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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3
第二周:
一、原本
龙师火帝(long shi huǒ dì), 鸟官人皇 (niǎo guān rén huáng)。
始制文字 (shǐ zhì wén zì), 乃服衣裳 (nǎi fú yī cháng)。
推位让国 (tuī wèi ràng guó), 有虞陶唐 (yǒu yú táo táng)。
吊民伐罪 (diào mín fá zuì), 周发殷汤 (zhōu fā yīn tāng)。
坐朝问道 (zuò cháo wèn dào), 垂拱平章 (chuí gǒng píng zhāng)。
爱育黎首 (ài yù lí shǒu), 臣伏戎羌 (chén fú róng qiāng)。
遐迩一体 (xiá ěr yī tǐ), 率宾归王 (shuài bīn guī wáng)。
鸣凤在竹 (míng fèng zài zhú), 白驹食场 (bái jū shí chǎng)。
化被草木 (huà bèi cǎo mù), 赖及万方 (lài jí wàn fāng)。
二、需要查询的句子
1、龙师火帝 ,鸟官人皇:
从孔子著《春秋》至今是二千五百年,黄帝至今是五千年,神农氏至今有九千年,伏羲氏至今至少是一万两千年。再往前推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母系氏族的女娲氏,树上搭窝的有巢氏,再到远古时期的三皇氏。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传奇。
在《史记·五帝本纪》有关于这个的记载在五帝本纪黄帝中就记载说:华胥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华胥氏生太昊。太昊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和黄帝。 所以炎帝和黄帝应该是伏羲和女娲的孙子,而炎帝和黄帝就是兄第关系。
龙师火帝
龙师是伏羲氏,他是中国太古时代的三皇之首,他一出场就代表了三皇: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火帝是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他是人类文明的奠基人。有了火,人类才告别了黑暗,进入了光明的文明时代,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火帝。
鸟官是中国太古五帝的头一位,少昊氏,代表了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人皇是人皇氏,代表了远古史上的三皇:天皇、地皇、人皇。
中国历史分为中国古代史(170万年前——1840年),中国近代史(1840年——949年),中国现代史(1949年至今)。
利用地质学方法,对全世界地层进行对比研究,综合考虑到生物演化阶段、地层形成顺序、构造运动及古地理特征等因素,把地质历史化分为四大阶段,每个大阶段叫宙,即冥古宙、太古宙、元古宙和显生宙。宙以下为代。太古宙分为古太古代和新太古代;元古宙分为古元古代、中元古代和新元古代;显生宙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代以下分为纪,如中生代分为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纪以下分为世,每个纪一般分为早、中、晚三个世,但震旦纪、石炭纪、二叠纪、白垩纪按早晚二分。最小的地质年代单位是期。宙、代、纪、世、期是国际上统一规定的相对地质年代单位。每个年代单位有相应的时间地层单位,表示一定年代中形成的地层。地质年代单位与时间地层单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地质年代从古至今依次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古生代又分为: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
中生代又分为: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
新生代又分为:古近纪、新近纪、第四纪
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讲中国古代史,先要知道几个时间段:伏羲氏以前属于远古,三皇五帝时期是太古,夏商周秦汉时期是上古,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古,宋元明清时期属于近古。中国远古史的奠基就是盘古开天地。现代科学证明:地球是在50亿年以前形成的,生物是在40亿年以前出现的,人类是500万年以前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先盘古氏距今至少有500万年的历史了。
盘古氏下来就是天地人三皇,这个时期太久远太古老了,没有文字只有传说,所以太古史不可考证。《鉴略妥注》是儿童读的历史课本,里面唱道:“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人皇九兄弟,万八寿最长。”人皇时代人的寿命最长,有一万八千岁。那时的人是穴居,住地窖、山洞,既潮湿又不安全,经常遭到野兽的袭击,于是在树上搭窝盖屋,吃水果、戴树叶,就进入有巢氏时代。接着学会了钻木取火,进入燧人氏,也就是“火帝”的时代了。
火帝下来是龙师伏羲氏,伏羲也写作“伏牺”,就是制伏野兽的意思,这个时期就是历史学家说的“狩猎阶段”。伏羲氏姓风,号太昊,这个时候黄河里面出来了一个长着马头、龙身的怪兽。它身上的毛卷卷的,有斑点和花纹,伏羲氏见到以后受到了启发,划出八卦的符号,又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发明了渔网,人类文明进入了渔猎时代。因为伏羲氏见到了龙马,于是用龙来给百官命名,如有青龙官、赤龙官、黄龙官等等,因此把伏羲氏叫做龙师,在位115年。
人类学会使用火以后,文明阶段就开始了。这个时期的冠军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姓姜,号炎帝,他自称是太阳神、火德王,两个火字为炎,所以神农氏也是“火帝”。神农氏选五谷、尝百草,教民稼穑,在位140年。他是农业的始祖、又是医药之王,药王庙供奉的药王就是神农氏。也有供药王孙思邈的,但孙思邈是唐朝的大医药学家,比神农氏晚得太多了。
鸟官人皇
五帝的第一个是少昊氏,又叫金天氏,他是黄帝的儿子,因为学会了太昊伏羲氏的学问,所以人称少昊氏。那个时候是太平盛世,有凤凰飞来,因此他手下的文武百官都用鸟来命名。比如有凤鸟官、玄鸟官、青鸟官等等,所以称他为“鸟官”。
人皇指的远古时代的天皇、地皇、人皇,因为年代太久远了,讲起来都好像科幻故事一样。比如《史记·补三皇本纪》中说:人皇有九个头,乘着云车,驾着六只大鸟,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各立城邑,一共传了150代,合计45600年。人皇长着九个脑袋,说起来谁信呢!只能当故事听。所以历史上把三皇定为太古时代的伏羲氏、神农氏、还有黄帝,这是见之于史的“三皇”,在殷商的历史文献上有文字可考。
远古的天地人三皇,就演义为天上的玉皇大帝是天皇爷,掌管人的性,人要是做事亏良心、不讲天理,天皇就降灾给你,就收你的性。地府的阎王爷是地皇爷,主管人的命,人要是不孝父母、不讲情理,地皇就降病给你,就收你的命。人间的皇帝是皇王爷,掌管人的身,人要是为非作歹、犯上作乱,皇帝就治你的罪,让你失去人身自由。让你相信有天地人三皇,无非是让人学好,不要任着性子胡作非为。
2、始制文字,
乃服衣裳:
这句话说的是黄帝时期才有了文字和衣服。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累,到了黄帝时代的时候,终于迈入了文明社会。
现在我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就是从黄帝时代开始计算的。黄帝是五帝之首,《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
据《国语》载:“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与黄帝同为母族少典氏所生,炎帝族的起源地在陕西渭水北边的姜水。黄帝的发祥地在姬水,也当在今陕西泾水上游甘陕交界之黄土高原南边,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最初起源地,均在甘陕接壤的泾渭流域一带。
居于陕北黄土高原南侧的黄帝氏族,随着族群的繁衍,由一个氏族发展成为—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这个部族的社会经济状况,据《史记》说,直到向东迁徙“邑于涿鹿之阿”时,都还过着“迁徙往来无常处”的游牧生活。
在游牧过程中,黄帝部族向东发展,跨过黄河,沿着山西汾水溯流而上,翻过汾水与桑干河源头的分水岭管涔山,到了桑干河畔的涿鹿。”
黄帝部族“邑于涿鹿之阿”后,曾发生了古文献记载的巾国古史上最早的两次大规模战争。—次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另一次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当黄帝部族东迁到涿鹿时,炎帝部族也沿着渭水和黄河向东发展,正好与东方兴起而向西北发展的东夷族的一支少吴族相遇于冀中平原。《逸周书》载:“蚩尤乃逐(炎)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蚩尤大败炎帝。“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史记》说:战前,黄帝虽警告过蚩尤,但“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就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早的也是最为著名的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后,炎帝与黄帝为争夺地盘,又发生争战。《史记》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就是中国古史上又一次著名战例:阪泉之战。
此战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即炎帝)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未尝宁居”。黄帝取代炎帝为“天子”。炎帝部族因战败而服从黄帝部族节制,与黄帝部族结成联盟,成为控制中原地区的强大势力炎黄集团。
黄帝部族战胜蚩尤和炎帝之后,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当其南下时,又打败居于黄河岸边的共工部族,渡过黄河,在有熊(今河南新郑)建立起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有熊国。这时是黄帝部族最强盛的时代。它的地盘和势力范围已“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帅。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为了强化对被征服部族的统治,开始建立以亲兵为主体的军队和控制境内的官僚机构,并设“监”以加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黄帝时代建立起了早期的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踏入文明时代。由于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被尊为“文明之祖”、“人文初祖”。历史上的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帝王均为黄帝后裔,所以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中华儿女叫做炎黄子孙。
单纯研究古籍资料,很难看清一个族群的发展,尤其当它的年代比较远而记载比较简略的时候。但是,现代的考古学和古DNA检测已经为研究古代人群变化开创了新的路径,并且更加直接和准确。根据现代考古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上提取古DNA进行检验后与现代中国人进行对比的结果看,目前已经可以肯定的是,单独看Y染色体SNP单倍型O3,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居民(两种文化居民的父系成分相同),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各地汉族中至少60%-70%来自龙山文化,现在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古代中原人。今天10亿汉族的绝大多数,都是5000年前中原原始居民的直系后代。主体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O3(两种文化居民的父系成分相同),O3也就是来自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居民构成了各地汉族父系远祖的压倒性绝对多数,其次是河北的磁山文化的O1,红山文化的O3、O2和O1,和良渚文化的O1,还有湖北大溪文化和江西吴城文化的O2a,今天广阔的中国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仍然为5000年前炎黄部落的子孙。
黄帝及其部族的事迹,是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往往将领袖人物与其部族混淆不清,一般将整个时代的发明创造都挂在黄帝名下。所以,古代文献中关于黄帝的记载,既是黄帝个人的史迹,也是黄帝部族的史迹。黄帝时代农业生产水平突飞猛进,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出现了很多的发明创造,这既是黄帝的功绩,也是黄帝部族的功绩。在黄帝时代还有许多杰出的人物,就是传说中黄帝的许多大臣,对当时的文明发展都是有重大贡献的,值得我们了解和纪念。
始制文字,说的就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的故事。仓颉,称苍颉,姓侯刚,号史皇氏,黄帝时史官。传说中仓颉生有“ 双瞳四目” 。目有重瞳者,中国史书上记载只有三个人,虞舜、仓颉、项羽。虞舜是禅让的圣人,孝顺的圣人,而仓颉是文圣人,项羽则是武圣人。
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上古和远古时代,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到了伏羲时期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需要,这就有创造文字的迫切要求。
这个任务,黄帝就交给了仓颉。有一年,仓颉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阳虚之山(现在陕西省雒南县),临于玄扈洛邙之水,忽然看见一只大龟,龟背上面有许多青色花纹。仓颉看了觉得稀奇,就取来细细研究。他看来看去,发现龟背上的花纹竟是有意义可通的。他想花纹既能表示意义,如果定下一个规则,岂不是人人都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么?
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成几段,拿给人看,经他解说,倒也看得明白。仓颉把这种符号叫作"字"。
当然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或许他是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仓颉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仓颉只是黄帝手下众多大臣之一。黄帝时有不少能干的大臣配合他管理部落联盟的事务。天时、仓廪、手工业、农业都有臣僚分管,特别是出现了军事将领和狱官。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黄帝“六相“的说法,就是说黄帝手下有六个大臣,各有贡献。创造文字的是仓颉;制作音乐的是伶伦,伶伦造乐;隶首做算数,大挠造甲子,甲子就是十天干十二地支,岐伯作医学,做《黄帝内经》;发明衣裳的是、伯余、胡曹。黄帝政权机构中还有许多官员分职,如《吕氏春秋·勿躬篇》称:“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实际上,黄帝建立有熊国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一套早期原始的官僚统治机构。早期国家的官僚机构与后世的官僚机构略有不同。中国早期的国家是在部族征服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这时建立的国家机构,实际上就是征服部族对被征服部族的统治机构。征服部族将其骨干力量、核心支族分派到全国各地去,对被征服者进行监督、控制和镇压。派去的支族首领,既是封国的诸侯,又在朝廷担任一定的官职。早期的国家,按地域区划国民,尚不十分严密,将国土按东、南、西、北,四方分之;朝中官吏的设置也不完备,常以春、夏、秋、冬四时命名。这种情况,直到殷商甲骨文中,尚有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之分,古文献《周礼》(又名《周官》)中还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名,就是早期国家形态史迹的遗留。黄帝部族指派其骨干力量之一、并在朝中为夏官的缙云氏族首领,到南方三苗国去建立政治、军事殖民据点,就是黄帝时代国家机构尚处于原始形态的表现。
缙云氏原本是炎帝的后裔,阪泉之战后,炎帝部族被征服而融入黄帝部族,缙云氏也就成为黄帝部族中的一员。黄帝建国,以缙云氏为夏官,同时又封缙云氏为南方三苗国的诸侯。三苗族的居住地在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黄帝为了控制三苗族,就把炎黄部落的核心部族派到那里去建立政治、军事殖民据点,所以封缙云氏为三苗国的诸侯。同时,也就把中原的黄帝文化传播到长江以南去了。关于缙云氏的故事,到尧舜时代还有。
黄帝部族立国后,其势力大大发展。《国语》载:春秋时晋大夫胥臣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卜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姑、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所谓“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实际是以黄帝部族为母族,从中分裂出来的二十五个子氏族,分为十二个姓,这些姓的后裔,在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还大量存在。
黄帝时代还是一个创造发明的黄金时代。其中一个大的发明就是有了衣裳。在传说中,衣服的制作与农业的发明属于同一时代。《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这就是中国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起源。到黄帝时代,开始有了麻布衣服,《淮南子·论训》说:“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不少印有布纹的陶片或陶钵,经专家鉴定属于麻布,每厘米经纬约10根左右,稀疏程度确如网罗。黄帝时代还出现了更高档次的丝织衣服。《通鉴外纪》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祭为先蚕。”这是说黄帝时代已经饲养家蚕,并缫丝织布做衣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家蚕茧和陶塑的家蚕蛹,在江南相当仰韶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发现了丝带和丝织品的绢。
衣服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黄帝时代在衣饰上的重要改造是发明了“衣”和“裳”。《释名·释衣服》云:“凡服上曰衣。……下曰裳。”《尚书大传·略说》:“黄帝始……垂衣裳。”这些记载说明,黄帝时代已有上衣下裳的服装。上衣下裳这种衣服制作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成为我们的先民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礼记·王制》上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这是以衣服的有无作为区别夷夏即野蛮与文明的重要标准,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左传·定公十年》孔疏)。
黄帝时代还确定了历法《调历》,在词基础上发展出了夏历和干支纪年法,并一直沿用至今,从未中断,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
黄帝时代还有了饮食上的巨大进步。人类在学会使用火以前,对食物是生吞活剥的,既生吃植物,也生吃兽肉、鲜鱼。知道用火以后,熟食也是有限的,主要是烧和烤。有时将食物用泥土包起来,放在火中烤干,此种方法古称炮。后来还出现了利用石板烘烤食物。类学会制陶以后,陶器就成了主要的炊煮工具,煮食方法也普遍化了。一般都是以夹砂陶器为炊具,它耐火烧,不易破裂,传热又快。
黄帝时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引起了饮食的重大变化,粮食成了最主要的食物,促进了谷物加工与熟食器具的制作。黄帝在业已发展的煮食习惯基础上,对煮食方法做了较大的改进。在食的方面,他发明了谷物加工的重要器具杵臼和使用杵臼对粮食进行去皮加工的技术—“舂”。甲骨文中的“舂”字是就一个人用两手持杵临臼捣米之形。
黄帝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的火灶。在黄帝以前,固定的火塘已经出现,人们煮食物时,通常把炊具放置在热灰中或篝火旁煨煮。黄帝作灶,是在原有火塘基础上,制造陶灶,它可以自由移动,火力比较集中,便于架置炊具。黄帝还发明了陶甑。甑是利用沸水升发的蒸汽蒸食物的器具。正由于黄帝发明了陶灶,比较好地利用了火力,乃使蒸食物的方法普遍化。1981年,在河南荥阳县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了一件夹砂红陶的三足覆盆器,据学者们研究,认为这是一种用于火上烧烤的器物,是烙饼的炊具,并命名为“陶鏊”。这种陶鏊在中原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中较普遍地分布着。在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2件陶罐,一件内有两只完整的鸡骨架,一件内有两条鱼骨架,说明陶罐可以烹煮肉类,自然也可以用来煮饭,用野菜做成羹汤。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等遗址中发现一种陶灶,器身约高12厘米,前有火门,底部有三条矮足,口部下有三个凸钮,可以把炊器置于其上。与此相似的陶灶,在濮阳西水坡、磁县下潘汪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到河南龙山文化的早期,对仰韶文化的陶灶加以全面改造,磁县发现的圆桶形的灶,在近口部处有四个相对称的圆形或椭圆形的灶眼,当是通风和排烟的孔道,底部一侧有一个灶门,灶身高约30厘米左右,口径约20厘米左右。这种陶灶,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
黄帝时代的建筑水平也有一个质的发展。
住所是人们休息的地方,也是防御野兽侵袭、保护火种和进行炊事的场所。远古人民的居住,最早是“穴居野处”或“暮栖枝上”。自然界中天然的山洞、树洞就是他们的栖息之所。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就是早期穴居的见证。后来“有巢氏”构木为巢,人们“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魏书·僚》)。在树上临时栖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就营建起人工住所了。最古老的人工居所,是一面坡式风篱,进而发展为“人”字形窝棚,用两排木桩,将顶部连接起来,外面盖上树皮或树枝,前后留门。也可以后边封死,前面留门。
当农业产生和发展,人们开始定居生活,住所固定化了,建筑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流行土木结构建筑。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有一种圆形房子,多在平地上建起,中间为火塘,其附近有四至六根柱子,房四周皆有柱洞。面积为15—20平方米。此外还有方形房子,面积也在20平方米左右。而南方则流行干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木构件,发掘报告称,至少有三排(栋)建筑,一般是下部打木桩,形成架空的房基,桩上为横木,铺有木板,人居上面。其上为立柱,有大、小梁。
《周易·系辞下》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这里的“后世圣人”就是指黄帝。
既然黄帝时代以前早已有居住建筑,为什么又说“黄帝作宫室”呢?这是因为黄帝时代的居住建筑有一个质的发展。黄帝在北方土木结构的住室习惯上,将住室进行分室建筑。在黄帝以前,村落已有一定布局,如半坡、姜寨遗址,中央是广场,四周有很多房屋环绕。但各独立的房屋内部则不分间。而黄帝对原有住室进行改进,实行分室分间。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黄帝时代,人们营造房子有半地穴式,有地面建筑,有圆形房子,也有方形房子,房屋结构有单间、套间或单间排房。营建房子已经会立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
这种上栋下宇、术骨泥墙、前堂后屋、一明两晴,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的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中华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它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2002年在河南省灵宝市发现一座建筑面积达500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基址,整个基址坐西面东,室内使用面积204平方米,建筑面积516平方米。它以弧角近正方形的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围以回廊、斜坡式门道伸出回廊外,近门口处有一火塘。排列有序的柱洞30个,墙壁柱洞37个,门道两侧也发现柱洞13个。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一个结构复杂严谨的建筑整体。这是整个仰韶文化中迄今发现所见面积最大、结构最为复杂、规格最高、时间最早的一座中国传统的廊回式古典建筑,显然这不是普通的民居型房屋而具有殿堂性质,所以说黄帝造宫室。
可以说,我国古史时期的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的创造发明,均始于黄帝时代,黄帝时期产生的重创造、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黄帝以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并形成了传承至今的优良文化传统。
黄帝时代统人们开拓、拼搏的精神是促进人类进步发展的伟大精神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亿万黄帝子孙的“传家宝”。我们回顾一下上述的发明创造,每一项都被后代所传承、发展、提高。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第一是文字,符号文字、象形文字、发展为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直到现在通行的楷书,它是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工具。第二是中医药,后代的《黄帝内经》等书,就是传承的典型,直到如今,中医药仍然是民族的瑰宝。第三是历法,自黄帝的《调历》开始,历代传承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阴历。第四是上栋下宇、术骨泥墙、前堂后屋、一明两晴,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就是黄帝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第五是黄帝在伏羲太昊的基础上得河图洛书,后来得到周文王的传承演生出《周易》,其内容反映了哲学的最高境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第六是重视和谐的思想,为后代所传承,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和合、和为贵等理念,一直传至今天。第七是大统一思想,在黄帝时奠定了基础,形成各朝各代人们的坚定信念。第八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代代相传。黄帝时代的伟大功德,结晶成了黄帝精神,黄帝首创的原生文明可以称为中华文化祖根,它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才创造出如“天下为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信条。这些都是永远激励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中国精神,它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规范我们言行的总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推位让国,有虞陶唐:有虞陶唐”说的是五帝里面的最后两位。“有虞”就是说的舜帝,他姓姚,因为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以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其国号为“有虞”,故号为“有虞氏帝舜”,是华夏姚姓宗族的祖先,后世以舜简称之。“陶唐”指尧帝,他姓伊祁,号放勋,因其封地在陶和唐(今山东定陶与河北唐县),所以人们尊其为唐尧。他的后人多姓伊,其中山东陶地的一支姓陶,河北唐县的一支姓刘。
传说尧在位七十二年,年老时挑选继承人,尧帝看上了贤士许由。许由却认为自己的德行能力不够管理天下的资格,就逃走了。四岳十二牧(德高望重的部族首领)一致推荐舜为继承人,尧帝也知道舜是大孝子。但为了确认考察舜的品行和能力,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派自己的几个儿子与舜一起工作。尧对舜考察了二十多年,最后才放心地把君位禅让给了舜,自己死时118岁。
舜虽然也是颛顼一脉的子孙,但出身贫寒,年轻时没有做过酋长一类的官。他生性仁慈,孝顺父母,慈爱兄弟,为政后以仁和宽厚治理天下。古代二十四孝故事里第一个说的就是舜的孝行感动天地。舜帝在位42年,年老以后,也像尧帝一样将君位禅让给禹。自己巡视百姓至苍梧(今湖南宁远县),突然病逝,享年110岁。舜的两位夫人娥皇、女瑛闻讯,泪洒君山斑竹,双双投湘江而亡,化为传说中的湘水之神,君山斑竹也因此被叫做湘妃竹。
“推”的意思是辞让,是将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推位”就是将自己的位子委与贤人。“让”的意思是禅让,禅让是把统治权让与能者。“推位让国”是连位子带权力一齐交出来,统统交出,毫无保留。尧舜禹和后来商代的成汤并列认为是最贤明的四个帝王,并称尧舜禹汤。
长久以来,史学界只承认夏商周三代是历史,而五帝是传说时代,但是这样以来,中国文明史只有4000多年,与5000年文明史不能对应。而现在大量的考古事实证明,中国文明史远超4000年,甚至可以达到7000年以上。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华夏领袖不仅是后裔心目中的英雄,而且从黄帝到尧舜的过程决非仅仅几个英雄领袖的简单组合,而是构成了一个彼此相连、不可分割的历史发展序列和历史阶段,正如后世的夏商周、两汉魏晋南北朝一样。所以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即这是一个开始向文明过渡的、有连贯性的、有名有姓的英雄时代。并且,称为五帝时代,又有司马迁《五帝本纪》等古代文献作依据,并非毫无来由,所以最为确切。
关于五帝时代的活动地域,据《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即黄帝时代的活动地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其邻近的江、淮地区。黄帝以后,活动地域不断有所扩大。据《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在这个广阔的地域之内,包括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杂处,已经超出狭小的血缘关系的联盟,而是广阔的地域性的联盟,这也说明五帝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了。
据记载,五帝中黄帝在位100年,颛顼78年,帝喾70年,挚9年,尧98年,舜42年,共在位397年。也就是说,“五帝时代”的年限大概是400年左右。而实际上,根据考古发掘看,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大体在距今6400年至今4100年之间。所以,五帝并不是前后相承的这么一个顺序,不是像史书讲的那样是父子祖孙相传的血缘关系,而是一个部族或者是一个部族的祖先。如《史记·三代世表》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帝喾生尧。”“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峤牛,峤牛生瞽叟,瞽叟生舜。”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五帝,都属于黄帝血缘系统。但是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知道尧、舜是同时代人,颛顼至舜其间隔有穷蝉、敬康、句望、峤牛、瞽叟五代,而颛顼生穷蝉,尧与舜同时,其间五代人挤到哪里去了?帝喾继承颛顼,为颛顼族子,但是是帝喾生尧,与舜同时代,其间四代人挤到哪里去了?
所以说五帝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远古时代往往人名与部族名称是统一的。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氏,生黄帝、炎帝。”说明黄帝、炎帝是同时期的两个人,但是《帝王世纪》却说,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如果把黄帝看作一个具体的人,岂能五百年以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显然是指部族而言。我们再看看共工这个人物,《淮南子·兵略训》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又说“(共工)与高辛(帝喾)争为帝。”《韩非子·外储篇》说:“(尧)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从颛顼帝喾到尧时都有共工,最后把共工杀了。共工是死了。但是《荀子·议兵篇》中却说:“禹攻共工。”共工又活来了。共工被杀是真的,后来又有共工也有真的。因为对这样的人物,不仅要把他理解为一个部族,同时还要理解为一个人,这个人是一般的人,而是部落酋长或部族首领。所以这种人物的名称有双层意义。杀了一个共工,又来了一个共工,这是部落酋长名字延续的结果。即在部落中经历若干代,领袖可以更换,但领袖名字始终如一。如共工族团第一代领袖称共工,第二代、第三代……共工族团的领袖都叫共工。可以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都分别是代表一个族团,他们的承袭序例,反映了不同时期在中原地缘分别居于领袖地位。
总体看,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五帝时代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不少区域性的文明中心,反映了华夏文明起源是多源头的。诸多文明中心由于各种原因,百川归海,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华夏文明。
现代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大汶口文化有可能就是蚩尤等东夷族的文化,在五帝时代早期,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很强大,从山东向河南中部乃至西部地区扩张这可能是蚩尤侵凌炎帝的反映。由于炎帝向黄帝求救,于是发生了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黄帝的统一,使炎、黄、蚩尤三部落成为华夏族的最早枝干,文化内涵的趋同一致,成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又在文治繁荣、武功强盛的基础上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逐步形成了华夏文明。
从地域上看,五帝也是属于不同区域的部落。据历史文献记载,“黄帝筑邑造五城”。又说舜时“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表明当时已有城邑出现。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中原地区发现早期城址如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和登封王城岗等,是五帝时代城邑的历史见证。五帝时代这些城址如果可以比作花儿的话,那也是是“名花有主”,各有所归。如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距今5000年前后,恰在黄帝时代积年以内,地处古有熊国地域范围,应当为黄帝时代的城址;河南濮阳高城龙山文化早期城址,与颛顼高阳所都帝丘的时代、地望相符;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年代同尧、舜时代相当,很可能是尧、舜所都的“平阳”;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在共工氏活动的太行山东麓一线,应为共工氏的中心聚落;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地处祝融之墟,很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文化城址,同夏族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始建年代略早于夏代,可能先为夏鲧之城,后来成为禹都阳城。
在五帝之中黄帝之后是颛顼,主要的贡献是进行了原始宗教改革,即命重、黎分主天地,改变过去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的习惯,确定只有专门的巫师(南正重)才有权进行人神沟通、集中下达神的意志。这也是广大地区联盟形成以后,需要统一意志的反映,是公共权力一旦产生之后,把全民的信仰归于自己统治和掌握的企图。更为重要的是,颛顼把巫事与人事分开,即把宗教与行政分开,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理性从巫事中分离出来,成为日后进入文明的思想基础,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从此中国古代社会向以人事为主、向人治发展,而不以宗教、神事为主了。这就保证了社会生产健康发展,社会劳动不再被大量投向消费性的神事和巫术,保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之中理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为尔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礼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颛顼之后的帝喾时期,主要是农业生产和历法制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帝喾以前,人们虽有一年四季的概念,但只是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事农艺畜牧没有一个科学的时辰顺序,严重制约了 农业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帝喾“爻策占验推算历法,穷极变化,颁告天下”。《大戴礼·五帝德》说他“夜观北斗,尽观日,作历弦、望、晦、朔、迎日推策”,或“观北斗四时指向,以定节气;观天干以定周天历度。”科学探索天象,物候变化规律,划分四时节令,指导人们按照节令从事农畜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华夏农业出现一次伟大的革命,农耕文明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而五帝时代后期尧舜禹时代,社会得到了很大发展,政治制度日渐成熟。
五帝时代晚期的尧、舜、禹时期,社会发展比早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社会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又促使从事管理的特权阶层产生,官僚行政机构的粗具规模,刑法的出现,这又导致了公共权力的最高代表王权的发展,最后导致夏代国家的诞生。
从行政机构看,黄帝时仅是开始有了行政性的官吏。而到了尧时,据《尚书•尧典》记载,已有了掌管四方的官员四岳,说明已按地域进行治理。到了舜时,“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注:《史记•五帝本纪》。)。并明确分职,令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作士、垂为共工、益为朕虞(以朱虎、熊罴为佐)、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即行政官员已大致具备。从中可以看出五帝时代行政、司法、水利、礼乐等都已开始有专门官吏管辖,官僚机构已经萌芽出最初的框架。加上按地域治理人民的“四岳”、“十二牧”,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纽带和秩序准则,已让位于理性程度更高的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萌芽。从刑法的发展来看,原始社会时期实行的是约定俗成的氏族习惯法。而到了尧舜禹时期,由于社会的分化分层,氏族习惯法已不适用,因而脱离人民并镇压人民的刑法作为一种强制的暴力应运而萌生,这也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成文的法典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和成就。随着文明的发展,“礼”的内容逐渐丰富和完备,涵盖了包括“刑”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成熟的礼制。但在五帝时代,尚未系统化的礼与刑是中国古代文明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新的阶级国家的社会秩序就是靠礼与刑而逐渐建立和维护的。
从王权的发展来看,黄帝时期王权已经萌芽,而尧舜禹时期则有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成熟。如尧时四岳举鲧治理洪水,尧以为不可,但四岳请予试用,尧也只好听从。待鲧治水失败,再加以更换,即尧还得尊重四岳的建议。而到了禹时,“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注:《国语•鲁语》。)。即禹对下面的部落酋长已有了生杀之权,反映王所代表的最高公共权力已发展到对一切已有生杀予夺权力的程度。此外,尧舜禹时期通过不断的祭祀天地山川与巡狩,既体现了王权,又不断加强了王权。
祭祀也从祈求神灵庇佑的原始信仰演变为少数人按等级享有的权力,政事中浓郁的神事色彩,使祭祀成为权力的象征。此外,带礼仪色彩的巡狩制度为王所专有,体现了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再有,从最高首领帝位继承制度来说,尧舜禹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以尧禅位于舜为例,据《五帝本纪》,尧在位70载时,询问谁可以“践朕位?”四岳推荐庶人舜可以继承。“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经过3年考察,才令“舜受终于文祖”。舜得举用事20年以后,才“摄行天子之政”(注:《史记•五帝本纪》。)。舜摄政8年而尧崩,然后舜才正式继位。说明当时帝位的继承者先要经过推荐和认可,还要经过试用与考核,而不是父死子继。
又据《古本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相见也。”记载了与尧主动禅位给舜的说法大相径庭另一种情况。丹朱是尧的儿子。传说尧娶散宜氏女,生丹朱。丹朱受封于丹水。当尧之时,部落之间的战争仍不断,且很激烈。尧时曾对南方的 三苗进行讨伐。尧本在北方,但尧的儿子丹朱封于丹水,到了南方的 汉水流域去了。所以有尧子丹朱伐三苗到丹水的传说。也有一种说法讲丹朱是尧之嗣子,尧说他“心既顽嚣,又好争讼”,深知其子丹朱之不肖,所以不用他,而让位于 舜。这是后人推崇 尧舜禅让说之思想的反映。丹朱是否果真不肖已无可考证。但在《 山海经》一书中,丹朱却有了帝号,称作帝丹朱,而其书中记载古代首领有帝号的却不多。另外,东汉大儒 郑玄说:“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这说明丹朱在汉代人眼里是古代很有德望、声名很显赫的人。在这可推导出尧不传子而让位于舜似并非尧之本意,而是迫于舜的威力。或说是舜排斥了尧子丹朱而篡夺了尧位,说明尧并非不想传子,尧子丹朱也不一定不肖。
另外还有被黄帝封到三苗当诸侯的缙云氏也出现了要求亲子继承的事。缙云氏因为擅长经商,慢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父家长就要求自己的亲生子来继承自己的财产和权力,舜继尧位后,就责骂缙云氏为贪财、贪食的“饕餮”、“凶人”和“不才子”。把它作为“四凶族”之一,加以讨伐和流放,后裔一部分被驱逐到今甘肃敦煌一带,一部分驱逐到了今浙江缙云县一带。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尧舜之时,位传子还是传贤, 家天下还是公天下,正处于激烈斗争当中的情况。继承人可以不是同一族氏,可以起于民间。
随着王权的发展,传子的倾向愈来愈明确,最后到了禹时,明为禅让于伯益,实则培植其子启的势力,即“其实令启自取之”(注:《战国策•燕策》。)。于是禹死后,启杀益而夺有天下,禅让制被传子制代替,王位世袭制最终确立,夏正式出现,中国进入上三朝时期。
五帝时期在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的基础之上,人们居住的聚落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分化,突出表现为新的聚落形态——城(国)的出现以及都邑的分化,并开始出现不平等的城乡分化。黄帝时代已经有了早期的城市,性质可能以军事防御为主。到了五帝时代后期,城市出现了都和邑的分化。“都”不仅具有高耸的城墙,而且在这些城市内部已普遍出现规模较大的夯筑宫殿或宗庙基址。城墙可以用来保卫城市安全,宫殿或宗庙是当时贵族和王居住及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这无疑可以作为酋邦政治乃至王权逐渐发展成熟的象征。“都”周围的小聚居地相当于“邑”,一般没有城墙及宗庙宫殿夯土建筑基址,说明此时城与周围小聚落的关系已不再是以往的平等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即“都”是该政治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邑”则是受其统治的部落所在。到了夏王朝建立之时,登封王城岗城址——“禹都阳城”则已蜕变为夏王的所在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与都、邑的分化同步,在部落内部,各氏族、各家族之间不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而且社会分层逐步发展。家族成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并且各家族以及家族内部人们的政治身份地位逐步分化。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政治上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阶层开始形成,而“王”就是由最显要的贵族家族中产生的。
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史的第一个阶段。五帝时代活动的地域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这里生活着许多人群,有炎黄部落,古羌人,东夷人,三苗人,九黎人乃至古越人,他们互相征伐,又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共同形成了华夏族。“华”是光荣的意思,在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的带有漂亮的玫瑰花图案的黑陶,就被认为是和“华—花”部落有关,而对光明的崇拜是这个部族的特征之一。“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在 商朝末期, 周人联合流亡的夏人, 炎帝系统的 姜姓诸族(其代表为 姜太公),以及迁徙到南方的 楚人等起兵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朝,周人就自称为“有夏”(见《尚书》),又因为穿华服,说华语,行华礼,所以也自称“华夏”,又将周王朝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称作“诸夏”、“ 诸华”或“诸多夏国”、“华夏列国”,而把“中国”以外的文化低的地区和民族,就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后来华夏不断壮大,凡是接受 华夏文化的各个民族,大都纳入了传统华夏族的范畴,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中华民族。
4、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这两句话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战争,里面只讲到了周武王和商汤王。 周武王姓姬,名发。他讨伐暴君商纣,建立了周朝,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他的父亲姬昌是商朝的西伯侯,建国于 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 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姬昌出狱后就开始积累讨伐的本钱,使周国武力大增,为武王伐纣打下了基础。周朝建立以后,姬昌被尊封为周文王。 “殷汤”说的是商朝开国之王成汤。成汤姓子,名履,又名天乙。商族的先祖叫契,传说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漳水沿岸的商地,故称为商。成汤讨伐夏朝暴君桀,建立了商朝,是商朝的第一代君主。十代以后的商王盘庚迁都殷城(今河南安阳),因此中期以后的商朝被称为殷商。 商汤灭夏和武王灭商,打的旗号都是“吊民伐罪”。吊的意思是慰问,“吊”字的本义是悼念死者,引申义是安抚活着的人。“吊民”就是安抚、慰问无辜的苦难百姓。“伐”是讨伐,是上对下、有道对无道的一种暴力行为。讨伐罪恶的统治者,就是“伐罪”。实际上,吊民伐罪只是个口号,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文化大融合。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中华民族的演变是多源头共生的,在三皇五帝时代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部族主要有三个: 西戎,这是构成华夏族的最重要的一支和最强大的一支,西戎系统长期在华夏族中占有主体地位。炎帝、黄帝都出自西戎系统,以彩陶为主的仰韶文化就是西戎华夏的代表。《史记·六国年表》还明确写了“禹兴于西羌”,西羌指古羌人,属于西戎系统。 东夷,是构成华夏族的另个重要和强大的一支,东夷系统数度在华夏族中占有领导地位。据考证,太昊伏羲氏与大汶口文化是一体关系,而以黑陶为主的大汶口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属于东夷系统。另外蚩尤、少昊氏、舜也被认为是东夷族的首领。帝俊、羲和、重黎(祝融)、仓颉、臬陶、伯夷、伯益、后羿都是东夷人。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 南蛮,有多种证据表明南蛮与东夷具有强烈的血缘与文化联系,但是没有经过最终确定。南蛮系统往往被称作九黎、三苗,也是早期华夏族的重要组成之一。 在三皇五帝时代,西戎族群与东夷族群、南蛮族群初步融合为华夏族。 在五帝末期,华夏系统的尧把王位禅让给了东夷系统的舜,舜又把王位禅让给了西戎系统的大禹,大禹死后,东夷系统的伯益继承了王位,又被大禹的儿子启推翻,建立了夏朝。夏朝共传14代17王(一说13代16王,主要是大禹算不算夏王有争议),约471年,后为 商朝所灭。在夏代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一个是太康失国。夏启杀伯益后自立为王,传至太康的时候,被东夷族 有穷氏的首领 羿(就是传说中射日的后羿)乘机夺取了政权,史称“后羿代夏”。太康失国让夏朝的统治中断了40多年。一个是少康中兴。太康失国40多年后,一直到少康才重登天子之位,史称“少康中兴”。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而夏到了末期,由于末代王夏桀的荒淫误国,对东夷地区失控,终于导致东夷族的再度兴起。成汤为灭夏,曾进行长期的准备。他起用有莘氏(即有扈氏)媵臣伊尹及夏车正奚仲后裔仲虺,委以国政,首先歼灭了亳都附近的夏属国有葛,然后连续攻灭了夏王朝的依靠势力韦、顾、昆吾等国。夏桀情急之时,欲“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说苑·权谋》),他在有仍氏之地召集的诸侯会盟亦告失败。商汤和伊尹乘势率军伐夏,大战于鸣条之野(今河南封丘东、亦即山东定陶西),夏桀战败南逃(一说被放逐),死于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商军乘胜灭夏(今定陶东北),接着回师西进,攻取夏王朝心腹地区,一直进军到今陕甘一带。成汤最终建立了商朝。 商人以鸟为最高图腾,《 诗经·商颂·玄鸟》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其实东夷人普遍把鸟作为民族图腾,玄鸟又是凤凰的一个别称,而华夏民族的最高图腾也只有两个,一个是炎黄系统的龙,另一个就是东夷系统的凤凰。 商代自 天乙(汤)至 帝辛( 纣),共十七世三十王,传承510余年。商代诸王对四周的许多 国家进行了征伐,不断扩大疆域。这个时候的华夏族已经成为农耕民族,主要分布在今中国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地,部分分布在陕西东部(原西戎地)和山东西部(原东夷地),还有一些渗透到湖北北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西戎诸族(指还没有融合进华夏族之外的那部分西戎)是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今中国西部的陕西、甘肃;东夷诸族(指还没有融合进华夏族之外的那部分东夷)是农耕和渔猎民族,主要分布在今中国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南蛮诸族(指还没有融合进华夏族之外的那部分南蛮)是农耕和牧猎民族,主要分布在今中国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等地,此时江苏也已经成为南蛮的另外一个重要分布地。 商代到了 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东南方的诸侯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少年英勇,派部下向东征讨 莱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 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其连年的征战,极大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国内兵力空虚,使其对西方的控制力下降,终于导致西戎华夏族的再次崛起,商纣的一个臣——西戎族的姬昌,开始反商。先周部落活动在 渭河流域。周的始祖姬弃在夏代时做过农官,被后人称为“ 后稷”,相传为 黄帝直系后裔。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最终建立了周。在周武王起兵攻商时,商王帝辛(纣)仓促间只能以奴隶为军抵御 周人, 牧野一战,“血流浮杵”,商军尽墨,纣王逃到 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西周建立后,又开始了与东夷人长达400年的战争。为了加强对东夷地区的控制,周王朝把最有能力的两个大臣分封到了东夷地区,封姜太公于齐,封周公旦于鲁以镇东方。周武王死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就利用此机会,串通管叔等人,联络一批殷商的贵族,并且煽动联络庸、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赢)几个东夷部落联合造反,周公和召公经过三年征伐才取得胜利。《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 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这次战事是继武王灭殷之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商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周公东征胜利后,又经过几次征伐,山东地区的东夷人一蹶不振,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到 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到西周晚叶,淮夷一方面进一步南下与“百越”及越文化合流,一方面沿长江流域西进而成为楚人及楚文化的主源之一。 可周最终还是亡于东夷人。大家都知道西周是被西部犬戎攻破镐京灭亡的么,东周是被秦灭亡的,为什么说周亡于东夷人?这就要说到东夷人的西迁。 较早西迁的是畎夷。畎夷大概很久以来即是活动在泰沂山区一带的土著东夷人,因依山傍谷而得名。夏末后桀之乱,它长驱西迁至岐间(今陕西旬邑、岐山一带),在土壤肥沃、水草丰美的泾渭平原上定居。西迁后的畎夷就是后来的犬戎之祖,其初步定居的都城就叫犬丘。成汤至武丁时,畎夷屡次被逐,又继续西迁。这一部族在西方的发展颇盛,自商末以至西周叛服不常,屡屡寇边,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大患。周穆王曾西征犬戎,并把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而到周幽王时,终因统治集团内乱及西夷犬戎内侵而导致西周灭亡。 商王朝兴起时西迁的夷人,以秦人祖先伯益部的一支最为有名。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这与商部族起源的传说同出一辙。文中的大业即皋陶,大费即伯益。伯益部嬴姓,出于少昊集团。秦人嬴姓,是东夷伯益部的直系后裔。 伯益部族群是夏初东部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它的首领在大禹死后,曾与启争夺中原部落大联盟的盟主地位,失败被杀, 由此开始了夷夏交争的时期。后来伯益部的费昌投靠了商汤,在鸣条之战中立下了大功,后来随商汤西征留在了西部。伯益部另外一个叫仲衍的因擅长驾御,被汤的玄孙太戊卜聘为御手,并授以官职,妻以宗女,他的后代被封在西部。所以赢姓就慢慢成为了诸侯。秦人先祖的鸟俗氏、若木、蜚廉(一作飞廉)等名称,都是反映东夷风俗的。“若木”是太阳神木,反映古夷人盛行的太阳崇拜,与高阳帝颛顼的最高太阳神格有牵连。“蜚廉”实即“风”(凤)字的拼读, “费”是东夷人的盛箭器,亦表明东夷人善用弓箭。而秦人的祖居地(夏商之际)也就是在今山东费县一带。秦人挟带着东方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西上,以深厚的文化根系吸收羌、戎血液,遂使原有的尚武之风愈增几分剽悍、粗犷与桀骜不驯,变得更加强韧、刚戾、严峻而刻峭。 最终,东夷伯益部的后裔秦人横扫六合、统一中国,建立秦朝,汉族至此最终形成。
5、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意思是贤明的君主在朝堂上征求大臣的意见,制定治国的政策,然后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治理国家根本不费力气。 “坐朝问道”是秦始皇开始的规矩,在此之前称立朝,后写为“莅朝”。从秦始皇开始“坐朝问道”,君臣都是坐着,共商国事。君坐臣立的规矩,由宋太祖赵匡胤开始。 在坐朝问道之前,还有一句坐而论道,出自《周礼·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论行谓之士大夫,”“道”指的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政策,“王公”指的是国家的最高管理层,“行”指的是如何去具体操作好国家制定的政策。“士大夫”指的是执行政策的行政官员。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国家的管理层王公们在一起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讨论来制定国家的各项政策,士大夫这些行政职能官员来具体考虑如何把政策执行到位、落实到位。 “垂拱”的意思是垂衣拱手,“平章”的意思就是商量处理。“垂拱平章”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朝堂上没有什么事需要处理,大家不慌不忙,互相拱手行礼,很轻松就把政事处理完了,衣服的长袖都是垂着的。 “垂拱而治”或“垂衣裳而治”,是产生于传说中五帝时期的一种治道。“垂衣裳”出自《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如果朝堂上出现用“垂衣裳”一词来形容的时候,就往往被看成是“治国有道”。“垂拱而治”只有在社会政治高度稳定之下才有可能。古代帝王首先也要打天下,要树立各种权威(包括创造文明),要选好贤臣,要坐朝问道,一项政令在还没有实施之前,就要将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想到,解决方案和防范措施都预先准备好,出现什么问题就用对应的方案加以解决,然后才能“垂拱”。 实际上,垂拱平章只是古人治国中的理想状态,而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整个社会发展也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了周代,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都已经相当的成熟完备了。 这两句是对历史上贤德君主,以王道治国莅民的描述和写照。
"坐朝问道"是秦始皇开始的规矩,在此之前称立朝,后写为"莅朝"。君臣上朝都是站着,没座位,更没有椅子。椅子在古代叫"胡凳",汉朝的古人还是席地而坐,以后带靠背的椅子才从西域传进来。所以立朝,一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平等,君主不过是会议的召集人而已。二是古代生活和政事都很简单,站着说几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从秦始皇开始坐朝问道,君臣都是坐着,共商国事。君坐臣立的规矩,由宋太祖赵匡胤开始。据传有一天赵匡胤临朝,文武群臣起立致敬,要坐下时才发现椅子没了,让太监撤走了。《千字文》的时代是南北朝时期,君臣上殿临朝之礼还是沿用秦汉之制,所以这里称为"坐朝问道"。
"垂拱平章"的意思是垂依拱手, 天下太平。这句话语出《书经•武成书》里有一句话"纯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垂是垂挂,把上衣挂起来就叫垂衣。拱手是行个拱手礼,表示不做什么事、不用花什么气力就天下太平,无为而治了。
平章是平正彰明。《尚书•尧典》里有"平章百姓"的话。平的意思是公平正直,章通"彰",有彰明、显著、鲜明的意思。
两句话的意思合起来,就是:
君主坐朝临政,与群臣共商国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太平,政绩彰明。
6、爱育黎首:“黎首”泛指普通人民群众。爱育黎首就是贤明的王都能够爱护、体恤百姓,黎首就是黎民,黎民百姓经常用在一起。很多人以为“黎民”和“百姓”是一回事,其实不然。在炎黄时期,甚至于周朝以前两者的意思是大相径庭的。但在商周时期黎民百姓是不同的。“黎民”是庶民,“百姓”作部落群的通称。 黎最早是指九黎人,也就是东夷人。当年炎帝被蚩尤所逐逃到涿鹿,求助于轩辕黄帝、并结成部落大联盟共同攻打蚩尤之时,往往一个部落只有一个姓,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其“姓”的数目也就比较可观了。古人好举成数,以百而言多,所以称这种军事大联盟中的人群变为“百姓”。而蚩尤呢,则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九黎族是最早进入中原地区的,应该是从南方进入的,传说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各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 《国语•楚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而将战败被俘的九黎人,则称作“黎民”。九黎人就是东夷人,只是东夷这个词是在周代才出现的。东夷九黎势力很大,也并不是只有九个部落,因为九是单数中最大的数,所以常用九来形容多。 至于姓氏的演变,就得先从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图腾崇拜说起了。因为,姓的最早起源,就是这两者相结合,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演变来的。至于“百姓”和“黎民”之称,那则是在已有“姓”的基础上,经黄帝战蚩尤的历史事件后才有的。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们过着原始群居的生活,进入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后产生了“姓”。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卷一),这种“姓”也只能以母姓为姓,一个部族是就是一个“姓”。古人造字“从女生”(《说文解字》)为姓,也是这个道理。那时所说的百姓,就是说的很多很多的部落。但是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代号,这便是“氏”,当然也有的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的。有的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有自己的“氏”。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这样氏便越来越多,甚至于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 “姓”与“氏”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姓”是母系社会的产物,”氏”是父系社会的发展。在上古时期,“姓”的范围比“氏”大,如果一个人同时有“姓氏”,一般先称呼“姓”,再说“氏”。他们的关系,就如同“省份”与“城市”。比如问你是哪里人?回答“陕西省西安市人”,肯定不能说“西安市陕西省人”。“氏”是比“姓”尊贵的。在上古时期,人人都有姓,因为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生活以部落为单位,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姓”。但是“氏”却尊贵很多,因为只有部落里的贵族,才会想到自己这一小支的与众不同,从而新创一“氏”标志自己的宗族系统。所以“姓”是大众的标志;“氏”则是贵族的徽章。“姓”是一个家族的发展主支,“氏”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分支。轩辕黄帝姓公孙;“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国语•晋语》);尧“初从母居为姓”,舜随母而姓姚(《史记索隐》),后稷随母而姓骀(《吴越春秋》)……可见,那时儿子并不一定要姓父亲的姓。如:轩辕黄帝以云而命官,有青云氏、缙云氏、白云氏、黑云氏、黄云氏(《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正义引服虔说)等,这种父系氏族早期的官名就被作为氏;太皞以龙命官职,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竹书》及《竹书笺注》)等;少皞氏则以鸟名而命名官职,将司空、司徒、司马、司寇等官分别命名为鳲鸠氏、鴡鸠氏、祝鸠氏、丹鸟氏、青鸟氏、玄鸟氏、凤鸟氏、爽鸠氏、鹘鸠氏、五鸠氏(《左传•昭公十七年》)《通志•氏族略序》对此说得很明白:“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姓氏起源既久且杂,但并非无迹可寻,而是留有明显的痕迹。即使是现在亦如此,前文说过,“姓”是母系社会的产物,所以现在“姓字”中有“女”旁的,都是上古的狭义的“姓”,如姚、娰、姬、姜、妫、嬴,还有风,公孙,伊,尹,祁,子,芈,偃。而以动物名,植物名为姓氏的,或者以封国、采邑,或者以职官、爵位,或者以先人名号,谥号为姓氏的,都是上古狭义的“氏”。以动物类为姓的有龙、凤、熊、貂、象、鹅、貉、兔、鹤、马、牛、羊、鱼、蛇等;以植物类为姓的有杨、柳、松、柏、花、草、林、木、梅、桂、柴、苗、桑、梧等;以山水类为姓的有山、水、江、池、石、沙、海、浦、泽、泊、河等;以颜色为姓的又有红、黄、蓝、白、黑、紫、青等;以自然现象为姓的则有云、雷、雨、闪、凉、温、热、冷、春、夏、秋、冬等;当然,以古部落和国名为姓的则更多,如唐、虞、商、周、秦、楚、卫、齐、晋、燕、鲁、宋、蔡、吴、越、魏、赵、郑、莒……以官职为姓的有司马、司空、司徒、司寇、司工、司士、司鸿、公孙、东宫、西宫、缙、车、爽、尉……还有以所居之地而得姓的,如东门、西门、东郭、东方、西方、东野…… 下面再来说说两个同样重要的上古之“姓”。虽然如今这两个姓,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什么人,但是由这两个“姓”,衍生出来的“氏”,却占了当今中国汉族姓氏80%以上。 子:契之姓,商部落的都姓这个。商朝建立后,大封诸侯。诸侯的封地就是氏,形成了新的姓,于是集体改姓为新姓,没几个继续姓子。就连嫡系子孙,也基本改姓“商氏”或者“宋氏”——因为商朝王室,在周朝被封为宋国。契子姓这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姓氏主支之一。
姬:后稷之姓,周部落的都姓这个。周朝建立后,大封诸侯。诸侯的封地就是氏,形成了新的姓,于是集体改姓为新姓,没几个继续姓姬。就连嫡系子孙,也基本改姓“周氏”。后稷姬姓这支,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姓氏主支之一。
由以上两“姓”衍生出来的“氏”,其实很好辨认,基本上都是商朝或者周朝的诸侯列国名。 随着“氏”的越来越多,弥补了早期“姓”的稀少。渐渐的,在东周时期,开始不分姓氏。到了战国,称“氏”的反而比称“姓”的时候多。于是这时候,“氏”取代了原来的狭义的“姓”,成为新的“姓”,我们称之为广义的“姓”。到了西汉,姓氏正式合并不分你我。 至于“民”,甲骨文中还没有民字,但《尚书•盘庚篇》有民字。金文民字是从最初民字沿袭下来的。并非周人所创。民字义训为瞑、为盲、为冥都含有恶意。近读左安民和王尽忠所著的《细说汉字部首》一书。书中对民字进行了考证。书中引用了《说文解字》对民字的解释: “民,众萌也。”还说金文(如图1)“民”是一把锥子剌进了眼睛而失去了瞳子的形象,所以“民”的本意是农奴。但文字发展到小篆,已经看不到原来字意的形象了。后来就把“民”引申为被统治的人。 在春秋时代,“民”的地位仍然很低,这在《论语》中得到验证。《论语•季氏》:“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意思是遇到困难不学习,这就是下等人。到了战国时期,事情就悄悄发生了变化,孟子在他的《孟子•尽心下》里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直到汉代“民”才与“人”联系到一起。《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黎民”与“百姓”两词的差别逐步缩小,到了南北朝就已经觉察不到两者间的差异了。黎民百姓也就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意义。 臣伏戎羌:臣伏戎羌,意思是四方的少数民族都心悦诚服地归附。 戎羌代表了四方的少数民族,是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简称。戎、羌戎。 周人自称“华夏”,便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 ,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周文献中常以戎概称西方非华夏文化诸族。历史上因时代、地域的不同,羌人又被称之为"姜"、"羌"、"氐羌"、"羌戎"、"西羌"等。事实上,这里提到了一个被现代人差不多已经遗忘,但是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古羌人。 羌人曾是古东方大族,形成于青藏高原地区,羌族群的出现的时期,要追溯到传说时代的炎黄部落时代之前,是华夏族的祖先之一。 羌族的祖先是从泰缅地区缘山猎食进入康青藏大高原顶部,后来便占有河首地区的哈姜盐海,并开始驯养牲畜,形成为一个族类,自呼为羌。以今天的区域说:自冈底斯山以东,昆仑山脉以南,大积石山斜联柴达木低湿地与若尔盖低湿地西南及木雅贡噶大雪山脉以西;念青唐古拉联接当拉岭、伯舒拉岭东北的草原地带,都是原始石器时代的羌人住地。再后来才开始突破了上述四方的山脉与低湿地的限制,发现了察卡盐湖、花马池、吉蓝泰等内蒙诸盐湖。在我国西北方,从塔里木沙漠斜联瀚海大戈壁的沙漠带以南,与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草原地区,建成了若干的羌族部落,其时间,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前。当时中亚地区的草原牧民,都是奉行羌俗和羌语。其他经营农业的民族,亦因与羌族发生交易的关系,多有能说羌语的人。 羌族本身因为感到有经营农业的必要,便在他们占据的草原边缘的河谷地带栽培谷物与菜蔬。有些旁支则由半农半牧进一步建成为以农为主业的部落。由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所派生分出的不同文化的羌族部落,便逐渐形成若干新兴的民族。《山海经》中传说的昆仑和西王母,实即柴达木盆地的羌人部落。它是依靠食盐和牲畜发展商业经济,保持女性中心的氏族组织。 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前至两千年前,雅鲁藏布江谷内的藏族开始出现,藏、羌两族的对立也同时出现。其结果是:农业民族吞并了牧业民族;羌族文化转变为藏族文化(吐蕃文化)。 原始羌人进入陇右地区(“陇右”一词则由陕甘界山的 陇山而来。古人以西为右,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其地域包括今 甘肃、新疆大部分地区和 青海湖以东地区。),是因为这里有许多盐池。最著名的是今陕、甘、宁、蒙间的花马池(北大池、苟池)。另外同时期依靠河东解池发展起来的,就是早期的华夏民族。二者时间大致相同,但经济基础不同。华夏是以农业为基础;河套是以牧业为基础。 "姜"、"姜姓"部落集团,是羌人最进入中原的一个分支,是古中原的地区最著名的民族共同体之一,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至春秋战国之际,"姜姓"族群在中原政治、经济等领域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是西羌之一种。实际上,"姜"、"羌"本是一字,因姓氏称之"姜",为族名称之"羌"。"姜"、"姜姓"族群在中国上古时期有着显赫的历史地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贾逵《周语》注说:共工氏姜姓。《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姜即羌。《史记•六国年表》:禹生于西羌。《太平御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 关于"羌"的文字记录见于商代。东夷人建立的殷商留下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大量有关"羌"和"羌方"的活动。 从甲骨文关于"羌"和"羌方"活动情况看,殷商时期,古羌族有北羌、马羌等众多部落,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也有一些羌人从事农业生产,大致据有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羌族也是殷商王朝的方国。商王朝中也有羌族首领担任官职,武丁时期就有羌可、羌立作商王朝的祭祀官。。)《诗经•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歌颂了殷王朝的强盛,同时也反映了羌族与殷王朝的密切关系。 周人与羌人关系更加密切。传说姬姓周的始祖弃的母亲姜源是姜部落之女,姬姓周和姜姓羌应是互为婚姻的两大集团。周与姜、羌联盟是武王灭商的重要条件。《后汉方•西羌传》说:"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这里的羌当指的是就是这部分羌族。他们是夏之遗民,或同姓族群,这是仅次于商王朝的又一政治、军事集团。周朝立国以后,把一些姜姓羌人分封到中原地区,如分封在今山东的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分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的申、吕、许都是姜姓国。周时进入中原的这部分姜姓羌人,历西周之世,已基本上与华夏人相融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的华夏语言,称民族部落为方。"朔方"二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尧舜时尚无文字,《尚书》的"虞书"各篇,都是殷周人依古诗歌而编造的。虽不完全可靠,什八九可以信赖。因为先民有口传的历史。《诗•小雅•出车》也说:"天子命我,城比朔方。"那是周宣王时征伐玁狁的军士所作的诗。宣王时的玁狁,即太王时所头痛的"熏鬻"(见《孟子见梁惠王篇》和《史记•周本纪》),也就是花马池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周族虽已富强,但必须用熏育(鬻)的食盐。所以随时都要受到熏育的剥削、侵夺。"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日:狄人之所欲者吾上地也。……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孟子》)。实际就是熏育贪图邠(豳同)原之富,恃盐诛求,没有满足。太王(古公亶父)不胜其苦,率族迁徒到渭水平原的边缘来,改吃河东解盐,周族自此才得以兴盛起来。"朔方"的"朔"字,在羌语为"肩胛骨"、"叶片"和"由贫转富"之义。考察它词义的发展,原是以河套的羌落比喻高原羌本部的左臂、枝叶,故呼曰朔。后来,因此部羌人从西海逾陇阪,跋涉千里而至,始获富盛,故又有好转之义。华夏借用朔旦字以叶其音,并非字的本义。此地后为幽洲。幽是背明之义,与朔旦字义无关。华文"朔",意即向明,有"光华复旦"之义。按《月令》五行之说,当为春季,为东方;不得为冬季,为北方。由此可知:朔方系羌语的译音,并非"北方"的意思。南北朝时,南人称北胡为"索虏",也是用羌语旧音。不用朔字,正因忌责骂;不用光华复旦义,但仍用它的旧音。 周平王东迁以后,一些以羌人为主体的羌戎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河套盐池地区发展起来的朔方,在周族强大以后,已经是渐由牧业经济转营农业,并逐步向华夏文化过渡的羌民,华夏人因而称它为"戎"。戎字也是从羌语造出的。 羌语中,适于耕种的河谷叫戎(一作绒)。羌族居住在陇西的,既乐于从事农业,就必然入居河谷,并发展成为定居族落,所以牧民称之"戎"。殷商代人因其音而造戎字,以与羌族相区别。戎字从戈,戈为车战用的钢铁武器。古羌族用石器为矛,无戈。居住在关陇间的,因为承受华夏文化,才用戈。所以,就造字取义来说,"戎"的称呼当是在殷以后才有的,以前只称"朔方"、"熏育"或"玁狁"。因为那时还是牧民部落,属羌类的原故。简言之:羌与戎的区别,就是牧与农的区别,华族化与非华族化的区别。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中有不少人是依靠羌戎的力量壮大起来的,晋国因和戎而称霸,大量的羌人也融入晋人之中。《春秋》鲁僖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崤"。这个姜戎,按襄十四年《左传》所说,他原是住居在陇西的,因被秦人追迫而徙居瓜州,到晋惠公时,才作为附庸招安到崤山地区的。这个戎王(戎子驹支)能赋"青蝇"之诗,用华族语言谴责晋国上卿赵宣子,使其惭愧改过。足见他已经接近与华族融合,所以自白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这席话,恰当地表达了当时华与戎、戎与羌的区别。 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 此后羌族进一步发展和分化。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在陇西,从前汉末叶起,不断发生羌乱。汉魏时,陇西诸羌以大小榆谷地区为核心,其地即《地理志》中金城郡临羌县所谓"仙海盐池"(今云察卡盐池,一作茶卡)。羌族拥有盐利。其盐与牲畜都运售于陇西诸县,兑换粮食与工艺品。因为彼此相需,故能和好相处,混居如一家。也就是说进入中原的东羌人已基本上与汉族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大部分分布在今甘、青河湟地区,牦牛羌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清溪镇,牦牛羌以西,今甘孜州东南部有白狼羌,白马羌主要在今四川绵阳地区西北部和甘肃武都地区南部,这些地区属蜀郡北部都尉和广汉属国都尉,故又称广汉羌。 东汉时,先零羌与诸种落屡起为乱,占据了陇、河湟等地,自称天子,又结蜀、汉诸羌种侵扰关东、汉中、巴蜀诸郡县,魏武帝曹操,勉强平定过羌乱。(分别见于夏侯渊、张郃、郭淮、马超诸传及《魏略》)。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符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长建后秦政权,列于五胡十六国之中。 羌人是藏族的重要来源。对藏族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群,一个是大致在1.5-2万年前进入西藏的羌人,另一支系是大致在5000年前,羌人中的一个支系从黄土高原南下,就是古代汉藏语先民,汉族和藏族的民族形成都与古羌人密不可分。 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川藏高原的羌人多数被吐蕃所融合。雅鲁藏布,在《唐•吐蕃传》中叫"藏河"。圣洁者之义。"雅鲁"是地名,在山南,义为铁变为锈、石变为土之意。羌塘地区的羌人曾经四出扩散,最终统一为一个文化集团,称为播域,播域又划江而治,南北分裂,北为苏毗,南为雅鲁。雅鲁强盛,北夺苏毗属部,徙都拉萨(魏、周、隋之世)遂专有播域之地。人称"播巴"。国号播靖,汉文为"大播",《唐书》写"吐蕃"(当时土、大同音)。吐蕃皇帝松赞干布,与唐太宗同时。他兼并了高原内部诸羌落,奉行佛教,创制藏文。又迎娶尼婆罗公主与唐公主,输入印、尼和中华的文化,并与羌族文化揉合为吐蕃文化。从而把整个康藏高原改变成奉行吐蕃文化的"大播"(吐蕃)。与雅鲁同时兴起于藏布河谷地区的,除苏毗外,还有许多著名的羌族部落,都被蕃王在第七世纪以内征服。 当时苏毗与康区之北为吐谷浑国,其国民都是羌族,分为两大群落:在察卡盐海附近的,亲附吐谷浑,遥附于唐;在哈姜盐海附近的,为多弥与党项两部落,自为集团,为吐谷浑藩属。 苏毗属地的拉萨部分被吐蕃占领后,苏毗仍在抵抗,国王却已投降称臣。吐蕃将其土地的一部作为藩王领土,征用部分赋役,仍以苏毗女子为王。这就是隋代裴矩的《西域图志》,和唐代的《隋书》、《北史》;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贾耽的《县道四夷孜》,杜佑的《通典》;五代苏冕的《唐会要》、刘昫的《唐书》;宋代的《新唐书》、《太平寰宇记》和《资治通鉴》等书中所说的"东女国"。与东女国相对的羌塘西陲,还有个"西女国",位置在喀剌昆仑大雪山南,印度河上游的草原上。《大唐西域记》按印度音译为"苏伐剌拏翟坦罗国",并说"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其地即今以列城为中心的拉达克区。拉达克也是吐蕃兼并的羌族部落,至今奉行藏文、藏俗,是咸丰八年才被达赖喇嘛悄悄割让与英国的(今为上部克什米尔)。"苏伐剌拏"与苏毗同义。故《东女国传》说:"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孙波"按藏文即"金氏"之义,西域人也把它称为"东女国"(裴矩、玄奘的《西域记》所载同)。西康的"东女国",隋大业年间被吐蕃攻伐,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战败后,分成了八个小国,再后来逃到蜀地来依附大唐避难。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奏请安置他们在岷江西山地区屯垦。这时候陇右诸州,已为吐蕃所据。岷江上游,为唐蕃互相争夺地区。因而这八国之族,先后为吐蕃所同化,只剩一小部分坚决反对接受吐蕃文化的,才依靠唐、宋朝庭,避过岷江东岸而结寨自保,并保存其旧俗和语言,这就是现今"茂汶自治县"的羌族。彝族是古羌人在南下过程中和西南土著部落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傈僳族、普米族、纳西族和拉祜族都是古代羌族的一支。 北狄的也是羌人的分支。 向东移进的羌族,由于地理条件适合,得花马等盐池后,继续向东北的冀北草原移进。又得到一系列的盐海(内蒙诸盐海),于是便停留下来,发展成为华人所谓"北狄"。近世发见的房山县的"山顶洞人",可能就是这群羌支的祖先。他的骨骸,显示其晚生于"河套人"约近一万年。从陕北到冀北的两盐区间,隔有黄河,制约着他们的移进。但河套九原部分,河身浅阔,冬季结冰成桥,可以通行人和牲畜,制约作用也有限,所以早在羌族形成之初不久,便已移进到这个地区。 华文"北狄"一词,最早见于《尚书》。《仲虺之诰》说成汤"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可见夏殷之际,已有狄的族称了。狄字从犬从火,应是表示游牧民族已有保卫牲畜的犬,同时人无定居,常常因火野宿。 《礼记•王制》:"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虽是传说,也有依据。羌族本域(青藏高原),属西风区。冀北属北风区。北风强烈而寒冷,所以住在这里的羌人有采用鸟羽为衣、凿土洞过夜的习俗。鸟易猎得,它的羽毛比羊毛还暖和。后来有了帐幕,就不再用羽毛作衣(到秦代才有胡幕)。但仍然畏避北风,终于渐向南移进。 《尔雅•释地》说"八狄";《周礼职方》说"六狄";《礼记•明堂位》说"五狄",都是汉儒纂辑周代成言的书。足见狄族在殷代,已经分为若干氏族部落,并向华夏边缘的农业地区移进。周代时,便已进入太行山区,先后发生内部兼并。到春秋时,其部族著名的有"赤狄"、"白狄"和"长狄"等支。赤、白狄都在今山西的霍山与太行山区,与晋交涉最多,最终都为晋所灭。长狄从燕山地区侵入中原,灭邢、灭卫、侵齐、侵鲁、侵郑,并入于王畿。这些史实屡见于《春秋》。进入战国后,狄族都已融合于华夏,不再有活动。其冀北草原故地,已经为胡人(林胡、楼烦)所占据。 戎族与狄族,是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因为两者同是羌族东迁居于华夏北方草原发展起来的民族;又同是与华族杂居以后被融合了的民族。其融合过程,是从殷代开始,到周代结束。在融合期内,曾因接触频繁,发生过语言的交流。最先是华人学会羌语;最后则是他们使用华语。正因为如此,所以华人虽一般都把黄河以内叫作戎;太行以东的叫作狄。但也难免有混乱。如齐桓所伐的"山戎",晋人所伐的"北戎",其实都是狄,《孟子》所说的"太王居邠,狄人侵之"的狄,实际是戎。 胡族的产生。 羌族自西海盐池向东北移进的路,还有从黄河外渡湟水,逾南山,进入沙漠的宁夏地区的一支。这是比较艰苦的。他们到达贺兰山,发见吉兰泰盐池的时间,比到达花马池的时间为晚(大约与到达冀北盐海区同时)。但当发见吉兰泰盐池后,便停留下来,发展成"胡族"(胡族事见于《史记》的《匈奴传》)。 汉文,"胡"字从肉,本义为牛项下的肉带,无民族含义。后来用作民族称呼,也是作为羌语的译音借字。由羌语写成藏文,恰是汉语"胡"字之音。今藏族,称蒙古人为"索波",称其他北方民族为"胡"。事实上,从来的东胡、月氏、匈奴、突厥、回纥等民族,都是从这吉兰泰盐区发展出来的。大约也是在殷商世,贺兰山以西的胡族,东进逾河套与北狄共同居处。后来发展成为秦、汉间"林胡";其向西发展,牧于河西走廊地带的为"月氏";向北移进于大漠以北,贝加尔湖与土拉河草原的为"匈奴";向西北移进向阿尔泰区的为回纥。 匈奴与这个地区的胡族联系最密。因为,在戈壁沙漠北面形成匈族,亟须此区供应食盐。他们之间,虽被沙漠隔断,却有零星的泉水冒出沙漠内,作交通的桥梁。所以匈奴强大后,首先就回转漠南,占领此区与河套,并兼并了林胡(战国时河套的胡族)、东胡以及月氏诸部,与汉朝争夺塞上郡县的农牧兼营地带。匈奴终被汉族战败,西迁到欧洲。其中留居在这一带盐池地区的"南匈奴",它降汉并且融合于汉族。晋世的刘渊,还建立过国号汉的政权。 南蛮集团 南蛮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大体可分为三苗、百越、百濮与 巴蜀几大族系。巴蜀族系分布于今四川、 重庆一带。现今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由南蛮民族演变而来。 南蛮中的三苗即今天的苗、瑶、畲等族先民。名称源于古书的“九黎”“三苗”的记载,蚩尤为九黎首领,是苗人的祖先。瑶族源出太昊伏羲氏,畲族以少昊为始祖,三苗共奉盘瓠(盘古)为祖先。三苗集团在与炎黄集团的竞争中失败被迫南迁,从黄河下游退到江淮地区,再退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再退到武陵山区和黔东南地区。东夷人也有灿烂的文明,所虽然被周称为南蛮,其实是中原集团对自立于南方的文明不屑。南是指他们是南方人,蛮就是说他们是虫子。比如在后来周朝伐商朝,武王灭纣时,南方的楚国也出了点力,周朝觉得得意思一下,就封楚人为“子爵”所以周朝都称楚国君主为“楚子”。楚人不服,后来到东周的时候,干脆就自立为王,与周天子平级。所以现在湖北还把“不服气”“不服输”称为“不服周”。但是在周人眼里属于南蛮的楚人,创造出来的楚文化一样灿烂夺目。 百越族系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创造出了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百越分布在我国东南部和南部,直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百者,泛言其多。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不同的名称,或称“吴越”( 苏南浙北一带)、或称“ 闽越”( 福建一带)、或称“ 扬越”(江西 湖南一带)、或称“ 南越”( 广东一带)、或称“西瓯”( 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越人在西汉曾建东瓯国,后被汉武帝所灭。古越文化与华夏文化有很大差异,百越语为黏著型,不同於汉语的单音成义,由于长期与汉藏系民族共处,现在百越系民族的语言都属汉藏语系。春秋战国时期,越族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就是“勾践”的那个越国。百越中的壮族和布依族等民族自称僚人,京族和越南的主体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侗族、水族也是百越人后裔。秦国消灭了东方六国后,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把统一的目光放到了南边的百越之地,发动了对百越的战争,其中最主要的对手就是百越人建立的西瓯国。为了给秦军输送粮草,秦始皇修建了与都江堰、郑国渠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的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水系。从此以后,广西和广东才纳入了中华版图。 百濮族系分布于今四川、 湖南、贵州、云南一带。濮族在春秋战国时期,族人曾撒布于江汉流域至南方丝路的滇缅沿线的数千里地面,披荆斩棘,垦殖农田园林,在古先民中是个勤劳的农业民族。他们曾起兵参与推翻商纣暴政的牧野之战,联合其它少数民族兴师反抗周厉王的倒行逆施,为保卫乡土跟明王朝官兵从洪武打到万厉,是个不屈不措挠的勇敢的民族。他们改良的荔枝、桂园从川南遍及至岭南,是蜀人的杨贵妃在长安时的宫廷珍果;他们制作的蒟酱、麻布(亦称夏布)、邛竹杖曾同蜀地丝绸等远销阿富汗、印度等地。在开辟和经营南丝古道商贸中濮族功不可泯。 川南五地市(今宜宾、泸州、内江、自贡、乐山)滇北的昭通地区、黔西北的遵义、毕节地区(西汉时的牂牁郡夜郎国故地),西昌和凉山部份地区曾在汉以前都是濮族世居之地。在灭商纣后,周天子封为濮侯国;战国后期秦灭蜀后,对濮侯实行国与郡县并存制,李冰任蜀郡守时,沿岷江疏通河道,筑五尺道深入濮地,此时灭侯国,川南地区的五地市规蜀郡,置濮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按李冰时的五尺道“通西南夷”;汉武帝遣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后置犍为郡。秦汉之际汉族与其它民族已在濮地杂居共存,但主体民族依旧是濮。战国至秦汉之际贵州地区的夜郎王国就是以濮人为主。 濮族仰幕中朝礼仪,文教,被历史称为“夷中最仁者”。 到现代就有佤族、仡佬族、布朗族及德昂族等四个属于这个古代百濮民族的后裔了,更多的则已在今缅甸、老挝境内,仍遗留在云南内陆的已陆续被其他民族所同化。 古代中国的民族概念一般不以血缘为概念的,而是王化过程,中原文化的大体认同的区别。一个民族的形成总是多元的,也是复杂的。在春秋时期,春秋战国重要国家族系是这样的:楚——苗瑶系族,巴——土家百濮系族,蜀——羌彝系族,中山——胡狄族系,秦——华夏+羌戎族系,吴——淮夷+百越族系,燕——华夏+胡夷族系,晋、赵——华夏+狄胡族系。魏、韩、齐、郑、卫、宋、鲁——华夏族系。 炎黄是汉族的主体文化的象征,是汉族立足的精神所在,但绝不是每个汉族的实际祖先。正如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中所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6、遐迩一体, 率宾归王:“遐”是远,“迩”是近。遐迩一体意思就是远近犹如一个整体。形容协调统一。“遐迩一体”出自汉·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宾”是归顺的意思。这里两句话的意思是:普天之下,远近统一,四海的百姓都拥护、归附于王道的统治。 这里的“王”字,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帝王,而是特指“王道”。王字是“三画而连其中”,三画表示天地人三才,中间是顶天立地的一竖代表道,即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王,天下所归也”。王既然是垂示于天地间的大道,它在人间的首席代表天子人王,也应该顶天立地,成为人群的典范和样板。 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历来就有“王道”与“霸道”之说。对内严刑峻法,对外穷兵黩武,是为“霸道”;对内以德怀文,对外以礼教化,是为“王道”。 “王道”历来为儒家所推崇。“王道”最早出自孟子的学说,也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儒家认为:圣人成了君王,其统治即是王道,故也可说成“圣王之道”。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阐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 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这就是“王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会政治;二是比较完善的伦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仁政是王道学说的中心思想与先决条件。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择梁无禁,罪人不老而无妻为鳏,老而无夫为寡,老而无子为独,幼而无父为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谓的王政,除了轻徭薄役,减少刑罚之外,还把对鳏寡孤独,穷民无告者的深切怜悯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仁政”首先得把这些考虑进去。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赏罚分明,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于是对国家也就出于内心的拥护:“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与王道相对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以强力、刑法统治的政策。儒家推崇“王道”,反对“霸道”,不是说“霸”不好,而是说“霸”不够好,因为成为“霸”的人是“先诈力而后仁义”,也就是说,虽然实现了好的目的,但手段不够光明磊落。因此,有俗语说:仲尼之门,五尺之童言羞称五伯,以起先诈力而后仁义也。古人“王”“霸”连用的情况,一般是指春秋五霸那个“霸”的。“春秋五霸”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推崇和实行的是“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实力说话,比拳头。例如当时的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充分利用齐国的自然资源,晒盐炼铁、渔农贸易一起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富强后的齐桓公“尊王攘夷”,曾九次主持召开诸侯大会,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另一霸晋文公说“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很受孔子称颂。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离不开文治武功的,“霸者”方长于攻逐,其力猛。“王道”方多用于扶正,其效缓。非“霸道”方不足以却邪,非“王道”方难以扶正,两者不可偏废。古人有比喻“王道”方为“君子”,所谓不求功而有功,不言德而有德,犹如“无名英雄”。但霸道者常用“武功”,将武力凌驾于教化之上,而王道者善用“文治”,武力只是保证天下太平的工具。“止戈为武”,《孙子兵法•谋攻篇》首句“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无不体现了中国人对“王道”与“霸道”的取舍。 可以说,中国五千年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与中国历朝历代推行王道政治不无关系。再返观历史,凡是王道主政时期,大多能够国泰民安,长治久安;凡是霸道主政时期,基本都是兴勃亡忽的短命王朝。
7、鸣凤在竹: 这句话说的是中国式祥瑞的象征。说到祥瑞,这句鸣凤在竹,是有争议的,认同写作“鸣凤在树”的更多。从历史遗留下来的墨迹来看,也是写“鸣凤在树”的较多,在比较有名的书法家千字文真迹里面,智勇和尚、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等大多数书法家都是写的“鸣凤在树”,只有宋徽宗赵佶写“鸣凤在竹”。但不管是在竹还是在树,并没有很大的冲突。因为在凤凰的生活习性上,不啄活虫,不折生草,不群居,不乱翔,非竹食不食,非灵泉不饮,非梧桐不栖。也就是只吃竹子,只住在梧桐树上。从意义上讲,笔者更愿意认为是“鸣凤在树”,因为这样才有栖息安定的意思。 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其总称为凤凰。关于凤凰的形象,按照古人的描绘,凤凰类似孔雀,但又杂糅其它动物的特点,据《宋书·符瑞志》中较为具体的说法,它是“蛇头燕颌,龟背鳖腹,鹤顶鸡喙,鸿前鱼尾,青首骈翼,鹭立而鸳鸯思。”。 凤凰最乐于栖在梧桐之上。在诗经里就有一首诗写道:“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大雅·卷阿》),诗人在这里用凤凰和鸣,歌声飘飞山岗;梧桐疯长,身披灿烂朝阳来象征品格的高洁美好。在庄子的秋水篇里,也说到梧桐。庄子见惠子时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 意思是说南方有一种鹓雏鸟,从南海飞到北海,只有看到梧桐才落下。这里的“鹓雏”就是凤凰的一种。所以才有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的谚语。 凤凰在古代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在《山海经·南次三经》中记载:“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礼,背文曰义,膺文为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凤凰的身体成为了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美德的象征,因此在古代凤凰出现往往,是王道仁政的最好体现,是乱世兴衰的晴雨表。古人曾分出五个等级,以凤凰的五种行止标志政治上的清明程度,《韩诗外传》中说:“得凤之象,一则过之,二则翔之,三则集之,四则春秋下就之,五则没身居之。”至于具体的陈述就更多了。如《礼斗威仪》中说:“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凤集于林苑。”《春秋繁露》上记载:“思及羽虫,则凤凰翔。”《春秋感精符》云;“王者上感皇天则凤凰至。” 《史记》上也说:“四海之内感戴舜功,兴九韶之乐而凤凰翔天下。”总的说来就是,当君道清明,其政太平时,才能感动皇天,凤凰才会翔于天下。据说孔子时代,各国朝政腐败,所以孔子感叹祥瑞的凤凰没有出现。 总之,在中国的象征文化体系中,凤凰是中国传统上完美主义的化身,它和龙一起构成了龙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吉祥和谐的象征。与凤凰有关的吉祥成语也是很多,“梧桐栖凤”比喻贤才择主而侍;“百鸟朝凤”象征盛世太平;“凤求凰”比喻男女相爱男子追求女子,也象征对美满幸福的姻缘向往和歌颂;“凤毛麟角”常用比喻难得的杰出人才或其他稀世珍宝;“有凤来仪”比喻吉祥的征兆和祥瑞的感应;还有凤凰涅盘,浴火重生………
四、翻译: 伏羲氏开启了人文之初的先河,识天立人文,炎黄五帝之首,从穴居到巢居,火种的发明,人们开始在地上有了各种生活现状的改良,为后世繁衍生息奠定了固定的基石。少昊帝以鸟为图腾命官,人们有了天地人三皇。黄帝时期苍颉发明了文字,黄帝妻子嫘祖发明了上衣下裳。这个时期人们便开始进入了各种生活探索及发现时期,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全逐发展,伯岐的《黄帝内经》也是诞生于此时。接下为五帝中尧帝舜帝禅让君位于贤能者。夏之后的周武王姬发和商王成汤,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帜开立了商和周朝。秦是天子与大臣们都是坐着上朝和天子一起商讨国之大事民之大事,问天道。宋时天子坐,众臣站。垂衣拱手,依天道待人渡事,无为之治,天下太平。爱护黎民百姓,天下苍生,四方的戎羌都来朝服。能想到的遥远之地和近在眼前的国土之中皆为天地一体,归服于圣王。凤凰在竹林中鸣叫,白马在草地上安详的吃草。天之圣德化于一草一木及黎民百姓间,各归其所,天地人一体。
五、心得与感受: 1、 眼看着天道从合向散,从一而多,像一张撒开的网,将世人一网打尽,丝丝缕缕间扣着人们的生活。圣王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便开始一点一点多样化,变化不驹。本为一母所生,到后面却是各种形态,各个部落,各种争斗。感觉地球人都是华夏之母所生,只是到后面一代一代分繁下来,就成了形态各异。有些人种就坏了,成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2、似乎人类要繁衍生存下去,这个从天向人的趋势也是必然的,古圣们的智慧结晶缔造出了我们生活的衣食无忧,我们却忘了生存的根本,祭祖先拜天地也成了人类唯一反道之途。老师说,国之大事,唯戎与祀。戎,慈战。祀,慈守慈建。人之大事唯争与积,争,争气。积,积功,积德。在这里通透了。 感觉自已一身浩然正气,当家作主的感觉。
六、打包:圣道的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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