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周 立政九败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巨乘马第六十八

一、立正九败第六十五
1、查字正音
佼(jiāo):通交。交往,交际。
从,同纵。放纵。
反:同返。返回。
2、翻译
君主如果听从停止攻战的主张,那么群臣宾客就没有敢谈论攻战的了。这样对内不知道国家是太平还是动乱,对外不知道诸侯国是强大还是衰弱,如果是这样,那么城墙毁坏了没有人去修补,铠甲兵器损坏了没有人去修理。如果是这样,那么用来守卫国防的各种设备也将全部废弃,守卫辽远边境地区的人就会疑虑,戍边的将士也因而会畏缩,普通老百姓也会缺乏御敌决心。因此说:“如果停止攻战的主张占据上风,那么险要的阵地也会守不住。”
君主如果听从彼此相互关爱的主张,就会把天下的人民等同于自己的人民,把其他国家等同于自己的国家。如果这样就不会产生兼并侵夺他国的想法,也没有覆灭敌军击败敌将的事情。那么善于骑射、勇猛奋力的将士就得不到丰厚的俸禄,能够覆灭敌军、杀死敌将的臣子就得不到尊贵的爵位,那么善于骑射、勇猛奋力的将士就要离开到外国去了。我可以不进攻敌人,但是不能命令敌人不进攻我。敌人要求土地就给他,这不是我所愿意的,不给敌人而同敌人交战,一定不能取胜。敌人指挥着训练有素的将士,我只能驱赶着乌合之众;敌军的将领用的都是能征善战的良将,我军的将领用的却是无能之辈,这样结果一定是我军覆灭,将帅身亡。因此说:“彼此互相关爱的主张占据上风,那么将士就不会打仗了。”
君主如果听从保全生命的主张,那么群臣也就都保全自己的生命,进而从保全生命到追求养生。什么是养生呢?就是说:滋味、声色,得到这些就是养生。然而放纵情欲、胡作非为,男女不分,这就是回到了禽兽世界。那么礼义廉耻就无法树立,君主不能约束自己。因此说:“如果保全生命的主张占据上风,那么礼义廉耻就无法树立。”
君主如果听任私自议论、自命不凡流行,那么人民就会不思进取,隐居在山上的洞穴中,就会非议当世,批评君主,就会鄙视爵位和俸禄,轻视国家官员。这样君主的法令得不到推行,该禁止的也得不到禁止。因此说:“私自议论、自命不凡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君主的政令就会得不到推行。”
君主如果喜爱金玉财宝,一定希望得到它,那么就一定会拿东西来交换。用来交换金玉财宝的是什么呢?是重要的官职、尊崇的地位,不然就是尊贵的爵位、优厚的俸禄。这样的话没有才德的人就会占据高位。这样一来,那么贤能的人不会甘心居于下位,智慧的人不会为君主出谋划策,守信的人不会坚守约定,勇猛的人也不会为君主死战。这样就是在驱使国家走向毁灭。因此说:“贪图金玉财宝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就会出现卖官鬻爵的行为。”
君主如果听任众人结党营私,那么群臣都将结成朋党,掩饰美善,宣扬丑恶。那么国家的真实情况就不会被君主所了解。这样结党营私的小人居于高位,没有朋党的人就退居在后。结党营私的小人居于高位,贤良和不肖就会难于区分,那么相互争权夺利的动乱就会发生,君主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说:“众人结党营私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贤良和不肖就会难于区分。”
君主如果听从玩乐享受的主张就会失败。凡是用来玩乐享受的,无非是宫殿、台池、珠玉、声乐,这些享乐都是耗费财力、伤及国体的方式。而用这些来侍奉君主的,都是奸佞之臣。如果君主听信他们,怎么能不失败呢?因此府库空虚、积蓄耗尽,而且奸佞之臣居于上位,就会阴遏贤人使他们得不到提拔晋升。那么如果国家恰逢祸患,这些下层小人就会群起议论国事,这样就是在驱使国家走向毁灭。因此说:“追求玩乐享受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奸佞小人就会占据高位。”
君主如果听任请托保举的行为,群臣就会都来互相结党请托。那么请托之人就能获得高位,朋党也会在下层社会形成。这样贿赂行为就会在国内到处发生,法规制度也就会在官场遭到破坏,群臣都努力发展私交而不求为国效力。那么没有爵位也可以获得尊贵地位,没有俸禄也可以发财致富。因此说:“请托保举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规矩就不能实行。”
君主如果听从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言论就会失败。怎么知道会这样呢?那么谄谀之臣,是经常使君主不追悔自己的过错、不改正自己失误的人,故而君主被迷惑自己却不知道,这样忠谏之臣就会被处死,而谄谀之臣就会得到尊宠。因此说:“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奸佞小人就会被任用。”
3、心得
毋听寝兵:兵都在睡大觉了,戎事不起,绝不能保卫家国。一听寝兵,就容易想起印度国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找我要钱,我不给,我也不反抗,我不吃喝,把自己搞死。非暴力(寝兵),不想战斗的大肥猪是人都要来割一刀。
兼爱之说:天下之民如其民,天下的人民等同于自己的人民,诈一看挺有爱的,包容嘛,水沟里的苍蝇蚊子,吃人的妖怪都一样爱,有容乃大呢。抗日战争时期,有日本兵闯进老百姓家里,老百姓以客相待,临了几刀灭了家。小时候就常唱,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等待他的有猎枪。天下的人民不能等同自己的人民,别人家的孩子不是自己家的孩子。孔子都说华夷之辩,辩的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盲目不长眼睛的爱换来的可能就是农夫与蛇。
全生:保全生命到追求养生。自己就是个宝贝疙瘩了,容不得一点的损伤,精心护养,不能有啥子创伤,伤不起。精致利已主义,闪闪发光的全生主义。
私议自贵:言论自由,想说啥说啥,嘴上不把门,皇帝也说,英雄也说,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群下外议者沦。
好金玉货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为好财之人给出的托辞。地有财,自己去刨来才是自己的,不义之财不可取。
群徒比周:结党营私,结盟,排挤其他人,家庭中的结盟类似。
观乐玩好:玩乐享受,娱乐至上,谁能让人玩乐得到享受就会得到拥戴,网红打赏?
请谒任誉:请托保举,关系网网宽就可以办大事,努力发展私交而不致力于本职工作了。
谄谀饰过之言:枉士无正友而迷而不返者惑。

二、版法解第六十六
1、查字正音
崩阤(zhì)堵坏:摧毁破坏。阤,崩塌。
僇(lù):通戮。杀戮。
费:通拂。违背,反抗。
牙:通芽。出现萌芽。
2、翻译
公布在板上的法,效法天地方位,模拟四时运行,以此来治理天下。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之,因此治道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之,以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生长的事,是文;收藏的事,则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效法这些,以实行法令,以为判断政事的道理。凡涉及法度之事,执行不可不公正,不公正则判断不公平,判断不公平则治事就不能完全合理,办事也就不能完全得当。治事不完全合理,那么疏远微贱的人,就无法申诉冤情,民间就会扰乱。因此说:“凡是将要成事的,一定要摆正‘天植’。”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近亲,也不会加害外人。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外人,就不会有被遗漏的功利事业,民间就没有冤案。没有被遗漏的功利事业,民间没有冤案,那么事业没有不成功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通过风雨的情况来判明。因此说:“不要违背风雨的情况,远近高下,各得其所。”
万物都尊天并以风雨为贵。之所以尊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上天的意旨的;之所以以风雨为贵,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是靠风吹雨润的。假如万物能离开天而改变接受意旨的对象,离开风而变更其仰赖吹动的对象,离开雨而变更其仰赖滋润的对象,那么也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如今君主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能树立威势并能推行政令。君主之所以能树立威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威势和财利两者都掌握在君主手里。若使威势和财利不全部掌握在君主之手,而是有所分散的话,那么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其威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走向侵夺暴乱的道路。因此说:“这三个根本问题得到解决,君主才能掌控国家。”
趁夏天是长养的季节,要审理刑赏大事,必须明确纲纪,陈述义理设立法规。要根据情理判断事情,心平气和,排除个人喜怒的影响。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因此说:“不能因为个人喜爱而进行奖赏,也不能因为个人愤怒而进行杀伐。以个人喜爱来进行奖赏,以个人愤怒来进行杀伐,怨恨就会出现,政令就会废驰。屡次下命令而不能实行,民心就会外叛,有外心的人结为党徒,祸患就会开始出现萌芽。众人的愤怒,少数人是难以控制的。”
冬天万物封闭收藏,所有的事情都停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趁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审视察看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事情是先容易后困难,有的事情是开始不被注意而最终不可比拟;这常常是利处不能开发,事情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事情,人们就轻易对待它,人们轻易对待它,就一定受阻于难成的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事情,人们就轻易放弃它,人们轻易放弃它,就一定丧失不可比拟的功绩。屡次受困于难办的事,经常丧失不可比拟的功绩,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审视察看事情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能否成功,成功了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弊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能否成功,成功了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弊后果,就是所谓的轻举妄动。轻举妄动的人,他的事业不能成功,他的功绩不能树立。因此说:“推举所喜爱的一定要观察它所终结的,废除所厌恶的一定要考虑它所穷尽的。”
凡是君主,都想要让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没有礼义,那么社会等级秩序就会混乱,不同地位的人就会互相争夺。因此说:“要用赏赐嘉勉敦厚恭敬的人来进行表扬,要用俸禄富裕有功的人来进行鼓励,要用爵位提升有名望的贤人来进行美誉。”
凡是做君主的,都希望百姓亲近而顺从已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能够胜任。就民众而言,不爱护民众就不会亲近君主,不亲近民众就不会信服君主,不教化引导民众就不会顺从君意。因此英明的君主会广泛爱护亲近民众,宣明教化引导民众,顺应他们的力量,促进其富足,爱惜其劳力,而不会去侵夺其农时,由此为他们提供便利。这样,民众就会亲近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而能够胜任了。因此说:“要广泛爱护而没有遗弃,才是君主的心胸。一定要先明顺教化,万民才趋向好的风化。经常给予利益,民众才能胜利完成已任。”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是治人,二是治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成功。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成功。事情不成功就意味着有所损伤,人不肯效力就意味着有怨恨。因此说:“取用于人要用自己做比对,办事要根据实际情况。”
所谓办事要根据实际情况,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来行事。所谓取用于人要用自己做比对,就是要考虑按恕道来行事。考虑恕道,就是与自己做对比,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因此说:“要详细斟酌国家的用财,慎重处理施予和报酬,明察事物的分量与限度。因此用财于民不可以吝啬,使用民力不可以过分。用财吝啬则民众反抗,过分使用民力则民众疲劳。”
为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分事情就不会成功,不成功而多次反复地去做,就叫作“劳”。用财于民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就会造成怨恨。用财而造怨,就叫作“费”。民众怨起而得不到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因此说:“人民贫困,政令就繁复无效;人民苦于劳役之灾,政令就无法贯彻。施予酬报不得当,祸乱就开始发展;祸乱发展而君主尚不觉悟,民众就要自己图谋造反了。”
凡是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该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准则。有法律但不公正,有制度但不明确,那么治政就会偏颇。治政偏颇国家就会混乱。因此说:“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言出必行,民众就会畏惧。权威只要明确,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
凡是民众,没有不厌恶刑罚而害怕犯罪的。因此君主要严加管教来警示他们,申明刑罚来惩戒他们。因此说:“对怠惰的人,要通过训斥来羞辱他们;对有过错的人,要通过处罚来惩戒他们;对犯罪的人,要通过杀戮来震慑他们。”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贤明的君主能克制六攻而设立三器,那么国家就治理得好;昏庸的君主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立三器,因此国家就治理不好。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百姓。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即使不听法令仍可以安然存在,即使违犯禁律仍可以得到赦免,即使没有立功仍可以获得财富。国家有不听法令仍安然存在的情况,那么号令就不能使役臣下;有违犯禁律仍能得到赦免的情况,那么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没有立功仍获得财富的情况,那么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使役臣下,刑铅色素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那么君主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的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的君主不因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因为这六者废弃刑杀,也不因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因此说:“君主以法治国之心坚定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们就自然会内心恐惧。乖异邪僻的行为都有了改进和变化,法令颁布下去,民众就会遵照执行、顺令而动了。”
凡是君主,都保护着万民并拥有他们,管辖着众多部族并役使他们。因此把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盖万物而没有例外,其德行无所不在;地承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因此万物没有不生长繁育的。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因此民众没有不得到生计的。得到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因此说:“君主应该效法上天,对万物普施德泽;模仿后土,对万物没有偏心。”
日月的光明无所偏私,因而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圣人效法它们,来管辖万民,因此能够审慎明察,善行就没有遗漏,恶事也无所隐蔽。没有遗漏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赏罚准确,那么善行就得到鼓励,恶行就得到禁止。因此说:“以日月做检验。”
四时的运行,守信而且显著。圣人效法它,以役使万民,因而事功不失时机。因此说:“用四时作为辅助。”
对于民众,爱护他们,他们就亲近;给他们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贤明的君主谋划福利来招引他们,宣明爱护之意以使他们亲近。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虽归附却不亲近;只爱护而不给予利益,民众只亲近而不归附。爱护与施利兼行,就可做到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是使敌国四方边境都不能固守。因此说:“欲使众人喜悦,君主须爱护与施利同时施行。”
凡是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如果有所改变,民众利益如果被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众了。因此说:“获得民众拥护在于废除私心。”
虽然行使爱民和施利的德行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如果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就不能使远方君主来朝见。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父子兄弟夫妻间的名分,整饬男女间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主有德大臣尽忠,父亲慈爱孩子孝顺,兄弟之间相敬相爱,礼义彰明显著。这样就会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因此说:“招徕远方的民众在于修治国内的德行。”
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不是说有了怨恨才去消除,而是要使管理的地区一般没有怨恨出现。凡是祸乱的发生,是因为出现埋怨;出现埋怨,是因为不依理行事。因此贤明的君主管理民众一定要遵循原则,役使他们一定要遵循道理,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积怨之心,也就没有怨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致陷于危险。因此说:“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
大凡君主之所以能地位尊崇安定,是因为有贤臣辅佐。有贤臣辅佐,就能君主地位尊崇,国家安定,人民得治;没有贤臣辅佐,就会君主地位卑微,国家危亡,人民叛乱。因此说:“准备长远大计在于任用贤人。”
大凡民众,没有不想要得到利益而厌恶危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共享利益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会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崇也没有危险。因此说:“巩固尊崇地位在于与民同利。”
能说得上以自己所不利而惠泽他人的,是舜。舜在历山耕种,在黄河滨制陶,在雷泽打鱼,自己不获其利,反而把技艺教给百姓,百姓全都因此获利。这就是所谓能以已所不利惠泽他人。有所谓能以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伐商纣王,参战的士卒,每人都获得一个书社。攻入殷都之时,打开钜桥粮库,散发鹿台上的金钱,殷商老百姓高兴极了。这就是所谓能用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
桓公对管子说:“您教寡人取法上天,与天同德,与天同德长久,就可以包容涵盖万物,如此则万物接受大命;教寡人取法大地的无私,无私即安稳牢固,大地无偏私,托载所有生灵,于是所有生灵都能生存繁殖;再教寡人参照日月,永远无私,永有光芒,无私地普照万物,这样世上的好坏也就无所隐蔽了。如此君子修身,做到无所喜好,无所嫌恶,就可以了吗?”管子回答:“不是。学习修身的人是为了自我改善,自我安顿。因而,真正的君子厌恶说人的不是,厌恶不忠诚而又妬恨,厌恶不能公正持论而有结党之称,厌恶不甘谦处下位却总是居高临下,厌恶不与他人亲和内心又放纵。这五条,真正的君子害怕自己出现相同的情况,而那些小人正因此而自我毁灭,又何况君主呢?”
3、心得
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文事在左,武事在右:一左一右,双手执文武,文者生,武者杀,生杀法天地之位。
天植者,心也:人心长在天心上,植根于天心上才是真正的人心的样子,不私亲,不孽疏远,心正。
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君主位尊身安,在于能树立威势并能推行政令,君主之所以能树立威势推行政令,因为威势和财利两者都掌握在君主手里。家庭里父位无威势身不安,威被灭了又不能自立,财利为物质基础,父亲在社会上开创的事业成果。精神上的威无以立,物质上的财不能创,父位危矣。
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恕道,心上有如,如有女口,女,顺也,如,包容顺随,心上有顺,心随顺,接物者顺。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治人治事,治人要求一定效力,治事要求一定成功。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不肯效力因为有怨恨。和大怨,必有余怨,抱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怨是因为积不善而来,报怨以德,以为可以用善来抵消之前所积的不善,认为这是善,更加不善,刻意为善,其非德,刻意为善,其非善。

三、明法解第六十七
1、查字正音
县:通悬。
鬲(gé):通隔。阻隔。
悫(què)愿:谨慎老实。悫,恭谨,朴实。
景:同影,影子。
2、翻译
明智的君主,掌握权术谋略而不可欺瞒,详明法度禁令而不可侵犯,明察上下职责而不容错乱。因此群臣不敢徇私舞弊,贵臣不能遮蔽贱者,近臣不能阻碍疏远者,孤寡老弱不会丧失日常生计,国内尊卑分明而无互相僭越。这就叫治理得当的国家。因此《明法》篇说:“所谓治理得当的国家,就是君道强明。”
明确法度,是君主用来统一民众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扰朝廷君主的。因此法度废弃而私术盛行,君主就陷于孤立而无依靠,臣下就会勾结而形成朋党。这会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就叫混乱的国家。因此《明法》篇说:“所谓乱国,就是臣术占上风。”
明君在尊崇的地位,有绝对统治的权势,群臣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瞒君主,并不是爱戴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威势;百姓之所以争相为君主所役使,也不是因为爱戴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必须要服从役使的民众;处在绝对尊崇的地位,来控制必须要服从的臣子。故而令行禁止,形成君主尊崇臣下卑弱的局面。因此《明法》篇说:“尊君卑臣,不是靠亲情关系,是靠权势来取胜。”
明君治国,确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从君主处得到利益,因此君主能役使他们;立刑罚来震慑人民,人民就对君主有所畏惧,因此君主能统治他们。因此没有爵禄君主就不能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不能震慑人民。故而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因为爱戴君主,只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遵守法度不行恶事,也不是出于爱戴君主,是想爱惜爵禄而躲避刑罚。因此《明法》篇说:“百官遵守职责,不是因为恩惠,是刑罚的威慑。”
所谓君主,能独操生杀大权,处于威势地位,掌控令行禁止的权柄从而驾驭群臣,这才是为君之道。所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职,做好分内之事,这就是为臣之道。因此君行臣道就会出现混乱,臣行君道就会出现危局。因此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源。因此《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就会发生混乱。”
人臣之所以惶恐畏惧而谨慎地侍奉君主,是因为要想要求生而厌恶死亡。假使人们都不想要求生,都不厌恶死亡,那就不能控制了。生杀的权柄把持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从来没有的。故而治理国家不依据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不掌握在君主手中而是旁落于群臣,这就是依附于人的君主。因此君主擅自把威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擅自把法令制度大权送给别人,就一定有动乱亡国的灾祸。这些情况都是亡国之君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擅自授权就会失国。”
凡是身为君主却不能使其政令得到执行,废弛法度而对群臣肆意放任,威严已经丧失,权势已被剥夺,政令不能发出,群臣不为其所用,百姓不为其所使,国内的民众不受其控制,那么国家就不是属于他的国家,民众也不是属于他的民众。这种情况是灭国之君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政令完全不能发出称为灭。”
明君的表现,是那些卑贱之士不用尊贵不臣引见就能见到君主,大臣提拔不依靠左右近臣进言,君主与百官联系顺畅,对群臣了解底细。受罚的人,君主明见其罪过所在;受赏的人,君主知道他的功绩如何。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君主有不受蒙蔽的办法,因此朝政没有阻碍不通的忧患。昏君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法令不能到达民众,被疏远隔绝而不能了解情况。这种情况是被蒙蔽的君主的局面。因此《明法》篇说:“政令发出而留滞称为壅。”
大臣之所以能侵上作恶,是因为揽夺了君权。大臣中有揽夺君权的,君主的命令就不能贯彻,下面的情况就不能上达。人臣的力量,就横隔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能显明,祸福的事情不被知晓,君主陷于迷惑而无法明悟朝政,这种情况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下情不能上通称为塞。”
明君,广泛地听取众人的建议并独自做决定,增多自己听取意见的途径。群臣之道,下级可以提醒上级,地位卑贱者可以评说地位尊贵者,因此奸臣不敢欺君瞒上。昏君则不然,没有权术了解情况,裁决事情又不能错综比较加以验证。故而无能之人获得高位,奸邪之臣把持国政,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想要设谋进谏的忠臣不得进用。这种情况,就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下情向上传达中途就被终止的称为侵。”
君主治国,没有不设立法令,赏罚具备的。因此君主的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那么君主的尊位显现而奸臣不出;君主的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那么群臣就行私而蒙蔽君主,结为朋党而劫杀君主。因此《明法》篇说:“灭、塞、侵、壅这些现象这所以出现,是由于法令没有确立。”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凭借它来统治海内而侍奉宗庙。私意,是借之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的,是借之蒙蔽君主、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故而法度能够施行则国治,私意得到畅行则国乱。英明的君主即使是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即使是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在意的。因此《明法》篇说:“先王治国,不在法令之外过度留意。”
明君治国,总是按照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的法令。因此对于应当奖赏的人,群臣不有推辞;对于应当惩罚的人,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是借此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是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奖赏无功的人,就是让人民苟且侥幸百谋求讨好君主;行私惠而奖赏无功的人,就是让人民苟且侥幸而谋求讨好君主;行私惠而奖赏无功的人,就是让人民苟且侥幸而谋求讨好君主;行私惠而赦免有罪的人,就是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做的。因此《明法》篇说:“不在法令的范围之内屈法施私惠。”
凡是君主没有不想要他的人民为他效力的。让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因此治理国家役使人民没有比法更好的,禁止放纵抑制暴行没有比用刑更好的。故而贫困的人并非不愿意夺取富人的财物,然而不敢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法令不允许;强大的人并非不能对弱者施暴,然而不敢这样做的原因,是畏惧法令的惩治。因此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那么奸邪就不会产生;残暴怠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那么祸乱就不会兴起;群臣一起行动,用权术来驾驭他们,私行就无法建立。因此《明法》篇说:“行支没有不合法令的,借此来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威势。因此威势旁落,那么君主就会受制于臣下;威势掌握在君主手中,那么臣下就受制于君主。被蒙蔽的君主,并没有堵塞和封守他的门户,然而君主的命令不能实行、禁令不能奏效、所要求的不能得到,就是因为丧失了威势。因此威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故而威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因此明君治理天下,威势独揽于君主而不与臣下共有,法度政令独定于君主而不许其出自臣下。因此《明法》篇说:“君主的威势不能由两家分占,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
明君,统一度量,建立法度,并且坚决地维护它们,因此命令下达而民众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的官吏,是决定着民众生命的。因此明君治国,对于遵守法令的人要赏,对于违背法令的人要罚。因此依法治罪,民众受死也没有怨恨;依法量功,民众受赏也不用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因此《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就是按法度来处理而已。”
明君,掌握着对法度的控制,因此群臣都由于规范的治理而不敢行奸佞之事。百姓也知道君主是依法办事的,因此官吏对民众的役使,合法的民众就服从,不合法的就拒绝,民众用法度和官吏相抗衡,下层凭法度为上层处理事务。因此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施用害人之心,谄谀之人不能施展其机巧。即使在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擅自为非作歹。因此《明法》篇说:“有了法度的制约,民众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
设立权衡,是用来明确轻重数量的。然而人们不去尊奉它,并非心里厌恶财利,而是因为权不能为人改变数量的多少,衡不能为人改变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尊奉权衡没有任何益处,因此不去尊奉它。同样,有明君处在上位,官员就不能枉法,小吏就不能行私。人们看到奉承官吏没有任何益处,因此就不去用钱财行贿官吏了。权衡公正地对待任何事物,因而奸诈之人就不能行私了。因此《明法》篇说:“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来欺骗。”
尺、寸、寻、丈这些计量单位,靠它们来得到长短的实际数据。因此用尺寸测量短长,就会测得万物的实际数据而万无一失。尺寸的测量结果,即使是对富贵有势力的人,也不为他们增长;即使是对贫贱地位低的人,也不为他们减短。它公平而没有偏私,因此奸诈的人不能借此制造错误。因此《明法》篇说:“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不能利用长短制造误差。”
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动乱,是因为官员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非议和称誉来任命。因此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人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官职来考验那被夸誉的人。言而不实的,责罚;试用而败坏官职的,责罚。这样没人敢进虚假不实之言,无能之辈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察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假的赞誉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昧贪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用美名吹捧,互相借用功劳,力求扩大结交而不为君主效力。因此《明法》篇说:“君主放弃法度按照赞誉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听信朋党举荐任官,民众就专务结交而不求为君主效力了。”
昏君不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审查臣下的实际罪过,诋毁的人多,就处罚。这样奸邪之臣没有功绩而获得赏赐,忠正之臣没有罪过而受到责罚。立功多而没有赏赐,那么臣下办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到惩罚,那么圣贤之人就无法竭尽所能;靠行贿赂而获得爵禄,那么恶浊的人就进入官府;委以重任的人无能而官位很高,那么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这样谨慎老实的人失去他的职守,廉洁的官吏不见治理成效。因此《明法》篇说:“官吏没有治理成效,是君主按照赞誉行赏而根据诋毁行罚的结果。”
公正的官吏为官,执行法令不循私情,那么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些人是奸臣务必要诬陷中伤的。君主不调查核实他的罪过,只是根据不实之词就责罚,那么奸臣就不得不侍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来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因此《明法》篇说:“那么喜赏恶罚的人,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啊。”
奸臣败坏他们的君主,是逐渐地从细微之处积累而成的,使君主迷惑而自己不知道。奸臣在朝廷一起对君主的意愿进行侦查,在民间从民众那里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尊用这些人,诽谤不阿谀他们的人让君主废黜这些人。对他们想要给予利益的、施加迫害的,君主都听从实行。这样群臣就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因此《明法》篇说:“朋比为奸共同作恶,因此他们忘记君主发展私交,来进用他们的同党。”
君主没有驾驭大臣的权术,群臣就容易欺骗他;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而奸邪之人如果掌握了国政,群臣就仰仗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即使有了大奸大恶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因此《明法》篇说:“结交的人多赞誉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即使有大的奸恶,也大多能把君主蒙蔽过去。”
凡所谓忠臣,都力求修明法度,日夜辅助君主明白掌握法度政令的道理,以治理好天下。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然得到治理,如此奸臣就会处于困境,那些坚持法度政策的人地位就会尊显。因此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阻止法度修明,不让君主觉悟,这样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正直之臣得到任用,奸臣就会困窘毁败,这就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同时进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忠臣,就必然窥伺君主,寻找时机日日夜夜进谗言危害忠臣。君主不明察而采纳他们的言论,那么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裕显贵。因此《明法》篇说:“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
富贵尊显,长久统治天下,没有君主不愿意如此。令行禁止,海内无敌,没有君主不愿意如此。对于蒙蔽、欺骗、侵权、僭越,没有君主不厌恶的。失去天下,毁灭宗庙,没有君主不厌恶的。忠臣想要修明法度以实现国君所愿,消除国君所恶,专权的奸臣,通过行私来危害他们,忠臣就无从进献其公正的策略了。因此《明法》篇说:“无罪遭死,无功发迹,那么作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
昏君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考查功劳,他处刑判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核罪过,而全是听从重臣的进言行事。因此重臣有想要赏赐的,君主就替他赏赐;重臣有想要责罚的,君主就替他责罚。废弃国家的法令,专听重臣的意见。这样群臣就都尽力与朝廷重臣结党而忘掉君主,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因此《明法》篇说:“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
明智的君主治理臣下,明确臣下的职务,并监督他们完成各自政事。胜任的留在官位,不胜任的废免其官职。因此群臣都竭尽能力完成自己的政务。昏君则不这样。因此群臣只想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没有尽力于治理国家的,他们只期望掌控重要部门而独享其利,统治搜刮民众而独富其家。因此《明法》篇说:“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不谋划国事一次。”
明君在上执政,国内民众都尽心竭力来尊奉君主,百官也分工治事来安定国家。昏君在位就不是这样。即使有勇力之士,也被大臣私家豢养,而不是让他们治理国家。因此君主统治下的人虽多,却不能进用;百官虽然都齐备,却不能支配。像这样就是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因此《明法》篇说:“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就是叫国中无人。”
明君,使臣下尽力工作而守法,故而群臣努力尊崇君主而不敢顾念自己的家庭;君臣之分明确,上下的地位确定,故而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相互抬举。昏君就不是这样,法度废弛不能实行,故而群臣都竭力经管自己的家庭;君臣上下没有分别,故而群臣竭力相互抬举。像这种情况,不是朝臣少,而是众人不为君主所用。因此《明法》篇说:“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而是私家之间竭力互相助益,不竭力尊奉国君;大臣之间竭力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办事。”
君主设置官吏,不只是推尊他们的地位厚予他们俸禄而已,而是让他们遵行君主的法度,执行君主的政令,来治理百姓诛灭盗贼的。因此担任官职大的,就爵位尊贵俸禄丰厚;担任官职小的,就爵位低微俸禄微薄。爵禄,是君主用来治理官吏的。昏君任命的官员,身处在尊贵的地位,拿着优厚的俸禄,养着自己结交的党羽,而不做本职工作。像这种情况,官吏就失去了作用职能。因此《明法》篇说:“小臣拿着俸禄结交党羽,不以公职为本务,故而官吏就没有作用了。”
明君选拔有才能的人,号称有勇力的就用行军作战考验他,号称有智谋的就用为官办事考验他。通过行军作战,有功的就提拔他,通过为官办事,干得好的就任用他。因此用战功的事实鉴定勇怯,用为官的治绩鉴定愚智,这样勇怯愚智的显现,就像黑白一样分明。昏君则不是这样,只听言论而不加考验,因此说假话的人也得以举用;任用人而不用为官政绩考察他,因此没有能力的也不会遇到困难。因此英明的君主用法度验证推举的言论要求他给出证据,用官职任命他来考察他的政绩,是专门靠法度取人而不是自己推荐。因此《明法》篇说:“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才,自己并不推荐。”
凡是所谓功劳,是指安定国君,利惠万民。击破敌军杀死敌将,战而胜攻而取,使国君没有危亡的忧虑,百姓没有死亡被俘的祸患,这是军士的功劳。奉行君主的法度,治理好境内的政事,使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势众的不凌暴人少势孤的,万民竭尽其力来侍奉君主,这是官吏的功劳。匡正君主的过错,挽救君主的失误,申明理义来引导君主,使君主没有乖谬的行为,也没有被欺蒙的忧患,这是大臣的功劳。因此明君治国,明确职务而考察功劳,有功的人赏,扰乱国治的人罚,赏罚所加,各得其所,而君主不用亲自干预。因此《明法》篇说:“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
明君治国,审查是非,考察实情,用法度来审核。合乎法度的就实行,不合法度的就废止。功绩符合所言的就给予赏赐;不能符合的就责罚。因此对所谓有智能的人,必须有明显的功绩之后才举用他;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必须有明显的罪过之后才废免他。这样贤能之人就可以向上晋升而无人能够嫉妒,无能之辈就困窘废退而无人能够举用。因此《明法》篇说:“贤能之人不能被掩蔽,无能之辈也不可能伪装。”
明君的治国之道,根据人民想要的来制定政策促使他们立功,因此设立爵禄来鼓励他们;根据人民厌恶的来制定政策禁止他们行恶,因此规定刑罚来震慑他们。因此考察他们的功劳而行赏,考察他们的罪过而行罚,这样群臣所举荐的无功的人,不敢进入朝廷,群臣所诽谤无罪的人,也不可能被废免。因此《明法》篇说:“夸誉不能进用人,诽谤也不能罢免人。”
控制群臣,专擅生杀,是君主的本分;维系君令接受君命,是臣子的本分。掌握威势地位尊显,是君主的本分;身处下位心怀敬畏,是臣子的本分。令行禁止,是君主的本分;奉法听命,是臣子的本分。因此君臣相处,高下地位,就好像天与地对比;其分画的差别,就好像白与黑对比。因此君臣的界限分明,那么君尊而臣卑。这样臣下服从君主,就像回响应和声音;臣下效法君主,就像影子跟随身体。故而上面发令而下面响应,君主行事而臣下听从;有令则执行,有禁则停止,有求则获得,这就是所谓容易治理。因此《明法》篇说:“君臣的界限分明就容易治理。”
明君掌握策略来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奉献他们的智能,奉献他们的专长。因此有智谋的便贡献他的计策,有才能的便献出他的功绩。用他们之前的建言考察之后的事功,所贡献奏进的得当就赏赐他,不得当的就责罚他。设备官吏治理民众,依据法度检查成果。君主守持法度而又依法治理,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因此《明法》篇说:“君主虽然不亲自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可以了。"
3、心得 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父为主,子为臣,上下没有分别,经常听到父亲和儿子互称兄弟,表示关系亲密,称女儿为姐,虽然只是一个称呼,但在内心里已经混道了,上下无分,乱之本。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生杀大权在君,左手生,右手死,威势财利在身,人臣不得不畏而得而制。生杀大柄不在君,而旁落群臣,父亲说了不算,母亲说了算,威严已失,权势被夺,父亲把威势送给母亲掌管,会被母子结盟劫杀。

四、巨乘马第六十八
1、查字正音杌(wù)稷:播种。杌,树。 櫎(kòu):字与榷意思相近,政府规定的价值。
2、翻译 齐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齐桓公说:“为什么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数量是一百亩,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播种,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播种,因此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您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您到春天过完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二十五天春耕的时机,那么国内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服徭役,百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十人,千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百人,万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地就得不到耕种。已失去了春耕的二十五日,而还要继续征发夏季的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没了收成,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徭役,这就叫粮食土地不断丧失。已经耽误了种粮食的农时,您掌管税收的官吏又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的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您收税已经收走了九成。官吏收税还要求用货币交纳,这些便是盗贼暴乱发生的缘由,刑罚罪责众多的原因。如果接着用暴力镇压,就要发生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要追求穷尽。那些成就帝王大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因此五谷能丰收。五谷丰收,士人就会轻视爵禄,民众也会轻视国家奖赏。那些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农民不论寒暑全年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使百姓心生怨恨,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国家控制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齐桓公说:“这要怎么做呢?”管仲说:“虞国真正懂得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齐桓公说:“什么是经济运算筹划的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田百亩的农民们,给他们下策令:‘这大约二十七天是你们自己进行春耕的时间,国家用钱来资助你们。’到了收获的季节五谷丰收,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资助你们的钱财都要折成粮食送交州、里的官府储藏。’国内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内粮食的价格就会提高十倍。再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足额的兵器和各种用具。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算成现钱来购买。’国内粮食价格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用粮食偿还当初国家发放的种粮的钱款,再用粮食折算货币购买以备公用的兵器用具,国家的器物都能得到供给,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赋税。这就是虞国经济运算筹划的做法。”
3、心得 农时:春天误了种地,夏天没有收成,秋天再征发徭役,粮食土地不断丧失,导致暴乱。天发令春耕,君不下政令,误天时,误天令,刑罚罪责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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