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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周
一、立政九败第六十五
（一）查字正音 寝兵——停止攻占。 驱众——驱赶到一起使其作战的人。指没有训练过的军士。 退静——指不思进取。 比周——结党营私。 壅遏——阻遏。 请谒任誉——请托保举。 佼[jiāo]——通“交”。交往，交际。
（二）翻译
君主如果听从停止攻战的主张，那么群臣宾客就没有敢谈论攻战的了。这样对内不知道国家是太平还是动乱，对外不知道诸侯国是强大还是衰弱，如果是这样，那么城墙毁坏了没有人去修补，铠甲兵器损坏了没有人去修理。如果是这样，那么用来守卫国防的各种设备也将全部废弃，守卫辽远边境地区的人就会疑虑，戍边的将士也因而会畏缩，普通老百姓也会缺乏御敌决心。因此说：“如果停止攻战的主张占据上风，那么险要的阵地也会守不住。”
君主如果听从彼此相互关爱的主张，就会把天下的人民等同于自己的人民，把其他国家等同于自己的国家。如果这样就不会产生兼并侵夺他国的想法，也没有覆灭敌军击败敌将的事情。那么善于骑射、勇猛奋力的将士就得不到丰厚的俸禄，能够覆灭敌军、杀死敌将的臣子就得不到尊贵的爵位，那么善于骑射、勇猛奋力的将士就要离开到外国去了。我可以不进攻敌人，但是不能命令敌人不进攻我。敌人要求土地就给他，这不是我所愿意的，不给敌人而同敌人交战，一定不能取胜。敌人指挥着训练有素的将士，我只能驱赶着乌合之众；敌军的将领用的都是能征善战的良将，我军的将领用的却是无能之辈，这样结果一定是我军覆灭，将帅身亡。因此说：“彼此互相关爱的主张占据上风，那么将士就不会打仗了。”
君主如果听从保全生命的主张，那么群臣也就都保全自己的生命，进而从保全生命到追求养生。什么是养生呢？就是说：滋味、声色，得到这些就是养生。然而放纵情欲、胡作胡为，男女不分，这就是回到了禽兽世界。那么礼义廉耻就无法树立，君主不能约束自己。因此说：“如果保全生命的主张占据上风，那么礼义廉耻就无法树立。”
君主如果听任私自议论、自命不凡流行，那么人民就会不思进取，隐居在山上的洞穴中，就会非议当世，批评君主，就会鄙视爵位和俸禄，轻视国家官员。这样君主的法令得不到推行，该禁止的也得不到禁止。因此说：“私自议论、自命不凡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君主的政令就会得不到推行。”
君主如果喜爱金玉财宝，一定希望得到它，那么就一定会拿东西来交换。用来交换金玉财宝的是什么呢？是重要的官职、尊崇的地位，不然就是尊贵的爵位、优厚的俸禄。这样的话没有才德的人就会占据高位。这样一来，那么贤能的人不会甘心居于下位，智慧的人不会为君主出谋划策，守信的人不会坚守约定，勇猛的人也不会为君主死战。这样就是在驱使国家走向毁灭。因此说：“贪图金玉财宝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就会出现卖官鬻爵的行为。”
君主如果听任众人结党营私，那么群臣都将结成朋党，掩饰美善，宣扬丑恶。那么国家的真实情况就不会被君主所了解。这样结党营私的小人居于高位，没有朋党的人就退居在后。结党营私的小人居人高位，贤良和不肖就会难于区分，那么相互争权夺利的动乱就会发生，君主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说：“众人结党营私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贤良和不肖就会难于区分。”
君主如果听从玩乐享受的主张就会失败。凡是用来玩乐享受的，无非是宫殿、台池、珠玉、声乐，这些享乐都是耗费财力、伤及国体的方式。而用这些来侍奉君主的，都是奸佞之臣。如果君主听信他们，怎么能不失败呢？因此府库空虚、积蓄耗尽，而且奸佞之臣居于上位，就会阻遏贤人使他们得不到提拔晋升。那么如果国家恰逢祸患，这些下层小人就会群起议论国事，这样就是在驱使国家走向毁灭。因此说：“追求玩乐享受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奸邪小人就会占据高位。”
君主如果听任请托保养的行为，群臣就会都来互相结党请托。那么请托之人就能获得高位，朋党也会在下层社会形成。这样贿赂行为就会在国内到处发生，法规制度也就会在官场遭到破坏，群臣都努力发展私交而不求为国效力。那么没有爵位也可以获得尊贵地位，没有俸禄也可以发财致富。因此说：“请托保举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规矩就不能实行。”
君主如果听从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言论就会失败。怎么知道会这样呢？那些谄谀之臣，是经常使君主不追悔自己的过错、不改正自己失误的人，故而君主被迷惑自己却不知道，这样忠谏之臣就会被处死，而谄谀之臣就会得到尊宠。因此说：“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奸佞小人就会被任用”。
（三）心得 寝兵、兼爱——险阻不守、士卒不战，必国将不国。
全生说胜——从欲妄行，廉耻不立。
私议自贵——退静隐伏，轻爵禄贱有司，上令不行。
好金玉货财——不肖者上位，爵服下流。
群徒比周——蔽美扬恶，争夺乱起，贤不肖不分。
观乐玩好——费财尽力伤国，奸人上位。
请謁任誉——群臣务佼而不求用，绳磨不正。
谄馋饰过——主惑而不自知则败，巧佞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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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法解第六十六
（一）查字正音 饬[chì]——整顿；使有条理。 阤[zhì]——崩塌。 顿卒——督责。
（二）翻译
公布在板上的法，效法天地方位，模拟四时运行，以此来治理天下。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之，因此治道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之，以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生长的事，是文；收藏的事，则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效法这些，以实行法令，以为判断政事的道理。凡涉及法度之事，执行不可不公正，不公正则判断不公平，判断不公平则治事就不能完全合理，办事也就不能完全得当。治事不完全合理，那些疏远微贱的人，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完全得当，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兴办。功利事业不充分兴办国家就会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诉冤情，民间就会扰乱。因此说：“凡是将要成事的，一定要摆正‘天植’。”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近亲，也不会加害外人。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外人，就不会有被遗漏的功利事业，民间就没有冤案。没有被遗漏的功利事业，民间没有冤案，那么事业没有不成功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通过风雨的情况来判明。因此说：“不要违背风雨情况，远近高下，各得其所。”
万物都尊天并以风雨为贵。之所以尊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上天的意旨的；之所以以风雨为贵，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是靠风吹雨润的。假如万物能离开天而改变接受意旨的对象，离开风而变更其仰赖吹动的对象，离开雨而变更其仰赖滋润的对象，那么也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如今君主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能树立威势并能推行政令。君主之所以能树立威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威势和财利两者都掌握在君主手里。若使威势和财利不全部掌握在君主之手，而是有所分散的话，那么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其威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走向侵夺暴乱的道路。因此说：“这三个根本问题得到解决，君主才能掌控国家。”
趁夏天正是长养的季节，要审理刑赏大事，必须明确纲纪，陈述义理设立法规。要根据情理判断事情，心平气和，排除个人喜怒的影响。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因此说：“不能因为个人喜爱而进行奖赏，也不能因为个人愤怒而进行杀伐。以个人喜爱来进行奖赏，以个人愤怒来进行杀伐，怨恨就会出现，政令就会废弛。屡次下命令而不能实行，民心就会外叛，有外心的人结为党徒，祸患就会开始出现萌芽。众人的愤怒，少数人是难以控制的。”
冬天万物封闭收藏，所有的事情都停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趁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审视察看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事情是先容易后困难，有的事情是开始不被注意而最终不可比拟；这常常是利处不能开发，事情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事情，人们就轻易对待它，人们轻易对待它，就一定受阻于难成的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事情，人们就轻易放弃它，人们轻易放弃它，就一定丧失不可比拟的功绩。屡次受困于难办的事，经常丧失不可比拟的功绩，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审视察看事物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能否成功，成功了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弊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能否成功，成功了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弊，后果，就是所谓的轻举妄动。轻举妄动的人，他的事业不能成功，他的功绩不能树立。因此说：“推举所喜爱的一定要观察它所终结的，废除所厌恶的一定要考虑它所穷尽的。”
凡是君主，都想要让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没有礼义，那么社会等级秩序就会混乱，不同地位的人就会互相争夺。因此说：“要用赏赐嘉勉敦厚恭敬的人来进行表扬，要用俸禄富裕有功的人来进行鼓励，要用爵位提升有名望的贤人来进行美誉。”
凡是做君主的，都希望百姓亲近而顺从己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能够胜任。就民众而言，不爱护民众就不会亲近君主，不亲近民众就不会信服君主，不教化引导民众就不会顺从君意。因此英明的君主会广泛爱护亲近民众，宣明教化引导民众，顺应他们的力量，促进其富足，爱惜其劳力，而不会去侵夺其农时，由此为他们提供便利。这样，民众就会亲近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而能够胜任了。因此说：“要广泛爱护而没有遗弃，才是君主的心胸。一定要先明顺教化，万民才趋向好的风化。经常给予利益，民众才能胜利完成己任。”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是治人，二是治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成功。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成功。事情不成功就意味着有所损伤，人不肯效力就意味着有怨恨。因此说：“取用于人要用自己做比对，办事要根据实际情况。”
所谓办事要根据实际情况，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来行事。所谓取用于人要用自己做比对，就是要考虑按恕道来行事。考虑恕道，就是与自己做对比，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因此说：“要详细斟酌国家的用财，慎重处理施予和报酬，明察事物的分量与限度。因此用财于民不可以吝啬，使用民力不可以过分。用财吝啬则民众反抗，过分使用民力则民众疲劳。”
为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分事情就不会成功，不成功而多次反复地去做，就叫作“劳”。用财于民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就会造成怨恨。用财而造怨，就叫作“费”。民众怨起而得不到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因此说：“人民贫困，政令就繁复无效；人民苦于劳役之灾，政令就无法贯彻。施予酬报不得当，祸乱就开始发展；祸乱发展而君主尚不觉悟，民众就要自己图谋造反了。”
凡是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该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准则。有法律但不公正，有制度但不明确，那么治政就会偏颇。治政偏颇国家就会混乱。因此说：“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言出必行，民众就会畏惧。权威只要明确，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
凡是民众，没有不厌恶刑罚而害怕犯罪的。因此君主要严加管教来警示他们，申明刑罚来惩戒他们。因此说：“对怠惰的人，要通过训斥来羞辱他们；对有过错的人，要通过处罚来惩戒他们；对犯罪的人，要通过杀戮来震慑他们。”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贤明的君主能克制六攻而设立三器，那么国家就治理得好；昏庸的君主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立三器，因此国家就治理不好。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百姓。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即使不听法令仍可以安然存在，即使违犯禁律仍可以得到赦免，即使没有立功仍可以获得财富。国家有不听法令仍安然存在的情况，那么号令就不能使役臣下；有违犯禁律仍能得到赦免的情况，那么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没有立功仍获得财富的情况，那么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使役臣下，刑杀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那么君主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的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君主不因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因为这六者废弃刑杀，也不因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因此说：“君主以法治国之心坚定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们就自然会内心恐惧。乖异邪僻的行为都有了改进和变化，法令颁布下去，民众就会遵照执行、顺令而动了。”
凡是君主，都保护着万民并拥有他们，管辖着众多部族并役使他们。因此把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盖万物而没有例外，其德行无所不在；地承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因此万物没有不生长繁育的。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因此民众没有不得到生计的。得到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因此说：“君主应该效法上天，对万物普施德泽；模仿厚土，对万物没有偏心。”
日月的光明无所偏私，因而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圣人效法它们，来管辖万民，因此能够审慎明察，善行就没有遗漏，恶事也无所隐蔽。没有遗漏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赏罚准确，那么善行就得到鼓励，恶行就得到禁止。因此说：“以日月做检验。”
四时的运行，守信而且显著。圣人效法它，以役使万民，因而事功不失时机。因此说：“用四时作为辅助。”
对于民众，爱护他们，他们就亲近；给他们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贤明的君主谋划福利来招引他们，宣明爱护之意以使他们亲近。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虽归附却不亲近；只爱护而不给予利益，民众只亲近而不归附。爱护与施利兼行，就可做到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是使敌国四方边境都不能固守。因此说：“欲使众人喜悦，君主须爱护与施利同时施行。”
凡是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如果有所改变，民众利益如果被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众了。因此说：“获得民众拥护在于废除私心。”
虽然行使爱民和施利的德行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如果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就不能使远方君主来朝见。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父子兄弟夫妻间的名分，整饬男女间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主有德大臣尽忠，父亲慈爱孩子孝顺，兄弟之间相敬相爱，礼义彰明显著。这样就会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因此说：“招徕远方的民众在于修治国内的德行。”
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不是说有了怨恨才去消除，而是要使管理的地区一般没有怨恨出现。凡是祸乱的发生，是因为出现埋怨；出现埋怨，是因为不依理行事。因此贤明的君主管理民众一定要遵循原则，役使他们一定要遵循道理，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积怨之心，也就没有怨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致陷于危险。因此说：“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
大凡君主之所以能地位尊崇安定，是因为有贤臣辅佐。有贤臣辅佐，就能君主地位尊崇，国家安定，人民得治；没有贤臣辅佐，就会君主地位卑微，国家亡，人民叛乱。因此说：“准备长远大计在于任用贤人。”
大凡民众，没有不想要得到利益而厌恶危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共享利益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会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崇也没有危险。因此说：“巩固尊崇地位在于与民同利。”
能说得上以自已所不利而惠泽他人的，是舜。舜在历山耕种，在黄河滨制陶、在雷泽打鱼，自己不获其利，反而把技艺教给百姓，百姓全都因此获利。这就是所谓能以己所不利患泽他人。有所谓能以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伐商纣王，参战的士卒，每人都获得一个书社。攻入殷都之时，打开钜桥粮库，散发虎台上的金钱，殷商老百姓高兴极了。这就是所谓能用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
桓公对管子说：“您教寡人取法上天，与天同德，与天同德长久，就可以包容涵盖万物，如此则万物接受大命；教寡人取法大地的无私，无私即安稳牢固，大地无偏私，托载所有生灵，于是所有生灵都能生存繁殖；再教寡人参照日月，永远无私，永有光芒，无私地普照万物，这样世上的好坏也就无所隐蔽了。如此君子修身，做到无所喜好，无所嫌恶，就可以了吗？”管子回答：“不是。学习修身的人是为了自我改善，自我安顿。因而，真正的君子厌恶说人的不是，厌恶不忠诚而又妬恨，厌恶不能公正持论而有结党之称，厌恶不甘谦处下位却总是居高临下，厌恶不与他人亲和内心又放纵。这五条，真正的君子害怕自己出现相同的情况，而那些小人正因此而自我毁灭，又何况君主呢？”
（三）心得
“凡将立事，正彼天植”。天植正，无违风雨，各得其所。
“万物尊天而贵风雨”。威利之操须在君，才能威立令行，位尊身安。
乘夏“断事以理，虚心平气，乃去喜怒”。方冬“慎观始终，审察事理”
“取人于己，度恕而行”，“成事以质用称量”。
民劳、费则怨起自图。
武威既明，令不再行。民恶罚畏罪。
三器（号令、斧钺、禄赏）治国，六攻（亲、贵、货、色、巧佞、玩好）乱国。植固不动，奇邪乃恐。
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参于日月，佐于四时。说在爱施，众在废私，远在修近。
闭祸除怨，所事之地常无怨。
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安高同利。
君子自化以自抚，恶而恐行：恶称人之恶 恶不忠而怨妒，恶不公议而名当称，恶不位下而位上，恶不亲外而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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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法解第六十七 （一）查字 恣[zì]——肆意，放任。 鬲[gé]——通“隔”。阻隔。 参伍——错综比较，加以验证。 悫[què]愿——谨慎老实。悫，恭谨朴实。愿，质朴。 慝[tè]——邪恶；罪恶；恶念。 （二）翻译 明智的君主，掌握权术谋略而不可欺瞒，详明法度禁令而不可侵犯，明察上下职责而不容错乱。因此群臣不敢徇私舞弊，贵臣不能遮蔽贱者，近臣不能阻碍疏远者，孤寡老弱不会丧失日常生计，国内尊卑分明而无互相僭越。这就叫治理得当的国家。因此《明法》篇说：“所谓治理得当的国家，就是君道强明。”
明确法度，是君主用来统一民众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扰朝廷君主的。因此法度废弃而私术盛行，君主就陷于孤立而无依靠，臣下就会勾结而形成朋党。这会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就叫混乱的国家。因此《明法》篇说：“所谓乱国，就是臣术占上风。”
明君在尊崇的地位，有绝对统治的权势，群臣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瞒君主，并不是爱戴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威势；百姓之所以争相为君主所役使，也不是因为爱戴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必须要服从役使的民众；处在绝对尊崇的地位，来控制必须要服从的臣子。故而令行禁止，形成君主尊崇臣下卑弱的局面。因此《明法》篇说：“尊君卑臣，不是靠亲情关系，是靠权势来取胜。”
明君治国，确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从君主处得到利益，因此君主能役使他们；立刑罚来震慑人民，人民就对君主有所畏惧，因此君主能统治他们。因此没有爵禄君主就不能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不能震慑人民。故而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因为爱戴君主，只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遵守法度不行恶事，也不是出于爱戴君主，是想爱惜爵禄而躲避刑罚。因此《明法》篇说：“百官遵守职责，不是因为恩惠，是刑罚的威慑。”
所谓君主，能独操生杀大权，处于威势地位，掌控令行禁止的权柄从而驾驭群臣，这才是为君之道。所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职，做好分内之事，这就是为臣之道。因此君行臣道就会出现混乱，臣行君道就会出现危局。因此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源。因此《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就会发生混乱。”
人臣之所以惶恐畏惧而谨慎地侍奉君主，是因为要想要求生而厌恶死亡。假使人们都不想要求生，都不厌恶死亡，那就不能控制了。生杀的权柄把持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从来没有的。故而治理国家不依据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不掌握在君主手中而是旁落于群臣，这就是依附于人的君主。因此君主擅自把威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擅自把法令制度大权送给别人，就一定有动乱亡国的灾祸。这些情况都是亡国之君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擅自授权就会失国。”
凡是身为君主却不能使其政令得到执行，废弛法度而对群臣肆意放任，威严已经丧失，权势已被剥夺，政令不能发出，群臣不为其所用，百姓不为其所使，国内的民众不受其控制，那么国家就不是属于他的国家，民众也不是属于他的民众。这种情况是灭国之君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政令完全不能发出称为灭。”
明君的表现，是那些卑贱之士不用尊贵大臣引见就能见到君主，大臣提拔不依靠左右近臣进言，君主与百官联系顺畅，对群臣了解底细。受罚的人，君主明见其罪过所在；受赏的人，君主知道他的功绩如何。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君主有不受蒙蔽的办法，因此朝政没有阻碍不通的忧患。昏君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法令不能到达民众，被疏远隔绝而不能了解情况。这种情况是被蒙蔽的君主的局面。因此《明法》篇说：“政令发出而留滞称为壅。”
大臣之所以能侵上作恶，是因为揽夺了君权。大臣中有揽夺君权的，君主的命令就不能贯彻，下面的情况就不能上达。人臣的力量，就横隔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能显明，祸福的事情不被知晓，君主陷于迷惑而无法明悟朝政，这种情况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下情不能上通称为塞。”
明君，广泛地听取众人的建议并独自做决定，增多自己听取意见的途径。群臣之道，下级可以提醒上级，地位卑贱者可以评说地位尊贵者，因此奸臣不敢欺君瞒上。昏君则不然，没有权术了解情况，裁决事情又不能错综比较加以验证。故而无能之人获得高位，奸邪之臣把持国政，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想要设谋进谏的忠臣不得进用。这种情况，就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下情向上传达中途就被终止的称为侵。”
君主治国，没有不设立法令，赏罚具备的。因此君主的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那么君主的尊位显现而奸臣不出；君主的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那么群臣就行私而蒙蔽君主，结为朋党而劫杀君主。因此《明法》篇说：“灭、塞、侵、壅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法令没有确立。”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凭借它来统治海内而侍奉宗庙。私意，是借之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的，是借之蒙蔽君主、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故而法度能够施行则国治，私意得到畅行则国乱。英明的君主即使是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即使是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在意的。因此《明法》篇说：“先王治国，不在法令之外过度留意。”
明君治国，总是按照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的法令。因此对于应当奖赏的人，群臣不能推辞；对于应当惩罚的人，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是借此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是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奖赏无功的人，就是让人民苟且侥幸而谋求讨好君主；行私惠而赦免有罪的人，就是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做的。因此《明法》篇说：“不在法令的范围之内屈法施私惠。”
凡是君主没有不想要他的人民为他效力的。让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因此治理国家役使人民没有比法更好的，禁止放纵抑制暴行没有比用刑更好的。故而贫困的人并非不愿意夺取富人的财物，然而不敢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法令不允许；强大的人并非不能对弱者施暴，然而不敢这样做的原因，是畏惧法令的惩治。因此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那么奸邪就不会产生；残暴怠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那么祸乱就不会兴起；群臣一起行动；用权术来驾取他们，私行就无法建立。因此《明法》篇说：“行动没有不合法令的，借此来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威势。因此威势旁落，那么君主就会受制于臣下；威势掌握在君主手中，那么臣下就受制于君主。被蒙蔽的君主，并没有堵塞和封守他的门户，然而君主的命令不能实行、禁令不能奏效、所要求的不能得到，就是因为丧失了威势。因此威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故而威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因此明君治理天下，威势独揽于君主而不与臣下共有，法度政令独定于君主而不许其出自臣下。因此《明法》篇说：“君主的威势不能由两家分占，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
明君，统一度量，建立法度，并且坚决地维护它们，因此命令下达而民众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的官吏，是决定着民众生命的。因此明君治国，对于遵守法令的人要赏，对于违背法令的人要罚。因此依法治罪，民众受死也没有怨恨；依法量功，民众受赏也不用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因此《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就是按法度来处理而已。”
明君，掌握着对法度的控制，因此群臣都由于规范的治理而不敢行奸佞之事。百姓也知道君主是依法办事的，因此官吏对民众的役使，合法的民众就服从，不合法的就拒绝，民众用法度和官吏相抗衡，下层凭法度为上层处理事务。因此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施用害人之心，谗议之人不能施展其机巧。即使在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擅自为非作歹。因此《明法》篇说：“有了法度的制约，民众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
设立权衡，是用来明确轻重数量的。然而人们不去尊奉它，并非心里厌恶财利，而是因为权不能为人改变数量的多少，衡不能为人改变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尊奉权衡没有任何益处，因此不去尊奉它。同样，有明君处在上位，官员就不能枉法，小吏就不能行私。人们看到奉承官吏没有任何益处，因此就不去用钱财行贿官吏了。权衡公正地对待任何事物，因而奸诈之人就不能行私了。因此《明法》篇说：“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来欺骗。”
尺、寸、寻、丈这些计量单位，靠它们来得到长短的实际数据。因此用尺寸测量短长，就会测得万物的实际数据而万无一失。尺寸的测量结果，即使是对富贵有势力的人，也不为他们增长；即使是对贫贱地位低的人，也不为他们减短。它公平而没有偏私，因此奸诈的人不能借此制造错误。因此《明法》篇说：“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不能利用长短制造误差。”
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动乱，是因为官员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非议和称誉来任命。因此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人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官职来考验那被夸誉的人。言而不实的，责罚；试用而败坏官职的，责罚。这样没人敢进虚假不实之言，无能之辈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察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假的赞誉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昧贪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用美名吹捧，互相借用功劳，力求扩大结交而不为君主效力。因此《明法》篇说：“君主放弃法度按照赞誉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听信朋党举荐任官，民众就专务结交而不求为君主效力了。”
昏君不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审查臣下的实际罪过，诋毁的人多，就处罚。这样奸邪之臣没有功绩而获得赏赐，忠正之臣没有罪过而受到责罚。立功多而没有赏赐，那么臣下办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到惩罚，那么圣贤之人就无法竭尽所能；靠行贿赂而获得爵禄，那么恶浊的人就进入官府；委以重任的人无能而官位很高，那么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这样谨慎老实的人失去他的职守，廉洁的官吏不见治理成效。因此《明法》篇说：“官吏没有治理成效，是君主按照赞誉行赏而根据诋毁行罚的结果。”
公正的官吏为官，执行法令不循私情，那么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些人是奸臣务必要诬陷中伤的。君主不调查核实他的罪过，只是根据不实之词就责罚，那么奸臣就不得不侍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来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因此《明法》篇说：“那些喜赏恶罚的人，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啊。”
奸臣败坏他们的君主，是逐渐地从细微之处积累而成的，使君主迷惑而自己不知道。奸臣在朝廷一起对君主的意愿进行侦查，在民间从民众那里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尊用这些人，诽谤不阿谀他们的人让君主废融这些人。对他们想要给予利益的、施加迫害的，君主都听从实行。这样群臣就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因此《明法》篇说：“朋比为奸共同作恶，因此他们忘记君主发展私交，来进用他们的同党。”
君主没有驾驭大臣的权术，群臣就容易欺骗他；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度，百姓就客易为非作歹。因而奸邪之人如果掌握了国政，群臣就仰仗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即使有了大奸大恶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因此《明法》篇说；“结交的人多赞誉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即使有大的奸恶，也大多能把君主蒙蔽过去。”
凡所谓忠臣，都力求修明法度，日夜辅助君主明白掌握法度政令的道理，以治理好天下。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然得到治理，如此奸臣就会处于困境，那些坚持法度政策的人地位就会尊显。因此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阻止法度修明，不让君主觉悟，这样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正直之臣得到任用，奸臣就会困窘毁败，这就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同时进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忠臣，就必然窥伺君主，寻找时机日日夜夜进谗言危害忠臣。君主不明察而采纳他们的言论，那么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裕显贵。因此《明法》篇说：“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
富贵尊显，长久统治天下，没有君主不愿意如此。令行禁止，海内无敌，没有君主不愿意如此。对于蒙蔽、欺骗、侵权、僭越，没有君主不厌恶的。失去天下，毁灭宗庙，没有君主不厌恶的。忠臣想要修明法度以实现国君所愿，消除国君所恶，专权的奸臣，通过行私来危害他们，忠臣就无从进献其公正的策略了。因此《明法》篇说：“无罪遭死，无功发迹，那么作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
昏君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考查功劳，他处刑判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核罪过，而全是听从重臣的进言行事。因此重臣有想要赏赐的，君主就替他赏赐；重臣有想要责罚的，君主就替他责罚。废弃国家的法令，专听重臣的意见。这样群臣就都尽力与朝廷重臣结党而忘掉君主，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因此《明法》篇说：“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
明智的君主治理臣下，明确臣下的职务，并监督他们完成各自政事。胜任的留在官位，不胜任的废免其官职。因此群臣都竭尽能力完成自己的政务。昏君则不这样。因此群臣只想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没有尽力于治理国家的，他们只期望掌控重要部门而独享其利，统治搜刮民众而独富其家。因此《明法》篇说：“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不谋划国事一次。”
明君在上执政，国内民众都尽心竭力来尊奉君主，百官也分工治事来安定国家。昏君在位就不是这样。即使有勇力之士，也被大臣私家絭养，而不是让他们侍奉君主；即使有圣智之士，也被大臣私家秦养，而不是让他们治理国家。因此君主统治下的人虽多，却不能进用；百官虽然都齐备，却不能支配。像这样就是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因此《明法》篇说：“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就叫国中无人。”
明君，使臣下尽力工作而守法，故而群臣努力尊崇君主而不敢顾念自己的家庭；君臣之分明确，上下的地位确定，故而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相互抬举。昏君就不是这样，法度废弛不能实行，故而群臣都竭力经营自己的家庭；君臣上下没有分别，故而群臣竭力相互抬举。像这种情况，不是朝臣少，而是众人不为君主所用。因此《明法》篇说：“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而是私家之间竭力互相助益，不竭力尊奉国君；大臣之间竭力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办事。”
君主设置官吏，不只是推尊他们的地位厚予他们俸禄而已，而是让他们遵行君主的法度，执行君主的政令，来治理百姓诛灭盗贼的。因此担任官职大的，就爵位尊贵俸禄丰厚；担任官职小的，就爵位低微俸禄微薄。爵禄，是君主用来治理官吏的。昏君任命的官员，身处在尊贵的地位，拿着优厚的俸禄，养着自己结交的党羽，而不做本职工作。像这种情况，官吏就失去了作用职能。因此《明法》篇说：“小臣拿着俸禄结交党羽，不以公职为本务，故而官吏就没有作用了。”
明君选拔有才能的人，号称有勇力的就用行军作战考验他，号称有智谋的就用为官办事考验他。通过行军作战，有功的就提拔他，通过为官办事，干得好的就任用他。因此用战功的事实鉴定勇怯，用为官的治绩鉴定愚智，这样勇怯愚智的显现，就像黑白一样分明。昏君则不是这样，只听言论而不加考验，因此说假话的人也得以举用；任用人而不用为官政绩考察他，因此没有能力的也不会遇到困难。因此英明的君主用法度验证推举的言论要求他给出证据，用官职任命他来考察他的政绩，是专门靠法度取人而不是自己推荐。因此《明法》篇说：“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才，自己并不推荐。”
凡是所谓功劳，是指安定国君，利惠万民。击破敌军杀死敌将，战而胜攻而取，使国君没有危亡的忧虑，百姓没有死亡被俘的祸患，这是军士的功劳。奉行君主的法度，治理好境内的政事，使强者不斯凌弱者，人多势众的不凌暴人少势孤的，万民竭尽其力来侍奉君主，这是官吏的功劳。匡正君主的过错，挽救君主的失误，申明理义来引导君主，使君主没有乖谬的行为，也没有被欺蒙的忧患，这是大臣的功劳。因此明君治国，明确职务而考察功劳，有功的人赏，扰乱国治的人罚，赏罚所加，各得其所，而君主不用亲自干预。因此《明法》篇说：“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
明君治国，审查是非，考察实情，用法度来审核。合乎法度的就实行，不合法度的就废止。功绩符合所言的就给予赏赐；不能符合的就责罚。因此对所谓有智能的人，必须有明显的功绩之后才举用他；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必须有明显的罪过之后才废免他。这样贤能之人就可以向上晋升而无人能够嫉妒，无能之辈就困窘废退而无人能够举用。因此《明法》篇说：“贤能之人不能被掩蔽，无能之辈也不可能伪装。”
明君的治国之道，根据人民想要的来制定政策促使他们立功，因此设立爵禄来鼓励他们；根据人民厌恶的来制定政策禁止他们行恶，因此规定刑罚来震慑他们。因此考察他们的功劳而行赏，考察他们的罪过而行罚，这样群臣所举荐的无功的人，不敢进入朝廷，群臣所诽谤无罪的人，也不可能被废免。因此《明法》篇说：“夸誉不能进用人，诽谤也不能罢免人。”
控制群臣，专擅生杀，是君主的本分，维系君令接受君命，是臣子的本分。掌握威势地位尊显，是君主的本分；身处下位心怀敬畏，是臣子的本分。令行禁止，是君主的本分；奉法听命，是臣子的本分。因此君臣相处，高下地位，就好像天与地对比；其分画的差别，就好像白与黑对比。因此君臣的界限分明，那么君尊而臣卑。这样臣下服从君主，就像回响应和声音；臣下效法君主，就像影子跟随身体。故而上面发令而下面响应，君主行事而臣下听从；有令则执行，有禁则停止，有求则获得，这就是所谓容易治理。因此《明法》篇说：“君臣的界限分明就容易治理。”
明君掌握策略来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奉献他们的智能，奉献他们的专长。因此有智谋的便贡献他的计策，有才能的便献出他的功绩。用他们之前的建言考察之后的事功，所贡献奏进的得当就赏赐他，不得当的就责罚他。设置官吏治理民众，依据法度检查成果。君主守持法度而又依法治理，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因此《明法》篇说：“君主虽然不亲自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可以了。” （三）心得 以法治国，尊君卑臣，令行禁止，主道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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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巨乘马 第六十八（一）查字
乘马：运算
繇：古同“徭”：劳役。
（二）翻译
齐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齐桓公说：“为什么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蒿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数量是一百亩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齐植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播种，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播种，因此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您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您到春天过完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二十五天春耕的时机，那么国内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服徭役，百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十人，千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百人，万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已失去了春耕的二十五日，而还要继续征发夏季的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没了收成，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徭役，这就叫粮食土地不断丧失。已经耽误了种粮食的农时，您掌管税收的官吏又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的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您收税已经收走了九成。官吏收税还要求用货币交纳，这些便是盗贼暴乱发生的缘由，刑罚罪责众多的原因。如果接着用暴力镇压，就要发生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要追求穷尽。那些成就帝王大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因此五谷能丰收。五谷丰收，士人就会轻视爵禄，民众也会轻视国家奖赏。那些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农民不论寒暑全年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使百姓心生怨恨，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国家控制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齐桓公说：“这要怎么做呢？”管仲说：“虞国真正懂得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齐桓公说：“什么是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田百亩的农民们，给他们下策令：‘这大约二十七天是你们自己进行春耕的时间，国家用钱来资助你们。’到了收获的季节五谷丰收，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资助你们的钱财都要折成粮食送交州、里的官府储藏。’国内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内粮食的价格就会提高十倍。再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足额的兵器和各种用具。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算成现钱来购买。’国内粮食价格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用粮食偿还当初国家发放的种粮的钱款，再用粮食折算货币购买以备公用的兵器用具，国家的器物都能得到供给，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赋税。这就是虞国经济运算筹划的做法。”
（三）心得 古代的计划经济。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由国家来调控粮食的生产和价格，以实现经济的平衡，国家的稳定 （四）吟诵已上传至企业微信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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