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梦的《管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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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第三十九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yù）也，美恶、贤不官、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地，是万物的本原，是一切生命的植根之处，美与丑，贤与不肖，愚蠢无知与才华出众都是由它产生的。水，则是地的血气，它象人身的筋脉一样，在大地里流通着。所以说，水是具备一切的东西。
  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nào）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
  怎样了解水是这样的呢？回答说：水柔弱而且清白，善于洗涤人的秽恶，这是它的仁。看水的颜色虽黑，但本质则是白的，这是它的诚实。计量水不必使用平斗斜的概，满了就自动停止，这是它的正。不拘什么地方都可以流去，一直到流布平衡而止，这是它的义。人皆攀高，水独就下，这是它的谦卑。谦卑是“道”的所在，是帝王的气度，而水就是以“卑”作为聚积的地方。
  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乌鲁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
  如果说，准是五种量器的根据，素是五种颜色的基础，淡是五种味道的中心，那么，水便是万物的“根据”，一切生命的“中心”，一切是非得失的基础。所以，水是没有不可以被它充满的东西，也没有不可以让它停留的地方。它可以聚集在天空和地上，包藏在万物的内部，产生于金石中间，又集合在一切生命的身上。所以说，水比于神。水集合在草木上，根子就能长到相当的深度，花朵就能开出相当的数目，果实就能收得相当的数量。鸟兽得到水，形体就能肥大，羽毛就能丰满，毛色花纹鲜明而显著。万物没有不充分发展生机并回到它的常态的，这是因为它们内部所含藏的水都有相当份量的缘故。
  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室，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玉所以贵重，是因为它表现有九种品德。温润而有光泽，是它的仁。清澈而有纹理，是它的“智”。坚硬而不屈缩，是它的义。清正而不伤人，是它的品节。鲜明而不垢污，是它的纯洁。可折而不可屈，是它的勇。缺点与优点都可以表现在外面，是它的诚实。华美与光泽相互渗透而不互相侵犯，是它的宽容。敲击起来，其声音清扬远闻，纯而不乱，是它的有条理。所以君主总是把玉看得很贵重，收藏它作为宝贝，制造它成为符瑞，玉的九种品德全都表现出来了。玉所以贵重，是因为它表现有九种品德。温润而有光泽，是它的仁。清澈而有纹理，是它的“智”。坚硬而不屈缩，是它的义。清正而不伤人，是它的品节。鲜明而不垢污，是它的纯洁。可折而不可屈，是它的勇。缺点与优点都可以表现在外面，是它的诚实。华美与光泽相互渗透而不互相侵犯，是它的宽容。敲击起来，其声音清扬远闻，纯而不乱，是它的有条理。所以君主总是把玉看得很贵重，收藏它作为宝贝，制造它成为符瑞，玉的九种品德全都表现出来了。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昧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内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虑。目之所以视，非特山陵之见也，察于荒忽。耳之所听，非特雷鼓之闻也，察干淑湫。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
  人，也是水生成的。男女精气相合，而由“水”流布成人的形体胚胎。胎儿满三个月就能够含味。什么是含味呢？含味就是含收五味。什么是五味呢？五味是生成五脏的。酸管脾脏，咸管肺脏，辣管肾脏，苦管肝脏，甜管心脏。五脏都已具备，然后才生出五种内部组织。脾生膈膜，肺生骨路，肾生脑，肝生革，心则生肉，五种内部组织都已具备，然后发生为九窍，从脾发生鼻，从肝发生目，从肾发生耳，从肺发生其它孔窍。满五个月，形体完成；满十个月。婴孩就生出来了。生出来后，目就能看，耳就能听，心就能思虑。目所能看到的，不仅是山岳丘陵，也能看到荒忽的东西，耳所能听到的，不仅是雷鸣鼓响，也能听到细小的声音、所能想到的，不仅是大的事物，也能想到细微的情况。
  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此乃其精也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所以，水聚集在玉中就生出玉的九种品德。水凝聚留滞而成为人，就生出九窍和五虑。这就是水的精、粗凝聚，能存而不能亡的例子。
  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干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千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暗能存而能亡者也。
  有隐伏在幽暗中，既能存而又能亡的，老龟和龙便是。龟生在水里，占卜时用火烤灼龟甲，便成为万物的先知，祸福的征验。龙生在水里，它能够身披五色而泛游，所以成为神。它要变小，就变得象蚕和蠾；变大，就包涵着天和地；他要向上，就升入云气之中；向下，就潜入深泉之内。变化没有固定的日期，上下不拘规定的时限，这就叫作神。龟和龙是隐伏在幽暗之处，既能存而又能亡的。
  或世见，或世不见者，牛蟡与庆忌。故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也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于蟡。蟡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
  或者在某个时代有所出现，或者在某个时代不出现的，是蟡的和庆忌的产生。所以，数百年的涸泽，而山谷没有移位，水源没有断绝的地方，就要产生庆忌。庆忌的形状象人，他的身长只有四寸，穿着黄衣，戴着黄帽，打着黄色的华盖，骑着小马，喜欢快跑，要是叫着它的名字，可以使它跑千里之外而一天往返。这是涸泽之中的精怪。至于涸川中的精怪，则是从购产生的。蟡是一头两身，它的形状象蛇，身长八尺，要是叫着它的名字，可以使它捉取鱼鳖，这是涸川里面的一种水精。
  是以水之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与玉。伏暗能存而亡者，蓍龟与龙。或世见或不见者、蟡与庆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
  所以，水的精、粗凝聚，只能存在不能隐没的，是人和玉的产生。隐伏在幽暗中，能存又能隐没的，则是老龟和龙。或者某个时代出现。或者某个时代不出现的，就是蟡和庆忌。所以人人都习惯了水，只有管子能从法则上去了解它；人人都占有了水，只有管子能够掌握利用它。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因此，什么可以叫作具备一切的呢？水就是具备一切的。万物没有不靠水生存的，只要了解万物的真正寄托就能证实这个道理。具备一切的，就是水。所以说：水是什么？水是万物的本原，是一切生命的植根之处，美和丑、贤和不肖、愚蠢无知和才华出众都是由它产生的。怎样了解水是这样的呢？试看齐国的水迫急而流盛，所以齐国人就贪婪，粗暴而好勇。楚国的水柔弱而清白，所以楚国人就轻捷、果断而敢为。越国的水浊重而浸蚀土壤，所以越国人就愚蠢、妒忌而污秽。秦国的水浓聚而迟滞，淤浊而混杂，所以秦国人就贪婪、残暴、狡猾而好杀伐。晋国的水苦涩而浑浊，淤滞而混杂，所以晋国人就谄谀而包藏伪诈，巧佞而好财利。燕国的水深聚而柔弱，沉滞而混杂，所以燕国人就愚憨而好讲坚贞，轻急而不怕死。宋国的水轻强而清明，所以宋国人就纯朴平易喜欢公正。因此圣人改造世俗，了解情况看水。水若纯洁则人心正，水若清明则人心平易。人心正就没有污浊的欲望，人心平易就没有邪恶的行为。所以，圣人治世，不去告诫每个人，不去劝说每一户，关键只在于掌握着水的性质。



四时第四十

  管子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圣，四时曰正。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之。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信明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祸。是故上见成事而贵功，则民事接劳而不谋。上见功而贱，则为人下者直，为人上者骄。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
  管仲说：发布政令要有四时特点。没有四时特点，人们就必然消极地观望、顺从天时的到来，处在混乱昏蒙的状态。谁能够有所了解呢？只有圣人才了解四时。不了解四时，就将失掉立国的根本。因为不了解五谷生长的规律，国家就是要败亡的。所以圣人对于天道是真正聪明的，对于地道是真正圣智的，因而他所认识的四时也是正确的。只要君主是真正聪明和圣智的，他的臣下也就行事正确了。如何了解其君主的真正聪明和圣智呢？回答说：就在于慎重使用能臣和善于听取真实情况。使用能臣叫作聪明，听取实情叫作圣智，真正是聪明圣智的人君皆受天赏。使用无能之臣就是昏庸，昏庸而虚妄的人君皆受天祸。因此，人君看到成就即想起尊重臣民的功绩，臣民就承担其烦劳事务，勤而无悔。人君对待臣民的功绩抱着轻视态度，臣民就将懒惰，人君也将进一步骄傲起来。因此，阴阳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四时运行是阴阳的根本规则，刑政和德政适应四时的措施。刑德适合四时则生福，违背四时则生祸。
  然则春夏秋冬将何行？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其事：号令修除神位，谨祷弊梗，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芋。五政苟时，春雨乃来。
  那么，春夏秋冬四时都应做些什么呢？东方是星，它的时节称为春，它的气是风，风产生木和骨。它的德性是喜欢生长而万物按时节出生。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修理和清洁神位，祈祷免除破败与不顺，以正阳作宗主。修治堤坊，耕芸树艺，修整桥梁，修通沟渠，用砖瓦修治屋顶以便行水，解仇怨，赦罪人，通好于四方。这样，和风甘雨便会到来，人民长寿，动物繁殖，这就叫作星德。星掌管发生，发生属于风。所以，春天若实行冬天的政令，则将草木凋落；若实行秋天的政令，则将出现霜杀；若实行夏天的政令，则人们疲倦困乏，因此，春季三个月，用甲，乙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照顾幼弧，赦免罪人。第二项政令是：赋予官爵，授予禄位。第三项政令是：解冻时修治沟渠，添修坟墓。第四项政令是：修平险阻难行的道路，修整田地的边界，清理田间的界限。第五项政令是：不准捕杀幼鹿，不准折花断尊。五项政令若是都按时节颁行，春雨就会到来。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其事：号令赏赐赋爵，受禄顺乡，谨修神祀，量功赏贤，以动阳气。九暑乃至，时雨乃降，五谷百果乃登，此谓日德。日掌赏，赏为暑，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一政曰：求有功发劳力者而举之；二政曰：开久坟，发故屋，辟故卵以假贷；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庐；四政曰：求有德赐布施于民者而赏之；五政曰：令禁罝设禽兽，毋杀飞鸟。五政苟时，夏雨乃至也。
  南方是日，它的时令称夏，它的气是阳，阳产生火和气。它的德性是施惠与修乐。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进行赏赐、授爵、授禄，巡视各乡劝农，做好祭神之事，量功赏贤，以帮助阳气发展。于是大暑就将到来，时雨就将下降，五谷百果也将丰收，这就叫作日德。日掌管赏赐，赏赐就是“暑”。如夏天实行春天的政令，则起大风；实行秋天政令，则多水；实行冬天政令，则草木凋落。所以，夏季三个月用丙、丁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调查有功和为国出力的人们，把他们提拔起来。第二项政令是：开用长期储备，打开老仓、老窖，把粮食贷给人民。第三项政令是：禁止敞门不关，不准举衽免冠，清除地沟与田舍。第四项政令是：访求曾经布德施惠于民者，对他们进行奖赏。第五项政令是：下令禁止设网捕捉禽兽，不准杀害飞鸟。这五项政令如果按时节颁行，夏雨就会到来。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极，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谓岁德。岁掌和，和为雨。
  中央是土，土的德性是辅佐四时运行，以使风雨适时，地力增长。土生长皮肤肌肉。它的德性表现为和平而均匀，中正而无私，实实在在辅助着四时：春天生育，夏天长养，秋天聚集收成，冬天积储闭藏。最后大寒来到，国家昌盛，四方顺从。这叫作“岁德”。岁掌管阴阳调和，阴阳调和就是雨。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居不敢淫佚。其事：号令毋使民淫暴，顺旅聚收，量民资以畜聚。赏彼群干，聚彼群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恶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则克。此谓辰德。辰掌收，收为阴。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圉小辩，斗译跽。二政曰：毋见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农，趣聚收；四政曰：补缺塞坼；五政曰：修墙垣，周门闾。五政苟时，五谷皆入。
  西方是辰，它的时节称为秋，它的气是阴，阻产生金和甲。它的德性是忧虑哀伤平静公正而严肃谨慎—，居处不许做淫佚之事。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人民不准有淫暴行为，勤慎督促旅居田野的农民进行秋收，计量民财以进行征集，砍伐树木，收聚木材，百物皆收，使人民不敢怠惰。所厌恶之事应当考察，所要求之事必须做到，保持义信则诸事可成。这叫作辰德。辰主管收敛，收敛就是阴。秋天如实行春天当行的政令‘则草木反而发荣；如实行夏天当行的政令，则将多水；如实行冬天当行的政令，则国家有损伤。所以，秋季三个月用庚、辛的日子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禁赌博，防止小事之争，排解私恨和私斗。第二项政令是：不得功用兵器。第三项政令：重视安排旅居在野的农民，督促秋收。第四项政令是：修补仓房的缺漏。第五项政令是：修理墙垣，还要使门户周严。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进行，五谷就会丰收。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地乃不泄，断刑致罚，无赦有罪，以符阴气。大寒乃至，甲兵乃强，五谷乃熟，国家乃昌，四方乃备，此谓月德。月掌罚，罚为寒。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孤独，恤长老；二政曰：善顺阴，修神祀，赋爵禄，授备位；三政曰：效肢计，毋发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奸遁，得盗贼者有赏；五政曰：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五政苟时，冬事不过，所求必得，所恶必伏。
  北方是月，它的时令称冬，它的气是寒，寒产生水和血。它的德性是淳厚清扬。宽恕和周密。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禁止迁居，尽量让人们安静稳定，地气才不会流泄。判刑定罚，不要宽赦罪人，以适应阴气要求。于是大寒来到，甲兵强劲，五谷成熟，国家昌盛，四方臣服。这叫作月德。月掌管刑罚，刑罚就是寒。冬天如实行春天政令，则地气流泄；如实行夏天政令，则天空有雷；如实行秋天政令，则发生干旱。所以，冬季三个月用壬、癸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评定孤寡，抚恤老人。第二项政令是：小心适应阴气，做好祭神之事，颁赐爵禄，授予并配备官位。第三项政令是：考核会计收支，不要开发山川的宝藏。第四项政令是：拘捕逃犯，得盗贼者有赏。第五项政令是：禁止迁移，防止流民，限制分居。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而行，冬天应做的事情就没有失误，那么，所要求的一定可以得到，所厌恶的一定可以制伏。
  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遬至；贼气遬至，则国多灾殃。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风与日争明，则失生之国恶之。是故，圣王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刑，彗星见则修和，风与日争明则修生。此四者，圣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诛也。信能行之，五谷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治积则昌，暴虐积则亡。
  所以，春日草木凋零，秋日草木发荣，冬日有雷，夏日有霜有雪，这都是天气的贼害。刑罚和德政变易了常规，失去了次序，“贼气”就迅速来到；“贼气”速来，国家就多灾多祸。所以，圣王总是按照时节来推行政令，制作教令来推行武事，设置祭记来显示德行。这三项都是圣王为着配合天地的运行而采取的。日主阳，月主阴，岁主和调。阳是德惠，阴是刑罚，和调是政事。所以，遇到日食，德惠失修的国家就厌恶它；遇到月食，刑罚失当的国家就厌恶它；遇到彗星出现，失和的国家就厌恶它；风与日争明，失政的国家就厌恶它。所以，圣明君主遇到日食，就注意施德；遇到月食，就改进刑罚；彗星出现，就注重和调；遇到风与日争明的现象，就整顿政事。这四者，都是圣明君主为着避免天地的诛罚而采取的。真正能够实行这些，五谷就将繁茂，六畜就将繁殖，而军备也能增强。治绩积累多了，国家就能昌盛；正如暴虐积累多了，国家就会灭亡一样。
  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为久长。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国有四时，固执王事，四守有所，三政执辅。
  “道”产生大地，“德”生出贤人。道产生德，德产生政令，政令产生事功。所以，圣明君主治天下，凡事走到极端就反过头来，走到终了就重新开始。施德开始在春天，增长在夏天；刑罚开始在秋天，发展在冬天。只要刑罚没有失误，四时就始终如一地正常运行。若是刑与德偏离正确的方向，四时便要逆行，行事不成，并且必遭大祸。国家每月都有三种政事，按时节推行政令，制教令推行武事，设祭祀显示德行，国家必须遵照它来治理，这才可以久长。不适应就会死灭，不治理就会败亡。国家既然有四时的不同政令，坚决执行着圣王的政事，那么，春夏秋冬四时应做的事情就要安排得各得其所，还要同时以上述“三政”作为必要的辅助。



五行第四十一

  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终者九也，十者然后具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也。
第一是农事，第二是器用，第三是人力与生产相称，治理则属于第四，教化为第五，管理为第六，建立事业为第七，进行修剪整治为第八，终止结束为第九。到了九，然后就可以配备五官于六府之中，就象配五声于六律之中—样。
  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为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堇；反五藏，以视不亲；治祀之下，以观地位；货曋神庐，合于精气。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经。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人情已得，万物有极，然后有德。
  每年经六个月为冬、夏至，因此，人的卦象有六爻，六爻是可以通乎天地的。天道以九数为制，地道以八数为制，人道以六数为制。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借此以开发万物，总于一统。能通晓九功、六府、三事者，就可以成为明哲的天子。要修平水土，以防备凶年饥谨；平价发放粮食，以救济不赈之民。治祭袍于土地，以观察土地财利；修养内心，以合于精气要求。已经符合精气要求就应当经常保持，经常保持也就有了规范。要审合音声，研究十二钟的音律，使之反映人情。人情已经悟透，万物已经尽知，然后就可以称为有德之君了。
  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则神筮不灵，神龟不卜，黄帝泽参，治之至也。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
  所以，通晓阳气，是为从事于天，即掌握日月运行规律，以用于人民；通晓阴气，是为了从事于地，即掌握星历节气，以明确其运行次序。通晓这些学问然后付诸实践，那么，就是神筑不显灵，神龟不卜卦，也是可以治理得最好的。从前，黄帝得蚩尤为相而明察天道，得大常为相而明察地利，得苍龙为相而明察东方，得祝融为相而明察南方，得大封为相而明察西方，得后土为相而明察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得治，可以说神明到极点了。蚩尤通晓天道，所以黄帝用他当“掌时’’的官；大常通晓地利，所以黄帝用他当“凛者”的官；苍龙明察于东方，所以黄帝用他当“下师”的官；祝融明察于南方，所以黄帝用他“司徒”的官；大封明察西方，所以黄帝用他当“司马”的官；后土明察北方，所以黄帝用他当“李”官。因此，春是工师，夏是司徒，秋是司马，冬天的性质则相当于理狱的官职。
  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从前，黄帝根据缓急差别开始制定五声，用五声来规正五钟的音调。命定这五钟音调的名称，第一叫作青钟大音，第二叫作赤钟重心，第三叫作黄钟洒光，第四叫作景钟昧其明，第五叫作黑钟隐其常。五声调整好了，然后开始确定五行来规正天时季节，开始确定五官来规正人们地位。人事与天道协调了，天地的美好事物也就产生出来了。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然则冰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赎蛰虫卵菱。春辟勿时，苗足本。不疠雏鷇，不夭麑□，毋傅速。亡伤襁褓。时则不调。七十二日而毕。
  冬至后从遇到甲子日开始，要按照木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左右士师内侍治事。统一分别各级官爵，评定贤与不肖的官吏；发放秘藏之物，赏赐于全国各地。按农家种田之数，把国家的陈粮发放给他们。走出城市，让国家官吏巡视山林，禁止砍伐树木，这是为爱护草木而要求的。接着是水解冻化，草木萌生。要消灭土中蛰虫，要促进菱的生长，春耕不可拖延，春苗的根部要培土充足，不杀雏鸟，不害幼糜幼鹿。不可束包太紧，免伤襁褓的婴儿。按时这样做则草木繁茂而不雕。这些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令掘沟浍，津旧涂。发藏，任君赐赏。君子修游驰，以发地气。出皮币，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则天无疾风，草木发奋，郁气息，民不疾而荣华蕃。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丙子之日开始，要按照火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行人”之官内侍治事。下令挖掘田间排水的沟渠，修筑津梁于旧道之上，发放国家积藏，作为国君赏赐之用。贵者游乐驰马，以发泄地气。拿出皮币，命使臣奉行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好于各国，让所接触的国家都能和睦。这样，天无暴风，草木生长奋发，郁蒸之气停息，人无疾病而富贵多子。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不诛不贞，农事为敬。大扬惠言，宽刑死，缓罪人。出国，司徒令，命顺民之功力，以养五谷。君子之静居，而农夫修其功力极。然则天为粤宛，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民足财，国富，上下亲，诸侯和。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戊子之日开始，要按照土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左右司徒内侍治事。此时节不诛不赏，敬慎于农事。大讲仁惠的言论，宽判刑死，缓处罪人。走出城外，由司徒下令巡视农民种田用工、出力的情况，以蓄育五谷。贵者宜于静居，而农民则需极力讲求农业的用工与出力。这样，天好象成为深遽的园林，草木蕃育生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之物也都齐备，百姓足财，国家富有，君臣上下相亲，各国诸侯也都和睦。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五谷之先熟者，而荐之祖庙与五祀，鬼神享其气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则凉风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马（衍）组甲厉兵，合什为伍，以修于四境之内，谀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杀敛也。然则昼炙阳，夕下露，地竞环，五谷邻熟，草木茂实，岁农丰年大茂。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庚子之日开始，要按照金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要求司祝之官选择圈养中合用的禽兽和秋日里先熟的五谷，敬献于祖庙及五祀之神，让鬼神享用它的气，让君子宴食它的味。这时，凉风已至，白露已下，天子还要出令，命左右司马筹措销甲兵器，组织军人队伍，在全国各地加强备战，非常警惕地如临战争，这乃是为了准备天地秋时所行的杀戮。这时，白天太阳甚热，夜间凉露已降，大地环绕，五谷逐次成熟，草木丰实，不仅农业增产，各业都同庆丰年。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王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御其气足，则发而止；其气不足，则发撊渎盗贼。数劋竹箭，伐檀柘，令民出猎，禽兽不释巨少而杀之，所以贵天地之所闭藏也。然则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贕，孕妇不销弃，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壬子之日开始，要按照水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左右“李官”内侍治事。此时冬寒之气若足，则发奸捕盗之事可以停止；冬寒之气不足，则发捕贪污分子与盗贼。还要多多砍削竹类以制造箭支，伐取檀朽之木以制弓，令百姓出猎野生禽兽，不放过任何大小一律捕杀，这正是贵在适应天地闭藏的要求。这样，卵生的鸟类没有孵化不成的，胎生的兽类没有中途流产的，怀孕的妇女没有胎儿夭死的，草木的根本也都是闭藏完好的。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赐赏，而大斩伐伤，君危，不杀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厉。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宫室，筑台榭，君危；外筑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击石，有兵作战而败，士死，丧执政。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决塞，动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则羽卵者段，毛胎者贕，孕妇销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毕。
  从遇到甲子之日开始，须按照木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若无所赋与，不行赏赐，而进行大斩伐伤，国君就会危险，不然，则太子危险，或者是家人、夫人死亡，不然，则长子死亡。这种灾祸将延长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丙子之日开始，须按照火的德性应时行事，天子若屡行急政，则有“旱札”之灾，禾苗枯死，人遭瘟疫。这种灾祸将延长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戊子之日开始，须按照土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如修筑宫室台榭，国君危险；如在外修筑城郭，大臣死亡。此灾祸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庚子之日开始，须按照金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如果开山动石，则战争失败，战士死，而执政者丧亡。此灾祸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壬子之日开始，须按照水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无论是决开或堵塞大河，动了大的治水工程，王后夫人就会死亡，不然，则国中卵生的鸟类孵化不成，胎生的兽类中途流产，怀孕的妇女胎儿天死，草木的根本也不完好。这种灾祸也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


势第四十二

  战而惧水，此谓澹（dàn）灭。小事不从，大事不吉。战而惧险，此谓迷中。分其师众，人既迷芒，必其将亡之道。
  作战而惧怕涉水，这叫作没有胆量。这种人小事不顺，大事不吉。作战而怕行险路，这叫作心中无数。这种人只能使军队混乱，全军陷入迷茫，注定要走向灭亡的道路。
动静者比于死，动作者比于丑，动信者比于距，动诎（qū）者比于避。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其此之谓矣。
  用兵在强调静止的时侯，应当象死尸一样不动；在强调运动的时侯，应当象鬼神一样出没；在强调扩展的时侯，应当象鸡距一样伸张有力；在强调收缩的时侯，应当象瘸腿者一样屈曲退避。静止或者运动，有时被放在主位，有时被放在客位，这贵在得其法则。懂得静止时所应遵循的法则，驻兵自然有利；懂得运动时所应服从的法则，一动兵就会成功。所以说，能作到无为而治的可成帝业，就是这个道理。
  逆节萌生，天地未形，先为之政，其事乃不成，缪受其刑。天因人，圣人因天。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慕和其众，以修天地之从。人先生之，天地刑之，圣人成之，则与天同极。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未得天极，则隐于德；已得天极，则致其力。既成其功，顺守其从，人不能代。
  敌方的悖逆之事才刚刚开始发生，天地都没有什么表现，就提早对他征讨，事情不会成功，反而将不断地受到惩罚。天根据人的善恶予以祸福，圣人根据天的征象而进行征伐。敌方没有天时之灾，不可轻易进攻，没有人事之祸，也不可开始宣战。慕和自己军众，以等待天时地利的到来。首先是人们在那里生事，然后天地表现出惩罚的征兆，最后由圣人通过征伐来完成，这就与天的准则一致。当然，若保持正静而不事争夺，行动没有差错，本质上无杀戮之心，也可以与地的准则相同。不合于天的准则，就应当隐而修德；已合于天的准则，则发挥自己实力。一旦得到成功，就顺守其成功的业绩，任何人都不能取而代之。
  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毋亡天极，究数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静民观时，待令而起。故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缩缩，因而为当；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圣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
  成功之道，贵在能伸能屈。不可忘天的准则，尽天数就应停止。举事如果不成，既不必改变常态，也无须毁弃最初的基础，休息民力，观测时机，待天命起事就是了。所以说，要遵循阴阳运行的轨道，而履行天地的常规。伸伸屈屈，要并用而掌握适当；隐隐显显，要根据天地的征象行事。天地显示征象，圣人完成征伐之事，这样就谋取小事有小利，谋取大事有大利，全面谋取者则据有天下。
  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静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先德后刑，顺于天，微度人。
  所以，贤者对人总是诚信而仁，慈惠而爱，决策广求民意，而不敢先自为定。内心安静，不主张杀伐，道德饶裕，不愿意求索，闲适的形色象女子一样。他的平时自处，总是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与人争，用这种情态等待天下动乱的到来。所以，贤者都安详平静，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镇定，行事立足于不敢，建功立足于不能，奉守谦弱的品格而始终坚持着。所以，他能做到不违背天时，不打乱民功，行时政顺养国人，先用德后用刑杀，既顺于天道，又揣度人心行事。
  善周者，明不能见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胜大周，则民无大周也；大周胜大明，则民无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奋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摇之下。
善于保密的，明察也不能发现；善于明察的，保密也不能隐蔽。我方高度明察胜过对方的高度保密，则对方之人无高度保密可言；我方高度保密胜过对方的高度明察，则对方之人无高度明察可言。创造高度保密的，可以使进军迅速，创造高度明察的，可代替天的启示：在下面查索不得，那就最大限度地向上探索好了。
  兽厌走，而有伏网罟（gǔ）。一偃一侧，不然不得。大文三曾，而贵义与德；大武三曾，而偃武与力。
  野兽极力奔跑，可能碰上暗伏的网罟。为政也必须有起有伏，否则不行。大规模的文治实行三年，天下就能重视义与德；大规模的武事实行三年，天下才能平息刀兵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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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正音和翻译正第第四十三，九变第四十四，任法第四十五，明法第四十六

正第第四十三

  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貣，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
  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终其欲，明之毋径。遏之以绝其志意，毋使民幸。养之以化其恶，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听；致德其民，和平以静；致道其民，付而不争。
  罪人当名曰刑，出令时当曰政，当故不改曰法，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静，能守慎乎？废私立公，能举人乎？临政官民。能后其身乎？能服信政，此谓正纪。能服日新，此谓行理。守慎正名，伪轴自止。举人无私，臣德咸道。能后其身，上佐天子。

  制定五种刑律以断事，与因事而聚之众人不同的名相吻合，犯罪的人不怨恨，合善的人不惊恐，这是“刑”。匡正那些不正的，折服那些不正的，强制那些不正的，整饬那些不正的，一定严格命令，让民众作为准则，这是“政”。象四时变化一样没有差错，象星辰那样不会发生变化，象昼夜，象阴阳，象日月的光明，这是“法”。爱护众人，生长众人，养育众人，成就众人，民众得利而不以为是恩德，天下众人都亲近他，这是“德”。没有恩德没有仇怨，没有偏好没有偏恶，各种事物都以整体为尊贵，处于阴位的为下者与处于阳位的为上者都依照整体来确定他们各自的度，这是“道”。
  “刑”用以裁断众人，“政”用以操控众人之命，“法”用以遏制众人不逾其分，“德”用以养育众人，“道”用以章明众人之分。用“刑”裁断众人，是为了不失去民众的生活资料；以政令把众人的命衔接为一个整体，以长久地满足众人的生存需要，是为了让人明白不能走邪径。遏制众人以断绝逾越其分的意志，是为了民众不侥幸偷生。不侥幸偷生而养育众人、改变他们的恶行，必定从每一个人自身开始。章明众人之分、审察生存的根由，一定要按照别交正分的“理”来修正自身。“刑”施于民众，要遮蔽其自用之心；“政”施于民众，要以去恶立德之仁而行其政；“德”施于民众，要慈和、均等而守静；“道”施于民众，要亲附民众而不争。
  判罪于名相当叫“刑”，发出命令与时相吻合叫“政”，罪与名恰当、令与时吻合所以不改变叫“法”，爱护民众没有偏私叫德，用事与德会聚民众叫“道”。确立恒常的东西以推行政，能去恶立德吗？中正平和谨慎敬重，能够日新其德吗？衡量的标准符合“正”、众人形成的整体不被扰动，能坚持小心谨慎吗？废私立公，能荐举人才吗？执政治理民众，能把自身利益放在后面吗？能推行去恶立德的政，这是因事而聚的众人各自都做到“正”的根本途径；能够日新其德，这就是循理而行；小心谨慎的正因事所聚之众的名分，虚伪和奸诈自然禁止；举荐人才能废私立公，为人臣之德就会合乎道；能把自身利益放在后面，就可以辅佐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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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材料：刑、政、法、德、道者正世之必具也，舍刑不足以有政，舍政则法无以行于世，舍法则德不立，舍德则道不存。刑者非徒为刑也，故当以德辅刑；政者，求时之宜也，故当以义辅政；法者，自为治也，故当以礼为辅；德者，众生养也，无法则乱，故以法辅德；道者时化，故当以权为辅。五正五辅，相辅相成，此诚不易之言也。
  致刑其民，能无自用之心；致政其民，能立德去恶；致德其民，能慈和、均等、守静；致道其民，能亲附民众，以此推刑、政、法、德、道，道、世之相合不远矣。后世舍刑、政而欲行大道于人世，误人甚矣！


九变第四十四
  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不然，则赏明而足劝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不然，则有厚功干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凡人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这是有必然原因的。可以说，最大的一条是因为父母的坟墓在这个地方，而且土地房屋富裕可以使人们安居乐业。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州县乡里与宗族的情谊可令人感怀亲慕。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君主在教训、习俗方面，爱民深厚，无处可寻。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山林泽谷的财源可使人维持生计。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本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刑罚严厉而令人畏惧。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赏赐明正而令人鼓舞。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对敌人有深仇大恨。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对君主有重大功劳。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能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的缘故。
  现今，依靠不可信的人，而要求了解敌情；使用不能守的人，而想要巩固防地；指挥不能战的军队，而想要侥幸取胜。这是用兵上三种昏庸的表现。


任法第四十五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合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处佚乐，驰骋弋猎，钟鼓竽瑟，宫中之乐，无禁圉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敌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百官无奸邪，奇术技艺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过其情、以遇其主矣。
  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失国之君就不是如此，弃法度而依靠智谋，所以百姓也就丢开生产而追逐虚名；弃政策而依靠议论，所以百姓也就丢开实际而好说空话；弃公而依靠私，所以百姓也就背离法度而胡作妄为；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劳烦忙乱，人民迷惑不清，而国家不得安定。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只掌握国家的主要原则，而过着安闲快乐的生活，跑马打猎，鸣钟击鼓，吹竿奏瑟，宫中的娱乐没有什么拘束。他不思不虑，不忧不谋，利其身体，适其形躯，保养其寿命，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太平。所以，君主能够运用这个原则的，就不操心，不劳神，不费力，而土地自然开辟了，仓廪自然充实了，积蓄自然丰富了，兵力自然强大了，群臣没有诈伪的，百官没有奸邪的，有特殊技艺的人也都不敢用浮夸的语言、粗莽的行为来夸大个人，欺骗君主了。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从前尧治理天下，人民象是粘土在模具里一样，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又象金属在炼炉里一样，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那人民真是招之就来，推之即去，使役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尧的治理方法，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该怎么办和不要怎么办的法令罢了。黄帝的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来，不用推动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黄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变，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
  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
  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法废弛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国家擅改已立的法度来管理人民，不祥；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不祥。”所以说：法是不可不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古之法也，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间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古时的法治，社会上没有私自请托保举的人，没有那种多识、博学和善辩的人，没有特异的服饰，没有奇怪的行动，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范围里为君主服务。所以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这两条是君主应当永远坚持的。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使用属下的；私，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所以，圣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坚定地执行着它，这样，那么所谓能干的人、懂法的人、多识博学的人们，就不可能扰乱法度了；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亲信、近臣、亲属和宠爱的人们，就不可能违背法度了；珍奇宝物就不可能惑乱君主执法之心了；对任何事物的处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圣明君主的法宝。
  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本来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坚持。因此，所谓能干的、懂法律的和多识博学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乱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侵害君主；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废置太子，任用辅相；国内大臣能够运用他们的行私来拉拢百姓，并克扣公财豢养私党。象这样的情况，要求法度通行，国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
  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不允许国家卿相克扣公财豢养私党，不允许群臣任用自己亲呢的人为官，君主自身也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这样，群臣协力同心，围绕着君主来为他服务；百姓也团结和睦，听令守法，做他们应作的事情。所以说，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故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故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威德皆失，则主危也。
  所以，君主有三种不同的做法：喜爱某人却不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却不进行私罚，确立仪法制度，以法断事的，是上等的君主。喜爱某人就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就进行私罚，既不听大臣忠言，又脱离左右属下，专凭个人之心断事的，是中等的君主。大臣喜爱某人，就替他进行私赏；大臣憎恶某人，就替他进行私罚；违背公法，丧失正心，一味听大臣摆布的，是危产的君主。所以作君主的，不可注重私爱于人，也不可注重私恶于人。注重私爱，叫作错用恩德，注重私恶，叫作错用刑威。刑威和恩德都用错，君主就危险了。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贵不能威，富不能禄，贱不能事，近不能亲，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产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因此，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的有六项：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贫，使人贵，使人贱，这六种权柄，是君主所要掌握住的。君主所要占据的也有四方面：一是文治，二是武事，三是刑威，四是施德。这四个领域，是君主所要占据住的。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别人，叫作“失权”，把自己占据的领域交给别人，叫作“失位”。处在失权失位的状态，还希望法令能够推行，是办不到的。法度不公平，政令不完备，也是导致“失权”、“失位”的原因。所以，有时歪曲法度，有时毁弃政令的事情，从来是圣明君主自己禁止自己去做的。因此，贵臣不能威胁他，富人不能贿赂他，贱者本能讨好他，近臣不能亲呢他，美色不能迷惑他。执法之心坚定而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惧，乖异邪僻的人们都有了改变，法令一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了。所以，圣明君主设立制度仪法，象天地那样的坚定，象列星那样的稳固，象日月那样的光明，象四时运行那样的准确，这样，那么法令一出人民就会听从。失国之君就不是这样，法度立下以后又废除了，命令发出以后又收回了，歪曲公法而使之迁就私意，毁坏政令而使之残缺不全。于是权贵就能威胁他了，富人就能贿赂他了，贱者就能讨好他了，近臣就能亲呢他了，美色也就能迷惑他了。这五方面，君主不能自己禁止自己，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怀着私意来讨好君主。他们讨好达到了目的，君主的权力就天天受到侵害；他们讨好达不到目的，就天天产生着怨恨。天天被侵害，又产生着怨恨，这就是失国之君所走的道路。
  凡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适其意，顾臣而行，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诉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也。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能运用自己的法度，也不能适应自己的意愿，只是看着贵臣的颜色，离开法度而听从贵臣摆布，这就叫作贵臣能够威胁他。富人用金珠宝玉事奉君主而提出要求，君主就背离法度而听从这些要求，这就叫作富人能够贿赂他。贱者作出一副驯顺屈服、卑敬、可怜的样子哀告了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哀告，这就叫作贱者能够讨好他。近臣利用他和君主亲密的关系恳求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恳求，这就叫作近臣能够亲呢他。美人用花言巧语和诣媚之态请托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她的请托，这就叫作美色能够迷惑他。
  治世则不然，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冶，从此产矣。
  治世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分亲疏、远近、贵贱和美丑，一切都用法度来判断。他定罪杀人，人不怨恨；按功行赏，人也不必感激。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所以官吏没有私人的政见，士人没有私人的议论，民间没有私人的主张，大家都虚心听从君主。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现在的昏君就不是如此，用私心来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听情况，所以就有听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考虑问题，所以就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这私心正是遭受蒙蔽、造成失位原因。君主离开了公法而去听信私说，那么，群臣和百姓都将创立自己的一套学说和主张，在国内到处宣扬；还将勾结徒党，来建立私人势力；还将请托保举，来扰乱国家公法；还将用尽心机，来骗取君主的宠信。君主若没有法度来禁止这些现象，于是私说一天比一天增多，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国家的不安定，就将从此产生了。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  
  君和臣好比天和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万物并列的样子，各自按其职务听候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谋取私利呢？所以，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虽遭到挫折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虽然取得功利，也要处死罪。这样，那么下对上，就象回响反应声音一样；臣事君，就象影子跟着形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下面就贯彻；君主行事，臣民就遵从，这是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取得了功利便进行赏赐，这等于教导人妄自行事；按照君主命令行事，遭到了挫折失败，就加以处罚，这等于使人们考虑利害背离法度。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法制也就归于毁灭，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



明法第四十六

  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识，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故夫灭、侵、塞、拥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强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下的“私术”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百官尽职，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所以，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国家就要混乱；把国权专授于人，君主就会失园。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作“灭”；发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灭、侵、塞、壅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所以先王治国。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所谓任何行动都不离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木矣。比周以相为慝，是忘主私佼，以进其誉。故交众者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因此，有了法度的裁断，人们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搞欺骗；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不能利用长短搞差错。君主若放弃法度，按照虚名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人民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因此，官吏的治理不好，正是君主按照虚名行赏，根据诽谤行罚的结果。而这样下去，那些喜赏恶罚的人们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也就是朋比为奸共同做伪。于是他们忘记君主，拼命结交，而进用同党；所以交人多同党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虽有大的奸恶，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过去的。因此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由于无罪遭死和无功发迹，那么，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一次不谋国事。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种情况就叫作国中无人。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这是说私家之间力求互相帮助，不力求尊奉国君；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任事；小臣拿着奉禄搞拉拢交结，也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就没有作用了。因此，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材，自己并不推荐；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所以贤能不可能被掩蔽，败类也不可能伪装；夸誉者不能进用人，诽谤者也不可能罢免人。这样，君臣的界限就分明了，分明就容易治理，因为君主虽不自身下去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行了。



正世第四十七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大概人民不团结，国家不安定，过失不在君主，就在下边。假如君主不讲求治国原则而倒行逆施，刑杀不坚持依理行事，重收赋税，枯竭民财，急征徭役，疲困民力，那么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情轻慢。人民已经到了侵夺、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罚，那就是刑罚越重，祸乱越起。人民陷入劳苦和穷困，就无视禁令和刑罪了，这就叫作过失在于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不改，万民就无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如果君主对人民轻刑，宽政，薄税而缓征徭役，人民却放纵行私而不听从节制，取巧行诈，以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边了。过在下边，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纠正，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乱之事就不会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乱不停息，则统治人民的君主，其势力将受到损害，而权威日见下降。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所以，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个“胜”字。所谓胜，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贯彻，就叫做“胜”。由于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贯彻，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总是不利于恶人滋长的”，万民会由此敦厚诚朴，安心农业而节俭勤劳。这样，赏与罚就一定能够起到推动与克制的作用，然后下面就能服从统治了。
  
  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古时之所谓英明君主，并非仅只一人。他们立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依据人们风气而行动的。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立赏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算作过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赏薄则人们不以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轻赏，想要役使人们做事，则不肯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禁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会平息。于是，颁布法令，人民也不会听从了。所以，赏不足以令人激励，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轻于违法犯禁。人民，畏于刑杀然后才能服从，得到好处然后才能听用，被治理然后才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如果盗贼不能镇压，邪乱不能禁止，强者劫持弱者，多数欺侮少数，这是天下所最忧虑、百姓所最害怕的。忧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
  国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动乱。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正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人民是贪利而性行急躁的，如果刑罚太轻，罪过不得举发，这就是助长淫乱而有利于邪僻的行为。看起来有爱民之心，实际上正好是伤害人民。这两者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

  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盗贼不能镇压，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恶人就大量出现。所以行事最要紧的是解决当前急务，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管理过急则人民困迫，困迫则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则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过缓则人民放纵，放纵则淫邪，淫邪则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使用了。所以，一个国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适中”。不得适中，措施就很难推行。所以治民的“适中”政策，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深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于人民就完了。所以他确立这个“适中”政策的时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于今天，而是随着时势和国人风气的发展而变化的。
  统治人民的方法，莫贵于“胜”。只有保持这种“胜”，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确立；君主制度确立了，然后下面才可以服从；下面服从，教化才能够开展而有成效。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动都服从，就不可能用礼义的各种规则来教化他们。这一点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认真体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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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第四十八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徒建成“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  


内业第四十九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杲（gǎo）乎如登于天，杳（yǎo）乎如入于渊，淖（nào）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
  物的精气，结合起来就有生机。在下就产生地上的五谷，在上就是天体的群星。流动在大地之间的叫作鬼神，藏在人的心里就成为圣人。因此，这种气有时光亮得好象升在天上，有时幽暗得好象藏入深渊，有时柔润得好象浸在海里，有时高峻得好象立在山上。这种气，不可以用强力留住它，却可以用德性来安顿它；不可以用声音去呼唤它，却可以用心意去迎接它。恭敬地守住它而不失掉，这就叫作“成德”。德有成就就会产生出智慧，对万事万物全都能掌握理解了。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德。
  心的形体，它本身就能自然充实，自然生成。它之所以有所损伤，必然是由于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能除掉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心又可以回到完满的状态。心的特性，最需要安定和宁静，保持不烦不乱，心的和谐就可以自然形成。这些道理，有时清楚地好象就在身边，有时恍惚地好象寻找不到，又有时好象渺茫地追寻不到尽头，实际上考察它并不很远，因为人们天天都在享用着它的德惠。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道，是用来充实心的形体的，但人们往往不能固守。它走开就不再来，来了又不肯安家常住。模糊得没有人听出它的声音，却又高大地显现在人的心里；昏暗得看不到它的形状，却又滋滋润润地与我们共同生长。看不到形体，听不到声音，却是有步骤地使万物成长着，它就是道。凡是道都没有固定的停留场所，碰到善心就藏居下来。心静而气不乱，道就可以留住在这里。道并不在远方，人们就是靠它生长的；道并不离开人们，人们就是靠它得到知识的。所以道是高大的，似乎可以寻找得到；又是细微的，似乎追寻不出它一定的所在。道的本性，讨厌声音语言，只有修心静意，才能得道。道这个东西，是口不能言传，目不能察看，耳朵也听不到的；它是用来修养内心和端正形貌的；人们失掉了它就会死亡，得到了它就能生长；事业失掉了它就将失败，得到了它就能成功。凡是道，没有根也没有茎，没有叶子也没有花朵。但万物由于得到它才产生，由于得到它才成长，所以把它叫作“道”。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天在于正，地在于平，人在于安静。春秋冬夏是天的时令，山陵川谷是地的物材，喜怒取予是人的谋虑。所以圣人总是允许时世变化而自己却不变化，听任事物变迁而自己却不转移。能正能静，然后才能够安定。有一个安定的心在里面，那就能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就可以作为“精”的留住场所。所谓“精”，就是气中最精的东西。气，通达开来就产生生命，有生命就有思想，有了思想就有知识，有知识就应及时停止了。凡心的形体，求知过多，则失其生机。
  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唯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
  以一于物而能化物叫“神”，以一于事而能变叫“智”。化物而自己的气一，世变而自己的智不变，这只有坚持执一的君子才能做到吧！执一而不失，就能够统率万物了。君子使用万物，不被万物御使，就是因为掌握了一（道）的原则。内里有一个治理好的心，口里说的就会是治理好的话，加于民众的就将是治理好的事，这样，天下也就会治理好了。所谓“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就是这个道理。
  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
  外形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虚静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外形，修伤内德，如天之仁，如地之义，那就将渐渐到达神明的最高境界，明彻地认识万物。内心守静而不生差错，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内心，这就叫作“中有所得”。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奠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
  本来有“神”存在心内，不过一往一来，难得猜测。但心内失去了神就纷乱，得到了神就安定。严肃地把心里的杂念打扫干净，“精”就会自然到来。纯洁思想记住它，宁息杂念疏理它，抱着严肃而畏敬的态度，“精”就会极为安定。得到“精”而不舍弃，耳目等器官就不会迷惑了。
  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何谓解之？在于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别无所图，只一个平正的心在里面，对待万物就会有正确标准。道布满在天下，并且普遍地存在人们的身边，人们自己却不能认识。只要有一个字的了解，就能够上通于天，下至于地，而且布满在九州。怎样才能了解呢？在于心能平定。我的心能平定，五官就会平定；我的心能安静，五官就会安静。平定要由心，安静也要由心。
  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乱，乱乃死。
  心中包藏着心，心里面又有个心。那个心里面的心，先生意识，再说出话来。有了意识，然后表达出来，表达然后作用于外，作用与外然后治事。外不能理事，就会造成纷乱；纷乱了，就会造成灭亡。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破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
  精存在心就自然生长，表现在人体外面就仪态安闲而颜色光鲜，藏在内部则是一个不竭的泉源，浩大而和平，形成气的渊源。渊源没有枯竭，四肢才能坚强；泉源没有淤塞，九窍才能通达。这样就能全面认识天地，普察四海。心中没有迷惑不明的东西，体外就没有邪恶的灾祸。心在内部保持健全，形体在外部保持健全，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这样的人就叫作圣人。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谓内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人如能达到正和静的境界，形体上就表现为皮肤丰满，耳目聪明，筋骨舒展而强健。他进而能够顶天立地，目视如同清水，观察如同日月。严肃谨慎地保持正静而没有差失，德行将与日俱新，并且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这样恭敬地发展其内部的精气，就叫作内心有得。然而有些人不能返回到这样的境界，那是生活上的差失造成的。
  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见于肤色。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
  道，一定是周到而细密、宽大而舒放、坚实而且强固的，能作到守善而不舍，驱逐淫邪，去掉浮薄，充分领会守善的最高准则，就可以返回到道德上来了。健全的心在内部，外面是不能隐蔽的，自然表现在形体容貌上面，也表现在肌肤颜色上面。善气迎人，相亲如同兄弟；恶气迎人，相害如同刀兵。这种不说出来的声音，比打雷击鼓还传得快。这心和气的形体，比太阳和月亮还更光明，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赏赐不一定能够劝善，刑罚不一定能够惩过。而气的意向对头，天下就可以顺服；心的意向安定，天下就可以听从。
  搏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搏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能够如神一般在气上，就会象神明一样，可以把万物完全收存在心中。问题是人们能搏么？能一么？能做到不用占卜而预知凶吉么？能够要止就止么？能够要完就完么？能做到不外求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么？思考吧！思考吧!再重复思考下去吧!思考不通，鬼神将帮你想通。其实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气的最高作用。
  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搏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早为图，生将巽舍。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彼将自至。
  四体都能端正，血气都能平静，一意专心，耳目不受外物的迷惑，这样，对于遥远事物的了解就象对于近旁的事物一样。思索产生智慧，懈怠疏忽产生忧患，残暴骄傲产生怨恨，忧郁产生疾病，疾病因迫乃导致死亡。一个人思虑过度而不休息，就会内生困窘，外受胁迫，如不早想办法，生命就离开他的躯体。吃东西最好不要吃饱，心思最好不要用尽，调节得当，生命自会到来。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
  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相结合而成为人。两者调和则有生命，不和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来源。忿怒过度了，应该设法消除。节制那五种情欲：耳、目、口、鼻、心、除去那两种凶事：喜、怒，不喜不怒，平和中正就可以占据胸怀了。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生命有失，一定是因为喜怒忧患。可以说，制止忿怒什么都比不上歌，消除忧闷什么都比不上音乐，控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遵守礼仪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保持敬慎什么都比不上虚静。内心虚静，外表敬慎，就能恢复精气，精气也将大大地得到稳定。
  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沍（hù）。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饱则疾动，饥则广思，老则长虑。饱不疾动，气不通于四末；饥不广思，饱而不废；老不长虑，困乃速竭。大心而敢，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俱，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
  关于食的规律：吃得太多，就伤胃而身体不好；营养过度，就骨枯而血液停滞。充摄之间的平衡，叫做和与成，和成而精气有所寄托，智慧便能够生长，如果是饥饱失度，那就要设法解决。太饱了就要赶快活动，太饿了就要停止思考，老年人就更要珍惜动脑筋思考。吃饱而不赶快活动，血气就不能通达于四肢；饥饿而不停止思考，饱食也不能消除饿意；老人而不珍惜思虑，衰老的躯体就加快死亡。心胸宽广而敞亮，意气宽舒而开阔，形体安定而不游移，能保持心意专一而摆脱各种骚扰，见利不被引诱，见害不生畏惧，心情宽舒而仁慈，自身能独得其乐，这些就叫作“运气”的功夫，而且意念的运行也好象升行在天空一样。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藉与谋，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人的生活，一定要欢畅。忧愁与恼怒—就会失去生命的正常秩序。心里有忧悲喜怒，“道”就无地可容。有了爱欲的杂念就应当平息它，有了愚乱的思想就应当改正它，不用人为地引来推去，幸福将自然地降临。道是自然到来的，人可以借助道的到来而予以谋虑，虚静就能得到道，急躁就会失掉道。灵气在人的心里，有时来有时消逝，它的小可以说其小无内，它的大可以说其大无外。人所以失掉灵气是由于急躁为害。要是心能够平静，道自然会安定下来。得道的人，邪气能从肌理毛孔中蒸发排泄出去，胸中没有郁积败坏的东西。能实行节欲之道，就可以不受万事万物危害了。



封禅第五十

  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牯朔馓┥剑�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
  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
  于是桓公乃止。
  桓公既成霸业，在葵丘大会诸侯，自己想要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
  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祭天，禅梁父山祭地的有七十二家，而我所能记得的不过只有十二家。这就是古代的无怀氏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伏羲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神农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炎帝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黄帝封泰山祭天，禅亭亭祭地；颇项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帝倍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尧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舜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禹封泰山祭天，禅会稽山祭地；汤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周成王封泰山祭天，弹社首山祭地。他们都是承受天命然后才举行封禅大典的。”
  桓公说：“我北伐山戎，远过孤竹国；西伐大夏，涉渡流沙河，束战马，悬兵车，攀登卑耳山，南伐到了召陵，登熊耳山以望长江汉水。与各诸侯国兵车之会有三次，乘车之会有六次，做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各国诸侯没有敢违抗我的。这同古时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有什么不同呢？”
  管仲看到不能用道理说服桓公，因而只好举出事实来，说：“古时举行封禅大典的国家，盛在祭器里的是郁山上的黍和北里长的禾；铺在地上作为垫席的是江淮之间特产的三脊茅草。东海送来比目的鱼，西海送来比翼的鸟，然后，不召而自至的东西还有十五种之多。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凤凰麒麟不来，象征祥瑞的嘉谷不生，然而蓬篙蔡莠等杂草却很繁茂，鸱枭之类的凶禽恶鸟却不断来临，还想要举行封禅的大典，岂不是不应该么？”
  于是，桓公便把封禅的事情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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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周

小问第五十一
  桓公问管子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若何？”
  管子对曰：“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明而不蔽矣。”
  公曰：“请问富国奈何？”
  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公又问曰：“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
  管子对曰：“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则仁广而义大矣。”
  公曰：“吾闻之也，夫诛暴禁非，而赦无罪者，必有战胜之器、攻取之数，而后能诛暴禁非，而赦无罪。”公曰：“请问战胜之器？”
  管子对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
  公曰：“攻取之数何如？”
  管子对曰：“毁其备，散其积，夺之食，则无固城矣。”
  公曰：“然则取之若何？”
  管子对曰：“假而礼之，厚而无欺，则天下之士至矣。”
  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
  管子对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
  公曰：“来工若何？”
  管子对曰：“三倍，不远千里。”
  桓公曰：“吾已知战胜之器、攻取之数矣。请问行军袭邑，举错而知先后，不失地利若何？”
  管子对曰：“用货，察图。”
  公曰：“野战必胜若何？”
  管子对曰：“以奇。”
  公曰：“吾欲遍知天下若何？”
  管子对曰：“小以吾不识，则天下不足识也。”
  公曰：“守战，远见，有患。夫民不必死，则不可与出乎守战之难；不必信，则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战，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暗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
  管子对曰：“明三本。”
  公曰：“何谓三本？”
  管子对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质。”
  公曰：“何谓也？”
  管子对曰：“故国父母坟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禄，尊也；妻子，质也。三者备，然后大其威，厉其意，则民必死而不我欺也。”
  桓公问管仲说：“怎样才能做到治而不乱，明察是非而不受蒙蔽呢？”
  管仲回答说：“分清责任来安排官职，就可以做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了。”
  桓公说：“请问怎样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
  管仲回答说：“努力耕种土地而合于农时，就一定能使国家富裕了。”
  桓公又问说：“我要行大仁大义，以利于天下，怎样办才好？”
  管仲回答说：“惩罚暴国，禁止恶行，使覆亡之国复存，斩绝之嗣得续，并赦免无辜的罪人，那就是大仁大义了。”
  桓公说：“我听说过，惩罚暴国，禁止恶行，赦免无罪的人，一定要有战胜敌人的武器，攻取敌人的策略，而后才能做到惩暴禁恶，而赦免无罪。请问关于胜敌的武器问题？”
  管仲说：“选取天下的豪杰，收集天下的精材，招请天下的良工巧匠，就有胜敌的武器了。”
  桓公说：“攻取敌人的策略如何？”
  管仲回答说：“摧毁他们的设备，消散他们的积蓄，夺取他们的粮食，就没有什么坚固城池可守的了。”
  桓公说：“那么如何选取豪杰之士呢？”
  管仲回答说：“嘉美而敬礼之，优待而不相欺，天下的豪杰之士就来了。”
  桓公说：“收集天下的精材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价值五的给六，价值九的给十，不可在价钱上限其定数。”
  桓公说：“招请良工巧匠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出三倍的工钱，他们就不远千里而来。”
  桓公说：“我已经听明白关于胜敌的武器和攻取敌人的策略了，请问出兵袭击城邑时，举措预知先后，不失地利，该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要花钱收买耳目，要了解放国地图。”
  桓公说：“怎样才能保持野战必胜呢？”
  管仲回答说：“运用奇兵。”
  桓公说：“我想普遍掌握天下的情报，该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小的方面如不认真了解，就不能了解天下的情况。”
  桓公说：“一守，一战，一侦查，这三者都有可忧之处。人民若没有必死的决心，就不能同他们共赴守战的危难，人民若不肯坚守信用，就不能靠他们进行对外侦查。依靠不肯死难的人民而求其能守和能战，依靠不肯守信的人民而求其向外侦查，这是兵家三种愚昧的表现。要使人民有必死精神和坚决守信，该怎么办呢？”
  管仲回答说：“要明确三个根本条件。”
  桓公说：“什么是三个根本条件？”
  管仲回答说：“所谓三个根本，一是固，二是尊，三是质。”
  桓公说：“这怎么讲？”
  管仲回答说：“故国、父母和祖坟都在这里，是固定他们的条件；田地、房产和爵禄，是尊显他们的条件；妻子儿女，则是人质的条件。有此三者，然后再张大其声威，激励其意志，人民就能有必死精神而不会欺骗我们了。”
  桓公问治民于管子。管子对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为其寡也？”
  管仲对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该焉，何为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故圣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
  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
  管仲对曰：“质信极忠，严以有礼，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
  桓公曰：“请闻其说。”
  管仲对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语曰，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
  管子对曰：“（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飘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道，年谷熟，籴贷贱，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时也，民富且骄。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此谓）先之以事，随之以刑，敬之以礼乐以振其淫。此谓先之以政。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籴贷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谓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
  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如何治理百姓，管仲回答说：“凡治理人民，一必须知其疾苦，二是要厚施德惠，三是不用刑罚恐吓，四是不用强力禁制。注意这四点，就可以治理好了。”
  桓公说：“我知道这四条很好，但是人民少，该怎么办呢？”
  管仲回答说：“人民少，并不可怕。从前天子立在中央，地方千里，只要具备上述四条，怎么怕人民少呢？治理人民，不知其疾苦则人民憎恨，不厚施德惠则人民多怨，用刑罚恐吓则人民多行欺诈，用强力禁制则是去者不肯再回，来者也裹足不前了。所以，圣王治理人民，不在乎人口的多少。”
  桓公说：“好，既然如此，又该怎样具体实行呢？”
  管仲回答说：“诚信而极仁，严肃而有礼，认真注意这四者，就可以实行。”
  桓公说：“请详细加以说明。”
  管仲问答说：“守信用，人民就相信；行仁政，人民就怀德；严肃，人民就敬畏；有礼，人民就赞美。常语说，舍掉性命而不肯食言，就是信；非其所欲不强加于人，就是仁；内心坚定而仪表端正，就是严；诚信而谦让，就是礼。”
  桓公说：“好呵：那么治民应当以何事为先？”
  管仲问答说；“有时先施以政，有时先施以德。在没有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在没有干旱天灾的时候，百河通畅，年谷丰熟，粮价低，禽兽与人同吃粮食，人们也没有疾病和瘟疫。这时，人民是富有而且骄傲的。治民者应该大量收购丰年的产品，以充实国家仓凛，禁制薮泽的采伐捕获，先抓好政事，随之以刑法，并结合礼乐来劝戒人们以消除淫邪风气。这个就叫作先施以‘政’。如果遇上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同时也存在于旱之灾，年谷不丰熟，荒年粮价高，人民又有了疾病和瘟疫。这时，人民是穷困而且疲惫的。治民者就应该开放仓凛、山林和薮泽，以供应人民财物，不先讲政事，而先讲宽厚，以消除人民的疲困。这个就叫作先施以‘德’。丰年收聚人民的产品，不夺民财；荒年施予人民以财物，又不失有德；富裕了君主而且满足了人民，这是圣王所行的最好的事情。”
  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
  管仲对曰：“公当召叔牙而问焉。”
  鲍叔至，公又问焉。鲍叔对曰：“公当召宾胥无而问焉。”
  宾胥无趋而进，公又问焉。宾胥无对曰：“古之王者，其君丰，其臣教。今君之臣丰。”
  公遵遁，缪然远二。三子遂徐行而进。公曰：“昔者大王贤，王季贤，文王贤，武王贤；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仅能制于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观之，则吾不王必矣。”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成霸业，依靠众大臣之功，已经实现了。现在我又想完成王业，还可以么？”
  管仲回答说：“您可以召见鲍叔牙来问一问。”
  鲍叔到，桓公又问了这个问题。鲍叔回答说：“您可以召见宾胥无来问一问。”
  宾胥无快步而进，桓公又问了这个问题。宾胥无回答说：“古代成就王业的，都是君主的德高，大臣的德比较低，现在是您的大臣德望高。”
  桓公逡巡后退，肃然离开座位。三人遂慢慢走上前去。恒公说：“从前，周的大王贤明，王季贤明，文王贤明，武王也贤明；武王伐殷取胜，七年而死，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这才仅仅能控制四海之内。现在我的儿子不如我，我又不知诸位。由此看来，我不能成就王业，是注定的了。”
  桓公曰：“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仲对曰：“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夫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胜民，则使有司疏狱，而谒有罪者偿，数省而严诛，若此，则民胜矣。虽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及于身，虽能不久，则人待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国岌乎。”
  桓公说：“我想制服人民，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这不是人君所当说的话。制服人民是容易的。但制服人民这个办法，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您想要制服人民，就使官吏分条写好刑律，再确定揭发有罪者有赏，不断审查而严于诛杀。这样，人民就被制服了。然而制服人民这个办法，终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使人民怕您而不亲近您，灾祸很快就会来到自身。虽然人们可能不归咎于您，就是观望不前，不肯出力，也是很危险的。您的国家就将很不安全了。”
  桓公观于厩，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桓公视察马厩，问管马厩的官吏说：“马厩里什么工作最难？”管马厩的官吏未及回答，管仲回答说：“我也曾当过养马的官，最困难的事就是并排立木材构筑马栏。如首先立曲的木材，曲木又要与曲木相配，曲木并排立好，直木就无法使用了。如果先用直木，直木又要与直木相配，直木已并排立好，曲木也就无法挤进去了。”
  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伐大国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对曰：“先爱四封之内，然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后可以危邻之敌国。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后有废也；必有利也，然后有害也。”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征伐不服从命令的大国，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先爱国内，然后才可以憎恶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之“家”，然后才可以加害相邻的敌国。因此，先代明王一定要先有所立，然后才有所废；一定是先做兴利的事，然后才去做除害的事。”
桓公践位，令衅社塞祷。祝凫巳疪献胙，祝曰：“除君苛疾与若之多虚而少实。”桓公不说，瞑目而视祝凫巳疪。祝凫巳疪授酒而祭之曰：“又与君之若贤。”桓公怒，将诛之，而未也。以复管仲，管仲于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登位为君，命令血祭社神进行祈祷。祝史凫已疵献上祭肉之后，祈祷说：“请除掉国君烦苛的毛病和国君多虚少实的作风。”桓公很不高兴，怒目而视祝史凫已庇。祝史凫已庇又再斟酒祭袍说：“还请除掉国君似贤非贤毛病。”桓公发怒，将杀祝史，但却做到了容忍而未杀。把此事告知管仲。管仲于是看到桓公是可以成其霸业的。
  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桓公问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驳马而洀桓，迎日而驰乎？”公曰：“然。”管仲对曰：“此驳象也。驳食虎豹，故虎疑焉。”
  桓公骑马，虎看见而躲藏起来，桓公问管仲说：“今我骑马，虎看见都不敢来，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您是骑着杂毛色的马在路上盘旋，并且迎着太阳奔跑的吧？”桓公说：“是。”管仲回答说：“这是驳兽的形象，驳兽是吃虎豹的，所以虎就疑心了。”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将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对曰：“臣与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颜色不变。臣使官无满其礼，三强其使者，争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楚国伐莒国，莒国国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桓公要去援救，管仲说：“您不要去救他。”桓公说：“为什么？”管仲回答说：“我同莒国的使臣谈话，三次侮辱他的国君，他都不变色。我叫官员把送给他的赠礼扣减三串钱，这使臣便以死相争。有这样使臣的莒国之君，看来是个小人。您不要去救他。”桓公果然没有出救而莒国就灭亡了
  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对曰：“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春游，三月天在田野观赏。桓公说：“什么东西可以与君子之德相比呢？”隰朋回答说：“粟粒，身在甲胄之内，中层有圈城维护，外有尖锐的兵刃。它还不敢自恃其强大，谦虚地自称为栗。这也许可以与君子之德相比了吧！”管仲说：“禾苗，开始在年少的时候，柔顺得象个孺子；到它壮年，庄重得象一个士人；到它成熟的时候，和悦地愈来愈俯首向根，多么象个君子。天下有了它就安定，没有它就危险，所以叫作禾。这可以同君子之德相比了。”桓公说：“好。”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闟然止，瞠然视，援弓将射，引而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是前人乎？”左右对曰，“不见也。”公曰：“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马前疾。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岂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对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神见。且走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曰：“从左方涉，其深及冠；从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济。”桓公立拜管仲于马前曰：“仲父之圣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对曰：“夷吾闻之，圣人先知无形。今已有形，而后知之，臣非圣也，善承教也。”
  桓公北伐孤竹国时，在离卑耳溪十里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惊视前方，挽弓将射，但引而未发。对左右从者说：“见到前面的人了么？”左右回答说：“没有。”桓公说：“事情怕要不成么？我太迷惑不解了。现在我看见一个人，身高一尺而人的品貌齐全：戴冠，右手撩衣，跑在马前很快。事情伯要不成么？我太迷惑不解了。怎么会有象这样子的人呢？”管仲回答说：“我听说登山之神有叫俞儿的，身高一尺而人的品貌齐全。当成就霸王之业的君主兴起时，这种登山之神就出现。他跑在马前很快，表示前有道路；撩衣，表示前面有水；右手撩衣，表示可以从右边渡过。到了卑耳溪，有引人渡水的向导说：“从左边渡河，其深没顶；从右边过河，其深至膝。若从右过，是最好的。”桓公立刻拜管仲于马前说：“不知道仲父有这么高的圣人才智，我实在是久当有罪了。”管仲回答说：“我听说过，圣人是先知事物于无形之前的。现在是事物已经有形，然后我才知道，我还不算圣人，不过是善于接受圣人的教导而已。”
  桓公使管仲求宁戚，宁戚应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虑之。婢子曰：“公何虑？”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贱贱。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人军门。国子擿其齿，遂入，为干国多。百里徯，秦国之饭牛者也，穆公举而相之，遂霸诸侯。由是观之，贱岂可贱，少岂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宁戚，宁戚应我曰：‘浩浩乎。’吾不识。”婢子曰：“诗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宁子其欲室乎？”
  桓公派管仲征求宁戚意见，宁戚答复说：“浩浩乎。”管仲不明其意，到吃中饭的时候还在思考。婢女说：“您有什么心事？”管仲说：“不是你所能懂得的。”婢女说：“您不要小看少年人，也不要贱视卑贱者，从前吴国同干国打仗，规定没有脱退乳齿的少年不得进军门作战，国子这孩子拔掉他的牙齿，便进入军门，为干国立很多功。百里莫本是秦国养牛的，秦穆公提拔而为宰相，便称霸诸侯。由此观之，贱者岂可贱视。少年岂可小看呢！”管仲说：“好。桓公派我去征求宁戚意见，宁戚答复说：‘浩浩乎’，我不理解。”婢女说：“里有这样一首：‘浩浩然的大水，游着育育然的白鱼；没有室家，何处招我安居？’宁戚是想要娶妻成家吧。”
  桓公与管仲阖门而谋伐莒，未发也，而已闻于国矣。桓公怒谓管仲曰：“寡人与仲父阖门而谋伐莒，未发也，而已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执席食以视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复役，毋复相代。少焉，东郭邮至。桓公令傧者延而上，与之分级而上，问焉，曰：“子言伐莒者乎？”东郭邮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东郭邮对曰：“臣闻之，君子善谋，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东郭邮曰：“夫欣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夫渊然清静者，缞绖之色也；漻然丰满，而手足拇动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谓乎！子其坐，寡人与子同之。”
  桓公与管仲闭门而计划伐莒，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传闻于外了。桓公怒对管仲说：“我同仲父闭门而谋伐莒，没有行动，就已经传闻于外，是什么原因呢？”管仲说：“国中必有圣人。”桓公说：“是的。服役人员有一个执席而食并同时往上看的，一定是他了吧？”于是便让他继续服役。不得轮换。不久，那个东郭邮来了。桓公让礼宾的官吏请他上来，同他分级而立，询问他说： “你是说出伐莒的人么？”东郭邮说：“是！是我。”桓公说：“我未曾说出伐莒而你说伐莒，是什么原因？”东郭邮回答说：“我听说过，君子善于谋划，而小人善于推测，这是我推测出来的。”桓公说：“您是怎样推测的？”东郭邮说：“欣然喜乐。是鸣钟击鼓奏乐的颜色；深沉清静。是居丧带孝的颜色；形貌清澈丰满而手足拇指都有动作。是发动战争的颜色。那天，我看你们两位在台上的情况：口开而不合，是说的“莒”字；举手指划，方向对着莒国。而且我观察小国诸侯不肯服从的，唯有莒国。由此我所以说是伐莒。”桓公说：“好呵!从细微动作里判断大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您请坐下来，让我来同您共同谋事。”
  客或欲见齐桓公，请仕上官，授禄千钟。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闻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对曰：“臣闻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有一个人要求见齐桓公．请求给他大官，授禄千钟。桓公告诉管仲。管仲说：“可以给他。”这人听到之后说：“我不干了。”桓公说：“为什么？”回答说：“我听说依靠他人意见用人，不用的时候，也还是听信他人。所以，我不想干了。”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或以平虚请论七主之过，得六过一是，以还自镜，以知得失。以绳七臣，得六过一是。呼呜美哉，成事疾。
  有的国君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评论七类君主的为君之道。归纳为“六过一是”，以作为自我鉴戒，总结得失。又依此衡量七种类型的大臣，也有“六过一是”。这种做法真好呵，可说是—件盛事了。
  申主：任势守数以为常，周听近远以续明。皆要审则法令固，赏罚必则下服度。不备待而得和，则民反素也。故主虞而安，吏肃而严，民朴而亲，官无邪吏，朝无奸臣，下无侵争，世无刑民。
  申主：顺应大势遵循事理以建立常规常法，普遍了解远近情况以加深明察国事。国计收支明审。法令也随着稳定。赏罚坚决，臣民便遵守法度。不采用戒备手段而以德亲和百姓，人民也就朴实了。这样．君主欢娱而安定。官吏敬肃而严谨，人民敦厚亲睦，百官没有邪吏。朝廷没有奸臣。民间无侵夺之事。社会上也没有受刑的罪人。
  惠主：丰赏厚赐以竭藏，赦奸纵过以伤法。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闿。故曰：泰则反败矣。
  惠主：赏赐过多以致使国库枯竭，赦奸纵过以致损害国法。国库枯竭则君权衰弱。损害国法则奸门大开。所以说：“凡事做过头了反而归于失败。”
  侵主：好恶反法以自伤，喜决难知以塞明。从狙而好小察，事无常而法令申曳。不伍，则国失势。
  侵主：专好行恶违法以至于自食其果，妄决难知之事以至于闭目塞听。好从事对人窥伺而暗地观察，行事没有常规而法令疲咨无效。如不觉悟，则国家权势皆失。
  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声，四邻不计，司声不听，则臣下恣行而国权大倾。不?，则所恶及身。
  荒主：眼迷恋五色，耳不离五声，不考虑四大辅臣的意见，不听取谏官的诤言，臣下也就恣意妄行而国权旁落。如不觉悟，其恶果及于自身。
  劳主：不明分职，上下相干，臣主同则。刑振以丰，丰振以刻。去之而乱，临之而殆，则后世何得？
  劳主：职务分工不明，君臣互相干扰，国君与官吏甚至按一样的职务规则行事。用严刑罚的办法加重赋敛，加重了赋敛又更使刑罚严刻起来。改变现状则将陷于混乱，维持统治也将陷于衰败，后代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振主：喜怒无度，严诛无赦，臣下振怒，不知所措，则人反其故。不?，则法数日衰而国失固。
  振主：喜怒无常，严行诛罚而不讲宽赦，臣下震恐，不知所措，人们就只好回到巧谋虚伪的状态。如不觉悟。法令政策就将日益无力而国家不稳。
  芒主：不通人情以质疑，故臣下无信。尽自治其事则事多，多则昏，昏则缓急俱植。不悟，则见所不善，余力自失而罚。
  亡主：不近人情地怀疑臣下，所以对臣下不敢信任。事事部自己处理则事务繁多。事多则昏愦，昏愦则无论事之缓急都置而不行了。如不觉悟，则余力将全部消耗，见到不善之事，只有滥施刑罚而已。
  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缁，工技力于无用，而欲土地之毛，仓库满实，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则人不足，人不足则逆气生，逆气生则令不行。然强敌发而起，虽善者不能存。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纣是也。诛贤忠，近谗贼之士而贵妇人，好杀而不勇，好富而忘贫。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哺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百姓罢乏，君子无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为周氏之禽。此营于物而失其情者也，愉于淫乐而忘后患者也。故设用无度国家踣，举事不时，必受其灾。夫仓库非虚空也，商宦非虚坏也，法令非虚乱也，国家非虚亡也。彼时有春秋，岁有败凶，政有急缓。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国踣家者，非无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岁雷旱，非无雨露也，其燥湿非其时也。乱世烦政，非无法令也，其所诛赏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无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术也。故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一曰节用，二曰贤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诛，五曰天时，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谷。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螣蟆，山多虫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故曰：台榭相望者，亡国之庑也；驰车充国者，追寇之马也；羽剑珠饰者，斩生之斧也；文采纂组者，燔功之窑也。明王知其然，故远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则人主道备矣。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夫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上多喜善赏，不随其功，则士不为用；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为止。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有百姓无怨于上亦。
  就个人说，治乱决定于心；就一国来说，存亡决定于君主。天下得失，都是从君主起的。君主重农业，人民就开垦荒地；君主好财货，人们多去做买卖；君主好宫室，工匠就追求巧妙；君主好装饰，女事就讲求靡丽；楚王爱细腰美人，美。人就减食；吴王好击剑比武、国士就轻死。死命和不吃饭，是天下人所共同厌恶的，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干呢？是因为服从君主的爱好。又何况其他音乐娱乐的风气呢？男不耕田，女不织布，工匠技术致力于无用之处，想要土地生长禾苗，仓库堆满粮食，是根本办不到的。土地无禾苗则人民穷困，人民穷困则有反抗情绪，有反抗情绪法令就行不通了。一旦强敌动兵起事，虽有能干的人也难得保全。如何证明这种历史的必然结局呢？回答说：从前的约王就是如此。他诛杀忠良，近谗奸而宠女人，好杀而不求真勇，好富而不恤穷人，他无休止地游猎与鼓奏音乐，豪华的楼台庭院不够他住，上千辆游车不够他坐，女乐有三千人。钟石丝竹之声不绝。他那里百姓疲敝，官员不理政事，最终无人拥护，人人都有反心。遇到周武王便成为周朝的俘虏。这是迷惑于物质享受而失去人情，苟图淫乐而忘后患的结果。所以，耗费无度国家必然覆亡，举事不合时宜，必然受害。国家仓库并不是无缘无故用空的，商贾官宦并不是无缘无故败坏的，法度政令并不是无缘无故混乱的，国家也不是无缘无故覆亡的。那是因为时节有春秋，年景有丰歉，政令也有急有缓。政令有缓急所以物价有高低，年景有丰歉所以人们有余或不足，时节有春秋所以谷价有贵贱。而国家不注意调剂贵贱的过分现象，游商就可以得到十、百倍的高利。百姓的无法务农，贫富的相差悬殊，都是由此而来的。城郭的不能固守。战士的不肯听命，也是由此开始的。大凡亡国败家的，并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农业并无功效。大凡凶年的水旱天灾，并不是没有雨露，而是干旱与降雨不合时节。乱世的烦苛政治。并不是没有法令，而是赏功与罚罪不当其人。暴主与昏君。并不是没有心腹之臣，而是他对人的取舍，不合其道。所以，明君有“六务”和“四务”。什么是六务呢？—曰节约用财，二曰任用贤佐，三曰重视法度，四曰刑罚坚决，五曰注重天时，六曰注重地利。什么是四禁呢？春天不要杀伐，不开掘大丘陵，不焚烧大沼泽，不伐大树，不开大山，不放大火，不杀大臣。不征收谷赋。夏天不要拦塞河水入大川，不填塞大山谷。不大兴土木，不射鸟兽。秋天不要赦过、免罪和缓刑。冬天不要封官赐禄，伤害五谷的埋藏。所以春天不行禁政，各种生物就不能生长；夏天不行禁政，五谷就不能成熟；秋天不行禁政，奸邪就不能被制止；冬天不行禁政，地气就不能保藏。四者都违反了，那就阴阳不和，风雨不顺，大水淹没州邑，大风飘屋折树，大火焚地焦草；天上冬天打雷，地上冬天震动，草木夏枯而秋茂；蜇虫不藏在土里，应当死亡的活起来，应当蛰伏的鸣叫起来；草泽多有蛇和蛤蟆，山林多有虫子和蚊子；六畜不繁育，人民多天死，国贫法乱，一派反抗之气从下而起。所以说；楼台亭榭相望，等于是亡国的廊房；驰马游车充斥，等于是引寇的车马；用宝珠装饰的箭和剑，等于是杀身的兵刃；华丽衣饰与彩色绦带，等于是焚烧功业的灶窑。明君懂得这些道理，所以远远离开它们而不愿接近。能够舍此取彼，人君之道就完备了。所谓法，是用来提倡立功威慑行暴的；律，是用来明定本分制止争端的；令，是用来命令人们管理事务的。法律政令，是治理人们的规矩绳墨。矩不正，不能求方；绳不伸，不能求直。法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权势才是君主独揽的。君主失其所守则国家危险，官吏失其所守则国家混乱。刑罚由官吏裁决则国家得治，权势由君主控制则国家威严，法令得人民拥护则人民对国家亲近。因此。明君总是明于法，慎于权，使上下各有其本分。大凡私弊的兴起，一定从君主开始。君主好道德，品德端正的人就在眼前；君主好私利，诽谤吹捧的人就在左右；君主多宠爱而多行赏，但不看功绩，士人就不肯效力；君主多用苛重刑法，但不审核罪行，恶人就不能制止。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颁布坚定不移的政令，确立坚决镇压的刑罚。因此，人们知道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哪些是一定要避免去做的，推之则去，招之则来，就象在高处下投重物，又象在地上开渠引水一样。所以法令不烦琐，官吏不劳顿，人民没有违犯禁令的，故旧和百姓也都不会抱怨君主了。
  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名断言泽。
  法臣：依法度断事，按刑名判案，没有诽谤和夸誉。所以君主守法则君位安定，大臣守法则贿赂停止而人民不搞奸邪之事。这样做是太好了！按刑名断案，讼狱也自会消释。
  饰臣：克亲贵以为名，恬爵禄以为高。好名则无实，为高则不御。《故记》曰：“无实则无势，失辔则马焉制？”
  饰臣：利用克制亲贵来猎取虚名，摆出漠视爵禄的姿态来显示清高。好名则无实，显示清高则不服驾御。正如《故记》上所说：“大臣好名无实，君主就丧失威势；大臣不服从驾御，有如马失辔头，那还怎么控制呢？”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请。故私道行则法度侵，刑法繁则奸不禁。主严诛则失民心。
  侵臣：从事暗地窥察来毁坏国家法令，好结交朋友来发展私人情谊。所以私道通行法度受到侵害，刑律再繁坏人也不得制止。君主由此而严行诛杀则失去民心。
  乱臣：多造钟鼓、众饰妇女以惽上。故上惽则隟不计，而司声直禄。是以谄臣贵而法臣贱，此之谓微孤。
  乱臣：多造钟鼓并多饰美女来迷惑君主。所以君主受迷惑而不肯听信四大辅臣，谏官也空拿俸禄不肯说话。于是谄臣得志而法臣不受重视，这就是把君主暗中孤立起来了。
  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
  愚臣：自以为对百姓重罪厚罚是有成绩的，自以为加重赋税多多聚财都是为了君主，结果是自身见恶于人而君主也受人诽谤。《故记》上说：“愚忠实际上等于谗贼”，就是这个意思。
  奸臣：痛言人情以惊主，开罪党以为雠除。雠则罪不辜，罪不辜则与雠居。故善言可恶以自信，而主失亲。
  奸臣：痛切陈述人情来打动君主，妄开罪党之狱来为同党开路。为同党开路就加罪于好人，加罪于好人又可保证与同党安然相处。所以，这种人善于对君主言人之恶来发展自身，从而使君主失掉亲近的臣民。
  乱臣：自为辞功禄，明为下请厚赏。居为非母，动为善栋。以非买名，以是伤上，而众人不知。之谓微攻。
  乱臣：自己虚伪地推辞功禄，却公开为下面请求厚赏。私下是诽议朝政的祸首，表面上是歌功颂德的干将。用诽议猎取声名，用附和错误伤害君主，而众人不能察觉。此之谓暗地里对君主进攻。


禁藏第五十三
  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滥，非爱冰也；夏日之不炀，非爱火也，为不适于身便于体也。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
  把“禁”字深记在心，可以避祸于万里之外。能做到以“禁”防“祸”，只有能以自身苦乐理解别人的苦乐才行。冬天不洗冰水，并不是吝惜冰；夏天不烤火，也不是舍不得火。而是因为这样做对身体不适宜。明主不建造华丽的宫殿，不是因为他喜欢简陋的房屋；不听钟鼓之音，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而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农业生产，妨碍教化推行。所以，君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官吏也才能首先管好内部，然后管好外部；百姓也才能专心于农业生产而放弃不正当的工商业。
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夫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物尽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于以养老长弱，完活万民，莫明焉。
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奖励他们所赞成的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百姓的余财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使百姓不受刑罚，是坚持有罪必罚的结果；百姓有受刑现象，才是没有坚持有罪必罚造成的。从有刑到无刑，能做到法律简易而人民得到保全；从无刑到有刑，法律就将烦琐而恶人反会增多。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事都是如此。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该罚的绝不赦免，该赏的绝不拖延，这不是因为君主喜欢赏赐和乐于杀人，而是要为百姓兴利除害的缘故。对于养老扶幼，保全万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
  夫不法法则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钧，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错不当，众民不能成；不攻不备，当今为愚人。
不废法才能管好国家。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所以明君对于法非常慎重，绝不为亲故权贵而改变法律，他的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长官权威破坏法令，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宝贿赂触犯禁律。这样。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官吏就把行令看得比敬师还严肃，百姓也就把接受政教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这样，法虽然建立起来，实际上并不需要动用；刑罚虽然确立，实际上并不需要执行。如果赏功制度不公平，赏给的官位再高，肯效力的人也会很少；赦罪尺度不一致，施予的恩德再大，不赞成的人也会很多；举事不合时令，即使把力量用尽，效果也不会好；判刑不合法度，即使人再多，暴乱也制止不住。按公法行事，刑罚重，下边的人也没有怨气；按私意行事，赏赐多，战士也不会受到鼓励。执行法令不合理，民众就不会顺从；措施不得当，民众就不能成事。不研习法度，不完善法度，就应当叫作愚人。
  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通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谷、衣食足；耳目谷、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故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是故君于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故曰：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此之谓也。能以所闻瞻察，则事必明矣。
因此，圣明君主的行事，能够俭治宫室，撙节车驾来充实国家贮备，则国必富而位必尊；能够撙节衣服、抛弃玩好之物来加强农业生产，则财用必足而地位必然巩固；能够摆脱无益的活动、无益的开支，来进行通币行礼的外交活动，则盟国必多而关系必然亲睦。至于一般的君主，多半迷恋于物质享受，并为此费力操心，所以弄得困顿不堪而国用不足，大者可致亡国，小者也危害自身。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之事就忧愁，这是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如此的。对接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人情也莫不如此。然而每个人的好恶不同，各行所好，结局的安危则不一样，这里就区别出贤、不肖来了。物产有多有少，而人的要求却不能和它吻合；事情有成有败，而人的意愿却不能和它一致；行动有进有退，而人的力量却不能和它适应。所以为人行事要保持适中，生活享受要有节制：宫室足以避燥湿，饮食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御寒热，礼仪足以别贵贱，游乐足以发欢情，棺椁足以碱朽骨，葬服足以裹尸体，坟墓足以作标记就行了。不要搞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这样就意气安定，思想感情不受迷惑。思想感情不受迷惑则耳目聪明、衣食丰足；耳聪目明、衣食丰足，就不会彼此争夺，不会互相怨怒，上下可以相亲，用不着动用武力了。所以，克制自身，遵行仪法，再加上节约谨慎，即使不会得福，也不至于灾祸临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违反常理，即使没有祸害，幸福也不会来临。因此。君子一方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身上记取教训，警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从努力不足的人身上取得借鉴，而自行反省。所以说，荣誉不凭空出现，忧患不无故发生，幸福不挑选人家，灾祸不自动找到人的头上，就是这个意思。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探察反省，事情就清楚了。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一切治乱的根源，都从上面开始。所以，善治国者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掌握人们利害者，则财富增加而过错减少。凡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出来，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干仍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考，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来；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富。这就象鸟孵卵一样，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小鸟就破巢而出了。
  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鑐，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衣事习则功战巧矣。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糵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
  治国的根本，掌握天时叫作“经”，收得民心叫作“纪”，法令好比网罟的大纲，官吏好比网和罟，居民的什伍编制好比军队的行列，赏罚好比进退的金鼓。。应当整治农具以当武器，利用耕作以当攻战，锄好比剑戟，披蓑好比铠甲，斗笠好比盾牌。所以农具完备则如武器完备，农事熟习攻战也精巧了。在春季三月时节，要点燃灶火熏烤房间，更换钻隧取火的木料，淘井换水，为的是消除其中毒气。举行春祭，祈祷不生疾病，用鱼做成供品，用曲做成米酒，互相宴请，为的是密切亲戚关系。不屠杀禽兽，不打剥禽卵，不砍伐树木，不采摘花朵，不损伤竹笋之芽，为的是保养万物生长。帮助鳏寡，赈济孤独，贷放种籽给无种籽的农户，救助无力纳税的人家，为的是劝勉贫弱人民。颁发各种政令，赦免罪轻的人，放出拘押的人，调解纠纷，为的是及时完成农事致力于粮食生产。在夏季时节，奖赏各种有德的行为，加爵禄，提官职，礼敬孝悌卓著的人，为艰苦劳动者免除谣役，为的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在秋天，行使各种刑罚，处杀罪大恶极的人，为的是禁淫邪而止盗贼。在冬天，做好五谷收藏，收聚各类产品，为的是收纳农民贡税。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齐备，人民的劳动就能有百倍的功效。这样，春天仁慈，夏天忠厚，秋天严峻，冬天收闭，顺天时，管地宜，再合乎人和，就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繁茂，六畜兴旺，国富兵强，人民富裕而法令通行，国内没有烦民扰民的政治，外部也没有强敌的祸患了。
  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夫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故国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贫。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举措得宜国事才能协调，不误农时国家才能富裕，不失法度国家才能治好。所以国家没有无缘无故富起来的，人民没有无缘无故治理好的。没有治理而国家昌盛，没有动乱而国家灭亡的事情，自古及今是不存在的。所以，国家勇于私斗的人多，其兵力削弱；官吏表现个人智慧的人多，其法度混乱；人民图谋私利的人多，国家陷于贫穷。因此。施德必须博厚，使人民能够以死报效；赏罚必须情实坚决，使人民能够坚信不疑。
    夫菩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夫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
    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内城外郭。而是依靠什、伍的居民组织来管理。使伍中没有非本伍的人，人们没有不住在本里的。里内没有非本里的人家。这样，逃亡者无处隐藏，迁徒者无处容身，不用强求人们就受到约束，不用召唤人们也会前来。这样，人民无逃亡之意，官吏无戒备追捕之忧。这样，君主政令可以贯彻于民间，民心也可以和君主联系起来了。用法制管理人民，应当象制陶了解粘土的特性，冶金了解金属的特点一样。只要判明利害的所在，人民去就的方向，就象火的避湿就干，水的避高就低一样明白了。人民赖以生活的，不外衣食；食物赖以生产的，不外水土。所以使人民富裕是有要领的，满足民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有三十亩地就可以生活一年。按好坏年景平均计算，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糠{麦夫}瘪谷与畜产相当十石粮食，则每人共五十石，而布帛麻丝和其他副业杂项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国家有积蓄，人民也有余粮。就像 和钩用来算定多少、权和衡用来计量轻重一样，户籍和田册正是用来了解贫富差别的。所以，善治国者，一定要先知道地的情况，然后再知道人的情况。土地够用，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起来。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谋有功者五，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阴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以广其心，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典之同生。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内人他国，使倍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士斗。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谋，谨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功之道也。

  凡是据有天下的，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业，靠事业取天下者成王业。靠征战取天下者成霸业。至于谋攻敌国的手段则有五条。第一，查明敌国君主的爱臣。设法削减他的权力。他若怀有二心，对君主的亲近程度必然衰退。大臣不为君主效力，其国家就宝宝可危。第二，查明敌国君主暗个憎恶的大臣，设法加强贿赂。这可以深刻了解敌情。有人身居国内。情通国外，其国家实况就能掌握。第三，了解放国君主淫乐，就设法消磨他的意志。送给他乐队美人，在内蒙蔽他；送给的诌媚的侍臣和美丽的乘马，在外蒙蔽他。内外蒙蔽，可以促成其国败。第四，尽量同敌国表示亲密。形同兄弟。暗中派智辩之士帮助他图谋别国，派勇力之士投奔他使之骄傲。又派人到别国去，唆使别国同他背约、断交、反目，由此战争必起。两国相敌，就必能利用其失败的局面。第五，深入了解敌国君主的谋划。敬事其忠臣，挑拨其属下，使他们内部互不信任。离心离德。离不能合，一定自相残杀。忠臣死掉。就可以夺取他的政权。这五者便是谋攻敌国的办法。


入国第五十四
  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入国才四十天，就五次督行九种惠民的政教。第一叫作老老。第二叫作慈幼，第三叫作恤弧，第四叫作养疾，第五叫作合独，第六叫作问病，第七叫作通穷，第八叫赈困，第九叫作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所谓老老，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老”的官，规定年在七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有官家所送的馈肉；八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有酒、肉的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停。还要劝勉他们的子弟：细做饮食，询问老人要求，了解老人的嗜好。这些就叫作“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慈幼，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幼”的官，凡士民有幼弱子女，无力供养成为拖累的，规定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征”，养四个全家免除“妇征”。养五个还配备保姆。官家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幼儿能生活自理为止。这就叫作“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恤孤。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孤”的官，规定士民死后。子女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己生活的，就归同乡、熟人或故旧抚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一子免除征役；代养两个，两子免除；三个，全家免除。“掌孤”的官要经常了解情况，一定要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瘦弱情况而进行救助。这就叫作“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养疾，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养疾”的官，聋、盲、喑、哑、瘸腿、半身不遂、两手相拱而不能伸开的人们，不能生活自理的，官家就养在“疾馆”而供给饮食。直到身死为止。这就叫作“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所谓合独，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媒”的官，丈夫没有妻室叫作鳏，妇人没有丈夫叫作寡，取鳏寡而加以配合。予田宅而使之安家，三年后给国家提供职役。这就叫作合独。
  所谓问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问病，就是在城市、国都要设有“掌病”的官，士民有病的，“掌病”以君主旨意慰问：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以上的，两天一问；七十以上，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病重者，向上报告，君主亲身慰问。“掌病”的官要巡行国内，以慰问病人为专职。这就叫作“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通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所谓通穷，就是在城市、国都要设有“通穷”的官，若有贫穷夫妇没有居处。贫穷宾客没有粮食，其所在乡里及时报告的，给予赏赐；不报告的，给予惩罚。这就叫作“通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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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周查字正音和翻译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安徐而静，柔节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须。
  安定沉着而保持静默，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镇定，虚心平意地准备着和等待着。
  主明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矣。
  目贵在明，耳贵在聪，心贵在智。利用天下人的眼睛看，没有看不到的事物；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听，没有听不到的消息；利用天下人的心思考虑，就没有理解不了的问题。集中大家的力量共同行事，聪明就不会被蒙蔽了。
  主听
  听之术，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许。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也。
  听取情况的方法是：不要一下子就拒绝，也不要一下子就肯定。肯定则可能失误，拒绝则可能闭塞。要象高山一样，仰视看不到顶；象深渊一样，计量摸不到底。象神明的德性一样，端正、冷静到极点。
  主赏
  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诚，畅乎天地，通于神明，见奸伪也？
  行赏贵在信实。处刑贵在坚决。刑赏信实坚决，对于亲身耳闻目见的人兑现了，那么，没有亲身见到的，也无不潜移默化了。“信实”这一点，有着畅行天地、通于神明的力量，何况对于奸邪的人们呢？
  主问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后，荧惑其处安在？
  一是天上的，二是地上的，三是人间的。四方上下，左有前后。不清楚之处都在哪里呢？
  主因
  心不为九窍，九窍治；君不为五官，五官治。为善者，君予之赏；为非者，君予之罚。君因其所以来，因而予之，则不劳矣。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长久。
  心不包办九窍的事，九窍会治理得好；君主不包办大臣的事，大臣会治理得好。做好了的，君主给予赏赐；犯错误的，君主给予刑罚。君主只需利用人们提供的成果，因而给予赏罚就不至政务烦劳了。圣人就是能做到“因势利导”，所以就能管理。因势利导能够合理，所以国运长久。
  主周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下乱。寂乎其无端也。外内不通，安知所怨？关闬（hàn）不开，善否无原。
  人君不可不注意保密，不保密则群臣在下面会发生混乱。静默地不露出任何倾向，使内外不串通消息，人们怎么能产生不满呢？传话的门户不开，好坏的传闻也就没有发源地了。
  主参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曰动奸。奸动则变更矣。
  第一是看得远，第二是听得远，第三是做到明察。明察到了解千里之外和隐微之中的情况，便可以洞察奸恶。奸恶被洞察，变乱就被阻止了
  督名
  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   
  依照名称考察实际，根据实际确定名称。名、实互相促进，反过来又互为说明。名实相当则治，不相当则乱。名产生于实，实产生于德，德产生于理，理产生于智，智则产生于“当”。




  桓公问第五十六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能办到么？”
  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回答说：“不急于创始，不急于作新，等到条件成熟再随之行事。不可以个人好恶损害公正原则。要调查了解人民之所恶，以便自身为戒。黄帝建立明台的咨议制度，就是为了从上面搜集贤士的意见；尧实行衢室的询问制度，也是为了从下面听取人们的呼声；舜有号召进谏的旌旗，君主就不受蒙蔽；禹把谏鼓立在朝堂上，可以准备人们上告；汤有总街的厅堂，可以搜集人们的非议；周武王有灵台的报告制度，贤者都得以进用。这就是古代圣帝明王能够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的原因。”
  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
  桓公说；“我也想效法他们实行这项制度，应当叫什么名字呢？”
  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
  回答说：“名称可叫作‘喷室的咨议制度’。就是说：国家法度要简而易行，刑罚要审慎而无人犯罪，政事要简而易从，征税要少而容易交足。老百姓有在这些方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就称之为‘正士’，其意见都纳入‘喷室’的咨议制度来处理。负责办事的人员，都要把受理此事作为本职工作，而不许有所遗忘。这项‘喷室’的大事，请派东郭牙主管。此人是能够为正事在君主面前力争的。”
  桓公曰：“善。”
  桓公说：“好”。


度地第五十七

  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乃别制断之，州者谓之术，不满术者谓之里。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不如霸国者，国也。以奉天子，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福及孙子，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臣服之以尽忠于君，君体有之以临天下，故能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则臣之义也。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
从前，桓公曾问管仲说：“请问勘察地势建立都城的工作，应如何进行为好？”管仲回答说：“就我所知，能成王霸之业的，都是天下的圣人。圣人建设都城，一定选在平稳可靠的地方，又是肥饶的土地，靠着山，左右有河流或湖泽，城内修砌完备的沟渠排水，随地流入大河。这样就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既供养国人，又繁育六畜。天下的人们，都可以受到他的德惠。如果加以区划，不够‘州’的叫作‘术，，不够‘术’的叫作‘里’。所以，百家为里，十里为术，十术为州，十州为都，十都为霸国。不到霸国规模的，是一般诸侯国。就拥戴天子的情况来说，天子可以有上万个诸侯国，其中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是居于中央的，因为这可以利用全国的自然资源，征收全国的土地财利。都城建设应当是内修‘城’，外修‘郭’，郭外筑护城壕：地势高则挖沟，地势低则筑堤。这才配称作牢不可破的城池。城墙上种植荆棘，使之交错纠结，用来加固城墙。每年都不断地增修，每季也不断增修，使之造福于子孙后代，这关系着人民生命万世无穷的利益，也是对人君的保障。大臣管好都城效忠于国君，国君凭借都城以统治天下，所以能成为天下百姓的根本。这项建设都城的工作，既是宰相的职责，也是所有大臣的义务。善治国者，还必须先除去五害，人们才可以终身免除祸患而做到父慈子孝。”
  桓公曰：“愿闻五害之说。”管仲对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桓公曰，“愿闻水害。”管仲对曰：“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桓公曰：“水可扼而使东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对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𣿖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伤人则困，困则轻法，轻法则难治，难治则不孝，不孝则不臣矣。故五害之属，伤杀之类，祸福同矣。知备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桓公说；“我想听听五害的内容。”管仲回答说：“水是一害，旱是一害，风雾雹霜是一害，瘟疫是一害，虫是一害。这叫作五害。五害之中，以水害为最大。清除五害，人民就可以治理好。”
  桓公说：“那我就先听水害的内容。”管仲回答说：“水有大小，又有远近。从山里发源，流入大海的，叫作‘经水’；从其它河流中分出来，’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作‘枝水’；在山间沟谷，时有时无的，叫作‘谷水’；从地下发源，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作‘川水’；由地下涌出而不外流的，叫作‘渊水’。这五种水，都可以顺着它的流势来引导，也可以对它拦截控制，但隔不多久，常常会发生灾害。”
  桓公说：“水，可以拦截控制而使它流往东西南北，以至流往高处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水的性质，如从高处往下流就快，以至于把石头冲走；而从下面往上走，就停而不行。所以，把上游水位提高，用瓦器引导下来，瓦器每尺有十分之三向下倾斜，水就可以急行满四十九里。然后使水迂回流到更远的地方，顺应其流势往高处。水的性质，走到曲折的地方，就停而后退，满了，后面就推向前进，地低则走得平稳，地高就发生激荡，地势曲折就将冲毁土地。如地势过于曲折，水流就会跳跃，跳跃则偏流，偏流则打旋，打旋则集中，集中则泥沙沉淀，泥沙沉淀则水道淤塞，水道淤塞则河流改道，河流改道则水流激荡，水流激荡则河水妄行，妄行则伤人，人伤则贫困，贫困则轻慢法度，轻慢法度则难于治理，难于治理则行为不善，行为不善就不服从统治了。所以，五害之类，与杀人伤人一样，其祸患是相同的。懂得防备五害，人就可以主宰天地了。”
  桓公曰：“请问备五害之道？”管子对曰：“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都以临下，视有余不足之处，辄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当被兵之数，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因父母案行。阅具备水之器，以冬无事之时。笼、臿、板、筑，各什六，土车什一，雨輂什二。食器两具，人有之，铜藏里中，以给丧器。后常令水官吏与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长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阅之，取完坚，补弊久，去苦恶。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积之水旁。州大夫将之，唯毋后时。其积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事未起。天地和调，日有长久，以此观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败。此谓素有备而豫具者也。”
  桓公说：“请问防备五害的办法。”管仲回答说：“消除五害，以水害为先。请设置水官，委派熟悉治水的人负责；任命大夫和大夫佐各一人，统率校长、官佐和各类徒隶。然后挑选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用为水工头领。派他们巡视水道、城郭、堤坝、河川、官府、官署和州中，凡应当修缮的地方，就拨给士卒、徒隶修缮。还发布命令说：每当秋后，要对民间普查，检查户口和土地，核实人口的数量，并分别统计男女老幼的人数。不能从事治水劳动的，免役；久病不能服役的，按病人处理；只能少做的，按半劳力处理。经过普遍调查来选定各地的甲士，作为服兵役的总人数，上报于‘都水官’。都水官就依此下去视察，如看到人数有余或人数不足，就通知下级的水官。下级的水官也把选定的甲士作为征兵的人数，会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里中具体调查，最后还要与被征者的父母协同查定。至于查看治水的工具，要在冬闲时进行准备。土筐、锹、夹板、木夯，每什准备六件，土车每什准备一辆，防雨车篷每什两部，食器要求每人两套，保存在里内，以备损坏遗失。以后要经常命令治水官吏与工匠头领依靠三老、里有司、伍长等技规定检查。经常于每月初一日开始，去查看所准备的工具，留取完好坚实的，修补残破老旧的，淘汰质量粗劣的。经常在冬闲时，派甲士轮流采集木柴，积放在水旁。州大夫率领完成此事，千万不可耽误。积累木柴，在农事完结以后；修筑堤坝，在春耕开始以前。此时天气睛和，白天又比较长，就这些条件看，好处极大。所以经常在没有水害时备好器材，有事及时使用，水可以常被控制，并使之没有危害。这就叫作平素有准备而防患于未然了。”
  桓公曰：“当何时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令下贫守之，往往而为界，可以毋败。当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杀草薉，使令不欲扰，命曰不长。不利作土功之事，放农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当秋三月，山川百泉踊，下雨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属，天地凑汐。利以疾作，收敛毋留，一日把，百日哺。民毋男女，皆行于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湿日生，土弱难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郄，缮边城，涂郭术，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廥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毕矣，举有功，赏贤，罚有罪，迁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刚不立。昼日益短，而夜日益长，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时以得，四害皆服。”
  桓公说；“应当在什么时候动工呢？”管仲说：“在春季三月份里，天气干燥，是水少流细的时节。此时山河干涸水少，天气渐暖，寒气渐消，万物开始活动。旧年的农事已经做完，新年农事尚未开始，草木的幼芽已经可以食用。天气的寒热逐渐调和，昼夜的长短也开始均分。均分后，夜间一天比一天短，白天一天比一天长。这时有利于做土工上事，因为堤土会日益坚实。可以派可以甲士在河边修筑堤坝，堤的基础要宽，上面要窄。使长堤沿河而行。在附近的不毛之地。一定要挖出水库。大水库修堤，小水库修防，使堤防围绕水库四周，以防止伤害庄稼。大堤要年年进行修补，堤身上要种植荆棘灌木，以便加固堤土。还要间种柏、杨等高大树木，防止洪水冲决。人民在这里还可以得到好处，简直象一潭流动的脂膏。守堤工作派贫户去做，依次给他们划好地段，以保持河堤不坏。至予在夏季三个月里，自然界变化强烈，大暑来到，万物茂盛。应做好农田除草。政令不要干扰农事，征发劳役也不可时间过长。这时不利于做土工工事，因为它妨害农事，徒花费一半工费，土工也无成就。在秋季三月，山川百泉涌水，大雨降，山洪发，入海路远水难疏泄，秋雨连绵，天地呈凝合状态。此时应抓紧秋收，使之颗粒归仓。所谓“收割一天，食用百日”。人民无分男女，都要到田间劳动。此时不利作土工工事，因潮湿之气日生，土质松软难成。徒花费十分之六的工费，十工之事也无成就。在冬季三个月里，天地收闭。暑雨止。太冷到，万物实熟。此时应补修屋舍，修缮边防城寨，修理城墙道路，调正度量衡，处理狱中罪犯，蓄积草料粮食，以及君主举行娱乐活动和祭神。由于一年之事全告完成．还应当表彰有功，赏贤惩罪，升迁官吏而提高他们的等级。此时不利做土工工事，徒花费十分之七的工费，而土冻难成。此时昼愈短而夜愈长，天寒利在室内劳动，甚至在外堂都不适宜。把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得当，其它四害也都可以制服了。”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对曰：“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烟，噎下百草，人采食之伤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顺之，令之家起火为温，其田及宫中皆盖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将饮伤人。有下虫伤禾稼。凡天灾害之下也，君子谨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其至不时者，此谓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伤人。故吏者所以教顺也，三老、里有司、伍长者，所以为率也。五者已具，民无愿者，愿其毕也：故常以冬日顺三老、里有司、伍长，以冬赏罚，使各应其赏而服其罚。五者不可害，则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见，故民不比也。”
  桓公说：“寡人愚笨，还不知道制服其它四害应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冬天若动土工，散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天也霖雨不止。春天若不把枯骨朽尸掩埋好，不把枯木砍伐掉。则夏旱就会来临。夏天有大露和大瘴．凝聚在植物上，吃了就会伤人。民多疾病而不止，就会恐慌不安。国君要派出各部门的官吏偕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各里训话，命令百姓各家生火蒸煮食物；地里、院里都要盖井。并不使毒气沾污食器，防止饮水伤人。还要注意发生虫灾毁伤庄稼的事情。大凡发生天灾，治国者谨慎组织预防，十之八九不会死人。至于太冷、大热、大风、大雨，凡是不合节令发生的，叫作‘四刑’。有的遇上就死，有的则幸存。治国者即使谨慎组织预防，也难免伤人。所以，官吏是应当做好教训工作的，三老、里有司；伍长等人是要做好示范工作的。做好了防止五害的工作，人民就没有更多要求了，因为要求已经满足。所以要经常利用冬天训练三老、里有司和伍长们，并最后定出赏罚，使他们有功者必得其赏，有过者也受其罚。五害不能为祸，国君的法令就无人违犯了。因为这项政绩显而易见，百姓就不在下面结党营私了。”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时则为之，非其时而败，将何以待之？”管仲对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堤有毁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隶给。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冲水，可据者据之。终岁以毋败为固。此谓备之常时，祸何从来？所以然者，独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谓也。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入之不能为败。”桓公曰：“善。仲父之语寡人毕矣，然则寡人何事乎哉？亟为寡人教侧臣。”
  桓公说：“在一年的十二个月，施工动土，只有合乎季节才能做，不合季节则不成，应怎样常年进行准备呢？”管仲回答说；“要经常派治水官吏在冬天就视查堤防，发现需要修治的问题即时具文向都水官报告。都水官一般是定在春季事少的时节修堤的。但河堤做成以后，则经常进行检验。河堤若发生毁坏时，如遇到大雨，就派人分段保护，需要修补之处就抓紧修补，拨给徒隶充役完成其事。大雨中，堤防需要覆盖就及时覆盖；冲水时，堤防需要屯堵就组织力量屯堵。一年到头以保持堤防不坏为治水工作的成效。这也是所谓‘平时有备，祸从何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浊水经常夹带着泥土，自身运行就经常淤塞河道，江、河都是这样的。还要常年加高堤坝，以便不被淹没。春冬两季在河内取土加高，秋夏在河外取土加高，浊水来临也就不会毁坏了。”桓公说：“好啊！仲父给我讲的是够全面了，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替我快把这些道理教给左有大臣们。”




地员第五十八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管仲治理天下，规定地深七尺为一施。
  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其木宜蚖、菕与杜、松，其草宜楚棘。见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于泉。呼音中角。其水仓，其民强。
  河川沃土，五谷无不相宜。这里谷粒肥厚而谷穗充实。这里种树宜于[木元]、苍、杜梨和松树，种草宜于壮荆和商棘。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五施之土，即土深五七三十五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角”声。这里水呈青色，居民强壮。
  赤垆，历强肥，五种无不宜。其麻白，其布黄，其草宜白茅与雚，其木宜赤棠。见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寿。
  赤垆土，干疏、坚硬而肥沃，种五谷无不相宜。这里种麻则麻色洁白，织出布则布色润黄。这里种草适于白茅与灌，种树适于赤棠。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四施之土，即土深四七二十八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商”声。这里水白而甜。人民长寿。
  黄唐，无宜也，唯宜黍秫也。宜县泽。行廧落，地润数毁，难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与茅，其木宜櫄桑。见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流徙。
  黄唐土，不适合种植什么作物，只好种黍和高粱。还应当枯竭水泽排水。修造围墙时，地湿易毁，难以筑城砌墙。这里种草适于山蓟和白茅，种树适于椿、{木意}、桑树。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三施之土，即土深三七二十一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宫”声。这里泉水黄而有臭味，易于流失。
  斥埴，宜大菽与麦。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见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一十四尺而至于泉。呼音中羽。其泉咸，水流徙。
  斥埴土，适于种植大豆和麦。这里种草适于负和灌，种树适于杞柳。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两施之土，即土深二七一十四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羽”声。这里泉水味咸，易于流失。
  黑埴，宜稻麦。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见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黑埴土，适于种植稻、麦。这里种草适于赖篙和莜。种树适于白棠。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一施之土，即地深七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徵”声。这里水黑而味苦。
  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凡是听“微”声，就好象听到小猪被背走而大猪惊叫的声音。凡是听“羽”声，就好象荒野的马叫。凡是听“宫”声。就好象地窖里的牛鸣。凡是听“商”声，就好象失群的羊叫。凡是听“角”声，就好像出鸡在树上鸣唱，声音又快又清。凡是要起奏五音风调，先确立一弦而三等分之，经过四次三等分的推演以合九九八十一之数，由此产生黄钟小素的音调，便成为宫声。三除八十一而将其一份加在八十一上，使得一百零八，就是微声。不可不再用三除而在一百零八上减去三分之一，正足其数七十二，由此而产生商声。再用三除七十二，并加在它的原数上，由此产生羽声九十六。再用三除并在九十六上减去三分之一，正足其数六十四，由此而产生角声。
  坟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于泉。陕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于泉。祀陕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于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于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于泉。环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于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于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于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于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于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于泉，青龙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磝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于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于泉，其下骈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于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于泉。
  地势较高的坡地，土深六施，即六七四十二尺而见到地下泉水。狭谷旁侧的土地，土深七施，即七七四十九尺而见到地下泉水。狭谷的土地，土深八施，即七八五十六尺而见到地下泉水。土陵，九施。即七九六十三尺而见到地下泉水。丘陵的延伸地带，十施，即七十尺见到地下泉水。丘陵的周围地带，十一施，即土深七十七尺而见到地下泉水。山岗的延伸地带。十二施。即八十四尺见到地下泉水。山岗的附属地带，十三施，即九十一尺见到地下泉水。山岗附属带的白土区，十四施，即九十八尺见到地下泉水。丘陵正中地区。十五施，即一百零五尺见到地下泉水。青山，十六施，即一百一十二尺见到地下泉水，但在青龙的居处，其硬泥部分则没有泉水。红土而多小石的山，十七施，即一百一十九尺见到地下泉水。但卜面清商的居处没有泉水。多石山的白土区，十八施，即一百二十六尺见到地下泉水，下面坚石并列的部分没有泉水。陡山，十九施，即一百三十三尺见到地下泉水，下面灰土的部分没有泉水。高陵土山，二十施。即一百四十尺见到地下泉水。
  山之上，命之曰悬泉，其地不干，其草如茅与走，其木乃樠，凿之二尺，乃至于泉。山之上，命曰复吕，其草鱼肠与莸，其木乃柳，凿之三尺而至于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蕲、白昌，其木乃杨，凿之五尺而至于泉。山之材，其草兢与蔷，其木乃格，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山之侧，其草葍与蒌，其木乃品榆，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
  山顶上，有一种名为“悬泉”的地方，土不干燥，所生的草是苗草和蘑草，树是樠树，凿地二尺即可见到泉水。山顶上，有一种名为“复吕’’的地方，所生的草是鱼肠竹和莸草，树是柳树，凿地三尺就可以见到泉水。山顶上，有一种名为“泉英”的地方，所生的草是当归和菖蒲，树是杨树，凿地五尺可以见到泉水。山侧面。所生的草是稀签和蔷藤，树是{木贾}树，凿地二七一十四尺可以见到泉水。山侧面，所生的草是菖草和蒌蒿，树是刺榆，凿地三七二十一尺才可以见到泉水。
  凡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叶下于，下于苋，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
  大凡草类与土地的结合，各自都有其最好的归趋。或高或低，各有不同的草类和土壤。只有叶的海生植物比菱的生长地域低，菱比水葱的生长地域低，水葱比蒲的生长地域低，蒲比芦苇的生长地域低，芦苇比颧的生长地域低，灌比蒌蒿的生长地域低，蒌蒿比马帚的生长地域低，马帚比艾蒿的生长地域低，艾蒿比薛荔的生长地域低，薜荔比益母草的生长地域低，益母草比白茅的生长地域低。那些草类，一共有十二个等次，它们都是各有所归的。
  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九州的土壤，有九十种。每一种土壤都有它固定的特征，而土的种类是有等次的。
  群土之长，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黄，五粟五章。五粟之状，淖而不肕，刚而不觳，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其种，大重细重，白茎白秀，无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数大，条直以长。其泽则多鱼，牧则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龟、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芜、椒、连。五臭所校，寡疾难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干而不格，湛而不泽，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粟土。
  各类土壤中最上等的，是五种粟上。五种粟土的颜色，是红、青、白、黑、黄。即五种粟土有五种标记。五种粟土的性状，湿而不黏，干燥而不瘠薄，不泥阻车轮，也不污浊手脚。它种植谷物，宜于大重和细重，白茎白穗，无不适合。五种粟土，无论在丘陵或在山地，在水边或在平原，在阴面或在阳面都可种桐树和柞树，而无不长得秀美和长大。这里的榆、柳、桑、柘、栎、槐、杨等等，各种树木的生长，快而且大，其枝条直而且长。这里的池泽多鱼，这里的牧场适于牛羊。这里的土地，这里的山边，都适合生长竹、箭、枣、获、憎木和檀木。这里还生长五种有香味的植物；薛荔、白正、芜、椒树和兰花。五香植物所产生的效用，使人少病而推迟衰老，士女都生得美，民众都心灵手巧。那地方泉水呈黄白色，人的容颜润嫩。五粟土，干燥而不坚硬，湿润而不散脱，无论高地低地，都经常保持水分。这就是所谓粟土。
  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黄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异则。五沃之状，剽怷橐土，虫易全处，怷剽不白，下乃以泽。其种，大苗细苗，赨茎黑秀箭长。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杨，其榆其桑，其札其枋，群木数大，条直以长。其阴则生之楂蔾，其阳则安树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择畴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苇，大长以美；其细者，如雚如蒸。欲有与各，大者不类，小者则治，揣而藏之，若众练丝，五臭畴生，莲、与、?芜，藁本、白芷。其泽则多鱼，牧则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坚劲，寡有疥骚，终无痟酲。五沃之土，干而不斥，湛而不泽，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沃土。
  粟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沃土。五种沃土的颜色，是红、青、黄、白、黑。也就是五种土有五种色，各有区别。五沃土的性状，疏松而带有孔窍，容易藏居虫类，坚实而不干白，底下保持湿润。它种植谷物，宜于大苗和细苗，红茎黑穗而禾秆长大。五种沃土，无论在丘在山，在陵在冈，无论在边角之地，或在丘陵阳面，左右两侧，都适宜于下列树木：桐、柞、扶{木多}和椿树，此外还有白梓。至于这里的梅、杏、桃、李，也是树花滋长、枝干挺拔的。这里的棘、棠、槐、杨、榆、桑、柏树和檀树，都长得快而且大，枝条直而且长。这地方的阴处生长山楂和梨树，阳面则可以种各种麻，不管高处和低处，不择地区。这地方所产的麻，大的象箭竹或芦苇，又大又长又美；细的象小芦苇或细薪，又顺又多又行列分明。大的麻没有疵节，小的麻条理易治，团聚而加以贮藏，就象漂练好的白丝一样。这里还生有五种带香味的植物：兰花、揭车、芜、藁本和白芷。这里的池泽多鱼，牧场则宜于牛羊。这里的泉水白而青，人民坚劲有力，既少疥疾，又无头痛眩晕之病。五沃土，干燥而不旱裂，湿润而不脱散，无论高地低地，都经常保持水分。这就是所谓“沃土”。
  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杂英，各有异章。五位之状，不塥不灰，青怷以菭。及其种：大苇无、细苇无，赨茎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冈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黾、楢、檀。其山之浅，有茏与斥。群木安逐，条长数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种木胥容，榆、桃、柳、楝。群药安生，姜与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枭，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及彼白昌，山藜、苇、芒。群药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谷，群木安逐，鸟兽安施。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轻直，省事少食。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位土。
  沃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位土。五种位土的颜色，也是五色相杂，各有不同标志。五种位土的性状，既不坚硬成块，也不散软如灰，色青疏松而有青苔。至于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苇无和细苇无，赤茎白穗。五种位土，在土岗或在丘陵，在水边或在平原，在小丘或在高山，都适合生长竹、箭、藻、获、格树和檀树。在山的低处，还有水红和芥菜。多种树木生长旺盛，枝条长而发育又快又大：例如桑、松、把树和{木茸}树。各种树都可容纳在这种土地，例如，榆、桃、柳树和桐树。各种药材也生长起来，例如 和桔梗，细辛和大蒙。这里的山顶，多产桔梗、鬼目草和地榆；这里的山下，产有竹箭和紫苑；这里的山旁，产有黄 、白昌、山藜、苇和芒。各种药材丛生，使人们免于疾病。这里的山林和山麓，这里的槐树林和苦楝林，这里的柞林和楮桑林，群树茂盛，鸟兽也种类繁多。既有麇麋，而且又多产鹿。这里的泉水青黑，这里的人性爽直，省事而少食。无论高地或低地的土壤，都经常保持着水分。这就是所谓“位土”。
  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荫之状，黑土黑菭，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种櫑葛，赨茎黄秀恚目，其叶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谓荫土。
  位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隐土。五种土的性状，黑土上长有黑苔，青色疏松而肥沃，偻解的样子有如草木灰一般。它种植谷物，适于 葛，赤茎黄穗而谷实怒开，叶子有如紫苑。就畜牧、农业、果树、林产的收获来说，比前三类土壤相差十分之二，这就是所谓“隐土”。
  荫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状，芬然若泽、若屯土。其种，大水肠、细水肠，赨茎黄秀以慈。忍水旱，无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谓壤土。
  隐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壤土。五种壤土的性状，粉解的样子有如草木脱落的皮叶，又如堆积的粪土。它种植谷物，适于叫做大水肠和细水肠的稻，赤茎黄穗而多产。性耐水旱，所种无不适合。畜牧、农业、果树、林业的收获，比起前三类土壤要差十分之二。这就是所谓“壤土”。
  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状，捍然如米以葆泽，不离不坼。其种，忍荫。忍叶如雚叶，以长狐茸。黄茎黑茎黑秀，其粟大，无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上以十分之二。
  壤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浮土。五种浮土的性状，坚硬得土粒如米。由于保有水分。不脱散也不干裂。它种植谷物，适合忍隐。忍隐的叶子象翟叶，因为它长着狐毛一样的茸毛。黄茎、黑茎、黑穗，其粟粒都长得大，种植无不适合。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起前三类土壤要差十分之二。
  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
  总之，上等土壤三十种，可种植十二类谷物。
  中土曰五怷（shù）。五怷之状，廪焉如壏，润湿以处。其种，大稷、细稷，赨茎黄秀以慈。忍水旱，细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中等土壤首先是五种怷士。五种怷土的性状，凛然有如盐粒，保有润湿状态。它种植谷物，可种大稷、细稷，赤茎黄穗多产。性耐水旱，细粟繁美如麻。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相差十分之三。
  怷土之次，曰五纑（lú）。五纑之状，强力刚坚。其种，大邯郸、细邯郸，茎叶如枎櫄，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怷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泸土。五种绅士的性状，强而坚硬。它种植谷物，适于大邯郸和细邯郸，茎叶如扶树、树，其粟粒较大。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三。
  纑土之次，曰五壏（xiàn）。五壏之状，芬焉若糠以肥。其种，大荔、细荔，青茎黄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纑士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壏土。五种壏土的性状，粉解的样子有如米糠而比较肥沃。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荔和细荔，青茎黄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三。
  壏土之次，曰五剽（piāo）。五剽之状，华然如芬以脆。其种，大秬、细秬，黑茎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壏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剽土。五种剽土的性状，白白如粉而且土质较脆。它种植谷物，适于大柜和细柜，—黑茎青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
  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状，粟焉如屑尘厉。其种，大萯、细萯，白茎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
  剽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沙土。五种沙土的性状，细碎得有如粉尘飞动。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负和细负，白茎青穗而生有枝蔓。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
  沙土之次，曰五塥（gé）。五塥之状，累然如仆累，不忍水旱。其种，大樛杞、细樛杞，黑茎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沙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塥上。五种塥土的性状，团粒堆积得象是蜗牛，不耐水旱。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记和细，黑茎黑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起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
  凡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
  总之，中等土壤三十种，可种十二类谷物。
  下土曰五犹。五犹之状如粪。其种，大华、细华、白茎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下等土壤首先是五种犹土。五种犹土的性状象粪一样。它种植谷物，适于大华、细华，白茎黑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五。
  犹土之次，曰五壮。五壮之状如鼠肝。其种，青梁，黑茎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犹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壮土。五种壮土的性状，有如鼠肝。它种植谷物，适于青粱，黑茎黑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五。
  壮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状，甚泽以疏，离坼以臞塉。其种，雁膳黑实，朱跗黄实。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壮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殖土。五种殖土的性状，非常散落而疏松，有裂隙而且贫瘠。它种植谷物，适于黑粒的“籼”和黄粒的朱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上壤差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觳（hú）。五觳之状娄娄然，不忍水旱。其种，大菽、细菽，多白实。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五种殖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觳土。五种觳土的性状，是十分空疏的，不耐水旱。它种植谷物，宜于大菽和细菽，豆粒多为白色。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六。
  觳土之次，曰五凫（fú）。五凫之状，坚而不骼。其种，陵稻、黑鹅、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觳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舄土。五种舄土的性状，坚实而不过硬。它种植谷物，适于陵稻：黑鹅、马夫。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七。
  凫土之次，曰五桀（jié），五桀之状，甚咸以苦，其物为下。其种，白稻长狭。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舄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桀土。五种桀土的性状，味极咸而苦。它是最下等的土壤。它种植谷物。适于白稻，其米粒细长。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七。
  凡下土三十物，其种十二物。
  总之，下土共三十种，可以种十二种作物。
  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
  总之，全部土壤类别为九十，可以种二十六种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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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正音翻译



弟子职第五十九
  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无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饬。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
  先生施教，弟子遵照学习。谦恭虚心，所学自能彻底。见善就跟着去做，见义就身体力行。性情温柔孝悌，不要骄横而自恃勇力。心志不可虚邪，行为必须正直。出外居家都要遵守常规，一定要接近有德之士。容色保持端正，内心必合于规范。早起迟眠。衣带必须整齐；朝学暮习，总是要小心翼翼。专心遵守这些而不懈怠。这就是学习规则。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执事有恪，摄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泛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
  少年学子的本分，要注意晚睡早起。晨起清扫席前而后洗手漱口，做事要注意恭敬谨慎。轻提衣襟为先生摆设盥洗之器，先生此时正起。服侍先生洗完便撤下盥器，又洒扫室屋摆好讲席，先生便开始坐入讲席。弟子出入都要保持恭敬，其情景如同会见宾客。端正地坐着面向老师，不可随便地改变容色。

  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馀则否。始诵必作，其次则已。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古之将兴者，必由此始。后至就席，狭坐则起。若有宾客，弟子骏作。对客无让，应且遂行。趋进受命，所求虽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复业。若有所疑，捧手问之。师出皆起。
  接受先生讲课的次序，一定要从年长的同学开始，第一遍这样进行，以后则不必如此。首次诵读必须站起身来，以后也无需如此。一切言语、行动，以牢记中和之道为准则，古之将成大事者，一定由此开始。后到的同学入席就坐，旁坐者就应及时站起。若是有宾客来到，弟子要迅速起立。对客人不可失礼，边应边走，快进来向先生请示。即使来宾所找的人不在。也必须回来告知。然后回原位继续学习。学习中若有疑难，便拱手提出问题。先生下课走出，学生一律起立。

  至于食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漱，跪坐而馈。置酱错食，陈膳毋悖。凡置彼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胾中别，胾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酱。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饭二斗，左执虚豆，右执挟匕，周还而贰，唯嗛之视，同嗛以齿。周则有始，柄尺不跪，是谓贰纪。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漱，拚前敛祭。
  及至用饭之时，先生将食，弟子把饭菜送上。挽起衣袖洗漱之后，跪坐把饭菜献给师长。摆放酱和饭菜，饭桌陈列不可杂乱无章。凡一般上菜程序：肉食之前，必先上蔬菜羹汤。羹与肉相间排列，肉放在酱的前方，其席面应摆成正方形状。饭则上在最后，左右放漱口用的酒、浆。饭菜上完即可退下，拱手立于一旁。一般是三碗饭和两斗酒，弟子左手拿着空碗，右手拿着筷勺，将酒饭轮流添上，注意着杯碗将空的尊长。多人空碗按年龄分别先后。周而复始，用长勺就无需跪着送上。这都是添饭的规章。待先生吃饭完毕，弟子便撤下食具。赶忙为先生送来漱器，再清扫席前并把祭品收起。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齿相要，坐必尽席。饭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据膝，毋有隐肘。既食乃饱，循咡覆手。振衽扫席，已食者作。抠衣而降，旋而乡席，各彻其馈，如于宾客。既彻并器，乃还而立。
  先生吩咐之后，弟子才开始进餐。按年龄坐好，坐席要尽量靠前。饭须用手捧食，羹汤自不能用手拿拣。可以使两手凭靠膝头，不可使两肘依伏桌面。待至吃完吃饱，用手拭净嘴边。抖动衣襟移开坐垫，吃完即起，提衣而离开桌面。过一会又需回到席前，各自撤下所食，就象替宾客撤席一般。撤席后就要把食器收起，弟子又回去垂手站立。

  凡拚之道，实水于盘，攘臂袂及肘，堂上则播洒，室中握手。执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户而立，其仪不忒。执帚下箕，倚于户侧。凡拚之纪，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彻。拚前而退，聚于户内，坐板排之，以叶适己，实帚于箕。先生若作，乃兴而辞。坐执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协是稽，暮食复礼。
  关于洒扫的做法：把清水打进盆里，把衣袖挽到肘部，堂屋宽广可以扬手洒水，内室窄小应当掬手近泼。手拿畚箕使箕舌对着自身，畚箕里要同时放进扫帚。然后到屋里站立一会，其仪止不容差错。拿起扫帚就同时放下畚箕，一般是把它靠在门侧。凡按照洒扫的规矩行事，必须从西南的角落扫起。在屋里俯仰躬身进退，扫除时不要碰动其他东西。从前边往后边退着洒扫，最后把垃圾聚在门里。蹲下来月木板排进垃圾，注意使箕舌对着自己，还要把扫帚放进畚箕。先生若此时出来做事。便起来上前告止。再蹲下取箕帚又站起来，然后使出门倒掉拉圾。洒扫完仍然回来站立，这样就合乎规矩。晚饭时仍然要遵守礼仪。

  昏将举火，执烛隅坐。错总之法，横于坐所。栉之远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间容蒸，然者处下，捧椀以为绪。右手执烛，左手正栉，有堕代烛，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栉，遂出是去。
  到黄昏准备点燃火炬，弟子要执火炬坐在屋的一隅。要注意安放柴束的方法，应当是横放在所坐之地。要看着“烛烬”的长短，对火炬进行接续，如法在原处安放上去。柴束之间还要留有可容一柴的空隙。燃烧的灰烬落下，要捧碗来盛装火绪余灰。用右手拿着火炬，用左手修整“烛烬”。一人疲倦另一人及时接替，轮番交坐不可背向老师。最后把余烬收拾起来，到外边把它们倾倒出去。

  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何所趾。俶衽则请，有常有否。
  先生将要休息，弟子都起来服侍。恭敬地奉上枕席，问老师足向何处；第一次铺床要问清楚，以后即无需再提。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周则复始，是谓弟子之纪。
  先生已经休息，弟子还会同学友学习。互相切磋琢磨，各自加深理解其所学的义理。以上要周而复始地坚持下去，这乃是弟子的规矩。




  形势解第六十四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山，是万物中以崇高为其特征的。施惠于民，是君主的崇高行为。慈爱，是父母的崇高行为。忠君，是人臣的崇高行为。孝亲，是子、妇的崇高行为。所以，山高而不崩则人们烹羊设祭，君主施惠不懈则人民拥戴，父母慈爱不懈则子、妇孝顺，臣下忠君不懈则得爵禄，子、妇孝亲不懈则有美名。所以操行高尚而不懈，就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懈，就达不到。所以说：“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子妇者，亲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顺亲，则当于亲。故渊涸而无水则沈玉不至，主苛而无厚则万民不附，父母暴而无恩则子妇不亲，臣下随而不忠则卑辱困穷，子妇不安亲则祸忧至。故渊不涸，则所欲者至；涸，则不至。故曰：“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渊，是众物生长的地方。渊深而水不枯，人们就会来投玉求神。君主，是人们所仰望而赖以生活的，能宽大纯厚而不苛刻刚愎，人民就会归附。父母，是子、妇都要接受其教育的，能慈爱教训而不离开正理，子、妇就会孝顺。臣下，是为君主服务的，能尽力事奉君上，就合君主的心意。儿子儿妇，是安养父母的，能孝悌顺亲，就合父母的心意。所以，渊枯竭而无水，投玉求神的就不肯来；君主苛刻而不宽厚，百姓就不肯归附；父母残暴而无恩，子妇就不亲；臣下怠惰而不忠，就遭到屈辱困难；子妇不安养双亲，祸患就要来临。所以，渊水不枯竭。所要求的就可以来到，枯竭，就不会来。所以说：“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治。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终而复始。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  天，覆育着万物，控制着寒暑，运行着日月，安排着星辰。这是天的常规。天总是依理行事。终而复始。君主，统治万民，治理天下，统率百官，这是君主的常规。君主总依法治事，终而复始。和睦子孙，团结亲戚，这是父母的常规。父母总是依义行事，终而复始。敦敬忠信，这是臣下的常规。臣下应当以此事奉君主，终而复始。亲爱且善养父母，尊敬并接受教导，这是子妇的常规。子妇应当以此事奉双亲，终而复始。所以，天不失其常规，寒来暑往就恰当其时，日月星辰就正常有序。君主不失其常规，群臣就行其正义，百官尽其职守。父母不失其常规，子孙就顺从，亲戚就和睦。臣下不失其常规，办事就没有过失，而且官吏称职政务得治。子妇不失其常规，就长幼有序，而亲疏和睦。所以按常规办事就治，不按常规办事就乱，天从来不曾改变它的常规，因而总是处于“治”的状态。所以说：“天不变其常。”

  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尽力共养，子妇之则也。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则，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则，故主无过失。子妇不易其则，故亲养备具。故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地未尝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则。”
  地，生养万物，这是地的法则。治理和安定百姓，这是作君主的法则。指导和监护家事，这是作父母的法则。对君主正谏死节，这是作臣子的法则。对父母尽力供养，这是作子妇的法则。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所以万物生长。君主不改变他的法则，所以百姓安宁。父母不改变他的法则。所以家事得治。臣下不改变他的法则，君主就可以没有过失。子妇不改变他的法则，双亲就被奉养得周到。因此，遵照法则办事就平安，不遵照法则办事就危险，地从来不曾改变它的法则，因而总是处于安定的状态。所以说：“地不易其则。”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春天，阳气开始上升，所以万物发生。夏天，阳气完全上升，所以万物成长。秋天，阴气开始降临，所以万物收敛。冬天，阴气完全降临，所以万物藏闭。故春夏生长，秋冬收闭，这是四时的节令。赏赐刑罚，这是君主的节度。四时从没有不实现生杀的。君主从没有不进行赏罚的。所以说：“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天，覆育而控制着万物；地，承载而生养着万物；四时，生长而藏闭着万物。从古至今，从来不改变这个常规。所以说：“古今一也。”

  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
  蚊龙，是水虫当中的神灵。有水，神就立；失水，神就灭。君主，是天下有权威的人。得人民拥护就有权威，失去人民，权威就消失。蚊龙得水而后才有神灵，君主得人民拥护而后才有权威。所以说：“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故曰：“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虎豹，是兽类中最凶猛的。它们居住在深林大泽之中，人们就畏其威力而看重它们。君主，是天下最有势力的人。深居简出，人们就害怕他的势力。虎豹若离开深山幽谷而与人接近，人们就会把它捕起来而无视它的威力。君主若离开朝廷而与人民靠近，人民就轻慢他而不怕他的势力。所以说；“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堕，不避小大强弱。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
  风，是吹拂万物的。风吹起来不避贵贱美恶。雨，是淋湿万物的。雨，下起来，不管大小强弱。风雨是至公而无私心的，风吹雨下，没有既定方向，人们虽然遇到风吹雨打也不会发出怨言。所以说：“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
人君之所以做到令行禁止，一定是因为“令”发在人民所好的方面，“禁’’行在人民所恶的地方。人之常情没有不爱生而恶死的，也没有不爱利而恶害的。所以君主发令是使人生存和对人有利，命令就能推行；君主行禁是禁止杀人和禁止害人，施禁就能制止。命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必须是民乐其政，才能够推行下去。所以说：“贵有以行令。”
  
  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贱有以亡卑。”
  人君之所以能使百姓尽力而亲近自己，必须为天下致利除害。所以要把德泽加于天下，恩惠施于万物，使家庭得以安居，群生得以养育，这样，万民便愿意尽力而为君主效劳。他们在家里努力耕作以充实国家仓廪，在战场尽节杀敌以保卫国家疆土，即使劳苦卑辱也是不敢叫苦的。这就是地位低的人可以忘其卑贱的原因。所以说：“贱有以亡卑。”

  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夫物莫虚至，必有以也。故曰：“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起居有定时，饮食有定量，寒热得当，则身体好而寿命长。起居无定时，饮食无定量，寒热调配不当，则身体弱而寿命短。人要懒惰而奢侈则贫，勤劳而节俭则富。事情是不会凭空而至的，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说：“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
  法立而人民乐从，令出而人民接受，法令合于民心，就象符节那样的一致，君主就尊显。所以说：“衔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章。故曰：“受辞者名之运也。”
  君主出言合理，合于民情，臣民就接受他的指示。臣民接受指示则君主的名声显赫。所以说：“受辞者名之远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
  英明君主的治理天下，使人们安定而无所干扰，使人们安闲而无所劳累。不干扰，人民会自动守法；不劳累，人民会自动工作。所以说：“上无事而民自试。”

  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则民循正。所谓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人君建立法度，公布职责，明确规范来统治他的臣民，而不是无用说话指挥，臣民就按正道行事了。所谓抱“蜀”，指的是祭器。所以说：“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将将鸿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行德义也，而明主鸿鹄有之。故曰：“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锵锵而鸣的鸿鹄，是长得很美的飞鸟。因为美，所以人们歌颂它。德义，是一种行为上的美。因为德义美，所以人们喜悦它。人民所歌颂喜悦的，乃是美貌和德义，而明君和鸿鸽恰好具有这些。所以说：“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济济者，诚庄事断也；多士者，多长者也。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国治，竟内被其利泽，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故曰：“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济济”，指的是诚实庄重而果断；“多士”，指的是许多有才德的人。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家安定。他的群臣明理佐助君主，故君主英明。君主英明而国家安定，国内都得到他的好处和恩泽，殷民也举首而拥护文王，愿意作他的臣民。所以说：“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纣之为主也，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憯毒之使，施于天下。故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故曰：“纣之失也。”
  殷纣王为君，劳民力，夺民财，危害人民性命，把残暴的法令强加于百姓，又把惨毒的使臣派往天下各地。所以大臣不亲，小民怨恨，天下背叛而愿为文王的臣民，这是纣王的自作自受。所以说：“纣之失也。”

  无仪法程式，蜚摇而无所定，谓之蜚蓬之间。蜚蓬之间，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故曰：“蜚蓬之间，不在所宾。”
  不合乎法度规范，摇摆而没有定见，叫作飞蓬一样没有根据的言论。这种言论，英明君主是不听的。就象对于没有法度的言论一样，英明君主是不赞成的。所以说：“蜚蓬之问，不在所宾。”
  
  道行则君臣亲，父子安，诸生育。故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不顾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顾。”
  行“道”，君臣就亲近，父子就和睦，生命就繁育。所以明主的职责，在于行“道”，而不在小的事物上。燕雀，是事物中的小东西。所以说：“燕雀之集，道行不顾。”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故曰：“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明主的行动合乎理义，号令顺乎民心，诛杀与罪行相合，赏赐与功绩相称，所以他虽不用牛羊玉器祈祷于神鬼，鬼神也会帮助，天地也会支援，办什么事都得福。昏君的行动不合理义，号令逆乎民心，诛杀与罪行不相当，赏赐与功绩不相称，所以，虽用牛羊玉器祈祷于鬼神，鬼神也不帮助，天地也不支援，办什么事都得祸。所以说：“牺牲珪壁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宝币奚为？”
  君主的功绩，就是使国家富强。所以，国富兵强，诸侯就服从他的政令，邻邦也惧怕他的威力，虽然不用珍贵的宝币交结诸侯，诸侯也不敢侵犯他。君主的罪过，就是使国家贫弱。所以，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然用名器重宝来交结邻国，也不免于灭亡的祸患。所以说：“主功有素，宝币莫为？”

  羿，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明主，犹羿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后羿，是古代的善射者。他调和好弓箭而坚持掌握着。他操弓时，审明其高下，掌握必能射中目标的规律，故能百发百中。明主就象后羿一样，调和其治国的法度，审明其当废当立而坚持实行，掌握必治的规律，所以能做到多办事而事多办好。规律，使后羿必能命中，使君主必能治国。射箭的表面动作，不过是弓弦发出箭枝而已。所以说：“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
  造父，是善于驭马的。他爱护自己的马，调节它的饮食，度量马力了解它的速度，所以能驶行远路而马不疲累。明君也同造父一样，善于治理他的民众，度量民力，了解他们的技能，所以建立了事功而人民不感到疲困。所以，技艺方术，使造父驶行远路，使君主建立功名。至于驭马的表面动作，不过是掌握马的缰绳而已。所以说：“造父之术，非驭也。”

  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斫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奚仲的制造车器，方圆曲直都合乎规矩钩绳，所以机轴都很合适，用起来牢固快速，成器坚固持久。明君同奚仲一样，言词动作，都合乎方法策略，所以，各项治理都很适当，上下互相亲近。“巧”，使奚仲能制成车器，使君主能治好国家。至于木材的砍削，不过是刀斧的动作而已。所以说：“奚仲之巧非削也。”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故曰：“召远者使无为焉。”
  人民，有利则来，有害则去。人民趋利，就象水往下流一样，不管东西南北。所以，要招来民众，先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虽不招而民自至。如对他们有害，虽招而不来。所以说；“召远者使无为焉。”

  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莅民如仇雠，则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无实，诈伪并起，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故曰：“亲近者言无事焉。”
  统治人民要象父母一样，人民自然会亲近和爱戴。以纯厚来治理他们，用实惠来对待他们，虽然口里不说我亲近人民，人民也是会来亲近的。如把人民当作仇敌一般统治，人民自然就会疏远。治理他们不以厚道，对待他们没有实惠，欺诈和虚伪都用上了，虽然口头上说我要亲近人民，人民也是不会亲近的。所以说：“亲近者言无事焉。”

  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故曰：“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明君能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作用在于内心。所谓“夜行”意思就是“心行”。能做到内心行德，天下就没有人能够与之抗争了。所以说；“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力贤。所谓平原者，下泽也，虽有小封，不得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于高？”
  作君主的，害人；作父母的，残暴；作臣下的，不忠；作子、妇的，不孝。这四项是人的大过失。有大过失在身，虽有小的优点，不得称之为贤。所谓平原，是指低洼的地面。虽有小的土堆，不能算作高。所以说：“平原之径，奚有于高。”

  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虽有小过，不为不肖。所谓大山者，山之高者也，虽有小隈，不以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于深？”
  作君主的，惠民；作父母的，慈爱；作臣子的，忠君；作子、妇的，孝亲。这四项是人们的大德。有大德在身，虽有小过，不算不肖。所谓大山，是山中最高的。虽有小沟，不算作深。所以说：“大山之限，奚有于深。”

  毁訾贤者之谓訾，推誉不肖之谓讆。訾讆之人得用，则人主之明蔽，而毁誉之言起。任之大事，则事不成而祸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与任大。”
  毁谤诽议贤者叫作“訾讆”，吹捧不肖之徒叫作“誓讆”。“訾讆”之人得用，君主的聪明就被蒙蔽，而毁谤或者吹捧的谗言就起来了。若是任用这种人管理大事，那就把事情办坏而祸患临头。所以说：“訾讆之人，勿与任大。”

  明主之虑事也，为天下计者，谓之譕臣。譕臣则海内被其泽，泽布于天下，后世享其功久远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与远举。”
  明君考虑事物，为天下全局打算，这叫作谋虑远大。谋虑远大则海内都受到他的恩泽，恩泽施布于天下，后世享受他的功业，愈久远而利益愈多。所以说：“譕巨者可与远举。”

  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故曰：“顾忧者可与致道。”
  圣人总是选择好可以说的话而后才说，选择好可以做的事而后才做。苟得其利而有后来之患，苟得其乐而有后顾之忧，圣人是不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圣人“择言”一定考虑其后顾之累，“择行”一定要考虑其后顾之忧。所以说：“顾忧者可与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说，备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故圣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小人，不用正道来讨人欢喜，他总是迎合君意而苟且取悦于君，追求财利而苟且得其财利。这样的人，得利虽然很快，祸患的来临也很急。所以圣人总是远离他而不使用的。所以说：“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举一而为天下长利者，谓之举长。举长则被其利者众，而德义之所见远。故曰：“举长者可远见也。”
  办一件大事而为天下取得长远利益的，叫做“举长”。举长则受益的人众多，而德义的影响深远。所以说：“举长者可远见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天的材器大，所以能兼覆万物；地的材器大，所以能兼载万物；人君的材器大，所以能容纳各种事物而使众人信赖。所以说：“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贵富尊显，民归乐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故曰：“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贵富尊显，使人民拥戴感激，君主没有不愿意的。问题是要求人民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厌倦，人民才可以感怀。所以说：“欲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故其所得事者，常为身宝。小人之求事也，不论其理义，不计其可否，不义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尝为赖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圣人要干一件工作，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并估计其可能性。合于“义”则做，不合于“义”的则不做。有可能则做，没有可能则不做。所以他所做到的事情，常常是宝贵的。小人做一件事，不问它是否合乎理义，不估计可能与不可能。不义的做，不可能的也做。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是靠不住的。所以说：“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故曰：“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圣人对一件事情的承诺与否，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并估计其可能性。合于“义”则承诺，不合于“义”则不承诺；有可能则承诺，没有可能则作罢。所以他的诺言没有不兑现的。小人则是不义也承诺，没有可能也承诺，一张口就一定承诺。所以他的诺言是未必兑现的。所以说：“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谨于一家，则立于一家；谨于一乡，则立于一乡；谨于一国，则立于一国；谨于天下，则立于天下。是故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谨者不大立。”
  谨慎对待一家的事情，则可在一个家庭里有所建树；谨慎对待一乡的事情，则可在一个乡里有所建树；谨慎对待一国的事情，则可在一国里面有建树；谨慎对待天下的事情，则可在天下的范围有建树。因此，谨慎处事的范围小，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小；谨慎处事的范围大，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大。所以说：“小谨者不大立。”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飺者，多所恶也。谏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体也。主恶谏则不安，人飺食则不肥。故曰：“飺食者不肥体也。”
  海不排斥水，所以能够成为大海；山不排斥土石，所以能成为高山；明君不厌恶人民，所以能实现人口众多；士不厌学，所以能成为圣人。飺，就是挑拣食品太严重。纳谏，是为了安定君位的；吃东西，是为了强壮身体的。君主怕人进谏，君位就不安定；人们挑拣食品，身体就不肥壮。所以说：“飺食者不肥体。”
  
  言而语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无弃者。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弃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故曰：“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
  一讲话就讲道德忠信孝梯的，这是不能废弃的话。天公平而无私，所以美与恶无所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所以小与大无所不载。不能废弃的话，也是公平无私的，所以贤与不肖都可以应用。所以，不能废弃的语言，是同天地一样无私的。所以说：“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而责必备。夫虑事定物，辩明礼义，人之所长而蝚蝯之所短也；缘高出险，蝚蝯之所长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长责人，故其令废而责不塞。故曰：“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蝚蝯饮焉。”
  明君授官任事，用其所长，不用其所短，所以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昏君不懂得事物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而求全责备。比如考虑事情定计划，辩明礼义，是人之所长而却是猿猴之所短；爬高走险，是猿猴之所长而却是人之所短。用猿猴的所长要求人类，其政令就会失效而任务不能完成。所以说：“坠岸三仍，人之所大难也，而蝚蝯饮焉。”

  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乱主自智也，而不因圣人之虑；矜奋自功，而不因众人之力；专用己，而不听正谏，故事败而祸生。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明君做事，采用圣人的策划，使用众人的力量，而不用亲自去办。所以事成而得福。昏君自侍聪明，而不能运用圣人的策划；自己逞能，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一意孤行，而不听正谏。所以事败而生祸。所以说：“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虽不行于野，其养食马也，未尝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
  马，是用来骑乘到野外跑路的。所以，虽不在野外跑路，在养马喂马上，也不能懈怠其事。人民，是用来守国杀敌的。所以，虽不适守土战争，在治民养民上，也不能懈怠其事。所以说：“不行其野，不违其马。”

  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天生有四时，地生有万财，它们以此养育万物而不取任何报酬。明君是与天地相比配的。他教育人民按时生产，鼓励人民耕织，以此提高人民生活，而不肯自矜其功，独占其利。所以说：“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简慢，以之事主则不忠，以之事父母则不孝，以之起事则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懒惰简慢，以此事君就是不忠，以此事父母就是不孝，用此来办事就不成功。所以说：“怠倦者不及也。”

  以规矩为方圜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其成若神。故曰：“无广者疑神。”
  用规矩划方圆就能划成，用尺寸量长短就能量好，用法度、政策来治理民众就能安定。所以，事情不背于规范，其成效如神。所以说：“无广者疑神。”

  事主而不尽力则有刑，事父母而不尽力则不亲，受业问学而不加务则不成。故朝不勉力务进，夕无见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事奉君主而不尽力就要受刑，事奉父母而不尽力就无人亲近，受业问学而不加倍努力就没有成就。所以，早上不努力求进，晚上就没有成果。所以说：“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中无情实则名声恶矣，修行慢易则污辱生矣。故曰：“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内心信诚，名誉就美了；修身严肃认真，尊显就来了。内心不诚实，名声就坏了；修身简馒松懈，污辱就来了。所以说：“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
  为人君主而不懂君臣之间的道理来规正臣下，臣下就不会懂得作臣下的道理来事奉君主了。所以说：“君不君则臣不臣。”

  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
  为人父亲而不懂父子之间的道理来管教子女，子女也就不会懂得作子女的道理来事奉父亲了。所以说：“父不父则子不子。”

  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君臣相亲，上下协调，万民和睦，所以国君有命令，人民就会实行；上面有禁律，人民就不去违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协调，万民不和睦，所以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以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言辞慢，动作亏，衣冠惰，则臣下轻之。故曰：“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
  说话有信用，动作庄重，衣冠端正，臣下就严肃了。说话轻率，动作无礼，衣冠不整，臣下就轻慢了。所以说：“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

  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故动有仪则令行，无仪则令不行。故曰：“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
  仪法，是万物的准则法式。法度，是万民的仪表；礼仪，是尊卑的仪表。君主的举动合乎仪法，政令就能推行；不合乎仪法程式政令就不能推行，所以说：“连退无仪则政令不行。”

  人主者，温良宽厚则民爱之，整齐严庄则民畏之。故民爱之则亲，畏之则用。夫民亲而为用，王之所急也。故曰：“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作君主的，温良宽厚则人民爱戴他；整齐庄严则人民敬畏他。人民爱戴就同他亲近，人民敬畏就可以为他所用。人民亲近君主而又为君主所用，这是君主所最需要的。所以说：“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人主能安其民，则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君主能使人民生活安定，人民事奉君主就会象事奉父母一样。这样，君主有忧人民可以为他分忧，国家有难人民可以为国死难。若君主视民如粪土，人民就不会为他所用。君主有忧就不肯分忧，有难也不会死难。所以说：“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于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上施薄，则民之报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责，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故曰：“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人民之所以肯于守国杀敌至死而不后退，是因为君主对人民施加了厚惠。所以，君主施惠优厚，人民报答他也优厚；上面施惠微薄，人民报答他也微薄。如果施惠少而求索甚多，君主就不能从臣下手里得到，甚至父亲也不能从儿子手里得到。所以说：“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道，是扶持万物，使它们生长发展，而各自完成它们生命的。所以它或者可以用来治乡，或者可以用来治国，或者可以用来治理天下。所以说：“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了解“道”而用它来治理一个乡，使一乡父子相亲，兄弟和睦，习俗归正，使人民怀乐君上，安居乐业，成为一乡之主干的，这就是治乡的人材。所以说：“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人民归附有道的君主，如同饥饿时重视食品，寒冷时重视衣服，暑热时重视荫凉一样。所以，有道则民众归附，无道则民众离散。所以说：“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道，是用来改造人的自身而使人走向正理的。所以，一个有道在身的人，言语自能通达，行为自能端正，事君自能忠诚，事父自能孝顺，对人自能顺理。所以说：“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
  天的道，满而不外溢，盛而不衰竭。明君效法天道行事，所以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懈。所以能长守富贵，久有天下而不失。所以说：“持满者与天。”

  明主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祸安危者，必待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
  明君就是要解救天下灾祸，使天下危局趋于安定的。但救祸患与安危局，一定要依靠广大人民为其所用，然后才能办得到。所以说：“安危者与人。”

  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地大国富，民众兵强，这是繁荣的国家。虽然已经繁荣，如果没有深德厚惠来安定它，没有法度策略来治理它，国家还不是他的国家，而人民也还不是他的人民。所以说：“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上下离而不和，虽然表面安定，必将走向危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君主掌握天道，用来统治他的百姓，百姓就一心事奉君主，所以能够富贵而长久统治天下。如果违背天道，百姓就背叛而不服从，君主就危险而不得长久统治天下。所以说：“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乱主淫佚邪枉，日为无道，至于灭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无形。”
  人君努力积累学识韬略，遵行正理，则每日都有发展进步，以至于成就大的事业，而愚人是不理解的。昏君淫逸邪枉，每天干无道的事情以至于灭亡，而自己还不知道原因。所以说：“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无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桀，纣、幽、厉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古代三王五霸都是利天下的君主，故自身贵显而子孙蒙其德泽。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都是害天下的君主，故自身因伤而子孙蒙其祸害。所以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神农氏教民耕作生产粮食，以利人民。大禹亲身疏浚河道，铲高治低，以利人民。商场王和周武王征伐无道，诛杀暴君，以利人民。他们的行动虽有所不同，其有利于人民则一。所以说：“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栋生桡不胜任则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爱也，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则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动者，虽覆屋不为怨；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屋柱是新伐而又弯曲的木材，它不堪负荷而倒塌，人们并不埋怨，这是理该如此的。小孩子，是慈母所钟爱的，但他无缘无故地拆下屋瓦，慈母也要拿棍子打他。故理该如此的，虽房屋倒坍也埋怨不到它；而理不该如此的，拆屋瓦就一定要打棍子。所以说：“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垂。”

  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
  行事合于天道，出自公理，则远者都来亲近；废天道，按私心行事，则母子互相怨恨。所以说：“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然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世谓之圣王者，知为之之术也。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众，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僇者，不知为之之术也。故能为之，则小可为大，贱可为贵。不能为之，则虽为天子，人犹夺之也。故曰：“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
  古时候，周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不过万人，但是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后世称之为圣王，是因为他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多，而身死国亡，被天下所杀戮，是不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故善于为国的，小就可以变大，贱就可以变贵。不善于为国的，即使当了天子，人们也会夺取的。所以说：“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故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
  明君上不背天，下不废地，所以天给他有利的天时，地为他生产财富。昏君上违天道，下背地理，所以天不给他有利的天时，地也不给他生产财富。所以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虽地小而民少，犹之为天子也。桀纣，天之所违也，故虽地大民众，犹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
  古时候，周武王是天所帮助的君主，故虽土地小而人口少，仍然可以当天子。桀与纣，是天所抵制的君主。故虽土地大而人口多，仍然困辱而死亡。所以说：“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

  与人交，多诈伪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交。乌集之交，初虽相欢，后必相咄。故曰：“乌集之交，虽善不亲。”
  与人交友，多行诈伪，不讲真实，苟且谋取一切，叫作乌鸦般的友谊。乌鸦般的友谊，最初虽然亲密，后来一定反目。所以说：“乌集之交，虽善不亲。”

  圣人之与人约结也，上观其事君也，内观其事亲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后约结。约结而不袭于理，后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圣人同人家结交，在朝上要看他如何事君的，在家里要看他如何事亲的，一定要根据可靠的条件，然后才与他结交。结交而不根据可靠的条件，以后一定背叛。所以说：“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乱主与不肖者谋，故其计失；与之举事，故其事败。夫计失而事败，此与不可之罪。故曰：“毋与不可。”
  明君总是与圣人共同谋事，所以他的谋划得宜；与圣人共同举事，所以他的事业有成。昏君总是与不肖者共同谋事，所以他的计谋失误；与不肖者共同举事，所以他的事业失败。计谋失误与事业失败，这都是用人不可靠的过错。所以说：“毋与不可。”

  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夫令出而废，举事而败，此强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强不能。”
  明君用人总是衡量着每个人的力所能及，然后才加以使用。所以，命令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命令就能推行；使役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事情就能成功。昏君不衡量人的能力，命令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所以命令不能推行；使役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所以事业失败。令出而不行，举事而失败，这都是强加于“力所不及”的过错。所以说：“毋强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不信圣人之言也，而反害伤之。故圣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对于狂惑的人，若告诉他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他非但不相信圣人的话，反而加以伤害。所以圣人是不肯告诉他的。所以说：“毋告不知。”

  与不肖者举事，则事败；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令废；告狂惑之人，则身害。故曰：“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
  同不肖者共同举事，则事败；使人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则命令失效；把事理告知狂惑之人，则身受其害。所以说：“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

  常以言翘明，其与人也，其爱人也，其有德于人也，以此为友则不亲，以此为交则不结，以此有德于人则不报。故曰：“见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也。”
常常用言语宣传他对人友好，对人亲爱和对人有德，以此与人交友就不会亲密，以此与人交往就不会结好，以此施德于人就不会赢得报答。所以说：“见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故曰：“独任之国，劳而多祸。”
  明君不用他自己的智慧，而依靠圣人的智慧；不用他自己的力量，而依靠众人的力量。所以，用圣人的智慧思考问题，没有不了解的问题；用众人的力量举办事业，没有不成功的事业。能做到个人放手而依靠天下人的智慧与力量推动国事，那就自身安逸而多得其福了。昏君独用他个人的智慧，而不依靠圣人的智慧；独用他个人的力量，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所以他自身劳累而多遭祸患。所以说：“独任之国，劳而多祸。”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故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故曰，“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明君对内实行法度，对外实行理义。所以邻国亲近他，盟国信任他。有祸患邻国替他分忧，有危难邻国对他援救。昏君对内脱离人民，对外不取信于邻国。国有祸患没有人替他分优，国有危难没有人对他援救。内外都脱离了，孤立而无援，所以国弱而君辱。所以说：“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民不亲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明君的治理天下，一定任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女人求嫁夫家，必须通过媒人，而后家事成。因此，治理天下而不任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人民不会亲近；求嫁夫家而不通过媒人，则名声丑恶而没有信誉。所以说：“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见而有亲心焉者，有使民亲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明君，人们还没有见面就有了亲近之心，是因为他有使人亲近的治世之道。所以他总是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所以说：“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尧舜，是古代的明主。天下人不厌倦地推祟他，不厌倦地赞誉他，历时久远而不忘记他，是因为他有使人民怀念不忘的治世之道，所以，他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所以说：“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日月，昭察万物者也，天多云气，蔽盖者众，则日月不明。人主，犹日月也，群臣多奸立私，以拥蔽主，则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险秽不平易，则山不得见。人主，犹山也，左右多党比周以壅其主，则主不得见。故曰：“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日月，是照亮万物的。天空多有云气，掩盖的云层一多，日月就不那么明亮了。人君，就如同日月一样；群臣之中如果多奸邪之徒，树立私党，以蒙蔽君主，君主便不得明察其臣下，下情也不得上达。所以奸邪之臣愈多，君主愈受其蒙蔽。所以说：“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是物中最高的。但地面险恶不平，山也就看不见了。人君，就象山一样。左右近臣结党营私，以蒙蔽君主，君主也就看不清了。所以说：“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人君讲话不违背民心，不违弃礼义，他的话便足以安定天下，人们是唯恐他不多讲的。如果讲出话来使父子不亲，使君臣疏远，伤害天下的大众，这便是不应再说的错话，明君是不讲的。所以说：“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理，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人君自身行事端正，对待臣下有礼，与人相处有信，做出事来可为天下的表率，人们是唯恐他不多做一些事情的。如果自身行事不正，使用臣下暴虐，与人相处没有信用，所行之事为天下人耻笑，这是不可再做的错事，明君是不做的。所以说：“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复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贼暴也。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不应该再说的错话，这种话没有信用；不应该再做的错事，这种事害人至深。出言而无道，人民就不肯归附；行事而害人至深，天下就怨声载道。人民不归附，天下怨声载道，这是导致灭亡的根源，所以是明君所禁忌的。所以说：“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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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

  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冶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郭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簓，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辽远之地谋，边竟之士修，百姓无圉敌之心。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人君只要听信废止军备的议论，群臣宾客便不敢讲求军事。那么，既不知国内的情况是太平还是动乱，又不知国外的诸侯是强大还是虚弱。这样城郭就毁坏，无人筑补；盔甲、兵器就破败，无人修缮了。这样也就使国防的设备归于毁灭了。远方的国土失落，边境的战士偷惰，百姓也将丧失御敌的斗志。所以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然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胜也。彼以教士，我以驱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人君只要听信泛爱人类的议论，就会把天下的民众都看成他自己的人，把别的国家都看成自己的国。这样就没有兼并争夺别国的心机，也没有战败敌军敌将的事迹。那么，射敌和车战的勇士没有厚禄，消灭敌军敌将的功臣没有贵爵，这些射敌和车战的勇士就要投奔外国去了。自己不攻打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不能管住人家不攻打自己。敌国要求割地给他们，自然不是我们所满意的，不割地而与之战斗，又一定打不赢。人家用经过训练的士兵，我们用临时征集的乌合之众；人家用良将，我们用无能之辈。其败局一定是军士覆亡而将领被杀。所以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人君唯无好全生，则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养。生养何也？曰：滋味也，声色也，然后为养生。然则从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
  人君只要专好全生保命，群臣也就都来全生保命，而大讲养生之道。什么叫做养生呢？回答说：饮食滋味，声色享受，然后归结为保养生命就是了。那么，纵欲妄行，男女无别，就要返回到禽兽状态。那么，礼义廉耻就立不起来，人君就不肯自我约束了。所以说：“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

  人君唯无听私议自贵，则民退静隐伏，窟穴就山，非世间上，轻爵禄而贱有司。然则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
人君只要听信私立异说清高自贵的议论，人们就将要退身静处而隐匿行踪，窟居洞府而远就深山，反对世俗而对抗君上，看轻爵禄而无视官吏了。那么，君主对于他们简直是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所以说：“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

  人君唯无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则尊爵重禄也。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则贤者不为下，智者不为谋，信者不为约，勇者不为死。如是则驱国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人君只要喜好金玉财货，而且一定要得到它们，那么就必须有条件同它们交换。用什么来换取呢？只好用大官尊位，不然就是用高爵重禄。这样，不贤之辈就要在上面掌权了。那么，贤者将不肯甘为属下，智者将不肯设谋献策，信实的人将不肯相约办事，勇敢的人将不来效死。这样就等于把国家拿出来抛弃掉了。所以说：“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则群臣朋党，蔽美扬恶。然则国之情伪不见于上。如是则朋党者处前，寡党者处后。夫朋党者处前，贤、不肖不分，则争夺之乱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人君只听信结交朋党的议论，群臣就要搞朋党活动，讲话蔽美扬恶，那么，君主就无法了解情况的真假。这样就形成有朋党的活跃在台前，党羽少的被挤到台后。有朋党的人们在台前活动，贤者与不贤者就将无法分清，争夺的祸乱就要发生，而君主就将处在危险境地。所以说：“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听观乐玩好，则败。凡观乐者，宫室、台池，珠玉、声乐也。此皆费财尽力伤国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奸人也。而人君听之，焉得毋败？然则府仓虚，蓄积竭；且奸人在上，则壅遏贤者而不进也。然则国适有患，则优倡侏儒起而议国事矣。是驱国而捐之也。故曰：“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人在上位。”
  人君只要听信观乐玩好的议论，就会导致失败。凡观乐之事，不外是宫室、台池、珠玉与声乐之类。这都是浪费钱财、消耗民力、伤害国家的事情。而用这些东西事奉君主的都是奸臣。君主若是听信他们。怎么能够不败亡？那么，府库空虚了，积畜枯竭了，而且奸臣掌权，阻碍着贤者不得进用了。那么，一旦国家有难，优伶丑角之流就都起来议决国事了。这也就等于把整个国家拿出来抛弃掉了。所以说：“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臣在上位。”

  人君唯毋听请谒任誉，则群臣皆相为请。然则请谒得于上，党与成于乡。如是则货财行于国，法制毁于官，群臣务佼而不求用，然则无爵而贵，无禄而富。故曰：“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
  人君只要听信请托保举的议论，群臣就都来互相拉拢请托。那么，请托之风在上面发展，结党之事也就在乡中完成。这样，财货礼物在国内到处通行，法律制度也就在官府遭到破坏。群臣都努力发展私交而不求为国效力；那么，无爵位也可以成为贵者，无俸禄也可以发财致富。所以说：“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

  人君唯无听谄谀饰过之言，则败。奚以知其然也？夫谄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过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则谋臣死而谄臣尊矣。故曰：“谄谗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人君只要听信阿谀奉承、掩饰过错的议论，就会导致失败。为什么是这样呢？谄媚之臣是常常使君主不知悔过又不知改过的，所以君主受迷惑而自己尚不觉察。这样，就导致谋臣死亡而谄臣高升了。所以说：“谄谗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则下饶。故臼：“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法，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模拟四时的运行，来治理天下的。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它，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属于生长之事，是文；属于收藏之事，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模仿这些，来实行法令，来判断事理。凡有关法度之事，掌握不可以不正。掌握不正则判断不公，判断不公则治狱不完全合理，办事不完全得当。治狱不完全合理，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完全得当，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举办。功利事业不充分举办则国家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民间扰乱。所以说：“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天植者，心也。天棺正，则不私近亲，不孽疏远。不私近亲，不孽疏远，则无遗利，无隐治。无遗利，无隐治，则事无不举，物无遗者。欲见天心，明以风雨。故曰：“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于近亲，也不会加害于疏远。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疏远，则国财没有流失，民间没有冤案。国无失财，民无冤案，则事业没有不兴办起来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了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在风雨的情况上判明。所以说：“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万物尊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天者，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贵风雨者，为其莫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若使万物释天而更有所受命，释风而更有所仰动，释雨而更有所仰濡，则无为尊天而贵风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专在君，而有所分散，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万物都尊祟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崇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天的意旨的；所以贵风雨，是因为万物没有不靠风吹动、靠雨滋润的。若使万物离开天而接受另外什么东西的意旨，离开风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吹动，离开雨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滋润，那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势并且推行了政令。其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的掌握没有不在君主手里的。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而有所分散，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所以说：“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祸乱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所以说：“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今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冬既闭藏，百事尽止，往事毕登，来事未起。方冬无事，慎观终始，审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后难者，有始不足见而终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举，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轻行之，人轻行之，则必困难成之事；始不足见者，人轻弃之，人轻弃之，则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数困难成之事，而时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审察事理，慎观终始，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谓之妄举。妄举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冬天万物收闭，百事尽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乘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工作，开头感到容易而后来才发现困难；有的工作，开头不被注意而后来却无法补救。这往往是利途不能开发，国事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人们就轻易对待它，轻易对待，就一定办不到难成的大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人们就轻易放弃它，轻易放弃，就一定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经常办不到难成的大事，经常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的成就，有成就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害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成就，有成就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害后果，叫作轻举妄动。轻举妄动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所以说：“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故曰：“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凡是人君，都愿意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无礼义，则上下混乱而贵贱争夺。所以说：“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众之亲上乡意也，欲其从事之胜任也。而众者，不爱则不亲，不亲则不明，不教顺则不乡意。是故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乡意，从事胜任矣。故曰：“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凡是人君，都希望百姓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办事胜任。就民众来说，不爱护他们就不来亲近，不教训他们就不顺从君意。因此，英明君主总普遍施爱来亲近他们，宣明教训来引导他们，顺应他们力量，促进他们富足，爱惜他们的劳力，而不侵夺他们的农时，用这些为他们谋福利。这样，民众就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就胜任了。所以说：“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顺，事有称量。人心逆则人不用，事失称量则事不工。事不工则伤，人不用则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曰人，二曰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完善。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完善。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所以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成事以质者，用称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故曰：“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矣。”
  所谓成事以质，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行事；所谓取人以己，就是要考虑按“恕”道行事。考虑恕道，就是想着比照自己，自己所不接受的，不要施加于他人。所以说：“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拂)，用力苦则劳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曰劳矣。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怨起而不复反，众劳而不得息，则必有崩阤堵坏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头，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不完善而不断返工，所以叫作“劳”。君主用财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则发生怨恨。用财而造怨，所以叫作“费”(拂)。民众怨起而不得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所以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故曰：“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做什么；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但有法律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则行政管理不灵。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所以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故曰：“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僇犯禁以振之。”
  凡是人民，没有不恶刑而畏罪的。所以，人君要严加教训来告示他们，申明刑罚来做戒他们。所以说：“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胜六攻而立三器，则国治；不肖之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不治。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畏众，非禄赏无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畏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畏众，禄赏不足以劝民，则人君无以自守也。然则明君奈何？明君不为六者变更号令，不为六者疑错斧钺，不为六者益损禄赏。故曰：“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则国家称治；昏君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故国家不治。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虽不听法令而可以安然存在，虽违犯禁律而可以豁免罪刑，虽没有立功而可以发财致富。国家有不听法令而安然存在的情况，号令就不能推动臣下；有违犯禁律而免于刑罪的情况，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无功而发财致富的情况，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推动臣下，刑杀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人君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君主是不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为这六者疑止或施加刑杀，也不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的。所以说：“植固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姓，得其职姓，则莫不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凡是人君，都保护着亿万民众而占有他们，督察着亿万部族而使役他们。因此，他运用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作为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万物而没有例外，其恩惠无所不在；地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故无不生长繁育。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所以，万民没有不得到经常生计的。得到经常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所以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圣人法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则无遗善，无隐奸。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故曰：“参于日月。”
  日月的光明没有偏私，所以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地方；圣人效法它们，来烛照万民，所以能够明察，这就没有看不到的善良行为，也没有隐蔽得住的恶事。没有看不到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而坚定。赏罚准确坚定，则好事得到鼓励，坏事得到禁止。所以说：“参于日月。”

  四时之行，信必而著明。圣人法之，以事万民，故不失时功。故曰：“伍于四时。”
  四时的运行，准确、固定而明显。圣人效法它，使用万民，所以事情总是不失时效。所以说：“伍于四时。”

  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爱施所设，四固不能守。故曰：“说在爱施。”
  凡是民众，对他们爱护，他们就亲近；为他们谋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明君实行福利措施来招引他们，表明爱护之意来亲近他们。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就归附而不亲近；只爱护而不谋利，民众就亲近而不肯归附。爱与利兼而行之，那就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在战时，敌国的四境虽固都不能据守。所以说：“悦众在爱施。”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则不能尽有。故曰：“有众在废私。”
  凡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若是有了改变，对于财利若是有所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从了。所以说：“有众在废私。”

  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
  君主虽有爱民和施利的德惠，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也是不配朝会远方君主的。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家庭之间的名分，整饬男女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彰明显著，这样，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所以说：“召远在修近。”

  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是以明君之事众也必经，使之必道，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如此则众无郁怨之心，无憾恨之意，如此则祸乱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闭祸在除怨也。”
  关于“闭祸在除怨”，不是说有了怨才去清除，而是要保持所在之地经常不发生人怨。凡是祸乱的发生，乃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因此，明君管理民众一定要有原则，使役他们一定要有道德，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郁怨之心，也没有憾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至陷于危险。所以说：“闭祸在除怨。”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存乎任贤。”
  凡人君所以能保持尊严而安定，在于有贤的佐臣。佐臣贤，则君主尊严，国家安定，人民得治；得不到贤的佐臣，则君主卑辱，国家危殆，人民叛乱。所以说：“备长在乎任贤”。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人，没有不爱利恶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所以说：“安高在乎同利。”


明法解第六十七
  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英明的君主，掌握权谋策略而不可欺瞒，明确法度禁令而不能侵犯，分清上下职事而不容颠倒混乱。所以，群臣不敢行私舞弊，贵臣不能压制贱者，近臣不能阻碍远者，孤寡老弱不会丧失经常供养，国内尊卑分明而没有互相僭越的情况。这个就叫作治理得好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术者，下之所以侵上乱主也。故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故《明法》曰：“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犯朝廷扰乱君主的。所以，法度废而私术行，人君就没有依靠而陷于孤立，臣下就拉帮结派而形成朋党。这样就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个就叫作混乱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明君在上位，有必治的权势，群臣便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君，并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权势；百姓之所以争为君用，也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不得不被使用的人民；控制着“必尊”的势力，来制服不得不服从的臣子，这样就令行禁止，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所以，《明法》篇说：“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之治也，县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故《明法》曰：“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明君治国，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得利于君主，故君主能使役他们；立刑罚来镇慑人民，人民就将畏惧于君主，故君主能统治他们。所以，没有爵禄，君主就没有办法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没有办法镇慑人民。故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执行法度不行恶事，也不是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接受爵禄而躲避刑罚。所以，《明法》篇说：“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处卑贱，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
  君主，专擅生杀，据有威势，掌握令行禁止的大权来驾御他的群臣，这就是为君之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身职责，做好分内工作，这就是为臣之道。君行臣道则陷于混乱，臣行君道则陷于危亡。所以，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本。所以，《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恶死，则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杀之柄，专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尝有也。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专授则失。”
  人臣之所以惶恐而谨慎地事奉君主，是因为要求生存怕死。假使人们都不要求生存，都不怕死，那就无法控制了。生杀之权专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没有的。所以，国家治乱如不决定在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如不掌握在君主自身，而是旁落在下面，这就是寄生的君主。所以，为人君主专愿把权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专愿把法度送给别人，就一定有乱亡的祸事。这些都是亡国之君所走的道路。所以，《明法》篇说：“专授则失。”

  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竟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谓之灭。”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威严已经丧尽，权势已被剥夺，政令发不出去，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为所使，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控制，那么，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这种情况，乃是被欺灭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主之道，卑贱不待尊贵而见，大臣不因左右而进，百官条通，群臣显见，有罚者主见其罪，有赏者主知其功。见知不悖，赏罚不差。有不蔽之术，故无壅遏之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隔闭而不得闻。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谓之壅。”
  明君的做法，接触下层人士不等待贵臣介绍，进用国家大臣不依靠左右进言，对百官的联系是顺畅的，对群臣的了解是明白的。对受罚的，君主明见他的罪；对受赏的，君主知道他的功。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因为他有不受蒙蔽的办法，所以没有被“堕遏”的忧患。昏君就不是如此，他的法令通不到人民群众，被疏远隔绝而不得了解情况。这种状况，乃是被壅遏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间，而使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是因为揽夺君权。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贯彻，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发表，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这种情况，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乱主则不然，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故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明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明君，多听独断，听取意见的门户是很多的。对群臣的政策，也要求下级可以提醒上级，贱者可以评说贵者。所以奸臣不敢对他欺骗。昏君则不然，了解情况没有办法，裁决事情又不用参考验证。所以，无能的人上来，邪曲之臣专政，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忠臣想要设谋进谏的，又不得进用。这种情况，乃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具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人君治国，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所以，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结党而劫杀君主。所以，《明法》篇说：“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是用来统治海内而事奉宗庙的。私意，是可以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原则的，是可以蒙蔽君主、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法度得行则国治，私意得行则国乱。英明君主，虽对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虽对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留意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故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为也。故《明法》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明君治国，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道理。所以，对于当赏的，群臣不得推辞；对于当罚的，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等于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赏了无功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贪图侥幸而谋求向上讨好；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肯干的。所以，《明法》篇说：“不为惠于法之内。”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策之以数，则私无所立。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大凡君主没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使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所以治理国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淫乱抑制暴行莫有刑。贫者并非不愿意夺取富者的财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度不让他夺；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惧法度的惩治。所以，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奸邪就不会产生；暴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祸乱就起不来；群臣并进，都用政策来驾御，私术就无法建立。所以，《明法》篇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权势。所以，权势旁落在下，君就被臣控制；权势掌握在上，臣就被君控制。一个被蒙蔽的君主，并不是谁堵塞和封守着他的门户，然而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要求的什么也得不到，就是因为丧失了权势的缘故。所以，权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如果权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坚持独揽权势，而不与臣下共分；坚持独定法度政令，而不许出自臣下。所以，《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君，统一法规，建立准则，而且坚决地维护它们。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官吏，是牵制着人民生命的。所以明君治国，对于阻碍法令的就罚。这样，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无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赏也不必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明君，握有一种法度的控制力量，所以群臣都出于正确的治理而不敢行恶。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办事的，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使，合法则服从，不合法则抵制不动。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牵制，下面凭法度与上面办理事务。所以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行害人之心，进谗面谀之人不能用其机巧。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为非作歹。所以，《明法》篇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权衡，是用来计算轻重数字的，然而人们不去事奉它，并非心里不爱财，而是因为“权”不能替他创造数量的多少，“衡”不能替他创造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事奉权衡本身没有益处，所以不去事奉它。所以，有明君处在上位，官不能枉法，吏不能行私，人们看到事奉官吏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就不用财货行贿于官吏了。能做到权衡公正来处理一切事情，奸诈的人就不能行私。所以，《明法》篇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以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尺、寸、寻、丈这些单位，都是用来取得长短实数的。所以用尺寸计量短长，就万元一失。尺寸的计量，虽对于富贵众强的人们，不替他增长；虽对于贫贱卑辱的人们，也不替他减短。它是公平而没有偏私的，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制造错误。所以，《明法》篇说：“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只看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只看诽谤的人多，就处罚。这样一来，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臣无罪而受罚。功多而无赏，臣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行贿赂而得爵禄，恶浊的人就混进宫府；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高，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因此，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无私，则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务伤也。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奸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故《明法》曰：“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一般官吏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奸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人君若不对他的“罪过”调查核实，根据不实之词惩罚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所以，《明法》篇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则相为候望于主，下则买誉于民。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其所利害者，主听而行之，如此，则群臣皆忘主而趋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进其誉。”
  奸臣的败坏君主，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进行侦查，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重视，诽谤非同党的人让君主废黜。对他们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听而行之，这样，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所以，《明法》篇说：“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死伎，以进其誉。”

  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是故奸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则奸人为之视听者多矣。虽有大义，主无从知之。故《明法》曰：“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虽有不义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所以，《明法》篇说：“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奸邪不两进之势也。奸邪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也。唯恶之，则必候主间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明法》曰：“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凡是所谓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来治理天下的。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国治则奸臣困难，而坚持法度政策者尊显。所以，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觉悟，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则奸臣因伤，这乃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并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进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篇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恶也。失天下，灭宗庙，人主莫不恶也。忠臣之欲明法术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恶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则忠臣无从进其公正之数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君没有不愿意的。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君没有不愿意的。蒙蔽、欺骗、侵权、僧越，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失天下，灭宗庙，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忠臣修明法度、政策以实现国君的所愿，消除国君的所恶，奸臣的专权者，便用行私来进行危害，忠臣就无从进用他的公正政策了。所以，《明法》篇说：“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乱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劳；其行刑罚也，不以法令案罪过。而听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赏，主为赏之；臣欲有所罚，主为罚之。废其公法，专听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务其党，重臣而忘其主，趋重臣之门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昏君的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审查功劳；判处刑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查罪过。而全是听从权重之臣的主意行事。所以，重臣要赏的，君主就替他赏；重臣要罚的君主就替他罚。废其公法，专听重臣的主意。这样，群臣就发展私党，重视其臣而忘掉其君，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所以，《明法》篇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乱主则不然。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君的治理臣下，明确他们的职务，而监督他们完成。胜其任者留官，不胜其任才废免。所以群臣都竭尽能力来完成职务。昏君则不是这样行事的。所以群臣只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没有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只期望掌握重要部门而独专其利，只期望统治搜刮人民而独富其家。所以，《明法》篇说：“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主在上位，则竟内之众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职致治以安国家。乱主则不然，虽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故属数虽众，不得进也；百官虽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无其实。故《明法》曰：“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君在上面掌权，国内民众就都能尽心竭力来拥护君主，百官也分工治理来安定国家。昏、君在上面掌权就不是这种情况。虽然国内有勇力之士，却被大臣们私养起来，不让他事奉君主；虽然有圣智之士，却被大臣们私用起来，不让他治理国家。所以，统率的人数虽多，却不能进用；百官虽然完备，却不能支配。这种情况就是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所以，《明法》篇说：“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务尊主而不敢顾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而不敢相贵。乱主则不然，法制废而不行，故群臣得务益其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得务相贵。如此者，非朝臣少也，众不为用也。故《明法》曰：“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明君，使臣下尽力工作而守法，故群臣努力尊君而不敢顾其私家；使君臣本分明确，地位分明，故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私相抬举。昏君则不然，法度废而不行，故群臣可努力发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可以私相抬举。这种情况，不是朝臣少，而是众朝臣不为君主所用。所以，《明法》篇说：“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人主之张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诛盗贼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则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乱主之治也，处尊位，受厚禄，养所与佼，而不以官为务。如此者，则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君主的安官设吏，不只是尊重他们、厚养他们就算完事了，而是使他们遵行君主的法度，执行君主的政令，来治理百姓镇压盗贼的。因此，谁担任的官职大，那就爵尊禄厚；谁担任的官职小，那就爵低禄薄。爵禄，正是君主用来使用和治理官吏的。至于昏君的官员，则是处在尊高的地位，拿着优厚的俸禄，养着自己的党羽，而不以官职为本务。这种情况，官吏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明法》篇说：“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明君选拔贤者，对于号称有勇的人，用当兵作试验；对于号称有智的人，用当官作试验。在军队里试验有功的就提拔他，在官府里试验干得好的就任用他。所以，用战功的事实鉴定勇怯，用官职的治绩鉴定愚智，这样，勇怯愚智的表现，就象黑白一样分明了。昏君则不然，听言论而不试验，所以说假话的人也得以举用；任用人材而不试官，所以不肖者也没有什么困难。因此，英明君主用法度验证人的言论以求其实际，把官职放在人的身上以考其成果，是专靠法度取人而不搞个人举荐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夫破军杀将，战胜攻取，使主无危亡之忧，而百姓无死虏之患，此军士之所以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内，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万民欢尽其力而奉养其主，此吏之所以为功也。匡主之过，救主之失，明理义以道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凡所谓功劳，乃是指安定国君，谋利于万民的。破敌军，杀敌将，战而胜，攻而取，使君主没有危殆灭亡之忧，百姓没有死亡被俘之患，这是军士用来作为功劳的。奉行君主的法、度，管好境内的政事，使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势众的不残害人少势弧的，万民竭尽其力来事奉君主，这是官吏用来作为功劳的。匡正君主的过错，挽救君主的失误，申明礼义以开导君主，以致君主没有邪僻的行为，也没有被欺蒙的忧患，这是大臣用来作为功劳的。所以明君的治国，分清职务而考计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罚，赏罚之所加，各得其宜，而君主不用搞私人干预。所以，《明法》篇说：“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见过而后废之。如此则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废而莫之能举。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君治国，分辨是非，考察事物情况，都是用法度审核。合于法度则实行，不合则不实行。客观成果能证实其人的主张，就给予赏赐；不能证实者，给予惩罚。所以，对所谓有智能的人，必须见到成果而后才用他；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必须见到罪过而后才免他。这样，士人就可以下情上通而无人能够妒忌，不肖者就困窘失败而无人能够举用。所以，《明法》篇说；“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如此则群臣之举无功者，不敢进也；毁无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明君的治国之道，是定出人民所喜欢的措施来促使他们立功，所以规定爵禄鼓励他们；定出人民所厌恶的措施来禁止他们行恶，所以规定刑罚震慑他们。因此，按其功而行赏，按其罪而行罚，这样则群臣即使夸誉无功的人，也不敢进用，即使诽谤无罪的人，也不可能废免。所以，《明法》篇说：“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杀，主之分也；县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势尊显，主之分也；卑贱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从，臣之分也。故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其分画之不同也，如白之与黑也。故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如此，则下之从上也，如响之应声；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随形。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求则得。此之谓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控制群臣，专擅生杀，是君的本分；牢记君令，接受节制，是臣的本分。威势尊显。是君的本分，卑贱畏敬，是臣的本分。令行禁止，是君的本分；奉法听从，是臣的本分。所以君臣之间的高下地位，有如天之与地；其划分的差别，有如白之与黑。所以，君臣的界限分明，就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这样，臣下服从君主，就象回响适应声音一样；臣下效法君主，就象影子跟随身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而下面响应，君主行事而臣子听从；令则行，禁则止，求则得，这就是所谓容易治理。所以，《明法》篇说：“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故《明法》曰：“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明君有一套策略来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献出他们的智能，贡献他们的专长。因此，智者便献出他的计策，能者便献出他的成果。用他们的前言核对后果，所贡献的合宜，就赏赐他；不合宜，就惩罚他。设官任吏治民，都根据法度检查成果。遵循法度而又以法治理之，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所以，《明法》篇说：“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巨乘马第六十八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谣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干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管子曰：“策乘马之数求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
  管仲接着说：“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那些成王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所以能五谷丰收。但是五谷丰收后，战士就往往轻视爵禄，百姓也难免轻视国家奖赏。那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能使农民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了利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就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桓公曰：“何谓策乘马之数？”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櫎，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
  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说：“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的。”桓公说：“到底什么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百亩田的农民们，下达一个通令说：‘这个大约二十五天的时间，归你们自己进行春耕，国家并发给你们贷款。’到了大秋，五谷大熟，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你们的贷款，都要折成粮食偿还，而且要送交州、里的官府收藏。’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就可使粮价提高二十倍。于是又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备用。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这便在国内粮食价格上，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供应，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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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正音和翻译


乘马数第六十九

  桓公问管子曰：“有虞策乘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马，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战国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国常失其地用。王国则以时行也。”桓公曰：“何谓以时行？”管子对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
  桓公问管仲说：“古代虞国是早已实行经济的计算筹划了，我也想实行它，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从事战争的国家致力于城池的修建，所以，这类国家常常耽误它们的农业生产。成王业的国家则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桓公说：“何谓按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管仲回答说：“发布平准的号令，既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又及时掌握物价政策，因而经济上开放收闭的主动权全在国家，不直接求索于百姓就是了。”

  “霸国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间而用足。王国守始，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国用三不足则加三焉，国用四不足则加四焉，国用五不足则加五焉，国用六不足则加六焉，国用七不足则加七焉，国用八不足则加八焉，国用九不足则加九焉，国用十不足则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今至于其亡策乘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策，又失诸夏秋之策数也。民无�髀糇邮�矣。猛毅之人淫暴，贫病之民乞请，君行律度焉，则民被刑僇而不从于主上。此策乘马之数亡也。”
  “成霸业的国家只能掌握财富的一半，君主与民间总是游动在半数之间来保持国用充足。成王业的国家，由于掌握财富产生的开始，使国家财用缺一补一，缺二补二，缺三补三，缺四补四，缺五补五，缺六补六，缺七补七，缺八补八，缺九补九，缺十补十。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至于那种不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国君，春秋冬夏，不分年始年终，兴工动众；建筑宫室台榭。百姓不能经营农事，君主还不知道他已失去了春天的理财时机，又丢掉了夏天、秋天的理财时机。人民饥饿而卖儿卖女的多起来了。强悍的人发生严重暴乱，贫病之民乞讨求食，国君若动用法律制裁，人民则宁受刑杀也不肯服从君主。这都是没有运用计算筹划理财方法的结果。”

  “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斗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谓持流？”管子对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时守也。君不守以策，则民且守于下，此国策流已。”
  “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应当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桓公说：“何谓控制流通？”管仲回答说：“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五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四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三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只够两人食用的。他们都是花费同样劳力种地的。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这就是国家理财政策在按时进行控制了。如果君上不用政策去控制流通，富民商人就会在下面控制，这样，国家的理财政策就落空了”

  桓公曰：“乘马之数尽于此平？”管子对曰：“布织财物，皆立其赀。财物之货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桓公说：“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仲回答说：“对布帛和各种物资，也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资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粮食则单独定其贵贱。”桓公说；“单独定其贵贱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则百物贱，粮价贱则百物贵。”

  公曰：“贱策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
  桓公说：“经常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还要怎么办？”管种回答说：“对郡县上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掌握市场的收放大权，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叫作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



事语第七十一
  桓公问管子曰：“事之至数可闻乎？”管子对曰：“何谓至数？”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事的最佳办法，可以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什么叫最佳办法？”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的管辖，方圆干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夭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脆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舆。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问管仲说：“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管仲回答说：“佚田的话不对。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礼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握天下。佚田的话是不对的。”管仲接着说：“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做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有训练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桓公说：“好。”




海王第七十二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我要对人口征收赋税，又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收闭情欲。”桓公说：“那么，**什么来管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桓公说：“什么叫作专营山海资源？”管仲回答说：“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桓公说：“什么叫作征税于盐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一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这是大概数字。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一钟就是二千，十钟就是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人口总数千万人。合而算之。约计每日可行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可行六千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征人口税的当征为数为一百万人，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假设君上发令说：我就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了，那就一定会引起全国大喊大叫地反对。现在取给于盐的政策，即使百倍归于君主，人们也是无法规避的，这就是理财之法。”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
  “现在铁官的理财方法是这样的：每一妇女必须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然后才能够做她的事；每一耕者必须有一把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必须有一斧、一锯、一锥、一凿，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不具备上述工具而能做成上述事情的人，天下无有。使针的价格每根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剪刀每把加价六钱，五六三十，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铁铧每个加价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其他铁器的价格高低，均可准此而行。那么，只要人们动手干活，就没有不负担这种税收的。”

  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数也。”
  桓公说：“那么，没有山海资源的国家就不能成王业了么？”管仲说：“可以依靠别国的山海资源加以借用。让有海的国家，把盐卖给本国，以每釜十五钱的价格买进，而官府专卖的价格为一百。本国虽不参与制盐，但可以接受别人的生产，用加价推算盈利。这就是利用他人条件的理财方法。”


国蓄第七十三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不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且道有饿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春耕时放贷于民，用以敛收丝绸；夏锄时发放贷款、用以收购秋粮。这样、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国家也不会流失财利于私商了。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行而不尽也。故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籴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廪食，十人得余；十人廪食，百人得余；百人廪食，千人得余。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粮食是万物之主。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粮价低则万物必贵。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而涨落不同。所以，君主要驾御粮价与物价的交替涨落，在其涨落变化中进行掌握，即使不向万民征税，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若是征收房屋税，会造成毁坏房屋；若是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若是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若是按人丁收税，会断绝人们情欲；若是按门户收税，无异优待富豪。这五者不能全面实行。所以，成王业的君主虽然每一种都曾用过，但不能同时完全采用。因此，天子应该靠运用货币来“征”得收入，诸侯应该靠买卖粮食来“征”得收入。粮食在中等年景，每卖出一石如果加价十钱，每月成年男子吃粮四石，就等于每月征收四十钱的税；成年女子吃粮三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三十钱的税；小孩吃粮二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二十钱的税。若是凶年谷贵的情况，买粮每一石加二十钱，则成年男子每月纳八十钱的税；成年女子纳六十钱的税，小孩纳四十钱的税。这样，人君并不需要下令挨户征税，只认真掌握粮食的生产和贮备，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没有不纳税的了。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十人交人丁税还有余；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百人交人丁税还有余；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就比千人交税还有剩余了。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这样，即可以调剂物价高低，君主又能够得其好处。

  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半。万乘衢处，壤削太半。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处，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间，夫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捍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乡。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系累获虏，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臧殚于继孤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用，故谓托食之君。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诫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
  前有万乘之国，后有千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抵国”。前有千乘之国，后有万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距国”。国土见方，四面受敌，这种国家叫作“衢国”。以百乘小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其君主谓之寄食之君。干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将被削去大半。万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也将被削去少半。什么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敌的寄食之君呢？以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处在干乘与万乘大国的威胁与包围之中。一旦大国之君不和，互相举兵相攻，必然会把这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即使有战果小国也不得享受。而小国的大臣战死在外，还需要分封土地酬功；将士俘获敌虏，还需要分给奖赏加禄。结果，土地全用于论功行赏，税收积蓄全用于抚恤将士的遗孤了。这样的国君仅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没有领土。号称拥有百乘的国家力量，实无一尺的用武之地，所以叫寄食的君主。那么，大国财力空虚，小国财用耗尽，怎样才能补给呢？办法是：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千乘的中等国家，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再根据年景的丰歉，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然后干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正确运用号令．而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然后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
  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饥，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现在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命令规定限十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一。命令规定八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二。命令规定限五天交齐，财物价格就下降一半。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九。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钱币，而是运用轻重之术的号令来征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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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正音和翻译

山国轨第七十四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国家统计理财工作的管理。”管仲回答说：“土地有统计，人口有统计，需用有统计，常费有统计，货币有统计，乡有统计，县有统计，整个国家都要有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方法而想要主持国家，不行。”

  桓公曰，“行轨数奈何？”对曰，“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桓公说：“实行统计理财方法应该怎么办？”回答说：“一个乡有土地多少？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全年计算供应人食后，余粮多少？还有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多少？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多少？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的情况。”

  桓公曰：“何谓别群轨，相壤宜？”管子对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民有过移长力，不以本为得，此君失也。”
  桓公说：“为什么要用另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情况呢？”管仲回答说：“有生长芜蒲的沼泽地，有生长竹箭檀朽的山地，有污下潮湿的低洼地，有生长鱼鳖的水溏地。这四种土地，君主若都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从产品上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们征税。至于亩产十鼓的上等土地，君主若不纳入统计来控制其产品，富民商人就要来控制。他们手中有钱，从不以务农为重，这便是君主的失策了。”

  桓公曰：“轨意安出？”管子对曰：“不阴据其轨，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谨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众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谓邻县曰：‘有实者皆勿左右。不赡，则且为人马假其食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
  桓公说：“统计预测的内容怎样产生？”管仲回答说：“此事如不保守机密，朝廷就将受制于下面的富民商人。”桓公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一个乡土地多少？吃粮人口多少？一乡从事纺织的妇女有多少？余布有多少？认真巡视各州各里后，有的情况是：‘地多少，人多少，粮食不够有多少。’有的情况是：‘地多少，粮食剩余有多少。’必须调查出一个标准数据来。这叫作总体的统计。然后就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是全年口粮不够消费的，也要借钱给他们，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据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我所贷给你们的共多少钱？乡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比例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因为上等土地的余粮被官府掌握起来，中等土地又无法补足山地的缺粮，故粮价将上涨十倍。但山地农户因已有国家贷款，接济其不足，也不至于过分损失。只是上等土地的余粮及时被国家掌握，使粮价坐长了十倍。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合同按乡、市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回粮食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了。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集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说：‘国君将巡行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四周都由此影响粮价，粮价又坐涨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这样，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了，币值又要上升了。全国的百都百县，其统计理财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首先使粮价坐长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再其次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万物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都集在官府，万物价格乃上涨十倍；府官便按照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的国家统计理财工作，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不必向民间直接求索。所以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

  桓公间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宠、累箕、胜、籯、屑、��，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
  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

  桓公曰：“善。吾欲立轨官，为之奈何？”管子对曰：“盐铁之策，足以立轨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对曰：“龙夏之地，布黄金九千，以币赀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币。周岐山至于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币称贫富而调之。周寿陵而东至少沙者，中田也，据之以币、巨家以金、小家以币。三壤已抚，而国谷再什倍。粱渭、阳琐之牛马满齐衍，请驱之颠齿，量其高壮，曰：‘国为师旅，战车驱就敛子之牛马，上无币，请以谷视市櫎而庚子。’牛马在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马归于上。”
  管子曰：“请立赀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外皆为赀壤。被鞍之马千乘，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
  桓公说：“好，我想筹办一个统计理财的机构，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利用盐铁专营的收入，就足够办好这个机构了。”桓公说：“筹办后怎样展开工作？”管仲回答说：“在龙夏地区，贷放黄金九千斤，可以用钱币辅助黄金。大户用金。小户用币。在歧山周围至峥丘以西的塞丘地区，是山地之田，只贷放钱币，而且按贫富分别调度。在寿陵周围往东至少沙一带，是中等土地，也用贷款控制，大户用金，小户用币。三个地区的出产都已掌握起来以后，粮价就可以涨二十倍。梁渭、阳琐两家的牛马遍齐国田野，请去区分一下牛马的岁口，验看一下它们的高壮程度，然后就对这两家说：‘国家为建设军队，将为配备战车征购你们的牛马，但国家手里无钱，就用粮食按市价折算偿付。’这样，牛马为国家掌握，粮食归此两家。两家把粮食出卖以后，粮价回到原来的水平，牛马则落到国家手中了。”
  管仲接着说：“请国家与人民订立合同，有田者加倍贷放预购款。内地可不办，边地都是订合同的地区。这里可用之马足够配备千辆兵车，齐国战车的配备，就在这里解决，不必向民间求索。这也就免除按丘、邑等单位向居民征课马匹了。”

  “国谷之朝夕在上，山林廪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轻重在上。行田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宫中四荣，树其余曰害女功。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楂，把以上者为室奉，三围以上为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
  管子曰：“盐铁抚轨，谷一廪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无怨咎。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
  “国内粮价的涨落决定于国家，山林和库藏械器的价格涨落决定于国家，春秋冬夏的物价高低也决定于国家。下一步还要巡行各地的农田，凡在田地里面植的树，都把它叫作粮食之害来除掉。凡房屋四周不种桑树而要种其他杂木的，都斥为妨害妇女养蚕禁止之。使盖房子、造器械的人们，不靠国家的山林就没有其他来源。然后，君主就可以确定三个等级的租税：树粗不足一握的叫小木散柴，一把以上的为建筑用材，三围以上是制造棺停的上等木材；小木散柴应收租税若干，建筑用材应收租税若干，棺停用材应收若干。”
  管仲说：“用盐铁的收入来办理统计理财事业，可以使粮食经过囤积而一涨为十，国家得利九倍，人民还照常衣食服役，安而无怨。现在又免除田赋，收税于山林资源：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就象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这就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山权数第七十五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饘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权之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梁山之阳綪��、夜石之币，天下无有。”管子曰：“以守国谷，岁守一分，以行五年，国谷之重什倍异日。”管子曰：“请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顾之，立黔落。力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不备天权，下相求备，准下阴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之本也。故平则不平，民富则不如贫，委积则虚矣。此三权之失也已。”
  桓公曰：“守三权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大丰则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对曰：“隘则易益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以阨守丰，阨之准数一上十，丰之策数十去九，则吾九为余。于数策丰，则三权皆在君，此之谓国权。”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桓公说：“好。我想实行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梁山南面所产的綪茜和山东掖县一带的石壁，是天下稀有的珍宝。”管仲接着说：“用这些东西换取粮食，每年贮备一分，行之五年，国家就有力量使粮价比以前上涨十倍。”管仲接着说：“要铸钱立币，拿出两年的贮备粮雇人采铜，建立冶铜铸币的场所。但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国家不能防备天时水旱之变，民间只好互相借贷以求自备，等于使人民私相奴役。这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均平变为不均平，富裕沦为贫穷，国家积累就陷于空虚了。这就是天地人三种权变都没有掌握的表现。”
  桓公说：“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如果大丰收的年份，完成国家长期贮备的一半；歉年也要完成一半。”桓公说：“歉年应当补助，为什么也要完成一半呢？”管仲回答说：“歉年则粮价容易增高，一可为十，十可为百。用歉年掌握丰年，歉年的粮食价钱，一斤可以买上十斤粮；丰年的收粮数字，十斤可以省下九斤钱。国家就有九倍的赢利。然后再用轻重之术策划丰年粮食的经营，‘三权’都将由君上掌握了。这就是国家的通权达变。”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国制。”管子对曰：“国无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谓国无制，地有量？”管子对曰：“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粟贾一，粟贾十，粟贾三十，粟贾百。其在流策者，百亩从中千亩之策也。然则百乘从千乘也，千乘从万乘也。故地有量，国无策。”桓公曰：“善。今欲为大国，大国欲为天下，不通权策，其无能者矣。”
  桓公问管仲：“请问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因土地有产量的差别。”桓公说：“何谓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是因土地有产量之别么？”管仲回答说：“上等地亩产十石，中等地亩产五石，下等地亩产三石，其余都属于荒地。一个农民，一般种田百亩。市场粮价在上述四类地区必然反过来分别表现为一、十、三十和一百。那种精通商品流通理财之法的国家，百亩地的收益就可以赶上并等于千亩地的收益数字。那么，百乘之国就赶上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就赶上万乘之国了。所以，土地若没有各种不同的产量，国家就不存在所谓理财之策，自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策。”桓公说：“好。如今想成为大国，进而由大国统一天下，不懂得通权达变的理财之策，看来是无所作为的了。”

  桓公曰：“今行权奈何？”管子对曰：“君通于广狭之数，不以狭畏广；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此国策之大者也。”
  桓公曰：“善。盖天下，视海内，长誉而无止，为之有道乎？”
  管子对曰：“有。曰：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
  桓公曰：“何谓决塞？”
  管子曰：“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乘轻而守之以策，则十之五有在上。运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终复。此长有天下之道，谓之准道。”
  桓公说：“现实行权变之策，后果又将如何？”管仲回答说：“君上若通晓广狭的理财之术，就不致因为国土小而怕国土大的；若通晓轻重之术，就不会因为资财少而怕资财多的。这乃是国家理财政策的大事。”
  桓公说：“好。那么要用它统一天下，治理海内，并永远垂誉无穷，有办法做到么？”
  管仲回答说：“有。那就是：使经济统计工作掌握理财方法，使物价调节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采取措施在物资尚未形成以前，控制成果在事情已成之后，使财物一变为十，九倍为国家赢利。号令缓急的方法轻重之策的作用，就在于使财物一个增长为十个，十个增长为一百。然后再把十成的收入对开，用半数的五分之四为贮备，另外的半数则用来搞理财措施，由君主操纵经济上的开放与收闭。”
  桓公说；“什么叫开放与收闭？”
  管仲说：“君主不提倡仁，国人就没有互助的风气；君主不提倡慈孝，人们就怠慢双亲而轻于犯过。这是最大的祸乱。君主就要把上述理财成果中的十分之一，用来树表柱立高门表彰仁孝。对于乡中的孝子都送礼聘问，孝子的兄弟不论多少都免服兵役。由于树表柱立高门提倡仁与慈孝，社会财物将广为施散而轻贱下来。国家乘此轻贱之机而运用理财之策掌握之，十分之五的财物又进到国家之手。再运用五成财物继续按照从前的办法去做，象日月不停地运转一样进行。这便是长久享有天下的办法，也可以称之为‘平准之道’。”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
  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澹，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
  桓公曰：“何谓五官技？”
  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利用教育的理财方法。”
  管仲回答说：“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这样做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级积蓄都很充裕。然后就给物资流通划定四方限界，在境内灵活掌握号令的缓急，吞吐物资，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为做好这些还需要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
  桓公说：“何谓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
  管仲说；“文笔好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天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一种措施。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懂‘时’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候说明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懂‘春秋’的官，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

  桓公问于管子曰：“权棅之数吾已得闻之矣，守国之固奈何？”
  曰：“能皆已官，时皆已官，得失之数，万物之终始，君皆已官之矣。其余皆以数行。”
  桓公曰：“何谓以数行？”
  管子对曰：“谷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辅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贫，下贫而君富，此之谓事名二。国机，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缪而已矣。”
  桓公曰：“何谓度法？何谓禁缪？”
  管子对曰：“度法者，量人力而举功；禁缪者，非往而戒来。故祸不萌通而民无患咎。”
  桓公曰：“请闻心禁。”
  管子对曰：“晋有臣不忠于其君，虑杀其主，谓之公过。诸公过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晋之过失也。齐之公过，坐立长差。恶恶乎来刑，善善乎来荣，戒也。此之谓国戒。”
  桓公问管仲说：“利用权柄的理财方法，我已经明白了，要维护国家巩固又该怎么办呢？”
  回答说：“有专能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懂天时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通晓得失规律、万物始终的人才，君上都已经授官使用了，其余则依照一般方法管理就行了。”
  桓公说：“何谓按一般方法管理？”
  管仲回答说：“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知识是人们治事的帮助。但百姓知识多了君主就可能愚昧，就好象民富则君贫，民贫则君富一样。这叫作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国事的关键，全在于政策缓急得当；为君之道，全在于设计法度得宜；人心的整治，全在于禁止邪恶产生。”
  桓公说：“何谓设计法度得宜？何谓禁制人心邪恶？”
  管仲回答说：“设计各种法度，要注意量力行事；禁制人心邪恶，要注意惩前毖后。这样，祸事就不会发生，百姓也没有犯罪的忧虑了。”
  桓公说：“再请谈一谈禁制人心的邪恶。”
  管仲回答说：“晋国有臣不忠于国君，想杀害君主，属于政治性的大罪。对所有犯罪的各家，晋国一律都判定他们全家不准任职事君。这就是晋国的不对了。齐国处理此等事件，则按照主从分别定罪。惩治坏人用刑罚，表彰好人用奖赏，这就是戒止人心邪恶的做法。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之为‘国戒’。”

  桓公问管子曰：“轻重准施之矣，策尽于此乎？”
  管子曰：“未也，将御神用宝。”
  桓公曰：“何谓御神用宝？”
  管子对曰：“北郭有掘阙而得龟者，此检数百里之地也。”
  桓公曰：“何谓得龟百里之地？”
  管子对曰：“北郭之得龟者，令过之平盘之中。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赐若服中大夫。’曰：‘东海之子类于龟，托舍于若。赐若大夫之服以终而身，劳若以百金。’之龟为无赀，而藏诸泰台，一日而衅之以四牛，立宝曰无赀。还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乡再拜，入粟，不敢受宝质。
  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为子者不知此数。终受吾质！’丁氏归，革筑室，赋籍藏龟。还四年，伐孤竹，谓丁氏之粟中食三军五月之食。桓公立贡数：文行中七，年龟中四千金，黑白之子当千金。凡贡制，中二齐之壤策也，用贡：国危出宝，国安行流。”
  桓公曰：“何谓流？”
  管子对曰：“物有豫，则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为天下者，操于二豫之外。”
  桓公曰：“何谓二豫之外？”
  管子对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桓公问管仲说：“上述轻重平准之法都付诸施行以后，理财之策是否就此结束啊呢？”
  管仲回答说：“没有，还有御神用宝。”
  桓公说：“何谓御神用宝？”
  管仲回答说：“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用这龟就可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
  桓公说：“何谓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
  管仲回答说：“让得龟者把龟放在大盘里。君上立即派出使臣，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还说：‘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样子象龟，寄居在你的家里，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终身享用，并给你百斤黄金的报酬。’于是把这龟奉为无价的贵物而收藏在大台之上，每天要血祭四条牛，立名为无价之宝。过四年后，征孤竹国，了解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丁氏向北再拜领命，送到粮食，但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里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辅设垫席，把龟收藏起来了。过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时候，即可公开宣布丁家粮食确实满足三军吃了五个月。桓公再举办一种利用贡龟的理财办法：确定文行价值七千金，年龟价值为四千金，黑白子的龟价值为一千金。凡用贡龟制度所得收入，相当两个齐国领土的数字。贡龟的使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就把它作为宝物抵押出去，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让它在物资流通中起作用。”
  桓公说：“何谓流通中的作用？”
  管仲回答说：“市场物价若出现投机诈骗的现象，则国无理财之法而民无生活之路。所以，善治天下者，要掌握粮食、钱币两大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
  桓公说：“何谓两个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
  管仲回答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万金的库藏龟宝，千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千金的库藏龟宝，百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百金的库藏龟宝。利用这种后备的宝物，同国家政策号令的进退相结合，这就可以叫做乘时调节市场的物价。”


  山至数第七十六
  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贫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凛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凛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有人教我，谓之请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对曰：“何谓百能？”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若此则可以为国乎？”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请士所谓妄言也。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问于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而夺于其下。何数也？”管子对曰：“君分壤而贡入，市朝同流。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轨出之属也。”
  桓公曰：“天下之数尽于轨出之属也？”
  管子曰：“今国谷重什倍而万物轻，大夫谓贾之：‘子为吾运谷而敛财。’谷之重一也，今九为余。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国岁反一，财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财物在下，币之九在大夫。然则币谷羡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时出。熟谷之人亡，诸侯受而官之。连朋而聚与，高下万物以合民用。内则大夫自还而不尽忠，外则诸侯连朋合与，熟谷之人则去亡，故天子失其权也。”
  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从前周朝享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行于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夺了。下面是用的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国君在不同地区得到贡物，是放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这样，利用黄金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江阳之珠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个办法。这叫作以少变多，以小变大，也属于轻重之数的范围。”
  桓公说：“天下的理财方法全属于轻重之术么？”
  管仲说：“例如现在粮价上升十倍而其他物资价格尚低，大夫便把商人找来说：‘请替我贩卖粮食而收购其他物资。’如果粮食原价为一，这就有九倍盈利。由于粮贵而其他物资尚贱，这样，大夫就买进来九倍的物资。待粮价恢复原状，又把这九倍的物资加价销出去。货物推销到民间，九倍的货币又进入大夫之手。结果钱、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天子成了客位，大夫却随时出头露面。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他们结聚朋党，操纵物价，包揽市场民用。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党。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
  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
  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之于吾国。”
  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国之广狭、壤之肥墝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泰春，国谷倍重，数也。泰夏，赋谷以市櫎，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泰秋，田：‘谷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民曰：‘无币以谷。’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归于上。君用民，以时归于君。藏轻，出轻以重，数也。则彼安有自还之大夫独委之？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正，臣櫎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
  桓公又问管仲说：“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办法做到么？”
  管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
  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交售粮食。粮价与时价相同，为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结果，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囤积低价的粮食，再用高价卖出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使粮价加倍提高，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这种‘以重藏轻’的政策，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会。”
  管子对曰：“君失大夫为无伍，失民为失下。故守大夫以县之策，守一县以一乡之策，守一乡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
  桓公曰：“其会数奈何？”
  管子对曰：“币准之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策，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时守郡为无与，不以时守乡为无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
  管子对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
  桓公曰：“何谓藏于民？”
  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终岁十钱。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出于国谷策而藏于币者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复策也。大夫聚壤而封，积实而骄上，请夺之以会。”
  桓公曰：“何谓夺之以会？”
  管子对曰：“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谷相靡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什于重。君以币赋禄，什在上。君出谷，什而去七。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仁义也。五谷相靡而轻，数也；以乡完重而籍国，数也；出实财，散仁义，万物轻，数也。乘时进退。故曰：王者乘时，圣人乘易。”
  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管仲回答说：“国君对大夫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部属；对百姓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基础。掌握大夫经济情况要根据一个县的调查计算，掌握县要根据一个乡的调查计算，掌握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调查计算。”
  桓公说：“其统计理财方法如何？”
  管仲回答说：“货币流通的标准数量，在一个县须有适合于该县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乡须有适合于该乡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家必须有适合于一家人口用度的数字。所以不及时掌握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无人相与，不及时掌握县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
  桓公说：“怎样实行？”
  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
  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
  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阴一带。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粮价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使粮食归国家，货币散在民间。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则上升一半。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国家按人口征税，每户一年才收十钱，如每家都向政府买粮。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这正是来自粮食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再次发放于百姓，分粮食为四分，使之三分在国家，一分在民间，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至于大夫，由于他封地多，囤积粮而对抗君主，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
  桓公说：“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
  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这样，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投出粮食与物资，既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所以说：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此非便国之道也。民不得以织为�箸�而貍之于地。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谓之国会。”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固然太吝啬了，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则可以照此而行。’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而埋于地下。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这叫作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
  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谓用戚始？”
  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
  管仲回答说：“是从宗戚开始的。”
  桓公说：“何谓由宗戚开始？”
  管仲回答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
  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六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
  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
  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赀在下。国谷什倍，数也。万物财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乡决州决’。故曰：就庸一日而决。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
  管仲回答说：“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辆，配备二十七人。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因此，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
  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样实行？”
  管仲回答说：“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官府的人夫、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粮价上涨十倍左右，就是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然后就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这就是说，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国家理财政策，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如今，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升金价下降。人君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于管子曰：“准衡、轻重、国会，吾得闻之矣。请问县数。”
  管子对曰：“狼牡以至于冯会之日，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国策哉？”
  桓公曰：“何谓通国策？”
  管子对曰：“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若其事唐（谀）圉牧食之人养视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与其县秩。大夫不乡赘合游者，谓之无礼义，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门、山之祠。冯会、龙夏牛羊牺牲月价十倍异日。此出诸礼义，籍于无用之地，因扪牢策也。谓之通。”
  桓公问管仲说：“平准之法，轻重之术以及国家的统计理财，我都知道了。请问利用祭祀的理财方法。”
  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口，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
  桓公说：“何谓贯彻理财之策？”
  管仲回答说：“在冯会口这类牧场设一官吏，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就从‘都’一级提升为县级。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种牛种马配种繁殖的，就叫作目无祭祀礼仪，禁止他春秋两季用牛羊进行祭袍。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禁止他祭把门神与山神。由于加强管理，冯会、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这项政策，是从祭把礼仪出发的，取得收入于山林无用之地的，垄断牛羊市场的政策。这正是对国家理财政策的‘贯彻’。”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势。”管子对曰：“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泆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管仲回答说：“有山区，有低洼多水地区，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这五种不利地势，是人君所忧虑的事。山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尚可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伤害，常年溢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国粮食。发展手工业的精美木器生产来掌握各诸侯国的粮食，这就是准时解决五种不良地势问题的办法。”

  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阙）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俟，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
  桓公问管仲说：“如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操纵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相补助，为取得一致而加以调节。所以说：在诸侯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对付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之调平就是了。东西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之。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



地数第七十七

  桓公问管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
  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桓公曰：“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
  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桓公说：“利用地理条件的理财方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
  管仲回答说：“土地的东西广度二万八千里，南北长度二万六千里。其中山脉八千里，河流八千里，出铜的矿山四百六十七处，出铁的矿山三千六百零九处。所有这些，是人们分别土地种植粮食的条件，也是兵器和钱币的最初来源。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财用有余；不善于利用的，财用不足。古今封泰山、禅梁父的七十二代君王，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面。这叫国家的财政。”
  桓公说：“为什么说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
  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梁霸有全部天下而财用不足，商汤只有‘薄’地七十里而财用有余。并不是天专为商场降下粮食，也不是地专为商汤长出财物，而是由于伊尹善于经营交换、善于轻重之术、善于由国家掌握经济的开闭与决塞，伊尹还精通物价高低和号令缓急的政策来集中操纵这些条件。从前，黄帝也曾问过伯高说：‘我想把天下结合为一家，有办法么？’伯高回答说：‘请除掉各地矿山上的杂草而树立国有的标记，我们努力铲除各地的武装势力，天下就可以合为一家。’黄帝说：‘这个道理能进一步讲讲么？’伯高回答说：‘山地表面上有丹沙的下有金矿，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矿，表面有陵石的下有铅、锡、红铜，表面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这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君就应当严格封山而布置祭祀。离封山十里之处造一个祭坛，使乘车到此者下车而过，步行到此者快步而行。违令者死罪不赦。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然而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葛卢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剑、销、矛、戟，这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这年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戟一怒，形成伏尸遍野的局面，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天财所出？地利所在？”
  管子对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以天财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者谁子也？”
  管子对曰：“文武是也。”
  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则文武是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再谈谈天然的资源从那里来？地下的财利在那里？”
  管仲回答说：“山地表面上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表面有铅的下有银矿。另一种说法是：‘表面有铅的下有主银，表面有丹沙的下有鉒金，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这些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家就应当严格封山而禁人出入。有破坏封山的死罪不赦。有犯令的，左脚踏进，砍掉左脚；有脚踏进，砍掉有脚。这样人们就不敢触犯禁令了。因为这正是天地财利资源之所在。”
  桓公又问管仲说：“以利用天地财利资源立功成名于天下的，有谁？”
  管仲回答说：“周文王和周武王。”
  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涵义？”
  管仲回答说：“玉产在牛氏的边山，黄金产在汝河、汉水的右面洼地一带，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一带。这些东西部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路远而难得。所以先王区别它们的贵重程度，规定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为下等货币。国家号令急就会导致金价上涨，号令缓则金价下跌。先王能够考虑号令的缓急，调节黄金价格的高低，而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那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
  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
  管子对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
  桓公曰：“为之奈何？”
  管子对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什倍，巨桥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
  管子对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
  桓公曰：“何谓籍于时？”
  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丈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
  管仲回答说：“可以。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
  桓公继续问管仲说：“他们是怎么做的？”
  管仲回答说：“从前，武王曾用过提高巨桥仓粮食价格的办法。”
  桓公说：“做法如何？”
  管仲回答说：“武王故意设立了一种‘重泉’的兵役，下令说：“百姓自家储粮一百鼓的，可以免除此役。’百姓便尽其所有来收购粮食以逃避这个兵役，从而国内粮价上涨二十倍，巨桥仓的粮价也随之贵二十倍。武王用此二十倍的巨桥仓粮食收入购买丝帛，军队可以五年不向民间征收军服；用此项收入购买黄金百万斤，那就终身不必向百姓收税了。这就是‘准衡’的理财之法。”
  桓公接着问：“现在也可以照此办理么？”
  管仲回答说：“可以。楚国有汝、汉所产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运用这三者也可以相当于武王的理财之法。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关于吃盐的数量，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成年女子近三升，小孩近二升。如每升盐价提高半钱，每釜就增加五十钱；每升提高一钱，每釜就是百钱；每升提高十钱，每釜就是干钱。君上若下令砍柴煮盐，征集起来使之达三万钟，阳春一到，就可以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了。”
  桓公说：“何谓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
  管仲回答说：“在阳春农事开始时，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修坟墓，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树，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那么，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流域，南运到梁、赵、宋、卫和濮阳等地出卖。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保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君上通过砍柴煮盐以取得收入于天下，那么，天下就无法削弱我们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富本而丰五谷，可乎？”管子对曰：“不可。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干天下；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富国而只是丰产粮食，可以么？”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国富而财物繁多，不能经营掌握，则将被天下各国捞取；粮食丰产，我们贱而别国贵，也将被天下各国捞取。那样，我国百姓就成为天下各国经虏掠的对象了。善于治国的人，就象大海行船一样，观察风势的起源，天下各国粮价高我们就高，粮价低我们就低。如果天下各国粮价高而我们独低，我们的财利就将被天下各国捞取去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事尽于此乎？”
  管子对曰：“未也。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桓公问管仲说：“理财之事就到此为止了么？”
  管伸回答说：“没有。齐国是一地处交通要冲的国家，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而是游客富商的必经之处。外人来到我国，吃我们的粮食，用我们的钱币，然后，好马和黄金也就提供出来了。我们掌握号令要有缓有急，掌握物价要有高有低，然后天下的宝物都可以为我所用。善治国者，可以使用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役使不是他自己管辖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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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任务：


  揆度第七十八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鲁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桓公问管仲说：“从燧人氏以来，历史上的重大经济筹算，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从燧人氏以来，没有不运用轻重之术治理天下的。共工当政的时代，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他就利用这个自然形势来控制天下。到了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限制他们制造武器，烧山林、毁草薮、火焚大泽、驱逐禽兽，实际上都是为控制他人，这然后才得以统治天下。至于尧舜当政，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是因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从南方取用江汉的珍珠，他们还在驱捕野兽时，使大夫参与其事。”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他们命令：‘各国诸侯之子到本朝为臣的，都要穿两张虎皮做成的皮裘。国内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这样，大夫们就都卖出他们的粮食、财物去购买虎豹皮张，因此，山林百姓捕杀猛兽就象驱逐父母的仇人那样卖力。这就是说，国君只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猛兽就将被猎获于野外；大夫们散其财物，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这就是尧舜曾经用过的轻重之术。”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桓公说：“在‘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这句话里，什么叫作‘事名二’呢？”管仲回答说：“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是事名二。”“什么叫正名五呢？”回答说：“权、衡、规、矩、准，这就是正名五。它们体现在颜色上，就分青、黄、白、黑、赤；体现在声音上，就分宫、商、羽、微、角；体现在味觉上，就分酸、辣、咸、苦、甜。这里的利用‘二五’，同上面的‘童山竭泽’一样，都是人君用来控制人们的。五味，是用来控制人们饮食的；五声是用来控制人们听欲的；五色，是用来控制人们观赏的。人君丢掉了‘二五’，就会亡国；大夫丢掉了‘二五’，就丧失权势；普通人丢掉了‘二五’，也不能治理一家。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叫作‘国机’。”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劓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故相任寅为官都，重门击柝不能去，亦随之以法。
  轻重家的法典上讲：“自己说能作司马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鼓；自己说能作农业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祀社神；自己说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砍掉他的双脚罚他守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吹嘘自己以骗取禄位了。这样，无论被人推荐当官的，或者守门小事都不称职的，也都可以依法处理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大准。”管子对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失准的问题。”管仲回答说；“失准就是天下各国都控制我们，而我们无能为力，这就叫作失准。”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
  管仲说：“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开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结局。对于贩运过程的商品，必须在通衢要道市场上谋取收入；对于粮食，必须在春秋两季来掌握；对于其他物质，则订立预购合同。这样，商品一动，措施就跟上去。预先阻断买卖的途径，商人就无法行事；君主控制流通，商人就无法抬高物价。所以，掌握好各地物价的涨落，国内没有投机商人，商品贵贱相当，这就叫作‘国衡’。能够用理财之法来掌握，财利就自然归于君主了。”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清淡冷落；市场清淡冷落，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业始终，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国家掌握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

  管子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仲说：“要做到一年耕种，够五年吃，就把粮价提高五倍来促进；要做到一年耕种，够六年吃，就把粮价提高六倍来促进。果能这样，两年耕作的产量就可能够十一年的消费了。对富者能够夺取，对贫者能够给予，才能够主持天下。而对天下的人们，能使之安于这项政策，遵行这项政策，这样，就可以统一调度了。对于天下的人们，驱使他们不要明白表示驱使，利用他们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说出驱使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直接说出利用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管仲说：“善于主持国家的，就象把黄金和秤锤放在天秤上一样，只要加重秤锤，金子就能够倾跌下来。所以，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讲求遵循常道则国家力量衰弱。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放散于民间则显得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总是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合乎理财之术的要求而后止。”

  “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胡谓也？”对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无生臣。亲没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甲兵而无食，谓之与祸居。”
  “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钱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所谓‘号令重于宝物，社稷重于父母’，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当城郭陷落，国家宗庙不能继续血食时，大臣都要殉难；但父母死亡，却没有殉死的儿子。这就是社稷重于父母的例证。而且，卫国者有人而无城，等于是空守平墟；有人而无武器和粮食，也只是与灾祸同居而已。”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
  桓公说：“我听说海内珍贵货币的利用有七种办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使用阴山所产的需，是一种办法；使用燕地紫山所产的白银，是一种办法；使用发和朝鲜所产带花纹的皮张，是一种办法；使用汝水、汉水所产的黄金，是一种办法；使用江阳所产的珍珠，是一种办法；使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种办法；使用禺氏边山所产的玉石，是一种办法。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狭掌握广的办法。天下的理财之法，莫过于轻重之术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贾万也，金之平贾万也。吾有伏金千斤，为此奈何？”管子对曰：“君请使与正籍者，皆以币还于金，吾至四万，此一为四矣。吾非埏埴摇炉櫜而立黄金也，今黄金之重一为四者，数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利下上之用。”
  桓公问管仲说：“阴山的马，可供驾驶兵车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马的价格是一万钱，每斤黄金也是一万钱，我只存有黄金一千个，应当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纳税的人们，必须按钱数交纳黄金。我们就可因金价上涨而得到四万钱的收入，这就一变为四了。我们并没有使用冶金柑涡和鼓风炉来冶炼黄金，现在黄金之所以一变为四，只是运用理财之术的结果。珍珠来自赤野的末光，黄金出在汝水、汉水的右衢，玉石出在禺氏的边山。这些地方估计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路途遥远，来之不易。所以先王按其贵重程度而加以利用，规定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正是通过提高或降低中币黄金的币值，制约着下币刀布、上币珠玉的作用。”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
  百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十里路。一天确定计划，两天装载货物，三天运出国境，五天可以来回。百乘之国要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五天。百乘之国，拥有耕地一万顷，户数一万户，人口十万人，有纳税义务的一万人，兵车百乘，战马四百匹。干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一百五十里路。两天确定计划，三天装载货物，五天运出国境，十天可以来回。干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十天。干乘之国，拥有耕地十万顷，户数十万户，人口百万人，有纳税义务的十万人，兵车千乘，战马四千匹。万乘之国，在中央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百里路。三天确定计划，五天装载货物，十天运出国境，二十天来回。万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二十天。万乘之国，拥有耕地百万顷，户数百万户，人口千万人，有纳税义务的百万人，兵车万乘，战马四万匹。

  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民之无本者贷之圃强。故百事皆举，无留力失时之民。此皆国策之数也。”
  管仲说：“单身男子叫作鳏，单身女子叫作寡，老而没有儿女的叫独。国君要调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父母也算作‘独’，必须由政府负丧葬之责：衣食要有三领，棺木要厚三寸，乡中官吏亲管其事，葬于公家墓地；战死者如是独生，还要赏给父母一匹马一天所能耕种的土地。因此，作父母的即使牺牲自己的儿子为君主效力，也不引以为苦了。国君每到年终都视察邑里，看到劳力与别户相同而住房独好的人家，一定是好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要用两束干肉、一石酒奖赏他们。对于体力充足而闲游不肯劳动的，如是老年人，则遣责之，如是壮年，则遣送边疆服役。对于无本经营农业的，则贷与土地和钱币。由此，百业皆兴，没有懒惰和失掉农时的百姓。这都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办法。”

   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饥寒冻饿，必起于粪土。故先王谨于其始，事再其本，民无�髡呗羝渥印Ｈ�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然则奸涂不可独遵，货财不安于拘。随之以法，则中内��民也，轻重不调，无（米亶）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上等劳力的农民可负担五口人吃饭，中等劳力可负担四口，下等劳力可负担三口。上等劳力的妇女可供应五口人穿衣，中等劳力可供应四口，下等劳力可供应三口。农民要经常耕作，妇女要经常纺织。一农不耕，人民就可能有挨饿的；一女不织，人民就可能有受冻的。饥寒冻饿总是起因于土地经营。所以先王认真对待这个起因。农事收获达到成本的二倍。农民才没有卖儿卖女的；达到三倍，才可以正常备粮吃饭；达到四倍，乡里富裕；达到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安葬了。如果农事收入达不到成本的二倍，君主再征敛不止，那么，为非作歹的路上，单人都不敢出行，财货放在手上也不安宁了。随着用法律镇压，就等于自己在残害百姓。物价失调，饥民不能管理，百姓卖出的儿子，自己不能依靠使用，君失其民，父失其子，这乃是亡国之道。

  管子曰：“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十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
  管仲说：“神农之术告诉我们：‘一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一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十倍；两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两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二十倍。’遇此情况，国家应当提倡用瓜菜补充民食。而对于没有口粮的农户，由国家供给旧年的陈粮；对于没有种籽的农户，由国家贷给可用的新粮。这样，才不会出现赢利十倍的奸商，也不会出现加倍收息的高利贷者。”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桓公问管仲说：“轻重之术何时终止？”管仲回答说：“有如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一样，没有终止之时。当国家遭遇战争忧患时，就调节粮价高低来解决国家用度，积累余财赢利来筹备战士奖赏。当天下归服海内统一时，就加富诚信仁义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礼让，而不搞轨外的活动。可见，轻重之术的用处，在各诸侯国尚不则帧时，可以为战争服务；在各诸侯国归顺时，就可用来推行仁义的政教。”



国准第七十九

  桓公问于管子曰：“国准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桓公曰：“何谓视时而立仪？”对曰：“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桓公问管仲说：“国家的平准措施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国家的平准措施是按照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的。”桓公说；“何谓按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管仲回答说：“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薮和大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当政的时代，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当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贮备各种物资。五家的办法虽有不同，而集中统一的作用是一样的。”

  桓公曰：“然则五家之数，籍何者为善也？”管子对曰：“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者也。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桓公说：“那么，对此五家的政策，借用哪家为好呢？”管仲回答说：“烧山林、毁草菇、火焚大泽等措施，是因为禽兽过多。伐尽山林，断竭水泽，是因为君智不足。焚烧草薮大泽，不使民间增加财利，既取消工具武器的发展，又闭塞人们的生产能力，都是为了加强自己。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工具，是为了不过分生产武器和工具而统一民心。派官吏管理人才，禁止私造刀枪，提倡仁义道德，是在稳固基础上安定自己地位。五家的政策虽有不同，而作用是一样的。”

  桓公曰：“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对曰：“请兼用五家而勿尽。”桓公曰，“何谓？”管子对曰：“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
  桓公说：“现时当政的王者，采用哪家的政策为好？”管仲回答说：“可以兼用五家之法而不可全盘照搬。”桓公说：“此话涵义如何？”管仲回答说：“设立祭神的坛场来封禁山泽，统一制造武器工具来运用物资，使天下同来经营但却严格着物价政策。实行伐尽山林与断竭水泽的办法，控制财利并掌握流通。开发矿山以铸造钱币，保存草地以建立牧场，使人民富饶起来。因为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糜鹿牛马的牧场。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发行货币来掌握粮食。这就利用了无用的土地吸收百姓余粮。五家的政策都采用了而没有全盘照搬。”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国准也。”
  桓公说：“上述五个朝代，已经概括了人们所知的各种办法了。以后成王业的君主如何，可以再谈一谈么？”管仲回答说：“重视调查而做到有条不紊，积极改革而不留恋过去，条件成熟就应当实行，条件已变就应放弃。成王业的具体政策是不能事前安排好的。这里所说，只能是五家的平准措施。”




轻重甲第八十
  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桓公曰：“何谓致天下之民？”管子对曰：“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窌。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故圣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动言摇辞，万民可得而亲。”桓公曰：“善。”
  桓公说：“掌握轻重之策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桓公说：“何谓招引天下的人民？”管仲回答说：“请在每个州设一个主管官吏，在每个里贮备五窖存粮。对那种纳不起税的穷苦人家给予长期借贷，对那种无力埋葬死者的穷苦人家，给予安葬费用。如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到安葬，穷者得到救济，那么，天下人归附我们就会象流水一样。这就叫作招引天下的人民。所以。圣明君主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富，善于役使不属于自己统辖的人民，一旦发出号召，就能使万民亲近。”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兢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汤得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也。”
  桓公曰：“轻重之数，国准之分，吾已得而闻之矣，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说：“梁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商汤则不是如此。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这就是夏架丧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说：“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管仲说：“女华，是桀所宠爱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而汤得成其为天子。这是商场的机密策略。”
  桓公说：“轻重的理财之法，国准的五种区别，我都已知道了，请问用兵怎么办？”管仲回答说：“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请在平衡供求上作战，在调节物价上作战，在物资流通上作战，在运用权术上作战，在利用形势上作战。这就是所谓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桓公说：“好。”

  桓公欲赏死事之后，曰：“吾国者，衢处之国，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也，今每战舆死扶伤，如孤，茶首之孙，仰倳戟之宝，吾无由与之，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迁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迁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为侈弇焉。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鏂无止，远通不推。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官府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桓公曰：“皮、干、筋、角之征甚重。重籍于民而贵市之皮、干、筋、角，非为国之数也。”管子对曰：“请以令高杠柴池，使东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见。”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皮、干、筋、角之征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杠、池平之时，夫妻服簟，轻至百里，今高杠柴池，东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广泽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马之力所无因。牛马绝罢，而相继死其所者相望，皮、干、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马之贾必坐长而百倍。天下闻之，必离其牛马而归齐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车多）者，而重籍于民，奉缮工，而使弓弩多匡（车多）者，其故何也？”管子对曰：“鹅骛之舍近，鹍鸡鹄（鸟包）之通远。鹄鹍之所在，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上无阙者，前无趋人。三月解（去勹），弓弩无匡（车多）者。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鹄鹍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泽之民闻之，越平而射远，非十钧之弩不能中鹍鸡鹄（鸟包）。彼十钧之弩，不得（上非下束）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医而弓弩无匡（车多）者，此何故也？以其家习其所也。”
  桓公说：“我们的弓弯很多扭曲不好用的。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养活工匠，而弓弩反多扭曲碍用，这个原因是什么？”管仲回答说：“鹅、鸭的窝巢很低，{昆鸟}鸡、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对于射有天鹅、{昆鸟}鸡的人家，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上面的弓弩供应没有短缺不足，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三个月解开弓衣检查，弓弩也没有权曲不能用的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对于射有天鹅、鹃鸡的人家，您用玉壁礼聘，住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另外，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就不能射中鹃鸡、天鹅和大钨。那些具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非木扌敬”，它本身是不会正的。所以，三个月解开弓衣而弓弩没有扭曲碍用的，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做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

  桓公曰：“寡人欲藉于室屋。”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欲藉于万民。”管子曰：“不可，是隐情也。”“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则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对曰：“君请藉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万民、室屋、六畜、树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对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势，圣人乘幼，与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昔尧之五吏五官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鲵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则无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谓设之以祈祥，推之以礼义也。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
  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袍，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色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袍，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校。越人果至，隐曲蔷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菑，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越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这样，越国还敢于乘虚而至么？”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越国果然兵到，筑堤屯堵淄水的曲处淹灌齐国。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淄水的曲处，大败越军。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齐之北泽烧，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贺桓公曰：“吾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岁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今北泽烧。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一束十倍。则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此租税所以九月而具也。”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火光照射到齐国的朝堂之下。管仲祝贺桓公说：“我国的土地将得到开辟，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粮食的收成也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召见管仲询问说：“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办法帮助他们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

  管子曰：“阴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闻平？”管子对曰：“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阴王之国也。且楚之有黄金，中齐有蔷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火水为盐，正而积之。”桓公曰：“诺。”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也。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桓公曰：“诺。”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桓公召管子而问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运金之重以衡万物，尽归于君。故此所谓用若挹于河海，若输之给马。此阴王之业。”
  管仲说：“大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三个，齐国也在其内。”桓公说：“这话的涵义能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楚国有汝河、汉水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也有辽东所产的盐。这当然是大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楚国的拥有黄金，相当于齐国的拥有甾石，如果经营不好，运用不当，天下也是不以为贵的。若是我管夷吾拥有楚国的黄金，就可以使农民不耕而食，妇女不织而衣了。现今齐国既拥有渠展的盐产，就请君上您下令砍柴煮盐，然后由政府征收而积存起来。”桓公说：“好。”从十月开始征集，到次年正月，共有成盐三万六干钟。于是召见管仲询问说：“这些盐要怎样经营运用？”管仲回答说：“初春一到，农事即已开始，规定各大夫家里不得修坟、修屋、建台榭和砌墙垣。同时就规定北海沿岸的人们不得聚众雇人煮盐。这样，盐价一定要上涨十倍。”桓公说：“好。下一步如何行事？”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卖到梁、赵、宋、卫和淄阳等地。它们都是靠输入食盐过活的。国内无盐则人们浮肿，守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桓公说：“好。”于是下令出卖，共得黄金一万一千多斤。桓公又召见管仲询问说：“如何用这些黄金呢？”管仲回答说：“请下令规定，凡朝贺献礼或交纳捐税的都必须使用黄金，金价将上涨百倍。运用黄金的高价收入，来折算收购各种物资，一切财富就全都归于君上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用财象从河海中取水一样丰富，又像不断地送来计算钱数的筹码一般。这就是大地资源丰富国家的事业。”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殷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阳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故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奸涂不可独行，遗财不可包止。随之以法，则是下艾民。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食二升，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屦，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民走于中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
  管仲说：“一个农民不耕田，人民就有可能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人民就有可能受冻。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三倍，则衣食充足；四倍，则赋税有保证；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那就路右盗贼，单人不敢走路，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国家如果再用法律镇压，就等于暗中谋害百姓。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二谷成熟，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每个家庭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不够本钱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是办不到的。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晚上就限令交齐，有钱人家拿得出来，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物，农民卖粮交税，仅能按十分之三的价钱出售。这就等于国君的朝廷命令一过头，财物就流失于天下了。国君对百姓的征敛没有止境，百姓无力应付，就只好逃亡而进入山林。战士见不到自己亲人，家庭破灭而不能各自存在。平民在国内流亡，而士人逃奔国外，这样，不用战争就会从内部垮台的。”

  管子曰：“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数乎？”管子对曰：“唯轻重之家为能散之耳，请以令轻重之家。”恒公曰：“诺。”东车五乘，迎癸乙于周下原。桓公问四因与癸乙、管子、宁戚相与四坐，桓公曰：“请间轻重之数。”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管子差肩而问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车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邻国？”癸乙曰：“唯好心为可耳！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
  桓公曰，“请问好心万物之可因？”癸乙曰：“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赂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为天下。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管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食的。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食，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那么，这种‘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只有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桓公说：“好。”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桓公与癸乙、管仲、宁戚四人坐定。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管仲肩挨肩地问他说：“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癸乙说：“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流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
  桓公说：“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做法。”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出来。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出来。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所以，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象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之术。”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倳戟十万，薪菜之靡日虚十里之衍；顿戟一噪，而靡币之用日去千金之积。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对曰：“粟贾平四十，则金贾四千。粟贾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者为八千也。金贾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釜四百，则是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金贾四千，则是十金四万也，二十金者为八万。故发号出令，曰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策。然则地非有广狭，国非有贫富也，通于发号出令，审于轻重之数然。”
  管子曰：“湩然击鼓，士愤怒；枪然击金，士帅然。策桐鼓从之，舆死扶伤，争进而无止。口满用，手满钱，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故轩冕立于朝，爵禄不随，臣不为忠；中军行战，委予之赏不随，士不死其列陈。然则是大臣执于朝，而列陈之士执于赏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禄重赏为然耳，故不远道里而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国，发若雷霆，动若风雨，独出独入，莫之能圉。”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十万甲兵，每天烧柴与吃菜的消耗可以用掉十里平原的收入；一次战争，每天的费用可以用掉千金的积蓄。久而久之，怎样维持下去？”管仲回答说：“粮食的中等价格每釜四十钱，而金价为每斤四千钱。按粮价每釜四十钱计算，每钟才四百，二十钟才是八千钱。金价按每斤四千计算，两斤就是八千钱。这样，一个农民每年耕地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二十钟，一个农民的耕作仅合两斤黄金的价值。粮贵黄金就贱，黄金贵粮食就贱，两者涨落刚好相反。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就是要提高粮食价格。如每釜提为四百，每钟就是四千钱，十钟四万，二十钟就是八万。金价每斤仍为四千，十斤才是四万，二十斤才八万。这样，君主一发号令，就能使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有了二十斤黄金的收入。由此可见，国土不在广狭，国家不在贫富，关键在于善于发号施令和精通轻重之术。”
  管仲说：“咚咚击鼓，战士就愤怒前进；锵锵鸣金，战士就肃然而停。继续用战鼓驱动他们，则有的战死，有的受伤，不停地争相前进。他们战斗得口角流沫，手满伤痍，并不是重在报父母之仇，而是厚赏重禄使之如此的。所以君相在朝廷上，如果安排的爵禄跟不上，臣下就不肯尽忠；统帅在行军中，如果提供的奖赏跟不上，士卒就不肯死战。由此看来，大臣是被朝廷制约着，而打仗的战士是被奖赏制约着的。所以，要使作父亲的舍得出自己的儿子，作哥哥的舍得出自己的弟弟，作妻子的舍得让丈夫牺牲，唯有重禄重赏才可以做到。能够做到了，将士们就可以不怕远征，而威震边地的臣民；不怕险阻，而征服有险可守的国家；发兵像雷霆一样猛烈，动兵像风雨一样迅速，独出独入，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吴越不朝，珠象而以为币乎？发、朝鲜不朝，请文皮、�Ψ�而为币乎？。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于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一张豹皮，是价值干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干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发替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琳和美石琅汗，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所以，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