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谜的《韩非子》读书笔记

哑谜

显学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所以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就已经不能判断儒、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墨家的葬礼主张，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丧三个月就行了，当今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很尊崇他们。儒家主张倾家荡产地大办葬礼，守丧需经三年，要悲痛到身体受损伤、扶杖而行的程度，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尽孝，很尊崇他们。要是赞成墨子的节俭，那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要是赞成孔子的尽孝，那就应该反对墨子的暴戾。现在是尽孝和暴戾、奢侈和节俭同时存在于儒、墨两家的学说之中，而君主却都要加以尊礼。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色；自己错了，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自己做得对，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耿直而加以尊礼。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要斗争，绝对不要报仇，坐进监狱不感羞愧，被人欺侮不觉耻辱。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能宽恕而加以尊崇。要是赞成漆雕氏的为人耿直，那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为人随和；要是赞成宋荣子的宽容，那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凶暴。现在是宽容与耿直、随和与凶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主张中，而君主对他们都要加以尊礼。显然属于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论争，而君主却都要听信不疑；结果世上的人，说话没有一定标准，办事没有固定主张。要知道，冰和炭是不能长久放在同一个器皿中，寒冷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国家。现在君主对于那种杂乱、荒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怎么能不造成混乱呢？听话、行事这个样子，君主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

如今的学者一谈起国家治理问题。总是说：“给贫穷的人一些土地，以充实他们匮乏的资财。”现在情况是，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没有碰上丰年，没有额外收入的利益，但有的人独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不是由于勤劳，就是由于节俭的缘故。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不存在荒年、大病、横祸、犯罪等问题，却独有他陷入贫穷；这不是由于奢侈，就是由于懒惰的缘故。奢侈和懒惰的人会贫穷，而勤劳和节俭的人能富足。现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征收财物去散给贫穷的人家，这是夺来勤俭节约者的财物而送给奢侈懒惰的人；这样还想督促民众努力耕作，省吃俭用，就根本办不到了。

假定这里有个人，坚决不进入危险地区，不参军打仗，不愿拿天下的大利来换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看重他的见识，赞扬他的行为，认为是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把良田和宽大的住宅拿出来作为赏赐，设置官爵和俸禄，为的就是换取民众去拼死效命；现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众出生入死为国事作出牺牲，就根本不可能了。收藏书册，讲究辩说，聚徒讲学，从事文章学术事业来高谈阔论进行游说；对于这些人，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说什么“尊敬贤士是先王的制度”。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养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这样，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讲求气节，标榜高明，坚持操守而不容侵犯，听到怨恨自己的话，马上拔剑而起；对于这样的人。当代君主一定会礼遇他，以为这是爱惜自我的人。对战场广杀敌意功的人不予奖赏，对那些逞勇报私仇的人反要使之尊贵，这样要想求得民众奋勇杀敌而不去私斗，是根本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危难到来时用战士打仗。所供养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再说，君主在听取一种学说的时候，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正式向官府公布，并任用倡导的人。如果认为是错误的，就应该驱逐他们，并制止他们的言论。现在是。认为正确的，却不在官府予以公布；认为错误的，又不从根本上加以禁止。对的不采纳，错的不禁止，这是导致国家混乱和灭亡的做法。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5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陽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减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减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拥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拥有俑人百万，不能算强大。石头不是不大，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凶：在丁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现在经商谋官和凭技艺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种田吃饭的，这样土地得不到耕种。和巨石毫无二致。儒生和游侠没有军功，却得以显贵和出名，那就是使不动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样。现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祸害。却不知道经商谋官和儒生游侠也是有地不垦、不能使用，同样是个祸害，那就是不懂得据事类推的人了。

因此，实力抗衡的别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我们却并不能叫他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肯定能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可见力量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别人，所以明君务求发展实力。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定要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几万年也造不成车轮。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既然千年万载也没有一个，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还都能射箭打猎呢？因为应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杆和圆木，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发一箭。虽然也有不靠赏罚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但明君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法不可丧失，而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随和偶然的天生善行，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

如果对别人说：“我让你一定又聪明又长寿。”那么。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个人的寿限，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讨好人家。所以大家才说他说谎骗人。向人家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这便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种本性。用仁义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光是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用脂泽粉黛化妆—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空谈先王的仁义，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彰明自己国家的法度，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也就如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而不去理睬虚妄的颂扬，所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现在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现在，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三）心得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孔子最喜爱的弟子死了，好像是埋葬需要一辆车，孔子虽然很悲痛但是缺不借给他家人车子，因为孔子本人如果没有车出行就不合礼。当时就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这不是我心中以为的那个孔子，感觉他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很虚伪。家里有一些建国初期批孔批儒尊法家的书，以前觉得不以为然，现在觉得是有道理的。老百姓不喜欢那些很高大上的理论很繁琐的礼节，就看有没有用就对了，这正好符合法家的参伍比物。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显学，不能看说的多么漂亮，冠冕堂皇，要看是不是符合实际。

哑谜

忠孝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天下的人都认为孝悌忠顺之道是正确的， 却没有什么人知道进一步对孝悌忠顺之道加以认真考察，然后再去慎重实行，因此天下混乱。都认为尧舜之道正确而加以效法，因此才发生杀死君主、背叛父亲的事情。尧、舜、汤、武或许正是违反君臣之间道义、扰乱后世教令的人物。尧本来是君主，却把自己的臣子推尊为君主；舜本来是臣子，却把自己的君主贬为臣子；商汤、周武作为臣子却杀死自己的君主，还宰割了君主的尸体。对此，天下的，人却都加以称赞，这就是天下至今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所在。所谓明君，应该是能够控制臣子的人；所谓贤臣，应该是能够彰明法律、治好官务来拥戴君主的人。现在情形则是，尧自以为明智，却不能对舜加以控制；舜自以为贤能，却不能对尧尽心拥戴；商汤、周武自以为仗义，却杀了自己的君主。这就是自称为明君的却常常失位，而自称为贤臣的却常常篡权的情形。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做儿子的夺取父亲家业、做臣子的夺取君主权力的事情发生。照此看来，父亲把家业让给儿子，君主把王位让给臣下，绝不是什么确定名位统一教令的正确途径。我听说：“臣子服事君主，儿子服事父亲，妻子服事丈夫，这三种秩序理顺以后，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果违背了这三种秩序，天下就会混乱。”这是天下的正常法则，就是明君、贤臣也不能变更。既然这样，那么即使君主不够贤明，臣子也不敢侵犯。现在尊尚贤人、任用智者没有一定之规，是悖逆之道，一般人却总认为治国之道。正因如此，在齐国田氏得以夺取吕氏政权，在宋国戴氏得以夺取子氏政权。这些人都是有才能又有智慧的人，哪里是既愚蠢又不贤的人呢？由此看来，废弃常道去尊尚贤人就会发生混乱，舍弃法制而任用智者就会产生危险。所以说：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

古代记载说，舜面对父亲瞽瞍的朝见，表现出局促不安的样子。孔子说：“在那种时候，真危险啊，天下危险之极！对于道德高尚的人来说，父亲的确不能再把舜当儿子看待，而君主诚然不该再把瞽瞍当臣子看待。”我认为，孔子本就不懂什么孝悌忠顺之道。照他的说法来看，难道道德高尚的人，在朝廷就不能做君主的臣子，到家来就不能做父亲的儿子吗？做父亲的之所以希望有贤惠的儿子，是因为家人贫穷时他能使家人富足，父亲痛苦时他能使父亲高兴。做君主的之所以希望有贤能的臣下，是因为国家混乱时他能够加以治理，君主卑下时他能够加以尊祟。如有了贤子却不管父亲，那么父亲居家够痛苦的；现在情形是：有了贤臣却不管君主，那么君主权位也够危险的。既然如此，那么父亲有贤子、君主有贤臣倒恰好成为祸害罢了，哪里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所谓忠臣，应该不使君主处于危境；所谓孝子，应该不对亲人进行反叛。现在情形是，舜靠着贤能夺取了君主的国家，而商汤、周武靠着道义放逐、杀害了他们各自的君主；他们都是因为贤能而危害君主的人，天下却进而赋予他们以贤能的名声。古代刚烈的人士，进不臣服君主，退不治家养亲；他们也就是进则反对君主、退则反对亲长的人。进一层说，进不向君主称臣，退又不治家养亲，就是扰乱社会、断子绝孙的行径。因此，既要称颂尧、舜、汤、武贤能，又要肯定刚烈的人士，就成了扰乱天下的手段。瞽瞍是舜的父亲，却被舜流放了；象是舜的弟弟，却被舜杀死了。舜流放父亲、杀害弟弟，不能称为仁；把君主的两个女儿娶来做妻子，从而取得天下，不能称为义；仁、义全然没有，不能称为明智。《诗经》上说：“普天之下的土地没有不是君主的，四海之内的人们没有不是君主臣民的。”假使真像《诗经》上说的那样，舜倒会上朝把君主当臣子，回家把父亲当臣下，把母亲当奴婢，把君主的两个女儿娶做妻子：所以，刚烈人士的行为是：对内不为家庭着想，扰乱社会，断绝后代；在外跟君主作对，即使尸骨腐烂，散在野地，流入河谷，也不怕赴场蹈火。如果让天下的人都仿效他们，这就会造成天下到处出现死人的事，而大家都不怕早死。他们都是置社会于不顾而不想把它治理好的人。社会上称道的烈士是这样的人，他们脱离众人，自行其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提倡清心寡欲的学说，研究飘忽不定的言辞。我认为，清心寡欲是毫无用处的说教，飘忽不定是无视法制的谬论。对于这种无视法治的谬论和毫无用处的说教，天下的人却认为是明察。我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事君养亲，而要事君养亲就不能是清心寡欲；治理民众一定要提倡忠诚、守法的言论，要提倡忠诚、守法的言论，就不能是飘忽不定。飘忽不定的言辞，清心寡欲的学说，都是天下的骗术。孝子侍奉父亲，不是为了争夺父亲的事业；忠臣侍奉君主，不是为了篡夺君主的国家。如果做儿子的常常称赞别人的父亲，说什么：“某人的父亲，起早睡晚，努力发财致富用来养活子孙奴婢。”这就等于是在诽谤自己的父亲了。做臣子的常常称颂先王德厚，并表示倾慕，这就等于是在诽谤自己的君主了。做儿子的非议父亲，人们懂得把他叫做不孝；而做臣子的非议君主，天下人却都去称赞，这就是天下混乱的根源。所以，做臣子的不称颂尧舜的贤德，不赞美商汤周武的功劳，不谈论刚烈人士的清高，而努力维护法令，专心一意地侍奉君主，才是真正的忠臣。

古代的民众勤勉而愚蠢，因此可以用虚名来骗取。现在的民众奸诈而聪颖，总想自己有所作为，不肯听从君主命令。君主一定要用赏赐的办法加以劝勉，然后才能使他们进取；同时又要用刑罚的办法加以恫吓，然后才能使他们不敢后退。而世上的人却都说：“许由把统治天下的权力都推掉了，说明赏赐不足以勉励；盗跃触犯刑律而奔赴危难，说明惩罚不足以禁止。”我认为：没有天下而不把天下当作一回事的，许由就属于这号人；已有天下而不把天下当作一回事的，尧舜就属于这号人。败坏廉洁去谋求财富，触犯刑律去追求私利，不顾个人死活的，盗跖就属于这号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行为。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方式是不能把这些作为标准的。统治措施是针对一般情况的，政治方式是指导正常行为的；危险的行为和微妙的言论，都是治理社会的大害。天下那些极端廉直的人士，是不可以用赏赐来劝勉的；天下那些极端凶恶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罚来禁止的。但是，如果因为有极端廉直的人存在就不设立奖赏，因为有极端凶恶的人存在就不设立刑罚，那也就把治理国家和使用民众的准则丢掉了。

因而社会上许多人不谈国法而谈纵横。那些讲合纵的国家说：“只要合纵成功，就一定可以称霸。”而讲连横的国家却说：“只要连横成功，就一定可以称王。”山东六国大谈纵横不曾有一天停下来过，然而并没有成就功名和称王称霸；因为凭着空话是不能达到大治的。当君王的能独断专行才称得上王，所以夏、商、周三代开国君王不致力于纵横捭阖的方略就能匡正天下，春秋五霸不搞纵横捭阖的方略就能明察天下，他们不过是在治理好内政的基础上来自如地制定对外政策罢了。
（三）心得：感觉这篇表现出韩非子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其实不反对孝悌忠顺，因为他提倡“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但是他反对尧舜汤武，因为他们都做过反君臣之义的事。人主顺天道，臣自然遵臣之道。人主逆天而行，是天借臣手而灭之，是自取灭亡。韩非子的法只为一姓之天下，所以也只能是法、术，不能称之为道。
法术是治理必须的工具，但也要有信仰，要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就像放羊，精神方面的东西是牧羊人的吆喝声，不听话的就用法术这条鞭子抽。

哑谜

人主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君主之所以会遇到身危国死的情况，是因为大臣过分显贵，近侍过分逞威。所谓显贵，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掌握国家大权来谋取私利。所谓逞威，就是独揽权势而为所欲为。对这两种人，不能不加以明察。马之所以能负重拉车达到远方，凭的是肌肉力量。大、中国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讨伐诸侯，凭的是威势；威势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如今大臣得势，亲信擅权，即是君主失去了威力；君主失去威力而仍能保有国家的，一千人中也没有一个。虎豹之所以能胜人以及擒拿其他各种野兽，靠的是它有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服它了。现在，权势正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统治别人而丢失权势，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样。宋桓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子罕，齐简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田常，又不早点夺回来，终致身死国亡。现在不懂得法术的君主都明知宋桓公、齐简公有过错，却不能觉察他们失误的根源，是不懂得君主失去权势跟虎豹失去爪牙两事相类。

况且，法术之士与当权大臣是互不相容的。何以证明？君主如能任用法术之士，大臣就不能专制独断，近侍也不敢卖弄威势；大臣和近侍的权势消除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得以体现。现在却不这样。那些当权大臣掌握权柄、把持政务来营求私利，左右亲信结成朋党、紧密勾结来挟制关系疏远的人，那么法术之士何时能得到选拔任用，君主何时能加以论断裁决？所以，法术主张不一定被采用，又与权臣势不两立，主张法术的人怎能没有危险？所以，做君主的如果不能排除大臣的议论，摒弃左右的诬告，独自作出符合原则的判断，那么法术之士哪能冒死亡的危险而向君主进说呢？这是国家得不到治理的症结所在。英明的君主，按照功劳封爵赏禄，衡量才能进官任事。选拔的人必定有好的品德；任用的人必定有优秀才干，贤能的人得以进用，私门的请托就行不通了。有功劳的人得到优厚的俸禄，有能力的人处在重要职位上，那么寄养在私门的侠士怎么能不抛掉私勇而去奋力抵抗敌人，靠游说谋官的人又怎么能不离开私门而务求保持高风亮节呢？这就是聚集贤能人才而离散私门党徒的途径。现在的情形是：君主近侍不一定有智慧；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智慧而听取了他的意见，回头又同近侍谈论来者的言论。听信近侍的话，却不先衡量一下他的智力水平，这就成了同愚蠢的人论定有智慧的人。当权的人不一定贤良；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贤良而加以礼遇，回头又同当权的人论定来者的品行。听信当权者的话，而不用贤良的人，这就成了同无德无才的人论定有德有才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其主张倒要由愚蠢的人来决断；有德有才的人，其品行倒要由无德无才的人来衡量。这样一来，品德好、有智慧的人便没有机会得到任用，而君主的眼睛就被蒙住了。过去关龙逢劝说夏桀，结果四肢都被肢解了；王子比干劝谏商封，结果心脏都被剖开了；伍子胥忠诚吴王夫差，结果死于属楼剑下。这三个人，做臣子不是不忠，建议不是不恰当，但是最终不免于死亡的祸患，原因就在君主不明察贤士和智者的主张，而受蠢才和恶人的蒙蔽。现在，君主如果不肯任用法术之士，而要听从没有智慧、没有德才的臣子的话，那么品德好、智慧高的法术之士，谁还敢冒着关龙逄、比干、伍子胥三个人那样的危险，去进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呢？这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三）心得：话是没错，如果法术之士成为当权大臣呢？难道任用法术之士就能完全避免韩非子说的这些问题？

哑谜

饬令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整饬法令，法令就不会随意改变；法令公正，官吏就无从成奸。法令既经确定，就不要因为善良言论来损害法令。按功劳来任用，民众就会祟尚空谈。执行法令，实行乡里断案制度。以五个乡里为断案单位的国家，能够称王天下；以九个乡里为断案单位的国家，能够强盛起来；而案子得不到及时处理的国家就会削弱。

要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赏赐来鼓励作战，实行厚禄制度，注意政治策略。巡查都邑中的违法行为，都邑中就没有违法买卖。奢侈物品多，工商业者多，农事放松，奸邪势盛，国家就必定削弱。民众有了余粮，就让他们用粮食捐取官爵；官爵的取得一定得凭自己的力量，农事就不会懈怠了。三寸长的竹管如果没有底子，是装不满的；授给官爵和俸禄如果不根据功劳，也就像没有底子的竹管一样。国家根据功劳授予官和爵，这叫做用成绩来集中智谋，用威势来鼓励勇敢作战，而这样的国家是无敌的。国家根据功劳授予官和爵，治国就能省事，空话就被杜绝，这叫做以简明法治排除繁琐人治，以法律条文排除无用言论，因为是按功劳授予官爵的。正因如此，国家就实力雄厚，天下就没有哪个能侵犯了。出兵一定有所攻取。攻取以后一定能够长期占有；按兵不动的话。国家也必定富强。朝廷政事，小的方面也不准诽谤，只有立功才能取得官爵。朝廷上即使有人说坏话，也不能干扰这种做法。这叫做用规章制度治国。凭实力进攻敌人，出分力可取得十分的成果；凭空话进攻敌人。出十分力会受到百分的损失。国家崇尚实力，这叫做从难处着眼准备进攻；国家崇尚空谈，这叫做从易处着眼准备进攻。

刑罚重，赏赐轻，这是君主爱护臣民，臣民就拼死立功求赏；赏赐重，刑罚轻，这是君主不爱护臣民，臣民就不会拼死大功求赏。赏赐的唯一来源在于召主，这个国家就无敌于天下；赏赐的来源一分为二，军队就只有半数听用；赏赐出于十个地方，民众就保不住了。用重刑促使民众明白取舍，用大法驱使人们为国尽力，对君主就有利。执行刑罚时，对轻罪要重罚，这样人们轻罪就不敢犯，重罪吏不敢碰。这叫做“以刑除刑”。要是对重罪用轻刑的话，刑罚轻了，犯法的事就容易发生。这叫做“以刑招刑”，而这样的国家必致削弱。
（三）心得：罚重是爱民，赏多是不爱民，这话虽然有点极端，但也有一定道理。就像家庭里太溺爱反而会害了孩子，严格要求孩子才不会走歪路。只是不能过分，有的家长过于严厉，罚过重，就像弦太紧就断了。秦二世而亡，也是这样。

哑谜

心度
（一）翻译翻译
圣人治理民众，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的，并不以满足民众欲望为转移；他只希望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罢了。所以当君主对民众施用刑罚的时候，他并不是憎恨民众，而是从爱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刑罚严峻，民众就安宁；赏赐太滥，奸邪就滋生。所以治理起民众来。刑罚严峻是国家太平的首务，赏赐太滥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民众的本性是喜欢赏赐而不喜欢刑罚。所以明君治理国家时，明定奖赏、民众就努力立功；刑罚严厉，民众就服从法令。民众努力立功，政府的事务就不受侵扰；民众服从令，奸邪就无从产生。所以治理民众，要把奸邪禁止在尚未发生之时；用兵作战．要使一切服从打仗的要求深入民心。禁令能先治本的才有效，用兵能服民心的才能服，圣人治理民众，因为先治本，所以能强大；因为先服心，所以能取胜。国家大事要争先恐后而统一民心，专行公务来杜绝私欲，奖赏告奸、奸邪就不会产生，明定法度、政务就不会烦乱。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强盛；不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衰弱。国家之所以强大，靠的是政治措施；君主之所以尊贵。靠的是权力。所以，明君有权力和政治措施。昏君也有权力和政治措施，结果渐显不同，是因为各自确立的原则有别。所以明君掌握权势而地位尊贵，统一政纲而国家太平。所以，法令是称五天下的根本，刑罚是爱护民众的根本。

民众的本性是好逸恶劳。安逸就要荒废。荒废就治理不好。治理不好就要混乱；如果赏罚不能在全国实行，国家事业就必定得不到发展。所以想要建立大功而难于吸引民众力量，大功是不可能期望成就的；想要搞好法治却难于改变旧俗，民众的混乱局面是不可能期望治理好的。所以治理民众没有一成不变的常规，只有法度才是治世的法宝。法度顺应时代变化就能治理国家，统治方式适合社会情况就能收到成效。所以，民众质朴的话。只要用褒贬进行控制就可以治理好；社会开化的话，只有用刑罚加以束缚才能使人驯服。时代有了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的，社会必然危乱；智能普遍提高而禁令规定一成不变的。国家必被削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法制和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变更。

能在农耕方面充分发挥力量的社会就富裕，能在战争领域充分调动力量的国家就强盛，而富强得以持续发展的，就可以称王天下。所以称王天下的途在于开创什么，阻止什么；能够阻止奸邪行为的，必能称王天下。所以称王天下的方略不是依靠外部不乱。而是依靠自身的不可扰乱。指望外部不乱而立国治民，国家就会削弱；指望自身的不可扰乱而推行法治，国家才能兴盛。所以贤明君主治理国家时，立足干不可扰乱的方略。民众以爵位为尊贵，君主权势就重。所以赏赐有功的人，把爵位赐给胜任的人。坏人就无可乘之机。专心发展实力的国家，爵位就会贵重起来；爵位贵重起来，君主就会受到尊敬；君主受到尊敬，就一定能称王天下。不事耕战而依赖私学的国家，爵位就要被人看得轻贱；爵位被人看得轻贱，君主的威望就要降低；君主威望降低的话，国家必致削弱。所以立国用民的一般法则在于：能够禁闭外势、阻塞私行而着眼于自强自力，就可以达到称王天下的目的。
（二）心得：法与时转则治，这句就很“科学”，法术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想起曾经看过一本书介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在当今就很尴尬，因为他们以古兰经为法律治理社会，但古兰经中的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了，已然遇到种种问题，但如果承认问题就动摇了古兰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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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二）翻译
凡是国土广大、君主独尊的，自来都是因为法制严厉而可以在天下达到令行禁止的。因此作为君主在划分爵位、制定俸禄时。就必须严格执行重法原则。国家太平，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不符合社会实际。况且拼命出力．是民众固有的，他们的心理无非是想拼命出力去获得渴望的东西。而民众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是由君主一手控制着的。民众喜欢的是利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好此恶彼的心理来使用民力，和实际情况不应该有差错。既然如此，那么法禁松弛，政事有失，正是由于刑赏不当。君主治理民众不能掌握法度除恶务善。这样情形一旦出观。也就等于没有法制了。

所以根据国家治乱的原理，应把致力于区分刑赏作为当务之急。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不实行一定的法令。然而结果却是存亡各异；君国灭亡，在于法令之中刑赏不分。进一层说，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实行刑赏时是不加区分的。然而有的所谓“区分”，是拿了不同标准进行区分。实际上这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区分。至于明察的君主的刑赏区分，则是按统一标准进行的区分。因此明君统治下的民众都重视法制畏惧禁令，既希望不要犯罪，又不敢妄自取赏。所以说：不等到用刑用赏。民众就都服服贴贴地做事了。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急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和政理紧密相关的。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大致说来。也就是同里有罪连坐受罚罢了。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眼睛盯着。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常，有奸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连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生，是靠暗中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对法律整饬得极其严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二人才。因此有办法的国家，毋需名扬四海。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得到治理，这都是是依靠法度的缘故。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公开地在境内活动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止的原因，在于只凭一二人才而没有法术，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进攻别国，是法术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在有办法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谈而运用法术。

凡表面符合论功行赏条例而有是不正当的虚功是难以识破的，凡属经花言巧语掩饰的错误是难以发现的；因此。刑赏易为表里不一的情况所惑乱。所谓依据条例而难以识别的功勋。就是奸功；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失，就是失根。依据条例则不能发现虚功．仪依常情判断就发现不了奸情。这样一来。刑罚和赏赐怎能不双双产生差错呢？因此，徒有虚名的功臣在国内捞得声誉，夸夸其谈的说客在国外巧取私利，结果愚妄、怯懦、暴戾、巧诈的种种人物串通一气，用虚无的道理迎合世俗、取悦社会。所以那些国法得不到执行，而罪不容诛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罚的制裁。这样的话，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发生歧异？事实本来摆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断却失去了正确度量。度量发生差错，并不是法度造成的；尽管法制业已明定，但依靠的却是私智。放弃法制而依靠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能把握要领？事务要领与事务本身统一不起来。那么法令哪能不出差错，而刑罚又哪能不趋烦乱？因此，赏罚混乱不堪，国法错误百出，是由于刑赏区分不明。
（三）心得：当今社会，法律日渐完善，赏罚的界限也很分明，但依旧有很多奸人奸行，韩非子如果在现在，他会说什么呢？法律虽然被制定，但在施行的时候有时会被人为的破坏，比如孙小果案，执法者犯法。连坐的规定虽然严苛，却是制止奸邪行为的好办法，因为更多的人是各扫门前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怕不要奖赏，但如果会被连坐，就不得不防备身边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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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分三部分
（一）对韩非子其人的了解
1.人物简介
2.主要影响（包括其法治思想，政治思想及文学影响）
（二）对《韩非子》一书的理解
1.在竹简成书的时代，写下十万余字的煌煌巨著，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
2.我将书中内容分为：
a.揭露勾结比周、奸劫弑臣的各种情形——为什么要实施法治。
b.分析君主被欺瞒壅塞乃至身死国破的处境——不实施法治有什么结果
c.如何实施法治——以法为基础，以术为手段，以势为辅助
d.支持其法治思想的文字
e.自我剖白的文字等
3.通过学习《韩非子》个人所得
a.认识改变：曾经认为法家严苛残酷没人性，现在觉得法家对治国理政而言是比较科学的
b.结合自身的一些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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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法家法术势构成的治理逻辑

一、什么是法、术、势？
（一）什么是法家？
法家是诸子百家之一，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及法治思想等。
我国古代法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
（二）什么是法、术、势？
韩非子以前法家分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以便压制压臣下。
1、法，健全法制。指通过赏与罚的两种基本手段,建立与实施制度与规范来管理众人行为的治理方法。
2、术，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指通过暗藏不露的机智方法和精巧手段来有效地控制臣下的治理方法，主要目的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3、势，权势、权利。指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以权力为基础、创造君主专制集权的管理模式。
韩非子提出将三者紧密结合，因此被称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政治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从经济制度的改革引发了一场政治、社会、军事等全方位的时代变革。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他们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于时代的，新老阶级之间开始了重新分配资源的争夺战。
（二）经济背景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快，封建制度逐渐成熟。田亩实行租税的方式，庶人脱离奴隶身份后经过多重转变，称为封建时代下的农民，这不仅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对农业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
（三）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才的流动及宽松的治学环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繁荣高潮，百家争鸣，私学兴起、普及教育，帮助思想传播，思想的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三、法术势的治理逻辑
以法为基础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步之于百姓者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要求。
立法。中国古代立法传统：“法与时转”，从时空实际出发立法；“因俗而治”，从国情实际出发立法。立法指导思想有不别亲疏、不分贵贱；轻罪重刑等。
从夏朝开始，已立有刑事法律，如《夏书》载“昏墨贼”都依法当杀（抢劫、贪污、杀人罪）等；有民事、经济法律，如《左转·哀公七年》载夏朝对被征服的氏族部落税收政策；有军事法律，如《尚书·甘誓》用厚赏重罚激励和强迫士兵服从命令；还有刑事政策和适用刑罚的基本原则，如《尚书·大禹谟》载“罪弗及嗣，宥过无大”等。
2、普法。守法用法的前提是知法。《周礼》载“悬法象魏”，郑国子产“铸刑书”，都是让人民知晓法律的方法；秦朝设立专门的法吏宣讲法律；明清要求百司官吏要熟读法律、剖决事务，并将官员能否书读讲解法律作为考核指标。
3、执法。法家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吏相当于普法和执法队伍，起到倡行法治的作用。执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追求公平公正（理想化）。执法不仅是规范性的法律实践，在实施中还需要因势利导的艺术性。古代执法过程除了我们熟知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有“利益诱导”、“循规化俗”“审事度情”等张弛有度、推而行之的手段。
（二）以势为辅助
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西周灭商后大规模地以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王世子弟和功臣，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诸侯争霸，周王室衰微，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这给思想家和霸主们明示了“分势”的危害。而中央式微、诸侯争霸造成连年混战、经济衰退也不符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需求，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需要。这就要求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势”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起到推进“法”推行实施的作用。但是势也具有两面性，所谓“桀纣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亦不能治者，势乱也。”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昏君执要，四方来讨。
（三）以术为手段
术是君主统治的手段和策略。内容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以及如何维护君主的权力，即所谓刑名之术、察奸之术等。韩非将其概括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与“术”最大的区别是，“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是统治者控制其臣下的技巧，应当潜藏胸中，择机使用，不轻易示人。韩非子尤其强调君主应保持“虚静之心”的基本修养，切不可轻易在属下面前表现出私人的好恶喜怒以及显露自己的才能。
总而言之，“法”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订立的办法、规章之类的强制性制度，应明文公布，是立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都可以看到的。“势”是君主的威权，要独掌大权、不与分势，是臣下乃至天下虽然看不到但可以感受到的氛围、空气，“势”推动“法”的实施。“术”也是无形的，是藏诸于君主内心的策略和手段，所谓领导技巧，要在用之无形，“术”对于立势、成势、保势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的“法”“术”“势”有其积极意义，但最终都是为了维护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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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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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
（一）对韩非子其人的了解
1.人物简介
韩非子(？～公元前233)，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人。原为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苟卿。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同时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对韩非子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李斯出于嫉妒，将其馋害；二是韩非子在秦王面前批评姚贾，为秦王不喜，反被杀。
通过阅读《韩非子》我个人的感觉是韩非子有深厚的爱国热情，他让我联想到屈原——都是贵族出身，都身处昏君奸臣当道、国家摇摇欲坠的动荡年代，都怀才不遇，都以悲剧结尾。韩非子明知君主有逆鳞，依然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是因为他“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某种程度上来说，韩非子被害是他求仁得仁。
2.主要影响
（1）政治思想：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面对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总结了天子弱小而诸侯强大的历史教训，主张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主张尊君卑臣，改革图治，变法图强。
（2）法治思想：韩非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君主帝王，架构中国外儒内法的政治实质。
（3）哲学理论：一是唯物主义“参验论”，“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二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4）文学成就：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尤其是文中的寓言故事，哲理深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二）对《韩非子》一书的理解
1.在竹简成书的时代，写下十万余字的煌煌巨著，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
2.《韩非子》内容分类
（1）揭露批判现实：揭露当时朝廷内勾结比周、奸劫弑臣的各种情形——为什么要实施法治。
（2）分析君主被欺瞒壅塞乃至身死国破的处境——不实施法治有什么结果。
（3）韩非子法术势思想内容——如何实施法治——以法为基础，以术为手段，以势为辅助。
（4）支持其法治思想的文字——道家思想为源，及其个人学习笔记、资料库等。
（5）自我剖白的文字等——“只求利民萌之道，不惮暗乱君主祸，”
（三）对法治思想的思考
1、什么是法、术、势？
韩非子以前法家分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以便压制压臣下。
（1）法，健全法制。指通过赏与罚的两种基本手段,建立与实施制度与规范来管理众人行为的治理方法。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法随时变、
（2）术，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指通过暗藏不露的机智方法和精巧手段来有效地控制臣下的治理方法，主要目的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3）势，权势、权利。指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以权力为基础、创造君主专制集权的管理模式。韩非子提出将三者紧密结合，因此被称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2、法家思想产生的背景
（1）政治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从经济制度的改革引发了一场政治、社会、军事等全方位的时代变革。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他们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于时代的，新老阶级之间开始了重新分配资源的争夺战。
（2）经济背景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快，封建制度逐渐成熟。田亩实行租税的方式，庶人脱离奴隶身份后经过多重转变，称为封建时代下的农民，这不仅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对农业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
（3）文化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才的流动及宽松的治学环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繁荣高潮，百家争鸣，私学兴起、普及教育，帮助思想传播，思想的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3、法术势的治理逻辑
（1）以法为基础。立法指导思想：法与时转、不别亲疏、不分贵贱、轻罪重刑。注重普法。严格执法。
（2）以势为辅助。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西周灭商后大规模地以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王世子弟和功臣，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诸侯争霸，周王室衰微，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这给思想家和霸主们明示了“分势”的危害。而中央式微、诸侯争霸造成连年混战、经济衰退也不符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需求，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需要。这就要求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势”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起到推进“法”推行实施的作用。但是势也具有两面性，所谓“桀纣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亦不能治者，势乱也。”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昏君执要，四方来讨。
（3）以术为手段。术是君主统治的手段和策略。内容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以及如何维护君主的权力，即所谓刑名之术、察奸之术等。“法”与“术”最大的区别是，“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是统治者控制其臣下的技巧，应当潜藏胸中，择机使用，不轻易示人。韩非子尤其强调君主应保持“虚静之心”的基本修养，切不可轻易在属下面前表现出私人的好恶喜怒以及显露自己的才能。
总而言之，“法”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订立的办法、规章之类的强制性制度，应明文公布，是立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都可以看到的。“势”是君主的威权，要独掌大权、不与分势，是臣下乃至天下虽然看不到但可以感受到的氛围、空气，“势”推动“法”的实施。“术”也是无形的，是藏诸于君主内心的策略和手段，所谓领导技巧，要在用之无形，“术”对于立势、成势、保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韩非子毕竟不能超越其历史局限性，法家的“法”“术”“势”有其积极意义，但最终都是为了维护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
（四）联系实际的一些思考
（略，内容不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