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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桃子

桃子的《管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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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2 10:22: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桃子 于 2021-7-17 23:23 编辑

一、查字正音


便嬖:pián bì,能说会道,善于迎合的宠臣,亲信。
纂:zuǎn,造字本义:动词,收集、统计资料,并编撰成册。
稚:禾,既是声旁也是形旁,是“穉”的省略,表示较晚萌发的幼苗。稚,篆文(禾,即“穉”,较晚萌发的幼苗)(隹,鸟雀),表示较晚出生的鸟雀。造字本义:名词,较晚破壳出生的鸟雀,也多作“穉”的假借,表示较晚萌发的谷物幼苗。


二、翻译:
法禁第十四
法制公正不容疑议,百姓就不敢相互包庇;刑法杀戮无所宽贷,百姓行善就不敢存苟且之心;受爵赐禄应当应分,臣民就不敢以下犯上扰乱纲纪。这三样事掌握权都在官府,并由官府实施而形成为公开的法律,再推行到全国各地,由民众依循法律行事而形成风俗,那么,其他各方面的事不用费力勉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治理好了。
国君统一确立法度,百官就必须共同遵纪守法;君主把法度清楚宣布,臣民百姓行事就都领会法度并接受制约。如果国君立法定规不能统一,臣民百姓违背常法而另咦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这样人人都行其私律,废弃君王的法度而各行其道。如此一来,百姓与朝廷异法而与官府对立,大臣与君主分威而争夺权势,国家的危机一定是从这里开始。从前,圣王治理民众就不是这样的,对于背弃君主命令不执行国家常法的人,一定使他承受刑罚的羞辱;这样做,那些利用钱财广泛施恩施惠、笼络人心的行径,必定会被公正法度纠正,令其改正。扰乱国家的常法正道,擅改朝廷的定制常规,恣意私自赏赐拉拢的行为,这是胜场必须要禁止的。圣王已经谢世不在了,其后代的君主德行衰退,处事就差多了。治理民众却不懂得立君之道,不知如何梳理君主的权威、强化君主的地位,而且不能把法制作为治国的根本,那么,大臣们私下拉拢下级、收买人心的,就必然增多。作为君主不懂得审定公法常规,并以此作为臣民的行为规范而共同遵守制度,百姓中依私理立律,从而积极谋求各自私利的也一定会增多。
从前,圣王在考察管理人才的时候,不看重他多么博学,却要求能与君主协调一致听从君令。《泰誓上》说:“殷纣王有臣民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只有臣民三千人,却是同一条心。”所以,殷纣王因为臣民有亿万条心而灭亡,周武王因为君臣同一条心而兴旺。因此,拥有国家的君主,如果不能协同人心,不能聚拢国家权威,不能聚合士气,不能把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那么,即使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臣民,还是不能做到政治稳定。君主一旦丧失为君之道,大臣们见风使舵互相勾结、互相推举,小臣们也必然会为各自私利而趋炎附势。因而,举国的官员表面上无党无派,其行径却是利用施行公法来谋求死人的实惠;上朝便在君主面前互相推崇,退朝便在民众之中互相吹捧;各利自身、各图己便,忘掉国纪朝纲,破坏国家安稳利益的做法,这都是国家的危险和祸害。
破坏国家的法纪朝纲,改变国家的公法常规,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恣意妄为的,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独揽大权把持朝政并严酷搜刮黎民百姓的,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不肯为朝廷效忠效力、任职做事的,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上朝便领受俸禄于君前,退朝便积藏俸禄于私室,不干自己职责分内的公事,只是联络拉拢下属,私自行使朝廷职权任用国家官吏假公济私,私自决定君主的大事,极力排除异己以方便私自行事,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修德行却不以事亲为根本,办事情不以奉公为主旨,举荐无能之辈,提拔无功之人,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把因国家需要而结交有关人员当作是自己的个人恩赐,把为朝廷举荐贤才看成是自己的功劳,推荐人出任官职,又要与其分其俸禄,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既结交权贵,又收揽贫民;对百姓轻赋税,对君主重求财富;削取朝廷利益来亲附民众;枉顾君主的常法公益,以讨百姓喜欢,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消费用度不符合其身份,家业和恒产超过其爵位等级,俸禄很少而资财极多,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干违背世俗风尚的事,靠非议君主来猎取名声,经常反对朝廷的法制,并以此聚徒结党,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故意装成贫穷的样子,而放弃辛勤劳动,又在贫贱群体中树立权势;自身没有固定的职业,家庭没有固定恒产,却自居于朝廷与百姓之间,每有议论便声称是为民请命,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供养游士成为自己叛亡的资本,制作兵甲、修治武器作为自己的本钱,豢养乱臣贼子、私藏亡命之徒以形成抗衡力量,然后强直不让地深入要挟君主,讨价还价地使所求必得,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注重修饰小节装模作样地显示于民众以赢得尊重,经常议论些大事来震动国君,广泛结交四邻来压覆同僚异议,凭借自己位高权重来控制君主、操纵朝政,这是君王所要禁止的。屈身降位杂处于黎民百姓之中,行为怪癖侧身而行以招注目,以获取广远的名声,欺瞒君主又蒙骗百姓,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违逆世情、抗拒礼节,让用夸诞言辞文饰自己的荒唐行为,令其成为合理行径,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拥有积蓄而生活安逸,广施财物收买民众,行事殷勤顺从人意,用财货来取悦人心,以接济别人来沽名钓誉,自己能安然静守、稳坐不动,却使人都来求助,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行为邪僻而又态度顽固,言谈诡谲而又伪言善辩,道术错误而又运用广泛,支持邪恶而又文过饰非,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以勾结成私党为友爱,以包庇罪恶行为为仁慈,以诡计多端为才智,以横征暴敛为忠君,以发泄私愤为勇敢,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堵塞国家的根本,竭力蒙蔽欺骗国君,暗自依附诸侯,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身为圣明的君王治理世事,当处在国家安定、治世清明的时候,树立德行必须定下正确的标准,推行道义也必须有个明确的准则,这样,士人都不敢悖逆风俗、违反礼节,不敢在国内以奇言怪行自我标榜;也不敢布施小惠,缓行刑罚,来结好上下,收买民心;也不敢越级僭职,谋取功利,来取悦国君。君王治理臣民,对于钻营竞进、越职求利,一心向上爬者,积极的说要使他们无法得到利益;对于遇难而退、失职避过,一心只想推卸责任者,消极地说要使他们无法逃避惩罚;务必要使人们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安心自己的职位,乐于和人同心共事,一起努力尽心职守,珍惜自己的名声,做到这样才算是达到目的、才肯罢休。所以,对于超越职权、脱离同事的人,应当使他蒙受一定的厉害损失;对于不能胜任职务而玩忽职守的人,用羞耻之心来激励驱使他们,促使他们提高能力有所成就才罢休。所以说:断绝非分之举以定国法,清除各种非分之念以治天下,安稳而尊荣,各种政治措施方向坚定不随意变动,这才合乎圣王之道。


重令第十五
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所以说: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所以说: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
君主若昏庸不明,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的权限就落到下面了。凡是能违背君令以自揽权威的,就可以达到为个人而肆意妄为的目的,百官哪有不玩忽职守的呢?况且,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却取决于下面,这就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了。权威被下面的人们牵制,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法令发出,而扣压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不尊敬君主;法令发出,而不执行者无罪,执行的有罪,这就是让人不听从君主;法令发出,而论其是否可行之权在百官,这就是君权下分;擅自增删法令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们寻找邪路。照此下去,诡诈奸侯的人们将由此勾结营私;善于结党的人们,将由此党同伐异;贪利的人们,将由此收贿聚财;懦弱的人们,将由此逢迎富人贵者,并趋奉国君左右的小臣;骄矜自夸的人们,将由此沽名钓誉以成其虚名。所以,法令一出,就给人敞开五条邪路,而想要君主不危亡,臣下不作乱,是办不到的。
粮食不足,奢侈品生产不禁止,人们必定要挨饿,而工匠们还以雕木镂金相夸耀,这就叫作“逆”。布帛不足,衣服却没有节制,人民一定要受冻,而女人们还以衣着美丽、锦绣纂组相夸耀,这就叫作“逆”。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士卒不能野战应敌,国家一定有危亡之患,而武士们还以免服兵役相夸耀,这就叫作“逆”。不按才能授官,不按功劳授禄,武士们就不肯执行命令、为国牺牲,而大臣们还一定要交结外国、实行权术、趋奉君侧小臣,以升官发财为光荣来互相夸耀,这也叫作“逆”。
朝廷要有“经臣”,国家要有“经俗”,人民要有“经产”。什么叫作朝廷的“经臣”呢?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不欺骗君主;严肃执行法令治理国家,不袒护私党;竭尽能力办事,不追求私利;遇到国家患难,不贪生怕死;受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官位不超过自己的才能,不平白领受禄赏的,就是朝廷的经臣。什么叫作国家的“经俗”呢?人们的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君主的标准;重视和轻视的事情,不违背法令的规定;不做与君主意见相反的事,不说偏、袒下级的话,不过奢侈的生活,没有越级的服用;在乡里要有谨慎的行为,而不违背本朝政事的,就是国家的经俗。什么叫作人民的“经产”呢?饲养牲畜,搞好种植,注意农时,增产粮食,努力农事,开垦荒地,而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就是人民的经产。所以说,朝廷不重视经臣,则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国家不施行经俗,则臣下不顺,而君令难以推行。人民不注重经产,则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这就会造成大臣的不和。臣下不顺,君令难行,在国家应付危难的时候,就难得取胜。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国家就不能固守。三种情况出现一种,国家就将被敌国控制了。
所以,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人民不是凭空就能服从使用的,法令不是凭空就能贯彻下去的。凡是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依靠军队能打胜仗,然后,国家才能强大。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凡是法令的贯彻,必须使君主所亲近的人遵守,然后,法令才能贯彻下去。所以,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只加害于疏远者,庆赏不肯给予出身低贱的人们,这样,还指望法令一定贯彻下去,是办不到的。有能力的人不使之进入官府,受禄赏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绩,所发号令违背民心,各项措施不合时代潮流,对有功的不坚决行赏,对有罪的不坚决惩办,出令不能必行,有禁不能必止,身在上位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还指望人民一定服从使用,是办不到的。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战,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对内固守不能保持国土完整,对外攻战不能征服对方,野战不能克制敌军,侵伐不能威震四邻,还指望国家强大,是办不到的。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还指望称霸诸侯,是办不到的。论国威,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论军事,有和自己抗争的敌军;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还指望称王天下,是办不到的。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自然是称霸、称王的根本。然而,至此也就与危亡接近了。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就天道的规律说,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就人心的变化说,富有了,则产生骄傲,骄傲则松懈怠惰。这里所说的“骄傲”,指的是对各国诸侯的骄傲。对各国诸侯骄傲,在国外就脱离了各诸侯国;而松懈怠惰的结果,又将在国内造成人民的叛乱。在国外脱离诸侯,在国内人民叛乱,这正是天道的体现,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时刻了。假使国土虽大而不进行兼并与掠夺,人口虽多而不松懈、怠情与傲视臣民,国家虽富而不奢侈纵欲,兵力虽强而不轻侮诸侯,即使有军事行动也都是为伸张天下的正理,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而可成为霸、王之业的君主。
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遇到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乱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什么?就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什么?就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的用途在哪里?回答是:没有号令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哪里?回答是: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来控制了。那么,先代君主对此是怎样处理的呢?回答是: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置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众寡同力了;众寡同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侵吞和掠夺别国,而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法法第十六
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要失败;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要失败;见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信于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事而不团结,要失败;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败;已废黜人而再用,要失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家已富而不施,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败。人君行事不严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正言直行的人危险,君主就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人臣就结成朋党。使君主孤立无亲,人臣结成朋党的,责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
人民没有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人民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君主赦小过,则人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所以说,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过失就日益增多。把恩惠和宽赦政策加于人民,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坏人也不能制止了。所以说,邪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因此,“赦”,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病的针炙治疗。对文人只有三宥,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所谓“惠”,就是多赦,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所谓“法”,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敌;“法”,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虽有过也不致严重。赦过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勉励人民的政策,就发挥作用了。所以说: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
  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罚将受到轻视;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虽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对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来引导,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那种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应该杀。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大凡实行赦免,总是利小而害大,所以长期实行就祸害无穷。不行赦免,则害小而利大。长期实行则得福无穷。所以实行赦免,就好比驾驭奔马而失去缰绳,不实行赦免,好比诊治疽痤而是用砭石。君主悬赏的爵位不够尊贵,、俸禄不够厚重,就没有人会ken肯赴难冒险,因为君主的恩惠还不足以使人们这么做。所以先代君王指定车帽规格,以区分贵贱,而不是为了美观;设爵位俸禄高低差别,是用来规定待遇等级的,而不是追求排场好看。使得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君主有尊严而百姓顺从;小人食于力,则国家财物丰富给养充足,君主有尊严、民众顺从、财务丰厚和供给充足,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了,上下都能各得其所,君主抓住时机称王不难。文官犯错可以有三次宽容,而武官犯错一次赦免都不能有。所谓恩惠仁慈,就是多做宽恕,实行起来先易后难,日子久了不胜其祸;先难后易,实行久了不胜其福。所以恩惠仁慈者,百姓的仇敌,法度令行者,是民众父母。最上等的策略是先用法制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其次是又失败而补救,即使有过错也不至于很严重。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楼金,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这样,农夫不耽误农时,工匠能保证功效,商人没有失利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财货也没有积压的。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赏,那是君主的错误赏赐。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这是大乱的根源。法令没有正式公布,就给予惩罚,那是君主的错罚。君主进行错罚,则人民轻生,人民轻生,暴人就要兴起,帮派朋党就要出现,而乱贼就要造反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赏,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全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罚,这就是叫人民不服从法令。人民不服从法令,强人就要兴起;强人兴起,君主地位就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罚一定要信实坚决,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国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己用,怎么办?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为了爱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单用爱民的办法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善于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是因为明玉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刑罚不任意增加。这样,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业就随之而立了。人们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君令可以尽行,禁律可以尽止,召来使用,人民不敢转移力量;送去战争,人民不敢姑惜生命。不敢转移力量,然后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后可以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所以,对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
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因而地削而且国危。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成就,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成就。然后功立而且名成。既然如此,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得正道而引导之,得贤才而使用之,将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希望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而国君尤为重要。如事业受到损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人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杀。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下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大臣得势一整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万里还远了。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作“灭”;情况出而不进,叫作“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作“侵”;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叫作“壅”。有了灭、绝、侵、堕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所以说:政令重于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所以,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是矫正方圆的。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有一种说法: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贫富,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在太子手里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所以《春秋》记事,有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以说: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作“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瑕”。有了牵、瑕、蔽、壅问题的君主,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宝。
有一种说法:贤人不来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有了蔽、塞、障、逆问题的君主,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故。
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爱什么,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而且更厉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乱了。所以。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评定人物都有要领:骄傲的人,没有伟大人物。骄傲,就是自满;自满,就是空虚。行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限制。骄傲,是渺小的。凡评价人物而违背古道的,没有高士。既不知古道而轻易作出论断的,没有智士。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背古道的,是卑人。事业无根底,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是愚人。猎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猎取货利的君主,没有成王业的君主。贤人立身行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业的君主行道,也不计较成败。贤人行事,成王业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停下来也不可能的。
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忠臣以直道求进来表明他的才能。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爱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君主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够这样做的,虽不能大治,也合于规正人民的准则。当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这样而能完成功业的,从古至今都不会有。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舜有天下的时候,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治狱的官,后稷为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还仅只各精一事服务于君主。现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当官,都是身兼四贤的职责。由此看来,功业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受,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用这些为君主服务,就是所谓冒充有能、纂取财利的大臣。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士人;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从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
劳民与伤财,莫过于用兵;危国与伤君,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这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都是一样。黄帝、唐尧、虞舜的盛世,资有天下,权操于一人,这时,兵备都没有废除,现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废除兵备,不是太难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防患什么。国治而人民注意积蓄,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动静失宜,这就是所要防患的。因此,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猛毅的君主轻于杀人,轻杀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行正道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国外。这些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为敌国谋取我们,外患就从此到来了。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杀,姑惜刑杀的错误,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结党营私;群臣结党营私,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隐善扬恶,内乱就从此发生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为重宝分让权力,看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不为爱民削弱法度,爱法更甚于爱民。

兵法第十七
通晓万物本质的,可成皇业;明察治世之道的,可成帝业;懂得实行德政的,可成王业;深谋远虑取得战争胜利的,可成霸业。所以,战争,虽不是什么完备高尚的道德,但可以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现代用兵的人却不明此理,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所以,一发动战争就使国内贫穷,打起仗来没有必胜的把握,打了胜仗则死亡甚多,得了土地而伤了国家元气。这四种情况,是用兵的祸害。四者害其国,没有不危亡的。
大度的书上说:发动战争而保持国家不贫,打起仗来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没有死亡,得了土地而本国不伤元气,如何做到这四点呢?发动战争而国内不贫,是因为筹算得当。战而必胜,是因为法度严明。打了胜仗而没有死亡,是因为教练和武器都好,敌人不敢抗拒。得了土地而不伤本国元气,是因为顺应了被征服国的人民。顺应其人民,号令、制度就有成法可依。教练和武器都好,就有控制力量。法度严明,军队就有遵循。筹算得当,用兵就有明见。治兵众要有方法,胜敌国要有正理,审查治兵的方法就可以了解治军水平,审查武器的状况就可以了解战胜原因,明白举兵的正理就可以战胜敌人。安定宗庙,养育儿女,使四民分业治事,就可以立威立德;制定仪法,发布号令,然后就可以统一百姓行动和治理民众了。
  军中没有主帅,就不能早知敌情。农业没有官吏,就不能充实粮食贮备。官府没有常法,下面就抱怨上级,而使武器不精。朝廷没有统一政令而赏罚不明,人民就看轻出产。应该说:早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有充实的粮食贮备,才能久战而不匮乏;武器精巧,才能征伐顺利;赏罚严明,才能使勇士得到鼓励。
“三官”无误,“五教”不乱,“九章”著明,这样,虽处于极危之境也无害,处于极度困乏也不会遇难。所以有办法进行远征,有规则总领众强。三官:第—是鼓,鼓是为了作战,为了发动,为了进攻而用的;第二是金,金是为了防守,为了退兵,为了停战而用的;第三是旗,旗是为了出动军队,为了节制军队,为了抑止军队而用的。这就是三官。有此三令,兵法就起作用了。“五教”:一是教战士眼看各种形色的旗帜,二是教战士耳听各种号令的数目,三是教战士足走前进后退的步伐,四是教战士手使各种长短的武器,五是教战士心想赏罚制度的必行。五教熟练,战士就有勇气作战了。九章:一是举日章,白日行军;二是举月章,夜里行军;三是举龙章,水里行军;四是举虎章,林内行军;五是举乌章,丘陵行军;六是举蛇章,沼泽行军;七是举鹊章,陆上行军;八是举狼章,山上行军;九是举弓衣之章,表示要载上粮食驾车而行的意思。这九章确定之后,军队的行止就不会越轨了。
用三官、五教和九章,要做到起始于没有开端,结束于没有穷尽。始于无端,好比道;终于无穷,好比德。因为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不可量度,所以敌众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不可测算,所以敌军诈伪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有成效。过境要使人不知,发兵要出敌不意。过境使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发兵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故能全胜而无所伤害。要根据进军方便而进行教练,要按照作战有利而指挥行动。教练不拘常规,行动也不拘常规。两者兼而施之,—动兵就有成效。
兵器完好,教练有素,追逐逃兵遁卒就能像飘风一样迅速,击杀敌军就能像雷电一样猛烈。敌人虽有绝地也不能守卫,虽侍险固也不能支持。我军则保持主动而无敌,令行而无阻。兵器完好,教练有素,分兵则敌人不能防备,聚兵则敌人不能测度。在教练充分武器良好的条件下,兵的进退都会像雷电一样,而没有停滞和溃散。能做到一气专定,则四出无阻;能做到强兵利器,则遇危不乱。进军无阻碍,退军不溃乱,敌人就为我所用了。这样,过山谷不用钩梯,经水沟不用船只,可以通过绝险的地势,可以打下依险固守的敌人,独出独入谁也不能阻止。实际上“独入”并不是单人打入,所以不能阻止;“独出”并不是单人杀出,所以不能约束。这种战法不能用言语形容至尽,说尽反而不是原意了。所以,其伟大可与神灵相比拟。
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行动协调,协调就能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定于“一至”,实行“两要”,总揽“三权”,掌握“四机”,发“五教”,设“六行”,讲“七数”,守“八应”,审“九章”,明“十号”,这就能获得全胜和大胜了。
要固守,所以能以守取胜。因为,频繁战斗则士兵疲惫,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以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士兵作战,国家怎能不危险?所以,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定。打破大国,战胜强敌,这是一战而定的典范。乱敌不用权变,乘敌不用诡计,胜敌不用诈谋,这是一战而定的实质。对近敌用实力征伐,对远国用号令威慑,力量不可估计,强盛不可测度,士气永不枯渴,心智无法捉摸,这是一战而定的力量源泉。增兵像时雨一样密集,减兵像飘风一样迅速,这是一战而定的最终表现。
能控制敌人,是武器最精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最好的结果。不能使武器最精的,不能制敌;不能使教练最好的,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我将陷于被动;不能使武器最精,我将陷于困境。用兵神速,可以取得必胜。出入异途,可以劳伤敌军。深入敌境造成危险,战士自然警惕,警惕就同心同力了。善于用兵者指挥作战,总是使敌人像在虚空的地方,像在同影子搏斗。保持没有方位、没有形体的样子,因而没有不成功的;保持没有形体、没有作为的样子,因而没有不变化的。这些就叫作道。它好像无有而实则存在,好像在后而实则在前。用“威”字,都不足以形容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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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3 11:18:2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桃子 于 2021-7-17 23:23 编辑

三、简明心得

法禁第十四:这一章主要将国法应该禁止哪些行为。
重令第十五:这一章主要讲法令的重要性,维护法令的三点原则:法令不得增改和损害、一定制定必须执行,以及法令严禁被扣押和被违反。还讲到有“六攻”会对三点原则产生破坏,即亲戚、权贵、财货、女色、巧佞之徒、玩好之物。
法法第十六:这一章法法,指的是法于法,即依法办事。起草制定法令、贯彻执行法令都是需要及其周密慎重的,不溶出差错的,否则国家就没有威严性。当然国君首先要严格依法自律,心中有法,天下心中才能有法。
兵法第十七:这一章讲治兵之法、用兵之道,分析用兵的方法和原则。首先用兵必须做到:举兵而国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要想做到这四点,分别须做到:筹算得当、军纪法度严明、士兵训练有素且武器精良、会借助所征服之地的国民。其次治兵的内容包括:号令和训练。要做到三官(鼓金旗)不缪、五教(教旗帜形色、教遵从号令、教进退法度、教变换长短兵器、教牢记军纪)不乱、九章(九种旗帜)著明。三官五教九章运用得好,敌军对我方的行动就无法预料,我方就能出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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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24 14:23: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桃子 于 2021-7-24 16:30 编辑

第五周 大匡第十八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大匡第十八
  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使鲍叔傅小白,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奠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辞,无出,吾权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鲍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已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邀傅小白。鲍叔谓管仲曰:“何行?”管仲曰;“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大事君者无二心。”鲍叔许诺。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札秩如适。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时而往,及瓜时而来。”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
鲁桓公夫人文姜,齐女也。公将如齐,与夫人皆行。申俞谏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公不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薨于车。竖曼曰:“贤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长虑,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无尽言。而谀行以戏我君,使我君失亲戚之礼命,又力成吾君之祸,以构二国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祸理属焉。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闻容,昏生无丑也。岂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鲁若有诛,必以彭生为说。”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死,请以彭生除之。”齐人为杀彭生,以谢于鲁。五月,襄公田于贝丘、见豕彘。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下,伤足亡屦。反,诛屦于徒人费,不得也,鞭之见血。费走而出,遇贼于门,胁而束之,费袒而示之背,贼信之,使费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孟阳代君寝于床,贼杀之。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杀公,而立公孙无知也。
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jǔ),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鲁人伐齐,纳公子纠。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贱位。于是劫鲁,使鲁杀公子纠。桓公问于鲍叔曰:“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曰:“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曰:“然则可得乎?”鲍叔曰:“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其谋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将受鲁之政乎?其否也?”鲍叔对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也。其于君不如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鲍叔曰:“夫施伯之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杀也。”公曰:“诺。”施伯进对鲁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济,今在鲁,君其致鲁之政焉。若受之,则齐可弱也;若不受,则杀之。杀之,以悦于齐也,与同怒,尚贤于已。”君曰:“诺。”鲁未及致政,而齐之使至,曰:“夷吾与召忽也,寡人之贼也,今在鲁,寡人愿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与寡人贼比也。”鲁君问施伯,施伯曰:“君与之。臣闻齐君惕而亟骄,虽得贤,庸必能用之乎?及齐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济也。夫管仲天下之大圣也,今彼反齐、天下皆乡之,岂独鲁乎!今若杀之,此鲍叔之友也,鲍叔因此以作难,君必不能待也,不如与之。”鲁君乃遂束缚管仲与召忽。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
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hōng),公子纠践位。国人召小白。鲍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鲍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国,国可谓乱乎?召忽强武,岂能独图我哉?”小白曰:“夫虽不得行其知,岂且不有焉乎?召忽虽不得众,其及岂不足以图我哉?”鲍叔对曰:“夫国之乱也,智人不得作内事,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国乃可图也。”乃命车驾,鲍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试也。”乃将下,鲍叔履其足曰:“事之济也,在此时;事若不济,老臣死之,公于犹之免也。”乃行。至于邑郊,鲍叔令车二十乘先,十乘后。鲍叔乃告小白曰:“夫国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济也,老臣是以塞道。“鲍叔乃誓曰:“事之济也,听我令;事之不济也,免公子者为上,死者为下,吾以五乘之实距路。”鲍叔乃为前驱,遂入国,逐公子纠。管仲射小自,中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遂走鲁。桓公践位,鲁伐齐,纳公子纠而不能。
桓公二年践位,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异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公曰:“诺。”政未能有行也。
二年,桓公弥乱,又告管仲曰:“欲缮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听,果为兵。桓公与宋夫人饮船中。夫人荡船而惧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公怒,归告管仲曰:“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劝于勇,外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关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禄。鲍叔谓管仲曰:“异日者,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争禄相刺,裚领而刎颈者不绝。鲍叔谓管仲曰:“国死者众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
公又内修兵。三年,桓公将伐鲁,曰:“鲁与寡人近,于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诛焉。”管仲曰:“不可。臣闻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辅其过,则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辅其过,则社稷危。”公不听。兴师伐鲁,造于长勺。鲁庄公兴师逆之,大败之。桓公曰:“吾兵犹尚少,吾参围之,安能圉(yǔ)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万,车五千乘。谓管仲曰:“吾士既练,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鲁。”管仲喟然叹曰:“齐国危矣。君不竞于德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国欲无危,得已乎?”公不听,果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里而为之关。鲁请比于关内,以从于齐,齐亦毋复侵鲁。桓公许诺。鲁人请盟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剑,今而带剑,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桓公曰:“诺。”乃令从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鲁君,诸侯又加贪于君,后有事,小国弥坚,大国设备,非齐国之利也。”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曰:“君必不去鲁,胡不用兵?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桓公不听,果与之遇。庄公自怀剑,曹刿亦怀剑,践坛,庄公抽剑其怀曰:“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竟。”桓公许诺,以汶为竟而归。桓公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圉,辟人,以过,弭(mǐ)师。
五年,宋伐杞。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无若诸侯何?夫杞,明王之后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对曰:“不可。臣闻内政之不修,外举义不信。君将外举义,以行先之,则诸侯可令附。”桓公曰:“于此不救,后无以伐宋。”管仲曰:“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则多诈。夫诈密而后动者胜,诈则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则乱,内动则危于身。是以古之人闻先王之道者,不竞于兵。”桓公曰:“然则奚若?”管仲对曰:“以臣则不而,令人以重市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问鲍叔曰:“奚若?”鲍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干人。明年,狄人伐卫,卫君出致于虚,桓公且封之,隰朋、宾胥无谏曰:“不可。三国所以亡者,绝以小。今君封亡国,国尽若何?”桓公问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实。君其行也。”公又间鲍叔,鲍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与车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卫,明年,桓公问管仲:将何行?管仲对曰:“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君许诺。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既已,管仲又请曰:“问病。臣愿赏而无罚,五年,诸侯可令傅。”公曰,“诺。”既行之,管仲又请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桓公许诺,行之。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君曰:“诺。”行之。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士。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粮,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则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诺。”乃游公子开方于卫,游季友于鲁,游蒙孙于楚。五年,诸侯附。

  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于人。”诸侯皆许诺。齐车千乘,卒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其车甲与货,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县分之,不践其国。北州侯莫来,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fú)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顾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对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发。如此,则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余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齐,齐助之发。既行之,公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对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卒岁,吴人伐谷,桓公告诸侯未遍,诸侯之师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车千乘会诸侯于竟,都师未至,吴人逃。诸侯皆罢。桓公归,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从今以往二年,嫡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诸侯之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可罚也。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飨国四十有二年。
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
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费。义数而不当,有罪。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贵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凡具吏进诸侯士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以为之赏,有过无罪。令鲍叔进大夫,劝国家,得之成而不悔,为上举。从政治为次。野为原,又多不发,起讼不骄,次之。劝国家,得之成而悔;从政虽治而不能,野原又多发;起讼骄,行此三者为下。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出不仕,处不华,而友有少长,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筝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令国子以情断狱。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管仲告鲍叔曰:“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元赦。”告晏子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国子曰:“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廉意。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

翻译:
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与小白。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不愿干,称病不出。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出来干事呢?”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是想不干了。”召忽说:“您若是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保证说您要死了,就一定把您免掉。”鲍叔说:“您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空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您还是出来干吧。”召忽说:“不行。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的三足,去其一,立不起来。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继承君位的人。”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厌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贱,前途如何还说不定。看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承担。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也将一事无成,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鲍叔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办?”管仲说:“您去接受命令就是了。”鲍叔许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鲍叔问管仲说:“怎样作工作呢?”管仲说:“为人臣的,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信,君主不亲信则说话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总之,事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鲍叔许诺了。
齐僖公的同母弟夷仲年生有公孙无知,得齐僖公的宠爱,衣服、礼数和世子一样待遇。僖公死后,因诸儿最长,立为国君,这就是齐襄公。齐襄公立后,废除无知的特殊地位,无知很恼怒。齐襄公曾派连称、管至父两人到葵丘去戊守,命令说:“瓜熟的时候派你们去,明年瓜熟的时候回来。”驻守了一周年,齐襄公的通知还不到,两人请求接替,襄公不允许。他们便依靠公孙无知起来造反。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国的姑娘。鲁桓公将去齐国,准备与夫人同行。申俞谏止说:“这不好。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双方不相混乱,这是一种礼。”鲁桓公不听,还是带着文姜与齐侯在烁水之地相会。文姜私通于齐侯,鲁桓公知道了,责备文姜。文姜告诉了齐侯,齐侯发怒,在宴请桓公的时候,使公子彭生扶之上车拉断其肋骨,鲁桓公死在车上了。齐国大夫竖曼说:“贤者死于忠诚以消除人的疑惑,百姓就安定了;智者深究事理而考虑长远,自身就免祸了。彭生作为公子,仅次于国君,不忠谏而阿谈逢迎以戏弄国君,使国君失了亲戚之礼;现在又为国君闯了大祸,使两国结怨,彭生岂能免罪呢?祸败原因,归于彭生。君上您因怒而造祸,不顾交恶于亲戚之国,宽容了昏恶的彭生,就是无耻。那就不仅彭生一个人所能了事的了。鲁国若兴兵问罪,也一定用彭生作理由。”二月,鲁国果然通知齐国说:“我们的国君由于敬畏您的威望,不敢耽在家里,而到齐国修好。完成了外交之礼但没有生还,无所归咎,请用彭生来解除这个怨恨。”齐国于是就杀了彭生,以谢罪于鲁国。五月,齐襄公在贝丘打猎,见到一只野猪。侍从们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发怒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用箭射它,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着英叫起来。襄公害怕,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又丢了鞋。回来向一个名叫费的侍从人员要鞋,没有找到,用鞭子打费血。费跑出来,在大门遇到造反的叛贼,被捆绑起来。费脱掉衣服让他们看打伤的背,叛贼相信了他,让费进去捉齐襄公。费把齐襄公藏了起来而再出,与叛贼战死在门里。石之纷如也死在阶下。孟阳冒充齐襄公躺在他的床上,叛贼把他杀死以后说:“不是国君,相貌不像。”这时忽然在门下面发现齐襄公的脚,于是杀了齐襄公而拥立公孙无知为国君。
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逃奔到莒国,管夷吾和召忽事奉公子纠逃奔到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的公孙无知因为虐待雍凛,雍凛杀了公孙无知。齐桓公从苔地先回到齐国。鲁国这时也动兵伐齐,要纳公子纠为君,双方在乾时那地方作战,管仲箭射桓公,仅中带钩。鲁军打了败仗,齐桓公即位为君了。于是齐国要胁鲁国,要鲁国杀公子纠。齐桓公问鲍叔说:“将怎样安定国家?”鲍叔说:“得到管仲和召忽,国家就安定了。”齐桓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仇人呵。”鲍叔便把他们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了桓公。桓公说:“那么,能得到他们么?”鲍叔说:“要快快召回,就能得到,不快就得不到。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的才干,他会献计让鲁国把大政交给管仲。管仲如果接受,鲁国就知道如何削弱齐国了;管仲如不接受,鲁国知道他将回齐国,就一定把他杀掉。”齐桓公说:“那么,管仲将接受鲁国政务么?还是不肯接受呢?”鲍叔回答:“不会接受。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安定齐国,若接受鲁国政务,就是削弱齐国了。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虽明知要死,也肯定不会接受的。”齐桓公说:“他对于我,也肯这样么?”鲍叔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齐国先代的君主。他对您当然不如对公子纠更亲,对公子纠他都不肯死难,何况您呢?您若想安定齐国,就快把他接回来。”齐桓公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鲍叔说:“施伯的为人,聪敏然而怕事,您若及早去要,他害怕得罪齐国,一定不会杀的。”桓公说;“好。”鲁君施伯果然去对鲁君说: “管仲是有智谋的,只是事业未成,现在鲁国,您应把鲁国大政委托给他。他若接受,就可以削弱齐国;若不接受,就杀掉他。杀他来向齐国讨好,表示与齐同怒,比不杀更友好。”鲁君说:“好。”鲁国还未及任用管仲从政,齐桓公的使臣就到了,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叛贼,现在鲁国,我想要活着得到他们。如得不到,那就是鲁君您和我的叛贼站在一起了。”鲁国问施伯,施伯说:“您可以交还给他。我听说齐君性急而极为骄傲,虽得贤才,就一定能使用么?如果齐君真的使用了,管子的事业就成了。管仲是天下的圣人,现在回齐国执政,天下都将归顺他,岂独鲁国!现在若杀了他,他可是鲍叔的好友,鲍叔借此与鲁国作对,您一定受不了,还不如交还齐国。”鲁君便把管仲、召忽捆起来准备起行。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么?”召忽说:“怕什么?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既然平定了,让您当齐国的左相,也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而用我身,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您作生臣,我作死臣好了。我召忽既已明知将得万乘大国的政务而自死,公子纠可说有死事的忠臣了。您活着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名与死名不能兼顾,德行也不能虚得。您努力吧,死生在我们两人是各尽其分了。”于是上路而行,一进入齐境,召忽就自则而死了。管仲也便回到齐国。君子们听到都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
另有一种说法是:齐襄公即位第二年,驱逐小白,小白逃入莒国。襄公在位十二年而死,公子纠即位。国人召小白回国。鲍叔说:“还不回去么?”小白说:“不行。管仲有智,召忽强武,尽管国人召我,我也是进不去的。”鲍叔说:“如果管仲的智谋确实发挥出来了,齐国为什么还会乱?召忽虽然强武,岂能单独对付我们呢?”小白说:“管仲虽然不得行其智,但毕竟不是没有智;召忽虽不得国人支持,他的党羽还是可以图害我们的。”鲍叔回答说:“国家一乱,智者无法搞好内政,朋友无法搞好团结,国家是可以夺到手的。”于是命令车驾出发,鲍叔赶车,小白乘坐而离开苔国。小白说:“管仲和召忽两人是奉君令行事的,我还是不可冒险。”说着就要下车。鲍叔用靴子挡住小白的脚说:“事如成功,就在此时;事如不成,就由我牺牲生命,您还是可以不死的。”于是继续前进。到了城郊,鲍叔命令二十辆兵车在前,十辆在后。鲍叔对小白说:“他们怀疑我们这些从人,但并不认识我。如果事情不成,我便在前面阻塞道路。”接着鲍叔对众宣誓说:“事情成功,都听我的命令;事情如果不成,能使公子免祸者为上,死者为下,我用五辆兵车的车徒器械拦路。”于是,鲍叔充当前驱,就进入齐国,驱逐了公子纠,管仲箭射小白,仅中带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就逃往鲁国去了。齐桓公即位以后,鲁国曾攻伐齐国,想立公子纠而没有办到。
桓公元年,召见管仲,管仲到后,桓公问:“国家能够安定么?”管仲回答说:“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求国家安定就成了。”管仲再请,桓公还说:“不能。”管仲向桓公告辞说:“君免我于死,是我的幸运。但是我之所以不死于公子纠,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真正安定,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是不敢接受的。”于是走出,到大门,桓公又召管仲回来。管仲回来后,桓公流着汗说:“你一定要坚持,那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于是便发布命令使五官开始办理政事。过了一些时候,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乘此诸侯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微加强一下军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收敛军备,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齐国的国家尚未安定,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那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桓公说:“好。”这件政事没有能够实行。
桓公二年,国愈乱,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桓公曾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荡船只吓唬桓公。桓公发怒,休了宋夫人,宋国则把宋夫人再嫁给蔡侯。第二年,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发怒了,回来对管仲说;“请你加强军备。我的战士没有训练,兵力又不充实,所以各国诸侯敢救我们的敌国。必须在国内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这样齐国就危险了。国内夺取民用,鼓励兵士打仗,这是乱国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肯到齐国来,国家还能没有危险?”鲍叔也说:“您一定要听纳夷吾的意见。”桓公不听,命令全部封地之内加强军备。增加了关税和市场税,桓公便用来按作战勇敢颁发禄赏。鲍叔对管仲说:“从前,桓公曾同意您兴举霸业,现在国家愈乱,您将怎么办?”管仲说:“我们的国君性急,其见解多有悔改,姑且等他自己觉悟吧。”鲍叔说:“等他自己觉悟,国家不就受损失了么?”管仲说:“不会。国家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着,混乱一些还有时间挽救。国外诸侯的大臣,既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便无人敢来侵犯我国。”到下一年,朝廷里争夺禄位,互相残杀,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鲍叔对管仲说:“国家死的人多了,这不是坏事么?”管仲说:“怎么能是?那些人都是贪民,我所忧虑的,各诸候国的义士不肯入齐,齐国的义士不肯作官。这才是我的忧患所在。象那样一些死者,我何必加以爱惜?”
桓公又在国内加强军备。桓公三年,桓公将伐鲁国,说:“鲁国同我本来接近,所以他出兵救宋也快,我要讨伐他。”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土之君,不勤于战争,不忌恨小辱,不重复过错,国家就能安定;勤于战争,忌恨小辱,重复过错,国家就是要危险的。”桓公不听,兴兵伐鲁,兵到了长勺。鲁庄公出兵抵抗,大败齐军。桓公说:“我的兵还是太少,我若以三倍的兵力包围它,它还怎能阻挡我?”
四年,桓公继续修治军备,齐整的甲士有十万人,兵车有五千乘。桓公对管仲说:“我的战士已经训练,军队已经增多,我要征服鲁国了。”管仲深深叹惜说:“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兵力,国内脱离民众,国外诸侯戒备,我们自己也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桓公不听,果然伐鲁。鲁国不敢迎战,只在离国都五十里处,设关防守。鲁国请求以关内侯的依次,服从齐国,要求齐国也不再侵略鲁国。桓公许诺了。鲁国约请会盟说:“鲁是小国,当然不带兵器,若带兵器开会,就是以战争状态传闻于各国诸侯,您还不如作罢。这次会盟请都免带兵器。”桓公说:“可以。”使命令随员不带兵器。管仲说:“不行。各诸侯国对您都很忌恨,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您真的借盟会削弱了鲁国,各诸侯国又会把‘贪’名加在您头上,以后的事,小国愈加顽抗,大国也组织防备,对齐国都不利。”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止说:“您切不可去。鲁国人怎么能不带兵器?曹判的为人,坚强而狠毒,不是能用盟约来解决问题的。”桓公不听,果然与鲁国相会。鲁庄公怀中带剑,曹判也怀中带剑。上台后,庄公从怀里抽出剑来说:“鲁国边境,离国都只五十里了,也不过一死而已。”左手举剑对着桓公、右手比着自己说:“一同死了吧,我死在您的面前。”管仲跑向桓公,曹判抽举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国君将改变原来计划,谁也不可进前。”管仲说:“君上请把土地归还给鲁国,以汶水为界好了。”桓公许诺了,确定以汶水为界而回国。桓公这次回来便努力整顿政治而不再增加军备,自守边境,不过问他人,停止过激行动并息兵罢战了。
桓公五年,宋国伐记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本来是我要讨伐的,无奈各国诸侯要救他。杞国是伟大君主的后代。目前宋国伐他,我想去救,能行么?”管仲说:“不行。我认为自己内政不修,向外举兵行义就无人信服。您现在将要对外举兵行义,以实行先外后内的办法,对各国诸侯来说可以使之亲附么?”桓公说:“此时不救,以后将没有理由伐宋了。”管仲说:“一个诸侯国的君主,不应该贪得土地,贪地必然勤于动兵,勤动兵必然困乏人民,人民困乏则君主只好多行欺诈了。欺诈如行得机密而后动兵,是可以打胜敌人的;但对民行诈就不能取得人民信任。不信于民则必然动乱,国内一动乱则危及自身。所以古人懂得先王之道的,总是不在军事上互相竞争。”桓公说:“那么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依我之见,不如派人以重礼去宋国交涉,交涉不成,您就收留杞君并加封赐。”桓公问鲍叔说:“怎么样?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派遣曹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果然伐杞。桓公便修筑缘陵之城封赐给记君,还送予兵车百乘,甲士千人。翌年,狄国伐邢,邢国国君逃到齐国,桓公又修筑夷仪之城封赐邢君,也送兵车百乘,甲士干人。再一年,狄国伐卫,卫国国君逃到虚地,桓公还准备加以封赐。隰(xí)朋、宾胥无两人谏止说:“不行。三个国家之所以亡,只因为小。现在您只求封赐亡国,国土用尽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怎么样?”管仲说:“您有了行义之名,便可赢得实际好处。您还应该照样干下去。”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修筑楚丘之城进行封赐,送予兵车五百乘,甲士五干人。封赐了卫国以后,过一年,桓公问管仲还应做什么事情,管仲回答说:“您在国内修明政治而劝勉人民,就可以取信于各国诸侯了。”桓公同意。于是减轻赋税,放宽关卡市场的征税,建立赋税与禄赏制度。实行了这些以后,管仲又请求说:“要实行间病制度。我希望对国内外有赏而无罚,行之五年,便可使各国诸侯亲附。”桓公说:“好。”实行以后,管仲又请求说:“在与各诸侯国的礼问当中,我们齐国以豹皮送给小国,让小国以鹿皮回报;我们齐国以马送给小国,让小国以狗回报。”桓公也同意并实行了。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外实行奖赏措施。桓公说“好”。也实行了。管仲负责在国中行赏,桓公则对各国诸侯行赏。凡诸侯国的君主有做好事情的,就以重礼祝贺他;国内列士以下有做好事情的,就送衣裳祝贺他;凡各诸侯国的大臣有谏诤君主而意见正确的,就送玺去慰问他,以赞许他的意见正确。桓公实行了这些措施以后,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明敏捷,可任命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坚强而纯良,可任命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卫国的政教,诡薄而好利。公子开方的为人,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可以出使卫国。鲁国的政教,好六艺而守礼。季友的为人,恭谨而精纯,搏闻而知礼,多行小信,可以出使鲁国。楚国的政教,机巧文饰而好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这个人,博于政教而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以出使楚国。小国诸侯既已服从,大国诸侯既已亲附,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开始向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说:“好。”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派遣季友到鲁国,派遣蒙孙到楚国出使。五年,各国诸侯都亲附了。
狄国又在搞军事征伐,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如各国诸侯同意,大国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许诺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兵车,士卒提前到了缘陵,但会战则在全体都到达以后。所以打败了狄军。狄国的车甲与物资,由各小诸侯国受领;大诸侯国就近的,分得狄国的县,但不许践踏它的都城。北州诸侯没有到,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之命而擅自征伐小国,我们由于天子的原故,敬顺天命,而下令援救被伐之国。但北州之侯不到,上不听天子之令,下无礼于各诸侯,我提请大家惩罚北州之侯。”各诸侯都同意。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打下凫之山,取孤竹国,拦阻山戎。看着管仲发问说:“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说:“您可教各诸侯国为人民积聚粮食,至于各诸侯国的军备不足,您就发兵相助。这样,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便告示各诸候国,一定要备足三年的民食,用余力修治军队,军备不足,就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发兵相助。这件事办了以后,桓公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可以施加政令了。”桓公问: “考察的办法如何?”回答说:“诸侯们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囤集粮食,不准乱取山泽的木材。行之一年,不服从的,就可以给予处罚。”桓公便把这些公布于诸侯,各国诸侯都同意,接受而实行。行一年,吴国征伐齐国的谷城,桓公并没有普遍通告诸候,而各诸候国的军队都全部赶到,等待桓公。桓公以兵车干乘在国境接会诸侯;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吴兵就逃出了。各诸侯国也同时罢兵。桓公回来问管仲说:“还做什么事情?”管仲说;“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了。”还说:“从今以后二年中,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国之良臣,三者无一,可以诛伐。诸侯的大臣办理国事,三年不闻有善政,可以处罚。国君有过,大夫不谏止,士庶人有好的表现,大夫不举荐,可以处罚。士庶人等,在官吏的了解中,“贤而孝悌的,可以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和平友好的乘车集会有三次,享国达四十二年。
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市的征税,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农赋用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
桓公委派鲍叔考察官吏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曼子考察非官吏和种田者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高子考察工匠和商人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国子管理讼狱,隔朋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弗郑管理住宅。凡是当官的住进宫庭,不当官与种田的住近城门,工匠与商人住近市场。每三十里路设置驿站,贮备一些食品,立官管理。凡诸侯各国与齐国交涉办事,对从行官吏,派一个人用车替他负载行装;若是住宿,派人替他喂马并以所备食品招待。来客与管理者各执契券,客至本国要交契费。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如有不当,管理者有罪。凡庶人要与本乡交涉办事,官吏扣压不办者,过七天要处以囚禁。士有事要向上交涉,官吏扣压者,过五天要处以囚禁。贵人之子要向上交涉办事,官吏扣压者,过三天就要囚禁。凡县吏引荐其他诸侯国来到齐国做事的士人,引荐得好,看所荐对象能力的大小,给予赏赐。引荐有过,不予罪罚。派鲍叔管理大夫的选拔,对于劝勉国事,有功无过的,举为上等。从政,治绩属第二位;田野土地又多不荒废,办案严肃不骄的,属于其次。劝勉国事,有功而亦有过;从政,虽有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行此三者,属于下等。派曼子管理贵人之子的选拔,对于外出不邪僻,居处不奢华,能友爱青年和长辈的,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属于其次;具备一条的,属于下等。士,立身谦恭,敬重老人、官长,交游不失礼节,行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属于其次;具有一条,属于下等。种田者,非常出力,顺于父兄,而且多服其劳,有此三者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具有一条,属于下等。派高子管理工匠、商人的选拔,顺于父兄,事长养老,接受任务能严肃对待,有此三条,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只有一条,属于下等。还委派国子按情节判断刑狱。三位大夫的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命令县去执行。管仲要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终年如此,由国君举用。管仲告知鲍叔说:“劝勉国事,无功而有过;为政无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凡有此三条缺点的,有罪无赦。”告知曼子说:“贵人之子,居处奢华,压制朋友,嗜好酒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规,不敬老人,并且营利谋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种田者,出入不顺于父兄,用力不勤,有事不服其劳,行此三者,也是有罪无赦。”告知高子说:“工匠、商人,出入不顺于父兄者,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而遗弃老人行事诡诈,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是对父兄无过,州里称赞的人,官吏应该举荐,国君即行任用。做得好也无赏,有过也无罚。但官吏应荐不荐,则废除其职务。对父兄虽然无过,但州里无人称赞的,官吏举荐,国君也可使用,好的给上等赏,不好的则官吏受罚。”桓公也告知国子说:凡贯彻贵贱的准则,在家里应该与父亲共同履行,出家与师长共同履行,到上面与国君共同履行。这三件大事,受到损害而不能以死捍卫,或者有损害而不知道的,则不赦其罪。判断刑狱的人,使人情与义理通融,使义理与禄位通融,使有禄位者可以不加检束,这也是罪在不赦的。

中匡第十九
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办军事矣,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对曰:“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huī)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
桓公谓管仲曰:“请致仲父。”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执爵,夫人执尊,觞三行,管仲趋出。公怒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寡人自以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鲍叔、隰朋趋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与言。少进中庭,公不与言。少进傅堂,公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自以为脱于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对曰:“臣闻之,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为修也,仲父年长,虽寡人亦衰矣,吾愿一朝安仲父也。”对曰:“臣闻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宾客之礼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间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公曰:“请问为天下。”对曰:“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菀浊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

翻译:

管仲计算国家的开支,三分之二用于国外宾客,用于国内的仅占三分之一。管仲惶恐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桓公。桓公说:“您还至于这样么?四方邻国的宾客,来者满意,出者称赞,好名声就布满天下;来者不满意,出者不称赞,坏名声就布满天下。有土地可以生产粮食,有木材可以制造商品。粮食用尽可以再生产,商品卖完可以再买进。治国家者,名声最为贵重,钱财何必在意呢?”管仲说:“这实在是您的明鉴。”桓公说:“人民已致力于军事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么?回答说:“不可。盔甲兵器还不够用,请用减刑的办法来增加盔甲兵器。”于是,规定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犯人用盔甲兵器来赎罪。死罪用犀牛皮的甲加上一支戟来赎,刑罪用护胁的盾牌加上一支戟来赎,犯过失者罚以金属一钧,没有什么冤屈而轻自诉讼的,罚一束箭了事。桓公说:“盔甲兵器已经够用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了吧?”回答说:“首先施爱于国内,然后才能排斥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才能危害仇敌之国;先赐予小国土地,然后才能诛伐无道的大国;先举用贤良的人才,然后才能取缔慢法鄙贱的人们。因此:先王必先有立而后有废,必先有所利而后才有所害。”桓公说:“从前夏禹、商汤、周武王,既然杀了国君,现在谈仁义的,却一定要以三王为典范,不知是什么原故?”回答说:“从前,禹平定天下,到夏桀就乱了,汤放桀,是安定了禹的功业;汤平定天下,到商纣就乱了,周武王伐纣,是安定了汤的功业。况且善的征伐不善的,自古及今,从无改变,您何必有所怀疑呢?”桓公又问:“古之亡国者,都有什么过失?”回答说:“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而不考虑脱离诸侯,只考虑财物的积累而不考虑脱离百姓,只考虑所亲而不考虑所弃。以上三条有一条,就足以削弱;全都具有,就灭亡了。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稷的,都不是专门故意去做的,必然是少有暂时的欢乐,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
桓公对管仲说:“请仲父来饮酒。”桓公将设馆晏请管仲,挖了一口新井,用柴草覆盖着。斋戒十天,召见管仲。管仲到了以后,桓公拿着酒爵,夫人拿着酒杯敬酒。但酒过三巡,管仲就走了。桓公发怒说:“我斋戒十天来晏请仲父,自以为够严肃了。仲父却不辞而出,原因何在?”鲍叔与隰朋也赶着出来,追管仲于途中说:“桓公发怒了。”管仲回来,进院中,背靠屏风而立,桓公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进到中庭,桓公还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走,接近堂屋,桓公说:“我斋戒十天而晏请仲父,自以为无所得罪了。您不辞而出,不知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沉溺于曼乐的就沾染忧患,厚于口味的就薄于德行,怠慢于听朝的缓于政事,有害于国家的危于社稷,我就是因为这些而敢于走出的。”桓公立刻下堂说:“我非敢自为苟安,仲父年长,我也衰老了,我希望安慰一下您。”管仲回答说:“我听说壮年人不懈怠,老年人不苟安,顺天道办事,一定有好结果。夏桀、商纣、周幽三王之所失,并不是一个早上淬然而到的,您为什么有所苟安呢?”管仲走出,这回桓公是以宾客之礼再拜而送出的。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说;“我想听一听建立国君威信的问题。”回答说:“人民爱戴,邻国亲睦,天下信任,就是国君威信。”桓公说:“好。请问怎样才能建立威信?”回答说:“开始在治身,其次在治国,最终在治天下。”桓公说:“请问治身。”回答说:“导治血气,以求得寿命长、谋虑远和施德广、这就是治身。”桓公说:“请问治国。”回答说:“充分举用贤人并慈爱百姓,对外保全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家,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薄收税敛,减轻刑罚,这就是治国的大礼。”桓公说:“请问治理天下。”回答说:“法令能够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而不迟慢拖拉,屈辱困窘的人们,法度也能加以保护,往者来者都无所约束,而人民和乐,这就是治理天下。”

小匡第二十

  桓公自莒(jǔ)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yòu)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曰:“然则为之奈何?”鲍叔曰:“君使人请之鲁。”公曰:“施伯,鲁之谋臣也。彼知吾将用之,必不吾予也。”鲍叔曰:“君诏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愿请之以戮群臣。’鲁君必诺。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将致鲁之政。夷吾受之,则鲁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必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无二心。”公曰:“其于寡人犹如是乎?”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不然,无及也。”公乃使鲍叔行成,曰:“公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鲁人为杀公子纠。又曰:“管仲,仇也。请受而甘心焉。”鲁君许诺。施伯谓鲁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将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今齐求而得之,则必长为鲁国忧,君何不杀而受之其尸。”鲁君曰:“诺。”将杀管仲。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弊邑寡君愿生得之,以徇于国,为群臣僇;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贼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谓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鲁君乃不杀,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鲍叔受而哭之,三举。施伯从而笑之,谓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鲍叔之,忍不僇贤人,其智称贤以自成也。鲍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国,管仲、召忽奉公子纠后入,与鲁以战,能使鲁败,功足以。得天与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鲁惧,杀公子纠、召忽,囚管仲以予齐,鲍叔知无后事,必将勤管仲以劳其君愿,以显其功。众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犹尚可加也,显生之功将何如?是昭德以贰君也,鲍叔之知,不是失也。”
至于堂阜之上,鲍叔祓(fú)而浴之三。桓公亲迎之郊。管仲诎(qū)缨插衽(rèn),使人操斧而立其后。公辞斧三,然后退之。公曰:“垂缨下衽,寡人将见。”管仲再拜稽首曰:“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公遂与归,礼之于庙,三酌而问为政焉,曰:“首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罼(bì)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吾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粪除其颠旄(máo),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谷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矣。正旅旧,则民不惰。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不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
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平?”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公曰:“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亲,则可以使之乎?”管于对曰:“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此使民之道也。”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圉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①,振旅。秋以田,曰獼,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

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秉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汁;莫敢以终岁为议,皆有终身之功。

  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封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试诸木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可乎?”管仲对曰:“未可。治内者未具也,为外者未备也。”故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封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公曰:“亲之奈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于诸侯,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常、潜,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河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吉台、原、姑与柒里,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兵出。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诸侯多沈乱,不服于天子。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蔡陵陵蔡,割越地。南据宋、郑,征伐楚,济汝水,逾方地。望文山,使贡丝于周室。成周反胙于隆岳,荆州诸侯莫不来服。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柬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葵丘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谋,管仲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管子对曰:“夫凤凰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庶神不格,守龟不兆,握粟而筮者屡中。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并兴。夫凤凰之文,前德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颠蹶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赏服、大路、龙旗九游、渠门赤旗。天子致胙于桓公而不受,天下诸侯称顺焉。

恒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干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疲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缕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橐而入,载而归。故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于是又大施忠焉。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伐谭莱而不有也,诸侯称仁焉。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筑蔡、鄢陵、培夏、灵父丘,以卫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是何也?怀其文而畏其武。故杀无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也。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处则顺,出则有成功。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

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义光德,继法绍终,以遗后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则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初,桓公郊迎管子而问焉。管仲辞让,然后对以参国伍鄙,立五乡以崇化,建五属以厉武,寄兵于政,因罚,备器械,加兵无道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说。于是斋戒十日,将相管仲。管仲曰:“斧钺之人也,幸以获生,以属其腰领,臣之禄也。若知国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许诺,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则恶有不可者矣?”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异日请与吾子图之。”对曰:“时可将与夷吾,何待异日乎?”公曰:“奈何?”对曰:“公子举为人博闻而知礼,好学而辞逊,请使游于鲁,以结交焉。公子开方为人巧转而兑利,请使游于卫,以结交焉,曹孙宿其为人也小廉而苛忕、足恭而辞结,正荆之则也,请使往游,以结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后退。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曰;“诺。”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翻译:
  齐桓公从莒回到齐国以后,任命鲍叔牙当宰相。鲍叔牙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就算恩赐了。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那只有管夷吾才可以当此重任。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可以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父母。”桓公说:“管夷吾亲自射我,射中了带钩,几乎使我丧命,现在竟要起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您只要赦罪而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桓公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鲍叔说:“您可派人到鲁国去要回他。”桓公说:“施伯是鲁国的谋臣。他知道我将起用管仲,一定不肯放回给我。”鲍叔说:“您教使者这样说:‘我君有一个不忠之臣在贵国,需要引渡回来在群臣面前处死。’鲁国的国君必然应允。不过,施伯知道夷吾的才干,一定设法让他在鲁国执政。夷吾如果接受,鲁国就能削弱齐国。夷吾不接受,他估计管仲将要回齐,一定要杀死他。”桓公说:“那么你估计管夷吾会接受么?”鲍叔说:“不会,夷吾事君,是没有二心的。”桓公说:“他对我也能这样么?”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先君和国家的原故。您若想安定国家,就赶快去要回他,否则,就来不及了。”桓公派遣鲍叔去鲁国议和,对鲁国说:“公子纠,是亲人,请您们替我国杀掉。”鲁国便替齐国杀了公子纠。又说:“管仲是我们的仇人,请交我国自己处理才甘心。”鲁君答应了。施伯对鲁侯说:“不要交回。齐国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用他为政。管仲是天下的贤人,是大材。楚国用他则楚国得志于天下,晋国用他则晋国得志于天下,狄国用他则狄国得志于天下。现在齐国要是得到他。将来必为鲁国之患,您何不把他杀掉而还之以尸体呢。”鲁君说;“好。”将要杀管仲,鲍叔进言说:“在齐国杀,是杀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是杀鲁国的犯人。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把他处死在齐国,是为教育群臣而行杀;若是得不到活的,就等于您和我们国君的叛贼站在一起了,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使臣我不敢从命。”于是鲁君不杀管仲,把管仲活着捆起来押送回齐。鲍叔接收以后,大声哭叫三次。施伯则跟着笑起来,对大夫们说:“管仲一定不会死。以鲍叔之仁,不会杀戮贤人,他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鲍叔辅佐小白,先入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入,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无论是得天之助与失天之助,他都一样地克尽人事。现在鲁国害伯,杀公子纠和召忽,囚送管仲以送回齐国,鲍叔看到无后顾之忧,一定要帮助管仲而烦其国君下顾,以显其定齐之功。人们也一定称他为有德。如果说,为国死事的功,是可以增益的;那么,荣显管仲这个活人的功劳,将更大了。这样,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鲍叔的才智是不会落空的。”
到了堂阜地区,鲍叔为管仲举行除灾仪式并使他沐浴了三次。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屈下帽缨掩着衣襟,使人拿着斧子站在背后,桓公三次下令执斧人走开,然后他们退出。桓公说:“既已垂下帽缨,拉下衣襟了,我将立即接见。”管仲叩头再拜说:“承受您的恩赐,就是死在黄泉,也不朽了。”桓公便与管仲同回,在庙堂上礼见,三酌以后,请教为政之道说:“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卑视圣贤,侮慢士子,只知爱宠女色,九妃六嫔,陈妾数千之多。他们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而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妾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的艺人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我真伯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请问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武的远迹,以成其名。集合年高有德的老人,考察人民当中表现好的,立典型以为规范。准备有格式的表券,使人们原原本本地加以填写。然后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的;有的剪掉顶发,有的用赏赐安抚,治理人民始终如一。”桓公说“还要怎么办?”管子回答说:“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国分为三,鄙划为五,以安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用此为治民体制。还严格实行‘六秉’,这样民心就可以掌握而百姓可以统治了。”桓公说:“什么是六秉?”管子说:“杀、生、贵、贱、贫、富,这就是六秉。”桓公说:“怎么叫国分为三?”管子回答说:“定全国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您统帅十一个乡,高子统帅五个乡,国子统帅五个乡。三国就成了三军。您还要安排三国官府的官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立有三虞,山林立有三衡。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定为一帅。”桓公说:“五鄙又怎么办?”管子回答说:“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各自保证其所管,不准有所荒怠。”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等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苗的好坏,排好苗的疏密。他们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其四肢之力,而积极在地里劳动。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的子弟常是农人。他们朴实而不奸恶,其优秀人材能够成为士人的,就可以信赖。让他们种地,粮食就多;让他们做官,贤才就多。所以,圣王总是敬农而爱农。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一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按土地肥瘠而差别征收租税,人民就不会外流。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人民就不会不敬。伐木、捕鱼,各有定时,人民就不会苟且从事。高原、山地、平地都能公平处理,人民就不疑惑,不夺农时,则百姓富裕;祭祀不妄取于民,则牛马繁殖。”
桓公又问说:“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可以做到么?”管子回答说:“可以。”桓公说:“从哪里做起呢?”管子回答说:“从爱民做起。”桓公说:“爱民之道如何?”管子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他们事业互相关系,俸禄互相补助,百姓就相亲了。宽放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人口就增殖了。减少刑罚,薄收赋税,百姓就富裕了。各乡选用贤土,使之施教于国,百姓就有礼了。出令不改,百姓就务正了。这些就是爱民之道。”桓公说:“百姓富裕而又团结了,该如何使用他们呢?”管子说:“开发财源提倡百工,以保障人们的需用;贡献才力而尊崇贤士,以奖励人们求知;施刑罚不要苛刻,以有利于百姓。实行这些措施没有私心,就能够团结众人;说话一定算数,法令就不会失灵。这就是役使百姓的办法。”
桓公说:“民居已定,事功已成,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可以么?”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民心还没有安定。”桓公说:“怎样才能安定民心?”管子回答说;“修正旧法,选择好的,举用而严格执行;慈爱百姓,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百姓安心了。”桓公说:“百姓安心,就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您要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治甲兵;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国诸侯的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是难迅速得意于天下的。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行事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行政有一些藏寓的内容。”桓公说:“那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行内政而寓有军令。建立高于所管辖的里,国子所管辖的里和您所管辖的里,三分齐国,作为三军。选拔贤能,委作里君。每乡都有行伍编制,卒长效法军事制度与号令,并以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就使百姓懂得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仲制定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设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这样来实行军令。因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干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三军中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有国子的鼓。春天田猎,叫作“蒐”,训练回兵;秋天田猎,叫作“獼”,训练出兵。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内部教令告成,军令就不得再变。因此,卒伍的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年少同居住,年长同交游,祭祀互相祝福,死丧互相抚恤,祸福互相关切,居处互相娱乐,行作互相配合,哭泣互相哀悼。因此,夜间作战声音相闻,就可以不乱;白天作战,眼睛一看,就可以相识。欢欣的情谊足以互相殉死。所以,用来防守则阵地巩固,用来战争则取得胜利。一个国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用来横行于天下,惩治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就谁也不能加以限制了。
 正月初起,乡长报告公事,桓公亲自询问,说:“在你们乡中,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质性仁厚、慈孝于父母、长悌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迟。桓公又问:“在你们乡中,有无勇气、体力、筋骨强壮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说:“在你们乡中,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傲淫暴,不遵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包庇属下,也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这样,乡长都回去勤修德政,并把贤士送来。桓公则亲自接见,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用书面报告新官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指示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性好而又顺从,要老实地待命使用,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励。至于百姓的非议言词,则足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还普遍调查其乡里意见,而加以验证。然后召来与他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之处。如可以举拔,就待时任用。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下到乡里调查了解他的能力,而没有大过的,便提作上卿的助手。这叫作“三选”。这样,高子、国子便回去加强治乡,乡长回去加强治连,连长回去加强治里,里长回去加强治轨,轨长回去加强治家。这样,哪怕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成功以后,乡中没有超越尊长的行为,朝中没有超越职位的行为。无行的男人,无人与之为伍;无行的女人,无人娶之为家。男子三次出妻,则逐于境外;女人三次改嫁,则打入舂官谷的地方劳动。这样人们都是努力为善的。士人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所以,士人不敢贪图一时的方便,都有终年的打算;又不敢只考虑终年之事,都有终身的事业。
正月初起,五属大夫都向桓公报告公事。桓公找出成绩少的批评说:“封予的土地和百姓都是一样,为什么只你成绩差?为什么不及别人?教训工作不善,政事就治理不好。一次两次可以宽恕,三次就不能赦免了。”桓公继续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品性仁厚、慈孝于父母、尊敬长辈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勇气、体力优秀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敬长辈于乡里,骄傲淫暴,不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包庇下面,等于犯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迟。这样,五属大夫们都回去加强治属,各属回去加强治连,各连回去加强治乡,各乡回去加强治卒,各卒回去加强治邑,各邑回去加强治家。所以,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有成,国家安定,守则固,战则强,国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建立一个霸王之业的局面了。
桓公说;“卒伍已定,事功已成,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关于军事,我既已寄寓于内政了,但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把赎金用在盔甲兵器上。”桓公说:“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皮的胁驱和两支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皮与两支戟,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宽有薄罪,只纳金属半钧。至于没有冤屈而从事讼狱,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资惩罚。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戈剑矛戟,试之于狗马;不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斤、斧、锄、镰、锯、镭等,试之于木土。”   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外交的也不齐全。”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医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十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财币也很充足,使之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还带上玩好的物品,周游四方,卖予各国诸侯,以了解他们上下的嗜好,择其昏乱者先事征伐。桓公说:“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好了,这回可以了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邻国还没有同我们亲善。”桓公说:“怎么与它亲善呢?”管子回答说:“审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订正邻国的封界,不要接收他们的货财。而好好地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鲁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常、潜两地,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都有栅壁。”桓公说:“我要西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卫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台、原、姑与柒里。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也有栅壁。”桓公说:“我要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燕因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柴夫和吠狗。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墙垣,环山都有栅壁。”四邻大大亲善起来了。在归还侵人之地和规正其国界以后,齐国领土南至泰山以北,西至济水,北至海,东至纪随两地。地方共三百六十里。三年治定,四年训练成功,五年就出兵了。有练好的士兵三万人,革车八百辆。当时诸侯多有昏乱而不服从天子的。于是,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地之半;救存鲁国,侵陵蔡国,分割越地。南面凭藉宋、郑两国而伐楚,渡汝水,过方城,接近文山,责令楚国贡丝于周室。周天子送祭肉给齐桓公,荆州诸侯没有不来归服的。在中原援救晋公,擒获狄王,打败胡貉,攻破屠何,骑寇也开始征服了,往北则攻伐山戎,制服令支,斩杀孤竹,九夷也开始听从了。沿海的各诸侯国,没有不来归颐的。往西的征战则夺取了白狄的土地,到西河,并船投筏,乘筏渡河,到了石枕,又悬吊兵车、缠束战马,越过太行山与卑耳山的溪涧,拘捕大夏之敌。又西服流沙西虞之地,秦地戎人也开始服从了。所以,兵一出就成大功十二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中原诸侯各国,没有不服从的。桓公与诸侯摆设祭品、书写盟誓,以约誓于上下诸神。然后,率天下安定周室,在阳谷大会诸侯。因而,有兵车的会六次,乘车的会三次,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铠甲不解绳,兵器不开箱,弓衣没有弓,箭服没有箭,停武事,行文治,以朝拜天子。
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桓公说:“我本人有祭祀之事于先王文武之庙,派遣宰孔把祭肉送来。”而且还有后命说:“因为你谦卑劳顿,实告伯舅你不必下堂拜赐。”桓公便召见管仲来商量,管仲回答说:“为君不行君礼,为臣不行臣礼,是乱国的根本。”桓公说:“我能做到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孤竹、山戎、秽貉,拘捕大夏的国君;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国、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中国还不抬高我。从前夏、商、周三代之受命为王的,和我有什么不同呢?”管子回答说:“现在是凤凰弯鸟不出,而鹰隼鸱枭却很多;众神不显灵,守龟不示预兆,而用谷穗卜筮的却很灵验;时雨甘露不下降,而飘风暴雨却不断来临;五谷不丰收,六畜不兴旺,而各种杂草却普遍繁茂。凤凰羽毛的花纹,前面像德义,后面才像日昌。古人受命为王的,总是龙龟来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地出乘黄神马。现在三种祥瑞都没有,纵然受命为王,岂不是一种错误么?”桓公听后很惶恐,出来接见宾客说:“天子的威严即在颜面之前,未离咫尺,我虽奉天子之命而不必下堂拜赐,但恐怕在下面颠倒礼节,为天子增羞。”于是下堂拜谢赏赐,然后登堂领受赏服、大辂、龙旗九游和渠门赤旗等。天子给予不下拜的命令,桓公偏偏不领受,天下诸侯都称颂桓公是顺于礼的。
桓公是为天下诸侯操劳的。鲁国有庄公夫人与庆父作乱,两个国君被杀,绝嗣没有后代。桓公知道后,使高子存全它。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备。他们拿玉来拜见桓公,请备为齐国的关内侯,但桓公没有那样处理。狄人攻伐邢国,桓公修筑夷仪城加以封赐。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他们也拿着玉进见桓公,请求作齐国的关内侯,桓公也没有那样安排。狄人攻伐卫国,卫国人出旅曹地,桓公修筑楚丘城来封赐它。他们的牲畜已经散失,所以桓公给予良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道桓公仁义。这样,天下的诸侯知道桓公为他们服务,所以,诸侯归附桓公,好像去赶集一般。桓公知道诸侯归附他,因而少收进见的币而多给回敬的礼。所以天下诸侯用瘦马犬羊为礼币,齐国则用良马回报;诸侯用素绸和鹿皮四张为礼币,齐国则用花锦和虎豹皮回报。个国诸侯的使者,总是空囊而来,满载而归。所以,用爱来钓取,用利来吸引,用信来结交,用武来威慑,于是天下小国诸侯,都服从桓公,不敢违背而来归附了。他们喜欢桓公的仁爱,又贪图桓公的货利;相信桓公的仁义,又害怕桓公的武力。桓公看到天下小国诸侯多来与自己亲睦,于是又大加施惠。可以分忧的代他们分忧,可以谋事的替他们谋事,可为动兵的替他们动兵。攻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为已有,诸侯称道他的仁。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存放货物而不收捐,以为各国诸侯之利,诸侯都称道他的宽惠。修筑蔡、郡陵、培夏、灵父丘等城,以防御戎狄之地,用来阻止戎狄向诸侯暴掠。修筑五鹿、中牟、郧、盖、牡丘等城,以保卫诸夏之地,用来表示中国的权威。教化大功告成。因此天—厂对于桓公,远国百姓望之如父母,近国的百姓从之如流水。所以,行地益远,得人益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感怀他的文治而畏慎他的武备。诛杀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无人抵御,正由于兴立武备;停止各种革甲,收起各种兵器,穿朝服过河开会而无所顾虑,正是由于文治显著。于是使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归附。大国之君事齐如臣仆,小国诸侯喜齐如父母。正是这样,大国之君不显得那么尊贵,小国诸侯也不显得卑下。因而大国之君不骄傲,小国诸侯不恐惧。于是分取地多的以增补地少的,削减有财的给予无财的。周济其君子,不失成功;周济其小人,不失成命。这样,平时居处安顺,出动行事则有成功。不必发动战争,而完成文王、武王的治绩于天下。
桓公善于吸收群臣意见,以增加自己智慧。宰相是管仲,大夫有: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这五个人任事行义,扬德继法,昭示天下,以传后世;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布,都是不可湮没的。这就是因为有明君在上,良相在下。当初,桓公郊迎管仲时曾向管仲请教。管仲最初辞让,然后谈出了建立三国五鄙的谋略,立五乡以提高教化,建五属以厉行武事,寄托军事于内政,利用刑罚置备兵器,征伐无道之国以事奉周室等。桓公非常满意。于是斋戒十日,将拜管仲为相。管仲说:“我是一个有大罪的人,幸得免死,使腰颈相连,就算我的福气了。管理国家政事,怕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桓公说:“您接受国家政事,我就胜任;您不接受,我怕要垮台。”管仲许诺,再拜而接受相位。过了三天,桓公说:“我有三大缺点,还能把国家搞好么?”管仲说:“我还没有听到过。”桓公说:“我不幸嗜好田猎,昏夜还要到薮泽野地,直到田野静寞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还不最要紧。”桓公说:“我不幸嗜好饮酒,日以继夜,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也不是好事,但也不是最要紧的。”桓公说:“我还有一件污行,就是不幸而好女色,连表姐都有不嫁于人的。”回答说:“这也不是好事,但还不是要紧的。”桓公作色说:“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吗?”回答说:“人君唯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为不可。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不奋勉则不能成事。”桓公说:“好。您请先回去,改日再来同您详谈。”管仲说:“此时就可以谈,何必改日呢?”桓公说:“我们该怎么办?”管仲说:“公子举为人见闻广博而知礼,好学而语言谦逊,请派他出使鲁国,以结国交。公子开方为人机变而锐利,可出使卫国,以结国交。曹孙宿,他的为人有小廉又有小明,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正合乎荆楚的风格,请派他去到那里,以结国交。”这样,立刻打发了三位使者,而后管仲才告退。管仲为相三月,请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桓公说:“好。”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陨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入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妄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伯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我是不干的。君上您想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了;若想图霸王之业,则有管夷吾在此。”桓公说:“好啊!”

查字正音:
莒:jǔ  1.莒县,地名。在山东。2.周朝国名。在今山东莒县。
罼:bì:捕捉鸟兽的长柄网。
蒐:sōu 原是田猎的意思,大蒐礼则是春秋时期,诸侯国借用田猎活动来组织军队、任命将帅、训练士卒的重要军事活动,又是当时推行政策、加强统治、准备战争的重要手段,甚至还具备了国人大会的性质。因此,蒐便成为一国最为重要的国事与军事活动,具有极端的重大性和重要性。蒐可与“搜”通假。

简明心得:
大匡第十八:大匡即辅佐君主处理国家大事。本篇主要讲的是齐国的君主位置更替之时,管仲对于忠的理解,不是效忠与一个人,而是效忠国家。也体现了管仲的识人之能,公子小白在管仲的辅佐下渐渐成为明君。
中匡第十九:本篇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的开导,讲述国家如何使用财富,行仁义爱百姓为争霸之本,以及君主如何修身、勤政、树立威望等方面的问题。
小匡第二十:本篇很详尽,记载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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