杜绝侮慢行为；用正话反说来探明自己疑惑的事，从反面考察来了解隐蔽的奸邪活动；设置谏官来纠正大臣的独断，列举错误来观察奸臣的动静。公开说明，引导臣下避免过错；谦恭下士，核察臣下是直是诣。宣布已了解的事情以便揭露未被发现的坏人坏事，促使坏人内部争斗以使他们自行瓦解。深入探究一件事情的真相，使众人有所警戒；故意泄露不同的想法，使坏人改变企图。遇到类似情况，要通过检验弄明真相；列举臣下过失，要指明他的根本毛病。知道臣下的罪过，就要对他的罪过用刑，以便禁止他的私威；暗中派使者时时巡查各地官吏，以便了解他们是否忠诚。逐步更换官吏，以便离散勾结在一起的奸党。君主和臣下约定，要他们告发上级：针对相国，就和廷臣约定；针对廷臣，就和他属下的官吏约定；针对军吏，就和兵士约定；针对派遣的使者，就和他的随从人员约定；针对县令，就和他任命的属吏约定；针对郎中，就和他的侍从约定；针对后姬，就和宫女约定。这就叫做条达之道。假如把臣下的告密和要办的事情泄露了出去，君主考察臣下的政治手段也就无法施行了。

　　五、类柄

　　明君最要紧的事情，在于周而无缺、密而不露。因此，如果君主的喜爱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据以行赏，从而窃取恩德；如果君主的愤怒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据以行罚，从而瓜分威势。所以明君的言论深蕴固藏而不表露，紧锁密闭而不外泄。所以用一人察得十人的阴谋活动，是统治下层的途径；用十人察得一人的阴谋活动，是揭露上面的途径。明君上下兼用，所以坏人不会有所遗漏。伍、闾、连、县各层组织的人像邻居一样处于互相监督之中；告发坏人就赏，不告发坏人就罚。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也是这样。所以上面和下面、贵者和贱者，在法制面前都互相畏惧，在公益面前都互相劝勉。人性要求，既有生的实惠，又有生的名声。做君主的，既有贤智的名声，又有赏罚的实权。名和实都得到满足，所以大福大善必得流芳。

　　六、参言

　　君主听话不进行检验，就无法责求臣下；不考察言论是否有用，臣下就会用邪说迎合君主。言语这种东西，重复得多了，容易使人信以为真。对本不真实的东西，听十个人说，自己就会产生疑惑；听一百个人说，自己就会倾向于相信；听一千个人说，自己就会确信不疑了。口才笨拙的人说的话使人心疑，善于辩说的人说的话使人信任。奸臣危害君主，得力于人多；凭借辩说而取得信任，用类似的事例来掩饰奸私。君主不盛怒斥责而等待参验，势必会助长臣下行奸。懂得治国道理的君主在听取臣下的话时，会督察它的作用，考核它的功效。根据功效来确定赏罚，所以无用的辩说不会留于朝廷之内。担任公职办事的人，如果智慧不足以胜任，就罢官。对说话大而不当、浮夸不实的，要追根究底，这样就能察觉坏人并严加斥责。无故而言行不符，就是行骗；臣下行骗，就要治罪。对臣下的言论一定采取对应措施，对臣下的主张一定要求带来效用，所以朋党的观点就不敢对君主陈说。听言的方法，总是要让臣下老实地谈论，君主可以从中了解奸情；总是要让臣下广泛地议论，君主得以采纳一种意见。君主如果不明智，坏人就会钻空子。明君听言的原则是，对于使自己高兴的话，就要求兑现；对于自己恼怒的话，就追究根源；等到情况有了发展变化之后再下结论，以便获取臣下是诽谤还是赞扬、是为公还是为私的真凭实据。采用几种说法进说来玩弄智巧，诱使君主自己从中采取一种意见来逃避罪责；所以让臣子同时进献几种说法是不可行的。君主所取的，是不要让臣下在一种意见之外又附加另一种意见，企图摆出一种“可能”、“或许”的圈套；而应使谏言跟以后的事实相符合，据此准确判明谏言的诚实与欺诈。明君所要采用的方略是，绝对不容许臣下作模棱两可的进说，一定要他们挑出一种；绝不容许他们妄自行动，一定要就其言求其功，这样奸臣的进路就给堵死了。

　　七、听法

　　官吏权势大，是由于没有法度；法度不起作用，是因为君主昏暗。君主昏暗没有章程，官吏就胡作非为；官吏胡作非为，结果俸禄就会无限地增加；俸禄无限地增加，征收的租税就多；租税征收多了，官吏就越发富裕。官吏富裕，权势又大，是由混乱的政事所造成的。明君治国总是挑用能办事情的人，赞扬忠于职守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大臣推荐的人要是合乎标准，君主就喜欢，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一定得到赏赐；推荐的人不合乎标准，君主就恼怒，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一定受到处罚。这样，进言的人就不敢褊袒自己的父兄而愿意推荐有才能的仇人了。君主给臣下的权势足以执行法令，俸禄足以保证办好公事，而私利无从产生。所以民众虽然劳苦，但并不感到官府赋税重。不要让任事的人权势太重，而要使他们得到的宠赏只表现在爵位上；不要让当官的人谋取私利，而要使他们的利益只表现在俸禄上。所以臣民尊重爵位而看重俸禄。爵禄是君主用来奖赏臣民的，臣民重视君主用来奖赏的爵禄，国家就能治理好。刑罚烦乱，赐名有误，奖赏和赞扬不当，就会使臣民怀疑，因为臣民对赞扬和赏赐同样重视。对受赏的人有所非议，就不能鼓励立功；对受罚的人有所赞扬，就不能禁止奸邪。明君的做法总是。受奖赏一定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受赞扬一定是因为他为君主效劳。奖赏和赞扬一致，贬斥和处罚并行；既然如此，民众虽然受到赏赐也不感到荣耀。受到重罚的人必有恶名，所以民众害怕。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臣民害怕刑罚，国家就治理好了。

　　八、主威

　　君主如果表彰个人品德，就会分散自己威势；如果听信仁慈说教，就会败坏法律制度。臣民因为有法制而畏惧君主，君主却压低自己的权势对待臣下；结果臣下就敢于放肆地触犯法令，把轻视君主的习惯作为荣耀。这样一来，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臣民因为有法制约束而难于违抗君主，君主却听信仁慈说教去扰乱法治的推行，结果臣民就会公开追求施舍，热衷于枉法贿赂的腐败政治。这样一来，法令就被败坏了。尊崇臣下的私行而分散君主的威势，施行贿赂而动摇法制；君主听之任之就要扰乱法，加以制止就要受到诽谤，因而君主地位被人看轻，政府法制被人败坏。这就形成了所谓没有法度的国家。明君的治国原则是，不允许臣下靠个人品行得到荣誉，不允许臣下因私家利益得到功名。功名的取得，必须根据国家的法制。在法制规定之外，即使有着别人难以具备的品行，也不能得到表彰；所以臣民就没有因私利而得到名声的。设立法度来统一民众，用赏罚有信来发挥民众的作用，用明确称誉和贬斥的标准来鼓励好事和禁止坏事。名号、赏罚、法令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大臣有所作为的话，就在于尊君；民众有了功劳的话，就在于利君。这就叫做有法度的国家。

2、朗读已传微盘



三、五蠹：
1、翻译：
　　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出现了—位圣人，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人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人们因而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隧人氏。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排洪治灾。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的统治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农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足够吃的；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皮足够穿的。不用费力而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们之间用不着争夺。因而不实行厚赏，不实行重罚，而民众自然安定无事。现在人们养有五个儿子并不算多，每个儿子又各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财物缺乏；费尽力气劳动，还是不够吃用。所以民众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结果仍然免不了要发生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栋木椽子都不曾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坏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就是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锄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都磨没了，就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比这苦。这样说来，古代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不过是逃避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样的繁重苦劳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总有高车大马，所以人们都很看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官；原因即在其间实际利益的大小很不—样。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打水的人，逢年过节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来挖渠排水。所以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连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肯管饭；在好年成的收获季节，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总要招待吃喝。不是有意疏远自己的骨肉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因为仁义，而是由于财多；今人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卑鄙，而是由于财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的职位，并不是什么风格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很小；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也不是什么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

　　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5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揭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了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让劳动人民去做农耕之事；让勇士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务。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王天下的资本，又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民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2、朗读已传微盘

第三部分：简明心得
八说：本章多讲善察而知人，知人而善任。中间还讲到“息文学，明法度”。以我现在的想法，只有息文学方能明法度吗？可能时代背景不一样，治国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是想到大禹治水，重在疏通，而非堵。我想文学方面也在疏导，而且非一味的制止。智人之中也有可信之人。重在知人！就是开篇讲的术，无术以用人，任智则欺君。
八经：之一，赏罚不因私情；之二，君神则善驭下，善驭下则下尽；之三，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之四，参伍之术：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之五，君主喜形不露于色，其务在周密。之六，所谓三人成虎，君听言于参，督其用，课其功，而赏罚生。之七，明主，赏心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第八，起初我不太赞同韩非的这一说法，个人品德的表彰，亦可为公，君主威势被分散，是君上道术不行。品德与仁慈可与法并存。但我想到了所谓“好心办坏事”，仁慈说教的确会破坏法制。
五蠹：韩非讲的‘五蠹’（儒家学者、纵横家如张仪，游侠刺客、逃避兵役之人、商人手工业者）害国，因为他们的私心太重，不知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