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的《商君书》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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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通“夺”）民第五

一、   语文抄写、正音、翻译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举，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巧言善变与聪明有智谋，是违法乱纪的帮手；礼与乐，是放荡淫佚的影子；仁与慈是犯罪的根源；任用举荐，是奸邪的藏身之地。违法乱纪有了帮助才能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起来，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奸邪有了藏身之地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的力量就会胜过政令，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政令就会压服民众，民众的力量胜过政令，国家就会被削弱。政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国家如果有这种八种东西，国君就没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直至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就一定会兴旺直至称霸天下。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通“覆”）者，善也；别而规（通“窥”）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任用善民，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任用奸民，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合力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任用善民的结果，民众疏远互相监督，这就是用所谓奸民的结果。表彰善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奸民，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服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能够压服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善民治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套，直至被削弱；用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直到强大。

国以难攻，以一取十；国以易攻，出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发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国家用难以获得的耕战的实力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的效；国家用容易做到的空谈去攻打其他国家，用十分的力量会损失百倍。国家崇尚实力叫做用难以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国家崇尚空谈叫做用易于获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民众以空谈为易，以国家役使他们去从事农耕和作战为难，国家的法令鼓励民众做那些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战争中役使他们做那些事就会觉得很容易，用实力攻打他国，用一分力量能获得十倍的收获；国家的法规鼓励民众去做空谈那些容易做的事儿，战争中役使他们就会觉得很困难，用空谈攻打他国，那么付出十分的力量就会损失百倍。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刑繁，则刑省。民不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刑罚重，爵位才显得尊贵；赏赐轻，刑罚才更显威严。爵位尊贵，君王以此能够爱惜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因此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强盛的国家使用刑法，民众就会受益；使用奖赏，那么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刑罚繁多，那么受刑罚的人就会减少，民众不治理国家就会混乱，混乱了才去治理，它就会更乱。所以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治理国家才能治理好，在社会混乱的时候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心理希望国家安定，他们做的事情却往往使国家动乱，所以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处于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会出现。这就叫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对犯重罪的种法对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杜绝，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就能避免，社会也安定，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时重罪重罚而轻罪轻罚，那么虽然运用刑罚动乱却仍然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私。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民众勇敢，那么国君就应该用民众想要的东西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那么就用他们讨厌的东西消除他们的胆怯。因此对胆小的民众使用刑罚，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他们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民众变得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力，国家没有可以抗衡的对手，一定能称霸天下。

民贫，则国弱；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害，必王。

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会放纵自己。民族放纵就会产生虱害，有了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参加耕战以增加收入，他们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奖赏鼓励他们捐献财物来减少财富，他们就会变穷。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使贫穷的人变富裕，富裕的人变贫穷。贫困的人通过工作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人捐出财物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期保持强大，又没有虱害产生，一定能称王天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又欲又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通“纵”）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民之所欲万，而力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到以穷其志，启一门一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恶，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刑罚能够衍生实力，实力能够衍生强大，强大能衍生威力，威力能衍生恩惠，恩惠从刑罚而来。因此刑罚多，那么奖赏就显得丰厚；奖赏少，那么刑罚就严厉。民众有喜欢的事情，也有讨厌的事情，民众所喜欢的事中有六种虱害，他们讨厌的事有四种。国家放任民众中这六种施害，国家实力会被削弱；国家推行这四种民众认为难的事，兵力就强大。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君主刑罚运用在多个方面，奖赏却只从农战这一个途径给出。刑罚用的方面多，那么六种施害就能制止；奖赏从农战这一个途径给出，那么四种认为难的事就能推行。六种施害被制止，那么国家就没有奸邪之事；四种难做的事能推行，那么军队就没有敌手。民众的欲望成千上万，可是能获得赏赐的只有农耕和作战一条路。民众不认可这一条路，那么就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那么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国家就会强大。国家强大又能用来攻敌，国家就会强上加强。因此能够产生实力而又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阻塞谋求个人私利的门路来断绝民众的私心，只打开农耕和作战这一条路满足民众的欲望。让民众一定先做他们所厌恶的事情，然后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实力才能雄厚。实力雄厚却不用来攻敌，那么民众的愿望就会落空；民众的愿望落空，那么就会产生私心；民众有了私心，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因此，能够产生实力而不能使用实力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国家一定会被削弱。所以说，能够称王天下的国家不储存实力，民众家中也不囤积粮食，国家不储存实力是为了调动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家中不储存粮食，是国家把粮食储藏在官仓中了。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同“背”）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段，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治理国家有三种情况：在家族中能决断的国家能称霸天下，由官吏来决断的国家就强大，由国君来决断的国家就弱。轻罪重罚，犯罪就能杜绝。按法规来选用官吏，国家就能治理好。减少刑罚，就要在民众中建立联保制度，对那些应该行赏的不可失信。发现奸邪一定要告发他，那是由于民众的心中能判断是非。国君发布的命令，民众明白应该响应，器物在民众的家中做成，得到官府的许可方可通行。那么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确，所以成就霸业的君主奖赏和刑罚在民众心中明确，器物该是什么样在民众家中明确。社会政治清明，那么民众就会新奇，社会政治黑暗，那么民众就会产生异心。民众同君主同心，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民众有异心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的法令不能实行，国家就会混乱。国家能治理好民众，民众在家族中就能判断对错；国家混乱，那就要君主做决断。治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做出决断，所以，十个里以内作出决断的国家弱，在五个里以内作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就能决断，官府的办事时间就充足，因此说：当日办完证悟的国家可以称王。事情都要到官府决断，官府的办事时间就会不足，因此说：在当夜把政务处理好的国家会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君主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治理得当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二、   生僻字

三、   简单心得

激发民众的血性，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四、   朗读

已发至微盘。

算地第六

一、   语文抄写、正音、翻译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duó）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徠。开徠，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二力小。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一般国君的弊端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实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的情况，那是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其所拥有的土地；也有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的情况，那是土地面积超过了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超过其拥有的土地，就要致力开垦荒地；土地面积超过人口。就要想办法招揽人口开荒。开垦荒地招揽外民，国力将成倍地增长。人口超过了其拥有的土地，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那么国家的山林湖泊的财力物力就不会得到充分利用。放弃自然资源而放纵民众游手好闲，这是君主在行政上的过失。可是现在上上下下都这么做，因此人口虽多而军队的实力却很弱，土地虽广国家的实力却很差。所以，君主统治国家利用土地的比例应该是：山林占1/10，湖泊沼泽占1/10，河流占1/10，城市道路占1/10，薄地占2/10，良田占4/10，这是前代帝王的明确规定。所以治理国家给民众分配耕地的数量和兵役数是：500小亩土地得到的税收足以养活打一次战役的士兵，这是地利还没有充分利用。土地方圆百里，派出士兵一万人，这个数目也小。所以，让国家可耕种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城市乡村道路足够民众居住，山地、森林、湖泊、沼泽、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种生活物资。湖泊、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水源。因此军队出征作战，粮食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战事结束时，民众都从事农耕而积存经常富足，这就叫做以地养战的规则。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zhǔ）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民与利交至。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粮食还不够用来供养兵卒，装满粮仓，可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和没有土地一样；人口众多，却不能利用，和没有民众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是开垦荒地，用兵的办法关键在于统一奖赏的条件。阻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那么民众就一定会依附于农耕；民众依附于农业，那么就一定淳朴；民众淳朴，那么就一定害怕法律。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行赏，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集中到对敌国作战上。集中于对敌作战就一定能获胜。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人之常情，朴实就会劳作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贫穷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以出力为容易的事就会不怕死而乐于被君主使用，权衡利弊就会害怕刑罚而以劳苦耕作为容易的事。以苦为易就能够尽地力。乐于被君主使用，就会最大的发挥兵力。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尽地力，又能够让百姓效死，名和利就都得到了。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同“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欲广耳，非生（同“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人天生的本性是：饿了就要寻找食物，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就会违背礼制；追求名誉，就会丧失人的本性。根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现在盗贼对上违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丧失了臣子的礼仪，因此他们的名声不好，而生命也有危险。他们仍然不停止，这是因为利益的关系。那些古代的名士，穿的衣不蔽体，吃的不能填饱肠胃，磨炼自己的意志，辛劳自己的四肢，伤害自己的五脏，这样的人很多，这不是正常的人性，他们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名利。所以说名和利之所在，民众就会趋向它。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通“瞩”）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故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君主掌握者给予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使国家功名兼得的原因是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审慎运用权势来操纵权柄。审视统治方法再使役民众。统治方法是为君之术，也是治国的关键。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统治失误却不危险，君主统治方法失误，而国家不混乱的情况，从没有过。现在君主想要开辟土地统治，民众却不审视统治政策，大臣想要尽责，而不确立制度方法。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在国内让民众关注于农业，对外让民众谋划对敌作战。农耕是民众认为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众认为危险的事。民众肯做自己认为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出于一种利害的衡量。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衡量自己的利益，死也会考虑自己的名望。对名和利的来源不能不仔细思考，利益来源于土地，那么民众就会尽力耕地，名来源于对外作战，那么民众就会拼死作战。在国内让民众尽力种地，那么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能战胜敌国，而土地又不荒芜，富强的局面便唾手可得了。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急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最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谈说，则身休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益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通“遍”）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征诸侯，服气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傚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现在却不是这样。国君竭力做的，都不是国家当务之急的事情。他们身上有尧、舜的品德，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的建树。这是他们掌握权柄之人的过错。请让我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放弃统治方法，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自身修养好可功绩却少。所以任用读《诗》、《书》的空谈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而轻视君主；任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任用勇士，那么民众就会强悍而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能够赚钱，那么民众就会攀附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任用了，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就会削弱。空谈之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变，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心志高洁，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因为周身就是他们的资本。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在国外，到处寻求势力来依附。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资本归附于私门，就是像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而功成名就。圣明的君主不是能够用世上容易做到的驾驭难以做到的，一定是用难以做到的来驾驭容易做到的。如果人们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人们愚昧，那么他们就以出力为易，而以技巧为难；世人有技巧，则以智慧为易而以出力为难，所以神农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天下诸侯，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这是效仿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儿，犯了治国的禁忌，所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也混乱，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都是错的。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治所以求民者少，而民资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通“诡”）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外。无字归危外托，狂夫子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人之常情：用尺量的东西会选长的，用称来称的东西就会选重的，衡量个人的得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思量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不多，可民众躲避国君要求的办法很多。在内民众依附于农业，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制定很多禁令来限制民众农战以外的才能，任用名利来杜绝欺诈行为。这两个办法推广使用，国内的民众就会一心；民众一心，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就会朴实；民众朴实，就会安于居所而厌恶外出。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将收入来源寄托在土地上，而很少能够凭借欺诈在外安身，民众将收入来源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朴实。而凭借欺诈在外安身就会疑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国外疑惑，所以他们从事农耕尽力而作战时能够集聚团结。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财务就会增多，作战能够集聚团结，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财务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民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凭借欺诈投身外国。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来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根据国情从事根本之业就能治理得当。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制定了，而民众却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无也，此亡国之兆也。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倖于上以利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舛。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手段，赏赐是辅助的手段。羞辱劳苦是人民所憎恶的，显荣逸乐，是人们所追求的。所以，如果国家的刑罚不令人惧怕，而爵禄不能吸引百姓去追求，这就是亡国的预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能够躲避逃脱，那么百姓就放纵而不惧怕刑罚，就会对于君上存在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荣不出于一个途径，那么官吏就要攀附权势贵族来获取名誉。百姓不避国家的禁令，所以触犯刑法的情况就增多，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名目繁多而又错乱，就是国家的奸行多。这样富人就不能用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荒芜，国家就贫穷。土地荒芜，民众中会有欺诈产生，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位列朝廷，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锦衣玉食，百姓就会贪图他们获得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忠于职守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以自己的奸巧为夸耀的资本。所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手段，而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手段。现在国家设置官爵，人们以忠于职守为耻。制定刑罚而人们以犯法为荣。这就是在法度方针上有弊病。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统治方针封官授爵来奖励民众，按照功劳来任用群臣。这样上上下下就会平衡，上下平衡，臣民就能为国尽力，国君也就能掌握统治权力。

二、   生僻字

三、   简单心得

“算地”是为了“任地待役”，即以地养战，保证军队的力量。进一步强调了农耕和军事的重要性。

四、   朗读

已发至微盘。

开塞第七

一、   语文抄写、正音、翻译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就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事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你我，喜欢私利就会心存邪恶。民众多，又都区别你我，心存邪恶，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压制对方来竭力夺取财物，压制对方就会争斗，夺取财物就会产生纠纷，发生了纠纷，却没有一个公平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没有谁会顺心。所以贤者确立了公正的标准，奉行无私的原则，因此人们喜爱仁爱。在这个时候只爱自己的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仁爱的人都把爱护别人，利他当作自己的本分，而贤人把推举贤人当作道义。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却又乱了。所以，圣人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不行。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权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代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崇尚贤人的方法就没有用了。爱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的，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自私自利便行不通啦，这三个时代不是互相违背，而是世风变化使人们所重视的东西变了，社会形式变了所要施行的政策也就不一样了。

故曰：王道有绳。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知王天下者并刑，以力征诸侯者退德。

所以说，君王统治天下是有准绳的。君王统治天下是一种途径，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又是一种途径。他们所行的途径不同，但他们所奉行的准则却是一样的。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以智慧就能称王天下；民众聪慧，那么以实力就可以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民众聪慧，就会聪明有余而实力不足。人的本性：无知就要向人学习，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拥有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于他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民众聪明，可是当力量用尽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人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

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匿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之道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圣人不效法古人，也不遵循今人。效法古人就会落后于时代，遵循今人就会被社会形式阻碍。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社会形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的方法，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推崇顺从君主，用武力夺取天下却崇尚谦让。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则尽力防守，远不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代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商汤、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被堵塞了，所以用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征战的，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堵塞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敦厚，现在的民众欺诈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教化民众放在首位实行德治；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使用刑罚放在首位实行法治。这是世俗之人不能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义”就是要建立民众所喜好的，废除民众所厌恶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立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所喜欢的。现在两者名实颠倒，不可以不弄清楚。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么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人忧虑就要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纵，放纵就会懒惰。因此用刑罚治理，那么民众就会畏惧；民众畏惧，那么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那么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那么民众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那么就会作乱；民众作乱，那么就会被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世人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用民众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用民众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所讨厌的东西。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政治清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所以称王天下的国家刑罚占9/10，奖赏占1/10；政治混乱削弱的国家，奖赏占9/10，刑罚占1/10。人的罪过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种是世人常用的方法。刑罚在人民已经犯了罪后使用，那么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的“义”的上面，那么犯罪就不能杜绝。刑法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制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那么大的奸邪就不会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那么小的罪过也不会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那么国家就得到治理了。国家得到治理，就必定强大。一个国家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独享清明的政治，两个国家这样做，那么战争就可以有所止息。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合乎道德，而“义”反倒合乎残暴。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有首领。那么天下之人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让他治理天下，现在有了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想要摆脱他的法律约束，天下的人都会感到困惑。对民众有利的事没有比治理天下更大的，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更好的事。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实行法治的意义更大的，实施法制的任务没有比除掉奸邪更急迫的，去掉奸邪的根本没有比严苛的刑罚更重要的，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赏赐禁止民众犯罪，用刑罚规范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而不理会民众的善举，借用刑法以消除犯罪。

二、   生僻字

三、   简单心得

“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圣人不法古，不修今”，“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古今民风和个性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何立足当下的时势，根据社会现状立法，富国强兵，要认真考虑。

四、   朗读

已发至微盘。

壹言第八

一、   语文抄写、正音、翻译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要建立国家，对于制度的定义不能不仔细考虑，政策法令的制定不能不慎重研究。国家的政务不可不谨慎处理，从事国家的根本之业不能不集中力量。国家的制度合于时宜，那么国家的风俗就能改变。而民众就服从制度；法度清明，那么官吏就不会做邪恶的事；国家政务统一，民众就服从国家调用；从事国家的根本之业集中力量，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农耕而愿意去打仗。圣人确立法令政策而改变风俗的目的，是让民众从早到晚从事农耕，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民众所以肯为国家拼死效力，那是因为君主设立了荣誉和爵位，制定了明确的奖赏和惩罚的制度，民众不用靠空谈、托私人门路便能建功立业。民众所以喜欢从事农耕而愿意打仗，是因为看见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轻视那些喜欢空谈和靠技艺吃饭的民众，更鄙视到处游说的人。所以民众专心从事农耕，他在家一定富裕，自己也会在国家中显贵。君主开启公利而堵住行私的门路，用这种办法吸引民众的力量；为私人效力不能在国家中显达。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请托。如果这样为国立功的人得到鼓励，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执行而荒地就能得到开垦，民众就会停止四处游荡而犯罪现象也就不会发生。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专心从事务农作战，国家就会强大。能够使民众从事根本之业而禁止商业、手工业，国家就会富足。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夫开而不塞，则知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而不攻，则有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能凝聚民众的力量，也能消耗民众的力量。制定制度时考虑周全，民众的力量就能集中，民众的力量集中了却不引导，民众的力量就发挥不了，民众为国家出力却不能使自己致富，就会发生动乱。因此，治理国家，凝聚民众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消耗民众的力量，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如果国君只开了为国出力受赏的门，而不赌住为私人效力请托的门路，那么民众的想法就会增加；民众的想法多了而不攻打敌国，那么就会产生邪恶。堵住私人门路而不打开为国家出力受赏的门路，那么民众就会愚昧；民众愚昧又不被使用，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增长；民众的力量增长又不攻打敌国，那么就会产生虱害。所以集中民众的力量，用于专心务农，消耗民众的力量，用来攻打敌人。治理国家贵在使民众努力的目标一致，民众专一就淳朴，淳朴就会务农，民众务农就会变得勤劳，勤劳就会富裕。让富人用官爵消耗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不会放纵；用刑罚制止放荡之人的行为，他们就会去务农。所以能集中民众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会动乱。只能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灭亡。因此君主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国家就强大；君主不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国家就会被削弱。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劝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一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民之于上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法、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民众没有治理好的原因。是因为君主采取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国家的法规不能严格执行的原因是因为君主助长了动乱。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采取平庸的统治措施，不能助长动乱。国君掌握大权主持朝政，运用法律治理国家，在上能够捕获奸邪之人，而官吏也就没有邪恶的行为；赏罚决断有据，做出的各种器物有一定的规矩，如果这样那么国家的制度清楚而民众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设置的爵位尊贵而民众也能被任用。现在各国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众，却滋长了动乱，并不是他们乐于让民众动乱，是因为他们固守过去的陈规旧习而不清楚当前的形式。这样的话，他们虽然效法古代而得到的东西却在今天行不通，向下拘泥于现状却不能够因时而变，不明白社会风俗在变化，不了解治理民众的实际。因此，滥用奖赏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罚，减少刑罚又使奖赏没有效用。君主设立了刑罚而民众不服从，奖赏用尽了财物而邪恶犯罪的事情更多。所以民众对于国君，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受到奖赏。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不拘泥于现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政策，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法令。假如法度不考察民众的实际情况而设立，就不会成功；政策能适应当时形势来推行，就不会被抵触。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一定慎重立法，考察时势，将精力集中在农耕和作战上。

二、   生僻字

三、   简单心得

“国务壹”，“壹民务”说的都是统一，国家的政策法令要统一，民众要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也要统一，这样国家才会强大。

四、   朗读

已发至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