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梦的《韩非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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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经一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应密子也。明主之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其说在田鸠对荆王也。故墨子为木鸢，讴癸筑武宫。夫药酒忠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
  经一
  明君治理国家的原则，像有若回答密子所说的那样，要有办法。君主听取言论时，一味欣赏说话人的口才，观察行动时，一味赞赏远离实际的作风。所以臣子和民众讲起话来，就高深莫测，做起事来就远离实际。这章的解说反映在“说一”中田鸿回答楚王一段。所以有墨子用木头做茸巧而无用，讴癸用唱歌鼓舞修筑武宫的故事。药酒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只有明君圣主才能理解的。

    经二
    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不以仪的为关，则射者皆如羿也。人主于说也，皆如燕王学道也；而长说者，皆如郑人争年也。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季、惠、宋、墨皆画策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故畏震胆车言而拂难坚确，非功也，故务、卞、鲍、介、田仲皆坚瓠也。且虞庆诎匠也而屋坏，范且穷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诚者，非归饷也不可。
  经二
  君主听取意见，不把功效作为目的，进说的人就多半说些在棘刺上刻猴子、白马不是马那样的话；不把箭靶作为射击目标，射箭的人就都成为像羿一样的射箭能手了。君主对待进说，都像燕王派人学习不死之道一样被欺骗；而擅长辩说的人，都像郑人争论年龄长短一样没完没了。因此，言谈也有细致、明察、微妙、难能但却不是迫切需要的，所以像季良、惠施、末研、墨翟这些人的学说，都像精绘竹简一样，华丽而无用；议论也有深远阔大但却不切实用的，所以像魏牟、长卢子、詹何、陈骈、庄周这些人的学说，都是像乱画鬼怪一样，空洞而失真；行动也有违反常规，一般人难以做到，表现十分坚定固执的，但对于国家并不实用，所以像务光、卞随、鲍焦、介子推、田仲这些人的作为，都和坚硬的实心葫芦一样，厚重而无益。再说虞庆虽能把匠人驳得无话可说，匠人照他的话造出屋来最终还得坍塌；范且虽能把匠人说得无言可对，匠人照他的话造出弓来最终还得折断。因此要想得到真实的东西，不能像小孩做游戏那样把泥巴当饭吃，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去吃饭的。

  经三
  挟夫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故父子或怨谯，取庸作者进美羹。说在文公之先宣言，与勾践之称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吴起怀瘳实而吮伤。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筑社之谚，自辞说也。请许学者而行宛曼于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郑县人得车厄也，卫人佐弋也，卜子妻写弊裤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
  经三
  怀着互相依赖的心理，就会责备和埋怨；怀着自己依靠自己的心理，事情就能办成。所以父子之间有时也会埋怨和责怪，而为了争取雇工多干活却给他们丰美的饭莱。有关的解说在“说三“中文公伐宋先宣布宋君的罪状，越王勾践伐吴之前先宣布吴王筑如皇之台的罪状。所以齐桓公隐藏对蔡国的恼怒，而以攻楚为幌子去灭掉蔡国；吴起怀着使士兵伤愈去拚命作战的念头而为他们吮吸伤口。再说颂扬先王的赋颂，铸刻在钟鼎上的铭文，都和赵武灵王在播吾山上刻的大脚印、秦昭襄王在华山上刻的大棋局一样，是虚假的。然而前代帝王所期求的是利益，需要使用的是气力。运用修筑社坛的谚语，是晋文公为自己辩解而鼓动他人卖力的办法。允许学者瞎说，实行渺茫迂阔的先王之道，恐怕不适用于现在吧？虽然这样，却又不能改变它。这就像郑县人得到车扼却误以为被人所欺，掌管射飞禽的卫国人射不到鸟，卜子之妻照旧裤子的样子毁坏新裤子，以及年轻人侍侯年纪大的人喝酒而机械模仿一样愚蠢。先王的言论，有涉及小事，当今社会上却理解为意义重大的；有涉及大事，当今社会上却理解为意义小的；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清楚的。有关的解说是宋国人误解书意做了蠢事，以及梁国人读书变呆。所以先王的话有时像鄂人写信那样，而后人理解起来，却多属燕相看信时胡乱解释一类。不适合国家政事需要，却要谋求先王之道，全都如同郑人买鞋不相信自己的脚，却要回家去拿尺码一样。
  经四
  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于法而赏加焉，则上不信得所利于下；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坏坐，晋国之辞仕托者国之锤。此三士者，言袭法则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则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礼太甚。若言离法而行远功，则绳外民也，二君有何礼之？礼之当亡。且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礼之则惰修耕战之功；不礼则周主上之法。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故明主论李疵视中山也。
  经四
  利益在什么地方，民众就归向什么地方；宣扬什么好名声，士人就拼死为它奋斗。因此对不符合法制的功劳给予赏赐，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利益；对不符合法制的名声给予赞誉，士人就会追求名誉而不顺从君主。所以中章、胥已做了官，中牟县的人就放弃田地而追随私学人士，人数占到全县的一半；晋平公敬重叔向，坐得腿痛脚麻也不敢违礼，晋国辞去官职和对贵族的依附，以便仿效叔向的人，就占到国家的一半。这三个人，假如言论合法，那也不过是照官府中的法典讲话；行为合宜，那也不过是遵从法令的人；而两个君主对他们的礼遇太过分了。如果他们的言论背离法制而行动没有什么功劳，那就是法度之外的人了，两个君主又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呢？敬重这种人，国家必定要灭亡。况且那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国家没有战争时不耕田出力，国家有难时又不披甲打仗。敬重这种人，就会使那些守法的民众不再努力从事耕战；不敬重这种人，他们就会危害君主的法制。国家安定，他们就尊贵显赫；国家遭到危难，他们就像屈公一样感到畏惧；君主从这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所以明君肯定李疵对中山国君的看法。

  经五
  《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傅说之以“无衣紫“，缓之以郑简、宋襄，责之以尊厚耕战。夫不明分，不责诚，而以躬亲位下，且为“下走睡卧“，与去“掩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称犹盂；邹君不知，故先自脩。明主之道，如叔向赋猎，与昭侯之奚听也。
  经五
  《诗经》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齐王的师傅用君主自己有不穿紫衣服以影响民众来说明这个道理；可以援引郑简公委任臣子做事而国治、宋襄公亲自参战而兵败的事例印证得失，根据尊重耕战的观点来加以批评。如果不明确君臣名分，不要求臣下真心实意地效力，反要亲自出马管理臣下，那将会像齐景公不用车子而下去奔跑，魏昭王读简学法而昏昏睡去，以及那种秘密巡视、微服出行的事情一样愚蠢。孔子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会说出君主像盂之类的话；邹君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会做出先行羞辱自己的事情。明君的治国原则，就要像叔向分配猎获物和韩昭侯听取意见那样。

  经六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杀彘也。患在厉王击警鼓，与李悝谩两和也。
  经六
  在小事上能够讲求信用，在大事上就能够建立起信用，所以明君要在遵守信用上逐步积累声望。赏罚不讲信用，禁令就无法推行。有关的解说在“说六”中晋文公攻打原国和箕郑谈论救济饥荒。因此吴起宁愿饿着肚子也要按照约会等老朋友来吃饭。魏文侯宁愿冒着大风也要守约和虞人说罢猎。所以明君表明信用，要像曾子杀猪那样说到做到。不讲信用的祸患表现在楚厉王酒醉误击报警军鼓以及李悝欺骗左右两军。

  说一
  宓子贱治单父。有若见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齐不肖，使治单父，官事急，心忧之，故#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今以单父之细也，治之而忧，治天下将奈何乎？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臞，犹未益也。”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
  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对曰：“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坚，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说一
  宓子贱治理单父，有若会见他说：“您为什么瘦了？”路子贱说：“君王不知道我没有德才，派我治理单父，政务紧急，心里忧愁，所以瘦了。”有若说：“从前舜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太平了。现在单父这么个小地方，治理起来却要发愁，那么治理天下该怎么办呢？所以有了办法来统治国家，就是安闲地坐在朝廷里，脸上有少女般红润的气色，对治理国家也没有什么妨害；没有办法去统治国家，身体即便又累又瘦，也还是没有什么好处。”
  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个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实践起来还是不错的，他讲的话很多，但不动听，为什么？”田坞说：“过去秦国君主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叫晋国为他女儿准备好装饰，衣着华丽的陪嫁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媵妾，却看不起秦君的女儿。这可以叫做善于嫁妄，不能说是善于嫁女。楚国有个在郑国出卖宝珠的人，他用木兰做了一个匣子，匣子用香料熏过，用珠玉作缀，用玫瑰装饰，用翡翠连结。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可以叫做善于卖匣子，不能说是善于卖宝珠。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是一些漂亮动听的话，君主只看文采而不管它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扬先王道术，阐明圣人言论，希望广泛地告知人们。如果修饰文辞的话，他就担心人们会留意于文采而忘了它的内在价值，从而造成因为文辞而损害实用的恶果。这和楚人卖宝珠、秦君嫁女儿是同一类型的事，所以墨子的话很多，但不动听。”墨子用木头制作了一只飞聋，经过三年才制成，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说：“先生手艺真巧，竟能达到让木鸢高飞的境界。”墨子说：“我比不上制造车的人手艺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费一天功夫，就能牵引三十石的重量，走很远的路，出很大的力，并且可以用很多年。现在我做了木鸢，三年做成，才飞了一天就坏了。”惠子听到后说：“墨子真精明——他知道做车较是精明的，做木聋是笨拙的。”宋王和齐国作对时，专为习武修建宫殿。讴癸唱起歌来，走路的人停下来观看，建筑的人不感到疲劳。宋王听说后，召见讴癸并加以赏赐。讴癸回答说：“我老师射稽的歌，唱得比我还好。”宋王召来射稽让他唱歌，但走路的人还不停地走，建筑的人也感到疲倦。宋王说：“走路的人还不停地走，建筑的人也感到疲劳，射稽唱得不如你好，这是为什么？”讴癸回答说：“大王可以检查一下我们两人的功效。”讴癸唱歌时建筑的人只筑了四板，射稽唱歌时却筑了八板；再检查墙的坚固程度，讴癸唱歌时筑的墙能打进去五寸，射稽唱歌时筑的墙只能打进去两寸。
  良药苦口，但聪明人却要努力喝下去，这是因为他知道喝下去后能使自己疾病痊愈。忠言逆耳，但明智君主愿意听取，这是因为他知道由此可以获得成功。

  说二
  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故以三月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无以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冶人又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
  一曰：燕王征巧术之人，卫人诸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 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
  儿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
  夫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此人主所以长欺，而说者所以长养也。
  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诛学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无如其身，不能自使其无死，安能使王长生哉？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
客有为周君画筴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筴者同状。周君大怒。画筴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状备具。周君大悦。此筴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筴同。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今谷有巨瓠之道，坚如石，厚而无窍，献之。”仲曰：“夫瓠所贵者，谓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以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坚石，则不可以剖而以斟。吾无以瓠为也。”曰：“然，谷将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之类也。
  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对曰：“此新屋也，涂濡而椽生。”虞庆曰：“不然。夫濡涂重而生椽挠，以挠椽任重涂，此宜卑。更日久，则涂干而椽燥。涂干则轻，椽燥则直，以直椽任轻涂，此益尊。”匠人诎，为之而屋坏。
  一曰：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桡，涂濡则重，以桡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
  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机，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焉得无折？且张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其始而节之其尽也。”工人穷也，为之，弓折。
  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今世之为范且、虞庆者不辍，而人主说之不止，是贵“败“、“折“之类，而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故坏屋折弓；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
  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
  说二
  宋国有个请求替燕王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的人，让燕王一定要在斋戒三个月以后才能观看，燕王就用近二十平方里土地的俸禄来供养他。右御属下的冶铁工匠对燕王说：“我听说君主没有十天不喝酒作乐的斋戒。现在他知道君主不能长时间斋戒去观看那件没有用处的东西，所以定了三个月期限。凡是需要刻削的东西，用来刻削它的东西一定更小。我是个铁匠，没有办法给他制作刻刀。那猕猴是不可能有的东西，大王一定要予以明察才是。”燕王于是把那个宋人拘禁起来加以盘问，那个宋人果然在弄虚作假，燕王随后就杀了他。铁匠对燕王说：“计谋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进说献计人士说的话，多半是这种要在棘刺尖上刻制称霸之类的胡言乱语。”
  另一种说法：燕王喜欢小巧玲珑的东西。有个卫人说：“我能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燕王很高兴，用三十平方里土地的俸禄去供养他。燕王说：“我想看看你雕刻在棘刺尖上弥猴。”卫人说：“君王要想看它，必须在半年中不到内宫住宿，不饮酒吃肉。在雨停日出、阴晴交错的时候再观赏，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我在棘刺尖上刻的猕猴。”燕王因而把这个卫人供养了起来，但不能看他刻的猕猴。郑国有个台下地方的铁匠对燕王说：“我是做削刀的人。各种微小曲东西一定要用削刀来雕刻，被雕刻的东西一定会比削刀大。现在的情形是棘刺尖上容纳不下削刀的刀锋，削刀的刀锋难以刻削棘刺的顶端，大王不妨看看他的削刀，能不能在棘刺尖上刻东西也就清楚了。”燕王说：“好。”于是对那个卫人说：“你在棘刺尖上制作猕猴，用什么来刻削？”卫人说：“用削刀。”燕王说：“我想看看你的削刀。”卫人说：“请您允许我到到处去取削刀。”趁机就逃跑了。
  儿说是宋国人，是个善于辩说的学者。他曾经提出“白马不是马”的命题说服了稷下的辩说家们。他有一烟着白马过关口，终究得交纳白马税。所以，凭借虚浮言辞，他可以压倒一个国家；考察实际情形，他连一个人也欺骗不了。用新磨出的利箭，张满弓弩发射出去，即使闭着眼睛胡乱发射，箭头没有不射中细小东西的。然而他不能再次射中原处，是不能认为该人善于射箭的，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目标。设置一个直径五寸的箭靶，射程只有十步那么远，不是后羿和逢蒙这样的射箭能手，就不一定能全部射中了，因为已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靶射箭是困难的，无靶射箭是容易的。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人们会把后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直径的范围认作精巧；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人们会把乱射射中细小的东西认作笨拙。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话，辩士们就会用繁言絮语进说；设置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话，即便是很有智慧的人也怕言辞有失，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不是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而是喜欢他们动听的言辞；不是用功效去衡量，而是赞赏他们的行为，不问是否合乎准则。这是君主长期受欺骗，而游说的人长期被供养的原因。
  有个愿教燕王学习长生不死道术的客人，燕王派人去向他学习。派去学习的人还没来得及学到手，那个客人先死了。燕王非常恼怒，杀了去学的人。燕王不明白客人在欺骗自己，却怪罪去学的人太迟笨。相信没有根据的东西，而杀掉没有罪过的臣子，这就是不能明察的危害。况且人们最看重的无过于自己的生命，那个客人不能使自己不死，又怎能使燕王长生呢？
  郑国有一对相互争论年龄大小的人。一个说；“我和唐尧同岁。”另一说：“我和黄帝的哥哥同岁。”为此争执不下，只能是把最后停止争辩的人作为胜利者罢了。
  有个为周君画竹简的客人，过了三年才完成。周君前去观看，和漆过的竹简一样，周君非常气愤。画竹简的人说；“筑一道十板高的墙，在墙上凿一个八尺大的窗，然后等到太阳刚出来时把竹简放在窗上对着阳光看看。”周君照他的话做了，看见竹简上画的形状都成了龙、蛇、飞禽、走兽、车马等，万事万物的形状全都具备，周君非常高兴。画这个竹简的功夫并非不微妙和难能，然而它的用途和未画花纹或只用漆漆过的竹简完全一样。
  有个替齐王画画的客人，齐王问道：“画什么最难？”客人说：“画狗马难。”“画什么容易？”客人说：“画鬼怪容易。”狗马是人们都知道的，天天在人们的面前出现，不可能画得很像，所以难；鬼怪是无形的东西，不会在人们面前出现，所以画起来很容易。
  齐国有个隐士叫田仲，宋人屈谷见到他说：“我听说您很有骨气，不依靠别人吃饭。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坚硬得像块石头，厚实得没有空隙，把它献给您了。”田仲说：“葫芦可贵的地方在于可以用它装东西。现在它厚实得没有空隙，就不能剖开来装东西了；它重得像块坚硬的石头，就不能剖开来斟酒了。我拿这个葫芦是毫无用处的。”屈谷说：“说得对，我准备把它扔了。”现在田仲不依靠别人吃饭，同时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处，正和坚硬的实心葫芦同一类型。
  赵人虞卿建造房子，对工匠说：“房顶太高了。”工匠回答说：“这是新房子，泥巴是潮湿的，椽木也没有干透。”虞卿说：“不对。潮湿的泥巴重量大，不干的椽木形体曲，用弯曲的椽木承受很重的泥巴，房顶就应当造得低一些。再过很长一段时间，泥巴也干了，椽木也干了。泥巴干了就会变轻，椽木干了就会变直，用变直的椽木承受变轻的泥巴，房顶就会逐渐增高。”工匠无话可说，按照虞卿的话造出房子来，房子坍塌了。
  另一种说法：虞庆打算造房子，工匠说：“木材没有干透，泥巴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重量就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现在即使造成了，时间一长，必然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在情形是，木材和泥巴如果确实干起来后，它们会一天比一天变直变轻；即使是经时历久，房子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无话可说，就把房子造了起来。又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坍塌了。
  范瞄说：“弓折断的时候，一定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制作的开始阶段。工匠张弓时，把弓放在校正器具上三十天，然后装上弦，却在一天内就把箭发射出去了。这是开始调节时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怎么能不折断呢？我范睢张弓时就不是这样：用校正工具校上一天，随即装上弦，上弦三十天后才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粗率，而最后有所节制。”工匠无言可对，照范睢的话去做，结果弓折断了。
  范睢、虞庆的言论，都能做到文辞动听过人，但却违背了实际情况。君主对这一类话喜爱而不加禁止，这就是事情败坏的根源。不谋求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却羡慕那种华丽动听诡辩，这就是排斥有法术的人士，而去采纳那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胡说。所以君主处理国事时，总也不能通晓工匠造屋和张弓的道理。然而有术之士之所以被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所困窘。是因为他们讲起虚浮的话来，虽属毫无用处，却能取得胜利，干起实际的事来，虽属不可改变，却会受到失败。君主看重毫无用处的诡辩，看轻不可改变的言论，这也就是国家危乱的原因。当代像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还在不断出现，而君主对他们仍然欣赏不止，这就是尊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议论，而把懂得法术的人当作被动的工匠看待。工匠不能施展技巧，所以会有屋塌、弓折的结果；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实行自己的方略，所以国家混乱而君主处于险境。小孩在一起做游戏时，把尘土当饭食，用泥巴当肉汁，用木头当肉块。但他们到了晚上是一定要回家吃饭的，因为泥巴做的饭菜可以玩耍，却不能真吃。称说上古传颂的东西，动听却不真实；称道先王的仁义道德，却不能使国家走上正路，这样的情形也只能用来作游戏，而不能真的用来治国。因追求仁义而使国家衰弱混乱的，韩、赵、魏三国就是例子；不追求仁义而把国家治理得强盛的，秦国就是例子。然而秦国至今没有称帝，只是因为治理还不完善。
  说三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人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
  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渊泉之池，罢苦百姓，煎靡财货，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
  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而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
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
  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
  文公反国至河，令笾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后之。咎犯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国耶？”犯对曰：“笾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有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且臣为君行诈伪以反国者众矣。臣尚自恶也，而况于君。”再拜而辞。文公止之曰：“谚曰：'筑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与我取之，而不与我治之，与我置之，而不与我祀之焉。”乃解左骖而盟于河。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象吾故裤。”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
  卫人有佐弋者，鸟至，因先以其裷濬麾之，鸟惊而不射也。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颍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夫少者侍长者饮，长者饮，亦自饮也。
  一曰：鲁人有自喜者，见长年饮酒不能釂则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见长者饮无余，非堪酒饮也，而欲尽之。
  书曰：“绅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带自绅束也。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梁人有治者，动作言学，举事于文，曰：“难之。”顾失其实。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说三
  人在婴儿时，父母对他扶养马虎，儿子长大了就要埋怨父母；儿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怒责儿子。父子是至亲骨肉，但有时怒责，有时埋怨，都是因为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而又认为对方不能周到地照顾自己，雇用工人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财准备美食，挑选布币去交换钱币以便给予报酬，并不是喜欢雇工，而是说：这样做，耕地的人才会耕得深，锄草的人才会锄得净。雇工卖力而快速地耘田耕田，使尽技巧整理畦埂，目的并不是爱主人，而是说：这样做，饭菜才会丰美，钱币才容易得到。主人这样供养雇工，爱惜劳力，有父子之间的恩惠，而雇工专心一意地工作，都是怀着为自己的打算。所以人们办事给人好处，如果从对人有利处着想，那么疏远的人也容易和好；如果从对人有害处着想，那么父子间也会分离并相互埋怨。
  文公讨伐宋国。预先就公开宣布说：“我听说宋君昏乱，轻视侮辱德高望重的人，分配财产不公平，教诲和命令不守信用。我来此目的是为民除害。”
  越国讨伐吴国，事先就公开宣布说：“我听说吴王修筑如皇台观，挖掘深池，使百姓疲劳困苦，耗费财物，竭尽人力。我前来为民除害。”
  蔡侯的女儿是齐桓公的夫人。桓公和夫人一起坐船，夫人摇晃小船，桓公非常害怕，制止她但她也不停下来，桓公忿怒地离弃了她。后来桓公想再召回她，蔡国却进而把她改嫁了。桓公非常气愤，准备讨伐蔡国。管仲劝谏说：“为了夫妻之间的一个玩笑，不值得讨伐人家的国家，既然不能指望因此建立什么功业，就请不要计较这件事了。”桓公不听劝谏。管仲说：“必不得已的话，楚国不向周王朝进贡菁茅已有三年了，您不如起兵替天子讨伐楚国。楚剧顺服了，随后回兵袭击蔡国，就说‘我替天子讨伐楚国，而你们却不率领军队听命助攻。’然后就灭掉它。这样在名义上是正义的，在实际上是有利的，所以一定会有替天子讨伐的名义，同时有报仇的实效。”
  吴起担任魏军将领攻打中山国。士兵中有一个患了毒疮的人，吴起跪着亲自为他吸掉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马上哭起来，有人问道：“将军如此对待你的儿子，还有什么可哭的？”这位母亲回答说：“吴起吸他父亲的伤口，他父亲奋战而死；现在这孩子又会奋战而死了，现在我就是为此哭泣的。”
  赵武灵王命令工匠用钩梯攀登播吾山，在山上刻上脚印，宽三尺，长五尺，并刻上字说：“主父曾在此游玩。”
  秦昭王命令工匠用钩梯登上华山，用松柏的心做成一副棋，银子长八尺，棋子长八寸，并刻上字说；“昭王曾在这里和天神下过棋。”晋文公回国，到黄河边，命令把流亡过程中用旧的食物用具、睡觉角具都丢掉，叫手脚磨出老茧和脸色黑的人退到后面去。狐偃听说后，就在晚上哭了起来，文公说：“我流亡二十年，现在才得以回国。你听说后不高兴，反而哭，你的意思是不想我回国吧？”狐偃回答说：“笾豆是用来盛食物的，席蓐是用来睡觉的，您却把它们扔了；手脚上有老茧，脸色发黑的，是劳而有功的人，您却让他们迟到后面。现在我也有理由被归在后面，心中有说不出的哀痛，所以哭了。况且我为您返回曾多次采用诈伪欺骗的手段，我自己都感到讨厌自己，何况您呢？”连拜两拜就要告辞。文公阻止他说：“俗话说：‘修筑土地神坛的人，撩起衣服树立社神，穿起礼服、戴上礼帽又去祭审讯祀。’现在你为我取得了国家，而不和我一起去治理；好比为我树立了社神，却不和我一起去祭祀一样。这怎么行呢？”文公解下车子左边的马沉到河里，对着河神起了誓。
  郑县有个叫卜子的人，叫他的妻子做裤子，他妻子问：“现在这条裤子做成什么样子？”卜子说：“像我的旧裤子。”他妻子因而把新裤子弄破，使它像旧裤子。
  郑县有人得到一个车轭，但不知它的名称，就问别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别人回答说：“这是车轭。”不久他又得到一个车轭，又问别人说：“这是什么？”别人回答说：“这是车轭。”问话的人非常气愤地说：“刚才说是车扼，现在又说是车轭，车轭怎么这样多呢？你在欺骗我！”于是和答话人发生了争斗。
  卫国有个管射飞禽的小官，鸟落下后，就先用头巾向鸟挥动，鸟受惊飞去而无法射中。
  郑县人卜子的妻子来到集市，买厂甲鱼回家，过颖河时，以为甲鱼渴了，就放它到河里去喝水，结果丢了买的甲鱼。
  年纪轻的侍侯年纪大的人喝酒，年纪大的人喝，他自己也喝。
  另—种说法：鲁国有个自以为高明的人，看见年纪大的人没能把杯中酒喝完就呕吐，也仿效着呕吐起来。
  另一种说法：宋国有个年轻的人也想仿效高明的样子，看见年纪大的人喝酒一饮而尽，自己不会喝酒也想一饮而尽。
  古书上说：“反复约束自己。”宋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就用重迭的带子把自己束缚起来。别人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这样说的，当然要这样做。”
  古书上说：“又雕又琢，还原它的本来面目。”魏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一言一行都学习这句话，做任何事都讲求修饰，说道：“真是困难啊。”结果反而失掉了他原来的样子。别人说；“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这样说的，当然要这样做。”
  郢地有个给燕相写信的人，晚上正在写着，烛火不亮，就对拿烛的人说：“举烛。”嘴里说着“举烛”，信中也误写上了“举烛”。举烛，并不是信的本意。燕相收到信后却解释说：“举烛，也就是祟尚光明；所谓崇尚光明，也就是要选拔贤人加以任用。”燕相告诉燕王，燕王非常高兴。国家因此治理好了。治理是治理好了，但这并不是信的本意。当代被提拔的学者大多都像这类人。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的人，先自己量好脚的尺码，然后把它放在座位上，等到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已经挑好了鞍，才说道：“我忘记拿尺码了。”于是返回家里去取。等到再返回集市时，集市已经散了，结果没有买到鞋。有人说!“为什么不用脚试试？”他说：“我宁愿相信尺码，不能相信自己的脚。”

  说四
  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相室谏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请事，公腓痛足痹转筋而不敢坏坐。晋国闻之，皆曰：“叔向贤者，平公礼之，转筋而不敢坏坐。”晋国之辞仕托，慕叔向者国之锤矣。
  郑县人有屈公者，闻敌，恐，因死；恐已，因生。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陋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君曰：“以子言论，是贤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
  说四
  王登任中牟县县令时，向赵襄子进言说：“中牟有中章和胥己两位文士，他们的品行很好，学识很渊博，您何不举用他们呢？”赵襄子说：“你让他们来见我，我将任命他们为中大夫。”赵襄子的家臣头目劝他说：“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位，现在他们没有功劳就接受这么高的职权，不符合晋国提拔大臣的原意。您恐也只是耳闻他们的名声，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的实效吧！”赵襄子说：“我取用王登，就是既用耳听又用眼看的；王登选拔的人，又要我亲自用耳听和用眼看。这样亲自考察，就永远没有个完了。”王登在一天内使两个人见到赵襄子，被任命为中大夫，授予他们土地和房屋。中牟县里的人放弃耕田除草的农活，卖掉住宅和菜园，以便追随搞私学的文士，占了这个地区人口的一半。
  叔向在晋平公处陪坐，平公和他商量事情，平公腿痛脚麻以至抽筋，还是不敢坐得不端正。晋国人听说后，都说：“叔向是个贤人，平公对他有礼，以致抽筋也不敢坐得不端正。”晋国辞去官职以及对于贵族的依附而仿效叔向的人，一时间占了全国的一半。
  郑县有个叫屈公的人，听到敌人来了，很害怕，吓得死了过去；害怕的情绪一过去，又活了过来。
  赵武灵王派李疵察看中山国可不可以攻打。李疵回来报告说；“中山国可以攻打。您不赶快攻打的话，就要落在齐国和燕国的后面。”武灵王说：“根据什么说可以攻打？”李疵回答说：“中山国君亲近隐居的人。他亲自驱车拜访并和他们同车，以便显扬居住在小街小巷里的读书人，人数要用十来计算。他用平等的礼节来对待不做官的读书人，人数要用百来计算了。”赵武灵王说：“按你的话来判断，中山国君是个贤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是这样的，喜欢显扬隐士并让他们参加朝会，战士们打仗时就会懈怠；君主尊重学者，文士高居朝廷，农夫就懒于拼作。战士打仗时懈怠、兵力就削弱了、农夫懒于耕作，国家就贫穷了。兵力比敌人弱，国家内部又穷，这样还不衰亡的，从未有过。攻打中山不是可行的吗？”赵武灵王说：“很好。”起兵攻打中山，随后灭亡了它。

  说五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一曰：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也。齐国五素不得一紫。齐王患紫贵，傅说王曰：“《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今王欲民无衣紫者，王请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进者，曰：'益远！寡人恶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
  郑简公谓子产曰：“国小，迫于荆、晋之间。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备，不可以待不虞。”子产曰：“臣闭其外也已远矣，而守其内也已固矣，虽国小，犹不危之也。君其勿忧。”是以没简公身无患。
  一曰：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不乐也。俎豆不大，钟鼓竽瑟不鸣，寡人之事不一，国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战不辑睦，亦子之罪。子有职，寡人亦有职，各守其职。”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廕于街者莫有援也，锥刀遗道三日可反。三年不变，民无饥也。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夫必恃人主之自躬亲而后民听从，是则将令人主耕以为上，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则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景公曰：“趋驾烦且之乘，使驺子韩枢御之。”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尽释车而走。以且烦之良而驺子韩枢之巧，而以为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与官事，谓孟尝君曰：“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则何不试习读法？”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读此法。”夫不躬亲其势柄，而欲为人臣所宜为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缨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贵。”君因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缨。君不能下令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断缨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莅民也。
  叔向赋猎，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
  说五
  齐桓公喜欢穿紫衣服，全国的人就都穿紫衣服。在那时，五匹素布还抵不上一匹紫布。桓公为此事担忧，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衣服，紫衣服特别贵，全国百姓喜欢穿紫衣服，日甚一日，不能停止，我对此怎么办？”管仲说：“君王想要制止这种状况，为何不尝试着自己不去穿紫衣服呢？您就对近侍说：‘我特别厌恶紫衣服的气味。’如果在这个时候近侍中恰巧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您一定要说：‘稍微退后一点，我厌恶紫衣服的气味。”’桓公说：“好吧。”在这一天，君主的侍从官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二天，国都中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三天，齐国境内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另一种说法：齐王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人都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五匹素布抵不上一匹紫布。齐王担心紫布太贵。太傅规劝齐王说：“《诗》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现在大王要想使民众不穿紫衣服，就请先自己脱下紫衣服去上朝。群臣中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就说：‘再离我远些，我厌恶那种气味。”’这一天，侍从官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个月，国都中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一年，齐国境内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
  郑简公对于产说：“郑国小；又夹在楚国和晋国的中间。现在内城外城不完整，兵器铠甲不齐备，不能用来应付意外事变。”子产说：“我对外关闭得已足够严了，在内防卫得已足够牢了，虽然国家不大，也还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请您不必为这件事担忧。”因此直到郑简公去世，国家一直没有祸患。另一种说法：子产担任郑相，郑简公对子产说：“喝起酒来都没法尽兴。放祭品的器具不够大，钟鼓竿瑟不够响，我的事务不能专一，国家不安定，百姓不太平，耕战之士不能和睦相处，过些也算你的过失了。你有你的职事，我也有我的职事，咱们各自管好自己的职事吧。”子产下朝后，经过五年的政事经营，国内没有盗贼，路不拾遗，桃树枣树的果实遮蔽街道，也没人伸手去摘，锥子刀子丢在路上，三天内就“有人送回，这种情形，其后三年不曾改变，民众没有挨饿的。宋襄公和楚人在涿谷上打仗，宋人已经摆好了阵势，楚人还没有完全过河。宋右司马官购强快步上前进言道：“敌众我寡，请在楚人半渡，尚未摆好阵势时出击，一定能把他们打垮。”宋襄公说：“我听君子说过，‘不要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不要捉拿年事已高的人，不要在别人危险时再推一把，不要在别人困迫时再加一码，不要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现在楚军没有完全过河就去攻打，是有伤义理的。还是等到楚人全部过了河，摆好阵势，然后再击鼓让战士们进攻吧。”右司马说：“君王不爱惜宋国民众，不保全国家根本，只不过为的仁义虚名罢了。”襄公说：“不快回到队伍里去，将按军法处置!”右司马回到队伍时，楚人已经排好行列、摆好阵势了、襄公这才击鼓进攻。宋人大败，宋襄公伤及大腿，三天后就死了。这就是追求亲自实行仁义带来的祸害。一定要依靠君主亲自去干，然后民众才听从，这就是要君主自己种田吃饭，自己排在队伍里打仗，然后民众才肯从事耕战。这样一来，君主不是太危险了吗？而臣子不是太安全了吗？
  齐景公在渤海边游玩，释使从国都跑来谒见说：“曼婴病得很重，快要死了，恐怕您赶不上见他了。”景公立刻起身，又有驿使到达。景公说：“赶快驾上烦且拉的车，叫马车官韩柩驾车。”才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韩枢赶得不快，夺过缰绳，代他驾车，又跑了几百步路，景公认为马不往前奔，就干脆丢下车子，自己向前奔跑。凭烦且这样的好马和车马官韩柩这样高超的驾驭本领，而齐景公竟会认为不如自已下车跑得快。
  魏昭王想亲自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对孟尝君说：“我想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孟尝君说：“大王想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那么为什么不试着学习法令呢？”昭王才读过十几条法令就躺下打瞌睡了。昭王说：“我不能阅读这些法令。”君主不亲自掌握权势，却想做臣子应当做的事情，那么打磕睡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孔子说：“做君主的人好像盂，民众好像水。盂是方的，水就成方的；盂是圆的，水就成圆的。”
  邹国国君爱用长长的帽带，近侍也都跟着用上了长长的帽带，帽带价格很高。邹君为此担忧，问近侍，近侍说：“您喜欢佩带，百姓也都跟着佩带，因此贵了起来。”邹君于是先把自己的帽带割断，然后到外面出巡，邹国民众全都不再用长帽带了。君主不能下令定出民众佩带标准来加以禁止，却割断自己的帽带出巡，以示为民先导，这是先行侮辱自己，再去指导民众的做法。
  叔向分配猎获物时，功劳多的分得多，功劳少的分得少。
  韩昭侯对申不害说：“法度非常不容易推行。”申不害说：“所谓法，就是验明功劳而给予赏赐，依据才能而授予官职。现在君主设立了法度，却又听从近侍的请求，这是法度难以推行的原因。”昭侯说：“我从今以后知道如何推行法度了，知道听取什么意见了。”一天，申不害请求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说：“这不是我从你那儿学来的做法。要是听从你的请求，不就破坏你的治国原则了吗？我没法采纳你的请求：”申不害诚惶诚恐地请求给予处罚。

  说六
  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卫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文公问箕郑曰：“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事，信义。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逾，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逾；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之矣。”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期返而食。”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起不食而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明日，会天疾风，左右止文侯，不听，曰：“不可以风疾之故而失信，吾不为也。”遂自驱车往，犯风而罢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厉王有警鼓与百姓为戒，饮酒醉，过而击之也。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两和，曰：“谨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患也。
  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

  说六
  晋文公攻打原国时，携带了十天的粮食，于是和大夫约定在十天内收兵。到达原地十天，却没有攻下原国，文公鸣金后退，收兵离开原国。有个从原国都城中出来的文士说：“原国三天内就可攻下了。”群臣近侍进谏说：“原国城内已经粮食枯竭，力量耗尽了，君主暂且等一等吧。”文公说：“我和武士约期十天，还不离开的话，那就失掉了我的信用。得到原国而失掉信用，我是不干的。”于是收兵离去。原国人听到后说：“君主有像他那样守信用的，怎好不归顺呢？”就向晋文公投降了。卫国人听到后说：“君主有像他那样守信用的，怎么能不跟从他呢？”随后投降了晋文公。孔子听到后记下来说：“攻打原国而得到卫国，靠的是信用。”
  晋文公问箕郑说：“怎样救济饥荒？”箕郑回答说：“守信用。”文公说：“怎样守信用呢？”箕郑说：“在名位、政事、道义上都要守信用：名位上守信用，群臣就会尽职尽责，好的坏的不会混杂，各种政事不会懈怠；政事上守信用，就不会错过天时季节，百姓不会三心二意；道义上守信用，亲近的入就会努力工作，疏远的人就会前来归顺了。”
  吴起出门遇到老友，留老友吃饭。老友说：好吧，我立即回来和你吃饭。吴起说，我等你来吃饭。天黑了老友没到，吴起不吃饭等他，直到第二天派人把老友找来。
  魏文侯和守山的人约定了打猎时间。第二天，正巧碰上天刮大风，近侍劝阻文侯不要再去，文侯不听，说：“不可因风大的缘故而失掉信用，我不能那样处身行事。”于是亲自驾车前去，冒风告诉守山人打猎的事作罢。
  曾子的妻子上集市去，小儿子跟在后面哭泣。孩子母亲说：“你回去，等我回来给你杀个猪吃。”她去集市回来，曾子打算抓猪来杀。妻子阻止说：“不过是和小孩开玩笑罢了。”曾子说：“小孩可不是开玩笑的对象。小孩没什么才智，要靠父母作出样子才会跟着学，完全听从父母的教诲。现在你欺骗了他，也就是教儿子学会骗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母亲了，这不是进行教育的方法。”于是就把猪杀掉煮了。楚厉王遇到军情警报，就立起军鼓作为号召，通知民众一起防守。他喝酒喝醉后，错误地敲响了军鼓，民众都非常惊慌。厉王派人安抗大家说：“我是醉酒后和近侍开玩笑，才错误地击了鼓。”于是民众都松懈了下来。过了几个月，又遇到军情警报，厉王击鼓，民众却不去备战。于是他更改命令，明确信号，这样民众才信从了。
  李悝警告左有壁垒的军队说；“小心地警惕敌人，他们早晚就会来袭击你们。”像这样的警告说了好多次，但敌人却没有来。左右壁垒的军队都松懈了下来，不再相信李悝，过了几个月，秦人前来袭击他们，打起来后，几乎消灭李埋全军，这是不讲信用的祸害。另一种说法：李悝和秦人就要交战。他对左边壁垒的军队说：“快上。右边壁垒的军队已经上阵了。”又骑马到右边壁垒的军队说：“左边壁垒的军队已经上阵了。”两翼军队都说：“上阵吧。”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上了阵。过后第二年，和秦人交战。秦人前来偷袭，一交手，差点儿消灭魏军。这是不讲信用的祸害。

  心得
      听以功用，射以标靶，行道以事成。读韩非子也一样。实践是真理标准，不只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试过了才知道。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经一
  以罪受诛，人不怨上，跀危坐子皋。以功受赏，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轩。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尸桥>。上不过任，臣不诬能，即臣将为夫少室周。
  经一
  由于犯罪而受到惩罚，被惩罚的人不会怨恨君上，所以被子皋处以别刑的人反而保全了子皋；由于建立功劳而受到赏赐，臣下就用不着感激君主，所以翟璜理所当然地乘着尊贵的轩车。魏襄王不懂得这个道理，对建立大功的昭卯只赏给三十里食邑，所以昭卯认为这好比是赚了很多钱的人穿着草鞋。君主不错误地用人，臣下不隐瞒有能力的人，那么臣下都将成为少室周那样的诚实人。

  经二
  恃势而不恃信，故东郭牙议管仲。恃术而不恃信，故浑轩非文公。故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虽有驳行，必得所利。简主之相阳虎，哀公问“一足“。
  经二
  君主依仗权势而不依赖臣下的诚实，所以东郭牙建议不能把大权全部交给管仲；君主依仗权术而不依赖臣下的诚实，所以浑轩反对晋文公断定箕郑以后不会背叛。所以懂得法术的君主，有功必赏，以便人尽其能；有罪必罚，以便禁止奸邪；即使臣下有乱七八糟的行为，也一定有可以利用的地方。赵简子任阳虎为相室，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鲁哀公了解到夔只有一个特长，认为也足可利用。

  经三
  失臣主之理，则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处，则季孙终身庄而遇贼。
  经三
  不顾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周文王亲自系好鞋带却要夸耀一番。不论是上朝还是平日在家都一个模样，季孙尽管一生庄重，最终还是被人杀害了。

  经四
  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夫为门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进，乱之所以产也。齐侯不听左右，魏主不听誉者，而明察群臣，则钜不费金钱，孱不用璧。西门豹请复治邺，足以知之。犹盗婴儿之矜裘与跀危子荣衣。子绰左右画，去蚁驱蝇。安得无桓公之忧索官与宣主之患臞马也？
  经四
  应当禁止的，反而使其得利，对于有利的，反而加以禁止，即便是神，也不能办好事情；该惩罚的，反而加以称赞，该奖赏的，反而加以诋毁，即便是尧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造了门又不让人进里边，放出利又不让人前去取，这就是祸乱产生的根源。如果齐侯不听信近侍，魏王不听信捧场的人，而能洞察臣下的—切，那么钜就不会花费钱财了。孱就不会花费宝玉了。从西门豹请求治理邺地这件事，就足以明白这个道理。好像盗贼的孩子以他父亲的皮衣有尾巴而自夸，以及受刑断足人的孩子为他父亲冬天不费裤子而感到荣耀。像子绰说的那样，人不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以及拿肉去赶蚂蚁，拿鱼去驱苍蝇。如果不依法治国，怎能不发生齐桓公为臣下要求做官而担忧和韩宣工为马的消瘦而忧虑一类的事情呢?

  经五
  臣以卑俭为行，则爵不足以观赏；宠光无节，则臣下侵逼。说在苗贲皇非献伯，孔子议晏婴。故仲尼论管仲与孙叔敖。而出入之容变，阳虎之言见其臣。而简主之应人臣也失主术。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群臣功成名就举，下不相和，则人主明。阳虎将为赵武之贤、解狐之公，而简主以为枳棘，非所以教国也。
  经五
  臣下的行为谦恭、节检，那么爵位就不足以鼓励他们；尊宠和表彰没有节制，那么臣下就会侵害、威胁君主。有关的解说在“说五”中苗贲皇非难献伯，孔子议论曼婴。所以孔子要议论管仲和孙叔敖。阳虎说他在鲁、齐所荐举的臣子，当他在职时和出逃时态度完全不同。赵简子答复说要多栽橘柚、少栽枳棘，失去了君主应当掌握的权术。朋党勾结，互相应和，臣下的私欲就会得逞，君主就会孤立。群臣都为公推举人才，下面不互相拉拢，君主就能明察。阳虎想做到赵武那样贤良、解狐那样公正，而赵简子却以为是栽了多刺的枳棘，这实在不是教化国人的方法。

  经六
  公室卑则忌直言，私行胜则少公功。说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产忠谏，子国谯怒；梁车用法而成侯收玺；管仲以公而国人谤怨。
  经六
  公室实力衰弱，就会忌讳直言；谋私行为盛行，为国建功就会减少。有关的解说在“说六”中范文子喜欢直说，父亲武子用手仗打他；子产忠君进谏，父亲子国对他加以怒责；梁东行法不避亲贵，赵成侯夺了他的官印；管仲公心待人，遭到边防官的怨恨。

  说一
  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跀者守门。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曰：“尼欲作乱。”卫君欲执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从出门，跀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问跀危曰：“吾不能亏主之法令而亲跀子之足，是子报仇之时，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跀危曰：“吾断足也，固吾罪当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狱治臣也，公倾侧法令，先后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狱决罪定，公憱然不悦，形于颜色，臣见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公也。”
  孔子曰：“善为利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
  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黄乘轩骑驾出，方以为文侯也，移车异路避之，则徒翟黄也。方问曰：“子奚乘是车也？”曰：“君谋欲伐中山，臣荐翟角而谋果；且伐之，臣荐乐羊而中山拔；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赐此车。”方曰：“宠之称功尚薄。”
  秦、韩攻魏，昭卯西说而秦、韩罢；齐、荆攻魏，卯东说而齐、荆罢。魏襄王养之以五乘。卯曰：“伯夷以将军葬于首阳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贤与其称仁，而以将军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罢四国之兵，而王乃与臣五乘，此其称功，犹嬴胜而履蹻。”
  少室周者，古之贞廉洁悫者也，为赵襄主力士。与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处，人之所欲也，何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也。恐他人言之而为罪也。”
  一曰：少室周为襄主骖乘，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周言于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骖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于臣者，愿进之。“说一
  孔子担任卫相，他的弟子子皋担任狱吏，子皋依法砍掉一个犯人的脚，被砍脚的人得看守大门。有个在卫君面前中伤孔子的人说：“孔子图谋作乱。”卫君打算捉拿孔子。孔子逃跑了，弟子们也都逃跑。子皋跟着跑出门，断足守门人引导他逃到门边屋子里，官吏没有捕到他。半夜，子皋问断足守门人说；“我不能破坏君主的法令，只得亲自砍掉了你的脚，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为什么竞肯帮我逃走？我凭什么得到你的帮助呢？”断足守门人说：“我被砍掉脚，本来就是我罪有应得，‘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当您按刑法给我定罪时，您反复推敲法令，先后为我说话，很想让我免罪，这些我也清楚。等到案子和罪刑决定了，您心里十分不快，脸色上都表露了出来，这我又清楚地看在眼里。您并不是彻私照顾我才这样做，而是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本就这样。这便是我心悦诚服并要报答您的原因。”
  孔子说：“善于做官的人树立恩德，不会做官的人树立怨仇。概这种器物是用来量平斗斛的，吏这种官员是用来公平行法的。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失去公正。”
  田子方从齐国来到魏国，远远看见翟黄乘着尊贵的轩车出行，因子方以为是魏文侯，就把车子赶到旁路上回避。车到跟前，原来只有翟黄。田子方问道：“您怎么乘这样的车？”翟黄说：“魏君计划着攻打中山，我推荐了翟角，使他的计划得以实施；将要攻打中山，我推荐乐羊，结果中山被攻下了；得到中山后，魏君忧虑如何治理，我推荐了李克，中山得以治理。因此，魏君就把这辆车赏赐给我。”田子方说：“翟黄得到的宠爱和他的功劳相比，还是薄了一此。”
  秦、韩攻打魏国，昭卯西去秦、韩游说，结果两国退兵了；齐、楚攻打魏国，昭卯东到齐、楚游说，结果两国退兵了。魏襄王用三十里食邑的待遇供养昭卯。昭卯说：“伯夷按将军的礼仪葬在首阳山下，天下的人说：‘凭伯夷的贤德和仁名，却只按将军的礼仪埋葬他，这就如同连手脚都没有掩好一样，现在我说退了四个国家的军队，但魏王竞只给我三十里食邑，这和我的功劳比起来，好比赚了很多钱的人却穿着草鞋一样。”
  少室周是古代正直诚实的人，担任着赵襄子的侍卫。他和中牟的徐子比力气，不如徐子力气大，就进去对赵襄子说，让徐子取代自己做侍卫。赵襄子说：“你的职位是别人希望得到的，为什么您要推荐徐子来取代自己呢？”少室周说：“我是凭力气侍奉君主的，现在徐子的力气比我大，我不让他取代我，恐怕别人说到这件事时会怪罪的。”
  另一种说法：小室周担任赵襄子的马上卫士，到了晋阳，有个叫牛子耕的大力士，两人比赛力气大小，少室周比不过牛子耕。少室周对赵襄子说：“您之所以让我担任车上卫士，是因为我力气大。现在有个比我力气更大的人，我愿意推荐他。”
  说二
  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才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东郭牙中门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为中门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为能谋天下乎？”公曰：“能。”“以断，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若知能谋天下，断敢行大事，君因专属之国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势以治齐国，得无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内、管仲治外以相参。
  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寝饿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国，举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轻忍饥馁之患而必全壶餐，是将不以原叛。”乃举以为原令。大夫浑轩闻而非之，曰：“以不动壶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无术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也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说二
  齐桓公准备确立管仲的尊贵地位，命令群臣说：“我准备立管仲为仲父。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左边，不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右边。”东郭牙在门中间站着。桓公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下令说；‘赞成的站左边，不赞成的站右边。’现在你为什么在门中间站着？”东郭牙说：“凭管仲的智慧，将能谋取天下吗？”桓公说：“能”。“凭他的果断，是敢于干一番大事的吧？”桓公说：“敢。”东郭牙说：“如果他的智慧能够谋取天下，果断足敢干成大事，您因而就把国家权力全部交给了他。以管仲的才能，凭借您的权势来治理齐国，您难道没危险吗？”桓公说：“说得对。”于是就命令隰朋治理朝廷内部的事务，管仲治理朝廷外部的事务，以便使他们相互制约。
  晋文公出逃，流亡在外，箕郑提着食物跟随着。箕郑迷失了道路，和文公走散了，饿得在路上哭，越来越饥，却不敢吃掉食物。等到文公返回晋国，起兵攻反原国，攻下后占领了它。文公说：“能不顾忍受饥饿的痛苦而坚决保全食物，这样的人将不会凭借原地叛变。”于是提拔箕郑做原地的行政长官。大夫浑轩听到后反对说：“因为不动食物的缘故，就信赖他不会凭借原地叛变，不也是没有手腕吗？”所以做明君的，不依靠别人不背叛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背叛；不依靠别人不欺骗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欺骗。
  阳虎发议论说：“君主贤明，就尽心去侍奉他；君主不贤，就掩饰邪念去试探他。”阳虎在鲁国被驱逐，在齐国受怀疑，逃到赵地，赵简子欢迎他，用他做相室。侍从说：“阳虎善于窃取别人的国家政权，为什么还用他做相室？”赵筒子说：“阳虎致力于夺取政权，我致力于维护政权。”于是运用权术去驾驭阳虎。阳虎不敢做坏事，很好地侍奉赵简子，使赵简子强盛起来，几乎成了霸主。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说：“我听说古代有个‘夔一足’，它果真只有一只脚吗？”孔子回答说：“不是的。葵并非仅有一只脚。因为夔这种东西残暴凶狠，人们大都不喜欢它。虽说如此。它之所以还能避免被人伤害，是因为它守信用。人们都说：‘单是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夔不是仅有一只脚，而是有这么一点就足够了。”鲁哀公说：“确实是这样的话，自然足够了。”
  另一种说法：鲁哀公向孔子询问说：“我听说夔仅一足，可信吗？”孔子说：“要是人，怎么会仅有一只脚呢？他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唯独能精通音律。尧说；‘这种人有一个就足够了。’于是派他做主管音乐的官，所以君子说：‘夔有一个就足够了。’并不是只有一只脚。”

  说三
  文王伐崇，至凤黄虚，袜系解，因自结。太公望曰：“何为也？”王曰：“上，君与处皆其师；中，皆其友；下，尽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无可使也。”
  一曰：晋文公与楚战，至黄凤之陵，履系解，因自结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闻：上，君所与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与居，皆其所爱也；下，君之所与居，皆其所侮也。寡人虽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难之也。”
  季孙好士，终身庄，居处衣服常如朝迁。而季孙适懈，有过失，而不能长为也。故客以为厌易已，相与怨之，遂杀季孙。故君子去泰去甚。
  一曰：南宫敬子问颜涿聚曰：“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而遇贼，何也？”曰：“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君子断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而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故曰：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
  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以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简主谓左右：“车席泰美。夫冠虽贱，头必戴之；屡虽贵，足必履之。今车席如此，太美，吾将何<尸桥>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义之本也。”
  费仲说纣曰：“西伯昌贤，百姓悦之，诸候附焉，不可不诛；不诛，必为殷祸。”纣曰：“子言，义主，何可诛？”费仲曰：“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义而人向之，卒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贤为其主，非可不诛也。且主而诛臣，焉有过？”纣曰：“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三说不用，故亡。
  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易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
  说三
  周文王攻打崇国，到凤黄墟时，袜带散了，就自己系好。姜太公说：“何苦亲自系袜带？”文王说：“对上等的人，君王和他们相处时都看作是自己的老师；对中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对下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使唤的人。现在我周围都是已故父王的旧臣，所以没有可以使唤的人。”
  另一种说法：晋文公和楚人交战，到了黄风陵上时，鞋带散了，就自己系上。侍从说：“不能指派别人系吗？”文公说：“我听说，对上等的人，君主和他们相处在一起时，都是君主所敬畏的；对中等的人，君主和他们相处在一起时，都是君主所爱惜的；对下等的人，君主和他们相处在一起时，都是君主所使唤的。我虽然不贤，但先父的旧臣都在场，因此我难以使唤他们。”
  季孙喜欢文士，一生很庄重，日常的生活打扮常像在朝廷里一样。一次季孙偶尔疏忽，出了差错，不能够保持到底。所以门客便以为是讨厌和轻视自己，大家怨恨起来，于是杀了李孙。因此，君子行事不要太过分，不要趋于极端。
另一种说法：南宫敬叔问颜涿聚说：“季孙蓄养孔子的门徒，穿着朝服同他坐在一起要以十为单位来计数，然而他终被刺杀，为什么呢？”颜涿聚说。“过去周成王亲近优伶保儒来放松他的思想，但要和君子一同决定事情，因此能够满足他想得到天下的欲望。现在季孙蓄养孔子的门徒，穿着朝服和他坐在一起的要以十为单位来计数，但却和优伶侏儒一同决定事情，因此被人刺杀了。所以说，不在于平时和什么人相处。而在于和什么人商量大事。”
  孔子在鲁哀公处侍坐，鲁哀公赏给他桃子和黍子。哀公说：“请吃吧。”孔子先吃黍子，然后吃桃子，旁边的人都捂嘴偷笑。哀公说：“黍子不是当饭吃的，是用来擦拭桃子的。”孔子回答说：“我早就懂得。黍子是五谷之首，祭祀先王时属于上等祭品。瓜果有六种，桃子属于最下等的，祭先王时不能进入宗庙。我听说，君主用低贱的擦拭高贵的，没听说过用高贵的擦拭低贱的。现在用五谷之首的黍去擦拭瓜果中最下等的桃子，这是用上等的去擦拭下等的。我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敢把桃子放到宗庙祭品的前面来吃。”
  赵简子对侍从说：“车上铺的席子过分华美了。帽子虽贱，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贵，一定是踩在脚下。现在车上铺的席子这么过分地华美，我该用什么鞋子去踩在上面呢？美化了下面，损耗了上面，就是妨害了义的根本。”
  费仲劝说商纣：“西伯姬昌能干，百姓喜欢他，诸侯依附他，不能不杀；如果不杀，一定会成为商朝的祸根。”纣王说：“你说的是讲仁义的君主，哪能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丽，一定要踩到地上。如今西伯姬昌是个做臣子的，修行仁义而人心归附，最终成为天下的祸患，他大概一定会昌盛吧？臣子不用他的才能为君主效力，是不可不杀的。况且是君主杀臣子，怎么会有过错呢？”商纣说：“仁义是君主用来勉励臣下的。现在西伯昌爱好仁义，不能杀掉他。”再三劝说纣都不听，所以商朝终于灭亡了。
  齐宣王问匡倩说：“儒家人士弈棋吗？”匡情说：“不奔棋。”宣王说：“为什么？”匡倩回答说：“弈棋的人看重枭这颗子，取胜的一方一定要杀枭。杀枭，也就是杀掉尊贵的东西。儒家人士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弈。”宣王又问道：“儒家人士射鸟吗？”匡倩说：“不射。射鸟，是从下面向上面射去，正像臣下伤害君主。儒家人士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射。”宣王又问：“儒家人士弹瑟吗？”匡情说；“不弹。瑟是弹小弦发出大声，弹大弦发出小声，即是大小颠倒了次序，贵贱改变了位置。儒家人士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弹。”宣王说：“说得好。”孔子说：“与其使人们讨好下级，不如使他们奉承上级。”

  说四
  钜者，齐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齐、魏之君不明，不能亲照境内，而听左右之言，故二子费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欲，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邺，今臣得矣，原请玺复以治邺。不当，请伏斧锧之罪。”文候不忍而复与之。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候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候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
  齐有狗盗之子，与刖危子戏而相夸。盗子曰：“吾父之裘独有尾。”危子曰：“吾父独冬不失裤。”
  子绰曰：“人莫能左画方而右画圆也。以肉去蚁蚁愈多，以鱼驱蝇蝇愈至。”
  桓公谓管仲曰：“官少而索者众，寡人忧之。”管仲曰：“君无听左右之请，因能而受禄，禄功而与官，则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韩宣子曰：“吾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对曰：“使驺尽粟以食，虽无肥，不可得也。名为多与之，其实少，虽无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审其情实，坐而患之，马犹不肥也。”
  桓公问置吏于管仲，管仲曰：“辩察于辞，清洁于货，习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请立以为大理。登降肃，以明礼待宾，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垦草创邑，辟地生粟，臣不如宁戚，请以为大田。三军既成阵，使士视死如归，臣不如公子成父，请以为大司马。犯颜极谏，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谏臣。治齐，此五子足矣；将欲霸王，夷吾在此。”
  说四
  钜是齐国的隐士，孱是魏国的隐士。齐、魏两国君主不明察，不能亲自洞悉国内情况。却偏听亲信的话，所以这两个隐士花费金钱玉壁来求得做官。
  西门豹做邮地的行政长官，清廉正直，一丝半毫都不谋私利，但很轻慢君主的近侍。近侍因此相互勾结中伤他。过了一年；西门豹去上缴赋税，汇报政绩，魏文侯收回了他的官印。西门豹请求说：“我过去不知道治理邺地的方法，现在我懂了，希望发还官印，让我再去治理邮地。如果治理不好，愿受重刑处死。”文侯不忍心拒绝，又把官印交给他。西门豹因而加重搜刮百姓钱财，极力侍奉君主近侍。过了一年，西门豹前去上缴赋税，汇报政绩，文侯亲自迎接，并加礼拜。西门豹回答说：“往年我为您治理邺地，而您要收回我的官印，现在我为您的近侍治理邺地，您反而要礼拜我。我无法治理邺地了。”于是交还官印离去。文侯不接受官印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尽力为我治理邺地。”最后没有接受西门豹的官印。
  齐地有披狗皮行窃的贼的儿子与受刑砍断脚的人的儿子在一起开玩笑并相互夸耀。盗贼的儿子说：“唯独我父亲的皮衣上有尾巴。”断脚人的儿子说：“唯独我父亲冬天不费裤子。”
  子绰说：“没有人能够同时用左手画方，用右手画圆。用肉去赶蚂蚁，蚂蚁会越来越多；用鱼去赶苍蝇，苍蝇会越聚越多。”
  齐桓公对管仲说；“官位少，但求官的人却多，我很为此担忧。”管仲说：“您不要听从亲信的请求，根据才能而授予俸禄，记录功劳而给予宫职，就没人敢要求官职了，您还担忧什么？”
  韩宣子说：“我的马，豆谷饲料很多，马却很瘦，为什么？我为此担忧。”周市回答说：“让养马的人用充足的饲料去喂马，即使不想让它肥，也是不可能的。嘴卜说多给马吃，实际上给得很少，即使不想要它瘦，那也是不可能的。君王不去考察实情，而坐在那里担忧，马还是不会肥的。”
  齐桓公向管仲问设置官吏的事，管仲说；“辨别清楚诉讼双方的言辞，廉洁不贪财物，熟悉人情世故，我比不上弦商，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刑狱的官。升升降降，恭敬谦让，用明确无误的礼仪接待宾客，我比不上限朋，请您任命他为主管礼宾的官。开垦荒地，充实城市，开辟土地，种植粮食，我比不上宁戚，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农业的官。三子军已经摆好阵势，便士兵视死如归，我比不上公子成父，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军政的宫。冒犯龙颜，极力劝谏，我比不上东郭牙，请您任命他为主管谏议的官。‘治理好齐国，这五个人就够用了；若要成就霸王之业，则有我管夷吾在这里。”

  说五
  孟献伯相晋，堂下生藿藜，门外长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晋无衣帛之妾，居不粟马，出不从车。叔向闻之，以告苗贲皇。贲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禄以付下也。”
  一曰：盂献伯拜上卿，叔向往贺，门有御马不食禾。向曰：“子无二马二与，何也？”献伯曰：“吾观国人尚有饥色，是以不秣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舆。”向曰：“吾始贺子之拜卿，今贺子之俭也。”向出，语苗贲皇曰：“助吾贺献伯之俭也。”苗子曰：“何贺焉？夫爵禄旗章，所以异功伐，别贤不肖也。故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且夫卿必有军事，是故修车马，比卒乘，以备戎事。有难，则以备不虞；平夷，则以给朝事。今乱晋国之政，乏不虞之备，以成节，以洁私名，献伯之俭也可与？又何贺？”
  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为仲父。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
  一曰：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鼎。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
  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逼下。
  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主俯而笑曰：“夫树柤梨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中牟无令，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三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谁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仇也？”曰：“私仇不入公门。”公又问曰：“中府之令，谁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赵武所荐四十六人于其君，及武死，各就宾位，其无私德若此也。
  平公问叔向曰：“群臣孰贤？”曰：“赵武。”公曰：“子党于师人。”向曰：“武立如不胜衣，言如不出口，然所举士也数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赖之。况武子之生也不利于家，死不托于孤，臣敢以为贤也。”
  解狐荐其仇于简主以为相。其仇以为且幸释己也，乃因住拜谢。狐乃引弓迎而射之，曰：“夫荐汝，公也，以汝能当之也。夫仇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拥汝于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门。
  一曰：解狐举邢伯柳为上党守，柳往谢之，曰：“子释罪，敢不再拜？”曰：“举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郑县人卖豚，人问其价。曰：“道远日暮，安暇语汝。”
  说五
  盂献伯做晋相，院子里生出野草，大门外长起荆棘，吃饭没有两样菜，坐时不垫两层席，内室没有穿丝织品的妄，居家不用谷牙喂马，外出没有副车随从。叔向听说后。把这件事告诉给苗责皇。苗责皇非议说：“这是弃置君主的爵禄赏赐而讨好下人。”
  另一种说法：盂献伯被封为上卿，叔向前去祝贺，孟家门外有车马，马不吃谷子。叔向说；“您没有两套马、两辆车，为什么？””献伯说；“我看到国人脸上还有饥色，因此不用谷子喂马；看到头发斑白的老人大多步行，所以不用两辆车子。”叔向说：“我起先来祝贺您封为上卿，现在要祝贺您的节俭了。”叔向出来，告诉苗贲皇说：“帮助我去祝贺献伯的节俭。”苗贲皇说；“这有什么好祝贺的呢？爵禄和旗帜是用来标明功劳大小、区别贤和不贤的。所以晋国的礼法是，上大夫拥有两辆车两套马。中大夫拥有两辆车一套马，下大夫拥有一套马。这是用来标明等级的。再说卿一定要掌管军事，因而要修整车马，训练步卒、战车，以便准备好打仗。国家有难时就可以用来防备意外，太平时就可以供朝事使用。现在他扰乱晋国的政事，缺乏预防不测的准备，却用来成全自己的节操，用来光耀私人的名声，盂献伯的这种俭省，能容许吗？又祝贺什么呢？”
  管仲担任齐相，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贫困。”齐桓公说：“让你拥有三归俸禄的家业。”管仲说：“我富有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把管仲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姓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是我和您的关系疏运。”于是桓公立管仲为仲父。孔子听到后非议说：“管仲威胁君主太过分了。”
  另一种说法：管伸出门时，坐的车用朱红车盖和青色车衣；回来时，用鼓乐引路。庭院有陈列的大鼎，家里有十分之三的商税收入。孔子说：“管仲是个良大夫，但他过分威胁君主了。”
  孙叔敖任楚相，坐的是母马拉的普通运输车，吃的是粗饭、菜羹和干鱼的膳食，冬天穿羊皮衣，夏天穿葛布衣，面带饥色，他确实是个良大夫了，但过于俭省，威胁到了下层官员。
  阳虎离开齐国逃奔赵地，赵简子问道：“我听说你善于栽培人。”阳虎说：“我在鲁对，栽培过三个人，都做了令尹；等到我在鲁获罪，都来搜索我。我在齐时，推荐了三个人，一个人能接近国君，一个人做县令，一个人做边防官；等到我获罪了，接近国君的不会见我，做县令的前来捉拿捆绑我。做边防官的追我直到边境，没有追上才罢休。我不善于栽培人。”赵简子低头笑着说：“种植橘柚，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种植枳棘，长大后反而刺人。所以君子栽培人时要慎重。”
  中牟地方没有县令。晋平公问赵武说：“中牟是我国的要地，是邯郸的重镇。我想选用一个好县令，派谁去好呢？”赵武说：“邢伯子可以。”平公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赵武说：“私仇不关公事。”平公又问道：“内库的主管，派谁行呢？”赵武说：“我的儿子就行。”所以说，对外举荐不避开仇人，对内举荐不避开儿子。赵武举荐的四十六个人，到他死后，来吊唁时都坐在客位上，他就是这样的不考虑个人恩德。
  晋平公问叔向说：“群臣中谁贤能？”叔向说：“赵武贤能。”平公说：“你跟老上级结成私党了。”叔向说：“赵武站立时好像连穿的衣服都负担不了，讲话时好像呐呐不能出口，可是他举荐的几十个人，个个都发挥了自己才能，公家很依靠他们。赵武活着时不为自家谋取私利，死了又不将孤儿委托给国家，因此我敢认为他贤能。”
  解狐举荐他的仇人做赵简子的相。他的仇人以为关系好转而消除了对自己的仇怨，就前去拜谢，解狐于是拉开弓迎头射去，说：“我举荐你是为公，是因为你能胜任。和你有仇，这是我的私怨。不能因为与你有私仇，就让君主不能了解任用你。”所以私怨不关公事。
  另一种说法：解狐推荐邢伯柳做上党太守，邢伯柳前往拜谢，说：“你开脱了我的罪过，岂敢不来拜谢？”解狐说：“推荐你是为公，怨恨你是私仇。你走吧，我跟原先一样怨恨你。”
  郑县人卖小猪，别人间他价钱，他说：“路远，天晚，我哪有空告诉你。”

  说六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击之以杖：“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无所容则危身，非徒危身，又将危父。”
  子产者，子国之子也。子产忠于郑君，子国谯怒之曰：“夫介异于人臣，而独忠于主。主贤明，能听汝；不明，将不汝听。听与不听，未可必知，而汝已离于群臣；离于群臣，则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也。”
  梁车新为邺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后，门闭；因逾郭而入。车遂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兹，夺之玺而免之令。
  管仲束缚，自鲁之齐，道而饥渴，过绮乌封人而乞食。鸟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窃谓仲曰：“适幸，及齐不死而用齐，将何报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子？”封人怨之。
  说六
  范文子喜欢直说，他父亲武子用手杖打他：“直说的人不被人所宽容，不被宽容就危及自身。不只是危及自身，还将危及父亲。”
  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子产忠于郑国国君，子国怒责他说：“孤傲地离异臣子，独独去忠于君主。君主贤明，能听从你；君主不贤明，就不会听从你。听或不听，还不能确知，你却已经脱离群臣了。脱离群臣，就一定会危及自身了。不只是危及自身，又将危及父亲。”
  梁车刚担任邺县县令，他姐姐前去看他，天晚了才赶到，城门已关，于是她越过外城进去，梁车就依法砍断了她的脚。赵成侯认为梁车不慈善，就收回他的官印，罢免他的官职。
  管仲被捆绑起来，从鲁国押送到齐国，路上又饥又渴，他路过绮乌边防时，就向边防宫讨食。绮乌边防官跪着给管仲进食，非常恭敬。边防官于是私下对管仲说：“如能侥幸到齐不死，并在齐国执政，该怎样报答我呢？”管仲说：“果真如你所说那样，我将任用贤人，使用能人，论功行赏，我能用什么报答你呢？”边防官因此怨恨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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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
  经一
  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师旷之对，晏子之说，皆合势之易也，而道行之难，是与兽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故季孙让仲尼以遇势，而况错之于君乎。是以太公望杀狂矞，而臧获不乘骥。嗣公知之，故不驾鹿。薛公知之，故与二孪博。此皆知同异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说在畜鸟。
  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方法有三种：
  经一
  对权势不能加以驯化的臣下，君主就要把他除掉。师旷的回答，晏婴的议论，都丢掉了利用权势控制臣下这种易行的办法，而去称道实施恩惠争取民众这种困难的办法，这就如同，和野兽赛跑，不知道除掉祸害。祸害可以及早除掉。在子夏解释《春秋》时所说的话中已表达出来了；“善于掌握权势的君主，及早杜绝臣下作奸的苗头。”所以，季孙为孔子的门徒滥用权势而向他提出指责，何况把这样的事移于君主呢？因此，姜太公杀掉不为君主所用的狂禖，就像奴仆不乘貌似雄骏的劣马一样。卫嗣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拿鹿不能驾车来说明不能用如耳为相；薛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一对孪生子赌博时用权术吓唬他们。这些人都懂得君臣之间利害关系是相反的。所以明君豢养臣下的道理，在养乌鸦的故事中可以体现出来。

  经二
  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恶见则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辞言通则臣难言，而主不神矣。说在申子之言“六慎“，与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国羊之请变，与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献十珥也，与犀首、甘茂之道穴闻也。堂谷公知术，故问玉卮；昭候能术，故以听独寝。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
  经二
  君主成了群臣共同对准的目标。因此，君主如果表现出爱憎，就会被臣下利用，这样君主就被迷惑了；君主把听到的话泄露出去，臣下就难以向君主进言，君主也就做不到神明了。有关的解说在“说二”中申不害讲君主应该在六个方面谨慎小心，以及唐易鞠谈论七射飞禽的道理。不这样做的祸患在国羊用表示悔改来试探君主对他的态度和韩宣王的近侍从宣王的叹息中窥探到他的态度。阐明上述观点的有靖郭君用十个玉珥测试齐威王爱哪个妾，以及甘茂派人从小洞里偷听到秦惠王的话，因而用计陷害犀首，堂{奚谷}公懂得术，所以问及玉杯无底来说明君主不能把群臣的话泄露出去；韩昭侯能用术，所以才能听取堂{奚谷}公的话而独自睡觉以免泄密。明君的治国原则，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

  经三
  术之不行，有故。不杀其狗则酒酸。夫国也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无尧之再诛，与庄王之应太子，而皆有薄媪之决蔡妪也。知贵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吴起之出爱妻，文公之斩颠颉，皆违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弹疽者，秘其忍痛者也。
  经三
  法术不能推行、总是有缘故的。卖酒人不杀掉他的恶狗，酒就会发酸。国家也有恶狗，况且君主的近侍都像是躲在社坛里的老鼠。一般的君主都不能像尧那样，一再杀掉反对自己决定的人；不能像楚庄王答复太子时那样，把坚决执法的臣子看作是最好的臣子；而都像薄媪那样，自家的主张却要取决于蔡巫婆。要区分贤能的人和无能的人，就用教歌之类的方法先予以测试。吴起因为爱妻织的布不合规定而把她休掉，晋文公因爱臣颠颉不遵从法令而把他杀掉，都是违反自身感情的。所以能让人治疗毒疮的人，一定是那些能忍痛的人。

  说一
  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
  齐景公之晋，从平公饮，师旷侍坐。景公问政于师旷曰：“太师将奚以教寡人？”师旷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将出，又复问政于师旷曰：“太师奚以教寡人？”。师旷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师旷送之，又问政于师旷。师旷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归思，未醒，而得师旷之所谓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齐民，家富贵而说之，拟于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谓我惠民，使我与二弟争民邪？于是反国，发禀粟以赋众贫，散府馀财以赐孤寡，仓无陈粟，府无馀财，宫妇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禄米，鬻德惠施于民也，已与二弟争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晋。
  景公与晏了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晏子对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国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对曰：“夫田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杀一牛，取一豆肉，馀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馀以衣士。故市木之价不加贵于山，泽之鱼监龟鳖赢蚌不贵于海。君重敛，而田成氏厚施。齐尝大饥，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秦周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已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归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国而田成氏有之，今为之奈何？”晏子对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势，而师旷、晏子不知患。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使王良佐辔，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矣。今释车舆之利，捐六马之足与王良之御，而下走逐兽，则虽楼季之足无时及兽矣。托良马固车，则臧获有馀。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为因马之利，释车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势之主也，而师旷、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
  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当此之为，子路以其私秧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其也。今以由之伯粟而餐民，其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礼也！女之餐之，为受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候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家其家，过其所受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餐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以孔子之贤，而季孙非鲁君也，以人臣之资，假人主之术，蚤禁于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势而禁田常之侵也，则必无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以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一曰：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候，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于其轸也。”
  如耳说卫嗣公，卫嗣公说而太息。左右曰：“公何为不相也？”公曰：“夫马似鹿者，而题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马而无千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也。今如耳万乘之相也，外有大国之意，其心不在卫，虽辩知，亦不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子相魏昭候也，左右有栾子者曰阳胡，潘，其于王甚重，而不为薛公。薛公患之，于是乃召与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问，谒者言客张季之子在门，公怫然怒，抚兵而授谒者曰：“杀之！吾闻季之不为文也。”立有间，时季羽在侧，曰：“不然。窃闻季为公甚，顾其人阴未闻耳。”乃辍不杀客大礼之，曰：“曩者闻季之不为文也，故欲杀之；今诚为文也，岂忘季哉！“告廪献千石之粟，告府献五百金，告驺私厩献良马固车二乘，因令奄将宫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遗季也。栾子因相谓曰：“为公者必利，不为公者必害，吾曹何爱不为公？”因私竞劝而遂为之。薛公以人臣之势，假人主之术也，而害不得生，况错之人主乎！
  夫驯鸟者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说一
  奖赏、称赞不能使他奋勉，惩罚、谴责不能使他畏惧，赏、誉、罚、责加到身上都无动于衷，就应当除掉他。
  齐景公到晋国，随晋平公饮洒，师旷陪坐。齐景公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说：“您将用什么来教我呢？”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饮到一半的时候，酒兴正浓，又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您用什么来教我？”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景公出门去住处，师旷送行。景公又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景公回到住处，考虑着这句话，酒还没有醒，就明白了师旷说话的意思——公子尾、公子夏是齐景公的两个弟弟，很得齐国民众的心。他们的私家又富又贵，民众又喜欢他们，可以和公室相比，这是危及君位的事情。现在叫我施惠于民，大概就是让我和两个弟弟争夺民众吧？——于是景公回到齐国，发放米仓粮食给予贫困民众，散发财库多余钱财去赏给孤寡人家。米仓没有陈年的粮食，财库没有多余的钱财，君主没有临幸过的宫女嫁了出去，七十岁以上的人可以得到国家供给的粮食。这是把恩德布施给民众，用来和两个弟弟争夺民众。过了两年，两个弟弟出逃，公子夏逃到楚国，公子尾逃到晋国。
  齐景公和晏子在渤海游玩，登上柏寝的台观，回头眺望自己的国都，说：“真美啊：广大弘阔，雄伟壮观！后代谁能拥有这样的国都？”曼子回答说：“大概是田成子吧！”景公说：“我拥有这个国都，却说田成子会拥有，为什么？”曼子回答说：“田成子很得齐国的民心。他对待民众，向上请求爵位俸禄赐给大臣，向下私自增大量器出贷粮食，缩小量器来回收。杀一头牛，自己只拿一盘肉，剩下的用来供养士人。一整年的布帛，自己只取七丈二尺，剩下的都给士人穿。所以集市上木头的价格不比山上的贵，湖泊里的鱼、盐、龟、鳖、螺、蚌的价格不比海里的贵。您加重搜刮，而田成子更多地施舍，齐国曾遇特大荒年，路边饿死的人不能数清，父子相携投奔田成子的，没有听说不能活下去的，所以全国民众都相聚歌唱道：‘哎呀，快要完了吧！成了，还是去投奔田成子！’《诗》上说：‘虽然没有什么恩德施给你们，你们却高兴得又歌又舞。’现在从田成子的恩德和民众的歌舞来看，民众都将情愿投奔他了。所以说：‘大概是囚成子吧。”’齐景公眼泪汪汪地说：“不是太悲哀了吗？我享有的国家却被田成子占去了。现在该怎么办呢？”曼子回答说：“您何必担忧呢？如果您想夺回它，就亲近贤人，疏远不贤的人，治理混乱的局面，放宽刑罚，救济贫困，抚恤，孤寡，施行恩惠，资助不富裕的人，民众就会归心于您。那么即使有十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么样呢？”
  有人说：景公不懂得使用权势，师旷、晏子不懂得除去祸患。打猎的人凭借车厢的安稳，依靠六匹马的脚力，用王良帮助驾车，那么自身毫不费力就可以轻易地追上轻捷的野兽了。现在丢掉车厢的便利，舍弃六匹马的脚力和王良的驾驭，却下车跑着追逐野兽，那么即使是楼季那样的快腿也没有追上野兽的时候了。依靠良马坚车，就是奴仆驾车追赶野兽，力量也会有余。国家好比君主的车，权势好比君主的马。不运用权势来限制和处罚那些擅施仁爱的臣子，而一定要用丰厚的恩惠，和普通人同样做法去争取民众，这样的做法，都像是不利用君主的车子，不依仗马的便利，丢掉车子而下地跑路一样。所以说：齐景公是不懂得运用权势的君主，而师旷、晏子是不懂得除去祸患的臣子。
  子夏说：“《春秋》上记载臣杀君、子杀父的事件，要以十为单位来计算。这不是一天就都积累起来的，而是逐渐积累以至于此的。”凡是奸人，阴谋活动的时间长了，势力就有所积累；积累多了，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能杀人，所以明君应该及早消灭他们。现在田成子作乱，有苗头露出来了，但君主不杀他。晏子不让他的君主禁止侵权犯法的臣子，却让他的君主施行恩惠，结果齐简公受到了祸害。所以子夏说：“善于掌握权势的人，要及早杜绝奸邪的苗头。”
  季孙做鲁相，子路做邱邑的长官。鲁国在五月份发动民众开挖长沟，在开工期间，子路用自己的俸粮做成稀饭，邀请挖沟的人到五父路上来吃。孔子听说后，叫子贡去倒掉他的饭，砸烂盛饭的器皿，说：“这些民众是属于鲁君的，你干吗要给他们饭吃？”子路勃然大怒，握拳露臂走进来，质问说：“先生憎恨我施行仁义吗？从先生那里学到的，就是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与天下的人共同享有自己的东西，共同享受’自己的利益。现在用我自己的俸粮去供养民众，为什么不行？”孔子说：“子路好粗野啊!我以为你懂了，你竟还不懂。你原来是这样的不懂得礼，你供养民众，是爱他们。礼法规定，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国境以内，大夫爱官职所辖，士人爱自己的家人，越过应爱的范围就叫冒犯。现在对于鲁君统治下的民众；你却擅自去爱，这是你在侵权，不也属胆大妄为吗！”话没说完，季孙的使者就到了，责备说，“我发动民众而驱使他们，先生让弟子给徒役吃饭，是想夺取我的民众吗？”孔子驾车离开了鲁国。以孔子的贤明，而季孙又不是鲁君，对于以臣子的身分，借用君主的权术，能在危害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及早杜绝，使子路不能施行个人的恩惠，使危害不致发生，何况是君主呢？用齐景公的权势去禁止田常争取民众的越轨行为，那就必定不会出现被劫杀的祸患了。
  姜太公受封于东方的齐国，齐国东海边上有兄弟二人，名叫狂禖、华士，是隐居的士人，他们确定为人宗旨说：“我们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我们无求于人。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我们不为做官忙碌而要从事体力劳动。”姜太公到了齐都营丘，派官吏捕杀了他们，作为最先问斩的对象。周公旦在鲁国听到这件事后，派出紧急的传信专车前往，向姜太公询问说；“这两位是贤士。现在您有了封国而杀了贤士，为什么？”姜太公说：“这兄弟两个确定为人宗旨说；‘我们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我们无求于人，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我们不为做官忙碌而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不臣服天子的话，那我就不可能把他们看作臣子了；他们不结交诸侯的话，那我就不可能派他们出使了；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不求助于别人的话，那我就不可能用赏罚来勉厉和约束他们。况且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聪明，也不能为我所用；他们不仰望君主授予的俸禄，即使贤明，也不能为我立功。他们不愿意做官就无法管教，不接受任用就对上不忠。再说先王之所以能驱使臣民，不是依靠爵禄，就是依靠刑罚。现在爵、禄、刑、罚都不足以驱使他们，那么我将做谁的主子呢？不打仗立功而显贵，不耕田种地而扬名，这又不是来教化国人的办法。假如有匹马在这儿，像良马的样子，是天下最好的马。但驱赶它，它不上前；制止它，它不停步；叫它左，它不左；叫它右，它不右；那么奴仆虽然低贱，也不依托它的脚力。奴仆之所以希望把脚力寄托在良马身上，是因为依托良马可以得到利益，避免危害。现在不受人的支配，奴仆虽然低贱，也不依托它的脚力了。这样，他们自以为是世上的贤士，而不愿为君主所用，自以为行为好到了极点，而不肯为君主卖力，这不是明君可以用作臣子的，也就像良马不可以使唤一样。因此，我要杀掉他们。”
  另一种说法：姜太公被封在东方的齐国。东海边有个贤士叫狂禖，姜太公听说后，前去登门求见，三次在门前停下马车，狂禖都不答应见面。姜太公将处死他。当此之时，周公旦在鲁国，驾车前去制止。等赶到齐地，姜太公已杀了狂棋。周公旦说：“狂禖是天下的贤士，您为什么要杀他？”姜太公说：“狂禖主张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我伯他扰乱法度改变教令，所以拿他作第一个问斩的对象。假如有一匹马在这里，样子很像良马，但是赶了它不走动，拉了它不前进，即使是奴仆也不会把脚力寄托在它拉的车子。”
  如耳游说卫嗣公，卫嗣公又高兴又叹息。近侍说；“您为什么不任命他为相国？”卫嗣公说：“一匹像鹿的马可以标价千金，然而有价值千金的马，没有价值千金的鹿，因为马能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现在如耳是做大国相国的材料，表现出要到大国谋职的意愿，他的心不在卫国，虽有辩才和智谋，也不能为我所用，我因此不任他为相。”
  薛公做魏昭王的相国时，昭王近侍中有一对孪生子名叫阳胡、潘其，很受昭王的器重，但不肯替薛公效劳。薛公为此感到忧虑，于是就召他们来赌博。薛公给他们每人一百金，让他们兄弟二人赌博；一会儿又给每人增加二百金。刚赌了一会儿，传达官通报门客张季的儿子在门口。薛公悖然大怒，拿出兵器交给传达官说：“杀了他！我听说张季不肯为我效劳。”一会儿，刚好张季的党羽在边上，说：“不是这样的。我私下听说张季为您出力很多，只是他暗中出力，您没有听到罢了。”薛公就停了下来，不再杀门客张季的儿子，并厚礼相待，说：“过去我听说张季不为我效劳，所以想杀他；现在知道他确实为我出力，我怎么能忘了他呢!”于是通知管粮仓的人送给他千石粮食，通知管财库的人送给他五百金，通知养马的人从自己的马棚里拿出好马坚车二乘送给他，接着还命令宦官把宫中的二十个美女一并送给张季。孪生子就商量说：“既然为薛公效劳一定获利，不为薛公效劳一定受害，我们为什么不情愿为薛公效劳？”因而私下争相劝勉并行动起来替薛公效劳。薛公以臣子的势位，假借君王的权术，使祸害不能发生，何况把这种权术移用到君主身上呢？
  驯养乌鸦的人要剪断乌鸦的翅膀和尾巴下边的羽毛。剪断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后，乌鸦就必须靠人喂养，怎能不驯服呢？明君蓄养臣子也是这样，要使臣子不得不贪图君主给他的俸禄，不得不臣服君主给他的名位。贪图君主给的俸禄，臣服君主给的名位，怎么能不驯服呢？

  说二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饰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
  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随女。而有知见也，人且匿女；而无知见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无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无为可以规之。”
  田子方问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对曰“鸟以数百目视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谨周子禀。”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国。”郑长者闻之曰：“田子方知欲为禀，而未得所以为禀。夫虚无无见者，禀见。”
  一曰：齐宣王问弋于唐易子曰：“弋者奚贵？”唐易子曰：“在于谨禀。”王曰：“何谓谨禀？”对曰：“鸟以数十目视人，人以二目视鸟，奈何不谨禀也？故曰'在于谨禀'也。”王曰：“然则为天下何以为此禀？今人主以二目视一国，一国以万目视人主，将何以自为禀乎？”对曰：“郑长者有言曰：'夫虚静无为而无见也。'其可以为此禀乎！“
  国羊重于郑君，闻君之恶己也，侍饮，因先谓君曰：“臣适不幸而有过，愿君幸而告之。臣请变更，则臣免死罪矣。”
  客有说韩宣王，宣王说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说之，以先告客以为德。靖郭君之相齐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献玉珥以知之。
  一曰：薛公相齐，齐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贵于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请置一人以为夫人。王听之，则是说行于王而重于置夫人也；王不听，是说不行而轻于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劝王置之，于是为十玉耳而美其一而献之。王以赋十孺子，明日坐，视美珥之所在而劝王以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爱公孙衍，与之间有所言，曰：“寡人将相子。”甘茂之吏道穴闻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见王，曰：“王得贤相，臣敢再拜贺。”“寡人托国于子，安更得贤相？”对曰：“将相犀首。”王曰：“子安闻之？”对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道之泄，乃逐之。
  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将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与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离主之国。”居期年，犀首抵罪于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将也，恐犀首之代之将也，凿穴于王之所常隐语者。俄而王果与犀首计，曰：吾欲攻韩，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国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于是樗是疾已道穴听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韩，犀首为将。”于是日也，郎中尽知之；于是月也，境内尽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无与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羁旅新抵罪，其孤，是言自嫁于众。”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诸候矣。
  堂谿公谓昭候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无当，可以盛水乎？”昭候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候曰：“可。”对曰：“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今为人之主而漏其君臣之语，是犹无当之玉卮也，虽有圣智，莫尽其术，为其漏也。”昭候曰：“然。”昭侯闻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后，欲发天下之大事，未尝不独寝，恐梦言而使人知其谋也。
  一曰：堂谿公见昭候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无当，有瓦卮而无当。君渴，将何以饮？”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饮者，以其无当耶？”君曰：“然。”堂谿公曰：“为人主而漏泄其君臣之语，譬犹玉卮之无当。”堂谿公每见而出，昭候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
  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说二
  申不害说：“君主的明察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防备他；君主的糊涂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迷惑他。君主的智慧显露出来，人们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蒙蔽他。君主没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会探测他；君主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要引诱他。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知道其中奥妙，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它的端倪。”
  另一种说法：申不害说：“言行谨慎了，人们将会探测你；行动谨慎了，人们将会跟踪你。智慧显露出来了，人们将会躲开你；愚蠢显露出来了，人们将会算计你。有智慧，人们将躲避你；没有智慧，人们将对你采取行动。所以说，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其中奥妙。”
  田子方问唐易鞠说：“射飞禽的人要谨慎什么？”唐易鞠回答说；“鸟用几百只眼睛看着你，你只用两只眼睛防备它们，你要谨慎地密闭你的谷仓。”田子方说；“好。你把这个道理用在射飞鸟上，我把这个道理用在治理国家上。”郑长者听到后说：“田子方知道要守护谷仓，却不知道守护谷仓的办法。那些虚静无为、不外露的人才能守护谷仓。”
  另一种说法：齐宣王向唐易鞠求问射飞鸟的方法，说：“射飞鸟的人看重什么？”唐易鞠说：“在于谨慎地守护谷仓。”宣王说：“什么叫做谨慎地守护谷仓？”唐易鞠说：“鸟用几十只眼睛看着人，人用两只眼睛看着鸟，怎么能不谨慎地守护谷仓。”宣王说：“那么用什么方法像守护谷仓那样来守护国家呢？现在君主用两只眼睛看着全国，而一国的人用上万只眼睛看着君主，将用什么方法自己守护国家这个谷仓呢？”唐易鞠回答说：“郑长者说过这样的话：‘虚静无为，不要外露，’大概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防卫国家这个谷仓了。”
  国羊受到郑君重用，听说郑君厌恶自己，就在侍奉饮酒时，趁机先对郑君说：“我如果不幸犯有错误，深望您能告诉我。请让我改正过错，那样我就可以免除死罪了。”
  有个客人向韩宣王游说，宣王又高兴又叹息。君王近侍就把韩王对说客表示满意的态度争先告诉说客，以此做人情。靖郭君田婴做齐相时，齐王的正纪死了，田婴不知道立谁为正纪，就进献珠玉耳饰来了解真情。
  另一种说法：薛公田婴担任齐相，齐威王的夫人死了，宫中有十个姬妄都被王宠爱着，薛公想了解齐王打算立哪个姬妄为夫人，然后请求立这个人为夫人。齐王听从了，就是建议取得成功，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被齐王看重；齐王不听，就是建议失败，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被齐王看轻。田婴想先知道齐王想立的人，然后再去劝王立她，于是制作了十个珠玉耳饰，并把其中一个制作得特别精美，一起献给齐王。齐王把十个耳饰授给十个姬妄。第二天侍坐时，田婴就观察那只精美的耳饰由谁佩带，就劝齐玉立谁为夫人。
  甘茂做秦惠王的相。惠王喜爱公孙衍，和他私下有话说：“我准备立你为相。”甘茂手下的小官吏从孔洞里偷听到这件事，就去告诉了甘茂。甘茂进见惠王，说：“大王得到贤相，我冒昧前来拜贺。”惠王说：“我把国家托付给你，怎会另外得到贤相？”甘茂回答说：“您准备立犀首将军公孙衍为相。”惠王说：“你怎么听说的？”甘茂回答说：“公孙衍告诉我的。”惠王对公孙衍泄露秘密很生气。就赶走了他。
  另一种说法：犀首是天下的良将，是魏惠王的臣子。秦惠王想用犀首一起治理国家，犀首说：“我是做人臣子的。，不敢离开魏国。”过了一年，犀首因犯罪受到魏王的处罚，逃到秦国，秦王对他很好。樗里疾是秦国的将领，担心犀首会代他为将，在秦王经常说秘密话的地方挖了一个小洞。不久秦王果真和犀首商量，说：“我想攻打韩国，怎么样？”犀首说：“秋天可以。”素王说：“我想劳你负责国家大事，你一定不要外泄。”犀首倒退着拜两拜说：“接受命令。”这时候梧里疾也从小洞里听到他们的谈话了。秦王近侍都说：“秋天起兵攻打韩国，犀首担任将领。”就在这一天里侍从都知道了，就在这个月里，国境以内部知道了。秦王召见樗里疾说：“为什么这样喧哗？消息是从哪里出去的？’’樗里疾说：“好象是犀首。”秦王说：“我没有跟犀首讲过，为什么说是犀首讲的呢？”樗里疾说；“犀首在秦国寄居，由于刚受过处罚，心里感到孤单，想通过这样的话取悦于众人。”秦王说：“对。”派人召见犀百，犀首已逃往别国了。
  堂谿公对韩昭侯说：“假如有个价值千金的玉杯，上下贯通没有底于，可以用来盛水吗？”昭侯说：“不可以。”“有陶器不漏水，可以用来盛酒吗？”昭侯说：“可以。”堂谿公说：“陶器是最不值钱的，如果不漏，就可用它盛酒。虽然有价值千金的玉杯，最值钱，但没有底，不能盛水，那么还有什么人往里面倒饮料呢？现在贵为人君而泄漏群臣言论，这就好象没有底的玉杯一样。臣下虽有极高的智慧，也不肯充分献出自己的谋略，因为伯它被泄露出去。”昭侯说：“对。”昭侯听了堂谿公的话，从这以后，想对天下采取大的行动，没有不是单独睡觉的，唯恐说梦话而让别人知道计谋。
  另一种说法：堂谿公进见韩昭侯说；“假如有白玉杯而没底，有陶瓷杯而有底。你渴了，将用什么喝水？”昭侯说：“用陶瓷杯。”堂谿公说：“白玉杯很美，而您不用它喝水，是因为它没有底吧？”昭侯说：“是的。”堂谿公说：“做君主的泄露群臣的言论，就好比玉杯没有底。”堂谿公每次进见完出去后，昭侯必定单独睡觉，唯恐讲梦话泄密给妻妾。
  申不害说：“能独自观察问题叫明，能独自听取意见叫聪；能独自决断的人，就可以做天下的王。”

  说三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雍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狗铬，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肋，而有道这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问管仲：“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富。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故人臣执柄而擅禁，明为己者必利，而不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为猛狗而龁有道之士矣，左右又为社鼠而间主之情，人主不觉。如此，主焉得无壅，国焉得无亡乎？
  一曰：宋之酤酒者有庄氏者，其酒常美。或使仆往酤庄氏之酒，其狗龁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问曰：“何为不酤庄氏之酒？”对曰：“今日庄氏之酒酸。”故曰：“不杀其狗则酒酸。”一曰：桓公问管仲曰：“治国何患？”对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涂之，鼠因自托也。熏之则木焚，灌之则涂阤，此所以苦于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则为势重以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谩侮蔽恶以欺于君，不诛则乱法，诛之则人主危。据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执柄擅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天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仲尼闻之曰：“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者也。夫至乎诛谏者，必传之舜，乃其难也。”一曰：“不以其所疑败其所察则难也。”
  荆庄王有茅门之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廷理斩其辀戮其御。”于是太子入朝，马蹄践霤，廷理斩其辀，戮其御。太子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则主失威；下尚校则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将何以遗子孙？”于是太子乃还走，避舍露宿三曰，北面再拜请死罪。
  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茆门。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驱车至于茆门。廷理曰：“车不得至茆门。至茆门，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须无潦。”遂驱之。廷理举殳而击其马，败其驾。太子入为王泣曰：“廷中多潦，驱车至茆门，廷理曰'非法也'，举殳击臣马，败臣驾。王必诛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逾，后有储主而不属，矜矣！是真吾守法之牙也。”乃益爵二级，而开后门出太子，勿复过。
  卫嗣君谓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国以为不足仕，则寡人力能仕子，请进爵以子为上卿。”乃进田万顷。薄子曰：“疑之母亲疑，以疑为能相万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妪者，疑母甚爱信之，属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尽以听疑也。然已与肄言者，亦必复决之于蔡妪也。故论疑之智能，以疑为能相万乘而不窕也；论其亲，则子母之间也；然犹不免议之于蔡妪也。今疑之于人主也，非子母之亲也，而人主皆有蔡妪。人主之蔡妪，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绳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内也。绳之外与法之内，仇也，不相受也。”
   一曰：卫君之晋，谓薄疑曰：“吾欲与子皆行。”薄疑曰：“媪也在中，请归与媪计之。卫君自请薄媪。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从之，甚善。”卫君曰：“吾以请之媪，媪许我矣。”薄疑归，言之媪也，曰：“卫君之爱疑奚与媪？”媪曰：“不如吾爱子也。”“卫君之贤疑奚与媪也？”曰：“不如吾贤子也。”“媪与疑计家事已决矣，乃更请决之于卜者蔡妪。今卫君从疑而行，虽与疑决计，必与他蔡妪败之。如是，则疑不得则长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其声反清徵者，乃教之。
  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
  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之，其妻请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与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子毋几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于卫君，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吴子不听，遂去卫而入。
  一曰：吴起示其妻以组，曰：“子为我织组，令之如是。”组已就而效之，其组异善。起曰：“使子为组，令之如是，而今也异善，何也？”其妻曰：“用财若一也，加务善之。”吴起曰：“非语也。”使之衣而归。其父往请之，吴起曰：“起家无虚言。”
  晋文公问于狐偃曰：“寡人甘肥周于堂，卮酒豆肉集于宫，壶酒不清，生肉不布，杀一牛遍于国中，一岁之功尽以衣士卒，其足以战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关市之征而缓刑罚，其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丧资者，寡人亲使郎中视事，有罪者赦之，贫穷不足者与之，其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不足。此皆所以慎产也；而战之者，杀之也。民之从公也，为慎产也，公因而迎杀之，失所以为从公矣。”曰：然则何如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令无得不战。”公曰：“无得不战奈何？”狐子对曰：“信赏必罚，其足以战。”公曰：“刑罚之极安至？”对曰：“不辟亲贵，法行所爱。”文公曰：“善。”明日，令田于圃陆，期以日中为期，后期者行军法焉。于是公有所爱者日颠颉，后期，吏请其罪，文公陨涕而忧。吏曰：“请用事焉。”遂斩颠颉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后百姓皆惧曰：“君于颠颉之贵重如彼甚也，而君犹行法焉，况于我则何有矣。”文公见民之可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克之；伐卫，东其亩，取五鹿；攻阳胜虢；伐曹；南围郑，反之陴；罢宋围。还与荆人战城濮，大败荆人；返为践土之盟，遂成衡雍之义：一举而八有功。所以然者，无他故异物，从狐偃之谋，假颠颉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则烦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弹之。今人主之于治亦然：非人不知有若则安；欲治其国，非如是不能听圣知则诛乱臣。乱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亲爱也。人主所甚亲爱也者，是同坚白也。夫以布衣之资，欲以离人主之坚白所爱，是犹以解左髀说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说不行者也。
  说三
  宋国有一个卖酒的人，量酒非常公平，待客非常殷勤，酿酒非常醇美，酒旗挂得又高又显眼，但却卖不出去，酒都变酸了。他对此感到诧异，不知原因何在，就去问他熟悉的地方长老杨倩，杨倩说：“你养的狗凶吗？”他说：“狗凶。可是酒为什么就卖不出去呢？”杨倩说：“人们伯狗呀。有人让小孩子揣着钱拿着壶瓮去买洒，猛狗却迎上来咬他。这就是酒变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猛狗。法术之士怀有治国的策略，想使大国的君主明察起来，大臣却像猛狗一样迎上去乱咬，这也就是君主被蒙蔽和挟持，而法术之士不能受到重用的原因所在。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治理国家最怕什么？”管仲回答说：“最怕社坛里的老鼠呀。”桓公说：“干吗要伯社坛里的老鼠呢？”管仲回答说：“您曾看见过那些做社坛的人吗？把木头树起来；涂上泥巴；老鼠咬穿了木头，挖洞藏身在里面，用烟火熏它吧，又伯涂上的泥巴掉下来：这就是捉不到社鼠的原因。现在君主身边的近侍，在朝廷外就卖弄权势，从民众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就紧密勾结，在君主面前隐瞒罪恶。在宫内刺探君主的情况告诉宫外的同党，内外勾结助长权势，群臣百官以此获得富贵。官吏不诛杀他们，国法就要受到扰乱；诛杀他们，君主就不得安宁。他们控制着君主，也就是国家的社鼠啊。”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大臣既像猛狗一样迫害法术之士，左右近侍又像社鼠一样刺探君主内情，而君主却不能察觉。这样，君主怎能不受蒙骗，国家怎能不衰亡呢？
  另一种说法：宋国卖酒的人中有个叫庄氏的，他的酒一直很美。有人派仆人前去买庄氏的酒，庄家的狗乱咬，仆人不敢去，就买了别家的酒。有人问道：“为什么不买庄氏的酒？”仆人回答说：“今天庄氏的酒酸。”所以说，不杀掉庄氏的狗，酒就会变酸。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家害怕什么？”管仲回答说：“最怕社鼠。社坛，立了木头，涂上泥巴，老鼠趁势藏身在里面。用烟熏它，木头就会烧毁；用水灌它，涂上的泥巴就会掉下来。这就是人们苦于社鼠的原因。现在君主的左右近侍，在朝廷外就卖弄权势，从民众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就紧密勾结，欺瞒隐罪来蒙骗君主。不诛杀他们，就会扰乱国法；诛杀他们，君主就会不安。他们控制着君主，也就是社鼠了。”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所以左右近侍像社鼠，掌权的大臣像猛狗，治国的法术就行不通了。
  尧想把天下传让给舜。鲧劝谏道：“不吉利啊！谁会把天下传让给平民呢？”尧不听，起兵在羽山郊外诛杀了鲧。共工又劝谏道：“谁会把天下传让给平民呢？”尧不听，又起兵在幽州都城杀了共工。于是天下没有人敢说不要把天下传让给舜。孔子听到后说：“尧知道舜的贤明，并不是困难的事。至于杀掉那些劝阻一定传位给舜的人，确实是困难的。”另一种说法是，孔子说：“不因为进谏的人提出疑问而败坏自己明察的事情才是困难的啊。”
  楚庄王有外朝的法规是：“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有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处的，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掉他的车夫，”这期间太子入朝，马蹄踩到屋循下滴水的地方，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了他的车夫。太子发怒了，进去向庄王哭泣道：“替我报仇，杀了执法官。”庄王说：“法是用来敬宗庙，尊社稷的。所以能确定法制，遵从法令，尊敬社稷的，是国家的臣子，怎么可以诛杀呢？违犯法制，废除法令，不尊敬社程的，是臣下凌驾君主之上，臣下侵犯君主。臣下凌驾君主之上，君主就失去威势，臣。下侵犯君主，君主的地位就危险。威势失去，地位危险，国家不能保有，我将拿什么传给子孙？”于是太子就回头跑开，躲避到外面露宿了三天，面北一再拜请给予死罪。
  另一种说法：楚王急召太子。——楚国法令规定，车子不准坐到第二道门。——天下着雨，院子里有积水，太子就把车子赶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车子不能到达第二道门。到达第二道门是不合法的。”太子说：“国王召唤得很急，我不能等到没有积水。”接着就赶马向前。执法官举起兵器刺向太子的马，摧毁太子的车。太子进去，对楚王哭诉道：“院子里积水、很多，我赶车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不合法，举起兵器刺我的马，毁我的车。父王一定要杀了他。”楚王说：“前有年老的君主，他不越规办事；后有接位的太子，他也不去依附，贤啊！这真是我守法的臣子。”于是就给执法官加了两级爵位，开了后门让太子出去，说；“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卫嗣君对薄疑说：“你嫌我国家小，以为不值得做官，我可是有能力满足你做官的要求，让你进爵做上卿。”就给了薄疑一万顷土地。薄疑说：“我的母亲爱我，认为我能做到大国的相并有余力。但我家有个姓蔡的老巫婆，我母亲非常喜爱并听信她，把家政都委托给她。我的智慧足以议论家事，我的母亲也完全听信我。然而母亲已经和我商量过的事，还要由蔡巫婆再来决定。所以要说我的智慧才能，母亲认为我能做大国的相而有余力；要说亲密关系，则是母子两人。即使这样，母亲还是不免要和蔡巫婆商量。现在我和君主，没有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君主身边却都是蔡巫婆之类的人物。君主身边的蔡巫婆，一定是握有权势的人。握有权势的人是能够行私的人。那些行私的人，是可以逍遥法外的；而我讲的，则是按法办事。非法与合法，是完全对立的，是不能相容的。”
  另一种说法：卫君要去晋国，对薄疑说：“我想和你一起走。”薄疑说：“老太太在家里，请让我回去和她商量一下。”卫君亲自请问薄疑的老母亲。薄疑母亲说：“薄疑是您的臣子，您有意让他随从您，很好。”卫君对薄疑说：“我已经问过你母亲，她答应我了。”薄疑回家，向母亲谈起这件事，说：“卫君对我的爱和您对我的爱比起来，怎么样呢？”老太太说：“不如我爱你。”“卫君说我能干和母亲说我能干比起来，怎么样呢？”老太太说：“不如我说你能干。”“您和我商量家事，已经决定了的，还要和占卜的蔡老婆子商量后才决定。现在卫君想让我跟他一起走，虽已和我说定，日后必会和其他像蔡老婆子一样的人去败坏它，这样一来，我就不能长久做臣子了。”
  教歌的人先叫学唱的人放声高呼，然后转变音调。对那些能在转音之后回复到清越微音的，才加以教授。
  另一种说法：教歌的人先用音法测验，要求学唱的人急呼合于宫调，慢呼合于微调。急呼不合宫调，慢呼不合微调，就不能算是教歌。
  吴起是卫国左氏邑中乡的人，让他妻子织丝带，结果幅宽比要求的尺度窄些。吴起让她改一下，他妻子说：“行。”等到织成，又量了量，结果还是不符合要求的尺度，吴起非常生气。他妻子回答说：“我开头就把经线确定好了。不可以更改了。”吴起休掉了她。吴起妻子请求哥哥去要求回去。她哥哥说：“吴起是制定法令的人，他制定法令，是想用来为大国建立功业。他必须首先在自己妻妄身上兑现，然后才能推行开去，你不要希望回去了。”吴起妻子的弟弟被卫君重用，就凭着被卫君器重的身份去请求吴起。吴起不听从，便离开卫国到楚国去了。
  另一种说法：吴起把丝织的带拿给他妻子看过，说：“你为我织条丝带，织成这样。”丝带织成后一经比较，新织的那条特别好。吴起说：“让你织条丝带，要求像样品一样。现在织得特别好，为什么？”他妻子说；“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只是额外多用了工夫，所以更好。”吴起说：“这不是我的吩咐。”让她穿好衣服，把她休回娘家。她父亲前去求情，吴起说：“我在家从不说空话。”
  晋文公向狐偃询问道：“我把美味甘食遍赐朝内臣子，只有少量的酒肉放在宫内。酒酿成后尚未澄清就给大家饮，鲜肉不经存放就煮给大家吃，杀一头牛也要普遍分给国人，一年织成的布都给士兵做衣服穿，这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说；“还不行。”文公说：“我的民众有丧失财产的，我亲自派遣郎中去查看；对有罪的人予以赦免，对贫穷不足的人布施恩惠。这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回答说：“还不行。这些都是满足民众生存要求的办法。而要他们打仗，等于要杀死他们。民众追随您，是为了顺顺当当地活着，您却违反他们的意愿而杀掉他们，也就失去了民众跟从您的理由了。”文公说：那么，要怎样做才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呢？狐偃说：“使他们不得不去打仗。”文公说：“不得不去打仗怎么说呢？”狐倡回答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大概足以使他们打仗了。”文公说：“怎样达到刑罚的最高境界？”狐倡回答说：“刑罚不避开亲近和显贵的人，法治实施到你宠爱的人。”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在圃陆打猎，约定以中午为期限，迟到的按军法处置。这时有个文公爱重、名叫颠颉的人迟到了，官吏请君主定他的罪，文公掉着眼泪，很是犯愁。官吏说：“请让我对他用刑。”于是腰斩了颠领，拿他向百姓巡示，用来表明有法必依。此后百姓都非常害怕，说：“国君对颠领的爱重是那么深切，尚且按法治罪，何况对于我们，有什么值得留情的呢。”文公见百姓可用以打仗了，于是就起兵攻打原国，战胜了对方。攻打卫国，让卫国的田亩吁陌方向改为东西向，占领了五鹿地区。攻取阳樊，战胜虢国，讨伐曹国。向南围困郑国，破坏了郑国的城垛，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回兵和楚军在城淄开战，大败楚军。班师北上，主持了在践土举行的盟会；接着又成就了衡雍的结盟。一下子就建立了八项功业。所以能够这样，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由于听从了狐倡的主张，借用了颠领的脊梁。
  痈疽的疼痛，不用石针刺入骨髓，心里的烦苦就支持不了；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肯让人用半寸长的石针去刺它。现在君主治理国家也是这样，不是不知道只有经过苦痛才能平安。要想治理好国家，不是这样就不能听信圣人智士而镇压作乱的奸臣。作乱的奸臣，一定是握有权势的人；握有权势的人，一定是君主非常亲近宠信的人。君主非常亲近宠信的人，就像坚和白不能离开石头而独立存在一样，不能离开君主而存在。以普通人的身分，想要把君主和他所亲近的权臣分开，等于是劝说右腿同意割掉左腿一样，是不可能办到的。这样一来，自己一定会遭杀害，而主张仍然不会被采纳的。


  心得
  趋利避害，要落到实处、根处。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经一
  赏罚共则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于期。子罕为出彘，田恒为圃池，故宋君、简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车，田连、成房之共琴也。
经一
  君臣共同掌握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怎么说明这个道理呢？用造父、王良驾马的事来说明。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田恒就像田圃里的水池，所以宋君和齐简公终于被他们杀掉了。祸害表现在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而无法指挥马，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而不能成曲调。

  经二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发五苑，田鲔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仪辞鱼。
  经二
  国家的安定和强大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枉法办事，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公正地实行赏罚而不对下面讲仁爱。爵位和俸禄来自功劳，杀戮和惩罚来自罪行，臣子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卖命出力而不对君主效私忠。君主明白不讲仁爱的道理，臣子明白不讲私忠的道理，就可以称王天下了。秦昭王懂得做君主的道理，所以不散发五苑的瓜果蔬菜去救济民众；田鲔懂得做臣子的道理，所以教育田章一切要从利害出发；公仪休虽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唯恐因此失去相位。

  经三
  明主者，鉴于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苏代非齐王。人主鉴于上也，而居者不适不显，故潘寿言禹情。人主无所觉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同族，而况借于权乎！吴章知之，故说以佯，而况借于诚乎！赵王恶虎目而壅。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却卫侯也。
  经三
  明君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然而对国外的事情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成功，于是就有苏代批评齐王不信大臣的故事。君主要借鉴上古的事情，然而听隐士的话而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显耀自己，于是就有潘寿谈论夏禹传位的故事。君主对这些一无所悟，方吾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提到古礼上说穿同一服装的人不坐同一辆车子，同一家族的人不住一起，何况把君权随便转让给别人呢！吴章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劝说君主连假的爱憎都不能表露出来，何况把真情流露给人呢！赵王厌恶老虎眼睛，结果却受到蒙蔽。明君的治国方法，就要像周王朝的外交官阻挡卫侯那样维护君主尊严。

  经四
  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故所遇术者，如造父之遇惊马，牵马推车则不能进，代御执辔持策则马咸骛矣。是以说在椎锻平夷，榜檠矫直。不然，败在淖齿用齐戮闵王，李兑用赵饿主父也。
  经四
  君主是依靠严守法令，责求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所以明君致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有关的解说在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纲的故事里。所以失火时主管官员的作用是不能不弄清的。救火时，主管官员自己提壶赴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指挥，就能驱使上万的人去救火。所以对待法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马推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他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奴，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因此这种说法可以借榔头、砧石用来整治不平，榜檠用来矫正不直的道理加以解释，不然的话，失败就会如同淖齿在齐国掌权而杀死齐闵王，李兑在齐国掌权而饿死主父。  

  经五
  国事之理，则不劳而成。故兹郑之踞辕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赵简主税吏清轻重；薄疑之言“国中饱”，简主喜而府库虚，百姓饿而奸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财怨女。不然，则在延陵乘马不得进，造父过之而为之泣也。
  经五
  遵循事物法则办事，不必劳苦就能成功。所以兹郑坐在车辕上唱歌来吸引行人帮他把车推上高桥。相应的祸害表现在赵简子的税官请求收税标准；薄疑说“国中饱”，赵简子误认为国家富强而高兴，实际上却是府库空虚，百姓挨饿而奸吏富足。所以齐桓公视察民间发现有人家贫无妻，因而同意管仲发放国家多余财物、嫁出宫中未用妇女。不遵循事物法则，就如同延陵卓子用自相矛盾的方法驾马，造父路过遇见后为之哭泣。

  说一
  造父御四马，驰骤周旋而恣欲于马。恣欲于马者，擅辔策之制也。然马惊于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辔策之严不足也，威分于出彘也。王子于期为驸驾，辔策不用而择欲于马，擅刍水之利也。然马过于圃池而驸驾败者，非刍水之利不足也，德分子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说一
  造父驾驭拉车四马，时而向前奔驰，时而绕圈打转，是那么得心应手。之所以能如此得心应手地驭马，是因为他有独掌马缰和马鞭的权力。然而马被突然窜出来的猪所惊吓，造父不能控制的原因，并不是马缰和马鞭的威力不足，而是窜出来的猪把这种威力分散了。王良驾驭副车，不用马缰和马鞭，而是根据马的喜好，善用草料和水进行控制。然而马经过草圃水池而副车失去控制的原因，并不是草料和水不充足，而是草圃水池把马的注意力分散了。所以，王良、造父是天下驭车能手，然而使王良掌握马勒的左边大声呵斥，使造父掌握马勒的右边用鞭抽打，马连十里也走不上，这是由于两人共同驾驭、相互干扰的缘故。
田连、成窍，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连鼓上、成窍擑（音叶，用手指按）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以田连、成窍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与其臣共势以成功乎？
  田连、成窍都是天下善于弹琴的人，然而让田连在琴首弹拨，让成窍在琴尾按捺，却不能构成曲谓，也是由于两人共用一物的缘故。以王良、造父技能的高超，共掌马缰驾驭，却不能驱使马，君主怎能跟他的臣子共掌权力而治理国家？
一曰：造父为齐王驸驾，渴马服成，效驾圃中。渴马见圃他，去车走池，驾败。王子于期为赵简主取道争千里之表，其始发也，彘伏沟中，王子于期齐辔策而进之，彘突出于沟中，马惊驾败。
另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车夫，用控制饮水的方法把马训练成功，在园圃里试车。渴马见了圃中水池，就离开车子跑去，试车因此失败。王良驾车为赵简子争夺长途赛马的锦标。车子刚出发时，有头猪伏在沟里，当壬良快马加鞭前进时，猪突然从沟里窜出，马受到惊吓，驾车失败。

  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展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访当之。”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政。故子罕为出彘以夺其君国。
  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励、赏赐是民众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民众所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宋君说：“行。”于是发布严令、诛杀大臣，宋君总说问子罕。于是大臣害怕子罕，平民归附子罕。过了一年，子罕杀了宋君，夺取政权。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来的猪一样夺取了宋君的国家。

  简公在上位，罚重而诛严，厚赋敛而杀戮民。田成恒设慈爱，明宽厚。简公以齐民为渴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为圃地也。
齐简公处在君位，刑罚重而诛杀严厉，赋税重而杀戮百姓。田成子对百姓表示慈爱，显示宽厚。简公把齐国的民众当作渴马，不对他们施恩，而田成子用仁厚作为草圃水池来争取他们。

  一曰：造父为齐王驸驾，以渴服马，百日而服成。服成，请效驾齐王，王曰；“效驾于圃中。”造父驱车入圃，马见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马久矣，今马见池，駻而走，虽造父不能治。今简公之以法禁其众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倾圃池而示渴民也。
  另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车夫，用控制饮水的方法训马，一百天后把马训成了。训成后，请求驾车给齐王看，齐王说：“在草圃中驾车给我看。”造父把车赶入草圃，马看见圃中水池就跑了过去，造父不能阻止。造父用控制饮水的方法训马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马一看见水池，就凶悍地跑去，即使造父也控制不住。现在齐简公用法令禁锢百姓很久了，而田成子却给百姓好处，这好比田成子倾倒出圃池里的水给陷于饥渴的百姓喝。

  一曰：王子于期为宋君为千里之逐。已驾，察手吻文。且发矣，驱而前之，轮中绳；引而却之，马掩迹。拊而发之。彘逸出于窦中。马退而却，策不能进前也；马駻而走，辔不能正也。
  另一种说法：王良为宋君进行千里赛马。车已备好，马情况正常。将要出发，王良赶车前进，轮子正好对着车辙；赶车后退，马的前蹄正好掩盖了后蹄的脚印。策马出发，猪从洞里跑出来。马受惊而后退缩，鞭打也不能使它前进；马凶悍地乱奔，缰绳也管不住了。
  
  一曰：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访当之。”于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为出彘，而田成常为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车，人操一边辔而出门闾，驾必败而道不至也。令田连、成窍共琴，人抚一弦而挥，则音必败、曲不遂突。
  另一种说法；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励、赏赐是民众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民众所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于是屠戮百姓和诛杀大臣，宋君就说：“去和子罕商量吧。”过了一年，百姓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所以全国都依附了他。所以子罕挟持宋君，篡夺了政权，法令不能禁止。所以说：“子罕是窜出的猪，田成子是圃池中的水。”让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一人掌握一边的经缰从里巷门中出发，驾驭定会失败，目的地一定到达不了。让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一人按一根弦弹，弹奏就必定失败，曲子无法演完。

  说二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人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复与为治。”
  说二
  秦昭王生病，每个里的百姓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公孙述出门看见这种情形，入宫祝贺昭王说：“百姓都已在买牛为您祈祷。”昭王派人查问，果有这回事。昭王说：、“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甲。没有命令而擅自祈祷，这是爱我。他们爱我，我如果也改变法令，用同样的心去爱他们，这样法就立不起来；法立不起来，是乱国亡身之道。不如每人罚两副甲，重新跟他们搞好国家的治理。”  

  一曰：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祷。郎中阎遏、公孙衍出见之，曰：“非社腊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怪而问之。百姓曰：“人主病，为之祷；今病愈，杀牛塞祷。”阎遏、公孙衍说，见王，拜贺曰：“过尧、舜矣。”王惊曰：“何谓也？”对曰：“尧、舜，其民未至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杀牛塞祷，故臣窃以王为过治、舜也。”王因使人问之，何里为之，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阎遏、公孙衍愧不敢言。居数月，王饮酒酣乐，阎遏、公孙衍谓王曰：“前时臣窃以王为过尧、舜，非直敢谀也。尧、舜病，且其民未至为之祷也；分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杀牛塞涛。今乃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臣窃怪之。”王曰：“于何故不知于此？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吾释势与民相收，若是，吾适不爱而民因不为我用也，故遂绝爱道也。”
  另一种说法：秦昭王生病，百姓为他祈祷；病好后，百姓杀牛向神还愿。侍从官阎遏、公孙衍出门看见了，说：“现在不是祭土地神和腊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杀牛祭袍呢？”他们感到奇怪，就问百姓。百姓说；“国君生病，我们为他祈祷；现在他病好了，我们杀牛向神还愿。”阎遏、公孙衍很高兴，晋见昭王拜贺道：“您胜过尧、舜了。”昭王吃惊地说：“此话怎说？”他们答说：“尧和舜，还没到百姓为他们祈祷的地步。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所以我们私下认为大王是胜过尧和舜了。”于是昭王派人查问，看是哪个里这样干的，要罚该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阎遏、公孙衍惭愧得不敢吭声。过了几个月，昭王饮酒正痛快时，阎遏、公孙衍对昭王说：“前段时间我们私下以为大王胜过尧和舜，并非胆敢故意讨好。尧和舜生病，百姓还不至于为他们祈祷；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现在竟然罚那个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我们私下深感奇怪。”昭王说：“你们为什么不懂这些？那些百姓为我所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爱他们，他们就为我所用，而是因为我有权势，他们才为我所用。我放弃了权势和他们相互交结，那样的话，我偶然不爱他们，他们马上就不为我所用了。所以，终归是应该摒弃仁爱的做法。”

  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清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蓏、蔬、枣、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
  秦国遇到严重饥荒，应侯请求说：“五苑的草木植物，蔬菜、栋树果、枣子、栗子，足以养活百姓，请您开放了。”秦昭王说：“我们秦国的法令，是让百姓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现在如果开放五苑的蔬菜瓜果，却是不论有功无功都要让百姓受到赏赐。不论有功无功都让百姓受到赏赐，那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开放五苑而使国家混乱，不如委弃瓜果蔬菜而使国家太平。”关于秦昭王回答的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命令开放五苑的瓜果蔬菜，倒也足以养活百姓，但却会使有功的人和无功的人相互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而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你们还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吧!”  

  田鲸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
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你要想自己得到好处，首先要使你的君主得到好处；你要想使家庭富有，首先要使你的国家富有。”

  一曰：田鲔数其子田章曰：“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故自恃无恃人。”
另一种说法：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君主售爵位给臣子，臣子出售智力给君主。所以说只能自己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议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日：“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此不必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
  公仪休担任鲁相。他爱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进献给他。公仪休不收，他弟弟规劝说：“您爱吃鱼，却不收鱼，为什么？”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收。假如收了，一定会有迁就他们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将违背法令；违背法令就会罢免相位。这样一来，我即使爱吃鱼，他们也不一定再给我鱼，我也不能自己再搞到鱼。假使不收鱼，因而不被免相，尽管再爱吃鱼，我也能够经常自己搞到鱼。”这是懂得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懂得靠别人相助，不如自己帮助自己的道理。  

  说三
  子之相燕，贵而主断。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齐王亦何如主也？”对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对曰：“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今齐王不信其大臣。”于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闻之，使人遗苏代金百镒，而听其所使。
  说三
  子之担任燕相，地位尊贵并专权独断。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他说：“齐宣王是怎样的一个君主？”苏代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天下了。”燕王说：“为什么？”苏代回答说：“过去齐桓公称霸的时候，朝廷内的事托付给鲍叔牙，朝廷外的事托付给管仲，桓公蓬头散发和宫女肠混，每天在宫中市场游玩。现在的齐王不相信他的大臣。”于是燕王就更加信赖子之。子之听说后，派人赠给苏代一百镒金，随便他派什么用场。

  一曰：苏代为齐使燕，见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贡赐又不出，于是见燕王，乃誉齐王。燕王曰：“齐王何若是之贤也？则将必王乎？”苏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爱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齐桓公爱管仲，置以为仲父，内事理焉，外事断焉，举国而归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今齐任所爱不均，是以知其亡也。”
另一种说法：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看到不使子之获得好处，就一定不能办成事情回国，奉献和赏赐的东西也不会拿出来，于是见到燕王，就称赞齐王。燕王说：“齐王这样贤明，那不是一定要称王天下了吗？”苏代说：“挽救危亡都来不及，怎么能称王呢？”燕王说；“为什么？”苏代说：“他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燕王说：“齐国灭亡又是为什么呢？”苏代说：“过去齐桓公敬爱管仲，立为仲父，国内大事由他处理，国外大事由他决断、全国的事都由他掌握，所以能够彻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现在的齐王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所以知道齐国要灭亡。”

  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之，子之大重。
  燕王说：“现在我任用子之，天下的人还没有听说呐。”于是第二天大行朝会，全听子之。潘寿对燕王说：“大王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人们所以说尧很贤明，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而许由又肯定不接受，那就是尧有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不失去天下。现在大王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肯定不接受，这样就是大王有让国家给子之的名声而和尧有同样的行为。”于是燕王就把国家整个地托付给了子之，子之异常尊贵。

  一曰：潘寿，隐者。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镜照者，诸侯之士徒也，今诸侯之士徒皆私门之党也。人主之所以自浅娋者，岩穴之士徒也，今岩穴之士徒皆私门之舍人也。是何也？夺褫之资在子之也。故吴章曰：“人主不佯僧爱人。佯爱人，不得复憎也；佯憎人，不得复爱也。”
  另一种说法：潘寿是个隐士。燕王派人招请他。潘寿拜见燕王说：“我担心子之会像益一样。”燕王说：“怎么像益一样呢？”潘寿回答说：“古时禹死时，本打算把天下传给益，禹的儿子启的手下人就相互勾结攻益而立启。现在大王相信宠爱子之，准备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太子的手下人都怀有官印，子之的手下人却没有一个在朝廷做官的。大王如果不幸去世，那么子之也就要像益一样了。”燕王因而把官吏的印都收上来，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给子之处理，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君主用来作为借鉴的，是诸侯手下的士人们，而现在诸侯手下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党羽。君主用来作为荣誉的，是隐居山林的士人们，而现在隐居山林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门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剥夺的权力在于之手里。所以吴章说：“君主不假装恨人或爱人。因为假装爱某人之后，就不好再恨他；假装恨某人之后，就不好再爱他了。”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子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于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另一种说法：燕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向潘寿讨教，潘寿回答说：“禹宠爱益，要把天下托付给益，过后不久又把启手下的人任为官吏。禹到年老的时候，又认为启不足以担任天下大事，所以把天下传给益，但权势都在启手中。过后不久启和他的朋党向益进攻，夺了益的天下。这是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益，实际上是叫启自己夺取天下。这表明禹远远比不上尧和舜。现在大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官吏没有一个不是太子手下的人，这是名义上传子之而实际上让太子自己夺回。”燕王于是收回官印，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子之处理，子之地位就尊贵了。  

  方吾子曰：“吾闻之古礼：行不与同服者同车，不与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权而外其势乎！“ 吴章谓韩宣王曰：“人主不可佯爱人，一日不可复憎万；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复爱也。故佯憎佯爱之征见，则谀者因资而毁誉之。虽有明主，不能复收，而况于以诚借人也！”
  方吾说：“我听说古礼上讲：出外不和穿同样服装的人坐同一辆车，居家不和同一家族的人聚居在一起，何况做君主的把权势外借呢？”吴章对韩宣王说：“君主不可以假装爱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恨他了；也不可以假装恨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爱他了。所以假装恨、假装爱的感情稍有表现，阿谈奉承者就会根据这个去诋毁或称赞他人。即使是明君也不能再把爱憎收回来的，更何况是把真实的感情表露给人呢！”  

  赵天游于圃中，左右以兔与虎而辍，盻然环其眼。王曰：“可恶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阳君之目可恶过此。见此未有害也，见平阳君之目如此者，则必死矣。”其明日，平阳君闻之，使人杀言者，而王不诛也。
  赵王在花园里游玩，侍从拿兔子给老虎吃又收回来，老虎发怒地圆瞪着眼睛。赵王说：“老虎的眼睛真可恶啊！”侍从说：“平阳君的眼睛比老虎的眼睛还要可恶。看到老虎瞪眼还没有危险，看到平阳君瞪眼，别人就一定要死了。”第二天平阳君听说后，派人杀了进言的侍从，而赵王却不责备平阳君。

  卫君入朝于周，周行人问其号，对曰：“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诸侯不得与天子同号。”卫君乃自更曰：“诸侯燬。”而后内之。什尼闻之曰：“远哉禁逼！虚名不以借人，况实事乎？”
  卫君去朝见周天子，周外交官问卫君的名号，卫君回答说：“诸侯辟疆。”周外交官拒绝他说：“诸侯不能和天子用相同的名号。”卫君于是自动改口说：“诸侯毁。”然后周外交官才接纳了他。孔子听到后说：“禁止冒犯君主，意义是多么深远啊！虚名都不能拿来借给别人，何况有关实权呢？”  

  说四
  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若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说四
  摇树的人如果逐一地掀动树叶，即使很劳累，也不能把叶子全部揭遍；如果左右拍打树干，那么所有的树叶就都会晃动了。在深潭的边上摇树，鸟惊而高飞，鱼恐而深游。善于张网捕鱼的人牵引鱼网的纲绳，如果逐一地拨弄网眼，然后捉鱼，那就不但劳苦，而且也难以捕到鱼了；牵引网上的纲绳，鱼就自然被网住了。所以官吏是民众的树干和纲绳，因此圣明的君主管理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

  救火者，令吏挈壶瓮而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则制万夫。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时有子父乘车过者，马惊而不行，其子下车牵马，父子推车，请造助我推车。造父因收器，辍而寄载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检辔持策，未之用也，而马咸骛矣。使造父而不能御，虽尽力劳身助之推车，马犹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载，有德于人者，有术而御之也。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救火时，叫主管官员提着水壶水罐跑去救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拿了鞭子、短棍指挥，驱使人们，就能役使上万的人去救火。因此圣明的君主不亲自治理民众，不亲自处理小事。造父正在锄草，这时有父子坐车路过，马受惊不肯前行，一个儿子拉住马，父子几人推车，还请造父帮他们推。于是造父收拾好农具，停止操作而把它寄放在车上，拽住那个儿子拉的马，然后才拿起缰绳和鞭子，还没有使上绳、鞭，马就一起向前奔跑了。假使造父不会驾驭，即使全力帮忙推车，马还是不肯前行。现在他自身操作得很安逸，而且把农具寄放在车上，又有恩德施于人家，是因为有办法驾驭惊马啊。所以国家是君主的车，权势是君主的马。君主没有法术驾驭它，自己即使很劳苦，国家还是不免于乱；有法术来驾驭它，自己不但能处在安逸快乐的地位，还能取得帝王的功业。

  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宜也。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淖齿之用齐也，擢闵王之筋；李兑之用赵也，饿杀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锻榜檠，故身死为戮而为天下笑。
  榔头、砧石等是用来整治不平的；附在弓弩上的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的。圣人制定法令，就是用来整治不平、矫正不直的。淖齿在齐国掌权，抽了齐闵王的筋；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死了赵武灵王。这两个君主都不能运用如同榔头、砧石和榜檠一样的法令，终于自己被杀死，并为天下人所耻笑。  

  一曰：入齐，则独闻淖齿而不闻齐王；人赵，则独闻李兑而不闻赵王。故曰：人主者不操术，则威势轻而臣擅名。
  另一种说法：到了齐国，只会听说有淖齿，而不会听说有齐王；到了赵国，只会听说有李兑，而不会听说有赵王。所以说，君主不掌握法术，威势就会减弱而使大臣垄断名望。  

  一曰：武灵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兑为相，武灵王不以身躬亲杀生之柄，故劫于李兑。
  另一种说法；赵武灵王让他儿子惠文王临政，李兑任国相，武灵王不自己亲手掌握生杀大权，所以被李兑劫杀。另一种说法：田婴担任齐相。

  一曰：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闻之，即送请于王而听其计。王将听之矣，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王自听计，计不胜听，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美。田婴复谓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计。王听之，乱乃始生。
  有人对齐王说：“一年的财政结算，大王如果不用几天时间逐一亲自听取报告，就无法知道官吏的营私舞弊和政事得失。”齐王说：“讲得好。”田婴听到后，就立即向齐王要求去听自己的财政结算。齐王准备去听了，田婴让官吏准备好全年的财政大小收入的帐目和凭证。齐王亲自听取财政结算，但听不胜听，吃完饭，又坐下来，累得不再吃晚饭了。田婴又对齐王说；“群臣一年到头日日夜夜不敢马虎和懈怠的事情，大王用一个晚上听取报告，群臣就由此得到鼓励了。”齐王说：“好吧。”—会儿齐王已睡着了，官吏抽刀削掉凭证上的结算。君主亲自听取结算，就是国家混乱的开始。  

  说五
  兹郑子引辇上高梁而不能支。兹郑踞辕而歌，前者止，后者趋，辇乃上。使兹郑无术以致人，则身虽绝力至死，辇犹不上也。今身不至劳苦而辇以上者，有术以致人之故也。
  说五
  兹郑拉车过高桥而上不去。他坐在车辕上唱歌，前面行人止步，后面的行人赶上来，大家帮着推，车才上了桥。假如兹郑没有办法招人来，那么即使他用尽力气以至于累死，车子还是上不了桥。现在兹郑不受劳苦而车却上了桥，是因为他有办法招人来的缘故。

  赵简主出税者，吏请轻重。简主曰：“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若轻，则利归于民。束无私利而正矣。”薄疑调赵简主曰：“君之国中饱。”简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对曰：“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然而奸吏富矣。”
  赵简子派出收税的官吏，官吏请示收税标准的高低。赵简子说：“要不轻不重。税收重了，利就归于国家；轻了，利就归于民众。官吏从中捞不到私利，轻重就适中了。” 薄疑对赵简子说：“您的国家中间富足。”简子高兴地说：“怎么呢？”薄疑回答说：“上面财库粮仓空虚匮乏，下面平民百姓贫穷饥饿，但是处在中间的奸吏富足了。”

  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日：“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桓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桓公曰：“善。”乃论宫中有妇人而嫁之。下令于民日：“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
  齐桓公微服出访百姓家，有一个年老而自己料理生活的人，桓公问他什么缘故。老人回答说：“我有三个儿子，家里穷，无法为他们娶妻，出去当雇工还没有回来。”桓公回到宫里，把这件事告诉管仲。管仲说；“朝廷积蓄中有腐败的财物，民众就得挨饿；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民众就娶不到妻子。”桓公说：“对。”就考察宫中有未婚的女子让她们出嫁。对百姓下令道：“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嫁人。”  

  一曰：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间，有鹿门稷者，行年七十而无妻。桓公问管仲曰：“有民老而无妻者平？”管仲曰：“有鹿门稷者，行年七十矣而无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闻之：上有积财，则民臣必匾乏于下；宫中有怨女，则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另一种说法：齐桓公微服出访民间，有一个叫鹿门稷的人，年已七十而没有妻子。桓公问管仲说：“有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吗？”管仲说；“有个叫鹿门稷的人，年已七十了，却没有妻子。”桓公说：“怎样才能让他有妻子？”管仲说：“我听说：君主有积蓄财物，臣民在下面就一定穷困匮乏；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就会有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桓公说：“对。”于是下令宫中，让君主没有临幸过的女子出嫁。然后下令，男子二十娶妻，女子十五出嫁。这样宫内就没有年长而不及时出嫁的女子，宫外也没有无妻的成年男子。

  延陵卓子乘苍龙挑文之乘，钩饰在前，错錣在后。马欲进则钩饰禁之，欲退则错錣贯之，马因旁出。造父过而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赏所以劝之，而毁存焉；罚所以禁之，而誉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圣人之所为泣也。”
  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挑文”的马拉，马身装饰华贵，前有钩、勒等物，后有上了针的鞭子。马想前进，就会碰到钩、勒禁止，马想后退就有鞭针戳刺，于是马就往斜里乱跑。造父路过时看到了，为马哭泣说：“古时治人也是这样。赏赐是用来勉励立功的，但毁谤也夹杂在里面；刑罚是用来禁止犯罪的，但赞美却也夹杂在里面。人们只好呆着不动，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一曰：延陵卓子乘苍龙与翟文之乘，前则有错饰，后则有利鎚，进则引之，退则策之。马前不得进，后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见之，泣，终日不食，因仰天而叹曰：“策，所以进之也，错饰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后。今人主以其清洁也进之，以其不适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誉之，以其不听从也废之。民惧，中立而不知所由，此圣人之所为泣也。”
  另一种说法：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和“翟文”的马拉，马装扮得十分华贵，前面有交错的钩、勒等饰物，后面有锋利的鞭针。马前进时就向后紧拉，马后退就用鞭抽打。马前不能进，后不能退，于是就避开前后而乱跑，于是卓子就下车抽刀砍断了马的腿。造父看见了，流泪不止，整天不吃饭，仰天叹息说：“马鞭是用来让马前进的，钩勒却又在前；缰绳是用来让马后退的，鞭针却又在后。现在君主因为臣下廉洁而加以任用，却又因为他不迎合身边亲信而予以辞退；因为他公正而加以称赞，却又因为他不听从旨意而予以废黜。人们因此而害怕，站着不动，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心得
  守职不废，守位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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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一第三十七  一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一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还是使用欺诈手段罢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以后必定再猎不到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摆在后面，行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称霸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或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凡对问者，有因问小大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众”，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且文公不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且文公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谓“不厌诈伪”者，不谓诈其民，谓诈其敌也。敌者，所伐之国也，后虽无复，何伤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则所以胜楚破军者，舅犯之谋也；以其善言耶？则雍季乃道其“后之无复”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则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者：忠，所以爱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爱而不欺矣，言孰善于此？然必曰“出于诈伪”者，军旅之计也。舅犯前有善言，后有战胜，故舅犯有二功而后论，雍季无一焉而先赏。“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汁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二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二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
  有人问儒者说：“当此之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说尧是圣人又该如何解释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又证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就是否定尧的明察；认为尧圣，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对。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最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最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说：‘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卖矛和盾的人就无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没有什么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称赞，是同上面讲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时存在有着同样道理的。再说舜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没有休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没有休止的错误，能纠正的就很少了。赏罚能使天下人必须遵行，命令说：‘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下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过错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舜还不据此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要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统治办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说他懂得治国之道的。”
  三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不幸卒于大命，将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将谒之。愿君去竖刁，除易牙，远卫公子开方。易牙为君主，惟人肉未尝，易牙烝其子首而进之。夫人唯情莫不爱其子，今弗爱其子，安能爱君？君妒而好内，竖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爱其身，身且不爱，安能爱君？闻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之间不容数日行，弃其母，久宦不归。其母不爱，安能爱君？臣闻之：‘矜伪不长，盖虚不久。'愿君久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虫出尸不葬。
  三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探望，询问说：“您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死去，有什么话准备告诉我？”管仲说：“您就是不问我，我本来也要告诉您的。希望您赶走竖刁，除去易牙，远离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主管伙食，您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儿子，又怎么能爱您呢？您本性好妒而喜欢女色，竖刁就自己施行宫刑，以便管理宫女。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卫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要不了几天的行程，开方丢下自己母亲，做官很久也不回家，他连自己母亲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我听说：‘弄虚作假的不会长久，掩盖虚假的不能持久。’希望您能远离这三个人。”管仲已死，桓公不按他的话去做。等到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埋葬。
  或曰：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竖刁、易牙者，以不爱其身，适君之欲也。曰：“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然则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管仲将弗用也。曰“不爱其死力，安能爱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纠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庆赏信而刑罚必，故君举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数于桓公也，使去竖刁，一竖刁又至，非绝奸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虫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论，大臣不因左右而见；百官修通，群臣辐凑；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弊于后，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于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无度矣。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桓公的话，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说的话。要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又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有拼死出力来为君主的人，管仲就不会任用了。他会说“不爱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么能爱君主”。这是要君主去掉忠臣啊。况且用不爱自身来推断他不爱君主，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也在应当除去的范围之内了。明君的原则不是这样，他会设置臣民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得他们立功，所以制定爵禄而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建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守信而刑罚坚决，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一类的人，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尽死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死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属关系，而是从计算利害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对上蒙蔽君主而在下谋取私利。管仲对桓公没有阐明这种法术。他让桓公赶走竖刁，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方法。再说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的原因，是臣下的权力过大。臣下权力过大的结果，就是挟持君主。有了挟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隔断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祸福，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地位低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的人来推荐，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近侍来引见；百官都能逐级上通，群臣好象车幅聚集到中心一样归附君主；受赏的人君主能了解他的功劳，受罚的人君主能知道他的罪过。君主事先对群臣的功过了解得清楚，然后进行赏罚，就不会受蒙蔽，怎么会有死后不葬的祸患呢？管仲不对桓公讲明这个道理，只是让他赶走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四
  襄子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
  四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我的国家危急，宗庙快完了。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对我表现出骄傲轻慢样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一个敢失礼了。”
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使襄子于晋阳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无国，晋阳无君也，尚谁与守哉？今襄子于晋阳也，知氏灌之，曰灶生龟，而民无反心，是君臣亲也。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置法令，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假使襄子被围晋阳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这就等于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襄子在晋阳被围，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锅灶进水，成了乌龟出没场所，而百姓没有背叛，证明君臣关系密切。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也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证明襄子失于惩罚。做臣子的，谋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襄子却赏他，这是失于奖赏。明君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哪里看得出襄子是善于奖赏的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
  五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五
  晋平公和群臣一起喝酒。喝得痛快了，于是感概地说：“没有谁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于违背。”师旷在前面陪坐，拿起琴撞了过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在墙上撞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边上有个小人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呀。”师旷说：“呀!这不是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近侍要求处罚师旷，平公说：“免了，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师旷失臣礼。夫非其行而诛其身，君子于臣也；非其行则陈其言，善谏不听则远其身者，臣之于君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行，不陈人臣之谏，而行人主之诛，举琴而亲其体，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礼也。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义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过，举琴而亲其体，虽严父不加于子，而师旷行之于君，此大逆之术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听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过于听而不悟其失；师旷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奸臣袭极谏而饰弑君之道。不可谓两明，此为两过。故曰：平公失君道，师旷亦失臣礼矣。
  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给予惩罚，这是君主对臣下应有的做法；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善意劝告仍然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下对君主应取的态度。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惩罚，拿琴去撞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君臣的位置，因而失掉了臣下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放弃爵禄，来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下应有的礼义。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就拿琴去撞平公身体，即使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但师旷却用来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下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反而高兴地听从，这是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平公的言行是不能张扬的，它会使君主在听劝上犯错误而觉察不到错误；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张扬，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杀君的行径。这两种做法都是不能张扬的，也就是双方都犯了错误。所以说：平公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掉了当臣子的礼节。
  六
  齐桓公时，有处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见。桓公曰：“吾闻布衣之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亦无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见之。
  六
  齐桓公时，有个没做官的读书人名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也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没有轻视大国君主的资本；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就没有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的肚量。”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小臣稷。
  或曰：桓公不知仁义。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故伊尹以中国为乱，道为宰于汤；百里奚以秦为乱，道虏于穆公。皆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辞卑辱，故谓之仁义。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下匹夫之士，将欲忧齐国，而小臣不行，见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谓仁义。仁义者，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内，执会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众，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谓仁义。仁义不在焉，桓公又从而礼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隐也，宜刑；若无智能而虚骄矜桓公，是诬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则戮。桓公不能领臣主之理而礼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轻上侮君之俗教于齐国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义。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为了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而不顾及个人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才叫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国家混乱，通过做厨师向成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莫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他们都是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因而不顾及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桓公以大国君主的势位，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打算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足见小臣稷忘记了民众。忘记民众不能叫做仁义。所谓仁义，是不失掉当臣子的礼节，不颠倒君臣之间的位置。因此国境之内，拿着鸟兽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务掌理政事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在民萌之列，又违背国君的愿望，因而不能叫做仁义；仁义不在小臣稷处，桓公却又跟着礼遇他。假使小臣稷有智慧才能而躲避桓公，则是躲避，应当对他用刑；假使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平白无故地在桓公面前倨傲逞强，则是欺骗，应当把他杀掉。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桓公不能整治君臣关系而去礼遇该罚该杀的人，这是桓公用轻视和侮慢君主的风气来教化齐国，是不能用来作为治国之道的。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七
  靡笄之役，韩献子将斩人。郄献子闻之，驾往救之。比至，则已斩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仆曰：“曩不将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谤乎？”
  七
  晋齐靡笄之战，晋中军司马韩厥将斩人。主帅郤克听说后，驾车前去救人。等他赶到，人却已给斩了。郤克就说：“为什么不用他巡行示众？”郤克的侍仆说：“先前您不是要救他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厥分担别人的非议呢？”
  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谤也。韩子之所斩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败也，法败则国乱；若非罪人，则劝之以徇，劝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则国危郄子之言，非危则乱，不可不察也。且韩子之所斩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斩若非罪人，则已斩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韩子之谤已成而郄子且后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斩人之谤，而又生徇之谤。是子言分谤也？昔者纣为炮烙，崇侯、恶来又曰斩涉者之胫也，奚分于纣之谤？且民之望于上也甚矣，韩子弗得，且望郄子之得也；今郄子俱弗得，则民绝望于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谤也，益谤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韩子为非也；不道其所以为非，而劝之“以徇”，是使韩子不知其过也。夫下使民望绝于上，又使韩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谤者也。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能不加考察，它不是分担非议的。韩厥要斩的如果是罪人，就不能去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败坏的原因；法令败坏，国家就混乱了。如果不是罪人，郤克就不能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这就便无辜的人更加冤枉；双重冤枉，正是民众产生怨恨的原因；民众有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郤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能不明察。况且韩厥要斩的若是罪人，郤克要分担什么非议呢？要斩的如果不是罪人，那么已经斩杀了，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构成而郤克后来方才赶到。郤克说把尸体巡行示众，不足以分担斩人的非议，而又产生巡尸的非议，这就是郤克所谓的分担非议。过去商约造出炮格之刑，崇侯、恶来又说斩涉水者的小腿，哪里就分担了对纣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亡面按法办事的希望是很强烈的，假使韩质没能做到，民众就会希望郤克做到；现在郤克一样没有做到，那么民众对上面就绝望了。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别人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再说郤克前去救人，是认为韩厥错了；不讲清他做错的原因，而劝他拿尸体巡行示众，这是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使下面的民众对上面绝望，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知道郤克是怎样来分担非议的。
  八
  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国之上。”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国，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
  八
  齐桓公解了管仲的捆绑而任他为相。管仲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大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我还贫穷。”桓公说：“让你享有俸禄丰厚的家业。”管仲说：“我富裕了，但我和您的关系还疏远。”于是桓公把他立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治理地位尊贵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国两大贵族之上；认为贫穷的人不能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有俸禄丰厚的家业；认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治理和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得到了仲父的称号。管仲并非贪心不足，而是为了便于治理。”
  或曰：今使臧获奉君令诏卿相，莫敢不听，非卿相卑而臧获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从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缘桓公，是无君也，国无君不可以为治。若负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获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国、仲父之尊而后行哉？当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征令者，不辟尊贵，不就卑贱。故行之而法者，虽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虽大吏诎乎民萌。今管仲不务尊主明法，而事增宠益爵，是非管仲贪欲富贵，必暗而不知术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
  有人说：假使让奴仆奉君命去告知卿相，没谁敢于不听，这不是因为卿相地位低下而奴仆地位尊贵，而是因为君命下达，没有人敢于不从。假使管仲治理国家而不遵循桓公的旨意，即是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可以取信于人的条件，何必要等待像高、国、仲父之类的高贵地位，然后才能行事呢？当今行事、都巫这些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如果依法办事，即使宦官也可使卿相信从；不依法办事的话，即使大官也会在民众面前感到理亏。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干着增加宠信和爵禄的事情，这要不是管仲贪心富贵，就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法术。所以说：管仲有错误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赞美。
  九
  韩宣王问于樛留：“吾欲两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对曰：“昔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两用公仲、公叔，此必将争事而外市，则国必忧矣。”
  九
  韩宣王向樛留询问：“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过去魏国同时重用楼鼻、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领土，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姓而丧失了鄢、郢两地。现在您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将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国家就一定要有忧患了。”
  或曰：“昔者齐桓公两用管仲、鲍叔，成汤两用伊尹、仲虺。夫两用臣者国之忧，则是桓公不霸，成汤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齿，而手死乎东庙；主父一用李兑，减食而死。主有术，两用不为患；无术，两用则争事而外市，一则专制而劫弑。今留无术以规上，使其主去两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忧，则必有身死减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之知言也。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是国家的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齐湣王只重用一个淖齿，结果自己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重用一个李兑，结果自己被李兑围困饿死。君主有术，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构成忧患；君主无术，同时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导致大臣专权而劫杀君主。现在樛留不能用术去劝说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种做法，若没有丧失西河、鄢、郢的忧患，就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即是说，樛留没有好见解向君主恰当进言。



  心得


  仁义（义礼）之辨，伪法与腐儒之辨。


难二第三十八

  一
  景公过晏子，曰：“子宫小，近市，请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辞曰：“且婴家贫，待市食，而朝暮趋之，不可以远。”景公笑曰：“子家习市，识贵贱乎？”是时景公繁于刑。晏子对曰：“踊贵而屦贱。”景公曰：“何故？”对曰：“刑多也。”景公造然变色曰：“寡人其暴乎！”于是损刑五。
  一
  齐景公走访晏子，说：“您的住宅太小，又靠近集市，请把您家搬到豫章的园地去。”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我家穷，靠上集市买东西吃，早晚都要赶集，不能离得远。”景公笑着说：“您家人熟悉市场行情，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吗?”这时景公刑罚繁多。晏子回答说：“断脚人穿的踊贵，常人穿的鞋便宜。”景公说：“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刑罚太多。”景公惊讶得脸色大变，说：“我大概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或曰：晏子之贵踊，非其诚也，欲便辞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当无多，不当无少。无以不当闻，而以太多说，无术之患。败军之诛以千百数，犹且不止；即治乱之刑如恐不胜，而奸尚不尽。今晏子不察其当否，而以太多为说，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
  有人说：晏子说踊贵，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借此来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懂治国之道的过错。刑罚恰当不嫌多，刑罚不当不在少。晏子不以刑罚不当告诉景公，而以用刑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法术的过错。打败仗的军队被杀掉的人虽以千百计算，还是败逃不止；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是否用得恰当，却拿刑罚太多劝说景公，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便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便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惠，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
  二
  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外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冠乎！”
  二
  齐桓公喝酒喝醉后，丢了帽子，他觉得丢人，三天不去上朝。管仲说：“这是做国君的耻辱，您何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开仓贩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过了三天，民众就唱道：“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呢！”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天小人，而生桓公之耻于君子矣。使桓公发仓囷而赐贫穷，讼囹圄而出薄罪，非义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义也，桓公宿义，须遗冠而后行之，则是桓公行义非为遗冠也？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而亦遗义之耻于君子矣。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长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开仓赈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不合乎义的话，就不能洗刷耻辱；假使这样做是合乎义的，桓公不及时去做，而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去做，那么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的丢了帽子？这样说来，即使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帽的耻辱，却又在君子中滋长了失义的耻辱。况且开仓赈济穷人，这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这不是惩罚有罪的人。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赏赐；不惩罚有罪的人，民众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举酆，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三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地、攻克莒地、夺取酆地，办过三件事后，引起了纣王的厌恶。文王于是很害怕，要求进献给纣王洛水西边、赤壤地方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夫智者，知祸难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于患也。使文王所以见恶于纣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则虽索人心以解恶可也。纣以其大得人心而恶之，己又轻地以收人心，是重见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于姜里也。郑长者有言：“体道，无为无见也。”此最宜于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为智，未及此论也。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聪明，不也是错的么？聪明的人，是能够知道祸难所在从而避开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因为文王不得人心吧，那么文王虽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的憎恶也是可以的。纣王因文王大得人心而厌恶他，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而争取人心，这就更使纣王怀疑。正因如此，他才被戴上刑具监禁在羑里。郑长者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了，这样做就可以不使人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聪明，还没有达到郑长者论点的水平。
  四
  晋平公问叔向曰：“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臣之力也？”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宾胥无善削缝，隰朋善纯缘，衣成，君举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师旷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师奚笑也？”师旷对曰：“臣笑叔向之对君也。凡为人臣者，犹炮宰和五味而进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请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四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不知靠的是臣子的力量，还是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镶边，衣服做成了，君主拿起来穿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趴在琴上笑起来。平公说：“大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大凡做臣子的，好比厨师调好了五味送给君主吃。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让我打个比方：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好，然后草木才茂盛。这是君主的力量，臣子出了什么力呢？”
  或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非专君之力也，又非专臣之力也。昔者宫之奇在虞，僖负羁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发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无其君者也。且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臣与无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得管仲，为五伯长，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虫流出尸不葬。以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为霸；以为君之力也，且不以竖刁为乱。昔者晋文公慕于齐女而亡归，咎犯极谏，故使反晋国。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师旷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是美好事业中最大的了，不独是君主的力量，也不独是臣子的力量。过去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两位臣子才智之高，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行动都合于功利，虞、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到秦国就聪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妇女住所有二百处，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失去管仲，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狐偃极力劝谏，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狐堰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所有春秋五霸能在天下成功扬名的原因，一定是君臣都出力了。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五
  齐桓公之时，晋客至，有司请礼。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优笑曰：“易哉，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从。吾得仲父已难矣，得仲父之后，何为不易乎哉？”
  五
  齐桓公时，晋国客人到了，负责接待的官吏请问用什么礼仪。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管仲去”。优人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一声仲父，二声仲父的。”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要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时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费力过了，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
  或曰：桓公之所应优，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为劳于索人，何索人为劳哉？伊尹自以为宰干汤，百里奚自以为虏干穆公。虏，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贤者之忧世急也。然则君人者无逆贤而已矣，索贤不为人主难。且官职，所以任贤也；爵禄，所以赏功也。设官职，陈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劳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虽使人，必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以刑名收臣，以度量准下，此不可释也，君人者焉佚哉？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人的话，不像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桓公认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自己去做厨师向商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自己去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做俘虏是耻辱的事，做厨师是羞耻的事。蒙受羞辱来接近君主，因为贤人忧虑天下的心情非常急切。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足够了，寻求贤人并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人才自会到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使用人也不是安逸的事。君主虽然是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名实是否相符来检验他们；事情合于法就实行，不合于法就禁止；功劳同主张相符就赏，不符就罚。用名实相符来选用臣子，用法度来衡量臣下，这是不可以放弃的，做君主的哪能安逸呢？
  索人不劳，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劳于索人，佚于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难。管仲不死其君而归桓公，鲍叔轻官让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难，明矣。已得管仲之后，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成王壮，授之以政，非为天下计也，为其职也。夫不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仇；背死君而事其仇者，必不难夺子而行天下；不难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难夺其君国矣。管仲，公子纠之臣也，谋杀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贤也，且为汤武，桀、纣之臣也；桀、纣作乱，汤、武夺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纣之行居汤、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为田常。田常，简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简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为汤、武与田常，未可知也。为汤、武，有桀、纣之危；为田常，有简公之乱也。已得仲父之后，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虽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专借竖刁、易牙，虫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与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专也，故曰：桓公暗主。
  寻求人才不费力，使用人才不安逸，桓公说“寻求人才费力，使用人才安逸”，这话不对。况且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管仲不为他的主人公子纠殉身而顺帧桓公，鲍叔不看重自己的职位而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白了。已经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啊？管仲并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行天子之事七年，成王长大后，他便把政权交给成王，周公旦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为了尽他的职责。不篡夺幼君的君位而去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去侍奉先君的仇敌；背叛先君而去侍奉先君仇敌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于夺取幼君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桓公而没有得逞，他的主人死了，又去做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是可得而知的。假使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将成为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武王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政治混乱，商汤和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恒公是很危险的。假使管仲德行不好，他将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结果杀死了君主简公。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简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田常之上，桓公又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清楚了，但是他将做汤、武还是做田常，不得而知。如果做汤、武，桓公就有桀、纣的危险；如果做田常，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已经得到管仲之后，桓公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呢？假使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证明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但是虽说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他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桓公不能识别臣子欺主还是不欺主，已是很明白的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桓公是昏庸糊涂的君主。
  六
  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兑曰：“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之姑免矣。”
  六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县令年终上报时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你就此免除职务吧。”
  或曰：李子设辞曰：“夫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谓之窕言。”辩，在言者；说，在听者：言非听者也。所谓不度于义，非谓听者，必谓所听也。听者，非小人，则君子也。小人无义，必不能度之义也；君子度之义，必不肯说也。夫曰：“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必不诚之言也。入多之为窕货也，未可远行也。李子之奸弗蚤禁，使至于计，则遂过也。无术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虽倍入，将奈何？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纴，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泽谷之利也。夫无山林泽谷之利入多，因谓之窕货者，无术之害也。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论点说：“言语动听，听了使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不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常理，不是指听话的人，必定指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常理，一定不能用常理去度量它；君子用常理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窕言的。所谓“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一定是不可靠的话。收入多叫做窕货，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道理。李克对于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一直等到年终上报，这是李克造成了过错。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道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庄稼丰收，即使有加倍的收入，又怎么样呢？农耕顺应自然的变化，种植根据四季作合理的安排，没有种早、种迟的失误和天寒、天热的灾祸，收入就多。不用小事妨害要务，不用私欲妨害耕织，男子尽力于农耕，女子致力于纺织，收入就多。注意饲养牲畜的道理，按照土地的情况合理种植，六畜兴旺，五谷善殖，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了解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少，得到的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利于通行，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换取没有的东西，客商闻风而至，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合于实用，不贪图珍贵的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界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不因为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而收入多，却硬把它们叫做窕货，是不懂法术的言论。
  七
  赵简子围卫之郛郭，犀盾、犀橹，立于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枹曰：“乌乎！吾之士数弊也。”行人烛过免胄而对曰：“臣闻之：亦有君之不能士耳，士无弊者。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有二胜，是民之用也。献公没，惠公即位，淫衍暴乱，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绛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授之，围卫，取邺，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无弊也。”简子乃去盾、橹，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战大胜。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
  七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击鼓奋进，然而战士却不响应。简子扔了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是这些民众。献公死了，惠公即位，他荒淫无度，残暴昏乱，喜欢美女，秦人肆意入侵，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得到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击鼓奋进，战士闻声响应，打了个大胜仗。简子说：“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
  或曰：行人未有以说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败，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见所以用人也。简子未可以速去盾、橹也。严亲在围，轻犯矢石，孝子之所爱亲也。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爱亲也，是行人之诬也。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长行徇上，数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将众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数，而道乎百无失人之行，人未知众之道也。   
  有人说：外交官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晋惠公用这些人而失败，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没有指出用人的办法。简子不该这么快就丢掉大小盾牌。父亲被包围，儿子不怕箭和滚石的危险去救的，是因为孝子爱父。孝子爱父，百人中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而战士尚可打仗，就是认为分属于各个宗族的战士对于君主，都像孝子爱父一样，这是外交官的谎言。好利恶害，是人固有的本性。赏赐多而严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人们就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统率士兵的人不采用必要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行为，说明外交官并不懂得使用战士的办法。


  心得
诸难，难在道德仁义礼失道缺德




难三第三十九

  一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这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一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我听说庞{米间}氏的孩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于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祟尚道德，提倡好事来给民众作出表率。至于错误行为，那是小人才会记住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厉伯进见，穆公问他庞{米间}氏孩子的劣行，子服厉伯回答说：“这孩子的过错有三条。”都是穆公不曾听说过的。从此以后，穆公看重子思而看轻子服厉伯。
  或曰：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鲁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
  有人说：鲁国的君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控制着，不是应该的吗？明君发现好事就给予赏赐，发觉坏事就给予惩罚，两者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喜欢好事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厌恶坏事的：都是应该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报告给君主，是和君主离心离德而和坏人紧密勾结的行为，这是应该贬斥相处罚的。现在子思不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厉伯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鄙视他。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的，所以季氏已酿成祸乱了，却没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君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是陬、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不是弄反了吗？
  二
  文公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二
  晋文公为公子时，出逃到蒲城，晋献公派宦官披前去进攻。披斩断了文公的衣袖，文公出逃到狄。晋惠公即位，又派披到惠窦攻杀文公，没有抓到。等到文公返回晋国，披求见文公。文公说：“蒲城的事，献公限令你过一夜赶到，而你当天就赶到了；惠窦的事，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过了一夜就赶到了，干吗那样快啊！”披回答说：“君命说一不二。除掉君主仇敌，唯恐不能完成，我管你什么蒲人、狄人呢？现在您即位了，难道就没有追到蒲、狄那样的仇人吗？再说齐桓公能不记管仲射中带钩的事，而任他为相。”文公于是接见了披。
  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复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有人说：齐、晋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业，却忘掉他射中钩带的仇恨；晋文公能听从宦官的说辞，却饶恕他斩断衣袖的罪责：桓公、文公是能容忍他们的人。后代的君主，明智比不上桓公、文公；后代的臣子，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君主不察觉，就会出现公孙操杀掉燕惠文王、子罕杀掉宋桓侯、田常杀掉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察觉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宦官披的事例来自我开脱。君主如果不处罚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就是用仇人为臣而不能洞察阴谋，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活动条件，自认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他们即使丧失了政权，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再说照宦官披的话；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臣子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惠公早上死去，披傍晚就侍奉文公，宦官披究竟是怎样的忠贞不贰啊！
  三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三
  有人出了个隐语让齐桓公猜，他说：“一难，二难，三难，是指什么？”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指君主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二难，是指君主离开了国都而屡次去海边游玩；三难，是指君主年迈而迟立太子。”桓公说：“好。”也不择定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设立太子的仪式。
  或曰：管仲之射隐，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优俳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夫处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国，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必行之令，虽远于海，内必无变。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非其难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又欲置公子职，商臣作难，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势不二，庶孽卑，宠无藉，虽处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则晚置太子，庶孽不乱，又非其难也。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侵害己，可谓一难也，贵妾不使二后，二难也。爱孽不使危正适，专听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则可谓三难也。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困难。君主掌握权势而不能运用它，反而糊涂到不敢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很少能够制服他们的。君主的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祸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执行，即使远游海边，内部一定没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去海边游玩而不被劫杀，并不构成困难。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商臣作乱，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宠，于是凭借东州争夺君位，周分成东、西两个小国。这些都不是迟立太子的祸患。权力分配不并重，把庶子的地位压低，宠爱他们但不给他们资本，这样庶子即使做了大臣，迟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迟立太子，庶子不作乱，也不构成困难。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却又不想让对方侵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纪妄，却又不使她与正妻地位相等，这是第二件困难事。喜爱庶子，却不想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话，却又要他不敢与君主匹敌，这可以说就是第三件困难的事了。
  四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四
  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于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这三个人走了，子贡问道；“三个人间您同样问的是政事，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众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则帧。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洒扫，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马车的户数，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
  或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诚说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不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从而咸包，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无术乎？明君见小奸于微，故民无大谋；行小诛于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罚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安取怀惠之民？上君之民无利害，说以“悦近来远”，亦可舍已。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论调。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却劝说叶公“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手段，无功可以得赏，有罪可以免罚，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乱政治理乱民，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是由于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不使叶公在明察上有所长进，却让他取悦近者而招袜远者，这是舍弃自身权势的制约作用，却使他和臣下一样用施惠手段去争夺民众，这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办法。尧的贤明，列于尧、舜、禹、汤、文、武六王之首，然而舜搬徒一次，所到之处就形成新的城邑，结果尧失去了天下。有人不能用术来控制臣下，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明君能从细微处发现小的坏事，所以民众没有大阴谋；从小事上实行轻罚，所以民众没有大乱。这就是《老子》说的“处理难事要从易处着手，处理大事要从小处开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赏，受赏的人并不感激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犯罪的人一定受罚，受罚的人并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行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老子》这话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爱悦可言！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恩赐的民众呢？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害，劝君主取悦近者、招徕远者，也可以作罢了！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则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
  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哀公不知道选用贤人，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的贤人，所以这三个人能够执政。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况，结果自己被杀，遭人羞辱。吴王夫差认为太宰{喜否}聪明而伍子胥愚蠢，结果被越国所灭。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却用选择贤人去劝说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王哙一样的祸患。明君不凭个人心愿提拔臣子，臣子自会争相进用；不自以为谁是贤人，立功的人自会随之而来。从办事才能上鉴别他们，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从成绩大小上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公正而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不贤的人。既然这样，君主何必劳于选贤呢？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使智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然，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克于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
  齐景公用可出百套马车的户数进行赏赐，而孔子却劝他节约财力，这是要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而独自在上面节俭，结果仍不免于贫穷。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没他那样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而桓公用一半收入来供养自己，这样就比桀、纣还要奢侈了。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约束自己的，叫做灾难；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混乱；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困。明君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以诈骗为生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给予赏赐；行为污秽而图谋私利的人，君主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惩罚。这样的话，忠臣必能为公家尽忠，民众必能为家庭卖力，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奢侈几倍，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财力劝说景公，并非当务之急。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分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用一句话来回答三个人，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那就是要了解下情。下情了解得清楚，坏事处于萌芽状态就能被禁止；坏事在萌芽状态就被禁止，奸邪就无从积累；奸邪无从积累，结党营私的事就不会发生；结党营私的事不会发生，公私就会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会离散；朋党离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下情了解得清楚，就心明眼亮；心明眼亮，赏罚就公正；赏罚公正，国家就不贫困。所以说，用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使三个人没有祸患，也就是说要了解下情。
  五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五
  郑相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闾时，听见有妇女在哭泣。子产按住车夫的手，示意停车，仔细听听。过了一会儿，子产派官吏把那个妇女抓来审问，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人。另外一天，车夫问他说：“您凭什么知道那妇女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显得恐惧。一般说来，大家对于亲爱的人，刚病时忧愁，临死时恐惧，既死后悲哀。现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则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
  有人说：子产治国，不也是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亲自听到和看到，然后才了解，那么郑国查到的奸情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个人智寡，寡不胜众，个人智力难以普遍地了解事物，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胜多是指君主难以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不劳累身体就办好事情，不使用脑力就得到奸情。所以宋人有句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都逃不脱了。”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那是子产在胡干。老子说：“凭个人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大概就是说子产这种做法了。

  六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右左对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常、芒卯？”对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晋阳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也。”
  六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询问道：“现在的韩、魏和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强大？”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哪个更能干？”近侍回答说：“不如过去。”昭王说：“孟尝君和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哩。”近侍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乐师中期推开琴而回答说：“大王把天下形势估计错了。晋国六卿执政时期，智伯最强大，智伯灭掉范氏、中行氏，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用晋水灌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淹着。智伯出门，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掺乘。智伯说：‘开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来消灭别人的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用来灌魏城安邑，绛水可以用来灌韩邑平阳。’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这么一碰，终于联合反叛，智伯的土地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现在您虽然强大，却不如智伯；韩、魏虽然弱小，还不至于像它们在晋阳城下那般光景。现在正是诸侯各国碰肘踩脚合纵抗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了。”
  或曰：昭王之问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韩、魏能奈我何？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强与弱奚其择焉？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其昭王之谓也。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左右对之曰：“弱于始”与“不及”则可矣，其曰“甚然”则谀也。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有人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大凡明君治理国家，依靠他的权势。权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对我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君、芒卯以及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侵害的话，那么像如耳、魏齐这样的无能之辈以及弱国韩、魏也能加以侵害。既然这样，那么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用问别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么又何必去管别人的强和弱呢？错在不依靠自己，却问敌人能把我怎样，那不受侵害也只是侥幸了。申不害说：“丢掉术而要别人忠实，就糊涂了。”恐怕就是说昭王这种情况了。智伯没有节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而企图用水灌城灭掉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智伯国亡身死、头盖骨被做成饮杯的缘故。现在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当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灭亡的祸患吗？虽有左右近侍在旁，可他们并不是韩康子、魏宣子，哪有碰肘踩脚的勾当呢？而中期却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一句。况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调和，曲不清楚，属于中期的责任，这才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任务，还不能使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谬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和“不如过去”还可以，说“确实如此”就是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不要越权，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讲。”如今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议论。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
  七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宴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七
  管仲说：“君主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有所证明，给予奖赏；看到非法的事，厌恶它要有所显露，给予惩罚。对于亲眼目睹的事情，赏罚能够兑现，那么，即使有察见不到的，谁还敢胡作非为呢？看到合法的事，虽然喜欢却没有奖赏作为证明；看到非法的事，虽然厌恶却没有惩罚作出表示。对于亲眼目睹的事，赏罚都不守信用，却要求查出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大庭广众和严肃场合，大家都会表现得很肃敬；私室独居，即便曾参、史麃也会轻慢随便。仅注意人们肃敬的场合，就得不到行为的全部真情。再说作为君主，臣下在他面前总要掩饰自己的。只凭自己所见断定好恶，臣下掩饰自己的奸邪行为来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赏罚，不也是弊病吗？
  八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八
  管仲说：“屋里讲话，声音满屋；堂上讲话，声音满堂。此人即可称为天下之主。”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屋里说话声满屋，堂上讲话声满堂”，并不只说的饮食游戏方面的话，必定说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因此，明君谈法时，就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满堂的人知道；用术时，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更不该让满屋子的人都知道。而管仲却还说“在屋里讲话声满屋，在堂上讲话声满堂”，这就不是合乎法术的话了。


  心得
  以道驭法术



难四第四十


  一
  卫孙文子聘于鲁，公登亦登。叔孙穆子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也。今子不后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过也。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孙子必亡。亡臣而不后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诸侯伐之，故有汤、武。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齐、晋。臣而伐君者必亡，则是汤、武不王，晋、齐不立也。孙子君于卫，而后不臣于鲁，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于有失之君，而命亡于有得之臣，不察。鲁不得诛卫大夫，而卫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孙子虽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夺君者，以得相也。故非其分而取者，众之所夺也；辞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岷山之女，纣求比干之心，而天下离；汤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内服；赵咺走山，田氏外仆，而齐、晋从。则汤、武之所以王，齐晋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后以君处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处，是倒义而逆德也。倒义，则事之所以败也；逆德，则怨之所以聚也。败亡之不察，何也？
  一
  卫国的孙文子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襄公登上台阶，他也同时登上台阶。鲁卿叔孙穆子快步上前对孙文子说：“各国诸侯聚会，敝国君主从来没有列在卫君后面。现在您不比敝国君主后一步，敝国君主不知道有什么过错。请您稍慢一点。”孙文子没有回答，也没有悔改的神色。叔孙穆子回来告诉别人说：“孙文子一定会灭亡。忘记臣子的身份而不走在君主后面，有了错误又不改悔，这是灭亡的根源。”
  有人说；天子失去治国之道，诸侯起而讨伐，所以才有商汤、周武王出现。诸侯失去治国之道，大夫起而讨伐，所以才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事。如果做臣子却讨伐君主的人必定灭亡，那么商场、武王就不能称王天下，韩、赵、魏三家和田氏也不能立国了。孙文子在卫国掌握了君主的权势，后来又不以使臣的身份对待鲁君，他名义上是臣子而实际上成了君主。君主有失，所以臣子有得。不断定有失的君主灭亡，却断定有得的臣子灭亡，这是不明察。鲁国不能处罚卫国的大夫，而卫君的明察又识别不了不知悔改的臣子，孙文子虽然有忘记使臣身份和不知悔改这两种表现，又怎么会灭亡呢？他正是因为忘记了自己的这种过失，所以才能取得君主的权势。
  有人说：君臣的设立是名分制度规定的。臣子能夺得君主的位置，是因为他比君主更得民心。所以不属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要夺回的；辞去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所给予的。因此夏桀索得珉山的琬、琰二女，商纣取出比干的心脏，结果天下人都离心离德；商汤自身改变姓名，武王自身受到责骂，结果海内的人都臣服了；赵盾进山避难，田氏出外当仆人，结果齐、晋两国民众都归附他们。那么成汤、武王之所以称王天下，田氏和三晋中的赵氏之所以立国，原因不一定在他们原来的君主身上，而是成汤他们得到民众拥护以后才当上君主的。现在孙文子还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却像君主一样去做，这是违反义和德的。违反义，是事情失败的原因；违反德，是怨恨聚集的原因。连失败和灭亡都不了解，为什么呢？
  二
  鲁阳虎欲攻三桓，不克而奔齐，景公礼之。鲍文子谏曰：“不可。阳虎有宠于季氏而欲伐于季孙，贪其富也。今君富于季孙，而齐大于鲁，阳虎所以尽诈也。景公乃囚阳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争国而杀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间，非兄弟之亲也。劫杀之功，制万乘而享大利，则群臣孰非阳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败。群臣之未起难也，其备未具也。群臣皆有阳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阳虎贪于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诛于拙虎，是鲍文子之说反也。臣之忠诈，在君所行也。君明而严，则群臣忠；君懦而暗，则群臣诈。知微之谓明，无救赦之谓严。不知齐之巧臣而诛鲁之成乱，不亦妄乎？
  或曰：仁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辞宋，而楚商臣弑父；郑去疾予弟，而鲁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则是皆无贞廉也。且君明而严，则群臣忠。阳虎为乱于鲁，不成而走，入齐而不诛，是承为乱也。君明则诛，知阳虎之可济乱也，此见微之情也。语曰：“诸侯以国为亲。”君严则阳虎之罪不可失，此无救赦之实也，则诛阳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齐之巧臣而废明乱之罚，责于未然而不诛昭昭之罪，此则妄矣。今诛鲁之罪乱以威群臣之有奸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孙之亲，鲍文之说，何以为反？
  二
  鲁国的阳虎想攻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失败后逃奔齐国，齐景公很敬重他。鲍文子劝谏说：“不行。阳虎得宠于季孙却想攻打季孙，是贪图季孙的财富。现在您比季孙还富，而齐国又比鲁国大，这是阳虎要全力欺诈的原因。”于是景公就拘禁了阳虎。
  有人说：有千金财富的家庭，儿子们不和睦，因为人们追求利益的心情非常迫切。齐桓公是五霸之首，为了争当国君而杀掉哥哥公子纠。因为当国君利大。君臣之间没有兄弟之间的亲情。劫杀的结果，能统治大国而享有大利，那么群臣哪一个不是阳虎呢？事情因办得隐蔽巧妙而成功，因办得疏忽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作乱，是因为条件还不具备。群臣都怀着阳虎一样的心思，而君主不知道，可见群臣办得隐蔽而巧妙。阳虎贪心，天下的人都知道，可见他干得疏忽而笨拙。不叫齐景公去处罚齐国巧妙的奸臣，却叫他去处罚笨拙的阳虎，这是鲍文子的话说反了。臣子的忠顺或欺诈，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就会欺诈。能察觉隐情的叫明，不赦免罪行的叫严。不知道齐国隐蔽巧妙的奸臣而去处罚鲁国已经作乱的笨臣，不是很荒谬的吗？
  有人说：仁者和贪者心地不同。所以公子目夷让出君位，而楚国商臣却逼死父王；郑公子去疾把君位让给弟弟，而鲁桓公杀掉哥哥自当国君。五霸都是从事兼并的，而以齐桓公为标准来衡量人，那就没有忠贞廉洁的人了。再说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阳虎在鲁国作乱，失败后逃跑，逃到齐国而不杀他的话，这是让他在齐国继续作乱。君主明察就会用刑，因为知道阳虎会助成叛乱，这是看到了隐微的阴谋。俗话说：“诸侯把别国作为亲戚。”君主严厉，就不能放过阳虎的罪行，这是不赦免罪行主张的实施。杀了阳虎，是为了让群臣忠顺。不知道齐国巧妙的奸臣而免掉对公开作乱者的惩罚，追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不惩罚明摆着的罪过，这是荒谬的。现在如能惩处在鲁国作乱的罪犯阳虎，用来警告臣子中那些心怀不良的人，从而又可以博得鲁国季孙、孟孙；叔孙的亲善，鲍文子的话，怎么就说反了呢？

  三
  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公子圉曰：“高伯其为戮乎，报恶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于难者，报恶晚也。然则高伯之晚于死者，报恶甚也。明君不悬怒，悬怒，则臣罪轻举以行计，则人主危。故灵台之饮，卫侯怒而不诛，故褚师作难；食鼋之羹，郑君怒而不诛，故子公杀君。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诛焉，以及于死。故“故所恶”，以见其无权也。人君非独不足于见难而已，或不足于断制，今昭公见恶，稽罪而不诛，使渠弥含憎惧死以侥幸，故不免于杀，是昭公之报恶不甚也。
  或曰：报恶甚者，大诛报小罪。大诛报小罪也者，狱之至也。狱之患，故非在所以诛也，以仇之众也。是以晋厉公灭三郄而栾、中行作难，郑子都杀伯咺而食鼎起祸，吴王诛子胥而越句践成霸。则卫侯之逐，郑灵之弑，不以褚师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诛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诛而有诛之心。怒其当罪，而诛不逆人心，虽悬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后，宿罪而诛，齐胡之所以灭也。君行之臣，犹有后患，况为臣而行之君乎？诛既不当，而以尽为心，是与天下有仇也。则虽为戮，不亦可乎！
  三
  郑庄公要用高渠弥为卿，而太子昭公很讨厌高渠弥，再三劝阻，庄公不听。到昭公即位，高渠弥怕他杀害自己，就在辛卯这天，杀了昭公而立公子亶为国君。君子说：“昭公知道自己讨厌的人。”公子圉说：“高渠弥该被杀戮吧！报复人家对他的厌恶也太过分了点。”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是说反了吗？昭公遭到死难，是因为他惩处讨厌的人太晚了；既然这样，高渠弥比昭公死得晚，恰恰因为他对昭公进行了过分的报复。明君不会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假使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不对罪臣及时予以处罚，罪臣就会轻率行动而行使计谋，这样君主就危险了。因此，在灵台饮酒时，卫出公对褚师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就发生了褚师作乱的事；吃大鳖的浓汁时，郑灵公对子公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子公就杀死了郑君。君子指出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并非说得太过分了，他的意思是：昭公既已了解得这样清楚，却不立即把高渠弥杀掉，以致自己被杀。所以说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意在表明他不懂得权衡得失。君主不只是不能充分地看到祸难，有时还会不能及时作出决断和加以制裁。现在昭公表露了对高渠弥的厌恶，又搁置他的罪过，迟迟不予惩处，结果使高渠弥怀恨在心，因为害怕被杀而想侥幸得免，所以昭公不能免于被杀，这是因为昭公惩处自己厌恶的人太软弱了。
  有人说：报仇过分，就是用大的诛戮来报复小的罪过，是最严酷的刑狱。刑狱的危害，本来并不在于已经处罚了的人，而在于诛戮不当引起更多人的仇恨。因此晋厉公杀掉郤氏三卿，栾书、中行偃二卿就起而发难；郑子都杀掉伯限，食鼎就起而作祸；吴王夫差杀掉伍子胥，越王勾践就乘机灭吴称霸。那么卫出公被逐，郑灵公被杀，并不因为卫出公没有杀掉褚师和郑灵公没有惩罚子公，而是因为不该发怒却表现出发怒的脸色，不该杀戮却产生出杀戮的想法。如果君主发怒符合臣下的罪过，如果臣子杀君不违背人心，即使蕴而未发，又有什么害处呢？君主未即位之前臣子有了罪，即位之后却把臣子的旧罪重提加以论处，这就是齐君胡公靖灭亡的原因。君主对臣子这样做，还会留下后患，何况作为臣子而对君主这样做呢？处罚已属不当，还要起心斩尽杀绝，这便是与天下人为仇了。那么公子圉说高渠弥该杀，不也是可以的吗？
  四
  卫灵之时，弥子瑕有宠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浅矣。”公曰：“奚梦？”“梦见灶者，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故将见人主而梦日也。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或者一人炀君邪？则臣虽梦灶，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弥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于梦以见主道矣，然灵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弥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爱而用所贤也。郑子都贤庆建而壅焉，燕子哙贤子之而壅焉。夫去所爱而用所贤，未免使一人炀己也。不肖者炀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贤者炀主己，则贤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贤尚之，所味不必美。晋灵侯说参无恤，燕哙贤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贤不必贤也。非贤而贤用之，与爱而用之同。贤诚贤而举之，与用所爱异状。故楚庄举叔孙而霸，商辛用费仲而灭，此皆用所贤而事相反也。燕哙虽举所贤，而同于用所爱，卫奚距然哉？则侏儒之未可见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见之后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贤者炀己则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则虽炀己，必不危矣。   
  四
  卫灵公时，弥子暇受到宠信，在卫国专权。有个谒见灵公的侏儒说：“我的梦应验了。”灵公问：“梦见了什么？”“梦了灶了，预示要见到您。”卫灵公发怒说：“我听说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为什么你要见我，会梦见灶呢？”侏儒说；“太阳普照天下，一件东西遮挡不了它；君主普照一国人，一个人蒙蔽不了他。所以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是灶的话，一人对着灶门烤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见火光了。或许就有一个人挡住君主了吧？那么即使我梦见灶，不也是可以的吗？”卫灵公说：“好。”于是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
  有人说：“侏儒善于假借梦来阐明君主的治国原则，但是卫灵公不理解侏儒的话。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这是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郑子都认为庆建贤明，结果受到蒙蔽；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结果受到蒙蔽。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并不能免除使一个人遮蔽自己的祸患。不贤的人蒙蔽君主，不足以危害君主的明察；现在君主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了。
  有人说：屈到喜欢吃菱角，周文王喜欢吃菖蒲做腌莱，这两样东西都没有什么好的味道，但这两位贤人却很喜爱，可知人们喜欢的味道并不一定美。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参无恤、子之都不是正直的人，但两个君主却尊宠他们，可见君主认为贤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人。不是贤人而作为贤人来用，和因为宠爱而使用他是一样的。君主认为贤的人确是真正的贤人而提拔他，和君主用自宠爱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楚庄玉提拔了孙叔敖而称霸，商纣任用了费仲而灭亡，这些都是任用自己认为贤的人而事情结果却相反的实例。燕王哙虽然用了他认为贤的人，其实与用他宠爱的人是一样的，卫灵公哪里是同样情形呢？这是侏儒认识不到的。君主被蒙蔽而不知道受到蒙蔽，听侏儒话后知道自己受了蒙蔽，因此辞退蒙蔽自己的臣子，证明他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说什么“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现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么即使蒙蔽自己，也一定没危险了。
  心得
  酸儒近佛，恶法近西洋。



难势第四十一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慎到说：飞龙乘云飞行，腾蛇乘雾游动，然而一旦云开雾散，它们未免就跟蚯蚓、蚂蚁—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腾空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贤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不贤的人之所以能被贤人制服，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大、地位高。尧要是一个平民，他连三个人也管不住；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搞乱整个天下：我由此得知，势位是足以依赖的，而贤智是不足以羡慕的。弓弩力弱而箭头飞得很高，这是因为借助于风力的推动；自身不贤而命令得以推行，这是因为得到了众人的帮助。尧在平民百姓中施行教化，平民百姓不听他的；等他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时候，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智不足以制服民众，而势位是足以使贤人屈服的。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有人责难慎到说：飞龙乘云，腾蛇驾雾，我并不认为龙蛇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说这样，但舍弃贤才而专靠权势，难道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吗？那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了云雾的依托，就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龙蛇天生资质高；现在同是厚云，蚯蚓并不能腾云，同是浓雾，蚂蚁并不能驾雾。有了厚云浓雾的依托，而不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蚯蚓、蚂蚁天生资质低。说到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情况，他们把天子的威势作为依托，而天下仍然不免于大乱的缘故，正说明夏桀、商纣的资质低。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再说慎到认为尧凭权势来治理天下，而尧的权势和桀的权势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桀把天下扰乱了。权势这东西，既不能一定让贤人用它，也不能让不贤的人不用它。贤人用它天下就太平，不贤的人用它天下就混乱。按人的本性说，贤的少而不贤的多，如果用权势的便利来帮助那些扰乱社会的不贤的人，这种情况之下，用权势来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权势来治理天下的人就少了。权势这东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将飞进城邑，任意吃人。”要是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这好比给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纣造高台、挖深池来耗尽民力，用炮格的酷刑来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约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天子的威势成了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还没有开始干一件坏事，早就被处死了。可见权势是滋长虎狼之心、造成暴乱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祸害。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可是慎到的言论专讲权势能用来治理天下，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够浅薄的了。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两样，有的达到日行千里，有的却被人讥笑，这是因为驾车的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假如把国家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号令当作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让尧、舜来驾驭天下就太平，让桀、纣来驾驭天下就混乱，可见贤和不贤相差太远了。要想跑得快走得远，不知道任用王良；要想兴利除害，不知道任用贤能；这是不懂得类比的毛病。尧、舜也就是治理民众方面的王良。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又有人驳斥那个责难慎到的人说：慎到认为权势是可以用来处理政事的，而你却说“一定要等到贤人，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不对的。所谓权势，名称只有一个，但含义却是变化无穷的。权势一定要出于自然，那就用不着讨论它了。我要谈的权势，是人为设立的。现在你说“尧、舜得了权势天下就太平，桀、纣得了权势天下就混乱。”我并不认为尧、舜不是这样。但是，权势不是一个人能够设立起来的。假如尧、舜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这就叫做“势治”；假如桀、纣同样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好天下，这就叫做“势乱”。所以说；“势治”就不可能扰乱，而“势乱”就不可能治理好。这都是自然之势，不是人能设立的。像我说的，是说人能设立的权势罢了，何必用什么贤人呢？怎样证明我的话是对的呢？某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耀他的盾很坚固，就说“没有东西能刺穿它”，一会儿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驳斥他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他没法回答。因为不能刺穿的盾和没有东西刺不穿的矛，在道理上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按照势治的原则，是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不受约束的贤治和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贤治和势治的不能相容也就很清楚了。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再说，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世才能出现一次，这就算是紧接着降生的了。世上的君主不断以中等人才出现，我之所以要讲权势，是为了这些中等人才。中等才能的君主，上比不过尧、舜，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如果放弃矫正木材的工具，不用度量尺寸的技术，就是让奚仲造车，也不能造出一个轮子。没有奖赏的鼓励，刑罚的威严，放弃了权势，不实行法治，只凭尧、舜挨户劝说，逢人辩论，连三户人家也管不好。’权势的重要作用也够明显的了，而你说“一定要等待贤人”，那也就不对了。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况且一百天不吃去等待好饭菜，挨饿的人就活不成；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好比等将来的好饭菜来解救饥饿的说法一样。你说：“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我不认为是对的。等待越国的游泳能手来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车马，也好比等越人来救落水者的说法一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马坚车，再加上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车夫来驾驭，要想跑得快走得远，是可以办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达，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也就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而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你的议论赶不上势治理论啊。

  心得
  倒是真的没必要积辩累辞。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势治势乱，非一人为。  人难难在失势，势难难在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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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辩第四十二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韩非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话的人说：“君主不明智就产生辩说，为什么呢？”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韩非回答说：“在明君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而法律是处理政事的最高准则。除命令外，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没有第二种行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动不合乎法令的必须禁止。如果言论没有法令作依据，但可以对付诡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君主必须采纳这种言论并进而责求它的效果。言论和实效相符，就给重赏；言论和实效不符，就给重罚。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就是没有辩说存在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学术主张加以反对；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为加以违反。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这就是世上有那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磨快猎箭，用来无目的地乱射，箭头不曾不射中细小的东西，但是不能称为善于射箭的人，因为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立直径五寸的箭靶，拉开十步的距离，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艺高的；没有固定的靶子，胡乱发射而射中微小的东西，仍然算是技艺差的。现在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不把功用作为它的目的，言论虽然很明察、行为虽然很刚直，不过是些胡发乱射的言论。因此在乱世里，听取言论时把隐微难辨作为明察，把博学多文作为雄辩；观察行为时把远离社会作为贤能，把违抗君主作为刚直。做君主的喜欢这种明察，雄辩的言论，尊重这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定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游侠多了，耕战的人就少了；‘坚白’‘无厚’的诡辩风行起来，宪章法令就会遭到破坏而消亡。所以说君主不明察，辩说就产生了。”

  心得

  乱世多学术、多辩论。家乱，矛盾多、争吵多；组织乱，争斗多，党私多；原因只有一个，君主不明。素书说：群下外异者沦。这里看平等自由，看没有对错，其本质显而易见。




问田第四十三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城义渠，明将也，而措于毛伯；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用历任低级职务就能被君主赏识，圣人不用显示出成绩就能被君主接纳。现在的阳城义渠是个英明的将领，可他曾被安排做个小官；公孙亶回是个杰出的相国，也安排做过地方官，为什么呢？”
  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毛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
  田鸠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君主掌握了法和术。况且，难道您没听说楚国用宋舰为将而败坏了政事，魏国用冯离为相而断送了国家？两国的君主为花言巧语所驱使，被诡辩利说所迷惑，没通过低级职务的考验，不具备基层工作的经历，结果有败坏政事和断送国家的祸患。由此看来，那种不经低级职务和基层工作考验的办法，哪里该是明君采取的措施啊！”
  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达到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我私下认为会给您生命带来危险。用什么加以验证呢？
  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
  听说您曾讲道：‘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的祸患。’
  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
  遭遇如何是不能肯定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干冒险的事，替您设想，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
  韩非说：“我明白您的话了。整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但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抱定了这样的主张，即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
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
  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
  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

  心得
  天理与人欲，站队不同，恩害相生。为啥好心办坏事，立场不对。




定法第四十四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问话的人说：“申不害和商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一家对治理国家更急需？”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回答他说：“这是不能比较的。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在极寒冷天气下，不穿衣服也会冻死。若问衣和食哪一种对人更急需，则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条件。现在申不害提倡运用术而商鞅主张实行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这是臣下应该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所以术和法缺一不可，都是称王天下必须具备的东西。”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问话的人说：“只用术而不用法，或只用法而不用术，这样都不行，情形究竟如何呢？”
  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二个国家。晋国的旧法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已公布；晋君的旧法令没有收回，而韩君的新法令又已下达。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奸邪的事就增多了。所以奸人认为旧法令对自已有利，就依照旧法令行事；认为新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新法令行事；他们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对立中取利，那么申不害即使频繁地让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雄厚的强韩，经过十七年的努力还没有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但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结果带来了害处。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同受罪责，该厚赏就一定厚赏，该重罚就一定重罚。因此秦国人民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追击敌人，再危险也不退却，结果使秦国国富民强，但是没用术来识别奸臣，那不过是用秦国的富强帮助群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继位，秦国的变法措施没有废除，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逼迫韩、魏的事件上。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甘茂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打仗上。武王死，秦昭襄王继位，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而穰侯却增加了陶邑的封地。应侯范服攻打韩国达八年之久，给他自己增加了汝南的封地。打那时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扩大地盘，就建立了私人的封地。这是君主不能用术去了解奸邪的缘故。商鞅纵然频繁地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霸业，就是因为官府虽然不断地整顿法令，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结果带来了害处。”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
  问话的人说：“君主使用申不害的术，而官府实行商鞅的法，这样可以吗？”
  对曰：“申子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的术不够完善，商鞅的法也不够完善。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越权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办事不超越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知道了不说，这是不告发罪过。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清楚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令规定：‘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如果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房屋也盖不成，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是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适应。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


  心得
  上术下法。素书说：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说疑四十五


  凡治之大者，非谓其赏罚之当也。赏无功之人，罚不辜之民，非谓明也。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于人者也，非能生功止过者也。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以至于境内日见法，又非其难者也。
  国的大事，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赏无功的人，罚无罪的人，不能称作明察。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且全无遗漏，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现在世上的人都说“给君主带来尊崇，国家带来安定的，必然要靠仁义智能”，却不知道导致君主卑下、国家危乱的，必定因为仁义智能。所以掌握法术的君主，据弃仁义，废除智能，用法来使人服从。因此声誉远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国家安定，在于君主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一般而论，术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法是官吏应该遵循的。既然这样，那么派遣侍从官员每天把法治的道理传达到宫门之外，直到境内的民众每天都看到法令，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有优施，此六人者，亡国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其外小谨，以征其善；称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禅其主，以集精微，乱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类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国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国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别贤不肖如黑白矣。
  过去有扈氏有个臣子叫失度，兜氏有个臣子叫孤男，三苗有个臣子叫成驹，夏桀有个臣子侯侈，商封有个臣子叫崇侯虎，晋国有个臣子叫优施，这六个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臣子。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阴险毒辣，外表小心谨慎，用以表明自己善良；称颂远古，使好事变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以投合君主的爱好来扰乱君主：这些都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一类的人。以往的君主，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安国存，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危国亡。得到大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利弊相差极大，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近臣不能不加倍小心。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臣子说的话，那么区别贤与不贤的人就像区别黑白那样清楚了。
  若夫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十二者，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则不乐食谷之利。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一旦遇到劳苦和屈辱，就不愿要官府的俸禄。见利不动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赏，也不能勉励他；临危不惧的人，即使君主重罚，也不能镇服他：这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而死在山洞里，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有的在深山里饿死，有的投水自尽。有了这样的人，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做臣，当今之世，又用他们派何用场？
  若夫关龙逄、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则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
  至于夏桀时的关龙逢，商纣时的五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凭激烈争辩或强行劝谏来压服君主。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就会出现如同师徒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君主对他们如果有一句话语不听从，一件事情不照力、，他们就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豁出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做来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用他们呢？
  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唯圣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
  至于齐国的田常、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如意、晋国的孙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胜、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结党营私来侍奉君主，不走正道而大搞谋私的勾当，对上威逼君主，对下破坏国家安定，勾结外国势力来扰乱国内政事，拉拢下属来对付君主，做来毫无顾忌，像这样的臣子，只有圣王明主才能予以控制，至于昏君乱主，能看得出来吗？
  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襄、范蠡、大夫种、逢同、华登，此十五人者为其臣也，皆夙兴夜寐，单身贱体，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进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不难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为壑谷洧之卑；主有明名广誉于国，而身不难受壑谷洧之卑。如此臣者，虽当昏乱之主尚可致功，况于显明之主乎？此谓霸王之佐也。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蠢、文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早起晚睡，自谦自卑，恭敬地表白自己的心意；严明地执行刑法、优异地干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进献好的建议、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立了功成了事也不敢自表劳苦；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家庭残破，为了君主安全，不惜献出生命；把君主看成上天和泰山一样尊贵，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君主在全国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君乱主仍可建立功业，何况遇到贤明君主呢？这就叫做霸王的助手啊。

  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有臣如此，虽当圣王尚恐夺之，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陈灵身死于夏征舒氏；荆灵王死于乾谿之上；随亡于荆；吴并于越；知伯灭于晋阳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謟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
  至于西周的滑之、郑国的公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进则埋没贤良去蒙蔽君主，退则扰乱百官而兴祸作乱；都辅佐他们的君主，迎合君主的欲望，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也不难办到。像这样的臣子，即使是圣明君王也伯被夺权，何况昏君乱主，能不失去权柄吗？有这些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威王被杀，国家分成两半；郑君子阳被杀，国家一分为三。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楚灵玉死在乾溪之上，随国被楚国所灭，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阳城下，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殓。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君主才能识别，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因而落到身死国亡的地步。
  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故一举而能服诸侯。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
  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选拔臣子时，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正确的，就据以任用；错误的，就据以处罚。因此，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在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尧时有儿子丹朱，舜时有儿子商均，夏启时有儿子太康等五人，商场时有孙子太甲，武玉时有弟弟管叔、蔡叔。这五个帝王惩罚的，都是自己的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为什么要使他们家破人亡受到惩罚呢？因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法治。请看圣王选拔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然而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据此选拔他们，君主地位得以巩固，声望得以提高。
  乱主则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国，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国亡身死。不明于用臣也。无数以度其臣者，必以其众人之口断之。众人所誉，从而悦之；众之所非，从而憎之。故为人臣者破家残賥，内构党与、外接巷族以为誉，从阴约结以相固也，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曰：“与我者将利之，不与我者将害之。”众贪其利，劫其威：“彼诚喜，则能利己；忌怒，则能害己。”众归而民留之，以誉盈于国，发闻于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为贤。彼又使谲诈之士，外假为诸侯之宠使，假之以舆马，信之以瑞节，镇之以辞令，资之以币帛，使诸侯淫说其主，微挟私而公议。所为使者，异国之主也；所为谈者，左右之人也。主说其言而辩其辞，以此人者天下之贤士也。内外之于左右，其讽一而语同。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奸臣闻此，然举耳以为是也。故内构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且夫内以党与劫弑其君，外以诸侯之讙骄易其国，隐敦适，持私曲，上禁君，下挠治者，不可胜数也。是何也？则不明于择臣也。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其君取国者众矣。”然则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能一尽其民力，破国杀身者，尚皆贤主也。若夫转身法易位，全众傅国，最其病也。
  昏君乱主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行为，却把国家大权委任给他们，所以轻者君主名望下降、国土丧失，重者国家灭亡、君主身死，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任用臣子。不能用法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判断他们的好坏。众人称赞，就跟着喜爱；众人诽谤，就跟着憎恶。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费财，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盟约来加强勾结，用口头上封官许愿来给予鼓励。说什么“顺从我的就能得到好处，不顺从我的只能得到祸害”。众人贪图奸臣给的利益，又迫于他的威势，从而认为：“他真能对我高兴，就会让我得到好处；对我猜忌恼怒，就会伤害我。”众人都归附他，民众也靠拢他，把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上达到君主那里。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奸臣又会派出诡诈的人，在外充当别国宠信的使者，把马车借给他，给他瑞节使人相信，教他外交辞令使他庄重，用贵重的礼物资助他，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暗中夹带为奸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为谁做使者呢，是为别国的君主；为谁讲话呢，是为君主左右的奸臣。君主喜欢使者的话，认为他讲得头头是道，从而认为他称赞的奸臣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暗示君主：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身让位而居其下，轻者赏赐高爵厚禄使奸臣得利。奸臣位高禄厚，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授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奸臣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党羽就说：“舜逼迫尧，禹逼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这四个王，都是作为臣子而杀了自己的君主，天下却都称赞他们。考察四个王的思想，是出于贪得天下的野心；衡量他们的行为，是使用了暴乱的武力。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管扩充势力，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自管显耀名声，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高明。这样，威势足以凌驾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一世，天下人都顺从他们。”又说；“根据现在知道的，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荼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奸臣听到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再说，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背离正道，心怀阴谋，对上钳制君主，对下扰乱法治，这样的奸臣，是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史书记载说：“周宣王以来，亡国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那么祸乱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还都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改变法令，君臣易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拱手交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虽弋驰骋，撞钟舞女，国犹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赵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弋，夏浮淫，为长夜，数日不废御觞，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进退不肃、应对不恭者斩于前。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然敬侯享国数十年，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明于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哙，邵公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堙污池台榭，外不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做君主的，假如真能洞察臣子的言论，那么即使打猎骑马，沉溺女乐，国家还是可保全的；不能洞察臣子的言论，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仍是要灭亡的。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不修德行，而喜欢尽情享乐，满足于身体安适，耳目快乐，冬天射箭打猎，夏天泛舟游玩，不分昼夜地饮酒，一连几天都不放下酒杯，不会喝酒的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在席前杀死。请看，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内部没有群臣百官闹事，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这些都是因为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几十万士兵。他，不沉洒于女色，不听妙音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君位被子之篡夺，自身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
  故曰：人臣有五奸，而主不知也。为人主者，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圣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则譟诈之人不敢北面谈立；文言多、实行寡而不当法者，不敢诬情以谈说。是以群臣居则修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此圣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圣主明君，不适疑物以窥其臣也。见疑物而无反者，天下鲜矣。故曰：孽有拟适之子，配有拟妻之妾，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也。故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枝子配适，大臣拟主，乱之道也。故《周记》曰：“无尊妾而卑妻，无孽适子而尊小枝，无尊嬖臣而匹上卿，无尊大臣以拟其主也。”四拟者破，则上无意、下无怪也；四拟不破，则陨身灭国矣。   
  所以说：臣子中有五种奸邪行为，而君主却不曾识别。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来骗取声誉的，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有凭借免除赋役、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奇装异服、漂亮称号来惑乱人们视听的。这五种人，是明君所疑虑、圣君所禁止的；去掉这五种人，那么诡辩和奸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乱说乱动了。而好话说得多、实事做得少，行为不合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因此，群臣闲居时就会加强自身修养，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乱说乱动，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办法。那些圣明的君主，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子。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弄清真相的，是天下少见的。所以说：庶子中有和嫡子行事一样的人，配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臣子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根源。所以说：内廷的宠妃与王后并列，外朝宠臣和君主争权，庶子和嫡子匹敌，大臣和君主相似，都是通向祸乱的必由之路。所以《周记》上说：“不要抬高妄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子的地位而抬高庶出者的身份，不要推重宠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上述四种混淆上下关系的做法一旦被摧毁，君主就没有顾忌，臣下就没有邪行；这四种做法要是不被摧毁，便会以君主身死、国家灭亡而告终。


  心得
  什么人可用，什么人不可用，明察秋毫而不疑。
  人臣有五奸，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圣主之所禁。
  孽有拟适之子，配有拟妻之妾，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
  诚明于臣之所言，则虽弋驰骋，撞钟舞女，国犹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





诡使四十六


  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虽有不急矣。今利非无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听从；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乱者，何也？夫上之所贵与其所以为治相反也。
  圣人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措施有三种：第一是利禄，第二是威权，第三是名称。利禄是用来赢得民众的，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名称是君臣共同遵行的准则。除了这三种，即使还有别的措施，也不是急需的了。现在利禄不是没有，民众却不受君主感化；威权不是不存在，民众却不去服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但办事时却没有严格按照明文规定。这三种措施不是不存在，但社会有时安定，有时混乱，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推崇的东西和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措施相违背。
  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高”。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而简上不求见者，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则士之饥饿乏绝者，焉得无岩居苦身以争名于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也。
  设立名位称号，本是用来表示尊贵的，而现在有人轻视名位和实权，世俗却称赞他们高尚。设立爵位等级，本是用来作为区别贵贱基本标准的，但是对君主傲慢而不愿求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贤明。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而对于那些无视利禄和轻视权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庄重。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但对于那些不遵从法令而为私门效劳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忠诚。官爵是用来勉励民众的，但对于那些追求声誉而不肯做官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是有气节的人。刑罚是用来独揽威严的，但对于那些无视法令、不怕刑杀的亡命之徒，世俗却称赞他们是勇士。民众急于追求名声，超过了追求实利；这样，一些沦落到饥饿贫困境地的士人，哪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以便在天下挣得名声呢？所以，社会得不到安宁的原因，不是下面的罪过，而是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君主常常尊重那些造成祸乱的行为，而轻视那些能使社会安定的措施，因此下层人士向往的，就经常和君主应该用来治国的措施背道而驰。
  今下而听其上，上之所争也。而惇悫纯信，用心怯言，则谓之“窭”。守法固，听令审，则谓之“愚”。敬上畏罪，则谓之“怯”。言时节，行中适，则谓之“不肖”。无二心私学吏，听吏从教者，则谓之“陋”。
  现在让臣子听从君主，是君主的当务之急。但对于忠厚老实、纯朴诚信、做事专心、说话谨慎的行为，却被说成是贫陋无礼。严格遵守法度，认真听从政令，却被说成是愚笨。尊敬君主，害怕犯罪，却被说成是胆小。言论适合时宜而有分寸，行为符合法治而恰如其分，却被说成是没有出息。对君主没有二心而不从事私学，听从官吏而遵循教化，却被说成是浅薄。
  难致，谓之“正”。难予，谓之“廉”。难禁，谓之“齐”。有令不听从，谓之“勇”。无利于上，谓之“愿”。少欲、宽惠、行德，谓之“仁”。重厚自尊，谓之“长者”。私学成群，谓之“师徒”。闲静安居，谓之“有思”。损仁逐利，谓之“疾”。险躁佻反覆，谓之“智”。先为人而后自为，类名号，言泛爱天下，谓之“圣”。言大本，称而不可用，行而乘于世者，谓之“大人”。贱爵禄，不挠上者，谓之“杰”。下渐行如此，入则乱民，出则不便也。上宜禁其欲，灭其迹，而不止也，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也。
  不接受君主的召唤，却被称为正直。不接受君主的赏赐，却被称为清廉。不接受君主的制约，却被称为平等。有令不听从，却被称为勇敢。对君主毫无益处，却被称为厚道。缺乏上进精神，为人与世无争，善于行德施惠，却被称为仁义。为人持重而妄自尊大，却被称为长者。私立学派，结帮成群，却被称为师徒道统。沉默寡言，安于现状，无所事事，却被称为善于思考问题。损害道义，追逐私利，却被称为机灵。凶险浮躁，反复无常，却被称为聪明。主张先人后己，对官爵高低同等看待，宣扬泛爱天下的，却被称为圣人。鼓吹一般原则、根本规律，理论站得住而实际不可用，干起事来悖于社会常法的，却被称为是伟人。轻视爵位俸禄，不服从君主统治的，却被称为俊杰。臣下习染这种风气到如此地步，在内就会扰乱民众，出外就会不利于祖国。君主本该禁止他们的欲望，废除他们的非法活动，这样尚且阻挡不住，还要去推波助澜尊重他们，这是教导臣下犯上作乱，还想达到天下大治。
  凡所治者，刑罚也；今有私行义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静也；而躁险谗谀者任。四封之内所以听从者，信与德也；而陂知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俭听上；而岩居非世者显。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霑，而卜筮、视手理、狐虫为顺辞于前者日赐。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杀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诛奸人，所以为上治也，而愈疏远；謟施顺意从欲以危世者近习。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亩；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赏利一从上出，所善制下也；而战介之士不得职，而闲官之士尊显。上以此为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无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从法令、有二心无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而尊之，用事者过矣。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属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女妹私义之门不待次而宦。赏赐之，所以为重也；而战斗有功之士贫贱，而便辟优徒超级。名号诚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近习女谒并行，百官主爵迁人，用事者过矣。大臣官人，与下先谋比周，虽不法行，威利在下，则主卑而大臣重矣。
  总的说来，君主用来治理国家是靠的刑罚，而现在自行其是的人却得到尊重。国家得以维系是靠的社会安定，而现在浮躁凶险、搬弄是非、阿谈奉承的人却受到任用。全国民众服从君主而令行禁止，靠的是信义和德行，但现在那些狡猾奸诈而惯于诬馅倾轧的人却得到使用。法令得以实行，威严得以树立，靠的是臣下恭敬虔诚地听从君主，但现在那些隐居深山、攻击现实的人却声名显赫。粮仓得以充实，靠的是把农耕作为本业，但现在那些从事纺织、刺绣、雕刻之类末业的人反而富裕。名望得以树立，地域得以扩大，靠的是打仗的士兵；现在阵亡战士的孤儿却饥饿不堪，到处流浪乞讨，而那些优伶酒徒却高车大马穿锦衣绣。赏赐俸禄是用来换取民众为君主卖命的，现在有战功的人劳而无赏，而那些在君主跟前占卜、看手相、弄神作鬼、巧言奉承的人却经常得到赏赐。君主掌握法律条令是为了控制生杀大权，但现在奉公守法的人想用逆耳的忠言向君主进谏却得不到接见，而那些花言巧语、内外行奸、在社会上侥幸投机的人却经常得到晋见。根据法令直言不讳，名实相符，遵循有关规定，铲除奸邪的人，为的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但君主却越发要加以疏远；而那些逢迎取媚、顺从君主的意愿和欲望而危害国家的人却成了亲信。征收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国难、充实仓库，而士兵逃避耕战，躲藏起来，依附于权门贵族来偷免得役赋税，结果使君主失去了劳力，这样的人竞数以万计。拿出好的田地房屋作为赏赐，是为了鼓励士兵奋勇作战的，而一方面，那些身首异处、尸骨抛散在荒野上的战士，活着没有房子容身，死后田地还要被夺去；另一方面，有姿色的少女、没有功劳的大臣和亲信们，却挑选好的房屋和田地尽情享受。赏赐一律由君主颁发，是为了便于驾驭臣下的，但披甲野战的士兵得不到赏赐和职位，游手好闲的所谓学者却得以显贵。君主拿了这些反常现象作为教化，名声怎能不卑下，权位怎能不危险？使君主名声卑下、权位危险的人，一定就是那些不服从法令，怀有二心而专搞私学，反叛现实社会的人。假如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解散他们的群党，还要去尊重他们，那就是当权者的过错了。君主树立廉耻标准，是用来劝勉臣下的。现在士大夫却不以肮脏卑鄙的勾当为耻而做官，有裙带关系和私人交情的人不按官阶次第而升官。赏赐是用来使人尊贵的，但现在英勇作战的有功之士却贫贱不堪，而那些谄媚逢迎的人和优伶酒徒却得以越级做官。名号和功业相符合关系到君主的威势和尊严，然而现实是君主受到蒙蔽，近臣宫女同时弄权，各个部门都能给人定爵和提升官吏。这些反常现象表明当权者措施已经严重失当了。大臣任人为官，先与亲信密谋策划，植党营私，尽管他们不按法律行事，但赏罚大权已被臣下操纵了，结果君主地位就变得卑贱而大臣权势就变重了。
  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 路、托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上不禁，又从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实，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也。如此，则士之有二心私学者，焉得无深虑、勉知诈与诽谤法令，以求索与世相反者也？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  
  确立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废止私行。法令得以贯彻，私行就必被废止。私行是扰乱法令的罪魁。现在那些怀有二心专搞私学、隐居山林、老谋深算的士人，重则诽谤现实，轻则造谣惑众。君主不加以禁止，还要进一步用美名抬高他们，用实利提拔他们，结果就是使无功者显贵，无劳者富有。这样一来，怀有二心专搞私学的士人怎能不挖空心思、玩弄智巧和诽谤法令，去拼命追求那些和当代政治背道而驰的东西呢？大凡危害君主统治、反对现实社会的，常常就是那些身怀异心大搞私学的人。所以《本言》说：“国家安定靠的是法，国家混乱棍子在私。法立起来的话，就没有人再行私了。”所以说：倾向于私行的，社会必然混乱；倾向于法的，社会一定大治。君主不用法治，聪明的人就有违法言论，贤能的人就有违法企图。君主有法外的恩惠，下面就有非法的欲望，圣人和智者就会成群结队地制造谣言和诡辩，用非法手段对付君主。君主不严加禁止，反而对这些人大加尊崇，那就是教育下属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结果就造成了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的现象。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正因如此，君主便再也控制不住臣下了。

  心得
  把这些乱象内置于心，其实也条条适用。比如学经典、学心理学而不做自身建设，难道不是“卜筮、视手理、狐虫为顺辞于前者日赐” 吗？  






  六反四十七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害怕死亡，逃避危难，本是投降败逃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学做神仙，设立方术，本是违反法治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大有学问的文士。游手好闲，给养丰厚，本是社会的寄生虫；世俗却称誉他们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诡辩，玩弄智巧，本是虚伪巧诈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辩士智士。行侠舞剑，喜斗好杀，本是凶暴而冒险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刚强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盗，隐藏坏人，本是该判死刑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仗义舍身的名士。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献身君主，本是舍生取义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失多得少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浅薄愚昧的人。尽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创造财富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没有才能的人。品德优异，单纯朴实，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胆小伯事的人。打击贼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奉承讨好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而无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而有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却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听到虚名而尊重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会得到好处。百姓从私害出发话毁后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视他们，而受到鄙视的，一定会受到迫害。结果声誉和赏赐归于私下干坏事、应当判罪的人，而诋毁和迫害却给了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奖赏的人。这样还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事。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古代有句谚语说：“执政好比洗头一样，即使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仍是必须洗头的。”看重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针刺痈疮是痛的，吃药是苦的；因为苦痛的缘故就不刺痈和吃药，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现在君臣相交，没有父子间的恩泽，却想用施行仁义去控制臣下，那么君臣之间的交往必定会出现裂痕。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杀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怀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贺，是女孩就杀了的原因，是考虑到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利弊相对待，何况是对于没有父子间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要君主抛弃求利的打算，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于子女的亲情，也就属于不善于谈论恩泽问题的谎言和欺诈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一是能详细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了，官府事务就会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出偏差，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官府事务得到妥善处理，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兵力就强盛。结果，统一天下的大业也就随之完成了。统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统一天下的目的来治理国家，所以他根据能力任用官员，实行赏罚没有私心。要让士人民众明白，为国家尽力拼死，功劳就可建立，爵禄就可获得；获得爵禄，富贵的事业就完成了。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取得富贵的目的来办事，所以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力、事，竭尽全力。死而无怨。这叫做君主不讲仁爱，臣下不讲忠心，就可以因此统一天下了。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把廉价的东西放在冷僻之处，即使是曾参、史{鱼酋}这样有修养的人也有偷窃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闹市中，即使出名的盗贼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觉，曾参、史绍就可能在暗处于坏事；一定察觉；大盗就不敢在闹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多设耳目，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爱护子女要倍于父亲，然而父亲严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心，然而对于民众发号施令，其效果更要万倍于父亲。母亲过分宠爱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运用刑罚的威严，命令就能让人服从。采用威严的略好，还是仁爱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寄希望于子女的，行动上是想让他们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们不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危难时就要他们拼死作战，安定时就要他们尽力耕作。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但子女却不听父母的话；君主在不用爱与利的条件下要求民众为自己出死力，命令却能行得通。明君懂得这些，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不好，是因为宠爱的结果；父亲不偏爱，常用体罚，子女多数，很好，是因为严厉的结果。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相互勉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仍然能吃饱穿暖的，一定是这种人家；用吃好穿好来相互爱怜，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遇到灾荒年月，卖妻卖儿的，一定是这种人家。所以把法作为治国原则，虽在开始时艰苦，日后定得长远益处；把仁作为治国原则，虽有一时的快乐，日后必定困苦交迫。圣人权衡法和仁的轻重，选择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来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学者的话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乱国亡身的方法。大凡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优厚，想要的东西就会迅速得到；刑罚重，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和利益相反的东西。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赏赐一定优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刑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不太厌恶动乱，也不太想治理好国家。这种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断一个人贤与不贤、笨与智的方法，在于他对赏罚轻重的看法。况且重刑，不单是为的惩罚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为的准则。惩治大盗，不只是惩治大盗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大盗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死囚。对小偷用刑，不只是惩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小偷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苦役犯。所以说：严惩一个坏人的罪行来禁止境内的奸邪，这才是惩治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重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至于优厚的赏赐，不只是奖赏功劳，还可以勉励全国民众。受到赏赐的乐于得利，未得赏赐的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一个人的功业而勉励了国内民众。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会伤害民众，如果轻刑已能制止奸邪了，何苦定要实行重刑呢？”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言论。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的条件下，奸邪全能得到制止；奸邪全能得到制止，这怎么会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给予的惩罚重。人们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被制止。所谓轻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给予的惩罚轻。人们向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所以先圣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大，所以人们会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们粗心大意。要是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等于给民众设置了陷阱。因此，轻刑正如会使民众不经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导致国家混乱，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叫伤害民众啊！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考察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总是很重，于是民众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百姓财用富足并施加仁受，即使减轻刑罚，国家也可以治理好。这话就不对了。大凡受到严惩的人，本来就是在财用富足后才犯罪的；即使财用富足后君主加以厚爱，并进而使用轻刑，还是会走向混乱的。母亲溺爱子女，提供的财货足够他们花用了；财货足够花用，他们就会滥用；一旦滥用，就会挥霍无度，溺爱子女，就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使他们骄横放纵。挥霍无度，家境就会贫困；骄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富足并加以厚爱、使用轻刑造成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财用富足了，就会懒于劳作；君主软弱了，就会放肆地干坏事。财用富足还努力劳作的，只有古代的神农；君主治国手段软弱而自己行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参、史{鱼酋}。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绍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在满足之后不再要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富有四海而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做君主的纵然使民众富足，但不能使他们富足得像天子一样，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为满足；那么纵然使民众富足，又怎么能用来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明君治理国家，顺应时务来获得财物，确定赋税来调节贫富；厚赏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依靠出力得到富裕，依靠功业获得尊贵。因犯罪受到惩罚，因立功获得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是通往帝王大业的政治措施。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睡醒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来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言语，没有本领的人就不能发现；不让他任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能发现。听他说话而责求他有相应行动，让他任职而责求他能把事办成，那么没有本领、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却光凭自己介绍，普通人和乌获就无法加以区别。把巨鼎大案交给他们举，是疲弱还是勇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是试验人们才能的巨鼎大案，让他们办事，是愚蠢还是聪明就区别出来了。所以没有本领的人从君主不检查自己言论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从君主不任用自己办事中取利。君主不检查他的言论，他就自吹善辩；君主不任用他办事，他就自命高明。当代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辩，轻易相信他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是不等看东西就断定他眼明，不等说话就判定他口才好，这样，哑巴和瞎子就无从得知了。明君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实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功效，这样，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再谈了，虚妄自大的行为就掩饰不住了。

  心得
  几千年前都这么说了，还举国这么干！不肖子孙。关于齐家：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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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周 八说四十八 八经四十九 五蠹第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